此墨庄宝章集也，更数百年，学者读三刘《汉书》而思其人，或于蛛丝煤尾中睹此帖，宜如何爱慕耶！隆兴二年闰十一月二十三日，同家兄子友、子中、胡季怀、赵从季观于永和本觉寺而归之子澄父。

前者累蒙诲谕范碑曲折，考据精博，论议正平而措意深远，尤非常情所及。又得吕子约录记所被教墨，参互开发，其辨益明。熹之孤陋，得与闻焉，幸已甚矣，复何敢措一词于其间哉？然隐之于心，窃有所不能无疑者。盖尝窃谓吕公之心固非晚生所能窥度，然当其用事之时，举措之不合众心者盖亦多矣。而又恶忠贤之异己，必力排之，使不得容于朝廷而后已。是则一世之正人端士莫不恶之。况范、欧二公或以讽议为官，或以谏诤为职，又安可置之而不论？且论之而合于天下之公议，则又岂可谓之太过也哉？逮其晚节，知天下之公议不可以终拂，亦以老病将归而不复有所畏忌，又虑夫天下之事或终至于危乱，不可如何，而彼众贤之排去者或将起而复用，则其罪必归于我而并及于吾之子孙，是以宁损故怨，以为收之桑榆之计。盖其虑患之意虽未必尽出于至公，而其补过之善，天下实被其赐，则与世之遂非长恶，力战天下之公议以贻患于国家者相去远矣。至若范公之心，则其正大光明固无宿怨，而惓惓之义实在国家。故承其善意，既起而乐为之用。其自讼之书，所谓「相公有汾阳之心之德，仲淹无临淮之才之力」者，亦不可不谓之倾倒而无馀矣（此书今不见于集中，恐亦以忠宣刊去而不传也。）。此最为范公之盛德而他人之难者，欧阳公亦识其意而特书之。盖吕公前日之贬范公自为可罪，而今日之起范公自为可书。二者各记其实而美恶初不相掩，则又可见欧公之心亦非浅之为丈夫矣。今读所赐之书而求其指要，则其言若曰：「吕公度量浑涵，心术精深，所以期于成务，而其用人才德兼取，不为诸贤专取德望之偏，故范、欧诸公不足以知之，又未知其诸子之贤而攻之有太过者。后来范公虽为之用，然其集中归重之语亦甚平平，盖特州郡之常礼，而实则终身未尝解仇也。其后欧公乃悔前言之过，又知其诸子之贤，故因范碑托为解仇之语以见意。而忠宣独知其父之心，是以直于碑中刊去其语，虽以取怒于欧公而不惮也」。凡此曲折，指意微密，必有不苟然者。顾于愚见有所未安，不敢不详布其说，以求是正，伏惟恕其僭易而垂听焉。夫吕公之度量心术，期以济务则诚然矣。然有度量则宜有以容议论之异同，有心术则宜有以辨人才之邪正，欲成天下之务则必从善去恶，进贤退奸，然后可以有济。今皆反之，而使天下之势日入于昏乱，下而至于区区西事一方之病，非再起范公，几有不能定者，则其前日之所为，又恶在其有度量心术而能成务也哉？其用人也，欲才德之兼取，则亦信然矣。然范、欧诸贤非徒有德而短于才者，其于用人，盖亦兼收而并取。虽以孙元规、滕子京之流恃才自肆，不入规矩，亦皆将护容养，以尽其能，而未尝有所废弃，则固非专用德而遗才矣。而吕公所用，如张、李、二宋，姑论其才，亦决非能优于二公者。乃独去此而取彼，至于一时豪俊跅弛之士，穷而在下者不为无人，亦未闻其有以罗致而器使之也。且其初解相印而荐王随、陈尧佐以自代，则未知其所取者为才也耶？为德也耶？是亦不足以自解矣。若谓范、欧不足以知吕公之心，又不料其子之贤而攻之太过，则其所攻事皆有迹，显不可掩，安得为过？且为侍从谏诤之官，为国论事，乃视宰相子弟之贤否以为前却，亦岂人臣之谊哉？若曰范、吕之仇初未尝解，则范公既以吕公而再逐，及其起任西事而超进职秩，乃适在吕公三入之时。若范公果有怨于吕公而不释，乃闵默受此而无一语以自明其前日之志，是乃内怀愤毒，不能以理自胜，而但以贪得美官之故，俛而受其笼络，为之驱使。未知范公之心其肯为此否也。若曰欧公晚悔前言之失，又知其诸子之贤，故因范碑以自解，则是畏其诸子之贤，而欲阴为自托之计，于是宁卖死友，以结新交，虽至以无为有，愧负幽冥而不遑恤。又不知欧公之心其忍为此否也。况其所书但记解仇之一事，而未尝并誉其他美，则前日斥逐忠贤之罪，亦未免于所谓欲盖而彰者，又何足以赎前言之过而媚其后人也哉？若论忠宣之贤，则虽亦未易轻议，然观其事业规模，与文正之洪毅开豁终有未十分肖似处，盖所谓可与立而未可与权者。乃翁解仇之事，度其心未必不深耻之，但不敢出之于口耳。故潜于墓碑刊去此事，有若避讳然者。欧公以此深不平之，至屡见于书疏，非但《墨庄》所记而已。况《龙川志》之于此，又以亲闻张安道之言为左验。张实吕党，尤足取信无疑也。若曰范公果无此事而直为欧公所诬，则为忠宣者正当沫血饮泣，贻书欧公，具道其所以然者以白其父之心迹，而俟欧公之命以为进退。若终不合，则引义告绝而更以属人，或姑无刻石，而待后世之君子以定其论，其亦可也。乃不出此，而直于成文之中刊去数语，不知此为何等举措？若非实讳此事，故隐忍寝默而不敢诵言，则曷为其不为彼之明白而直为此黯闇耶？今不信范公出处文辞之实，欧公丁宁反复之论，而但取于忠宣进退无据之所为以为有无之决，则区区于此诚有不能识者。若摭实而言之，但曰吕公前日未免蔽贤之罪，而其后日诚有补过之功；范、欧二公之心则其终始本末如青天白日，无纤毫之可议；若范公所谓平生无怨恶于一人者，尤足以见其心量之广大高明，可为百世之师表；至于忠宣，则所见虽狭，然亦不害其为守正，则不费词说而名正言顺，无复可疑矣。不审尊意以为如何？狂瞽之言，或未中理，得赐镌晓，千万幸甚！后书诲谕又以《昭录》不书解仇之语而断其无有，则熹以为吕公拜罢、范公进退既直书其岁月，则二公前憾之释然不待言而喻矣。不然，则《昭录》书成，欧公固已不为史官，而正献、忠宣又皆已为时用，范固不以墓碑全文上史氏，而吕氏之意亦恐其有所未快于欧公之言也，是以姑欲置而不言，以泯其迹，而不知后世之公论有不可诬者，是以启今日之纷纷耳。如又不然，则范公此举虽其贤子尚不能识，彼为史者知之必不能如欧公之深，或者过为隐避，亦不足怪，恐亦未可以此而定其有无也。《墨庄》之录出于张邦基者，不知其何人。其所记欧公四事，以为得之公孙当世。而子约以为绍兴舍人所记，此固未知其孰是。但味其语意，实有后人道不到处，疑或有自来耳。若《谈丛》之书，则其记事固有得于一时传闻之误者。然而此病在古虽迁、固之博，近世则温公之诚，皆所不免，况于后世，虽颇及见前辈，然其平生踪迹多在田野，则其见闻之间不能尽得事实，宜必有之，恐亦未可以此便谓非其所著也。丹朱之云诚为太过，然欧公此言尝为令狐父子文字繁简而发，初亦无大美恶，但似一时语势之适然，不暇择其拟伦之轻重耳。故此言者虽未敢必其为公之言，而亦未可定其非公之言也。此等数条，不足深论。然偶因馀诲之及而并讲之，使得皆蒙裁正，则亦不为无小补者。唯是所与子约书中疑「学道三十年」为后学之言者，则熹深惑焉，而尤以为不可以不辨。不审明公何所恶于斯言而疑之也？以道为高远玄妙而不可学邪，则道之得名，正以人生日用当然之理，犹四海九州百千万人当行之路尔，非若老佛之所谓道者，空虚寂灭而无与于人也。以道为迂远疏阔而不必学耶，则道之在天下，君臣父子之间，起居动息之际，皆有一定之明法，不可顷刻而暂废。故圣贤有作，立言垂训以著明之，巨细精粗，无所不备。而读其书者必当讲明究索，以存诸心、行诸身而见诸事业，然后可以尽人之职而立乎天地之间，不但玩其文词以为缀缉纂组之工而已也。故子游诵夫子之言曰：「君子学道则爱人，小人学道则易使」，而夫子是之。则学道云者，岂近世后学之言哉？若谓欧公未尝学此而不当以此自名耶，则欧公之学虽于道体犹有欠阙，然其用力于文字之间，而溯其波流以求圣贤之意，则于《易》、于《诗》、于《周礼》、于《春秋》皆尝反复穷究，以订先儒之缪，而《本论》之篇，推明性善之说，以为息邪距诐之本，其贤于当世之号为宗工巨儒而不免于祖尚浮虚、信惑妖妄者又远甚。其于《史记》善善恶恶，如唐《六臣传》之属，又能深究国家所以废兴存亡之几，而为天下后世深切著明之永鉴者，固非一端。其他文说，虽或出于游戏翰墨之馀，然亦随事多所发明，而词气蔼然，宽平深厚，精切的当，真韩公所谓仁义之人者。恐亦未可谓其全不学道，而直以燕、许、杨、刘之等期之也。若谓虽尝学之，而不当自命以取高标揭己之嫌耶，则为士而自言其学道，犹为农而自言其服田，为贾而自言其通货，亦非所以为夸。若韩公者，至乃自谓己之道乃夫子、孟轲、扬雄所传之道，则其言之不让益甚矣，又可指为后生之语而疑之耶？凡此又皆熹之所未谕者，盖尝反复思之而竟不得其说。恭惟明公以事业文章而论世尚友，其于范欧之间固已异世而同辙矣。至于博观今昔，考订是非，又非肯妄下雌黄者。且于六一之文，收拾编汇，雠正流通，用力为多，其于此事必不草草。况又当此正道湮微，异言充塞之际，馀论所及，小有左右，则其轻重厚薄便有所分，窃计念之已熟而处之亦已精矣。顾熹之愚，独有未能无疑者，是以不敢默默而不以求正于有道。所恨伪学习气已深，不自觉其言之狂妄。伏惟高明恕而教之，则熹不胜千万幸甚！

余读庐陵欧文新本，观其附录所载行状、谥议、二刻、四传，皆以先后为次，而此事迹者独居其后，岂以公诸子之所为而不敢以先于韩吴诸公及一二史臣之作耶？此其用意已精而为法亦严矣。然综其实，则事迹云者，正行状之底本，而碑志四传所繇出也。向使直指先后之次而以冠于附录之篇，则彼数书者皆可见其因革损益之次第矣，是亦岂不可耶？间又从乡人李氏得书一编，凡十六条，皆记公事，大略与此篇相出入，疑即其初定之草稿。顾其标题乃谓公所自记，而凡「公」字皆以丹笔围之，此则虽未必然，然于此本亦有可相发明者。因略考其异同有无之互见者，具列于左方。

经术。

李本云，公尝谓世之学者好以新意传注诸经，而常力诋先儒。先儒于经不能无失，而其所得者固多矣。正其失可也，力诋之不可也。其语在《诗谱后序》。又谓前儒注诸经唯其所得之多，故能独出诸家而行于后世。而后之学者各持好胜之心，务欲掩人而扬己，故不止正其所失，虽其是者，一切易以己说，欲尽废前人而自成一家。于是至于以是为非，牵彊为说，多所乖缪，则并其书不为人所取。此学者之大患也。故公作《诗本义》，止百馀篇而已。其馀二百篇，无所改易，曰毛、郑之说是也，复何云乎？又其作《易童子问》，正王弼之失者，才数十事耳。其极论《系辞》非圣人之书，然亦多使学者择取其是而舍其非可也，便以为圣人之作，不敢取舍而尽信之则不可也。其公心通论常如此（此与定本大旨不异，但书先后详略有不同者。《系辞》之说，则疑其诸子不敢力主而复自删之也。）。

《醉翁亭记》。

李本「未有此体」下有「醉翁亭在琅琊山寺侧，记成刻石，远近争传，疲于模打。山僧云寺库有毡，打碑用尽，至取僧堂卧毡给用。凡商贾来供施者，亦多求其本。僧问作何用，皆云所过关征，以赠监官，可以免税」。乃属于「公作《集古录目》序」之上（此条疑以其不急而删去。）。

修《五代史》。

李本「乱世之书也」下有「吾用《春秋》之法，师其意不袭其文」十三字，又「其事备」下有「议者以谓公不下司马迁，又谓笔力驰骋相上下，而无驳杂之说。至于本纪，立法精密，则又迁所不及也。亦尝自谓『我作《伶官传》，岂下《滑稽》也（「议者」以下疑以不欲凌跨古人而删之。）」』。

平心无怨恶。

李本云，公自言学道三十年，所得者平心无怨恶尔。初以范希文事得罪于吕公，坐党人远贬三峡，流落累年。比吕公罢相，公始被进擢。及后为范公作神道碑，言西事时吕公擢用希文，盛称二公之贤，能释私憾而共力于国家。希文子纯仁大以为不然，刻石时辄削去此一节，云：「我父至死未尝解仇」。公叹曰：「我亦得罪于吕丞相者，惟其言公，所以信于后世也。吾尝闻范公平生自言无怨恶于一人，兼其与吕公解仇书见在赘集中，岂有父自言无怨恶于一人而其子不使解仇于地下乎？父子之性相远如此，信乎，尧朱善恶异也」！公为颍州时，吕公之子公著为通判，为人有贤行而深自晦默，时人未甚知。公后还朝，力荐之（奏疏具集中。），由是渐见擢用。陈恭公执中素不善公，其知陈州时，公自颍移南京，过陈，陈拒而不见。公后还朝作学士，陈为首相，公遂不造其门。已而陈出知亳州，寻还使相，换观文。公当草制，陈自谓必不得好词。及制出，词甚美，至云「杜门却扫，善避权势以远嫌；处事执心，不为毁誉而更守」。陈大惊喜曰：「使与我相知深者，不能道此，此得我之实也」。手录一本，寄其门下客李中师曰：「吾恨不早识此人（此段疑避吕、范二家子弟，因并陈恭公事而去之。窃谓于此尤可以见欧、范之存心与吕、陈之悔过，恐皆不可遗也。）」。

惟称苏梅。

李本「自以为不及」下有「二人因此名重天下。公惟尝因醉戏亲客曰：『《庐山高》，它人作不得，唯韩退之作得。《琵琶前引》，退之作不得，唯杜子美作得。《后引》子美作不得，唯太白作得』。公诗播人口者甚多，唯此三篇，其尤自喜者也（此段恐嫌于誇而去之。）」。

修《唐书》。

李本此段不同者三，一则首云公于修《唐书》最后至局，专修纪、志而已，列传则宋尚书祁所修也。朝廷以一书出于两手，体不能一，遂诏公看详列传，令删修为一体。二则「列官最高者一人」下有「姓名云某等奉敕撰而」九字。三则「书宋名」下有「此例皆前所未有，自公为始也」十一字，乃属于「宋相闻之」之上（此但差详，疑定本欲删以从简耳。）。

不从范公之辟。

李本大同小异，今不复著。

议不废麟州及许耕弃地。

李本大同而文差略，今亦不著。

不诛保州胁从之兵。

李本首著为政仁恕之语，大抵与定本别段旨意略同。其末乃云：其为河北转运使时，所活二千馀人。先是，保州屯兵闭城叛命，田况、李昭亮等讨之不克，卒招降之。既开城，况等推究反者，杀二千馀人，投于八井。又其次二千馀人不杀者，分隶河北州军。诸事已定，而富相出为宣抚使，惧其复为患，谋欲密委诸州守将同日悉诛之。计议已定，方作文书，会公奉朝旨权知镇府，与富公相遇于内黄。夜半屏人，以其事告公。公大以为不可，曰：「祸莫大于杀已降。昨保州叛卒，朝廷已降敕榜许以不死而招之，八井之戮，已不胜其怨。况此二千人者，本以胁从，故得不死。奈何一旦无辜就戮」？争之不能止，因曰：「今无朝旨，而公以便宜处置。若诸郡有不达事机者，以公擅杀，不肯从命，事既参差，则必生事。是欲除患于未萌而反趣其为乱也。且某至镇州，必不从命」。富公不得已遂止。是时小人谮言已入，富、范势已难安。既而富公大阅河北之兵，将卒多所升黜。谮者献言：「富某擅命专权，自作威福，已收却河北军情，北兵不复知有朝廷矣」。于是京师禁军亟亦大阅，多所升擢。而富公归，至国门不得入，遂罢枢密，知郓州。向若遂擅杀二千人，其祸何可测也？然则公之一言不独活二千人之命，亦免富公于大祸也（此比定本为详，足以尽见事之曲折。又「谮言已入」之下，所系更重，尤不可阙。疑后以不欲形迹当时听谗之失而删去之也。）。

春帖子。

李本云，内臣梁寔尝言，在内中祗候，见仁宗云云，末云云，是欧阳某，必索文书自览；是它人当直，则否也。

知开封府。

李本末后有韩子华谓公曰：「外议云馀材可以更知一个开封府（似亦嫌太誇而删之。）」。

连典大郡。

李本曰，公尝语人曰：「治民如治病。彼富医之至人家也，仆马鲜明，进退有礼。为人诊脉，按医书、述病證，口辩如倾，听之可爱。然病儿服药云无效，则不如贫医矣。贫医无仆马，举止生疏，为人诊脉，口讷不能应对。病儿服药云疾已愈矣，则便是良医。凡治人者，不问吏材能否，施设何如，但民称便，即是良吏」。故公为数郡，不见治迹，不求声誉，以宽简不扰为意。故所至民便，既去民思。如扬州、南京、青州，皆大郡，公至，三五日间，事已十减五六；一两月后，官府阒然如僧舍。或问公为政宽简而事不废弛者何也，曰：「以纵为宽，以略为简，则弛废而民受其弊矣。吾之所谓宽者，不为苛急尔；所谓简者，不为繁碎尔」。识者以为知言（此比定本语意尤详备。）。

濮议初不出于公，及台谏有言，公独力辨于朝，故议者指公为主议之人。公未尝自辨，唯曰：「今人以濮议为非，使我独当其罪，则韩、曾二公宜有愧于我。后世以濮议为是，而独称我善，则我宜愧于二公」。公又撰《濮议》四卷，悉记当时论议本末甚详。又于《五代史记》书晋出帝父敬儒、周世宗父柴守礼事，及《李彦询传》发明人伦父子之道，尤为详悉（李本有之而此本无，疑公诸子后已不敢力主其父之论而删之也。）。

蔡州妖尼于惠普托佛言人祸福，朝中士大夫多往问之，所言时有验，于是翕然，共称为神尼。公既自少力排释氏，故独以为妖。尝有一名公于广座中称尼灵异，云尝有牵二牛过尼前者，指示人曰：「二牛前世皆人也，前者是一官人，后者是一医人。官人尝失入人死罪，医人药误杀人，故皆罚为牛」。因各呼其前世姓名，二牛皆应。一座闻之，皆叹其异。公独折之曰：「谓尼有灵，能（此有阙文）万物之最灵。其尤者为聪明圣智，皆不能自知其前世。而有罪被罚之牛乃能自知乎」？于是座人皆屈服（李本有之，所谓名公者，疑指富公。此本无者，盖为贤者讳也。）。

公尝为杜祁公墓志云：「簿书出纳，为之条目甚密，必使吏不得为奸。及其施于民者，则简而易行」。公曰：「我之为政亦如此也（李本在「连典大郡」之后，此本无。）」。

梅龙图挚知杭州，作有美堂，最得登临佳处。公为之作记，人谓公未尝至杭，而所记如目览。坐堂上者使之为记，未必能如是之详也（李本在《醉翁亭记》之前，此本无。）。

右凡十六条，其十二条定本有之，而详略先后或不同，其四条则定本所无而李本有之。其平心、保州、妖尼三事尤非小补，盖公平生学问根源、出处大致、言行本末皆已略见于此而无遗矣（平心、保州、《唐书》三事亦见于张邦基《墨庄漫录》，云得之公孙建世望之者，则其出于公子叔弼之徒所记。而「学道」以下，「尧朱」以上，必是著手书本语无疑矣。但张误于陈恭公以下别为一事耳。）。独晚年守青州时论执青苗一事，尤足以见其刚毅大节始终一致，不以既老而少衰。而公之诸子乃有所避而不敢书，吴丞相作行状，因亦不载。至韩魏公作墓志，乃始见其尝有乞不收息及罢提举官之奏，与其辞太原，有「守拙循常」之语。元祐之为《裕录》者，又不载志语于附传。至叶致远朱本之书出，乃反著其不俟报可，擅止散钱，而有特与放罪之诏。又至近岁洪景卢作《四朝史传》，乃尽见其以是深为王安石所诋，而遂决归老之计。盖此一事凡更六人之手，而三书阙焉。幸其有肯书者，然犹历三手，越百馀年而后首末得以粗备。然则士之制行不苟合于当时而有待于后世者，岂不难哉！抑公之言曰：「后世苟不公，至今无圣贤」。盖俗情之爱恶虽有短长，而公论之光明终不泯没。此古之君子所以未能以此而易彼也欤。因并记其语，以补此篇之阙，以为有志之士必将有感于斯焉。

乾道四年秋，熹之友刘清之子澄罢官吴越，相过于潭溪之上，留语数日相乐也。一旦，子澄拱而起立，且言曰：「清之之五世祖磨勘工部府君仕太宗朝，佐邦计者十馀年。既殁而家无馀赀，独有图书数千卷。夫人陈氏指以语诸子曰：『此乃父所谓墨庄也』。海陵胡公先生闻而贤之，为记其事。其后诸子及孙比三世，果皆以文章器业为时闻人。中更变乱，书散不守。清之之先君子独深念焉，节食缩衣，悉力营聚。至绍兴壬申岁，而所谓数千卷者始复其旧。故尚书郎徐公兢、吴公说皆为大书『墨庄』二字，以题其藏室之扁。不幸先人弃诸孤，清之兄弟保藏增益，仅不失坠，以至于今。然清之窃惟府君、夫人与先君子之本意，岂不曰耕道而得道，仁在夫熟之而已乎？而不知者意其所谓或出于青紫车马之间，清之不肖，诚窃病焉。愿得一言以发明先世之本意，于以垂示子孙，丕扬道义之训，甚大惠也」。熹闻其说，则窃自计曰，子澄之意诚美矣，然刘氏自国初为名家，所与通书记事者尽儒先长者。矧今子澄所称，又其开业传家之所自，于体为尤重。顾熹何人？乃敢以其无能之辞度越众贤，上纪兹事？于是辞谢不敢当。而子澄请之不置，既去五六年，书疏往来以十数，亦未尝不以此为言也。熹惟朋友之义有不可得而终辞者，乃䌷绎子澄本语与熹所以不敢当之意而叙次之如此。呜呼！非祖考之贤，孰能以诗书礼乐之积厚其子孙？非子孙之贤，孰能以仁义道德之实光其祖考？自今以来，有过刘氏之门而问墨庄之所以名者，于此乎考之，则知其土之所出、庐之所入者在此而不在彼矣。盖磨勘公五子皆有贤名，中子主客郎中实生集贤舍人兄弟，皆以文学大显于时而名后世。第四子秘书监资简严，识大体，有传于《英宗实录》。子澄之先君子即其曾孙也，讳某，字某，官至某。仕既不遭，无所见于施设。今独其承家焘后之意，于此尚可识也。生二子，长曰靖之子和，其季则子澄，皆孝友廉静，博学有文。而子澄与熹游，尤笃志于义理之学。所谓耕道而熟仁者，将于是乎在。九年二月丙戌，新安朱熹记。

刘子和者，江南人，名某。五世祖式，仕太宗朝为某官，国史有传。夫人陈氏，有贤行远识，子孙多为闻人。海陵胡瑗先生所为纪墨庄者也。至子和之父某官稍不遂，然亦好学脩饬，能守其家。娶长垣赵氏，实吴兴孙侔先生外孙女，读书能文，生子和。子和为人廉静寡欲，敦重少言，而和易端粹，不为崖异之行。其家居，孝友尤笃也。自少即以经学文行知名，中进士第，调吉州户掾、邵武尉，皆能其官。更调赣州教授，还家待次，益以诸经自课，日求其所未至者。盖自音读训诂先儒之说以及近世先生长者之论，无不该贯。及至官，视其学故有赵清献公祠，后废，而生祠郡守、部刺史至五六人。子和曰：「赵公与濂溪先生法皆当得祠者，今或废于已举，或初未尝立也，彼纷纷者，果何为哉」？命悉撤去，而更为二公之祠。诸生请曰：「赵公则闻耳矣，敢问濂溪何人也」？子和具告之故，且出其书，使之读之。诸生固已风动，于是子和又益推本其说，以发明六经、《论》、《孟》之遗意。晨入寓直之舍，诸生迭进问事。子和谆谆辨告，如教子弟。至暮乃罢，日以为常。其教大抵以读书穷理为先，持敬脩身为主，曰此古人为己之学也。至于学官程课有不可废者，其命题发端，必依于是而出焉。于是学者益知所向，其言行小不中理，服饰小不中度，必规正之。课试之文，以老佛论道，以管商议政，忘雠耻、徇时俗者皆弃不录。于是学者又知所惩。其于有司之事，所以谨出内、窒罅漏者，亦皆精审严密。间斥其赢以市图史，至若干卷。视诸生老者优礼之，贫者周给之，疾病者与之药，死丧者加之赙，所以恩勤之者甚备。至于进退取舍之间，则必考行能、视次第，稽诸公论而未尝有所私也。以故诸生之事子和如事父兄，服习其教而守行之，俗为一变。其浮惰不事学者，往往引去，或亦悔前所为而革心自新焉。郡县吏皆怪，以谓学官弟子比无入官府辩讼请谒者。父老皆喜，以谓吾家子弟比无荒嬉惰游，还家觅钱叫呼犯上者。以至士大夫家亦争遣子弟来入学，赣之人至咨嗟相与言曰：「吾邦自李先之教官迨今七八十年，乃复得刘君耳」。今翰林承旨周必大闻之，为记其说于听事之壁。子和既去，改宣教郎，遭继母丧以卒。故诸生哭之皆失声，益相与尊其言，信其道，守其法不变，去而从其弟清之以卒业者亦数人。子和平日闭户读书，不甚与人接，虽名士亦不强附，而搢绅先生多慕与交。国子祭酒萧之敏尝以经行气节荐于朝，成都刘焞称之曰：「国朝钜人门户一再世凋落者何可悉数？惟刘氏自太宗时历嘉祐、元祐盛际，莫不有人。逮子和兄弟，世数益远而家法益峻，忠厚雍睦之风不坠。求之故家，能如是者少矣」。及卒，丹棱李焘书其墓曰「孝敬刘君」，而广汉张栻为刻铭纳圹中。是数君子者，盖或未尝识子和也。新安朱熹曰：自周之衰，司徒乐正之官废，为士者未尝知有学也。士未尝学而强使教焉，则其所以教者可知已。予亦不及识子和，而识其弟，且得赣诸生所记读之，观其所以修于身、行于家者，而知其所以教于学者有馀矣。使得其年、究其施，则其所立岂可胜道哉！为之掩卷太息，因剟其大者著于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