余读庐陵欧文新本，观其附录所载行状、谥议、二刻、四传，皆以先后为次，而此事迹者独居其后，岂以公诸子之所为而不敢以先于韩吴诸公及一二史臣之作耶？此其用意已精而为法亦严矣。然综其实，则事迹云者，正行状之底本，而碑志四传所繇出也。向使直指先后之次而以冠于附录之篇，则彼数书者皆可见其因革损益之次第矣，是亦岂不可耶？间又从乡人李氏得书一编，凡十六条，皆记公事，大略与此篇相出入，疑即其初定之草稿。顾其标题乃谓公所自记，而凡「公」字皆以丹笔围之，此则虽未必然，然于此本亦有可相发明者。因略考其异同有无之互见者，具列于左方。

经术。

李本云，公尝谓世之学者好以新意传注诸经，而常力诋先儒。先儒于经不能无失，而其所得者固多矣。正其失可也，力诋之不可也。其语在《诗谱后序》。又谓前儒注诸经唯其所得之多，故能独出诸家而行于后世。而后之学者各持好胜之心，务欲掩人而扬己，故不止正其所失，虽其是者，一切易以己说，欲尽废前人而自成一家。于是至于以是为非，牵彊为说，多所乖缪，则并其书不为人所取。此学者之大患也。故公作《诗本义》，止百馀篇而已。其馀二百篇，无所改易，曰毛、郑之说是也，复何云乎？又其作《易童子问》，正王弼之失者，才数十事耳。其极论《系辞》非圣人之书，然亦多使学者择取其是而舍其非可也，便以为圣人之作，不敢取舍而尽信之则不可也。其公心通论常如此（此与定本大旨不异，但书先后详略有不同者。《系辞》之说，则疑其诸子不敢力主而复自删之也。）。

《醉翁亭记》。

李本「未有此体」下有「醉翁亭在琅琊山寺侧，记成刻石，远近争传，疲于模打。山僧云寺库有毡，打碑用尽，至取僧堂卧毡给用。凡商贾来供施者，亦多求其本。僧问作何用，皆云所过关征，以赠监官，可以免税」。乃属于「公作《集古录目》序」之上（此条疑以其不急而删去。）。

修《五代史》。

李本「乱世之书也」下有「吾用《春秋》之法，师其意不袭其文」十三字，又「其事备」下有「议者以谓公不下司马迁，又谓笔力驰骋相上下，而无驳杂之说。至于本纪，立法精密，则又迁所不及也。亦尝自谓『我作《伶官传》，岂下《滑稽》也（「议者」以下疑以不欲凌跨古人而删之。）」』。

平心无怨恶。

李本云，公自言学道三十年，所得者平心无怨恶尔。初以范希文事得罪于吕公，坐党人远贬三峡，流落累年。比吕公罢相，公始被进擢。及后为范公作神道碑，言西事时吕公擢用希文，盛称二公之贤，能释私憾而共力于国家。希文子纯仁大以为不然，刻石时辄削去此一节，云：「我父至死未尝解仇」。公叹曰：「我亦得罪于吕丞相者，惟其言公，所以信于后世也。吾尝闻范公平生自言无怨恶于一人，兼其与吕公解仇书见在赘集中，岂有父自言无怨恶于一人而其子不使解仇于地下乎？父子之性相远如此，信乎，尧朱善恶异也」！公为颍州时，吕公之子公著为通判，为人有贤行而深自晦默，时人未甚知。公后还朝，力荐之（奏疏具集中。），由是渐见擢用。陈恭公执中素不善公，其知陈州时，公自颍移南京，过陈，陈拒而不见。公后还朝作学士，陈为首相，公遂不造其门。已而陈出知亳州，寻还使相，换观文。公当草制，陈自谓必不得好词。及制出，词甚美，至云「杜门却扫，善避权势以远嫌；处事执心，不为毁誉而更守」。陈大惊喜曰：「使与我相知深者，不能道此，此得我之实也」。手录一本，寄其门下客李中师曰：「吾恨不早识此人（此段疑避吕、范二家子弟，因并陈恭公事而去之。窃谓于此尤可以见欧、范之存心与吕、陈之悔过，恐皆不可遗也。）」。

惟称苏梅。

李本「自以为不及」下有「二人因此名重天下。公惟尝因醉戏亲客曰：『《庐山高》，它人作不得，唯韩退之作得。《琵琶前引》，退之作不得，唯杜子美作得。《后引》子美作不得，唯太白作得』。公诗播人口者甚多，唯此三篇，其尤自喜者也（此段恐嫌于誇而去之。）」。

修《唐书》。

李本此段不同者三，一则首云公于修《唐书》最后至局，专修纪、志而已，列传则宋尚书祁所修也。朝廷以一书出于两手，体不能一，遂诏公看详列传，令删修为一体。二则「列官最高者一人」下有「姓名云某等奉敕撰而」九字。三则「书宋名」下有「此例皆前所未有，自公为始也」十一字，乃属于「宋相闻之」之上（此但差详，疑定本欲删以从简耳。）。

不从范公之辟。

李本大同小异，今不复著。

议不废麟州及许耕弃地。

李本大同而文差略，今亦不著。

不诛保州胁从之兵。

李本首著为政仁恕之语，大抵与定本别段旨意略同。其末乃云：其为河北转运使时，所活二千馀人。先是，保州屯兵闭城叛命，田况、李昭亮等讨之不克，卒招降之。既开城，况等推究反者，杀二千馀人，投于八井。又其次二千馀人不杀者，分隶河北州军。诸事已定，而富相出为宣抚使，惧其复为患，谋欲密委诸州守将同日悉诛之。计议已定，方作文书，会公奉朝旨权知镇府，与富公相遇于内黄。夜半屏人，以其事告公。公大以为不可，曰：「祸莫大于杀已降。昨保州叛卒，朝廷已降敕榜许以不死而招之，八井之戮，已不胜其怨。况此二千人者，本以胁从，故得不死。奈何一旦无辜就戮」？争之不能止，因曰：「今无朝旨，而公以便宜处置。若诸郡有不达事机者，以公擅杀，不肯从命，事既参差，则必生事。是欲除患于未萌而反趣其为乱也。且某至镇州，必不从命」。富公不得已遂止。是时小人谮言已入，富、范势已难安。既而富公大阅河北之兵，将卒多所升黜。谮者献言：「富某擅命专权，自作威福，已收却河北军情，北兵不复知有朝廷矣」。于是京师禁军亟亦大阅，多所升擢。而富公归，至国门不得入，遂罢枢密，知郓州。向若遂擅杀二千人，其祸何可测也？然则公之一言不独活二千人之命，亦免富公于大祸也（此比定本为详，足以尽见事之曲折。又「谮言已入」之下，所系更重，尤不可阙。疑后以不欲形迹当时听谗之失而删去之也。）。

春帖子。

李本云，内臣梁寔尝言，在内中祗候，见仁宗云云，末云云，是欧阳某，必索文书自览；是它人当直，则否也。

知开封府。

李本末后有韩子华谓公曰：「外议云馀材可以更知一个开封府（似亦嫌太誇而删之。）」。

连典大郡。

李本曰，公尝语人曰：「治民如治病。彼富医之至人家也，仆马鲜明，进退有礼。为人诊脉，按医书、述病證，口辩如倾，听之可爱。然病儿服药云无效，则不如贫医矣。贫医无仆马，举止生疏，为人诊脉，口讷不能应对。病儿服药云疾已愈矣，则便是良医。凡治人者，不问吏材能否，施设何如，但民称便，即是良吏」。故公为数郡，不见治迹，不求声誉，以宽简不扰为意。故所至民便，既去民思。如扬州、南京、青州，皆大郡，公至，三五日间，事已十减五六；一两月后，官府阒然如僧舍。或问公为政宽简而事不废弛者何也，曰：「以纵为宽，以略为简，则弛废而民受其弊矣。吾之所谓宽者，不为苛急尔；所谓简者，不为繁碎尔」。识者以为知言（此比定本语意尤详备。）。

濮议初不出于公，及台谏有言，公独力辨于朝，故议者指公为主议之人。公未尝自辨，唯曰：「今人以濮议为非，使我独当其罪，则韩、曾二公宜有愧于我。后世以濮议为是，而独称我善，则我宜愧于二公」。公又撰《濮议》四卷，悉记当时论议本末甚详。又于《五代史记》书晋出帝父敬儒、周世宗父柴守礼事，及《李彦询传》发明人伦父子之道，尤为详悉（李本有之而此本无，疑公诸子后已不敢力主其父之论而删之也。）。

蔡州妖尼于惠普托佛言人祸福，朝中士大夫多往问之，所言时有验，于是翕然，共称为神尼。公既自少力排释氏，故独以为妖。尝有一名公于广座中称尼灵异，云尝有牵二牛过尼前者，指示人曰：「二牛前世皆人也，前者是一官人，后者是一医人。官人尝失入人死罪，医人药误杀人，故皆罚为牛」。因各呼其前世姓名，二牛皆应。一座闻之，皆叹其异。公独折之曰：「谓尼有灵，能（此有阙文）万物之最灵。其尤者为聪明圣智，皆不能自知其前世。而有罪被罚之牛乃能自知乎」？于是座人皆屈服（李本有之，所谓名公者，疑指富公。此本无者，盖为贤者讳也。）。

公尝为杜祁公墓志云：「簿书出纳，为之条目甚密，必使吏不得为奸。及其施于民者，则简而易行」。公曰：「我之为政亦如此也（李本在「连典大郡」之后，此本无。）」。

梅龙图挚知杭州，作有美堂，最得登临佳处。公为之作记，人谓公未尝至杭，而所记如目览。坐堂上者使之为记，未必能如是之详也（李本在《醉翁亭记》之前，此本无。）。

右凡十六条，其十二条定本有之，而详略先后或不同，其四条则定本所无而李本有之。其平心、保州、妖尼三事尤非小补，盖公平生学问根源、出处大致、言行本末皆已略见于此而无遗矣（平心、保州、《唐书》三事亦见于张邦基《墨庄漫录》，云得之公孙建世望之者，则其出于公子叔弼之徒所记。而「学道」以下，「尧朱」以上，必是著手书本语无疑矣。但张误于陈恭公以下别为一事耳。）。独晚年守青州时论执青苗一事，尤足以见其刚毅大节始终一致，不以既老而少衰。而公之诸子乃有所避而不敢书，吴丞相作行状，因亦不载。至韩魏公作墓志，乃始见其尝有乞不收息及罢提举官之奏，与其辞太原，有「守拙循常」之语。元祐之为《裕录》者，又不载志语于附传。至叶致远朱本之书出，乃反著其不俟报可，擅止散钱，而有特与放罪之诏。又至近岁洪景卢作《四朝史传》，乃尽见其以是深为王安石所诋，而遂决归老之计。盖此一事凡更六人之手，而三书阙焉。幸其有肯书者，然犹历三手，越百馀年而后首末得以粗备。然则士之制行不苟合于当时而有待于后世者，岂不难哉！抑公之言曰：「后世苟不公，至今无圣贤」。盖俗情之爱恶虽有短长，而公论之光明终不泯没。此古之君子所以未能以此而易彼也欤。因并记其语，以补此篇之阙，以为有志之士必将有感于斯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