某再拜。前日辱携书见访，论庄周之《寓言》、扬雄之《太玄》为空文无所用，而又论古之尚《太玄》者，幸有人以沮息之；今之尚《寓言》者，沮息之未有其人。如此之论，在足下尤不当发也。足下知庄周、扬雄为如何人，而视《寓言》、《太玄》为如何哉？盖原道德之大宗以矫习俗之敝者，庄周之《寓言》也；为仁义之不离以绝乱世非命之求者，扬雄之《太玄》也。学不得于性命之理，则此二书未宜读，而读之则茫乎。公知其意之所主矣，及反以求其在己者，何有哉？是无异寿陵馀子之学行于邯郸未得，固又失其故行，且匍匐而归矣。今夫为学之弊莫甚于词章，词章所以射利，故天下知务为此而不知所以。学者惟剽掠片言数句，投有司之所好，彼一见之，往往惊眩，以为奇才奥学，故天下之习此风者，纷纷如也。是何异制襜褕而更为冠也，巧逐时尚，以求君于宫巷嫔妇之玩好为哉！足下有意为学之际，不能知此之非，遽有言以排二子，二子非所排也。古之学者，信于所已知，疑于所未知。信于所已知，则学不失其序；疑于所未知，则学不已其求。足下果务审其在己者，己定而后读此二子之书，以会于心之所自明，则得之又至矣。切观足下所论之意，亦止于恤词场之弊耳。今夫徇辞场以为学者，其弊极矣，二子之书，岂能为弊于其间哉？仁义与道之说，足下乃有取于韩子《原道》之言。韩子实不知道，故其说已自颠谬。请观介甫所谓「老子言其离，扬子言其合」之论，则尽矣。以足下谦谦若不取而求于其故，不敢不道其未可者以为答。

自先王泽竭，国异家殊，由汉迄唐，源流浸深。宋兴，文物盛矣，然不知道德性命之理。安石奋乎百世之下，追尧、舜、三代，通乎昼夜阴阳所不能测，而入于神。初著《杂说》数万言，世谓其言与孟轲相上下。于是天下之士始原道德之意，窥性命之端云。

寺正孙侯守潮之期年，重建思韩堂以复陈文惠之旧观，而竭虔妥灵，意有未竟，复营一区，名曰「仰斗」，绘文公之像而祠之。驰书京幕，嘱某以记。某窃惟文公以刚方正直之道不行于时，而盛大光明于百世之下。潮其所治之邦也。始公以谏佛骨去国，出秦关，过商洛，经绕霤之境，涉乐昌之濒，记驿堠之送迎，感泷吏之酬答，间关万状，甫抵于潮。突未及黔，首崇教事，亟聘赵子为衿佩师，自出餐钱以优廪饩。崇孝悌之行，兴礼让之风，视翁于蜀，方兖于闽，力劳而功倍之。霜钟感召，气类相求，四百年间，魁人韵士间见层出，溯源揆本，实公玉成。潮人尸而祝之，社而稷之，礼视经祠，罔敢少坠，韩木葱郁为公甘棠，韩山岧峣为公泰华。异时杖屦经行之迹，埋没于烟岚荒草之墟，必表章而出之。残碑断碣，片言只字流落人间者，虽庸儒亦知指为至宝。而有民社于兹土者，顾以簿书期会为急，至于景行前哲，尊尚雅道，或以悠悠示之。今孙侯为邦，知所先后，新泮水之轮奂，敞四斋之高闳，于仰斗之旁为之翼室，以名胜墨，加龛于壁间，与斗争光，相扶不朽。非以崇化励俗为心，其孰能之？嗟夫！维斗在天，实司七政，其在人也，位辅弼，职枢机。公以直谏取忌于时，不克致身此位。然位也者，虽非公所得而致，道也者，乃公之所独任。大历、贞元间，文士相望如繁星之丽天，独以身任道，表表其间，如众星之有斗，以彼较此，所得孰多？当时与公齐名，柳河东一人耳。序其文者，亦以五星在天譬之，其文同，其不得位同，其道何如哉？使公少诎所学以伸其身，上相台衡可坐而致。浮云富贵，君子羞称之。然则，公之所存与后人之所仰公者，果在道不在位矣。潮人德公之深，孙侯慕公之切，窃意堂成之日，侯斋明盛服，帅诸生而拜之，公其亦御风而来下乎？侯名叔谨，临漳人，名父之子，博雅好修，力行好事，有惠教于潮人，与某为丁丑同年。既识其颠末，而复系之以诗曰：天有斗兮运帝车，世有公兮握道枢。异端孛彗兮吾道分，公以《原道》一书开其愚。群邪荧惑乎君心兮，公以《佛骨》一表抵其诬。维潮壤地褊小兮，盖斗绝乎一隅。公揭斗柄以照临之兮，隋和簸弄乎月珠。至今文物鼎盛兮，与中都上国而齐驱。有美人兮公之徒，为此堂兮置生刍。公其骑鲸而来游兮，去之四百年其如初。

人死曰归，葬曰藏。归者复其所也，藏者欲人之不得见也。故先王制礼，丧葬有期，下至于士，则踰月而已。何漳之为子若孙者，乃有不葬之俗耶？其亲死，往往举其柩而置之僧寺，是盖始于苟简，中则因循，久则忘之矣。呜呼！己则忘之矣，而不知虚廊冷殿之间，寒声泣霜，弱影吊月，其望于子孙一旦之兴念者，犹未已也。盖尝命官僚覈其事，近城之五里乃有木瓦棺，合二千三百有奇，爰择于城之西、南、北高燥地，立为义冢三。每所大为之域，既封覆以青莎；使如旧垄，前涂白垩，书其有名氏者，庶几子孙犹来祭享也。讫事，郡人合辞以请记，余曰：「义」之名立，其始于不义而后见也。此其不义果起于谁乎？曰僧人其作俑者也。是间层山叠林，梵宇无数，廊庑间率不置神若佛，类为土室，其入如窦，黯然无光，斯皆诱愚俗以来殡者也。彼棘人者举其亲而即安于彼，死者一入，杳无葬期。使其子若孙良心陷溺，不复知有天理之正、人道之终，此有识者之所深恨也。《原道》曰：「不塞不流，不止不行」。近因为令下诸浮图，必使尽改其室，以为僧房。不改，则鞭其人而俗之，籍其田而公之，盖治盗之法治其藏者。此法常存，则诱者始有所畏，死者始有所归矣。是为记。

详观所论，大抵以释氏为主，而于吾儒之说，近于释者取之，近于释者，在孔孟则多方迁就，以曲求其合；在伊洛则无所忌惮而直斥其非。夫直斥其非者，固未识其旨而然；所取所合，亦窃取其似是而非者耳。故语意之间，不免走作。不得于言，而求诸心，则从初读孔孟伊洛文字，止是资举业（此来书之语。），固无缘得其指归，所以敢谓圣学止于如此。至于后来学佛，乃是怕生死（此亦来书中之语。）而力究之，故陷溺深。从始至末，皆是利心，所谓差之毫釐者，其在兹乎。然敢诋伊洛而不敢非孔孟者，直以举世尊之而吾又身为儒者，故不敢耳，岂真知孔孟之可信而信之哉？是犹不敢显然背畔，而毁冠裂冕、拔本塞源之心已窃发矣。学者岂可使有此心萌于胸中哉！

来书云，于程氏虽未能望其堂奥，而已窥其藩篱矣。熹窃谓圣人道在六经，若日星之明。程氏之说，见于其书者亦详矣。然若只将印行册子从头揭过，略晓文义，便为得之，则当时门人弟子亦非全然钝根，无转智之人，岂不能如此领会？而孔门弟子之从其师，厄穷饥饿，终其身而不敢去；程氏之门已仕者忘爵禄，未仕者忘饥寒（此游察院语。），此亦必有谓矣。试将圣学做禅样看，日有孜孜，竭力而进，窃恐更有事在，然后程氏藩篱可得而议也。

来书谓圣门以仁为要，而释氏亦言正觉，亦号能仁，又引程氏之说为證。熹窃谓程氏之说以释氏穷幽极微之论观之，似未肯以为极至之论。但老兄与儒者辨，不得不借其言为重耳。然儒者言仁之体则然，至语其用，则毫釐必察。故曰「仁之实，事亲是也」，又曰「孝弟也者，其为仁之本与」。此体用所以一源而显微所以无间也。释氏之云正觉、能仁者，其论则高矣，美矣，然其实其本果安在乎？

来书引天下归仁以證灭度众生之说，熹窃谓恐相似而不同。伊川先生曰：「克己复礼，则事事皆仁，故曰天下归仁」。试用此意思之，毫发不可差，差则入于异学矣。

来书云，夫子语仁以克己为要，佛氏论性以无心为宗，而以龟山「心不可无」之说为非。熹谓所谓己者，对物之称，乃是私认为己而就此起计较，生爱欲，故当克之。克之而自复于理，则仁矣。心乃本有之物，虚明纯一，贯彻感通，所以尽性体道，皆由于此。今以为妄而欲去之，又自知其不可而曰有真心存焉（此亦来书之语。），则又是有心矣。如此则无心之说何必全是，而不言无心之说何必全非乎？若以无心为是，则克己乃是有心，无心何以克己？若以克己为是，则请从事于斯而足矣，又何必克己于此而无心于彼，为此二本而枝其辞也？

来书云，轮回因果之说，造妖捏怪，以诳愚惑众，故达磨亦排斥之。熹窃谓轮回因果之说乃佛说也，今以佛为圣人而斥其言至于如此，则老兄非特叛孔子，又谤佛矣。岂非知其说之有所穷也而为是遁辞以自解免哉？抑亦不得已于儒者而姑为此计以缓其攻也？呜呼！吾未见圣人立说以诳愚惑众，而圣人之徒倒戈以伐其师也。孰谓本末殊归、首尾衡决如是而尚可以为道乎？

来书云，韩退之排佛而敬大颠，则亦未能真排佛也。熹谓退之称大颠颇聪明，识道理，能外形骸，以理自胜，不为事物侵乱而已。其与《原道》所称「以之为己则顺而祥，以之为人则爱而公，以之为天下国家则无所处而不当」者，果如何耶？

来书云，形有死生，真性常在。熹谓性无伪冒，不必言真；未尝不在，不必言在。盖所谓性，即天地所以生物之理，所谓「维天之命，于穆不已，大哉乾元，万物资始」者也，曷尝不在而岂有我之所能私乎？释氏所云真性，不知其与此同乎？否也？同乎此，则古人尽心以知性知天，其学固有所为，非欲其死而常在也。苟异乎此，而欲空妄心，见真性，惟恐其死而失之，非自私自利而何？是犹所谓廉贾五之，不可不谓之货殖也。伊川之论未易遽非，亦未易遽晓。他日于儒学见得一个规模，乃知其不我欺耳。

来书谓伊川先生所云内外不备者为不然，盖无有能直内而不能方外者，此论甚当。据此正是熹所疑处。若使释氏果能敬以直内，则便能义以方外，便须有父子，有君臣，三纲五常，阙一不可。今曰能直内矣，而其所以方外者果安在乎？又岂数者之外别有所谓义乎？以此而观伊川之语，可谓失之恕矣。然其意不然，特老兄未之察耳。所谓有直内者，亦谓其有心地一段工夫耳。但其用功却有不同处，故其发有差，他却全不管著，此所以无方外之一节也。固是有根株则必有枝叶，然五谷之根株则生五谷之枝叶华实而可食，稊稗之根株则生稊稗之枝叶华实而不可食，此则不同耳。参术以根株而愈疾，钩吻以根株而杀人，其所以杀人者，岂在根株之外而致其毒哉（来书云，不能于根株之外别致其巧也。）？故明道先生又云：「释氏惟务上达而无下学，然则其上达处岂有是也？元不相连属，但有间断，非道也」。此可以见内外不备之意矣。然来书之云，却是从儒向佛，故犹籍先生之言以为重。若真胡种族，则亦不肯招认此语矣。如何如何？

来书云，以理为障者，特欲去其私意小智。熹谓认私意小智作「理」字，正是不识「理」字。来书又谓上蔡云佛氏不肯就理者为非。熹谓若不识「理」字，则此亦未易以口舌争也。他日解此，乃知所言之可笑耳。

来书云，儒佛见处既无二理，其设教何异也？盖儒教本人事，释教本死生。本人事故缓于见性，本死生故急于见性。熹谓既谓之本，则此上无复有物矣。今既二本，不知所同者何事？而所谓儒本人事，缓见性者，亦殊无理。三圣作《易》，首曰：「乾，元亨利贞」。子思作《中庸》，首曰：「天命之谓性」。孔子言性与天道，而孟子道性善，此为本于人事乎？本于天道乎？缓于性乎？急于性乎（然著「急」字亦不得。）？俗儒正坐不知天理之大，故为异说所迷，反谓圣学知人事而不知死生，岂不误哉！圣贤教人尽心以知性，躬行以尽性，终始本末，自有次第，一皆本诸天理，缓也缓不得，急也急不得，直是尽性至命，方是极则；非如见性之说，一见之而遂已也。上蔡云：「释氏之论性，犹儒者之论心；释氏之论心，犹儒者之论意」，此语剖析极精。试思之，如何？

来书云，子贡之明达，性与天道犹不与闻。熹窃谓此正痴人前说梦之过也。来书又谓释氏本死生，悟者须彻底悟去，故祖师以来，由此得道者多。熹谓彻底悟去之人，不知本末内外是一，是二？二则道有二致，一则死生人事一以贯之，无所不了。不知《传灯录》中许多祖师，几人做得尧舜禹稷？几人做得文武周孔？须有徵验处。

来书云，特圣人以中道自任，不欲学者躐等。熹谓此正是王氏「高明处己，中庸处人」之说，龟山尝力诋之矣。须知所谓不欲学者躐等者，乃是天理本然，非是圣人安排教如此。譬诸草木，区以别矣。且如一茎小树，不道他无草木之性，然其长须有渐，是亦性也。所谓便欲当人立地成佛者，正如将小树来喷一口水，便要他立地干云蔽日，岂有是理（便欲当人立地成佛，亦是来书中语。）？设使有此幻术，亦不可谓之循理。此亦见自私自利之规模处。

来书云引《大易》生死之说、程氏语默、日月、洪炉之论。熹按此四者之说初无二致，来书许其三，排其一，不知何所折衷而云然？然则所许三说，恐未得其本意也。愚意以为不必更于此理会，且当按圣门下学工夫求之，久自上达。所谓未知生，焉知死也。

来书云，圣人体易，至于穷神知化、未之或知之妙。熹疑此语脉中有病。又云生死之际，必不如是之任灭也。熹谓「任灭」二字亦是释氏言之，圣人于死生固非任灭，亦初不见任灭之病（更以前段参之。）。

来书云，曹参、杨亿不学儒，不害为伟人。熹前书已奉答矣，而细思之，则老兄固云夫子之道乃万世仁义礼乐之主，今乃有不学儒而自知道者，则夫子何足为万世仁义礼乐之主也？且仁义礼乐果何物乎？又曹参、杨亿二人相拟，正自不伦。曹参在汉初功臣中人品尽粗疏，后来却能如此避正堂，舍盖公，治齐相汉，与民休息，亦非常人做得，其所见似亦尽高。所可惜者，未闻圣人之道而止于是耳。杨亿工于纤丽浮巧之文，已非知道者所为。然资禀清介，立朝献替略有可观。而释子特以为知道者，以其有「八角磨盘」之句耳。然既谓之知释氏之道，则于死生之际宜亦有过人者。而方丁谓之逐莱公也，以他事召亿至中书，亿乃恐惧至于便液俱下，面无人色。当此时也，八角磨盘果安在哉（事见苏黄门《龙川别志》第一卷之末。苏公非诋佛者，其言当不诬矣。）？然则此二人者虽皆未得为知道，然亿非参之伦也。子比而同之，过矣。盖老氏之学浅于佛，而其失亦浅。正如申韩之学浅于杨墨，而其害亦浅。因论二人，谩及之，亦不可不知也。

来书云，盐官讲义急于学者见道，便欲人立地成佛。熹于前段已论之矣。然其失亦不专在此，自是所见过中，无著实处。气象之间，盖亦可见。

来书所谓发明西洛诸公所未言者，即其过处也。尝闻之师曰：「二苏聪明过人，所说《语》《孟》尽有好处。盖天地间道理不过如此，有时便见得到，皆聪明之发也。但见到处却有病，若欲穷理，不可不论也」。「见到处却有病」，此语极有味。试一思之，不可以为平常而忽之也。

问：昌黎文公，唐之钜儒也。著书立言有《原道》之篇焉。其意欲扶皇极，尊帝王，明孔孟之教而攘斥佛老也。呜呼，亦可谓特立不群之杰矣。即其《原道》之论曰：「博爱之谓仁，行而宜之之谓义，由是而之焉之谓道，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」。仁与义为定名，道与德为虚位，是六言者，古未之有也，而愈断然笔之。敢问二三子：夫愈之为六言，其尽善矣乎？其槩诸仲尼、孟子所谓仁义道德者，同乎，异乎？佛老氏高谈性命，自以为至矣，是六言者，其足以破其术，服其心乎？

示喻为学之意益以精专，而兄弟相勉，见于诗什，深慰老怀。又知更有苏、范诸贤相与切磋，尤以为喜。所问持养观书之说，前此讲之已详。约而言之，持养之方不过敬之一字，而读书则世间无一事是不合知者，但要循序量力而进耳。五峰之书，《知言》为精，然其间亦不能无小小可议处。其他往往又不能及，故向来敬夫不欲甚广其传。今想广仲之意恐亦有所难言者，非靳惜也。南轩文此间镂版有两本，其一熹为序者，差不杂。黄州亦有官本，篇秩尤多，然多是少作，可恨也。此间本无见存者，不及寄去，后得之当别附便耳。然读书要须辨得精粗得失，乃于己分有益。若但泛然看过，即枉费功力矣。韩子于道见其大体规模极分明，但未能究其所从来，而体察操履处皆不细密。其排佛老，亦据其所见而言之耳。程先生说《西铭》乃《原道》宗祖，此言可以推其浅深也。近似之说固应辨析，以晓未悟，然须自见得己分上道理极分明，然后可以任此责。如其未然，而欲以口舌校胜负，恐徒起纷竞之端，而卒无益于道术之明暗也。孟子论乡原乱德之害，而卒以君子反经为说，此所谓上策莫如自治者。况异端邪说日增月益，其出无穷，近年尤甚，盖有不可胜排者。惟吾学既明，则彼自灭熄耳。此学者所当勉而不可以外求者也。泽之、容之不及别状，意不殊前。相望数千里，会见无期，惟千万力学自爱。

五行之生，各一其性。

气质是阴阳五行所为，性即太极之全体。但论气质之性，则此全体堕在气质之中耳，非别有一性也。

明道言「人生而静，以上不容说」。

「人生而静」是未发时，「以上」即是人物未生之时，不可谓性，才谓之性，便是人生以后，此理堕在形气之中，不全是性之本体矣。然其本体又未尝外此，要人即此而见得其不杂于此者耳。《易》《大传》言继善，是指未生之前，孟子言性善，是指已生之后。虽曰已生，然其本体初不相杂也。

程子以忠为天道，恕为人道，莫是谓忠者圣人之在己，与天同运，而恕者所以待人之道否？

圣人处己待人亦无二理，天人之别，但以体用之殊耳。

「放于利而行多怨」，南轩独以为己之怨人。

南轩说固有此理，只是此章语意只合如古注及程子说，不容一语可兼二意。虚心平气，静以察之，当自见得。不可以其近里，而迁圣人之本意以就之也。

礼无大小，未尝不重于食色，不可谓食色有时而重于礼。食色重处是亦礼之重。

此章无它可疑，熟读本文，自可见矣。

「发己自尽谓忠，循物无违谓信」，所谓发己，莫是奋发自扬之意否？循物无违，未晓其义如何。

发己自尽，但谓凡出于己者必自竭尽，而不使其有苟简不尽之意耳，非奋发之谓也。循物无违，谓言语之发循其物之真实而无所背戾，如大则言大，小则言小，言循于物而无所违耳。

逃墨必归于杨，逃杨必归于儒。

杨墨皆是邪说，无大轻重。但墨氏之说尤出于矫伪，不近人情而难行，故孟子之言如此，非以杨氏为可取也。孔墨并称，乃退之之缪，然亦未见得其与《原道》之作孰先孰后也。

简易/（引吕东莱解《禹贡》一段。）此说大概得之。然亦不必言先为其难，大抵只是许多道理须要理会得分明后，方无窒碍，不费力而自简易耳。如治乱绳，若不解放得开，岂能自成条理而不纷纠耶？

三重当从伊川之说。

伯者之事不得为善，此章正与上章相发明，乃是相承为文，非隔章取义也。

六言六蔽说。

此亦但疑其文有不同耳。先立题目，又令复坐而后言之，亦似太郑重也。

道之在天下未尝亡，而其明晦通塞之不同，则如昼夜寒暑之相反。故二帝三王之治，《诗》《书》六艺之文，后世莫能及之。盖非功效语言之不类，乃其本心事实之不侔也。虽然，维天之命，于穆不已，彼所谓道者，则固未尝亡矣。而《大学》之教，所谓明德新民、止于至善者，又已具有明法，若可阶而升焉。后之读其书、考其事者，诚能深思熟讲以探其本，谨守力行以践其实，至于一旦豁然而晦者明、塞者通，则古人之不可及者固已倏然而在我矣，夫岂患其终不及哉？苟为不然，而但为模放假窃之计，则不惟精粗悬绝，终无可似之理，政使似之，然于其道亦何足以有所发明？此有志为己之士所以不屑而有所不暇为也。王仲淹生乎百世之下，读古圣贤之书而粗识其用，则于道之未尝亡者盖有意焉，而于明德新民之学亦不可谓无其志矣。然未尝深探其本而尽力于其实，以求必得夫至善者而止之，顾乃挟其窥觇想像之彷佛，而谓圣之所以圣、贤之所以贤与其所以修身、所以治人而及夫天下国家者，举皆不越乎此。是以一见隋文而陈十二策，则既不自量其力之不足以为伊、周，又不知其君之不可以为汤、武，且不待其招而往，不待其问而告，则又轻其道以求售焉。及其不遇而归，其年盖亦未为晚也。若能于此反之于身，以益求其所未至，使明德之方、新民之具皆足以得其至善而止之，则异时得君行道，安知其卒不逮于古人？政使不幸终无所遇，至于甚不得已而笔之于书，亦必有以发经言之馀蕴而开后学于无穷。顾乃不知出此，而不胜其好名欲速之心，汲汲乎日以著书立言为己任，则其用心为已外矣。及其无以自托，乃复捃拾两汉以来文字言语之陋，功名事业之卑，而求其天资之偶合与其窃取而近似者，依仿六经，次第采辑，因以牵挽其人，强而跻之二帝三王之列。今其遗编虽不可见，然考之《中说》而得其规模之大略，则彼之赞《易》，是岂足以知先天后天之相为体用？而高文武宣之制，是岂有精一执中之传？曹、刘、颜、谢之诗，是岂有物则秉彝之训？叔孙通、公孙述、曹褒、荀勖之礼乐，又孰与伯夷、后夔、周公之懿？至于宋魏以来，一南一北，校功度德，盖未有以相君臣也。则其天命人心之向背，统绪继承之偏正，亦何足论？而欲攘臂其间，夺彼予此，以自列于孔子之《春秋》哉！盖既不自知其学之不足以为周、孔，又不知两汉之不足以为三王，而徒欲以是区区者比而效之于形似影响之间，傲然自谓足以承千圣而诏百王矣，而不知其初不足以供儿童之一戏，又适以是而自纳于吴楚僭王之诛，使夫后世知道之君子虽或有取于其言，而终不能无恨于此，是亦可悲也已。至于假卜筮、象《论语》而强引唐初文武名臣以为弟子，是乃福郊福畤之所为，而非仲淹之雅意。然推原本始，乃其平日好高自大之心有以启之，则亦不得为无罪矣。或曰：「然则仲淹之学固不得为孟子之伦矣，其视荀、扬、韩氏，亦有可得而优劣者耶」？曰：「荀卿之学杂于申商，子云之学本于黄老，而其著书之意，盖亦姑托空文以自见耳，非如仲淹之学颇近于正，而粗有可用之实也。至于退之《原道》诸篇，则于道之大原若有非荀、扬、仲淹之所及者。然考其平生意乡之所在，终不免于文士浮华放浪之习，时俗富贵利达之求。而其览观古今之变，将以措诸事业者，恐亦未若仲淹之致恳恻而有条理也。是以予于仲淹独深惜之，而有所不暇于三子。是亦《春秋》责贤者备之遗意也。可胜叹哉」！

欧阳子曰：「三代而上，治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。三代而下，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」。此古今不易之至论也。然彼知政事礼乐之不可不出于一，而未知道德文章之尤不可使出于二也。夫古之圣贤，其文可谓盛矣。然初岂有意学为如是之文哉？有是实于中，则必有是文于外。如天有是气，则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；地有是形，则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。圣贤之心既有是精明纯粹之实以旁薄充塞乎其内，则其著见于外者，亦必自然条理分明，光辉发越而不可掩，盖不必托于言语、著于简册而后谓之文。但自一身接于万事，凡其语默动静，人所可得而见者，无所适而非文也。姑举其最而言，则《易》之卦画，《诗》之咏歌，《书》之记言，《春秋》之述事，与夫《礼》之威仪，《乐》之节奏，皆已列为六经而垂万世，其文之盛，后世固莫能及。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，岂无所自来？而世亦莫之识也。故夫子之言曰：「文王既没，文不在兹乎」。盖虽已决知不得辞其责矣，然犹若逡巡顾望而不能无所疑也。至于推其所以兴衰，则又以为是皆出于天命之所为，而非人力之所及。此其体之甚重，夫岂世俗所谓文者所能当哉？孟轲氏没，圣学失传，天下之士背本趋末，不求知道养德以充其内，而汲汲乎徒以文章为事业。然在战国之时，若申、商、孙、吴之术，苏、张、范、蔡之辩，列禦寇、庄周、荀况之言，屈平之赋，以至秦汉之间韩非、李斯、陆生、贾傅、董相、史迁、刘向、班固，下至严安、徐乐之流，犹皆先有其实而后托之于言。唯其无本而不能一出于道，是以君子犹或羞之。及至宋玉、相如、王褒、扬雄之徒，则一以浮华为尚，而无实之可言矣。雄之《太玄》、《法言》，盖亦长杨校猎之流而粗变其音节，初非实为明道讲学而作也。东京以降，讫于隋唐，数百年间，愈下愈衰，则其去道益远而无实之文亦无足论。韩愈氏出，始觉其陋，慨然号于一世，欲去陈言以追《诗》《书》六艺之作。而其弊精神、縻岁月，又有甚于前世诸人之所为者。然犹幸其略知不根无实之不足恃，因是颇溯其源而适有会焉，于是《原道》诸篇始作，而其言曰：「根之茂者其实遂，膏之沃者其光晔，仁义之人，其言蔼如也」。其徒和之，亦曰未有不深于道而能文者，则亦庶几其贤矣。然今读其书，则其出于谄谀戏豫，放浪而无实者自不为少。若夫所原之道，则亦徒能言其大体，而未见其有探讨服行之效，使其言之为文者皆必由是以出也。故其论古人，则又直以屈原、孟轲、马迁、相如、扬雄为一等，而犹不及于董、贾；其论当世之弊，则但以词不己出而遂有神徂圣伏之叹。至于其徒之论，亦但以剽掠潜窃为文之病，大振颓风，教人自为为韩之功，则其师生之间，传受之际，盖未免裂道与文以为两物，而于其轻重缓急、本末宾主之分又未免于倒悬而逆置之也。自是以来，又复衰歇。数十百年而后，欧阳子出，其文之妙，盖已不愧于韩氏，而其曰治出于一云者，则自荀、扬以下皆不能及，而韩亦未有闻焉。是则疑若几于道矣。然考其终身之言与其行事之实，则恐其亦未免于韩氏之病也。抑又尝以其徒之说考之，则诵其言者既曰「吾老将休，付子斯文」矣，而又必曰「我所谓文，必与道俱」；其推尊之也，既曰今之韩愈矣，而又必引夫「文不在兹者」以张其说。由前之说，则道之与文，吾不知其果为一耶？为二耶？由后之说，则文王、孔子之文，吾又不知其与韩、欧之文果若是其班乎？否也。呜呼，学之不讲久矣，习俗之谬，其可胜言也哉！吾读《唐书》而有感，因书其说以订之。

公自七月离行在，经历长江，上及襄汉，与帅守监司议储蓄之宜以待临幸。先是，上问公大计。公请身任陕蜀之事，置司秦川，而乞别委大臣韩世忠镇淮东，令吕颐浩扈驾来武昌，张俊、刘光世等从行，与秦川首尾相应。朝廷议既定，公行。未及武昌，而江浙士夫摇动颐浩，遂变初议。公以十月二十三日抵兴元，奏曰：「窃见汉中实天下形势之地，臣顷侍帷幄，亲闻玉音，谓号令中原，必基于此。臣所以不惮万里，捐躯自效，庶几奉承圣意之万一。谨于兴元理财积粟，以待巡幸。愿陛下銮舆早为西行之谋，前控六路之师，后据两川之粟，左通荆襄之财，右出秦陇之马，天下大势，斯可定矣」。始，公未至，虏已陷鄜延，鄜延帅郭浩寄治德顺军。虏骁将娄宿孛堇于九月二十九日引大军渡渭河，犯永兴，知军郭琰遁去。虏兵四掠，而诸帅方互结仇怨，不肯相援，人心皇皇。公到才旬日，即出行关陕，复奏请早决西来之期，以系天下心。至陕，访问风俗，罢斥奸赃，而尤以搜揽豪杰为先务，一时气义拳勇之士争集麾下。吴玠及其弟璘素负才略，求见公，愿自试。公与语，奇之。时玠方修武郎，璘尚副尉，公奖予，不次擢用，命玠为统制，璘领帐前亲兵，皆感激，誓以死报。诸帅亦惕息听命。会谍报虏将寇东南，公即命诸将整军向虏，使娄宿不得下。已而虏果大入，寇江淮，车驾浮海东征。四年二月，公以虏势未退，治兵入卫。未至襄汉，遇德音，知虏既北归矣，乃复还关陕。奏曰：「陛下果有意于中兴之功，非幸关陕不可。愿先幸鄂渚，臣当紏率将士奉迎銮舆，永为定都大计」。又奏曰：「臣窃惟国家不竞，患难荐臻，夷虏凭凌，海宇腾沸。二圣久征于远塞，皇舆未复于中原。而敌国交兵，方兴未艾。郡邑半陷于贼手，黎元悉困于涂泥。自古祸乱所钟，罕有若此之比。必欲昊穹悔祸，氓庶获安，自非君臣之间更相勉励，痛心尝胆，修德著诚，大诛奸邪，顿革风俗，亲君子、远小人，去谗佞、屏声色，简嗜欲、崇节俭，则曷以上应天变，下怀民心？四海黔黎，殊未有休息之日也。若昔黄帝遭蚩尤之乱，大禹罹洪水之灾，卒能平夷，终归安治者，正以君臣上下苦心劳形，杜邪枉之门，开公正之道，天人响应，遐迩协谋，故能平难平之寇，成不世之绩」。上手书报公以虏退衄状，且曰：「卿受命而西，大恢远略，布朝廷之惠意，得将士之欢心。积粟练兵，兴利除害，去取皆当，黜陟惟公。而又雅志本朝，嘉猷屡告。眷惟忠恳，实副倚毗」。是月，虏大酋粘罕复益二万骑，声言必取环庆路。公率诸将极力捍禦，虏势屡挫，生擒女真及招降契丹燕人甚众。时闻兀术犹在淮西，公惧其复扰东南，使车驾不得安息。事几有不可测者，即谋为牵制之举。始公陛辞，上命公三年而后用师进取。至是上亦以虏欲萃兵寇东南，御笔命公宜以时进兵，分道由同州、鄜延以捣虏虚。公遂决策治兵，移檄河东问罪。八月十三日，收复永兴军。虏大恐，急调大酋兀术等由京西路星夜来陕右，以九月二十间与粘罕等会，而五路之师亦以二十四日至耀州富平大战。泾原帅刘锜身率将士先薄虏阵，自辰至未，杀获颇众。会环庆帅赵哲擅离所部，哲军将校望见尘起惊遁，而诸军亦退舍。公斩哲以徇，退保兴州。时陕右兵散，各归本路宣抚司，独亲兵实从官属。有献议退保夔州者，公坚驻不动，以扼虏冲。独参议刘子羽毅然与公意合，乃劾异议者。遣子羽出关召诸将，收散亡。将士知宣司在兴州，皆相率会子羽于秦亭，凡十馀万。公哀死问伤，录善咎己，人心悦焉。乃命吴玠聚泾原兵，据高扼险于凤翔之和尚原，守大散关，断贼来路。命关师古等聚熙河兵于岷州大潭一带，命孙渥、贾世方等聚泾原、凤翔兵于阶、成、凤三州以固蜀口。虏见备禦已定，轻兵至辄败，不敢近。公上疏待罪，上手书报公曰：「卿便宜收合夷散，养锐待时，但能据险坚壁，谨守要害，既以保固四州之地，又能牵制南下之师，则惟卿之赖」。公奉诏，益厉诸将严备待虏。绍兴改元五月，虏酋乌鲁却统大兵来攻和尚原，吴玠乘险击之，虏败走。三日间，连战辄胜，虏逗留山谷，人马死亡十之四。八月，粘罕在陕西病笃，召诸大酋谓曰：「吾自入中国，未尝有敢婴吾锋者。独张枢密与我抗，我在犹不能取蜀，尔曹宜息此意，但务自保而已」。兀术出而怒曰：「是谓我不能耶」？粘罕死，即合兵来寇。九月，亲攻和尚原。吴玠及其弟璘与合战，出奇邀击，大破之，俘䤋酋领及甲兵以万计。兀术仅以身免，亟自髡剃须髯，狼狈遁归，得其麾盖等。自虏入中国，其败衄未尝如此也。先是，上以公奉使陕右，捍禦大敌，制加公通奉大夫。公念自靖康中召赴京师，更历变故，出身为国，违去太夫人色养于兹七年，乃奏迎太夫人自广汉来阆中版舆就养。又思所以悦母意，遂乞以通奉恩命特封外祖父母。优诏许焉。二年，上谓公未至西方时，虏已陆梁，蹂践关陕。及引师而归，势诚不敌。而保护冲要，连挫大敌，蜀赖以全。聚兵至十五万，勤劳备至，制加公检校少保，定国军节度使，赐手书曰：「朕非敢决取秦穆之效，而卿自修孟明之政，是用夙夜叹嘉。今遣内侍任源往宣旨」。源归，公附奏谢，且密奏曰：「天下之事每当谨微，一失于初，末不可救。夫莫显者，微也。常情谓为微而忽之，明智以其著而谨之。唐玄宗惑女色而致禄山之祸，宪宗任内侍而启晚唐之祸，其初二君之心皆以为微而不加察也。孰知其贻害之烈至此哉？愿陛下于事之微每深察焉，则天下幸甚」。是岁，公亦遣兄滉及官属奏事行在所，上喜，恩意有加。公在关陕凡三年，以新集之军当方张之虏，蚤夜勤劳，亲加训辑，其规模经画，皆为远大恢复之计。以刘子羽为上宾，子羽忠义慷慨，有才略，诸将归心。任赵开为都转运使，开善理财，治茶盐酒法，方用兵，调度百出而民不加赋。擢吴玠为大将，守凤翔。玠每战辄胜，虏不敢近。而西北遗民闻公威德，归附日众，于是全蜀按堵，且以形势牵制东南，江淮亦赖以安。然公承制黜陟，悉本至公，虽乡党亲旧，无一毫假借，于是士大夫有求于宣司而不得者，始纷然起谤议于东南矣。有将军曲端者，建炎中任副总管，逼逐帅臣王庶，夺其印，又方命不受节制。富平之役，张忠彦等降虏，皆端腹心，实知其情。公送狱论端死，而谤者谓公杀端及赵哲为无辜，且任刘子羽、赵开、吴玠为非是，朝廷疑之。三年春，遂遣王似来副公。公闻即求去，且论吴玠、刘子羽有功于蜀，不应一旦以似加其上。公虽累乞去，而以负荷国事至重，未尝少忘警备。会虏大酋撒离喝及刘豫叛党聚大兵自金商入寇，公命严为清野之计，分兵据险，前后挠之。虏至三泉，掠无所得，乏食，狼狈引遁。大军蹑之，人马死曳满道，所丧亡不减凤翔时。是时公累论奏王似不可任，而似与宰相吕颐浩有乡里亲戚之旧，颐浩不悦。又或告朱胜非以公唱义平江时尝有斩胜非语，胜非阴肆谤毁，诏公赴行在。公力求外祠，章至十数上，上弗许。四年二月至行在，御史中丞辛丙尝知潭州，公在陕时调丙发潭兵赴湖北，丙怯懦不能遣，反鼓唱军士，几致生变。公奏劾丙，且令提刑司取勘。丙憾，至是遂率同列劾公，诬以危语。始，公在陕尝以秦州旧驿秦川馆为学舍，以待河东、陕西失职来归之士，给以衣食，令一人年长者主之。又新复州郡乞铸印，请于朝廷，往返动经岁，恐失事机，即用便宜指挥铸以给之，然后以闻。而丙谓公设秘阁以崇儒，拟尚方而铸印。公初被命还阙，奏归上冢，取道东蜀夔峡，庶几安远近之心。而吕颐浩又以书来言，若一离川陕，事有意外，谁任其责？宜以事实告上，万一欲尚留宣司，当为开陈如请。公不顾也，而丙反谓公不肯出蜀，意有他图，公恐惧，亟以颐浩书进呈。上始愕然，即诏宣押奏事。公竟移疾待罪，而论者亦不已。六月，遂以本官提举临安府洞霄宫，福州居住。公知虏既释川陕之患，必将复萃师东南，不敢以得罪远去而不言。且是时朝廷已盛讲和好之议，乃具奏曰：「臣窃观此虏情状专以和议误我，亦云久矣。彼势蹙即言和，势盛即复肆，前后一辙，请姑以近事明之。绍兴三年秋，粘罕有亲寇蜀之意，先遣王伦还朝，且致勤恳。盖惧朝廷大兵乘彼虚隙，又其为刘豫之计，至委曲周悉也。自后九月，余睹作难，前谋遂寝。至十二月，余睹之难稍息，则复大集番汉之众，径造梁、洋。是时朝廷已遣潘致尧出使矣。次年二月，虏困饶风，进退未皇。先是，朝廷开都督府，议遣韩世忠直抵泗上，虏实畏之。于四月遣致尧还。其辞婉顺，欲邀大臣共议，此非无所忌惮而然也。梁、洋之寇未能出境，至五月而后得归，既狼狈矣，而世忠大兵寻复辍行。虏之气力固已复苏，而叛豫之心亦云舒缓，所以前日使人之来，求请不一，故为难从之事也。窃惟此虏倾我社稷，坏我陵寝，迫我二帝，驱我宗室百官，自谓怨隙至深，其朝夕谋我者不遗馀力矣。况刘豫介然处于其中，势不两立，必求援于虏。借使暂和，心实未已。数年之内，指摘他故，岂无用兵之辞？而我将士率多中原之人，谓和议既定，不复进取，将解体思归矣。若谓今日不得已而与之通使为陛下之权，敌亦固能用权也。愿陛下蚤夜深思，益为备具，处将士家属于积粟至安之地，使出为战守者无返顾奔散之忧；精择奇才以抚川陕之师，使积年戍边者无懈惰怀望之意；江淮、川陕互为牵制，斥远和议，用定大业。臣奉使川陕，窃见主兵官除吴玠、王彦、关师古累经拔擢，备见可任外，其馀人才尚众，谨开具如左：吴璘、杨政可统大兵，田晟可总一路，王宗尹、王喜、王彦可为统制」。后皆有声，时服公知人。公即日赴福州，从者皆去，肩舆才两人。既至，阖门以书史自娱。是岁九月，刘豫之子麟果引虏大兵繇数路入寇，腾言侮慢，上下恟惧。上思公前言之验，罢宰相朱胜非，而参知政事赵鼎亦建请车驾幸平江，召公任事，遂以资政殿学士提举万寿观、兼侍读召，不许辞免，日下起发。手书赐公曰：「卿去国累月，未尝弭忘，考言询事，简在朕心。想卿志在王室，益纡筹策，毋庸固辞，便可就道，夙夜造朝。嘉谋嘉猷，伫公入告」。金书疾置，络绎于道，公即日行，中途条具战守之宜甚悉。且乞先遣岳飞渡江入淮西张声势，以牵制虏大兵在淮东者。以十一月十四日入见，玉音抚劳，加于畴昔。即日复除公知枢密院事。公奏曰：「人道所先，惟忠与孝。一亏于己，覆载不容。自昔怀奸欺君，妒贤卖国，当时闾巷细民莫不深怨嫉愤，恨不食其肉者。至若一心事上，守正尽忠，虽天下后世皆知企慕称叹，思见其人焉。盖理义人心之所同，故好恶不期而自定。臣以区区浅薄之质，幼被家训，粗知义方。平居立身，以此自负。偶缘遭遇，寖获使令。陛下任之太专，待之过厚，而有怨于臣者攻毁之备至，有求于臣者责望之或深。上赖圣智，保全微踪。臣奉使无状，岂不自知？至于加臣于大恶之名，陷臣于不义之地，隳臣子百世之节，贻孀亲万里之忧，言之呜咽，痛愤无已。今陛下察其情伪，保庇孤忠，许以入侍，旋擢枢筦，在臣毁首碎身，无以论报。然而公议之所劾，训词之所戒，传之天下，副在史官，臣复何颜，敢玷近列」？上亲书诏曰：「张浚爱君忧国，出于诚心。顷属多艰，首唱大义，固有功于王室。仍雅志于中原，谓关中据天下之上游，未有舍此而能兴起者，乘虏百胜之后，慨然请行。究所施为，无愧人臣之义；论其成败，是亦兵家之常。矧权重一方，爱憎易致，远在千里，疑似难明。然则道路怨谤之言，与夫台谏风闻之误，盖无足怪。比复召浚，置之宥密，而观浚恐惧怵惕，如不自安，尚虑中外或有所未察欤？夫使尽忠竭节之臣，怀明哲保身之戒，朕甚愧焉。可令学士院降诏，出榜朝堂」。时太史局占明年当日食正旦，公奏曰：「臣闻太史推测天象，以来年正月之旦日有食之。臣窃惟天之爱人君，必示以灾变，使之恐惧修省，勉求为治。人主修德畏天，则天心眷佑，享国无穷。如其怠忽不省，归之时数，祸有不可胜言者矣。然而应天之道在实不在文，当求之于心，考之于行，心有未至者勉之，行有不善者改之，如天之无不公，如天之无不容，如天之至诚无私而不失其信，则何忧乎治道之不兴，何患乎贤才之不至哉」？公既受命，即日赴江上视师。时大酋兀术拥兵十万于维扬，朝廷先遣魏良臣、王绘奉使军前。还，夜与公逮于中涂，公问以虏事及大酋问答。良臣、绘谓虏有长平之众，且喻良臣等当以建州以南王尔家为小国，索银绢犒军，其数千万。又约韩世忠尅日过江决战。公密奏使人为虏恐怵，朝廷切不可以其言而动，及不须令更往军前，恐我之虚实反为虏得。上然之，公遂疾驱临江，召大帅韩世忠、张俊、刘光世与议，且劳其军。将士见公来，勇气十倍。既部分诸将，遂留镇江节度之。令韩世忠移书兀术，为言张枢密已在镇江。初，虏谍报公得罪远贬，故悉力来寇。至是，兀术问世忠所遣麾下王愈：「吾闻张枢密贬岭外，何得已在此」？愈出公所下文书，兀术见公书押色动，即强言约日当战。公再遣愈以世忠书往问战期，愈回一日，而虏宵遁，士马乏食，狼狈死者相属。遣诸将追击，所俘获甚众。上遣内侍趣公赴行在所。五年二月十二日宣制，除公宣奉大夫、尚书右仆射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兼知枢密院事，都督诸路军马，而赵鼎除左仆射。先是，公在川陕，念上继嗣未立，以绍兴元年八月十五日上奏曰：「臣荷陛下恩德之厚，事有干于宗庙社稷大计，臣知而不言，谁敢为陛下言者？惟陛下察其用心，贷以万死。臣恭惟陛下自即位以来，念两宫倚托之重，夙夜忧勤，不近声色，不事玩好，是宜天地感格，祖宗垂祐，受福无穷，决致中兴。臣之区区亦冀依日月之末光，获保终年，少效补报。臣窃见西汉之制，人君即位，首建储嗣，所以固基本、属人心。臣愿陛下时诏大臣讲明故事，仍先择宗室之贤优礼厚养，以为藩屏」。至是入谢，复陈：「宗社大计，莫先储嗣。虽陛下圣德昭格，春秋方盛，必生圣子，惟所以系天下之心，不可不早定议」。上首肯久之，乃云：「宫中见养二人，长者艺祖之后，年九岁，不久当令就学」。公出见赵鼎都堂，相与仰叹圣德久之。自是与鼎益相勉厉，同志协谋，以为为治之要，必以正本澄源为先务。诚能陈善闭邪，使人君无过举，则国势尊安，丑虏自服。是以进见之际，于塞倖门、抑近习尤谆切致意焉。尝奏曰：「王者以百姓为心，修德立政，惟务治其在我，则大邦畏其力，小邦怀其德，天下舍我将安归哉？固不侥倖于近绩也。仰惟陛下躬不世之资，当行王者之事，以大有为。正心以正朝廷，正朝廷以正百官，正百官以正万民，国势既隆，强虏自服，天下自归」。因书王朴《平边策》以献，上嘉纳焉。又奏：「臣昨奉清光，窃见陛下于君子小人之际反覆详究，退自庆幸，以为治道之本莫大夫辨君子小人之分。圣意孜孜于此，宗社生灵之福也。昔唐李德裕言于武宗曰：『邪正二者，势不相容。正人指邪人为邪，邪人亦指正人为邪，人主辨之甚难。臣以为正人如松柏，特立不倚，邪人如藤萝，非附他物不能自起』。臣尝推类而言之，君子小人见矣。大抵不私其身，慨然以天下百姓为心，此君子也。谋身之计甚密，而天下百姓之利害我不顾焉，此小人也。志在于为道，不求名而名自归之，此君子也。志在于为利，掠虚美、邀浮誉，此小人也。其言之刚正不挠，无所阿徇，此君子也。辞气柔佞，切切然伺候人主之意于眉目颜色之间，此小人也。乐道人之善，恶称人之恶，此君子也。人之有善，必攻其所未至而掩之；人之有过，则欣喜自得，如获至宝，旁引曲借，必欲开陈于人主之前，此小人也。难进易退，此君子也。叨冒爵禄，蔑无廉耻，此小人也。臣尝以此而求之，君子小人之分庶几其可以概见矣。小人在位，则同于己者誉之以为君子，异于己者排之以为小人，不顾公议，不恤治乱，不畏天地鬼神。是以自崇、观以来以至今日，有异于己者而称其为君子乎？臣以为必无之也。彼其专为进身自营之计，故好恶不公，以至于忘身忘家，乱天下而莫之悔。惟陛下亲学问、节嗜欲，清明其躬，以临照百官，则君子小人之情状又何隐焉」？上还临安，公留相府。未阅月，复出江上劳军。至镇江，召韩世忠亲喻上旨，使举军前屯楚州以撼山东。世忠欣然受命，即日举军渡江。公至建康抚张俊军，至太平州抚刘光世军，军士无不踊跃思奋。时巨寇杨么据洞庭重湖，朝廷屡命将讨之不克。公念建康东南都会，而洞庭实据上流，今寇日滋，壅遏漕运，格塞形势，为腹心害。不先去之，无以立国。然寇阻重湖，春夏则耕耘，秋冬水落则收粮于湖寨，载老小于泊中，而尽驱其众四出为暴。前日朝廷反谓夏多水潦，屡以冬用师，故寇得并力而我不得志。今乘其怠盛夏讨之，彼众既散，一旦合之，固已疲于奔命；又不得守其田亩，禾稼蹂践，则有秋冬绝食之忧，党与必携，可招来也。虽已命岳飞往，而兵将未必谕此意，或逞兵杀戮，则失胜算、伤国体。遂具奏请行，上许焉。公在道，念国家任事不顾身者常遇祸，而畏避崇虚誉者常获福，以为国之大患，奏曰：「今夫有疾于此，正在膏肓，庸医畏缩，方且戒以勿吐勿下，姑进参苓而安养之，虽终至于必死，主人犹以为爱己也。乃若良医进剖胸洗肠之术，旁观骇愕，指以为狂。至其疾良已，尚不免于轻试之谤。自古掠美附众者得誉常多，而骨鲠当权者负谤常重。澶渊之役，寇准决策亲征，功存社稷。事定之后，奸臣乃谓其轻弃万乘。今合天下之力以诛天下之不义，虽汤、武复生，亦必出此。而顾乃为恐惧顾虑之计，何由而事功可集哉」？盖公所以自任者始终如此，故每因事为上言之。行至醴陵，狱犴数百人，尽杨么遣为间探者，帅席益传至远县囚之。公召问，尽释其缚，给以文书，俾分示诸寨曰：「尔今既不得保田亩，秋冬必乏食，且馁死矣。不若早降，即赦尔死」。数百人驩呼而往。五月十一日至潭州，于是贼寨首领黄诚、周伦先请受约束。然诚等屡尝杀招安使命，犹自疑不安。公遣岳飞分兵屯鼎、澧、益阳，压以兵势，其党大恐，相继约日来降，丁壮至五六万，老弱不下二十万。公一切以诚信抚之。六月，湖寇尽平，乃更易郡县奸赃吏，宣布宽恩。上手书赐公曰：「览奏，知湖寇已平。非卿孜孜忧国，不惮勤劳，谁能宽朕忧？顾奏到之日，中外欢贺，万口一词，以谓上流既定，则川、陕、荆、襄形势接连，事力增倍。天其以中兴之功付之卿乎」！于是公奏遣岳飞之军屯荆襄，图中原，遂率官属吏兵泛洞庭而下。时重湖连年舟楫不通，公舟始行，风日清夷，父老叹息，以为变残贼呻吟之区为和气也。始，公定议令韩世忠屯承楚，于高邮作家计。及公出征而廷议中变，公复请去。上悟，优诏从公初计。公既两发储嗣之议，至是闻建资善堂，皇子出就傅，喜不自胜，以为当以择师傅为先。遂具奏，荐起居郎朱震、秘阁修撰范冲可任训导之选。公虽在外，常以内治为忧，每有见辄入奏。其一谓：「自昔人君命相，与之讲论天下大计，次第而施行之，故日积月累，成效可必。譬之营室，先度基阯，次定规模，付诸匠者，以责其实。一有不合，安可轻委？自建炎以来，陛下选用大臣未知责以何事，而大臣进说于陛下未知何以奉诏。臣但见一相之入，引进亲旧，报雠复怨，以行其私意而已。欲望国家之治安，其可得乎」？其二谓：「祖宗置台谏，本虑夫军民之利害、人才之善恶、官吏之能否庙堂不能尽见而周知，台谏得以风闻而论列。不幸大臣不得其人，则台谏力争明辨以去之耳。今乃不然，阴肆揣摩，公为反覆，或伺候人主之意，或密结大臣之私，捃摭细故，以示其公。人主不可以不察也」。其三谓：「祖宗时，郎曹之选非累历亲民不以授，自台阁而为守贰者十尝七八，盖使之更历世故，谙晓民情，养成其材，以备任使。今则不然，事口记者可至言官，弄文采者皆升馆职，日进月迁，骤窃要位。一居京局，视州县为冗官。故有为大臣而不知民情之休戚、财用之盈虚、军政之始末者，有为侍从而不知州县所宜施行者，况责以任天下大计哉」？上嘉纳焉。公自岳、鄂转淮西、东，诸将大议防秋之宜，直至承楚，伪境震动。上念公久劳于外，遣中使赐手书促归，制除公金紫光禄大夫。公力辞至四五乃许。特封公母计氏秦国夫人，赐公兄滉紫章服及五品服二人，官公亲属两人。公以十月十一日至行在，上劳问曰：「卿暑行甚劳，然湖湘群盗既就招抚，以成朕不杀之仁，卿之功也」。公顿首谢曰：「陛下误知，使当重任，故臣得效愚计」。上亲书《周易》《否》、《泰》卦以赐焉。公奏：「自古小人倾陷君子，莫不以朋党为言。夫君子引其类而进，志在于天下国家而已。其道同，故其所趋向亦同，曾何朋党之有？惟小人则不然，更相推引，本图利禄，诡诈之踪，莫可迹究。或故为小异以弥缝其事，或内外符合以信实其言。人主于此何所决择而可哉？则亦在夫原其用心而已矣。臣尝考《泰》之初九『拔茅茹以其汇，征』，而象以为志在外，盖言其志在天下国家，非为身故也。《否》之初九『拔茅茹以其汇，贞』，而象以为志在君，则君子连类而退，盖将以行善道而未始忘忧国爱君之心焉。观二爻之义而考其用心，则朋党之论可以不攻而自破矣。臣又观否泰之理起于人君一心之微，而利害及于天下百姓。方其一念之正，其画为阳，泰自是而起矣。一念之不正，其画为阴，否自是而起矣。然而《泰》之上六，三阴已尽，复变为阳，则小人在外而泰之所由以生焉。当今时适艰难，民坠涂炭，陛下若能日新其德，正厥心于上，臣知其将可以致泰矣。异时天道悔祸，幸而康宁，则愿陛下常思其否焉」。上尝召公独对便殿，问所宜为。公退奏曰：「臣窃惟二帝皇族远处沙漠，忧愤无聊与夫轻侮受辱，可想而见也，尚忍言之哉！臣尝屈指计之，如此者盖三千昼夜矣。虎狼用意，实欲摧折而消磨之也。虽然，此尚以陛下总师于南耳。异时或一有差跌，其祸可胜言乎？今事虽有可为之几，理未有先胜之道。盖兵家之事不在交锋援战然后胜负可分，要在得天下之心，则士气百倍，虏叛归服。虽然，是岂可以声音笑貌为哉？心念之间一毫有差，四海共知。今使天下之人皆曰吾君孝弟之心须臾不忘，寝食之间父兄在念，当思共为陛下雪雠矣。皆曰吾君之朝君子在位，小人屏去，侍御仆从罔匪正人，谮说不行，邪言不入，市井之谈不闻，道义之益日至，则内外安心，各服其职，而有才智者悉思尽其力矣。皆曰吾君弃珠玉、绝弄好、轻犬马、贱刀剑，金帛之赏不以予幸，惟以予功，则上下知劝矣。以至吾君言动举措俱合礼法，至诚不倦，上格于天，则望教化之可行矣。如是则将帅之心日以壮，士卒之心日以奋，天下百姓之心日以归。夷狄虽号荒服，然非至若禽兽也。闻陛下之盛德，知中国之理直，则气折志丧，小大虽异，战必不力，众必不同，则陛下何为而不可成乎？或有不然，疑似之说毫发著见，天下之人口不敢言而心敢怒。异日事乖势去，祸乱立作，如覆水之不可救也。盖隙见于此则心生于彼，不易之道，自古为君之难，非特今日也。一言之失，一行之非，或失色于人，或失礼于人，或一小人在侧，便足以致祸致难，起戎起兵。前日明受之变，大逆之徒陈兵阙下，旁引他辞，其监不远也。为人上者，其可不兢畏戒惧耶」？其警戒深切如此。上皆嘉纳，且命公以所见闻置策来上。公承命条列以进，号《中兴备览》，凡四十一篇。立国之本，用兵行师之道，君子小人之情状，驾驭将帅之方，均节财用之宜，听言之要，待近习之道，以至既往之得失，郡县之利病，莫不备具。上深嘉叹，置之坐隅。六年正月，上谓公曰：「朕每以事几难明，专意精思，或达旦不寐」。公奏曰：「陛下以多难之际，两宫幽处，一有差失，存亡所系，虑之诚是也。然臣尝闻之，听杂则易惑，多畏则易移。以易惑之心行易移之事，终归于无成而已。是以自昔君人者修己正心，惟使仰不愧于天，俯不怍于人，持刚健之志，洪果毅之实，为所当为，曾不它恤。陛下聪明睿知，灼知古今，苟大义所在，断以力行，夫何往而不济乎？臣愿万机之暇，保养天和，澄静心气，庶几利害纷来不至疑惑，以福天下，以建中兴」。公以虏势未衰，而叛臣刘豫复据中原，为谋叵测，不敢皇宁处于朝，奏请亲行边塞，部分诸将，以观机会。上许焉，即张榜声豫僭逆之罪，以是月中旬启行。公谓：「楚汉交兵之际，汉驻兵殽函间，则楚不敢越境而西。盖大军在前，虽有它岐捷径，敌人畏我之议其后，不敢踰越而深入也。故太原未陷，则粘罕之兵不复济河，亦以此耳。论者多以前后空阙，虏出它道为忧，曾不议其粮食所自来，师徒所自归。不然，必环数千里之地尽以兵守之，然后为可安乎」？既以此告于上，又以此言于同列，惟上深以公言为然。至江上，会诸帅议事，命韩世忠据承楚以图淮阳，命刘光世屯合淝以招北军，命张俊练兵建康，进屯盱眙，命杨沂中领精兵为后翼佐俊，命岳飞进屯襄阳以窥中原。形势既立，国威大振。上遣使赐公御书《裴度传》以示至意。公于诸将中尤称韩世忠之忠勇，岳飞之沉鸷，可倚以大事。世忠在楚州时入伪地，叛贼颇聚兵。世忠渡淮击败之，直引兵至淮阳而还，士气百倍。上手赐书公曰：「世忠既捷，整军还屯，进退合宜，中外忻悦。每患世忠发愤直前，奋身不顾，今乃审择利便，不失事机，亦卿指授之方。卿宜明审虚实，徐为后图，或遣岳飞一窥陈蔡，使贼支吾不暇，以逸待劳」。时飞母死，扶护葬庐山。公乞御笔敦趣其行，飞奉诏归屯。公身任辅相，虽督军在外，朝廷有大差除，不容不预议。而孟庾除知枢密院，及高世则除节度使，皆不知始末。具奏，以为如此则臣不当在相位。上亲笔喻指焉。公以东南形势莫重建康，实为中兴根本。且人主居此，则北望中原，常怀愤惕，不敢自暇自逸。临安僻居一隅，内则易生安肆，外则不足以号召远近，系中原之心。奏请车驾以秋冬临建康抚三军，以图恢复。公又渡江遍抚淮上诸屯，属方盛暑，公不惮劳，人人感悦。时防秋不远，公以方略谕诸帅，大抵先图自守以致其师，而乘几击之。六月，制加公食邑、食实封。时公所遣人自燕山回，知徽宗皇帝不豫，又闻钦宗皇帝所贻虏酋书，奏曰：「臣近得此信，不胜臣子痛切愤激之情。仰惟陛下处天子之尊，遭父兄之变，圣怀恻怛，勤切于中，固不止坐薪尝胆也。臣愿陛下至诚刚健，勉强有为，成败利害，在所不恤。彼藉姑息之论，纳小忠之说者，为一己妻孥计耳。使天有志于中兴，陛下奋然决为，躬冒矢石，事无不济。使天无意乎中兴，陛下虽过为计虑，以图一身之安，曾何补于事乎？但当尽其在我，一听天命而已。况夫孝弟可以格天，仁厚可以得民，推此心行之，臣见其福，不见其祸也」。七月，有诏促公入觐。八月至行在，时张俊军已进屯盱眙，三帅鼎立，而岳飞遣兵入伪地，直至蔡州，焚其积聚，时有俘获。公力陈建康之行为不可缓，朝论同者极鲜，惟上断然不疑。车驾以九月一日进发，逮至平江，公又请先往江上。谍报叛贼刘豫及其侄猊挟虏来寇，公奏虏疲于奔命，决不能悉大众复来，此必皆豫兵。公既行，而边遽不一，大将张俊、刘光世皆张大贼势，争请益兵，自赵鼎而下，莫不恟惧。至欲移盱眙之屯，退合淝之师，召岳飞尽以兵东下。公独以为不然，以书戒俊、光世曰：「贼豫之兵以逆犯顺，若不尽剿，何以立国？平日亦安用养兵为？今日之事，有进击无退保」。时杨沂中为张俊军统制，公令沂中往屯濠梁，且使谓之曰：「上待统制厚，宜及时立大功，取节钺。或有差跌，某不敢私」。诸将悚惧听命。公至江上，知来为寇者实刘麟兄弟，豫封麟淮西王，兵凡六万人。寇已渡淮南，涉寿春，逼合淝。公调度既已定矣，而张俊请益兵之书日上，刘光世亦欲引兵退保。刘豫又令乡兵伪胡服，于河南诸州十百为群，由此间者皆言处处有虏骑。赵鼎及签书枢密院事折彦质惑之，移书抵公至七八，坚欲飞兵速下。又拟条画项目，乞上亲书付公。大略欲俊、光世、沂中等退师善还，为保江之计，不必守前议。公奏：「俊等渡江则无淮南，而长江之险与虏共矣。淮南之屯正所以屏蔽大江，向若叛贼得据淮西，因粮就运，以为家计，江南其可保乎？陛下其能复遣诸将渡江击贼乎？淮西之寇，正当合兵掩击，令士气益振，可保必胜。若一有退意，则大事去矣。又岳飞一动，则襄汉有警，复何所制？愿陛下勿专制于中，使诸将不敢观望」。上手书报公曰：「朕近以边防所疑事咨问于卿，今览卿奏，措置方略、审料敌情条理明甚，俾朕释然，无复忧顾。非卿识虑高远，出人意表，何以臻此」？是时内则庙堂，外则诸将，人人畏怯，务为退避自全之计。虽公远策之忠始终不贰，然握兵在外，间隙易生，向非主上见几之明，不惑群议，则诸将必引而南，大势倾矣。及奉此诏，异议乃息，而诸将亦始为固守计。既而贼大张声势于淮东，阻韩世忠承楚之兵不敢进，杨沂中亦以十月四日抵濠州。公闻光世已舍庐州而南，淮西人情恟动，星夜疾驰至采石，遣谕光世之众曰：「有一人渡江，即斩以徇」。光世闻公来采石，大恐，即复驻军，与沂中接连相应。刘猊分麟兵之半来攻沂中，是月十日，沂中大破猊于藕塘，降杀无遗。猊仅以身免，麟拔寨遁走，虏获甚众，得粮舟四百馀艘。于是公奏车驾宜乘时早幸江上，上赐手书曰：「贼豫阻兵，枭雏犯顺，夹淮而阵，侵寿及濠。卿奖率师徒，分布要害，临敌益壮，仗义直前，箕张翼舒，风驰电扫，遂使凶渠宵遁，同恶自焚，观草木以成兵，委沟壑而不顾。昔周瑜赤壁之举，谈笑而成；谢安淝上之师，指挥而定。得贤之效，与古何殊？寤寐忠勤，不忘嘉叹」。公奏曰：「逆雏远遁，尚稽授首之期；金寇方强，未见息戈之日。臣之罪大，何所逃刑？愿陛下念十年留滞之非，叹双驭还归之晚，傥为民而劳己，当有神以相身。无使自谋择利之言，得惑至高无私之听」。又上奏以「贼臣迩者辄入边塞，今虽胜捷，而渠魁遁去，杀戮虽众，亦吾赤子。致彼操戈而轻犯，由臣武备之弗严。愿赐显黜，以允公议」。上深嘉叹焉。有旨，都督府随行官吏、军兵诸色人等备见勤劳，可令张某等第保奏。公奏：「驰驱尽瘁，职所当然，赏或滥加，士将解体。乞上保奏战功，庶可旌劝军士」。又遣内侍赐公古端石砚、笔、墨、刀剑、犀甲，且召公还。及至平江，随班朝见，上曰：「却贼之功，尽出右相之力」。于是赵鼎惶惧乞去。方公未至平江时，鼎等已议回跸临安。公入见之次日，具奏曰：「昨日获闻圣训，惟是车驾进止一事利害至大。盖天下之事不唱则不起，不为则不成。今四海之心孰不思恋王室？虏叛相结，胁之以威，虽有智勇，无由展竭。三岁之间，赖陛下一再进抚，士气从之而稍振，民心因之而稍回。正当示之以形势，庶几乎激忠起懦，而三四大帅者，亦不敢怀偷安苟且之心。夫天下者，陛下之天下也。陛下不自致力以为之先，臣惧被坚执锐、履危犯险者皆有解体之意。今日之事，存亡安危所自以分。六飞傥还，则有识解体，内外离心，日复一日，终以削弱。异时复欲下巡幸诏书，谁能深信而不疑者？何哉？彼知朝廷姑以此为避地之计，实无意于图回天下故也。论者不过曰万一秋冬有警，车驾难于远避。夫军旅同心，将士用命，扼淮而战，破敌有馀。况陛下亲临大江，气当百倍。苟士不效力，人有离心，陛下虽过自为计，将容足于何地乎？又不过曰当秋而进，士有战心。及春而还，绝彼窥伺。为此论者，特可纾一时之急，应仓卒之警。使年年为之，人皆习熟，谓我不竞，当有怨望，难乎其立国矣。又不过曰贼占上流，顺舟而下，变故不测。夫襄汉我所有也，贼舟何自而来？使虏叛事力有馀，果然凌犯，水陆偕进，自上而济，陛下虽深处临安，亦能以安乎？矧惟陛下负四海之重责，有为而未成，天下犹矜怜而归心于陛下；不为而坐待其尽，其为祸可胜言耶！要须刚大志气，恢廓度量，以拯救天下为心，仰不愧于天，俯不怍于人，度事而为，审时而动，先谋自治，利而诱之，致而破之，何难而不可济？今臣侍陛下以还归，在臣之谋，无所任责，臣亦得计矣。而为陛下国家计，则为不忠。是以披心腹、露肝胆，反复一二言之。惟陛下详教而曲谕焉，庶几君臣之间得尽其道，不贻万世之悔」。上翻然从公计。十二月，赵鼎出知绍兴府，专委任公。公谓亲民之官治道所急，而比年以来内重外轻，祖宗之法尽废。流落于外者终身不获用，经营于内者积岁得美官。又官于朝者不历民事，利害不明，诏令之行，职事之举，岂能中理？民多被其害。遂条具以闻：郡守、监司有治状，任满除郎。郎曹资浅，未经民事之人，秩满除监司、郡守。令中书省、御史台籍记姓名，回日较其治效，优加擢用。治民无闻者，与闲慢差遣。馆职未历民事者除通判、郡守，殿最如前。仍乞降诏。又以灾异奏复贤良方正科，上皆从之。七年正月，上以公去冬却敌之功，制除特进。公恳辞再四。先是，十二月以禄令成书加金紫光禄大夫。公辞不得，即求回授兄滉。至是上谓公曰：「卿每有迁除，辞之甚力，恐于君臣之义有未安也」。公乃奉命。

古之世，有不去商纣之虐君，以从周武之圣臣，而守死西山者，其人曰伯夷。伯夷者，孔子称为仁，孟子称为圣，不在乎学者能道之也。古之人有不爱刳身戮尸之患，以求尽忠极节于其君者，其人曰比干。比干者，孔子称为仁，孟子称为贤，不在乎学者能道之也。古之人有不爱将军之印，不愿万家之封，引身即死，以明君臣之大义，而求自附于伯夷、比干之事者，其人曰王蠋。王蠋无孔子、孟子之称，而其名亦不获自附于伯夷、比干焉，学者亦不可不道也。当燕人之破齐，齐王走莒也，临菑之地，汶篁之疆，为齐者无几也。齐之臣，平居腰黄金，结紫绶，论议人主之前者，一旦狼顾鸟窜，分散四出，不逃而去，则屈而降，无一人为其君出身抗贼，以全齐者。方是时，王蠋，齐之布衣也，积德累行，退耕于野，口未尝食君之粟，身未尝衣君之帛，独以谓生于齐国，世为齐民，则当死于齐君。乃奋身守大节，守区区之画邑，以待燕人。燕人亦为之却三十里，不敢近。其后燕将畏蠋之贤，念蠋之在而齐之卒不灭也，数为甘言啖之曰：「我将以子为将，封子以万家。不者屠尽邑」。蠋曰：「忠臣不仕二君，正女不更二夫。国亡矣，蠋尚何存？今劫之以兵，诱之以将，是助桀为虐也。与其无义而生，固不若烹」。乃经其头于木枝，自奋绝脰而死。士大夫闻之，皆太息流涕，曰：「王蠋，布衣也，义不北面于燕，况在位食禄者乎」？于是乃相与迎襄王于莒，而齐之残民始感义奋发，闭城坚守，人人莫肯下燕者。故莒、即墨得数战不亡。而田单卒能因其民心，奋其智谋，却数万之众，复七十馀城。王蠋激之也。始予读《史记》至此，未尝不为蠋废书而泣，以谓推蠋之志，足以无憾于天，无怍于人，无歉于伯夷、比干之事。太史公当特书之，屡书之，以破万世乱臣贼子之心，奈何反不为蠋立传？其当时事迹，乃微见于田单之传尾，使蠋之名仅存以不失。传而不足以暴天下，甚可恨也。且夫聂政、荆轲之匹，徒能瞋目攘臂，奋然不顾，以报一言一饭之德，非有君臣之雠，而怀匕首，袖铁椎，白日杀人，以丧七尺之躯者，太史公犹以其有义也，而为之立传，以见后世，后世亦从而服之，曰「壮士」。苏秦、张仪、陈轸、犀首，左右卖国以取容，非有死国死君之行，朝为楚卿，暮为秦相，不以慊于心，太史公犹以其善说也，而为之立传，以见后世，后世亦从而服之，曰「奇材」。以至韩非、申不害之徒，刑名之学也，犹以原道德而附之《老聃》。淳于髡、邹衍、田骈、慎到、接予、环渊、驺奭之徒，迂阔之士也，犹以为多学而附之《孟子》。然则世有杀身成仁，如王蠋之事者，独不当传之，以附于《伯夷》之后乎？噫，昔者夫子作《春秋》，其大意在于正君臣，严父子。使当时君臣正，父子严，则《春秋》不作矣。后世愚夫庸妇，一言一行近似者，皆当笔之《春秋》，况夫卓然有补世教者，得无特书之，屡书之乎？此予所以为太史公惜也。

冒顿既立，时东胡强，使使谓冒顿曰：「欲得头曼时号千里马」。冒顿问群臣，皆曰：「此匈奴宝马也，勿予」。冒顿曰：「奈何与人邻国爱一马乎」？遂与之。顷之，东胡以为冒顿畏之，使使谓冒顿曰：「欲得单于一阏氏」。冒顿复问左右，左右皆怒曰：「东胡无道，乃求阏氏，请击之」。冒顿曰：「奈何与人邻国爱一女子乎」？遂取所爱阏氏与东胡。东胡王愈骄，西侵与匈奴中间弃地莫居千馀里，各居其边为瓯脱（瓯脱，境上候望之处。）。东胡使使谓冒顿曰：「匈奴所与我界瓯脱外弃地。匈奴不能至也，吾欲有之」。冒顿问群臣，或曰：「此弃地，予之」。于是冒顿大怒曰：「地者，国之本也，奈何予人」！诸言与者皆斩之。

臣谨案，《春秋》以地为重，凡书取地，皆恶之也。成二年，取汶阳田，则齐以战败而赂我。宣元年，齐人取济西田，则我以不义而赂齐。夫齐以战败而赂我，非我取之也，而必书「取」，专恶我也。我以不义而赂齐，非齐取之也，而必书「取」，专恶齐也。取汶阳田，虽专恶我，然齐亦与有罪焉。何者？为人子孙不能守先祖之土地，而轻以与人，得无罪乎？取济西田，虽专恶齐，然我亦与有罪焉。何者？为人子孙不能守先祖之土地，而轻以与人，得无罪乎？夫《春秋》书法重地如此，以为万世守国者之戒也。呜呼！冒顿，夷狄也，且能知地者国之本，而不以与人，可谓深得《春秋》重地之旨矣。可不鉴哉！

凡文皆生于不得已。象无文，感雷而生；水无文，因风而生。象与水非有心于文也，而极天下之至文。天地亦然，日月星辰，山川草木，充满勃郁，其文有不可掩者，夫天地非有心于文也。人之于文也亦然，其歌也或郁之，其诗也或感之，其讽议箴谏讥刺规戒也或迫之，凡郁于中而泄于外者，皆有不得已焉者也。得已而不已者，非吾之所谓文也。吾所谓文，唐虞三代之文也。唐虞之文，若咎陶、禹，非有心于文也。咎陶明刑，禹治水，不得已而作也。三代之文，夏有洛汭之歌，以太康而作也；商有伊尹之训，以太甲而作也；文王之演《易》，以羑里而作也；周公之诰，以三监而作也。是唐虞三代之文，不得已而作也。不得已，若非有心于文者也，而典谟训诰爻象之文，至今如天造地设，不可企及者，何也？周衰，孔子约鲁史而作《春秋》，非苟作也，夷狄放肆，乱臣贼子接迹而起，圣人有忧之，《春秋》不得已而作也。孔子没，孟轲氏惧杨墨之害道，七篇之书，不得已而作也。故其言曰：「予岂好辩哉，予不得已也」。屈原被放而《离骚》作，荀卿逃谗而大论兴；左丘失明，厥有《国语》；孙子刖脚，兵法修列；不韦迁蜀，世传《吕览》；韩非囚秦，《说难》、《孤愤》；马迁蚕室，《史通》是绎；董仲舒、刘向下狱当诛，《说苑》、《新序》、《繁露》、《玉杯》作焉；贾生窜逐，鵩乃有赋；退之谪徙，文发于鳄；柳宗元、刘禹锡、李白、杜甫，此数子者皆崎岖厄塞，而后溢为词章。是皆有不能自已者。向使咎陶不明刑，禹不遭洪水，五子无所怨，伊尹无所训，文王无羑里之囚，周公无三监之叛，孔子无夷狄之忧，孟氏无杨、墨之惧，屈原、荀卿下逮韩、扬数君子者无放逐厄塞羁囚之思，书皆不作矣。然则其何以传道而示后世哉？曰：书所以卫道，而非所以传道也。书者道之文也，韩愈《原道》曰「其文则《诗》《书》《易》《春秋》」，是《诗》《书》《易》《春秋》，道之文也，而不可以谓之道，况诸子百家之书而谓之道，可乎？道之传，以人而不以书也。《易》曰：「神而明之，存乎其人」。尧传之舜，舜传之禹，禹传之汤，汤传之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，孔子传之孟轲，轲之死，不得其传焉。是传道者以人不以书也。孔子于《诗》，蔽之以一言，曰「思无邪」。孟子于《书》之《武成》止取二三策，是圣贤盖以心传道，而非专取于《诗》《书》之文辞而已也。道苟得于心，书虽不作可也，文何有哉？予顷得《灞陵集》，故朝散郎大夫致仕秦公之所作也，诗若文凡七百篇，读之踰月不厌。其表奏书疏有闵时忧国之心；其歌诗发于性而止于忠，有少陵不忘君之思，大抵多羁愁郁结感愤之所为作也。予然后废卷而叹，益知文之出于不得已也。使出得时行道，都岩廊而惠天下，则斯文之不作可知也。抑犹有可疑者，崇、政以还，士风委靡，以谀佞相长雄。陈篇希恩，则歌咏太平，如唐虞康衢之谣；奏记乞怜，则诵述功德，有稷契复生之叹。公独落落与时左，无一言取容当世，益知公非特诗文出于不得已也，其仕进亦有不得已焉者矣。予然后又知公所得，非特区区于诗文而已也。公讳希甫，字辨之，灞陵人，故集号《灞陵》云。

开封王悰生长富贵之家，无富贵气，为人诚实不妄，予字之曰公实。悰，情也，情则实。古人云：「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」。又云：「自吾母而不用吾情，则何所用其情」？又云：「小大之狱虽不能察，必以情」。盖情常与实对，故曰「过情之誉暴集，无实之毁随至」。惟君子终身用其情，小人则终身不情。若曹操平生奸伪，死见真情是也。不情未有不暴露者也，公实勉之。公实今为成忠郎、雷化州巡辖马铺，充琼州澄迈县覆实经界官。予自新再迁珠崖，识之海康，知其为人，故序其字。

韩愈《原道》以为尧传舜，舜传禹，至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、孟轲，轲之死不得其传。呜呼，愈诚知道者，而略子思耶？原道而不知有子思则愚，知有子思而不明其传则诬，愚与诬皆君子所不取，愈诚知道者耶？自夫子没而微言绝，七十子终而大义乖，至于孟轲，道微久矣，轲不得之子思，尚谁传哉？夫子思之学见于《中庸》，又见于孔氏之遗书。《中庸》列于经，学者口诵而心惟章章也，其至言奥旨，精深高妙，非得孔子之传，能语是耶？孔氏之遗书，述子思备矣，而后世寡能究其说，宜愈之略之也。昔者夫子厄于陈、蔡，天下之至戚也，以子贡高弟，犹欲夫子少贬焉，惟颜渊则曰：「不容何病，不容然后见君子」。而夫子亦歌两柱之间，欣然自喜曰：「于丘其幸乎」。盖圣贤方以是知自异于流俗而乐之，其宁以不容为病乎？是道也，子思亲见夫子而得之，故困于乐朔不为病，胡毋豹谓之曰：「子好大，世莫能容，子盍亦随时乎」？子思曰：「大非所病，所病不大也。凡所以求容于世，为行道也，毁大以求容，吾何行焉？大不见容，命也；毁大以求容，病也。吾弗改矣」。从是观之，子思得孔子之传不疑矣，而后世寡能究其说，宜愈之略之也。子思尝曰：「伋于进瞻，亟闻夫子之教」。其对鲁穆公，亦云：「臣所记臣祖之言，有亲闻者」。故曰：是道也，子思亲见夫子而得之。

谥，古也；复谥，非古也。《谥法》曰「谥生于行者也」，苟当于行，字一足矣，奚复哉？故侍讲朱公没于爵，未得谥，上以公道德可谥，下有司议所以谥，谨献议曰：六经，圣人载道之文也。孔子没，独子思、孟轲氏述遗言以持世，斯文以是未坠。汉诸儒于经，始采掇以资文墨，郑司农、王辅嗣辈又老死训诂，谓圣人之心真在句读而已。涉隋唐间，河汾讲学已不造圣贤阃域。最后韩愈氏出，或谓其文近道尔。盖孔氏之道赖子思、孟轲而明，子思、孟轲之死，此道几熄，及本朝而又明。濂溪、横渠、二程子发其微，程氏之徒阐其光，至公而圣道粲然矣。公持心甚严，不萌一毫非正之念。其于书，舍六籍则诸子曲说不得于其思。其于道，不敢深索也，恐入乎幽；不敢泛求也，恐汩其说。读书初贯穿百氏，终也韬以圣人之格言，自近而入微，由博而归约，原心于秒忽，析理于锱铢，采众说之精而遗其粗，集诸儒之粹而去其驳，曰纯矣哉，孟氏以来可槩见矣。公中科第时犹少也，薄游径隐，闭门潜思。朝廷每以好官召，莫能屈。不得已而出，惟恐去之不早。晚在经筵不能五十日，而闲居者四十馀年，山林之日长，讲学之功深也。平居与其徒磨切讲贯，皆道德性命之言，忠敬孝爱之事。由公之学者必行己庄，与人信，居则安贫而乐道，仕则尊君而忧民，重名节而爱出处，合于古而背于时，好若此者，真公之学也。乌乎！师友道丧，人各自尊。公力扶圣绪，本末宏阔，而弄笔墨小技者以为迂；癯于山泽，与世无竞，而汩没朝市者以为矫；自童至耄，动以礼法，而跅弛捐绳墨者姗笑以为诞。世尝以是病孔孟矣，公何恨焉！初，太常议以文忠谥公。按公在朝廷之日无几，正主庇民之学郁而不施，而著书立言之功大畅于后。合文与忠谥公，似矣而非也；有功于斯文而谓之文，简矣而实也。本朝欧、苏不得谥文，而得之者乃杨大年、王介甫。介甫经学不得为醇，其事业亦有可恨，大年政复文士尔，文乎文乎，岂是之谓乎？世评韩愈为文人，非也。《原道》曰：「轲之死，不得其传」。斯言也，程子取之。公晚为韩文立《考异》一书，岂其心亦有合欤！请以韩子之谥谥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