楚王聘庄子，庄子辞之；鲁侯聘颜阖，颜阖逃之。夫贤士君子，固将以不仕为贵、远人为名乎？论之曰：是大不然，子未闻圣王之治世也。上不重任于民，故易从；下不大望于君，故易事。三公九卿大夫士，而天子逸焉。君有常道，臣有常职，民有常业，各当其分而无私焉。故无非常之誉，则无非常之咎；无卓诡之赏，则无憯厉之罚。夫亦安其性命之情而已矣。是故贤士君子，从事于其间而无愧焉，故可仕也。逮德下衰，上之所以任于民者重矣，故常匮而不给；下之所以望于上者深矣，故常危而不安。君失其常道，臣去其常职，民夺其常业，皆私其实而利其名。故有非常之誉，则有非常之咎，有卓诡之赏，则有憯厉之罚，性命不安，而天下大骇。于是时也，贤人君子且羞其所为，而其国可以从事乎？昔者晋主诸侯而卫人伐陈，及晋人讨卫，孔达死之以辞于晋，而世谓之忠。中行之难，赵鞅出奔，董安于自缢以定赵氏，而世称其材。晁错为汉画策，谪削诸侯，七国发难而错极刑，宗族灰灭。成帝之时，天文变异，丞相方进受策自杀，以当其咎。故世主待其臣若此也，高位重禄，厚利美货，不近乎宗庙之牺乎？古之君子，未尝不欲仕也。察主量之奚若，究世治之何如，而后出耳。故从事于道者，道久而逾安；从事于利者，利重而逾忧。斯古今贤士之所以辩也。是庄生所以持竿不顾，颜氏所以遣使者而逃也。昔者大夫种为越谋吴，既得吴而勾践杀之。商鞅为秦立法，既成霸业而惠王族之。韩信为汉战胜攻取，既一天下而高帝灭之。三子者，皆其盛者也，而俱若是，又况不及者乎？呜呼，后之人惟毋从事于刻薄，私其利而求其名，则几于免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