朕缵祖宗之洪业，抚区夏之重器，临政思治，于兹三纪，何尝不中夕惕厉，昧旦丕显，延访茂士，询求谠言，冀臻治平，以垂久大。子大夫褒然充赋，咸造在庭，得不欲摅发智蕴，开沃朕心邪？方今庶务小康，至化犹郁；兵戎虽戢，馈饷颇劳；学校虽兴，礼让殊鲜。官冗而浮食者众，民疲而失职者多。阴阳爽和，眚沴间作。经渎弛于常道，淫雨溢于旧防。赋调尚繁，昏垫靡息。岂朕明有未烛，德有未孚？致咎之来，在予为惧。自昔继体守文之君，承前圣之烈，籍累世之资，致圄空之隆，腾颂声之美。惟建武中兴，极修文德；贞观特起，骤致太平。岂天时之协符，将人事之胥济？功业迟疾，奚其不同？侧席求怀，望古盈愧。夫圣王之制世也，必本仁义之统，帅道德之说，饰以儒雅，颁其教令。寻孝宣之治，尚于刑名；迹显宗之政，本于理法。当二后之际，信赏必罚，刑清国富。凤凰屡下于郡国，神雀比集于京师。致兹美祥，繄何然哉？今公卿大夫，与朕总万略，美风俗，而吏治未甚淳，民德未甚厚。豪右踰制，奸猾冒禁。以至守宰之任，循良罕闻。厨传侈于使客，繇役迫于下贫。始有愁叹之声，未弭郁堙之气。岂躬化之弗类，而图治之匪章与？昔晁错举于贤良，公孙对以文学，深陈政道，并先术数。仲父治国之器，内史诏王之柄，咸垂格训，当安设施？至于《春秋》之称一元，《洪范》之推九类，何行而正其本，何施而建其极？子大夫习先圣之术，熟当世之务，识古今王事之体，究天人精祲之原，思所以荡饥致祥，革弊兴利，受册应问，咸以正对，毋讳有司，称朕详延之指焉。

陛下体至仁之资，至明之性，足以衣被万物，临照四方。然而海内吁嗟，边隅震挠，明不得监，仁不得施，岂非有所蔽哉？臣请陈十五事。一曰咨辅相。辅相之本，在于进贤退愚，使中外之任，各当其能，上下之材，咸适其分，虽欲天下之不治，不可得也。苟浮竞之徒，以希附获进，幽素之伦，以间隔见废，小人道长，贤者穷处，虽欲天下之不危，不可得也。奇邪者其党常众，方正者其徒常寡；党众则进取易，徒寡则见用难，士人之常势也。方今之世，岂能尽善，非简材者，率不胜任，亦陛下所以责之未尽其道也。二曰命将帅。将帅之臣，虽专阃外，然所以指纵属任而驾御之，在于本朝。比年以来，师出败衄，虑陛下未尽将将之善也。臣请粗举强弱以言之，羌贼所盗陕右数州，于本路十二分之二，校其人众，七八分之一，虽兼戎狄，亦不过五六分之一；穷塞之地土至薄，校其财力，二十分之一。今乃举天下之兵，引海内之财，未有成功，益为虚费，固有以使之然也。三曰简侍从。近臣之任，必取于群吏，宰辅之任，亦取于近臣；前日之群吏，今兹之近侍，今兹之近侍，将来之宰辅也。当举肃哲之士，方重之人，谋于老成，考其笃行。纤薄不逞，轻果无行者，不得进焉，则虽异日，朝廷之间无凶人矣。四曰择守宰。向日吏能盖寡，用兵以来尤甚。严督责以为善治，促赋歛以为能才，外饬拊养之名，内行苛刻之实。或束缚疲民，以为军卒，受招募之赏；或放纵奸吏，傍缘公赋，逞率割之欲。虽军兴调用，有弗得已，而邦本至重，焉可勿念？陕右列郡，海滨诸州，方秋冬时，而犹不足，若春夏久旱，人何以堪？强者起而劫州闾，弱者转而填沟壑，以共理之不善也。五曰治军旅。强兵战胜，在于教之有法，御之得道。羌贼不能数十万，然或举国出寇，或全师远匿，其出如风雨，其匿如鬼神，非有节制之良，徒以暴令驱之。王旅列戍，自卫而已，贼来与斗，每辄覆败，况能长驱悉起，掩其巢穴哉！何则？不示之信义，不明之威赏。教习之际，尚不能校阔狭，睹深浅，徒取矢道齐发战胜之格，但应得甲首、获戎马者，此乃古技击之流，而为亭长捕贼之事。又将领之臣，宠私其左右，暴虐于吏士，衣食之不恤，器械之不利，举天下之众，困于小夷，用是法也。昔安禄山乱，人主在奔迫中，节将之偾军，郡守之委城，皆斩焉，而唐祚遂以兴复，此为小不仁以成其大仁也。六曰修边防。昔晁错上言，募人徙边。边境少人，尚欲徙之，今东自瀛海，西被秦凤，滨塞数千里，田氓将百万，徒患所以教养制驭未尽其方尔。人力殚尽，国用衰减，有边民而不善用也。茍知积聚之术，尽发纵之能，比之远戍之士，新募之卒，其才勇岂但倍哉？且因边民有十利：安其土壤，一也；耐其风气，二也；通其人情，三也；习其径路，四也；即其家室，五也；亲其什伍，六也；厥性忮猛，七也；服其金革，八也；减飞刍之劳，九也；省转粟之费，十也。非徒不能教养制驭，又有四害：地土不毛，而暴徵之，一也；性鄙朴而重扰之，二也；称过客者，驱之而使供口腹，三也；输货赂者，强之而贾其裘马，四也。七曰求谏诤。先帝设谏官、御史，以司君上之过，纠臣下之罪。陛下增其员数，甚盛德也。然不务规正，专为伺察，掎摭纤微之衅，讦扬幽昧之私，取悦闻听，弥缝非职。上之所宜言，不献其可；上之所过作，不替其否。夫明四目，达四聪，所以广视听于天下，黈纩充耳，冕而前旒，不欲窥人之私如是，岂诤臣皆非其人，所以咨询之义未当也。八曰延讲诵。王者必延学古之士，以备顾访，及于宴间。先帝时得邢炳、杜镐、孙奭、冯元，犹有正议闻于上，明节著于朝。汉家宰相，精通一经，天下大事，据之以决。夫帝王治经，与品庶异，不独玩空文、占古语也。天下无事，右文之治于是在；天下有事，经武之图于是出。沈滞僻老、孤陋鄙生，使之坐乡塾，训民士者，非帝王经意也。今方外小有事，臣等不复进见二年矣，茍不足奉大问，发大对，虽屏斥之，无足惜者；以为先王之遗籍，古人之陈篇，可以讲无事之朝，不足赞有为之世，臣愚以为过矣。九曰革贡举。汉有贤良方正、孝弟力田、敦朴茂异，既举而升诸朝，然后考以古学，询之世务，本行试言，得人为盛。今欲先策论以近古，后诗赋以救弊，而华伪滋久，淆滥者众，文或代作，言或预储，不若还乡举里选，复庠序升黜，以教育而察纠之也。十曰久官政。顷年守吏，烦于数易，虽有共治之志，莫之或暇，上多茍且，下鲜畏忌。屡变而启浮伪，数徙而无根据；浮伪生则易淆乱，根据浅则轻动摇，官不及事，民不安教，欲物俗归厚，难矣。十一曰谨财用。兵兴以来，招募尤广，县官所养，浮冗者众，皆不业之徒，无所教之法，可战之士，十无二三。诸路本城，复非战卒，虚设班行，亦数十万。仰费公廪，坐殚国财，文武官吏，增倍前朝，此永久之斁也。臣以为不在于厚招收，在于简费用而已。十二曰不遗年。古者七十致仕，非告之使休也，臣请老于下，君加惠于上，进退以礼，其来有旧。若老悖人无善可师，贪得居位，自可推择，归之田里，未闻一切降诏，为百官之制，既弃其人，复官其子，子或不教，而使从政，以为私惠，非理之得者也。十三曰容诽谤。近者无名人为诽谤者明旨购捕，此诚厚大臣之议，然臣以为宜但勿惑而已。尧、舜在上，设诽谤之木。传有士传言庶人谤，风听胪言于市，谤议于市朝受下赏，皆盛世之所为也。十四曰除忌讳。古之人君不讳所恶，唐德宗中才之主，逊于畿甸，一诏罪己，天下知其中兴。近者诏书之下，先自称美；其有灾咎，又为文饰，士民识者，岂无观笑？陛下帝迹多绪，未尽省阅，代言之臣，非皆求媚，习使然尔。去春侍于迩英，陛下谓太宗似好名者，此尚实德，简虚名之至。既议名之华，当务道之实，五帝、三王之名至于今者，有其实故也。十五曰慎出令。每下诏命，或有駮议，朝行夕改，迁流莫已，怯懦者图身福而请留中，浅薄者扬主失而使闻外，皆为臣之敝也。《书》曰：「慎乃出令，令出惟行」。必先求诸正道，考之古法，既有所下，莫之能改。茍有狂夫妄议，虽重诛之可也；若利不补害，正人尽言，何惮改哉？

右，襄启：伏审入造明庭，恭承大问。擢升异等，光骇众闻。伏以贤良秘丞学臻本原，言有阃域。精识万变，深天人之交；大名一飞，在日月之下。以久大自处，而不习章句；以功业自期，而好谈经纶。贾、扬之鸿藻何多，晁、董之芳蕤尽在。顷自上心，思启沃之论；深诏执事，举方闻之贤。荐书适达于九阍，俊誉已交于多士。程文禁阁，并厕于群英；奉对宸仪，超跻于上第。龙阶尺木之翼，鹏渐南溟之图。号为得人，丁此盛旦。猥承大轴之贶，首讲好言之勤。在于疏凉，非所宜称。愧乏琼瑶之报，但光箧笥之藏。

李靖称：「苻坚之败，非谢玄之善。秦诸军皆溃败，唯慕容垂一军独全，坚以千馀骑赴之。垂之子宝劝垂杀坚，不果。此所以秦师之乱，慕容垂独全，盖坚为垂所陷明矣。为人所陷，而欲胜敌，不亦难乎」？予观秦伐江南，唯垂曰：「晋武平吴，唯张杜而已，若昧群臣，岂能成功」？以此谓垂陷坚未尽矣。垂知进讨之为利，不能料坚之材堪与不堪办事，此所以劝之也。当谢玄隔肥水为阵，夫兵半渡而击之利，以是坚许却军也。玄以八千之众当百万，渡水而薄人，兵家所忌，岂不知此乎？盖料坚之阵大槩难整，然后观形势也。既而坚阵果动，玄济而战，坚众遂溃。使坚之阵难却而整，玄必不济矣。此玄之料事合于机变。若以垂军独为陷坚，当其以千骑赴，垂信子宝之言，取坚如振替叶，垂之不为，足验垂无陷坚之意。夫善用兵者虽败不亡，垂一军之全，法制在焉。垂不能知坚之材则可罪，谓之陷坚，诬矣。王景略之亡，唯劝坚勿伐江南，景略盖知坚之材，故云耳。

福唐水居船，举家栖于一舟，寒暑食饮，疾病婚姻，未始去是，微哉其为生也！然观其趣，往来就水取直以自给。朝慕饭蔬一柈，不知鼎饪烹调之味也；缊衣葛服，不知锦纨粲粲之美也；妇姑荆簪，不知涂脂粉黛之饰也；蓬雨席风，不知大宇曲房之适也。相羊穷年，少而老，生而死，一事不入于中矣。与夫阴怀贼险，乘利求倖，盛时翕翕，其败熄灭无种，孰为胜负耶？

开元中，《霓裳羽衣》盛行于时。唐末兵戈，浸以微灭。今河中有旧谱，而其字形与世之谱字，觱栗、笙皆不合，无从而得；唯法曲散序无拍，谓《霓裳》之遗音，未必然也。守程精通音律，悼其亡缺，仿像法曲造之，寄林钟商。华日新亦造《望瀛》、《怀仙》二曲，世人罕得其本也。

庆历间，予在馆阁，尝见《九仙经》，会修《崇文总目》，凡怪诞之说摈而不取，故家无传本。及来泉山，抱病数年，颛读医方药石之说，渐入修生之要，以精气神为妙用，故仙经丹诀亦历览焉。然取其可以资身者，若神仙云云，吾不与也已。

《孙子》书，其文有三代风，而其致旨，一切取胜，盖战国事也。至于精思明决，数千年以来兵家成败未始有出其畔域者，信绝世之高智乎。予爱其无智名、无勇功之说，故录之。

或曰：晁错为景帝谋削诸侯以尊汉，而陷于仇人，身死都市。事适未就而遭谗被祸，其诚忠矣。而扬子云乃以为愚，何哉？愚错而孰为忠耶？曰：错诚忠矣，然为汉谋诸侯，则曰削亦反，不削亦反，非愚而何？若主父偃、贾生推恩以分地，乃谋者之长策。

乌孙公主七十馀，持携男女还汉。人生匹耦，故有常理，而楚主嫁异国、配胡人，岂独楚王之不才？汉之丑无时可灭，又启后世和亲外夷之端，张骞之罪也。

汉通外国，以弊羌氐，斯其无策之甚。夫抚安外国而威制之，盖虑为边患耳，岂致意于天马、氂牛异物诡说哉？过犹不及也。

甚哉，爱之蔽人也！唐太宗指麾而定天下，及夫拔佩刀、议太子，何其不明以至是乎！甚哉，利之移人也！汉高祖父妻男如此不顾，则利能夺爱。妇人于爱为最深，而武后自杀其子以固权。嗟乎，孰可与论是耶！

夫人明慧禀于天资，不可强而学，士当尽心于其间。金铁之磨砺，既鍊其质，又从而成器。太阿、龙渊资夫人力者，故鍊而成器。学者勉之。

士之习末也久矣。今为诗赋者尚不知何等事为文章，况文章，士之末耶？欲人之兴行如曾、颜，治民如龚、黄者，难矣。

子自閒居，日造吾门者道对偶事，以为才不才。嗟乎！治道何从而兴？士亦罕有自立者，其理然也。

古之人言命者，亦云归之于天，盖非人之所能测云尔。异乎今之言命者，有阴阳日月星辰岁时异端之术，幸而时合，则莫不推引以为验也。甚哉，人之好怪也久矣，古之人不语也。卜筮最古，春秋时有相骨、日者，后世尤盛。唐初乃有论命之说。今之三命，星、算分为二门，而善七曜，多本胡法，此日者所以博济耳。

予少时治经书，观圣人于刑狱尤谆谆，《尚书》所载最为详密。私心以为，天下万务，若生民不得其平，又岂专在刑狱乎？及仕宦二十年，历事日久，然后知生民之患莫大于狱失其情、官巧文律。呜呼，圣人之意深矣！

予每读《易》，至于决狱用刑之说，其卦多有《离》象，而用在刚阳之爻，盖非明不烛，非刚不决。君子有是二者，济以仁恕，斯可谓士矣。

乐自王朴之后无述作。仁宗时，李照重造乐器，废朴钟磬。其后复用阮逸、胡瑗更作新乐，蜀人房庶又为异议，迄今无定论。林氏巽之学通《易》卦，太阳太阴，以定律管，先儒所未言。

班、范二书，其载笔胜质之旨，则亦博矣。然而后学异向，罕能兼该，尚辞者则搴其纤华而遗于体例，玩理者执其事实而泥于通方，求之彬彬，固其鲜矣。进士陶叔献得汉圣之学，发先儒之蕴，谓类书所集，其来尚焉，凡较两都文章，必明一代制度。遂稽合众作，去繁取衷，撮数万言，编成十卷。同志扬端者持其书见求序引，逸题其辞曰：汉四百龄，君尊臣良，文淳道备，七制之治，则与三代几焉，是皆方闻协心，抗义竭节致之然也。如《明堂》、《月令》，则礼乐之本乎；宣室对问，则政教之宗乎。晁家令边事之宜，谷子云掖庭之奏，平津奥略，白虎宏辩，仲舒灾异之诫，子政封事之机。建武之晨，东平茂乎典礼；永和而下，伯始任乎中庸。郎专条七事之端，翼奉极五事之变，班、蔡之剧论，韦、桓之谠言，斯皆杰立孤风，翊成典训，来哲不能溢其美，异世不能殊其归，炳焉休光，高出近古。其诸表奏，天下昌言，述史有三，汉最称备。文中子曰：「二帝三王，吾不得而见也，舍两汉将安之乎」？非表文辞，盖善其制度而已。傥或文而不示制，学而不处要，如之何从政哉！宜陶、扬二君锐志于此，好古博雅，广其流传。时景祐二年六月吉日阮逸序。

王者继祖宗之业，君亿兆之上，礼乐征伐之所自出，四方万里之所视效。智足以穷天下之理，则谗邪不能惑；德足以服天下之心，则政令无不行。自非隆儒亲学，何以臻兹？然天子之学与凡庶不同。夫分文析字，考治章句，此世之儒者以希禄利，取科级耳，非人主所当学也。人主之所当学者，观古圣人之所用心，论历代帝王所以兴亡治乱之迹，求立政立事之要，讲爱民利物之术，自然日就月将，德及天下。《书》曰：「王，人求多闻，时惟建事」。又曰：「念终始典于学，厥德脩罔觉」。故傅说之告高宗者，脩德立事而已。至汉之晁错，以为人主不可不学术数。错之意欲人主用机权巧谲以参制群下，而景帝用之，数年之间，汉罹七国之祸，而错受东市之诛。盖其所主者不出于诚信而已。由是观之，择术不可不谨也。

世皆以贾生聪明辩博，晓练治体，若遭明主、当治世，诚得尽用其道，三代可复，帝皇可几。不幸黜于绛、灌，疏废早终，可为痛惜。愚以为贾生学不纯正，虽有俊才，任之为治，必不效矣。何以知之？观其书而知之。贾生数上疏陈得失云：「可为痛哭者一，流涕者二，太息者六」。然所谓痛哭者，诸侯太彊也，以为指大于股，胫大于腰，久而不制，必为国害。夫为天下者，患政刑之不立，不患诸侯之太彊。贾生言不见用，然终文帝世，诸侯帖服。孝景初立，晁错不胜其愤而削之，反者纷然响应，起不踰时，败亡不救，恶能为汉之大害哉？所谓流涕者，匈奴不宾也。匈奴荒外之国，与禽兽无殊。天下治而不服，不足损圣王之德，天下弊而得之，不足为圣王之功。而贾生孜孜爱其蕞尔之金絮，忘其征讨之大费；忿其区区之礼节，忽其勤民之钜害，恶在其为知治体也？夫治天下之具，孰先于礼义者？安天下之本，孰先于嗣君者？礼义不张，虽复四夷宾服，疆埸不耸，当如内忧何？储嗣失教，虽复诸侯微弱，四方无虞，其谁能守之？然贾生以此二者列之于后，以为馀事，舍国家之纪纲，遗天下之大本，顾切切然以列国、外夷为虑，皆涕泣之，可谓悖本末之统，缪缓急之序，谓之知治体，何哉？又曰：「仁义者，人主之芒刃也。法制者，人主之斤斧也」。不能以道辅人主镇抚诸侯，绥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而欲疏骨肉，断慈惠，视仁义为虚器，操刑法为利柄，剪周礼之夷涂，树申商之险术。由此观之，所学岂得为纯正耶？世人不察其所由之术，茍见其材之茂，学之博，其言炜晔可观，而不得施于世，因从而叹之，不知夫駮滥刻深，非吾党也。夫唯材高而道不正者，君子恶之。

臣伏睹今年四月戊申及七月乙卯诏书，复置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，并立定策入三等、四等次推恩条制，有以见陛下勤求俊良，乐闻谠论。士之抱术略怀愤懑者，当继踵而赴诏矣。然臣窃观本朝故事，制科程式太严，取人太窄。自真宗以来，每举中第者多不过三人，少或一人，至有全不收者。使豪杰之士有老于科举而不预甄擢，恐非朝廷听言求士之意。臣谨按汉文二年始诏举贤良时，对策者百人，而晁错为上第。武帝元光五年，诏举对策者亦百人，而公孙弘为第一。历代沿袭，废置不常，至唐而特盛。每遇亲策贤良等科，中第者常不下一二十人。建中元年，姜公辅等二十五人。贞元元年，韦执谊等一十七人。四年，崔元翰等一十七人。十年，裴垍等一十七人。元和三年，牛僧孺等一十五人。长庆元年，庞严等一十五人。宝历元年，唐伸等一十九人。大和二年，裴休等二十二人。自馀幽素、将相等几数十科，取人亦众。其得士若苏瑰、苏颋父子、张说、张九龄、韩休、裴垍、杨绾、崔群、韦处厚、姜公辅、牛僧孺、元微之、裴休辈，皆出此选，卒为辅弼名臣。此外，奇才博识之士垂名于后者，不可胜数。信乎制科亲策可以收揽英俊，有补于治道也。而当时应诏之人，或命州郡荐举，或许上书自陈，被召者径赴御试。其推恩等第，则第三等中书门下超资与处分，第四等优与处分，第五等即与处分。由是言之，程式盖不甚严，而推恩亦不甚厚。至周显德四年，始诏逐处州郡，依贡举人式例别试解送尚书吏部，量试策论三道，共三千字内，取文理俱优者，方得解送上都。本朝之制又加以六论，或试于中书，或试于秘阁，合格方得赴御试。其所试论题，务求深奥，每举转加艰难，致合格者少。盖以推恩过厚，故取人益艰。况国家承平日久，天下学士陶染风教，竞习艺文，而应此科者尤号该洽。其程文纵非优长，未合上等，亦皆于古今义理潜心有素。若蒙采收，施之为政，必须优于专经之人，不为无益于朝廷也。臣窃谓今来既立定策等，推恩有厚薄，则所取亦宜稍加人数。臣愚欲望将来或请应人稍多，即乞优加分数，如合格人少，即乞更加第五等，分为上下。入此等者只依进士第二甲第三甲注官，亦不为徼倖。若恐更添入流之人，即乞以进士诸科御试不合格人数，留充制科数目，彼此通融，俱无所碍。如此，则四方特起之人，咸有荣进之望，圣世搜扬之路，蔑有壅蔽之嗟矣。

惟公禀德河岳，王者之辅。出而逢时，道则靡阻。初来公车，晁、董首举。言配乎经，行应乎古。禁垣黄阁，雍容步武。远犹闳议，沛然孰禦。公出在外，心留帝所。惓惓怀忠，尽言不顾。刚必摧之，非柔则茹。惟是全德，一代之矩。矧我先公，金石之契。台阁同升，道义一政。伊昔待侧，话言在耳。辱登公门，垂今四纪。出处契阔，造请莫继。谓公难老，天锡之祉。遘疾未几，孰云不起。讣来恸哭，我则何以。薄奠致诚，尚或鉴此。

昔者井法大坏，而天下之民病矣。然而智者一出，则藏兵于民，藏食于兵，以全制胜，坐而收功，则谓之屯田者是也。汉尝以数万之众临氐羌。氐羌固小矣，而议者谓费而胜之，不若以全制也。于是以万人留田，果无一矢一镞之费而虏平矣。曹操出于扰攘之际，忧不先于天下，而忧食不出于兵也，于是大兴屯田，以示天下之形势。势莫微于羌事，莫急于操时，顾必先此者，盖不苟一切之便，而以深久之利为虑也。昔者兵赋之法大坏，而天下之武备虚矣。然而智者一出，则兵有府，府有帅，帅有统。唐尝以六十万之众田于近辅之郊。当四方有事时，长戈利戟，奋然而直往；及其无事，则偃兵以就农。故天下之言武备者，必先府兵。今以数十万之众，宿于燕、秦、晋、魏之地，半天下之赋，长毂巨轴，逆险溯波而上，不足以给奉养。重商贾之利，出内帑之金，不足以佐费用。无事之时，顾且如此，一有事则重以四方之兵，倍数而益之，岂惟费广，而坐饲之骄，不足以临敌也。亦尝以二十万之众弃于好水之上，只轮奇马无还者，此养之无制，备之不素故也。夫燕、秦、晋、魏之郊，地非不广，民非不悍勇，田非尽辟也。一旦索悍勇之民辟地而殖之，胡为而不可耶？择天下之精兵，置之近辅之郊，拟府而为之制，亦胡为而不可耶？不及十年，粟必盈于塞下，而黥墨之徒，可坐而铄也。晁错削七国而七国反，主父偃建分封之法而诸侯不自知其弱，然则屯田、府兵之制行，而天下之骄兵亦不自知其削矣，何惮而不为也？边粟已实，屯兵已强，中州之赋益宽，则北狄不敢爱其赆，羌人不敢慢其礼，此以全制胜也。昔之骄，今也悍勇；昔之不足，今也有馀。不幸而有警，内府出节，外府出兵，拥钺而下，临燕而燕动，临秦而秦詟，此所谓庙胜也。荆、楚、蜀、越，四分五裂之地，天下用武之处也，亦不可以不思。及其有事而欲以巧胜之，不亦拙且缓乎？

家令治刑狱、谷货，率更令治殿门、刻漏，皆属詹事府，以备司存。以尔谨善，老于儒学，并次新秩进之。然则晁错尝居此官，以政术显，是不独专于冗务而已。可。

晁错为汉削诸侯、尊王室，遂覆其宗，忠矣，语智则未也。幸而汉胜之，借吴楚得天下，其祸于汉也，可胜言哉？扬雄以愚论者，不究其成败，多讥雄者，故著云。汉诸侯王类多覆溢，大者以畔诛，小者以奸亡，累迹而发。然汉未尝为择贤师友，以剀切诲导成就之也。吴楚既灭，创艾绳削，内外相伺，立为雠贼，过若毛氂，发为山丘，此谷永所以痛切，中山所以增欷也。至其恶积祸至，则皆叹息，悔恨其前之不得为善，思有以洗心革行，亡由也。故厉王之迁，乃曰：「吾以骄，不闻过，故至此」。梁王亡亦曰：「傅相不以仁义教臣也，是可哀也」。观诸王之所为，桀纣不甚于此，然而无令其独被恶名，宜责汉之不为置贤傅相以诲导之云耳。

恭惟枢密侍郎文经邦国，学际天人。亲遘唐、虞之盛期，独怀晁、董之珍策。危言切指，蚤奉对于大廷；妙略参陈，适运奇于密幄。登庸之选。倚立以须。迎日在辰，膺时纳祉。某素叨奖拂，方总输将。惕驰庆以无阶，第颂言而滋剧。

楚王聘庄子，庄子辞之；鲁侯聘颜阖，颜阖逃之。夫贤士君子，固将以不仕为贵、远人为名乎？论之曰：是大不然，子未闻圣王之治世也。上不重任于民，故易从；下不大望于君，故易事。三公九卿大夫士，而天子逸焉。君有常道，臣有常职，民有常业，各当其分而无私焉。故无非常之誉，则无非常之咎；无卓诡之赏，则无憯厉之罚。夫亦安其性命之情而已矣。是故贤士君子，从事于其间而无愧焉，故可仕也。逮德下衰，上之所以任于民者重矣，故常匮而不给；下之所以望于上者深矣，故常危而不安。君失其常道，臣去其常职，民夺其常业，皆私其实而利其名。故有非常之誉，则有非常之咎，有卓诡之赏，则有憯厉之罚，性命不安，而天下大骇。于是时也，贤人君子且羞其所为，而其国可以从事乎？昔者晋主诸侯而卫人伐陈，及晋人讨卫，孔达死之以辞于晋，而世谓之忠。中行之难，赵鞅出奔，董安于自缢以定赵氏，而世称其材。晁错为汉画策，谪削诸侯，七国发难而错极刑，宗族灰灭。成帝之时，天文变异，丞相方进受策自杀，以当其咎。故世主待其臣若此也，高位重禄，厚利美货，不近乎宗庙之牺乎？古之君子，未尝不欲仕也。察主量之奚若，究世治之何如，而后出耳。故从事于道者，道久而逾安；从事于利者，利重而逾忧。斯古今贤士之所以辩也。是庄生所以持竿不顾，颜氏所以遣使者而逃也。昔者大夫种为越谋吴，既得吴而勾践杀之。商鞅为秦立法，既成霸业而惠王族之。韩信为汉战胜攻取，既一天下而高帝灭之。三子者，皆其盛者也，而俱若是，又况不及者乎？呜呼，后之人惟毋从事于刻薄，私其利而求其名，则几于免矣。

汉景帝用晁错为御史大夫，帝过郎署，见常侍郎，问曰：「吾以错为三公，人以谓何如」？常侍郎曰：「幸甚。陛下之知错也，以错为大忠焉尔。陛下之用错也，以错为大材焉尔」。帝曰：「固然」。常侍郎曰：「错不变更高皇帝约束，陛下不以为材。错不别疏人骨肉，侵刻宗室，陛下不以为忠。然则高皇帝约束虽仍旧，不可得矣；诸侯虽欲无罪，不可得矣」。帝曰：「何哉」？常侍郎曰：「错，颍川男子也。文学不能以出众，容貌不足以动人，使居乡里，势不过得为掾、功曹，错不愿也。错峭刻为忠，而陛下信之。错菲苦为材，而陛下用之。错今为三公，富贵荣显，然则极错所欲，盈错所愿，汉安得无事，诸侯安得无罪乎」？帝曰：「吴王诈疾不朝久矣，其罪大，今削之亦反，不削亦反」。常侍郎曰：「先赐吴王几杖，不朝数十年矣。吴王渐渍恩德，虽图不善，不忍为也。陛下今使错发之，吴由错反，而谓不削；无错，吴何为有谋乎」？帝默然。常侍郎曰：「语有之曰：『变古乱常，不死则亡』。是天道也。陛下虽固爱错，不能违天」。错将有大怨，侍郎谢死罪。居三月，七国起兵，帝忧惧，要斩错以谢七国，然后知常侍郎为贤者也。

自周而下，戎狄之势稍稍抗于中国，而朝廷时有遣将用师之役。其见于载籍，可得而拟议者，在《诗》则有《采薇》、《出车》、《杕杜》《、六月》、《采芑》、《江汉》、《常武》之类，分列二《雅》而咏歌之。至于齐桓以大国之资，起为盟主而卫王室，其于戎狄，最号有功，《春秋》实予之，而孔子又称其「一匡天下」，大概皆务攘除驱逐，而不使之有损于中国，亦不以四夷为难制。汉氏初兴，大乱甫定，戎羌之患屡起，故其计议杂出于一时之不得已，而以和亲为说，于是中国四夷之分始交而失其别。及乎积久而国家旦夕常有四夷之忧，是以才谋智识之士，探穷原本而务为经远之策，志在力平边鄙之难，而不欲使之一日辄犯于中国，其思虑精密而规模恢广，虽时异事变，亦可仿而用焉。夫欲特设一官，以主蛮夷之事，使吾日理而彼日危，然后施三表五饵而系其颈，令千家为一国而处之塞外，此贾谊之术也。夫欲徙民实边，使远方无屯戍之劳，塞下之民，父子相保，而无系虏之患，则与东方戍卒不习地势而心畏匈奴者，功相万矣，此晁错之议也。夫欲度羌虏故田及民所未垦，愿罢兵分屯要害，赋以农事，益积蓄、省大费，以待寇之自敝，此赵充国之计也。夫欲令陇西以北、安定以西八郡之民罪非不赦者，皆得输粟于公，以赎其过，且广边备而为守战之具，此张敞之言也。今二鄙之衅，中国以为大患而百官不尸其责，疆埸之谋，日劳于吾君吾相之念虑而未闻成功，天下之务或委废而不暇修讲，则孰若特建一官，以专其任，使之广询博听，端其智力而办之哉？此贾谊之术可施于今日也。二边之地，严于捍敌，一夕不敢忘备，而土兵无几，聚四方凶悍不逞之徒，坐食塞下，如寄于逆旅之中而督以殄寇，则孰若募近塞愿徙之民及以罪而迁者，一切宽假，而命之久安于彼，以为禦卫哉？此晁错之议可施于今日也。一方少警则四海有馈饷之劳，岁掊月敛，竭耗民力，以养不耕不战之卒，而势不可已，则孰若募人为屯，以垦塞下之閒田，而助足兵足食之利哉？此赵充国之计可施于今日也。不惜国家之公利，召富商入谷而给之倍价，以官职易民之钱刀，假浮屠法以度非类，而为馈边之备，则孰若贷民之轻罪，而命之以粟赎过，且有纾于急馈哉？此张敞之言可施于今日也。臣窃维方今之弊，盖危而后为之谋，及乎暂安则置而不议，皆茍于一时之利，而不若古人经营之久，以图其功于永世故也。惟吾君吾相深思极虑，参求古今之宜而慎其施设，则四子之策，孰云无补于朝廷乎？勿谓其区区既往之陈迹，而不之考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