臣窃以朝廷所以威天下者，刑赏二柄而已。圣人不妄赏人，亦不妄罚人，若夫同罪异罚者，明主之所不取也。今狄青、尹洙皆坐不合枷勘刘沪争修水洛城事，而洙罢路分，青领州任，非唯赏罚不明，兼亦措置失所。臣请别白言之。始者朝廷以狄青、尹洙虽伤于猝暴，不合枷勘沪等，又缘是朝廷不令修城，兼恐抑挫帅臣之威，遂移尹洙别路，狄青当路，此盖朝廷爱惜帅臣之本意。今来只因孙沔称病，遂忘却旧来商量，同罪异罚之外，狄青更蒙升用。其不可者六焉：臣以为当今天下之官，最难其才者，唯是陜西。四路之中，当贼冲而民户残破，军中气索，泾原最甚，当择天下才智第一，授以泾原军民之政。今付狄青刚悍之夫，不可者一也。朝廷自来以军人粗暴，恐其临事不至精详，故令文臣镇抚，专其进止，今用狄青，不思旧来制御之意，不可者二也。初缘狄青出自行间，名为拳勇，从未逢大敌，未立奇功，朝廷奖用太过，群心未服，今专使统一路兵马，必无兼才厌服其下。且以尹洙之才与相佐，尚犹如此，若独任刚狷之人，众所未服，必至败事，不可者三也。本来选用狄青，谓其刚果，堪为斗将，今兼知渭州。且夫知将以城守为能，斗将得野战为勇，各有以抚军民。今来狄青出战，则须别将守城，守城则当求知将，此岂一夫所能兼之？其不可者四也；昨日狄青、尹洙同枷勘刘沪，朝廷嫌其率暴，故移尹洙庆州。今洙当降罢，而青得进用，乃是朝廷专罪尹洙。且狄青粗率武人，岂得全无血气，枷送沪等未必尽由尹洙，归罪于洙，事未明白，不可者五也。凡暴贵之人，不能无骄，狄青拔自行伍，位至将帅，粗豪之气，固已显露。只如昨来朝廷所差医官，身带京职，青以一怒之忿，便行鞭扑。如此恣意，岂是尹洙所使？朝廷归罪于人，亦须察访其实，不可者六也。且庆州极边帅府，非是养病之地。伏乞朝廷别选才智之人以守渭州，兼进止一路兵马，专委狄青斗将之事。其孙沔傥或不病，则当发遣赴任渭州；如实有病，即召归京师诊理，所以示朝廷忧边谨罚之意。

臣近奏狄青知渭州，尹洙知晋州，不协物议，未蒙朝旨者。臣切谓若非大臣全无忧边之心，即是微臣当坐罔上之罪，二者之间，必有一焉。臣伏思陜西四路，惟泾原山川宽平，易为冲突，若戎马之势不遏，则为关中之忧，关中震惊，则天下之忧也。故国家自有西事以来，长以泾原为统帅之府。前岁葛怀敏丧师之后，朝廷欲差范仲淹往彼绥辑，尚先遣中使谕之以意。其时仲淹不敢独当此任，乞差韩琦同往，朝廷遣韩琦、范仲淹同共经略，又差张亢知渭州，狄青同为一路部署。琦等虽名四路招讨，其实只是营度泾原，亢领州寄，青为斗将，即是朝廷忧泾原如此之深也。及至去年，召琦、仲淹赴阙，又使中使问仲淹何人可以为代，于是差郑戬替韩琦，仲淹充四路招讨，尹洙代张亢知渭州。至秋，又差韩琦、田况往彼宣抚，则固知朝廷未尝忘泾原也。今年已罢郑戬归永兴，又移尹洙知晋州，遂令狄青一身，兼领三人职事。且范仲淹号为最晓边事，不敢独当，孙沔亦是朝廷精选，而托疾不行，是泾原有可忧之势，岂青匹夫独能当之，仲淹岂忘之乎？大臣必谓韩琦、仲淹二年泾原，成规可守，故专任狄青，足以了事，臣窃实以为不然。伏自怀敏覆没之后，兵气沮丧，未有小胜；百姓遭劫掠之馀，虽或归复，而生业未备。幸贼未至，而谓完实，议和未定，而早懈怠。抽减将帅，军民之心尚何所望而敢自安乎？且向来于生户界中，修一城寨，尚有劫夺杀伤，不能相保，贼马若至，谁复安心？是大臣全无忧边之心明矣！初缘昨者狄青、尹洙仓卒行事，上烦朝廷，臣窃料朝廷之意，谓此二人徇偏见之情，以相倡和，故换孙沔在青之上，欲令庶事有所商量。今来只因孙沔称病，遂将泾原一路兵马，专令狄青进止，岂天下之广，更无一奇才可以知渭州与青共事者？是大臣不思之甚也。况始因行事猝暴，朝廷不欲问罪，遂得专兵柄，不知是何赏罚。且缘青骤自行间，未著大功，蒙恩超擢，又其为性率暴鄙吝，偏裨不服，所以刘沪敢骂尹洙乳臭、狄青一介耳。今来以青独当一路，岂不忧偏裨不服，而败国家之事乎？虽传闻仲淹请行，若朝廷从之，不过泾州驻劄，以制大节，须别得渭州知州，与青缓急商量战守之势。又况庞籍守延，犹与王信等同事，今来反不及青独当最难一路，无乃籍等羞与为伍，以怀怨望乎？朝廷乏贤，一至于此！伏乞陛下询问大臣，如或将来贼马冲突泾原，狄青果能保必胜之势，不贻朝廷之忧，则臣甘先就诛窜，以当罔上之罪。

臣等各三上劄子，论列狄青等差遣不当事，今闻大臣坚执，不肯更改。臣等近共论岑守素、狄青二事。守素是陛下左右之人，只是才罢皇城司，未当再任，陛下要命令必行，立改差命。其狄青本应有过，当行责降，朝廷惜边将事体，只令依旧任使。大臣不能选择能臣，就委狄青州任，明是差失。臣等累有奏陈，利害甚显，大臣一向遂非，不肯改更初议。缘今日天下之势，最可忧者在戎狄，戎狄之患在陜西，陜西之事安危最急者在泾原。自西事以来，贼人不过一两次犯延州等路，唯泾原自高继嵩、王规累度禦捍得退外，又有好水、定川之败，则贼之意，岂须臾忘此一路也？盖泾原山川广宽，道路平易，边臣制禦不住，可以直图关中。如此形势，安得轻授与人？假如贼人围守镇戎，狄青既是部署，岂得不出救援？青出之后，何人守城？贼若以一二万人与青相拒，却从间道领众直趋渭州，又使何人守备？臣窃闻大臣之议，但欲精选通判。前日尹洙以馆职知州，关中之人，以洙气势尚轻，预忧缓急有事，不能制伏士卒，况可只委一通判小官，安能了事？以此言之，是渭州须别得能臣，与狄青分职勾当，方免朝廷深忧也。陛下欲命令必行，虽左右之人，已授差遣，立有改更；大臣观边上事势如此，不甚忧念，一向遂非，强有论执。是天子之意易回，大臣之偏见难改也。伏乞陛下以安危之意，直谕大臣，令选才望素著之人，委以泾原帅府。若不如此处置，恐后悔难追。

惟宋四世嘉祐二年三月，陈州上言：护国军节度使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狄公，属疾于镇。诏遣国医驰视，未至，以薨闻。天子震悼，为之素服发哀，再不视朝。制赠中书令，厚赙其家，褒勋臣也。公讳青，字汉臣，赠太傅讳应之曾孙，赠太师讳真之孙，赠中书令讳普之少子。汾州西河人，远祖唐纳言梁文惠公仁杰，本家太原，危言直节，再复唐嗣，子孙或从汾晋，世为著姓。公谨重信厚，风骨异常，少以骑射为乐，期于功名自立。弱冠游京师，系名拱圣籍中。国家自北虏请盟，韬偃师节，息烽彻警，垂四十年。元昊世以河西称藩，常岁遣牙校贡方物。胡贾往来，直抵都下。奸人窥觇，知我虚实，一旦上还印节，僭盗名字，朝廷始增兵择将，以为戎备，时宝元元年也。公初以散直为延州指使。贼昊宿心苞藏，椎锋甚锐，吾边弭兵兹久，士不知战，他将遇之，靡不折衄。延安最当贼冲，公以材武智略，频与贼较，未尝少沮。四年之间，大小二十五战，中流矢者八，斩捕首虏万馀，获马、牛、羊、橐驼、驴、铠甲、符印、器仗以数万计。攻贼金汤城及西南马市，至于杏林原，破其镇砦七，遂略宥州之境，屠龙咩、岁香等部落，燔其积聚数万、庐舍千馀，收其族帐二千三百、生口五千七百。又城穚子谷，筑招安、丰林、新塞、大郎堡，皆扼贼之要害，而夺其气。朝恩懋赏，七迁至秦州刺史、泾原路兵马副部署。上奇公功，欲召见之。无何，寇逼平凉，乃命公即趋泾原，俾图形以进，京师不呼公名而呼狄万，盖比之关、张也。公在泾原数岁，贼不敢犯塞。复以夏国主称臣，由是边柝解严矣。遂以侍卫亲军职名宠公，徙真定府路部署，累迁至彰化军节度使、知延州。羌人修贡，道出高奴，边事裁处，不遑中覆，故佥议帅臣，常为诸镇之首。公当是任，边戎畏伏，乃召为枢密副使。会蛮寇内侵，岭海警扰，公以疆埸之虞、廊庙之忧，抗章请行，宽上南顾。上嘉其诚，遂改宣徽南院使、荆湖南北路宣抚使、提举广南经制贼盗事。初，侬氏之蛮，世为酋豪，羁附交趾，智高趫勇而善用兵，因击并旁近州邑而统有之。拓地寖广，胜兵寖盛，交趾不能制，南方亡命者多归之。由是儗正朔，置百官，潜窥据窃峤南之计。以皇祐四年五月，举兵攻邕州，陷之。乘郁江瀑流，连陷沿江九郡，杀逐其守臣，遂攻广州，围之，连月不尅，大掠而还。仍覆没四将，燔毁二郡，俘劫兵民数万。复据邕州城，诱略溪峒。江湘已南，为之骚然。朝旨以公大臣，既可其行，第令驻于桂、象之间，训练师旅，而指授方略于群帅。公以二广安危，在此一举，若偏裨失利，则兵气难振，自非躬亲，无以号令，先行后闻，朝议韪之。五年正月甲辰，三将之兵会于宾州，公接士大夫以礼，御下以严，临敌制变，众莫之测。己酉下令，人赋十日之粮，谍者既去，诘旦遂行，故贼以师期尚缓，不克守险者以此。己未，至归仁铺，贼悉其众据高迎战，前锋遇之，少却，左第一将孙节死之。公亲执旗鼓，麾骑兵，左右驰出贼后，贼遂大败，驰骑追捕，斩首二千二百，贼之谋主黄师虙、侬志忠等腹心爪牙没于阵者五十七人，智高焚营而遁。明日，按兵入城，获金银器用二万，戎仗称是，伪符节十一、马牛千馀，老壮士女还城者三千馀人。再遣阅闉外创重归死者，复得尸三千二百。翌日，分兵追袭贼之馀党，几歼焉，招复虏口七千三百。其邕人也，俾奠其居；非邕人者，振廪续食，还其本土。所得贼之遗物暨首级之赏，估直四千万，均给战士，仍筑京观，以志武功。二月丙子班师。辛巳，诏迁检校太尉、河中尹，召还枢府，遂曲赦广南，至于江西、湖南，咸宣布德音焉。未几，进拜枢密使，领节如故，仍赐城南第一区，诸子悉增其秩。职居机轴，势均台宰，外颁戎马之政，内参宫省之务，弼违顺美，动协厥中。越四年，愿去权宠，以辞盛满，遂兼相印出临辅郡，暴疾而终，享年五十。公天赋明智，世推权勇，临事董众，识与几会。其行师也，所统步骑不以众寡，常取诸葛武侯八阵法以为模楷，宿息坐作，悉成部伍，故虽仓卒遇敌，而师徒无桡。其为偏裨时，每被发面铜，其从骑兵驰突贼阵，羌人识之，见则辟易，无敢当者。尝中流矢，创甚，闻寇至，裹创而行，帅不能止。公器度深远，今相国韩公、故资政殿大学士范文正公之为西帅也，公皆隶其节下，咸奇之曰：「此国器也」。文正尝以《左氏春秋》授公曰：「熟此可以断大事，将不知古今，匹夫之勇，不足为也」。公于是晚节益喜书史，既明见时事成败，尤好节义。其在泾原也，副起居舍人、知渭州尹洙与公同经略招讨安抚使事。洙字师鲁，有文武才略，博通古今，公与虑事，尤为精密。师鲁尝称公：「古之名将，无以过也」。公于交游，在亡不渝，师鲁后以贬死，公厚恤其孤，如至亲焉。文正既没，其子纯礼服除还台，当莅吴中市征，公首为启陈，得署河南宾幕，以便坟垄，识者称之。其徙真定也，过家上冢，还谒县长，步趋令庭，以修桑梓之恭，然令不敢当，议者重其得体。遂留里中，与故老酾酒相欢，挥金而去。其征蛮也，上亲饯于垂拱，命釂者数焉。当是时，衮国太夫人侯氏微疾，公朝服而入，戒家人无得言治兵事，第云「奉使江表」，故得不忧。其纯孝如此。公好以众整，又能分功与人，而令在必行，故师之所过，秋毫无犯。其为小校延安也，大里、南安、安远之功，初不自言，物议多之。其征南也，今观文殿学士孙公时经制贼盗，与公偕行，其军中之政，公实专之，至于南夏经久之制，多让孙公裁处，谈者嘉其谦挹。初，广西钤辖陈曙以步卒八千溃于昆崙关，公至，推首遁者殿直袁用而下并曙，诛三十一人，其下股慄，遂能一战而成大功。公历官自三班差使、殿侍迁左右班殿直、侍禁、閤门祗候、通事舍人、西上閤门副使，正除秦州刺史、遥领惠州团练、眉州防禦使、保大军两使留后，真拜彰化、护国军节度使。职事自指使迁延州西路巡检、鄜延路都监、沿边都巡检、泾原仪渭兵马部署，遂总禁旅，历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、步军殿前都虞候、步军马军副都指挥使。其为兵马部署，以泾原部署知渭州、真定部署权定州、鄜延路经略安抚使知延州，皆著能政。一拜宣徽使，再践枢密副使，遂总机政，以兼相判陈州。临民统军，未尝少有差失。其征羌平蛮，名震夷狄，勋在竹帛，近代之良将也。公娶魏氏，封定国夫人。五男：长咨，西上閤门副使；次咏，东头供奉官、閤门祗候；譓、谏，皆内殿崇班；说，东头供奉官，不幸以夭。二女，许嫁而未行。孙璋，左侍禁；瓙，尚幼。同产兄素，右班殿直。兄子五人：询，左侍禁、閤门祗候；诜，左班殿直；諲、谆、䛆，皆左侍禁。从父兄靖，左班殿直，其子详，右侍禁。呜呼！戎夷旅距之际，公悉力捍禦，以至平定，宜享遐福、而禀命不融，后世其有兴者乎！公薨之年，归殡京师，明年，卜宅西河之太平乡刘村里，又明年二月十九日襄事。太常诔行，考功议绩，百僚佥允，乃赐谥曰武襄。诏给本品卤簿，送至都外，启攒掩圹，并辍其日视朝；仍诏所经道发卒卫送葬所，州县优假人牛车马，特恩也。其孤咨等既已砻石树碑神道之表，以靖尝从征南，复谒铭以志幽。遂铭曰：

天生哲人，康济斯民。不有屯难，何展经纶。眷言平夏，弈世称臣。一旦陆梁，边鄙生尘。公之忠勤，威名冠军。近斗远略，岁策其勋。寇入萧关，即镇泾原。图形以进，百辟改观。入董卫卒，风清禁屯。出总边兵，霜凝塞垣。乃建高牙，以肃和门。延登枢府，式赞治源。蠢兹侬蛮，轻去巢穴。陷邕围广，图据全越。公之善筹，成于庙谋。愿得奋行，馘彼凶酋。帝念其诚，俾公专征。岭海之区，傒公以宁。收复边城，绥抚遗氓。南夏再平，繄公之灵。露布传呼，欢声九衢。曲赦岭表，德音江湖。乃陟太尉，乃尹河中。升总机务，言畴厥庸。枢极之柄，兵戎大政。弼谐有托，方隅以静。致主推诚，辞权戒盈。乃锡相印，以镇陪京。天胡不仁，夺我勋臣。上心嗟悯，悼往抚存。輴车孰引，发卒三川。铭旌改宠，卤簿宣恩。佳城何在，汾河介山。勋书彝鼎，冢象耆连。山西出将，天下称贤。功名不朽，亿万斯年（《武溪集》卷一九。又见《广东文徵》卷六五。）。

「冠军」原作「冠君」，据四库本改。

朝奉郎、守太子中允、充馆阁校勘、骑都尉臣尹某。右，臣伏睹朝堂榜示，范仲淹落天章阁待制，知饶州，敕辞内有「自结朋党，妄有荐引」之言。臣知虑闇短，尝以其人忠亮有素，义兼师友。自其被罪，朝中口语藉藉，多云臣亦被荐论，未知虚实。仲淹若以他事被谴，臣固无预；今观敕意，乃以朋比得罪。臣与仲淹，义分既厚，纵不被荐论，犹当从坐；况如众论，臣则负罪实深。虽然国恩宽贷，无所指名；臣内省于心，有腼面目。况余靖自来与仲淹踪迹比臣绝疏，今来止因上言，获以朋党被罪。臣不可茍免，愿从降黜。以昭明宪。

四月日，朝奉郎、守太子中允、集贤校理、新差通判秦州军州事、上骑都尉、赐绯鱼袋臣尹洙，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：臣闻汉文帝盛德之主，贾谊论当时事势，犹云「可为痛哭」；孝武帝外攘四夷，以强主威，徐乐、严安尚以陈胜亡秦、六卿篡晋为诫。二帝不以危乱灭亡为讳，故子孙保天下者十馀世。秦二世时，关东盗起，或以反者闻，二世怒，下吏。或曰「逐捕今尽，不足忧」，乃悦。隋炀帝时，四方兵兴，左右近臣皆隐贼数，不以实闻。或言贼多者，辄被诘责。二帝以危乱灭亡为讳，故秦、隋之宗社，数年为墟。陛下视今日天下之治，孰与汉文？威制四夷，孰与汉武？国家基本仁德，陛下慈孝爱民，诚万万于秦、隋。至于西有不臣之虏，北有强大之邻，非特闾巷盗贼之势也。自西虏叛命者四年，旁塞数扰，内地疲远输，兵久于外，而休息无期。卒有乘弊而起，兵法所谓「智者不能善其后」。当此之时，陛下当夙夜忧惧，所以虑事变而塞祸源也。陛下延访边事，容纳直言，前世人主勤劳宽大，未有能远过者也。然未知以宗庙为忧、危亡为惧，此贱臣所以感愤于邑而不已。何者？今命令数更，恩宠过滥，赐与不节，此三者戒之慎之，在陛下所行耳，非有难动之势也。陛下因循不革，弊坏日甚，臣是以谓陛下未以宗庙为忧，危亡为惧者以此。夫命令者，人主所以垂信于天下也。异时民间闻朝廷降一令，皆竦视之；今则不然，皆相与窃语，以为不久当更，既而信然。此命令日轻于下也。命令轻则朝廷不尊矣。又闻群臣有献忠谋者，陛下始甚听之，后复一人沮之，则陛下意移矣。忠言者以陛下信之不能终，颇自绌其谋，以为无益。此命令数更之弊也。夫爵赏，陛下所持之柄也。近时外戚内臣，以及士人，或因缘以求，恩泽从中下，谓之「内降」。臣闻唐氏衰政，或母后专制，或妃主擅朝，树恩私党，名为「斜封」。今陛下威柄自出，外戚内臣贤而才者，当与大臣公议而进之，何必袭斜封之弊哉？且使大臣从之，则坏陛下纲纪；不从，则沮陛下德音。坏纲纪，忠臣所不忍为；沮德音，则威柄日轻。臣又闻尽公不阿，朝廷所以责大臣；今乃自以私昵挠之，而欲责大臣之守正不私，难矣。此恩宠过滥之弊也。夫赐与者，国家所以劝功也。比年以来，嫔御及伶官、太医之属，赐与过厚。人间传言：内帑金帛，皆祖宗累朝积聚，陛下用之不甚爱恤，今之所存无几。疏远之人，诚不能详内府丰匮之数，但见取于民者日烦，即知畜于公帑者不厚。臣亦知国家自西方用兵，用度寖广，帑藏之积，未必皆为赐予所费。然下民不可家至而户晓，独见陛下行事感动耳。往岁闻边将王圭以力战赐金，则无不悦服；或见优人所得过厚，则往往愤叹，人情不可不察。此赐予不节之弊也。臣所论三事，皆人人所共知，近臣从谀而不言，以至今日。方今非独夷狄之为患，朝政日弊而陛下不寤，人心日危而陛下不知，故臣愿先正于内以正于外，然后忠谋渐进，纲纪渐举，国用渐足，士心渐奋，夷狄之患庶乎息矣。伏惟陛下深察秦、隋恶闻忠言所以亡，远法汉主不讳危乱所以存，日新盛德，与民更始，则非独贱臣幸甚，实亦天下幸甚。干犯鈇钺，臣无任战汗激切俟命之至。臣洙昧死再拜上疏。

十一月日，朝奉郎、起居舍人、直龙图阁、知潞州军州事、轻车都尉、赐绯鱼袋、借紫臣尹洙昧死再拜，上疏皇帝陛下：臣闻至治之本，在于务大体，不在乎任察也。汉明帝察察，唐德宗以察为明，皆著讥前史，非盛德之论。然则众之好恶必察之，臣下忠邪必察之，非谓究发隐微、作为聪明者也。臣闻诏狱所治类多善士，因醉饱之失，发暧昧之罪，臣窃以为过矣。大抵士君子少长修饬，始终如一者，皆纯固介特之士，举朝论之，百不一二。至于年位尚轻，颇或疏纵，及稍贵重，始自矫厉，而能建事功于世、树名节之效者，不可胜纪。此殆常人之情，明主所深亮也。兹事虽往，臣所虑者上下相伺，动辄得咎，刻薄之风寖以成俗，于盛明之世，所损不细，非特谓二三子也。又比年以来，既行之恩尚或中寝，既用之法罕蒙开释，岂搏击之说易以进，宽厚之论难为陈哉？伏惟陛下采汉臣窥私之诫，鉴吴主校事之弊，因庆泽之后，发宽大之诏，明谕凡臣下有纤介之恶，非亏损教谊、侵害民物者，勿复以闻。至若暴乱之萌，骄僭之原，诬罔朋比，徇私灭公，此王诛之所先，愿陛下留神聪察，无志其细而遗其大，则善者耸而恶者戒矣。狂瞽之言，惟圣明裁择，幸甚。臣洙昧死再拜上疏。

十一月日，朝奉郎、起居舍人、直龙图阁、知潞州军州事、轻车都尉、赐绯鱼袋、借紫臣尹洙昧死再拜，上疏皇帝陛下：臣闻知贤而不能任，任之而不能终，于治国之道，其失一也。去年朝廷擢欧阳修、余靖、蔡襄、孙甫相次为谏官，臣知数子之贤且久，一旦乐其见用，又庆陛下得贤而任之，所虑者任之而不能终尔。以陛下知臣之明，修等被遇之深，岂有任之而不能终哉？盖闻唐魏玄成既薨，文皇亲为撰碑文以赐之，后有言其阿党者，遂覆其碑。近世君臣相得，未有如唐文皇与魏玄成者，间言一入，则存没之恩不终，臣未尝不感愤叹息而不能已也。以是而论，则知任之为易，终之实难，可不虑哉！属闻欧阳修领使河北，臣以边事之重，故不复以内外为疑。今又闻蔡襄出福州，未审襄以亲自请，为以过斥？若以过斥，岂当进其官秩；若以亲请，则襄任京师不三四年，已再省其亲。士大夫去远方而任京师者，孰不念其亲，岂独襄得遂其私恩哉？则襄之不当出明矣。陛下优容谏臣，在唐文皇上。修等之才，虽不愧古人，然所施为未能少及于魏玄成，则间毁之言，不必待其没而后发也。伏惟念知之之已明，任之之已果，而终之之甚难，则天下幸甚。然臣爱修等之贤，故恤其去朝廷而不尽其才。如陛下待修等未易于初，则臣有称道贤者之美；如其恩遇已移，则臣负朋党之责矣。夫今世所谓朋党，甚易辩也。陛下试以意所进用者姓名询于左右，曰：「某人为某人称誉」。必有对者曰：「此至公之论」。异日其人或以事见疏，又询于左右，曰：「某人为某人营救」。必有对者曰：「此朋党之言」。昔之见用，此一臣也，今之见疏，亦此一臣也，其所称誉与营救一也，然或谓之公论，或谓之朋党。是则公论之与朋党，常系于上意，不系于忠邪。此御臣之大弊也。臣既为陛下建忠谋，岂复顾朋党之责？但惧名以朋党，则所陈之言不蒙先采，此又臣之深虑也，惟圣明裁察焉。臣洙昧死再拜上疏。

朝奉郎、起居舍人、直龙图阁、知潞州军州事、轻车都尉、赐绯鱼袋、借紫臣尹洙。右，臣闻圣人鉴治乱莫如前代，然于世易考，于事易通，则莫若世数之相近者。故《周书·无逸》历陈商王中宗、高宗、祖甲之德，不及虞夏。臣以为方今宪法前古，宜在有唐；唐治之盛者，在于太宗。旧史具存，烂然可述。臣某诚惶诚恐，顿首顿首。伏惟尊号皇帝陛下详延经生，信尚儒术，书契之所传，缙绅之所道，无不该综浃洽，穷其渊源，固足以顺考古先，宪章百代者矣。窃惟圣心所慕，当追三代之盛；而诸儒称颂，亦谓比隆唐虞。贱臣区区，独以为政教威赏，未臻乎贞观之治。辄取唐史官吴兢所录贞观时事切于今者，得十二事以献。伏望陛下留神览观，详而思之，勤而行之，则贞观之治不难企及。由贞观以复三代，由三代以至唐虞，岂远乎哉？在勉于初、克于终而已。干冒旒扆，臣无任瞻天望圣激切屏营之至。

朝奉郎、行右司谏、直集贤院、知渭州兼同管勾泾原路经略安抚部署司公事、上骑都尉、赐绯鱼袋臣尹洙。右，臣得招讨司牒，奉朝旨修水洛城事。臣本路将佐前见朝廷罢修此城，人人感悦。今曾未逾月，复此兴建，无不骇叹。今兴作之劳，费用之广，臣且置而不论，所虑者既城之后，为害滋大耳。臣窃较计利害，为国家之害有四，而无一利焉。自贼昊扰边，王师屡屈，非以地不广大而不能抗者也。虽用兵有工拙，然大概说者以众寡之势不相侔也。今泾原一路之兵，可以战、可以持重为声势者，独狄青所将之兵耳，然不满二万。其他则城寨屯防，裁足自守，不当更有动移。此城既成，必分兵戍之，缓急贼至，则所备益多，所用益寡，所谓弱我兵而强敌势，此为害一也。山外诸城，本无税籍，自西鄙用师，大增屯兵。今平籴入中，数且不足，犹今诸郡输送税粟，仅有岁备，单弱之民，寖以愁困。此城既建，须益发近边之民输粟，以给其用，不独劳苦，且虞寇钞之害。倘复发兵援送，则所费弥广。所谓重伤民力，增损国费，以事无用之地，此为害二也。且朝廷命将出师，劳弊天下，禦之不能胜，绥之不能伏。为我之寇雠者，贼昊而已，西蕃种类，与国家本无纤介之隙。今无故攘其地而置城寨，又前后诛斩首级，亦已数百，外不足扬威于贼昊，内实树怨于种落，非计之得也。臣观古羌夷之为患多矣。今西蕃种类，居秦、渭之间者十馀万，皆以仇怨，不相伏属。如一旦破仇合从，则内属之户附汉最深者，必先被其扰。我必以兵救之，我出则彼归，我归则彼出，动之甚易，安之甚难。纵未能劳我大兵，然于疆埸侵寇之患，是更生一昊也。所谓为国生事，而无损于寇雠，此为害三也。贼昊前寇山外，独党留、麻毡部落气类附虏为虐，不闻水洛种族藉虏势为边患也。今则通赂于虏，事已明白。此城若建，凡此种类，必召寇为援，为之乡导。当是时，少出兵则不足以应虏，多出兵，胜败之势未决。臣恐山外之危亡，自兹而始。此为害四也。然建谋者必以通秦、渭之救兵，为国家之利，此又失之矣。夫救援之兵骤出不意，或可以取胜。今既城水洛，虏知救兵必出于此，当先据便地，以待我师。且救援之兵不过数千，劳逸势殊，岂能与虏较胜负者哉？臣以此知水洛既城，秦、渭之救兵必不从此而进，所以谓之无一利者也。纵使无前所陈四事，城之犹且无益，况分兵、输粟、生事、召寇四者之害，较然可验哉？臣闻拓地广塞，鞭笞四夷，盖以弭边患而强中国，未闻竭民力、耗国用，而以树兵本、兆祸阶也。臣识虑浅近，所见不广，然在边累岁，耳剽目睹，事颇习熟，又幸得以谏名官，岂容嘿嘿无所开陈？伏望圣慈博询众谋，慎重兹役，思其所以为害，而不贪其所以为利，则不独边鄙幸甚，亦天下幸甚。臣洙谨具状奏闻（《河南先生文集》卷一八。）。

所见不广：原无，据明本补。

臣伏闻近日军机，令中书与枢密院同共参议，此诚陛下虑边事之深也。然臣近再得上殿奏事，每见两府执政奏对，不过一两刻，其间或进议除改，或可否奏事，未必专议边防。臣窃料西虏今秋以至来春，必为大举之势，若更使得至，则陕右可忧。臣欲乞每五日后殿进呈公事罢，别于便殿延对两府执政大臣，参议边事，审料贼势，为守禦之略，免使寇兵奄至，临时处置，有失便宜。如允臣所奏，乞详酌唐延英故事施行。康定元年五月日，朝奉郎、守太子中允、新差权签署泾原、秦凤两路经略安抚判官公事、骑都尉臣尹洙劄子。

臣窃见近日所委帅臣，大抵以益兵为请。朝廷既熟闻之，必以为循常之谈。臣但虑众说依违，未能感悟圣意。臣非不知国家兵数有限，然事当应急，必在枝梧。昔秦伐楚，王剪请兵六十万，有李信者请止用二十万。故秦帝不从剪言者，谓信能任其事也。然信果败，而剪终成功。今西边诸将人人皆请益兵，亦有自许如李信，请以少击众也。如李信者尚败事，况强而使之？此必败之理（《河南先生文集》卷一九。）。

理：原无，据明本、张本补。

朝奉郎、守太子中允、签署陕西经略判官公事、骑都尉臣尹洙。右，臣昨到鄜延，体问昨来六月中差拨兵马往诸寨，并不曾得见贼众。当盛夏之际，疲困却人马，虚费国家钱物不少。臣窃揆遣使之时，贼兵尚在境上，陛下深愤诸将畏怯，不能齐心出师，遂使塞门一寨，数月婴城，终至陷没，皇情轸恻，专降诏旨。其如兵者诡道，贵在神速，千里制胜，恐后事机。伏望圣慈，今后军旅进退，乞不直降宣命。况临时应变，主将之任，岂可贼兵寇境，更候朝廷指挥？若涉逗留，即乞严行朝典。谨具状奏闻。谨奏。

右，臣准中书劄子，奉圣旨，候潘师旦成资方得交割勾当。臣已具待阙去处闻奏讫。臣切见自来谏官、御史应授差遣，少有于诸处待阙者。臣到庆州未十日，因孙沔陈乞疾患，不赴泾原路，却还旧任，就移臣知晋州；其潘师旦在晋州已一年馀九个月，却令臣待阙，事体之间，深有可疑。臣之私心，实怀忧惧。伏念臣自忝泾原一路寄委，近及一年，凡于戎事，并与狄青商量处置，未尝有毫分差失，亦不敢将近鄙细务，频有陈请，烦渎圣听。其合奏公事，前后多蒙俞允。臣与狄青，虽出处本异，而忠义一心，但专为枝梧昊贼，不敢邀功生事，庶几外禦寇雠，上副寄委。只自水洛城奉圣旨罢修已来，郑戬及刘沪朋党，造作谤言，传于道路，其间多不详其本末。今且以众所传闻者两事明之。一言刘沪所带枷重四十馀斤。且狄青在德顺军枷送刘沪下所司，当捕摄之初，事颇严密，及呼问之际，众谓必行军法，岂可预造大枷，有同儿戏？若本军从来有此大枷，即都转运司合因此别作行遣。以此搆谤，不近人情。一言泾原路经略司令人把定邠州州院门，遂致刘沪疾患。此时臣虽在式假，后来体问得都无此事。且邠州系是环庆路统制，于泾原本不相辖。况刘沪是朝廷送下本州寄禁，若泾原路差人把门，岂得不画时申都转运司，及具闻奏？据此二事，只欲朝廷知泾原路经略司要致刘沪狱死，以快私愤，都无公心。观此用意，实可惊骇。又众言郑戬罢四路后别授朝旨与修水洛城，所以刘沪得免专辄之罪。臣勘会于三月九日，本司准枢密院三月二日劄子云：「据郑戬奏，水洛城并是当司一面兴修，若便中止，实恐生、熟蕃部递相仇杀，却为边患」。贴黄又言：「或且令臣戬在泾州半月日，候许迁等军马回，即起发赴任」。又水洛城已降指挥，令泾原路一面相度指挥去讫。所有许迁等又已别移任使，其兵士等亦系分擘往逐路替换年满及权驻泊人数。奉圣旨：「令郑戬一依所授宣敕指挥，疾速将许迁手下兵马，差使臣管押往指定路分讫，起发赴任」。郑戬既承准上件朝旨，明知水洛城本路得一面指挥，如委实兴修有利，只令论奏，别听朝廷指挥；岂可尚与刘沪文牒，一面督促，及称专奉朝旨，遂致刘沪托此为名，故违本路节制？勘院既不收监取勘，法寺又无较正，以此郑戬所称专奉朝旨，臣实难以晓会。臣与狄青只据本司所授到枢密院劄子内圣旨施行，岂敢曲附郑戬，上违朝命？然群谤之起，亦有所因。郑戬与麦知微交结，情契至深。昨令许迁等军马兴修水洛城，其麦知微系是本路走马承受，却作「都大」名目统管兵马，以至修城，指使工匠，皆望修了迁转。及近边细民，又得弓箭手把土。刘沪不惜财货，招致小人，所以罢修之后，谤议纷然。臣与狄青都不采听，所恃者朝廷公道，所赖者陛下圣明。是以前后所上章奏，惟论国家利害，不与戬辈争辨是非。至于京师书问，亦皆断绝，即不知戬辈谤臣更有何事，朝廷闻臣更有何过。直至今来臣未得赴任，方始自疑。兼臣昨于本司备录到水洛城始末一宗文字，欲乞令臣暂乘递马赴阙面奏事状，及乞将郑戬等所奏臣事降下，许臣分析。臣若曾上违圣旨，矫称朝命，专擅生事，诬谤陷人，如郑戬之罪百分有一，即乞伏刑都市，以励边臣。傥以事体未明，须合證辨，即乞与郑戬一处下狱照对，以明国典。况臣十年之中，三次左降，至于荣进，本不系心，非为降著差遣，方此论列；只缘臣当圣明之朝，被此诬谤，若不陈述，臣虽瞑目，自衔恨九泉。伏望陛下察臣忠愤，闵臣冤枉，特赐早降指挥。干冒宸严，臣无任战越俟命之至。谨具状奏闻，伏候敕旨。庆历四年六月日，朝奉郎、行右司谏、直集贤院、新差知晋州军州事、上骑都尉、赐绯鱼袋、借紫臣尹洙伏奏。

右，臣昨在泾原路，窃见著作佐郎、管勾本路机宜文字石辂，为因于张亢初到任时，曾言母在濮州，欲求一京东差遣，因便宁亲。其时张亢不曾允许。后经隔数月，因本路发遣年满兵归，亢遂差辂及驻泊都监、司天监祗应人等，各押兵士归京，及令辂因便催促京东州军兵士衣赐，辂因得往濮州宁亲。蒙朝廷差官勘罪，法寺以私罪定断罚铜，降充京西监当。是时，臣以方移差遣，不敢为辂有所陈雪。原辂所招情款，只是从初于张亢处欲求差遣，因便省母，张亢即不曾允许。后来经隔数月，方令管押兵士。辂是文臣，只有不合承受押兵之罪。初定私罪，即不曾会问到张亢、狄青，其时辂有无请嘱之言。若辂于管押兵士之时，实有宁亲之请，于孝治之朝，尚冀宽贷。况追治旧日语言，坐以私罪，情实可矜。今遇郊礼庆泽之后，伏望圣慈特移辂一京东亲民差遣，及乞改从公罪定断。臣与辂共事将及一年，辂之操履，臣所具悉。如蒙朝廷移辂差遣及改定罪名后，辂犯赃私罪，臣并甘同罪不辞。谨具状奏闻，伏候敕旨（《河南先生文集》卷二一。）。

司：原误「同」，据明本、张本改。

准河东都转运使差官准敕取问臣前知渭州日，借支过钱粮事，并递到监察御史李京劄子言：「窃闻韩琦罢枢密副使，因董士廉疏论水洛城，并处置边机不当事。伏缘韩琦之过，自尹洙始。今琦已罢柄任，某则仍守旧官，人言籍籍，于理未顺。虽闻已降指挥，令尹某分析；人言事与韩琦不殊，切虑别有指说，遂至纷拿。兼听知鱼周询相度回日，缴奏到边民被害之家指论尹某文状，事甚明白。欲望朝廷检会鱼周询前奏，并今来董士廉所陈，其尹某早赐处分。所贵与韩琦行罚颇均，方协众望」。

右，谨具如前。臣已依应敕命，供析前知渭州日依例借支钱银回易，应付公用去讫。臣切见李京上言，虽闻已降指挥，令臣分析，「切虑别有指说，遂致纷拿」。臣切详故事，御史得风闻言事。既称风闻，则容有不实，是以所言虽虚，俱不反坐。朝廷若以事状显明，不须按覆，即时裁处，自系圣断，御史所守，则有职分。若京之所陈，虽增臣过恶万端，或乞加臣峻典，于言事之体，皆未为失，惟不当虑臣别有指说，乞朝廷便行处分。且圣明在上，若臣实无过犯，必不徇先入之言，曲加谴责；若的有罪状，岂容纷拿，得令茍免？况京所言，初云「切闻」，后云「听知」，则是未能决信于己也。未能决信于己，而欲决行于朝廷，其惑亦甚矣。所赖圣慈垂察，许臣分析事状，尽得辨明。向若从京之言，则贱臣被抑，固不足论；然上损治体，亦非细事。臣闻历代用刑，多有过滥，列圣临御，未尝独任威罚及于一臣。先朝建按刑之官，凡罪无细大，悉以审究。三代以还，刑罚之慎，未有如皇世者也。今京欲用偏至之辞，塞辨治之实，此源或开，人无所措。臣谓上损国体者，以此而言也。京又云鱼周询缴奏到边民被害之家指论臣事，臣不知周询所言边民缘何被害？有无处所？去年臣累奏，乞朝廷将臣与狄青废罢水洛城因依，令百官集议，及乞下狱对辨，未蒙省察。缘当时狄青自边上处置水洛城事回，已有刘沪、董士廉等随行，人传言被害人数甚多，寻取责实处，并不见得被害之人。其周询所言被害之家，后来朝廷必曾体量安恤，及必有居止去处。若果缘臣处置乖张，致令边民被害，即后来朝廷转臣起居舍人、直龙图阁，此时京已任御史，当极言论列。朝廷如察臣灼然有过，即不当更沾恩命。若引董士廉所陈之言不妄，不复推较，切为过矣。且士廉本非言事之臣，只缘曾为水洛城事系狱二十馀日，以此挟恨捃摭，虽忠信淳厚之人，其言不免过实。京待士廉果为忠信淳厚之人，亦当少原其情，渐验虚实。今乃欲朝廷尽从其言，尤所未喻。京又言「所贵与韩琦行罚颇均」。臣闻本朝机政大臣，出入中外，自有常制。今琦加资政殿学士，制书复有褒言，君臣之恩，未为不厚，谓之「行罚」，理所未安。臣又闻言事者主于言而已，言之不从，继之可也，伏閤请对可也，不然解避其职，皆为得体。若夫刑赏废置，乃朝廷大柄，非言事者得专之也。今御史既得风闻言事，又欲朝廷不辨明而行罚，是臣下进退皆悬于御史，其权不亦过重哉？尝闻景德初，河北转运使刘综上言供备库使白守素武勇，请正除刺史。真宗谓近臣曰：「将帅有功，列状具闻可也；酬劳分秩，自有常典，综何与焉」？监司之居外，犹御史之在朝也。真宗持赏罚之柄，不欲移于群下，圣意如此。伏望陛下稽法先训，咨询故典，察迎合之言，革朋比之风，则天下幸甚。臣累蒙进擢，班在侍从，虽被论疏，若已就勒劾，即不敢与言事臣寮辨论曲直；今既蒙就问，不当专为申理，以祈恩贷，兼复建明事体，庶裨圣政。伏望圣慈特赐省览。谨具状奏闻。谨奏（《河南先生文集》卷二二。）。

有：原脱，据右引补。

一、诸处军队或五十人、或二十五人、或不及二十五人为一队，凡获贼首一级（擒生同，下皆准此。），依赏格所给第四等赐，分与一队将士。如获首级五分以上（并以所战元数为定，不除输折数。下皆准此。），即全队并与第五等转。

一、管押军队人员（十将以下差管押，十人以上并同。即游徼或为倚伏，亦依军队例。下皆准此。），所管不满五十人，杀获与输折相当外，获五级与第五等转，五级加一等；其获二十级，虽输折相等，亦第五等转。所管不满百人，杀获与输折相当外，获七级与第四等转，七级加一等；其获三十级以上，虽输折相等，亦与第五等转。百人已上，杀获与输折相当外，获十级与第五等转，十级加一等；其获四十级已上，虽输折相当，与第五等转。二百人已上，杀获与输折相当外，获十五级与第五等转，十五级加一等；其获五十级以上，虽输折相等，亦第五等转。三百人已上，杀获与输折相当外，获二十级与第五等，二十级加一等；其获六十级已上，虽输折相等，亦第五等转。

一、管押军队使臣（即閤门祗候已上，如所管不满千人，并依此。所管不满三百人，），杀获与输折相当外，获十级与第五等转，十级加一等；其获三十级已上，虽输折相等，亦第五等转。所管不满三百人，杀获与输折相等外，获十五级与第五等转，十五级加一等；其获四十级已上，虽输折相等，亦第五等转。不满五百人，杀获与输折相当外，获二十级与第五等转，二十级加一等；其获五十级已上，虽输折相等，亦第五等转。不满千人，杀获与输折相当外，获三十级与第五等转，三十级加一等；其获六十级已上，虽输折相等，亦第五等转。

一、主兵官所领千人已上（供奉官已下，所管千人以上，依此例。），杀获与输折相当外，获五十级与第五等转，五十级加一等；其获一百级已上，虽输折相等，亦第五等转。所领三千人已上，杀获与输折相当外，获一百级与第五等转，一百级加一等；其获二百级已上，虽输折相当，亦与第五等转。

一、使臣军员亲自用命，有所斩获，所管将士别无输折，或输折相等者，与第五等转。如有所输折，不及所得者，只给第四等转（即违主将令取首级者，自依军法，馀皆准此。）。

一、如得主将命专取某人而能杀获者，与第四等转。

一、杀获贼中首领者，与第五等转。如近上首领，即与加等转。若加至第三等，即本管人员亦与第五等转。若加至第一等，即全队及本管人员并与第五等转。

一、军阵所获一百级，须输折相等已上，除计首级合转人数外，别许酬奖得力军员、使臣共三人，凡百级加三人（其十将以下，倍此数。）。

一、应非军队合战，有所斩获者，一级与第五等转，一级加一等（所管使臣人员依军阵例。　《河南先生文集》卷二二，明抄本。）。

人：原无，据四库本、张本、四部丛刊本补。

夫西戎之弗庭久矣。自继迁盗起羌胡，覆没灵、夏，四州常严兵戍，秦民困于馈挽。然国家以至仁为念，诫乎黩武，不爱七州之地，委以旄钺之重，侯王许其世及，金帛丰其岁给。恩赏既厚，虏志益骄。盖尝有恭顺之心，修职贡之事，含容豢养四十馀年，迄于胡雏，遂肆逆节。自今春朝廷选命将帅，分守边郡，转输兵甲，修峻城壁，三秦之人，已闻骚动。茍宿兵塞下，旷日持久，守禦之备虽严，供馈之力必屈。此则方今自守之害也。若兴兵度碛，虏必远遁，求战则不可得，欲归则为所乘。此又蹈至道之师也。切计为元昊之谋者，不过中国外叛之人与北方桀黠之虏耳。彼知中国重于出师，利在守境，教元昊以轻骑扰边，使城不敢弛备，欲以岁月困我，以觊侥倖之利耳。北虏以朝廷久同盟好，恩礼优渥，虽欲窃发，自愧无名，故使元昊叛而观衅。我若禦之，得其策则一举而服二虏矣。不然，恐北狄相踵而叛焉。且元昊所统，皆朔方骑兵，兼党项之众长于野战，而惮于冒险。今边鄙镇戍皆据要之地，有重兵屯守，不惧其越轶，但忧其不至，不至则中国坐自困矣。然元昊拥胁羌胡之众，陆梁沙漠之外，未可以力取，但当以计胜之。方今之计，莫若择西师之精锐者分屯边鄙，命有方略才武之将统之，其羸老者悉退还长安、蒲津，则外省供饷之劳，内有严备之名矣。又闻吐蕃在元昊之西，回鹘君其地，而折、李二族属国部落当其东。可遣使觇二虏，视其强弱，而啖以金帛，与之为约，使出兵攻元昊之西北。折、李二族各将所部，以便宜经略其东南，且观其势，而遣骁将以边兵继进，贼谓王师必不深入，令吐蕃、回鹘击其右，属国部落攻其前，而以边兵乘之，破之必矣。军威既振，凶党必离，然后疏爵赏以招其酋豪，举大军而覆其巢穴，吊河湟之黎庶，复汉唐之封略，可计日而待矣。若徇悠悠之谈，以太平既久，兵不可动，但执保边之说，使边城将帅拥重兵，据坚垒，人人为自固之谋，臣恐数年之后，财匮力屈，恐朝廷之忧，不在元昊也。谨上。

夫戎狄为患，厥惟旧矣。自黄、虞而降，迄于隋、唐，与时盛衰，寇盗中国。盖以生知骑射之方，俗钟贪悍之性，乐于战斗，不知仁义，故弱则降附，强则侵叛，为国者审其驭之之术而已。驭之得其道，则陵犯之谋寝；失其道，则陆梁之心生。秦、汉专尚武功，生事荒外，不较利害，交相侵伐，戎狄虽衰，而中国亦困矣，未为策之善也。夫善御戎狄者，在乎任将帅，训士卒，积金谷，利器械。无事则守，有警则战。故守则有威，战则必克，无他道也，重威严备而已。汉宣帝之朝呼韩，唐太宗之擒颉利，皆俟其政令昏错，上下乖乱，然后取之，未有无事而兴兵，时安而去备也。太祖皇帝以神圣之姿，承五代之弊，僭伪之国棋布天下，中州之地才方千里。西疆秦陇，南封江汉，北不过潞，惟东暨于海。太祖委任将帅，奋扬武德，十七年间，未尝有戎狄之忧。因之系庸蜀之君，开荆衡之域，东平建邺，南拓番禺，廓海县之祅祲，振皇纲之解纽。太宗缵服，吴越请吏。乃亲总六师，问罪三晋，一戎衣而天下大定。于是览《禹贡》之旧疆，悯幽陵之污俗，屡遣良将，龚行吊伐，而北戎方炽，师出无功，卒不能焚老上之龙庭，按榆溪之故塞。厥后继以潘美失律，杨业捐躯，继迁投隙，又扰灵、夏。由是虏势益悖，凭陵赵、魏矣。朝廷命李继隆、康保裔、傅潜、王继忠、王超辈为上将以禦之，未尝有尺寸之功，皆相继败北。先皇帝忿獯鬻之恣睢，悯士民之迁劫，亲驾戎辂，载临澶、魏，俄而挞览授首，大振天声（挞览，虏之大将，澶渊之役，为石保吉部将伏弩所杀，即民间所谓统军者。）。虏众震慑，乞盟请退。先皇帝志在安人，诫深黩武，乃命单车之使，申金黎之盟，抗敌国以礼之，赐圭币以安之，疆埸无虞，几四十年矣，有以见圣人屈己爱人之深也。夫戎狄者言语不通，政教不及，无耕织之业以厚其生，无邑居之固以安其俗。故前古虽得其民，不可臣也；得其地，不可垦也。赵武灵王欲开榆中之地，则先变胡服。唐太宗既灭突厥，卒不能有，遂立李思摩为主，而遣还河北。异乎方今北虏之为也，习礼仪之事，讲君臣之容，有诏令诰誓之文，有冠冕衣裳之制。又闻自虎口之北，有京曰大定府。合环千里之间，有城壁皆以郡县为名，有民人皆以耕桑为本。虽引弓辫发，未尽格于汉仪；而纪号设官，殆有殊于戎俗矣。意者岂皇天将使臣属于我，俾自变其俗耶？抑其君臣将革其政教，谋为害于我耶？且国家自雍熙、端拱之后，迄于澶渊之盟，未尝得志于北虏。今又其俗方改政令、作法度，窃观其意，似有贪汉之心焉。夫北虏者易以威制，难以德服，其所由来尚矣。而今之继好弭兵，逾三十载。彼岂知仁义之方，保盟誓之重哉？正以国家太平，四方无事，又岁贪金帛之厚赐耳。今西戎不庭，师旅未息，不幸年谷凶歉，民力虚困，则虏必伺隙乘便，留我信使，拥其腥膻之众，加以幽、蓟之师，暴犯边陲，必为深患矣。夫备豫不虞，武之善经也，国家得不豫为之备者乎？既思为备，则宜讲求将帅之材，制定兵戎之法，利器械，储积金谷。俟其蔑弃信誓，侵盗边鄙，奉辞则我直，以战则我壮。是以邀士卒之心，折丑虏之势，然后鼓之以圣德，临之以兵锋，复全燕之旧疆，述神宗之先志，无易于此矣。谨上（《河南先生文集》卷二三，明抄本。又见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》卷三九。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