问《西铭》专言事天事亲之事。

《西铭》非将事亲事天并言，乃是借事亲以形容事天云耳。

问「知化善述其事，穷神善继其志」。

化者天地之用，知化则如孝子之善述其事。神者天地之心，穷神则如孝子之善继其志。

问：「订顽立心，便达天德」，是言人能以订顽立心，则廓然大公，便纯是天理。

订顽是说人之立心如此。天德，在天言，则天理流行，为人物所得者；在人言，则人所得于天之理也。

问《西铭》是《原道》之宗祖。

《原道》说无原头，《西铭》从原头说来，所以为《原道》之宗祖。

问：游氏读《西铭》曰：此《中庸》之理也。是言人物体性之所自来否？

不止是言性体之所自来，须兼事天节目言之，皆是日用切己之实，无过无不及，所以谓《中庸》之理也。

问《西铭》有个直下底道理，有个横截底道理。

如「乾称父」至「颠连无告」，是直下底道理；自「于时保之」以下，是横截底道理。

赐命帝庭，升华册府。邮音远布，士列荣观。某官识贯天人，才为国器，文章纯简，雅得圣贤之归；议论深闳，能通古今之变。洪惟上德，崇右道真，垂精艺文，留意儒馆。专赏不靳乎金币，遗编具积于丘山。尝谓久于宝藏，虑或鱼蠹，以简编之脱烂，则义理不属；以文字之重复，则句读可疑。务得人而删修，将垂世于永久。登用豪杰，整齐缺讹，铅椠功施，是非坚定。刘歆经术，总《七略》以谕人；班固史才，别九流而原道。宠迁广内，位正清涂。逖闻休命之行，增喜贤才之进。

臣闻道一而已，何古今之异乎？昔韩愈作《原道》，尝曰：「尧以是传之舜，舜以是传之禹，禹以是传之汤，汤以是传之文、武、周公，文、武、周公传之孔子，孔子传之孟轲」。或见而知之，或闻而知之，若合符节，其揆一也。则前圣后圣，其所传者岂拘于方册之间哉？所谓传圣人之道者，非传其道也，传其心也；非传圣人之心，传己之心也。人之心扩而充之，可以参天地，可以赞化育。苟不能充之，则亦梏亡之矣。故治天下国家，必本于正心诚意焉。主于一身则为心，心有所感则为意。心既正矣，意其有不诚矣乎？帝王之治，未有不本于此者。逮及秦、汉，则异于是，秦任法律，汉杂霸道，操术任数，以御臣民。既失其本，所以治功终不近古也。譬之鉴焉，明则尘垢不止，止则不明也。伏惟陛下留意问学，固已默契于二帝三王矣。臣前所谓正心诚意者，既已得之。推此以决庶政，以待群臣，无非诚意，视彼秦、汉之君以智术驭下，何其浅也？然汤之《盘铭》曰：「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」。则汤之圣德，在于日新不已也。伏望陛下慎终如始，日新不已，则圣德日新，天下幸甚。取进止。

横渠《西铭》，其门人吕大临与叔解释甚明。其后杨时中立疑问亦切，伊川终以杨之疑为非，而以《西铭》为继孟子之绝学。要之，汎爱者原道也，亲仁者入德也，而《西铭》固曰「民吾同胞也，物吾与也」，轻重剂量，一字天渊，不知杨氏固何所疑邪？惜乎，年止五十八，官仅登朝，不一见之设施耳。然其志在经界，则恐在今亦未易行也。

元丰四年，神宗皇帝若曰：「惟江州庐山太平兴国宫九天采访使者，盖天之贵神，与世为福，而隆名徽称，历代置而不讲，甚非所以答赛神明之意，其进号『应元保运真君』，遣入内内侍省东头供奉官廖维护送金书殿榜并敕文即赐焉」。先是，本观道士陶智仙诛茅创宇，发地得殖瓴一，破之，以土实，厥土五色，获铜泉一，其文曰「应元保运」，初不知其何祥也。后二年而明诏宠加，与泉文符，廖维即取其泉以献。恭惟皇上南面，百神受职，天启其衷，幽冥同符，不其伟欤！粤政和五年，今上皇帝临莅天下之十六载，以意承考，以道交神，而神祇祖考安乐之。式瞻四方，靡神不宗，乃眷南顾，惟应元保运真君陟降庭止，在帝左右。惟我神考，肇建鸿号而典册未备，遹追继承，其在我后之人，乃命有司备礼册命焉。遣入内内侍省敦武郎黄京奉玉册以至，册文有皇帝名，且曰「谨再拜言」，其恭如是。守土之臣与县令祠官，跪起荐进，惟谨厥册，刻以嘉玉，贯以金縢，藉以文锦，外匣下床，彤髹扣饰，光彩焜耀，穷工极丽，不可名字。冠褐之徒，拭目荣观，欢呼鼓舞，动色相趋，既而奉安于别殿之阁以尊之。后一年而祠吏臣刍实来奉香火，黄冠羽衣无虑二百辈，雁行而进曰：「主上原道德之意，崇黄老之学，寅奉明神，聿修阔典，礼重文蔚，绝后光前，而金石之刻不刊，无以铺张王灵，昭示来世，非老于文学者，其谁宜为」？臣刍曰：「道士言是」。谨按《录异记》：唐开元十九年，明皇帝梦神人朱衣金冠，乘车而下，曰：「我九天采访使者，当馆我于庐山西北隅」。明日又降于庭，命吴道子写之，遣内供奉持使者真图建立祠庙于山之阴。明皇帝亲书缪篆殿额以赐之，其文曰「九天使者之殿」，而无「采访」之称，其榜固在也。建庙之初，祥异甚黟，事见李枇《庙碑》、潘观《祥验记》、张景述《续浔阳记》、陈舜俞《庐山记》。故世谓使者之号、庐山之祠，皆权舆于有唐，发祥于明帝也。臣刍考之不然。按《五岳真形图》，其说曰五岳皆有佐命之山，崧、岱、华、恒，以少室、武当、罗浮、括苍、地肺、女凡、河逢、抱犊为佐命，分治四岳。惟衡岳孤峙而无辅，故黄帝省方南至于江，请命上帝，乃建潜、霍二山为南岳储君，又拜青城山为丈人，庐山为使者，则使者之名尚矣。《真形图》虽兴于中古，然历世方士，祖袭授受，东晋之世，辑而成书，不可诬也。开元中，天台司马子微谓五岳皆有上清真人降任其职，因敕五岳各立真君祠，其说盖出于《真形图》。而《开元诏书》青城丈人庙、庐山使者庙，选道士奉香火，视五岳真君祠。则庐山房祀，意自司马子微发之，其肸蚃昭晰，见于梦寐，不可知也。详考传记，使者之神，盖德镇之高真、祝融之夹辅云。其说见于东晋之前，而九天采访之名盖后世所加，其庙于庐山之北，则自唐明皇帝始。至南唐改号通元府，本朝太平兴国二年，始以纪元赐今名。世惑于俚俗肤浅之碑，齐谐志怪之说，弗加深考，以失事实，故并论其本末，以祛来者之惑焉。重和元年十一月十日建，朝散郎、提点太平兴国宫、赐绯鱼袋臣洪刍撰，草莽臣侍其倬篆额。重和元年十一月十日，道士臣陈思恭、臣陶知常、臣章安主、臣沈继彬、臣李仲恭、臣萧敏脩、臣高至道建。

周室衰，中国有圣人焉，体道而在下，穷神尽变，莫知所终。盖尝著书九九篇，以贻后世，其指远，其意微，世之人罕能知。况其所以官天地，府万物，澹然独与神明居，岂得而窥之？自汉司马迁、班固号称大儒，皆小智自私，溺于流俗蹇浅之见。迁作传则同于韩非、申不害之徒；固叙《古今人表》，以为第四等，列于游、夏之后，盖历岁千数百矣。朕万机之暇，既读其书，赜其指意之所归，为之训解；间阅史氏，尤惜其序次之不伦，慨然于怀。岂天之将兴斯文欤！表而扬之，实在今日。《史记·老子传》升于列传之首，自为一帙；《前汉·古今表》叙列于上圣，其旧本并行改正。昨所注《道德经》，可规仿唐制，命大臣分章句书写，刻石于在京神霄玉清万寿宫，以垂无穷。究观老氏深原道德之本，而黜太甚繁饰之华，盖将救文之弊，使天下毋失其朴，举复于无为恬淡之真。帝皇之治，何以越此？朕甚慕之。注经尊教，设科作宫，所以示钦崇之旨。布告天下，咸谕兹意。

程子尝谓，韩退之《原道》之文，非其胸中识见之高，安能于千百载之下辨别是非断然如此。然其言止及于治天下之道而未及乎性命之蕴，其于本末犹有未备。若张子之《西铭》，则《原道》之祖宗也。自今观之，汉、魏、晋以来溺于权谋功利之习，无有能言《大学》之道以觉当世者，独韩子于《原道》之篇主正心诚意以为说，是其所见固已超出乎诸儒之等夷矣。然其所以为言，则断自正心诚意以下，而不及夫所谓致知格物者，何哉？夫欲明《大学》之道而不自致知格物以推之，岂惟天下国家之理有所未尽，反之吾身亦将有所不察，此张子《西铭》之书所从以作也欤。先生尝谓正曰：「乾阳坤阴，此天地之气塞乎两间，人物之所资以为体；乾健坤顺，此天地之志，为气之帅，而人物之所得以为性。某初读《西铭》时便得此意，其后因补葺之以释《西铭》云」。先生之于《西铭》，因张子之意而推明之，精粗本末无不曲尽。然此二语者，盖先生之释《西铭》之纲领，而学者之所当知也，览者更自求之。嘉定六年三月戊辰，门人度正谨书。

韩愈亦近世豪杰之士，如《原道》中言语，虽有疵病，然自孟子之后，能将许大见识，寻求古人，自亦难得。观其断曰：「孟子醇乎醇；荀、扬择焉而不精，语焉而不详」。若不是他有见识，岂千馀年后便断得如此分明。如扬雄谓老子之言道德，则有取焉尔；至于搥提仁义，绝灭礼乐为无取。若以老子「剖斗折衡，而民不争，圣人不起，为救时反本」之言为无取，尚可恕；如老子言「失道而后德，失德而后仁，失仁而后义，失义而后礼」，则不识道已不成言语，却言其言道德则有取。扬子亦自不见此，其与韩愈相去远矣。

道出于天，人禀二气五行之理以为性，禀二五之气以为体，故人为万物之灵，人得其全，物得其偏。浮屠者亦西域胡人之最灵者也，然亦不免偏而不全，空而不实。何以言之？吾之道无一理之不具，无一事而非实，曰仁、曰义、曰礼、曰智、曰信，处人伦之际，恭敬诚悫，至于手足容色，各有其则，而不可乱。浮屠氏则一于慈曰万法皆空而已。今不必广引经传，姑以释氏之事明之。彼纲维相摄，师弟相传，朝暮之拱揖，饮食之节适。一事空则不能一时安，且事之最空者，其若人之拱戟其手，非如饥寒之必不能废衣食也。今使释氏主首座于堂上，而群下戟手以进，为主首者能不怒而责之乎。况沙不可为糜，咸不可为醯，断然不移，而谓吾君臣、父子、夫妇、朋友、兄弟而可以绝灭不为乎？彼之说所以沉酣于人之骨髓者，不过曰恐之以祸耳。谓人之生不能无罪，饮食男女贪嗔喜怒，皆罪也。不知天理人欲和同行异，情得其正则为天理，失其正则为人欲。今充浮屠之说，必闭口枵腹，人欲绝灭，兽蹄鸟迹交于中国，然后谓之人。彼守道之人终日戒谨恐惧，如在上帝之旁，一念之非不旋踵而悟，虽不能无过，尚何罪过之有？今曰刑罚人皆罪也，牲杀皆罪也，甚至妇人产乳，则又曰其罪益大焉。昔欧阳子言庖牺氏首教人为牺牲，则昔为人间之圣人，地下之罪人也。今谓地下之狱惨酷尤甚，凡世间盗贼所不为之暴，皆于地下见之，则世所谓阎罗者，乃地下之圣人也，人间之桀纣也，其可哉？世或有不畏祸之人，则又以福利诱之曰信向者，死而生极乐之国，其次不失复生而为富贵之人，不信者反是。使有是理，圣人不以告人，是不智也。今直以万物观之，物之生死可见者莫如草木，春生秋死，气与化俱，未闻今秋之木叶复反来春之故枝。使释氏果能福人，是能使已死之鸟兽复生，已坠之木叶复反，岂不神哉？今猥曰来生受报，舍目前之近效，验异日之虚应，又可乎？孔圣教人以《大学》为首，曰「致知在格物」，物各有理，格而致之，然后无疑，故从善也，实去恶也。果今不格物之理，而信异教诡谲之论，后未必能尔。翼而相之者，力有焉。不能无望于当世君子，以吾道解其惑也。吁！孔子之道明，则邪说熄，圣贤岂欺我哉！

问：战国之际，吾道不明。孟子所以切切然垂世立教者，不过尊孔氏、辟杨墨而已。韩愈号推尊孟氏者也，《原道》固曰「其言道德仁义，不入于杨则入于墨，不入于老则入于佛」。夫措杨墨于佛老之间，其辟之者至矣。及作《诤臣论》，乃曰：「禹过门不入，孔席不暇煖，墨突不得黔」。其《读墨子》亦曰：「孔子必用墨子，墨子必用孔子，不相用不足为孔、墨」。一以比佛老，一以为圣贤，一以配孔子，是不特与孟氏大异，而其言亦自相戾矣。自列御寇以来至于汉儒，数以孔、墨为言，岂其道果可相为用与？抑愈也徇其名而弗思与？愿考其是非折衷之。

臣始读《大学》之书，见其自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齐家至于治国、平天下，其本末有序，其先后有伦，盖尝抚卷三叹，曰：为人君者不可以不知《大学》，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《大学》。为人君而不知《大学》，无以清出治之源；为人臣而不知《大学》，无以尽正君之法。既又考观在昔帝王之治，未有不本之身而达之天下者，然后知此书所陈实百圣传心之要典，而非孔氏之私言也。三代而下，此学失传，其书虽存，槩以传记目之而已。求治者既莫之或考，言治者亦不以望其君。独唐韩愈、李翱尝举其说，见于《原道》、《复性》之篇，而立朝议论，曾弗之及。盖自秦汉以后，尊信此书者惟愈及翱，而亦未知其为圣学之渊源、治道之根柢也，况其他乎？臣尝妄谓，《大学》一书，君天下者之律令格例也，本之则必治，违之则必乱。近世大儒朱熹尝为《章句》、《或问》以析其义，宁皇之初，入侍经帷，又尝以此书进讲。愿治之君傥取其书玩而绎之，则凡帝王为治之序，为学之本，洞然于胸次矣。臣不佞，窃思所以羽翼是书者，故剟取经文二百有五字载于是编，而先之以《尧典》、《皋谟》、《伊训》与《思齐》之诗、《家人》之卦者，见前圣之规模不异乎此也；继之以子思、孟子、荀况、董仲舒、扬雄、周敦颐之说者，见后贤之议论不能外乎此也（以上论帝王为治之序。）。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之学，纯乎此者也；商高宗、周成王之学，庶几乎此者也；汉唐贤君之所谓学，已不能无悖乎此矣；而汉孝元以下数君之学，或以技艺，或以文辞，则甚缪乎此者也（以上论帝王为学之本。）。上下数千载间，治乱存亡，皆由是出，臣固断然以为君天下之律令格例也。虽然，人君之学必知其要，然后有以为用力之地。盖明道术，辨人材，审治体，察民情者，人君格物致知之要也（明道术之目有四：曰天性人心之善，曰天理人伦之正，曰吾道异端之分，曰王道霸术之异。辨人材之目亦有四：曰圣贤观人之法，曰帝王知人之事，曰奸雄窃国之术，曰憸邪罔上之情。审治体之目有二：曰德刑先后之分，曰义利重轻之则。察民情之目亦有二：曰生灵向背之由，曰田里戚休之实。）；崇敬畏，戒逸欲者，诚意正心之要也（崇敬畏之目有六：曰修己之敬，曰事天之敬，曰临民之敬，曰治事之敬，曰操存省察之功，曰规儆箴诫之助。戒逸欲之目有五：曰沉湎之戒，曰荒淫之戒，曰盘游之戒，曰奢侈之戒。而先之以总论者，所以兼戒四者之失也。）；谨言行，正威仪者，修身之要也；一事，无其目。重妃匹，严内治，定国本，教戚属者，齐家之要也。重妃匹之目有四：曰谨选立之道，曰赖规儆之益，曰明嫡媵之辨，曰惩废夺之失。严内治之目有四：曰宫闱内外之分，曰宫闱预政之戒，曰内臣忠谨之福，曰内臣预政之祸。定国本之目有四：曰建立之计宜蚤，曰谕教之法宜豫，曰嫡庶之分宜辨，曰废夺之失宜鉴。教戚属之目有二：曰外家谦谨之福，曰外家骄溢之祸。四者之道得，则治国平天下在其中矣。每条之中，首以圣贤之明训，参以前古之事迹，得失之鉴，炳焉可观。昔时入侍迩英，盖尝有志乎是，比年以来，屏居无事，乃得翻阅经传，汇而辑之。畎亩微忠，朝思暮绎，所得惟此，秘之巾笥以俟时而献焉。其书之指皆本《大学》，前列二者之纲，后分四者之目，所以推衍《大学》之义也，故题之曰《大学衍义》云。臣德秀谨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