唐氏远矣，世不乏人，惟晋昌、太原、京兆、秦州、北海五族最显。天复中，建威军推官名希颜者避地钱塘，生仁恭，为盐铁判官，赠太子太保。太保生谓，为通儒院学士，从忠懿归本朝，出守秭归，因家江陵。终职方郎中，赠太子太傅。今江陵、钱塘之族皆出自北海。太傅生极，才气爽拔，与孙何齐名。弱冠登甲科，又与寇莱公为忘年交，丁晋公为布衣旧，略不为之屈，以故仕不脱州县，弃官去。其后谢公绛判流内铨，疏其节以闻，特转大理寺丞，迁殿中丞致仕。生一子，是为处士愈。处士尚幼，慨贫无以养，乃捐书力穑，亟成其家，以适亲意。先生处士第四子也，母某氏。先生讳既，字潜亨，又取水一火二，号真淡翁。先生始生，殿中君仰观而占曰：「水躔翼轸，楚分也，法主文明。吾孙骨相异，其有以亢吾宗乎」。初学，即与其兄子思寝食自励。子思亦先生流亚也，乡人以此庆处士有子。稍长游太学，同舍老生对之歛容，不敢惰。伯父质肃公介方参大政，爱叹以为类己，奏试主簿于将作监，锁其厅中，别试异等，声动场屋。丁处士忧，服除，不复赴礼部，山林独往之意于是萌矣。亲友勉之，调渝州巴县尉，非其好也。未几谢去，筑室于汉水之南。居且完，顾书籍犹假于人，遂走吴、粤，悉售以归。掩关却扫，凡二十年。始也日有所为，以若干为准，虽寒暑风雨不废，以为积小致高大当如此，故于书无所不读，于事无所不能。而终也自守其约，于象数之外，不药不卧，不箑不纩，草衣藿食，往往辟谷，日诵《易》、《老子》、《黄庭》一过而已。尝曰：「在《易》之《泰》，后以财成天地之道，辅相天地之宜，以左右民。君子体之，则亦财成辅相，以左右身。吾非悦生而恶死，所以尊生者，上以报生我之施，下以善吾死耳」。人有疑其不置像设者，曰：「覆载俯仰，皆神明也，岂像设所能尽耶？吾事之以道，自谓勤香火者无以过也」。其所养盖如此。吏部尚书彭公汝励按刑京西，时就见之，自以为弗及。左司谏孙公谔为淮安守，闻且过郡迎谒归心焉，至阖城扉留之，画其像以慰其别。自馀名人豪士有获际者，睹其貌庞眉頍颡，天庭骨隐起如径寸珠，听其言纵横无滞輆，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，靡不罔然自失也。以故通经者服其得先儒未决之秘，博古者服其贯方册所载之详，修真者服其造一气未形之先，善书者服其妙八角垂芒之体。下至百工众技，亦皆服其巧出意表。然先生初不以此自多也，遇人有所不及，人自服之耳。或曰：「此特往而不能返者，奚为哉」。及观其语学者，则曰：「古之人身包形器，物来则任以形器之所宜，固有历聘以观其可不可与有行者。若合不合，则归于道之兴废焉，或运天下如反掌，或准天下以言行，其致一也」。又尝因诏求言，欲令其子条列复井田、修废官之说以献。彼以为往而不能返者，果知先生也邪！门人魏倚取孔子所谓「隐居以求其志，行义以达其道」者概之，几矣。教子务充其德性，且曰：「良能富于己，何得为贫？识者皆贵之，何得为贱？此天下真富贵也。汝能自立足矣，馀听命可也」。惇叙姻族，尤有恩义，贫不给者衣食之婚嫁之，死则哭之寝门，以尽其礼。将逝之年，玩《易》不去手，每有所得，必肃衣冠，北向稽首，以为目中了然见六十四卦定位于天地之间，庶几不为仁智所域，与昔日以意致之有间矣。但神机不可轻以告人。一日，忽屏人，独居家，人意其不快，呼医，遽止之曰：「吾无苦」。然谆谆赞《易》，以为道之至数，孔子言之，妙不违则。天且有则，况其凡乎。老子言道，大体而已。默推此语，殆于数之至神者先受之也。后十日，命汎扫道室，听医诊脉，平不异他日。俄而正坐，妻子环侍，了无一语，俨若假寐然逝矣。自启手足至大歛，体温如平生，实元符三年九月二十日也。前此，昼有白星陨道室前，乃先生生日八月八日也。越月而逝，异矣夫！享年五十四。娶陈氏，左中散大夫习之女。知书，有贤德，能佐先生立其家而成其子。子男长曰愗，次曰悊，习举进士，修身慎行，似先生者也。先生流泽，其由此而光乎。幼男节与二女皆早卒。文稿十五卷，《邦典》二卷，《易论》三卷，门人集所闻为《说约》十卷。其家卜以崇宁元年三月甲申葬先生于襄阳县隆山之东原。前期，愗持魏倚状走京师属铭。呜呼，先生于浩厚矣！尝谓知其心者，天下一人而已。前年九月，浩以谏官论事狂妄窜新州，先生留荆门待焉，诲告纤悉，无所不及。既别，明日又追路语曰：「我昨夕深念尚有某事未竟」。浩窃疑之，先生宝练神气，面有孺子色，而浩方且穷处瘴氛必死之地，不复相见决矣。孰谓未一年，浩偶蒙恩生还，而先生奄忽与化俱耶。浩教授襄阳时，见先生本《周官》以释《春秋》，谓之《邦典》，因劝尽释诸经，以发吾覆。先生约五十五岁成之，又孰谓五十四而先生逝耶？庄子曰「死生无变于己」，而况利害之端乎。先生平日齐家与检身等，教子与正心等，固未尝顷刻置也。而将逝之际，乃独不留一语，盖不知所以忘而忘焉。至矣乎，非死生无变于己而能若是乎？使其家不以铭见属，独当自以文字发潜德之幽光，矧其子不远千里，匍匐踵门，哀诉如此其勤乎？于是掇其遗事，论次而为之铭。铭曰：

其传有书，其似有子。其不可得而泯者，无所终穷；其五十有四者，数而已矣。光莫隆乎日月，大莫外乎天地。万物各正性命于其间，孰能妙无己以为己。呜呼！亘千古而常今，先生其在此。

曾子居武城，寇至则去，寇退则反；子思居卫，则曰「如伋去，君谁与守」。二子所为不同，而孟子以为曾子、子思同道，岂非曾子知所去，子思知所守者耶？余观夏公之死，诚有得于子思之守也。方王室之乱，朝廷纲纪荡然，藩臣跋扈，而长蛇封豕，强者辄胜，天下之人夺气丧胆，卒无有豪杰之士慨然特立，不待文王而后兴者。公于此时，乃能婴孤城、提弱卒，与孟知祥、董璋争一日之胜，而奋不顾身死之。为当时所难，而公能行之，何者？方董、孟二蜀连衡拒命，负固猖獗，攻剋遂、阆。称兵之初，众号十万，旌旗延亘，直薄武信。公自忠武召还，继镇此土。适蜀兵次明月池，而公以骑卒二千势不相轧，乃坚壁深池，坐困强敌。始自戊寅，迄于己巳，蜀兵以洞室穴城，自夕达旦，公亦以骁劲力守，曾不少衄。不幸食尽势穷，义不苟生，眦裂血面，竟以死谢。方是之时，邛、雅、资、眉、黎、茂刺史请命于蜀，不啻奴隶，而康文通辈亦束手趋成都，且语知祥以夏公以死自守，必无降意，则公之大节，固已有素，非偶然者。然而世之议者，乃列公为死事，而不得与死节者比，此尤可叹惜。方王彦璋之守中都，屡战北，竟为夏公所擒而死，裴约之见杀，刘仁瞻之病卒，皆未有卓然奇节不为敌人所屈如夏公者。死节死事，何自而分？岂不以夏公去梁奔晋为公之疵，而不知公之去就，亦必自有所见。观公之战单廷圭、元行钦，决庄宗之围，挫王彦璋之勇，河阳之惠政，武信之遗烈，至于设庠序以阐文教，营雉堞以讲武事，深沉机略，静以制胜，意其忠义自将，非若庸人武夫死于无名者。昔者张巡之守睢阳，势穷备竭，竟诟贼而终。使夏公不幸有如张巡，彼肯摇尾乞怜为龌龊苟全者耶？苟援兵继来，孤垒坚守，可以振扬北师，鞭挞坚寇，贰虏之首坐致麾下，将见公之功名自此辉赫，非特一死而已。以其所已为，观其所未为，则公之大槩不论可知。今夫世之人临小利害仅若毫发，至有俛仰词色，以为去就。况公之守土，效死勿去，与子思之居卫，节守无异，而议者乃以死事名之，果信然与？大观四年，騊被命出守是邦，恭谒祠下，痛公之大节既不为秉笔者所知，而百载之后复未有显号以扬公之美，因请漕台，闻知朝廷。政和元年九月，蒙赐「旌忠」庙号。旧未尝立庙宇，惟郡圃祠堂，卑隘湫陋，不足以仰副朝廷追显之意，遂议更置。度地于东城之隅，恳请民部吴公、直秘阁赵公，官给七十万缗以足经费，凡板干柱础，瓴甓垣墉，不取诸民，而悉给于官。曾未阅时，而殿宇凛然，亦以大公之威而竦邦人之视。因备述公守土始末，且敷扬朝廷所以赐号忠节之意，刻之坚珉，庶几可以为公无穷之荣，而摅百载湮没之愤。使邦人每过祠下，辄曰：「此夏公之祠，效死勿去者。忠义之事，吾曹安可忘乎」？夏公名鲁奇，字邦杰，其始终出处详之史册，此不复书。

夫人甘氏，饶州之乐平人。曾祖、祖、考，皆不仕。年十四，归同县吴君守道。有四男、二女、十孙。以元丰六年十月二十八日卒，享年五十有七。后二年十月二十四日，葬于金山乡官庄里。于是其子思忠属进士许宗武撰次夫人之行曰：夫人天资敦重，幼而能立，生于强宗，弗徇长幼竞浮侈，而简约自饬，勤于女功，此夫人之在室也。事舅姑以孝谨闻，佐其夫致富厚；舅姑殁，其夫与弟不分积，数岁而内外均一，曾无异言，此夫人之为妇也。诸子长矣，谋于夫曰：「尚忠能，可集家事；盛忠谨，可付金谷；移忠勤，可任产业。自兹与公少閒，然不教子，与田舍翁亡异。思忠敏而好学，俾从师，必能有成，以光大吾家」。乃厚束修以遣之。思忠果克自奋有闻，一应广文举高中，此夫人之为母也。然则在夫人终始可以无憾，所不足者寿耳。夫人之亡，思忠在太学，梦夫人曰：「吾已谢世，汝可归」。思忠觉而戚，遽谒告归宁，行六日闻讣。盖夫人生平履信如是。而又好佛书尤笃，故其终也，精爽不昧，与夫不仁者之伏焉异矣。是宜有铭。铭曰：

在室为淑女，既嫁为良妇，其卒为贤母。虽有遗恨兮，亦可以无愧。

问：《中庸》一书，盖圣学渊源，入德之大要也。说者谓孔子之孙子思所作，观其微辞奥旨，非圣人之后，命世大儒有不能者焉。然其间立言措意，亦有戾于吾夫子者，證以《论语》、《系辞》，不得尽合，学者疑之。语曰：「中庸之为德也，其至矣乎」！圣人以中庸为至德，非大全君子不能当其名。是书载夫子之言，有「君子之中庸」，有「小人之中庸」。夫既已小人矣，尚何中庸之有耶？夫子以一贯之道语曾参，参告门人曰：「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」。是书乃有「忠恕违道不远」之言。则是以道与忠恕为二，而忠恕实未可以为道也，与《论语》又何不同也？《系辞》曰：「《易》之兴也，其于中古乎，作《易》者其有忧患乎」？盖谓文王也。是书载夫子之言曰「无忧者其文王乎」。文王拘羑里而繇《易》，乃云无忧，何也？《语》曰：「三分天下有其二，以服事商周之德，可谓至德矣」。是书载夫子之言，曰：「武王、周公其达孝矣乎！善继人之志，善述人之事」。文王终身事纣，武王、周公不待终丧而伐之，而云善继志、述事，何也？《语》曰：「夏礼、商礼吾能言之，杞宋不足證也」。是书乃曰：「吾学夏礼，杞不足證，吾学商礼，有宋存焉」。又未知其孰是耶？夫子伤周室之衰，三光五岳之气分，故《春秋》书「王正月」，以大一统。是书乃曰：「书同文，车同轨」。孔子之时，天下曷尝同车书乎？弟子记圣人之言行，于《论语》皆称子，如「子曰」及「子以四教」之类，盖尊师重道之辞，未尝有字圣人者。是书亦称「子曰」宜矣，而又有「仲尼曰」、「仲尼祖述尧舜」之语焉。岂有身为圣人之孙，而字其祖者乎？窃意秦火之后，汉儒于四十九篇中缀拾所存，不能无附益之伪，不然，何以诡异圣人如是也？孟子学子思者也，七篇之书称子思多矣，独无一言及其师之书，又不知是书果子思作否耶？必有以辩其疑者。

东坡与黄颍州父子厚善，尝书颍州之父子思诗集之后。又龙图二女为少公二子适、逊之妇。观此祭颍州之文与龙图直阁二公书问，情好可知。子思名上字孝，下字先。颍州名上字好，下字谦。龙图名从宀从是，字师是。直阁名从宀，从辛，字才叔。居宛丘，家藏二苏翰墨甚富。此二十一帖及孙志康二帖、《墨妙亭记》、《鸦种麦行》及山谷、二张公挽诗。直阁之孙约之年才十三，遭靖康之变，随其父郎中公脱身来南，能携以自随，既又力贫登之石，其未刻者一二尔，可谓善守家法者也。余尝铭其墓，亦为及此。约之幼子直义以真迹见示，为记其大略。坡书皆有法，石本类多失真。此卷字字飞动，惠州儋耳及北归等帖尤为老笔，信可宝也。第六帖云：「因志康行」。即孙君也。第七帖云：「乞会稽，使其得请，则题诗必满浙东矣」。第十六帖云：「乏人写大状，不罪简率」。盖今所谓外启者，前辈书问皆用之，故云。第十九帖在曲江云：「何时定居，少安晚节」。归及毗陵而仙去，曾不得一日之安也，悲哉！

黄太史、张右史、张浮休皆一时人物之英，则颍州之贤可知。太史先自金华徙豫章，颍州之先自浦城徙宛丘，尝叙宗盟，故称从侄。右史为龙图友婿，且居于陈。尝为颍州作《友于泉记》，故叙乡曲。浮休又周旋伯仲间，任道即汝阳守。诵三公之诗，使人兴起也。

《墨妙亭记》惜未登之石，《鸦种平麦行》有章草体，别是一种风气。

《祭颍州文》「故颍州使君同年黄兄」，集云：「几道大夫年兄之灵」。「终焉玉雪」，集：「身为玉雪」。「不缓不𢫮」，集：「不絙」。「与义降升」，集：「与道」。「含章不矜」，集「终焉不矜」。

《墨妙亭记》「以为吴兴新集」，集无「以」字；「余以事至吴兴」，集：「至湖」。「乃为差久」，集：「犹为差久」。

山谷诗「仕路厌风沙」，集「厌」作「困」；「袖有投虚手」，集「手」作「刀」。

张右史诗「但使将军桃李在」，集「使」作「得」；「闻凶哭朋友」，集「闻哀苦朋友」。

张浮休诗「常忆之官颍上时」，集作「忆昔」；「著靴骑马」，集作「乘马」。

三公诗皆亲笔，集中犹不同如此，岂编集时尝改定耶？

承见寄《论语》一编，某三十年来为徒友所困，亦稍稍见得古人大体，乃知儒释之分若青天白昼。退之于释氏无所见，止是见得名教中要当如此耳。《论语》问答未尝放开，至如子思、孟子便说出许多。夫子尝谓「吾无隐乎尔」，此必非同堂合席之语。夫子呼曾子而告之以「吾道一以贯之」，乃知他人未可与闻此耳。近时说《论语》，大率会儒释于一条，不知圣人一出语，无非日用饮食之事，门人弟子得之，知所谓有始有卒者在此耳。某尝看为国以礼，其言不让，是故哂之，盖真实见得如此，是太虚中有此易简之理。《论语》问答乃因事逐旋说出，若见得太虚中真实有此理，即《论语》乃其注脚耳。今人读「亚饭干适楚，三饭缭适蔡，四饭缺适秦，鼓方叔入于河，播鼗武入于汉，少师阳，击磬襄入于海」，岂不甚晓？然不到错了本文本意，却不知「吾道一以贯之」，何尝是两样说话。若俱从太虚中抽出，不应有一段难说，一段易晓。如子路问死，子曰：「未知生，焉知死」？子路发此问，要是群居中无人问到此。夫子所答六字，只可作六字看，添他一字脚不得。乃知圣人所答如此无渗漏，自是大人气象，如群儿听大父、王大父说话，必不支离及他语也。又如「愿闻子之志」，此为卒然之问，子曰「老者安之，朋友信之，少者怀之」，此又见得大人无渗漏处。某已略窥高明之学，自是一家。然似欲通儒释为一条，某之所见，偶不如是，又不敢不以告也。

问：夫子以一贯授曾子，而曾子以忠恕语门人，是固圣学之大原也。子思氏亲出曾子之门，而其言乃曰「忠恕违道不远」。师生之论，若不相似，然其说果安在耶？子贡亦夫子告以一贯者，至答「终身行之」之问，则蔽以「恕」之一言，而「忠」不与焉。其去取殆必有谓。孟轲氏愿学孔子，而系曾子、子思之正传，其论自反，则释恕而言忠；其论求仁，则释忠而言恕。忠、恕果二道耶？果可析而言之耶？凡此皆深疑而未喻者，盍明以告我？

曾祖原，赠少保；曾祖妣方氏，赠荣国夫人。祖涣，赠太师、嘉国公；祖妣孙氏，赠奉国夫人。父彦修，赠少师；妣丁氏，赠淑国夫人。

公讳与求，字必先，世为吴兴德清人。按沈氏之先，于周为子男之国，其地即汉汝南平舆县沈氏是也。鲁昭公二十二年为吴所灭，已而复见，至定公四年又灭于蔡，沈遂不祀。其后子孙分散。汉晋之世，著名简册者，盖有其人。至六朝而盛，家于武原之临溪。唐天宝间，析临溪为邑，是为德清。国初虽稍微，而公之族祖暨诸父以儒学踵取名第，至公乃大光显望于吴兴。公自少颖异，读书属文，不烦教督，识虑辩诘，已如成人。未冠，以艺业试乡校，流辈莫与争长。公既丁少师公襄忧，自以家素贫乏，母夫人以己为命，相与致志于学，律身益严。未几，荐名乡书，寻为太学生试选，屡魁多士，名称蔚然。及政和五年进士第，授濮阳县县学教授，以道远不便亲养，改常州州学教授。任满，授秀州司兵曹事兼推勘公事。公治狱不以委吏，事皆躬决，多所平反。再岁，丁母夫人忧，服阕，除太学录。靖康改元，至京师，迁儒林郎，除太学博士。建炎初，车驾幸广陵，公始赴官，同荐改通直郎。会罢太学，除通判明州，改两浙路提举市舶。未赴，御史荐公，对便殿，除监察御史。上疏论执政过失，迁兵部员外郎。公自劾，以为言苟不当，宜黜，不应得迁。上感寤，行公言，更除殿中侍御史，被旨鞠狱江外。车驾巡海上，公还，趋行在所奏事，寻扈从至会稽。而敌寇尚留江左，公首陈追袭之计，不果用。是时江浙创残之馀，盗贼继作，民蠹未除，吏奸滋甚，宪网阔疏。追论同知枢密院事、两浙西路宣抚使周望拥重兵于吴门，不能捍蔽，脱身先遁，以至连城陷没；与诸郡以城降贼，并缘为奸，掠取民财等事，乞正典法。时占象者言，西北有赤气蔽天，中有白气如练，犯北斗、文昌、紫薇。公极论时政得失，宜遣使省陵寝，定驻跸之地，宰相不可虚位，及用祖宗故事，令参知政事与宰相轮日知印，诸将兵各立军额，蠲租赋以宽民力，信赏罚以明功罪，凡十许事。寻除侍御史。宰相以年少骤进，不更世务，公上疏极陈，恐误国事。上初难之，会近臣李陵献言，宜诏宰执于罪戾中选择实能，付之以事，仍咨台谏为国择人，勿复再言，出榜朝堂。公曰：「自古岂有禁台谏不言者乎」？复论列，其略曰：「任贤使能，人主之柄也；献可替否，台谏之职也。任使失当，则其祸移；献替失当，则其职旷。是以自古明哲之君，开广言路，所以防蔽塞而杜私邪，上下相须，乃成治道。今乃诏宰执用罪戾之人，而令台谏不言，是必不识事体之人持浅狭自私之见，文巧伪观望之言以误陛下，使陛下虚负拒谏之名，是何不忠之甚也！且自古以来，有责台谏以不言者矣，有旌台谏以能言者矣，未闻明揭榜使勿言也」。翌日上为降旨：「李陵身为侍从，乃复疑误朝廷，上言乞诏宰执用蔡京、王黼、张邦昌、苗傅、刘正彦等一时罪戾之人；钳闭台谏，使不得言。欲收恶党之恩，遂陈迷国之计。可罢侍郎，与在外宫观。沈与求上疏，乞明指献言之人，显行黜责，其论为当。至云变朱成墨，指鹿为马，言太深切，使大臣不敢安位，可罢侍御史，除职与郡」。寻除直龙图阁、知台州。待次累月，上思公，有旨召还，再除侍御史。上尝从容言：「王安石之罪在行新法」。公对曰：「王安石以己意变先帝法度，误国害民，诚如圣训。然人臣立朝，未论行事之是非，先观心术之邪正。扬雄名世大儒，主盟圣道，新室之乱，乃为美新剧秦之文。冯道左右卖国，得罪万世。而安石于汉则取雄，于五代则取道，臣以是知其心术不正，则奸伪百出，僭乱之萌，实由此起。自熙宁、元丰以来，士皆宗安石之学，沈溺其说，节义彫丧，驯致靖康之祸。污伪卖国，一时叛逆，尚逭典刑，愿陛下明正其罪，以戒为臣不忠者」。先是上欲究僣伪事，因公有言，上大感悟。公再居言路，附丽前宰相用事者意公悉论出之，公闻之，曰：「近世朋党，习以成风，凡人材不论贤否，皆视宰相出处为进退，盖上之人驱之使然。余待罪言路，荷上知遇，第当分别人之邪正能否而公言之，余之职也，岂可谓一时所用皆不贤，而使视宰相为进退哉」？止择一二明附稔恶者，列于上，群情遂定。明年春驾幸临安，迁御史中丞。时军储窘乏，公极陈屯田利害，为《古今集议》上下二卷上之。上用其言，始定营田之议。禁卫单寡，兵机不在朝廷，公上言：「仰惟陛下移跸东南，将图恢复之举，先务之急，宜莫如兵。汉有南北军，唐自府兵彍骑之法既坏，犹内有禁兵，外有诸镇之兵，上下维持，使无偏重之势，其意远矣。今图大举，而兵权不在朝廷，虽有枢密院及三省兵房、尚书兵部，但奉行文书而已。愿诏大臣讲求利害而举行之，使人情不骇而兵政益修，助成经理中兴之志」。浙郡淫雨害稼穑，公上疏云：「伏见中夏以来，霪雨过度，浙西数郡之田垂熟淹没者十七八，民有饥馑之忧。徽、严州水泉暴涌，浸城郭，漂庐舍。比者临安火延民居，无虑万馀家，甚于去岁会稽之变，岂小异哉。仰惟陛下遭时多难，厉精为治，宵衣旰食，靡遑靡宁，天地顾临，宜有福应。然阴阳乖和，灾异仍见，陛下亦尝于行事之际，思所未至者乎？苟未至焉，则亦加之以诚而已矣。子思曰：『诚则形，形则著』。诚之至也，参天地，赞化育，况于行事之际，厥类章章，靡有不著者也。今九庙丘墟，两宫隔绝，夷狄之祸未殄，僣叛之党未平，下民嗷嗷，厌乱思治，以日为岁，痛如焚灼，睹此灾异，心折骨惊。而谈者至谓泽国夏潦，地气使然，火延民房，救者不力，宜不足勤圣虑。臣恐此言日闻，诚意日替，臣是以泪流落而不自禁也。陛下诚以臣言思之，凡陛下所以畏天爱民，用人听言，追祖宗之法，惇骨肉之亲，薄阍寺之权，正宫闱之化，一出于诚，有勉强而行之者耶？畏天不以诚，则工祝虽具，近于致渎。爱民不以诚，则诏令虽繁，终于失信。用人不以诚，则谗间日进，将以疑似而远正人。听言不以诚，则阿谀日闻，将类忌讳，而恶直士。追祖宗之法而不以诚，则不无背戾。惇骨肉之亲而不以诚，则不无猜嫌。薄阍寺之权而不以诚，则虽名为裁抑，而桀黠之辈不除。正宫闱之化而不以诚，则虽外示朴素，而奢靡之习犹在。凡陛下见于行事，臣固知一出于诚，而非勉强。然臣所谓譊譊者，愿陛下加之意而已矣。诚意既修，则天地感格，阴阳和平，灾异之兴，转为福耳」。上嘉纳焉。两浙转运使徐康国自温州奏发宣和间所制间金锁、金屏障什物，上命上之，而康国已猝发至行在所。公曰：「吾君勤俭，德侔大禹，汉文帝以下不足道也。异时驻跸广陵，有进而用华靡者，立命焚之通衢。今康国不识事君之礼，尚习故态，欲以微物累盛德。乞用广陵故事斥而焚之，仍显黜康国，明示好恶，且为小人希指之戒」。上悉从之。公在言路，首尾四年，凡所论列，不避权要，颇忤时宰意，至是改除吏部尚书，兼权翰林学士兼侍读。未几除龙图阁学士、荆湖南路安抚使兼知潭州。公以疾乞置閒散，改除提举江州太平观。明年，除知镇江府兼两浙西路安抚使。公到官，招集流亡，俾之复业。异时士卒凭陵居民，闻公威名，重足屏迹，无敢犯法，威德并行，内外绥安。秋八月，仍复以吏部尚书召，寻兼权翰林学士兼侍读。九月，除参知政事。是时虏伪入寇，兵已压境，上决意亲征，讫有成功。公居帷幄，实与其事。上亲御翰墨，书《车攻》诗赐焉。再岁，乞奉祠，除资政殿学士、知明州。疏再上，改提举临安府洞霄宫。公之出也，以在政府，凡所议论，皆出臆见，无纤毫阿附。督府治兵，欲大举，公勿与闻，公曰：「此大事也，岂可身居近辅而独不与哉」？数上疏求去，上不得已而从之。驾幸平江，明年春，以提举万寿观兼侍读。寻召除同知枢密院事，从驾至建康，迁知枢密院事。公首陈恢复之计，练兵市马，积粟聚财，分布将帅，以待机会。而同列不察，疑公沮之，且冒昧欲举，率不克就。上忆公初言，决意召公，盖欲大用，仅阅累月，得小疾，一夕薨。实绍兴八年六月甲子也。上痛悼，辍视朝一日，赠左银青光禄大夫，赐水银龙脑以敛，又赐田十顷以恤其家。以今年季秋之甲申，葬于邑之永和乡马鞍山之原。取同郡范氏，赠吴兴郡夫人。夫人有美德，先公四年卒。三子，曰云纪，右从事郎；曰云章，右承务郎；曰云卿，未任以官。息女三，长适左从事郎、两浙路转运司准备差遣元益，馀在室。公自被遇简知，历御史三院，于内外事知无不言，前后论列凡四百奏。其间如收揽主权，爱惜名器，斥逐邪佞，亲近正人，未尝不反覆言之；至于纠官邪，劾赃吏，将帅得失，政事是非，与州县抑配扰民，狱讼过差，监司郡守选除不当，军兴以来进战退守之策、积谷训兵之要，不可概举。上以公论天下事淹练通达，克己听纳，言之切直，自敌以下有不能堪者，上不罪焉。一时台纲自公大振，武将训敕其下，必曰：「汝不识沈中丞耶」？其见惮如此。大将入觐，有进缯帛方物者，既分赐六宫，公以谓此事虽微，自政和、宣和以来进献稍侈，今艰虞之时，不宜有此，乞斥还之。时方暮夜，上得公疏，即命追取斥还，仍降札谕公。公感泣草谢，自以不世遭遇，蒙上听纳，无愧古人，顾未知效死地耳。公自为执政，凡所规益，虽家人莫得闻。所荐人才至多，受荐皆莫知也。上每以知人称之。自小官至宦达，攻苦食淡，处之晏然。天性孝友，所得俸禄以给宗族兄弟无难色。于文无所不能，晚岁益工，尤善为诗，引类托兴，有作者风气。凡人以为难者，公熟视落笔，便造壸奥。有文集二十卷、奏议三十卷藏于家。一止从公游踰三十年，自乡校至立朝，虽有出处契阔之异，而相厚之意不少衰。公尝见荐为御史属官，初未尝言，心独识之，然知公莫详焉。窃尝叹息，以为君臣之遇，自古所难。有听谏之君，又有能言之臣，然后君臣俱荣，名誉日彰。不幸而无其臣，则君虽有屈己听纳之诚，而臣言不足以发之，遂至于两无称焉，可不惜哉。若魏徵之遇太宗，韩休之遇明皇，包拯之遇仁祖，公之遇主上，盖所谓君臣俱荣者矣。云纪属一止状公之行，将求诸立言大君子志公墓。公名节之伟，议论之懿，缙绅所共知也，一止不敢私。谨状。

自「王曰来汝说」以下，高宗以师道命傅说自说；「曰王人求多闻」以下，傅说以学告高宗；自「王曰呜呼说四海之内咸仰朕德」以下，高宗知说所以教而更命之；「说拜稽首曰敢对扬天子之休命」，则傅说知高宗所以命而终成之也。《君奭》曰：「在武丁时，则有若甘盘」。则高宗尝学于甘盘，而不终其业矣。《无逸》曰：「旧劳于外，爰暨小人。作其即位，爰知小人之依」。则遁于荒远，而险阻艰难备尝之矣。其所以有望于傅说者，盖困而知学焉。酒醴不能自发，有以发之者曲糵也，犹才不能自达，有待于达之者欤。羹不能自和，有以和之者盐梅也，犹德不能自成，有待于成之者欤。曰「交修予，罔予弃，予惟克迈乃训」，则许之以受教而不拒也。说于是乎可以语学。学之道莫先于求多闻，求多闻所以学古也。不通于古则处经事而不得其正，莅变事而不知其权，亦恶能有所建立哉？非特不足以建立，抑将坠先王之绪而不克永久也。故曰：「王，人求多闻。时惟建事，学于古训，乃有获；事不师古，以克永世，匪说攸闻」。惟学则知道，知道然后乐循礼，故曰「逊志」。学如不及，犹恐失之，故曰「务时敏」。学自外至，故曰「厥修乃来」。至是，则日知其所亡，月无忘其所能，故曰「道积于厥躬」。不足则学，有馀则教，故曰「惟敩学半」。《记》曰「教学相长」，此敩学半之谓也。始于学，终于教，学不可已也，故曰「念终始典于学」。积善在身，犹日长加益，而人不知，故曰「厥德修罔觉」。汤之于伊尹，学焉而后臣之，故不劳而王。然则高宗之务学，可不以成汤伊尹之事为监乎？则说当「式克钦承」，以辅王之学。非特克式钦承也，又「旁招俊乂，列于庶位」，以成交修之志焉。高宗于是乎知识，所以教而更命之。所以更命之者，先正保衡，俾厥后惟尧舜，悯一夫之不获，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。又其效至于「佑我烈祖，格于皇天」，则今安得有愧？于是乎「罔俾阿衡专美有商」，「克绍乃辟于先王，永绥民」，则非特说无愧于阿衡，我亦无愧于先王矣。是乃说所以教而欲成之之意也。故曰「敢对扬天子之休命」。窃尝论之，事不可以不师古；苟师古，不可以不务学；苟务学，不可以不隆师。古之贤君所以能大过人者，无踰于此三言者矣。且君之于臣也，岂特臣之而已哉？有不得而臣者则友之。费惠公曰：「吾于颜般则友之矣。王顺、长息则事吾者也」。有不可得而友之者则事之。子思曰：「古之人曰事之云乎，岂曰友之云乎」？曰，事者师焉而已矣。《经》曰：「能自得师者王，谓人莫己若者亡」。传曰：「其君贤君，而有师者王；其君中君，而有师者霸」。然则固不可以无师也。黄帝学于务成，禹学于西王国，汤学于伊尹，文王学于畴子斯，武王学于郭叔，周威公学于宁越，齐小白学于管仲，魏文侯学于子夏，晋献公学于祖朝，燕昭王学于孙膑。何必高宗，古之人皆然，至于功德有远近，成就有大小，所学有贤不贤，则系乎人而已。然则固不可不学也。尝观尧舜之为君，禹、皋陶之为臣，都俞吁咈，共济于一堂之上，宜必有甚高难行之法度，不可逮及之谋谟，更新一时，焜耀来世。不然，何以得圣君贤臣之名于霄壤间哉！及考《书》之所载，不称其能作古，而称其能稽古，曰「若稽古帝尧」，曰「若稽古帝舜」，曰「若稽古大禹」，曰「若稽古皋陶」。君臣之间，皆称稽古焉，然后知虽圣帝贤臣，未有不本于师古。所谓学者学此也，所谓教者教此者也。《诗》曰：「不愆不忘，率由旧章」。《书》曰：「无作聪明乱旧章」。然则事不可不师古明矣。由得师以务学，由务学以师古，以至于建立无愧乎先王，此高宗之所以为贤君者也。孟子曰：「天有为之君，必有所不召之臣，欲有谋焉则就之，其尊德乐道，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」。呜呼，所谓大有为之君，盖不世出。然而无是君则已，苟有是君，未有无其臣焉，此殆若符契之合，故曰「必有所不召之臣」。高宗即位之初，精诚感格，梦赉良弼，得说于傅岩，置说于左右，以版筑之贱位冢宰，以人臣之卑处师道，君任之而不疑，臣居之而无畏。此非有神契默会，恶能臻于是哉？文王之得臧丈人，高宗之得傅说，原其遇合，盖有异于人矣。宜其相得之深，无所疑畏焉。然说之始对高宗曰「畴敢不祗若王之休命」者，彼以臣之事责我也；卒曰「敢对扬天子之休命」者，彼以师道望我也。谓之对扬，则若与为敌焉。有道之士，处辞受之间，无可苟也。且当其任不辞其责，有是实不辞其名。孟子之于齐王，且将以师道自居也，而况有高宗之君乎？汤之于伊尹，学焉而后臣，高宗之于说，臣焉而后学，其事虽殊，然其成功一也。

事与身孰重？曰身重。身与义孰重？曰义重。义者，身之用也。夫人谁不爱其身也，有义在焉，则身有所不足爱也。孟子曰：「生我所欲也，义亦我所欲也。二者不可得兼，舍生而取义者也」。故君子必权其重者，况以其任危疑之难，白刃鼎镬曾何足以动吾心乎！予每念靖康之变，而得死义之臣曰吏部侍郎李某者，盖未尝不壮其弃生赴义之大节，而继以流涕太息也。方海东之夷再薄京城，朝廷百官共难同事者非无其人也，公独以身当不测之虏，折齿烂唇，而骂贼之口殊不少屈，国人皆以忠臣无助为恨。呜呼，公亦知所轻重哉！当时或有助公一吐忠愤，则天下事亦不至此烈也。子路死于卫，孔子为之覆醢。公之一死宗庙社稷，天地鬼神实临之，君子亦必有以处之矣。生意凛然，足以激忠愤之气，而偷生避难者亦将羞死于地下，其何以免天下后世之公议乎！予为秭归，始得公遗文而观之，盖有味其言也。虽然，公名在太常，忠节义概，天下共知之，初不待文而传。然刚烈敢为之气表见于文字间者，予窃有仰焉。故序公之文，而出公节义之大，庶几可以纠偷近苟简之俗，九原莫作，予重有所叹云。公洺州人，字清卿，初名某，靖康元年赐今名出使。今上即位，优诏赠恤有加，谥曰「忠悯」。世系爵里，国史具之。

汉来延平，郡博士、诸生暨道南之学者咸请讲其所闻。予恶夫空言久矣，逡巡未有以发。适将乐群士书来告曰：「龟山先生之旧宅垂百数十年矣，閒者守侯始扶植表章，伉祠庭以寄奠慕。中尝再葺，久复敝漏，无以宁风雨。今大夫林君式之拜谒，悸叹，亟出缗钱，市良材坚甓，撤腐败而新美之，观瞻改容，克用兴起，不有记载，将无以示后，俾勿替，愿一言以赐之」。予惟先生之存也，视敝庐夏屋皆可托宿，未尝有所择而求安。然自建炎大盗过之不敢犯，逮庚寅盗再过焉，复大书其门曰：「此杨先生之居也，不可燬」。嗟夫！先生之没久矣，冠带佩玉之声容不复接于世之耳目，而遗风馀烈，犹足服强暴，岂学士大夫而不能为先生保此数亩之宫乎，虽百世可知矣。昔郑康成以大儒为世所敬，不惟孔北海能褒大其闾，而黄巾亦为之敛避。二儒先之事，真所谓旷千载而相感者。若乃先生之学，超出于文字之外，则有非康成之所可拟议，予不敢不与诸君言也。子思子曰：「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」。中也者，天下之大本也。大道既隐，举一世伥伥于喜怒哀乐之末，而不知其有本，虽日用饮食由之，而卒莫识其所从来。故虽有聪明才智闳硕专确之士，而大本之不明，不免于醉生而梦死也。先生之教，使人于閒燕静一之中，体验夫未发之气象。豫章、延平，更以此相付授，而延平之所语朱子者，尤深切而著明矣。他日论平旦之气，湛然虚明，实与未发之旨相为表里。盖先生之学虽有所受，而以此建立宗旨，乃其深造而自得之者，其有功于天下来世，自程门高弟罕能及之，不但高于汉大儒而已也。学者赖其言以得本心者众矣，然而曰体验云者，无乃其涉于已发与！是心之灵非木槁而灰死也，虽其未发，必有事焉，弗求观省，曷稽中德？故曰求则得之，又曰不思则不得。是思也非意，是求也非为，而何已发之疑乎！诸君既抵先生之宫墙，盍亦闯其堂，窥其奥，反躬以验夫大本者之安在，不至于延平所谓涣然冰释者不止也。抑予所欲告道南与泮水者，亦若此而已矣。宝祐五年六月丙申。

问：异端之说，自周以前，不见于传记。后世所同信其为夫子之言而无疑者，惟《春秋》、《十翼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与《戴记》、《中庸》、《大学》等篇。《论语》有「攻乎异端，斯害也已」之说，然不知所谓异端者果何所指。至孟子乃始辟杨、墨，辟许行，辟告子，后人指杨、墨等为异端，孟子之书亦不目以异端。不知夫子所谓异端者果何等耶？《论语》有曰：「乡原，德之贼也」。《孟子》亦屡言乡原之害。若乡原者，岂夫子所谓异端耶？果谓此等，则非止乡原而已也，其他亦有可得而推知者乎？孟子之后，以儒称于当世者，荀卿、扬雄、王通、韩愈四子最著。《荀子》有《非十二子篇》，子思、孟轲与焉。荀子去孟子未远，观其言，甚尊孔子，严王霸之辨，隆师隆礼，则其学必有所传，亦必自孔氏者也。而乃甚非子思、孟轲，何耶？至言子夏、子游、子张，又皆斥以贱儒。则其所师者果何人？而所传者果何道耶？其所以排子思、孟轲、子夏、子游、子张者，果皆出其私意私说，而举无足稽耶？抑亦有当考而论之者耶？

老、庄盖后世所谓异端者。传记所载，老子盖出于夫子之前，然不闻夫子有辟之之说。孟子亦不辟老子，独杨朱之学，考其源流，则出于老氏，然亦不知孟子之辞略不及于老氏，何耶？至扬子始言「老子槌提仁义，绝灭礼乐，吾无取焉耳」，然又有取于其言道德。韩愈作《原道》，始力排老子之言道德。

佛入中国，在扬子之后。其事与其书入中国始于汉，其道之行乎中国始于梁，至唐而盛。韩愈辟之甚力，而不能胜。王通则又浑三家之学，而无所讥贬。浮屠老氏之教，遂与儒学鼎列于天下，天下奔走而乡之者盖在彼而不在此也。愚民以祸福归乡之者则佛老等，以其道而收罗天下之英杰者，则又不在于老而在于佛。故近世大儒有曰「昔之入人也，因其迷暗，今之入人也，因其高明」，谓佛氏之学也。百家满天下，入者主之，出者奴之，入者附之，出者污之，此庄子所以有彼是相非之说也。

要之，天下之理，唯一是而已。彼其所以交攻相非，而莫之统一者，无乃未至于一是之地而然耶？抑亦是非固自有定，而惑者不可必其解，蔽者不可必其开，而道之行不行，亦有时与命而然耶？道固非初学之所敢轻议，而标的所在，志愿所向，则亦不可不早辨而素定之也。故愿与诸君熟论而深订之。

问：夫子生于周末，自谓：「文王既没，文不在兹乎」？当时从之游者三千，门人高弟如宰我、子贡、有若之徒，所以推尊之者，至谓「贤于尧、舜」，谓「自生民以来未之有」，谓「百世之后，等百世之王，莫之能违也」。千载之后，未有以其言为过者。古圣人固多，至推以为斯道主，则惟夫子。苟有志于斯道者，孰不愿学？夫子删《诗》定《书》，系《周易》，作《春秋》，传曾子则有《孝经》，子思所传则有《中庸》，门人所记则有《论语》。简编虽出煨烬，而西都搜求参校之详，犹足传信。凡此固夫子所以诏教后世，而后世所以学夫子者，亦未有舍此而能得其门者也。《论语》载当时问答与畴昔训词，既不得亲炙于当时，则视其所载，亦可以如亲闻于当时也。然学必有业，不知当时在夫子之门者，业果安在？由治千乘之赋，求宰百乘之家，赤可使与宾客言，二三子盖自谓其能，而夫子亦以是许之。不识其在夫子之门独以是为业乎？抑亦所学于夫子者又不在是也？他日独立，伯鱼过庭，乃使学《诗》。既学矣，他日乃使之学《礼》。不识伯鱼之未学《诗》也，亦有所学乎无也？既学《礼》矣，亦有所学乎无也？「小子何莫学夫《诗》」，又曰「兴于《诗》」，夫子盖屡教人以学《诗》，不识凡居夫子之门者，举皆以学《诗》为业乎？陈亢固在弟子列，乃问伯鱼而后闻《诗》闻《礼》，无乃先是未知其说乎？子以四教，文、行、忠、信，此固门弟子纪述之辞，然亦必有所据而言。所谓文、行、忠、信者，果何如而以为教也？三千之中，独荐颜渊为好学，而称之则曰「终日不违如愚」，曰「三月不违仁」，曰「不改其乐」，曰「不迁怒，不贰过」，不识亦有可得而知者乎？读《论语》者，固当求所以为学之方，日肄之业，故愿与诸君论其所疑。夫子之所以教人与当时门弟子之所以学于夫子者，苟不在是，而今日学者之所患，亦不在是，则亦愿与诸君备论而索言之，毋略。

伏读邸报，冬至日天子召先生还朝，为之鼓舞踊跃。意者上心真有感于剥复之会，亟召先生，非直以先生久外而行一番礼数也。从来召命有出于常者，然其人常人也，久外之馀，假以光宠而已。若其人如范、欧阳、司马、吕诸贤，则一召之后，上深有望，下亦大有所建明。何者？贤在用不用，不在召不召，召而置之于非所用之地，如不召也。人亦在平素所植立而已，世道日污，自宰相以下，盻盻焉以用舍疏戚累其心，则正君定国于谁责而可？其在岳麓时，尝为湘士信《易》大、小畜二卦义，《小畜》止乾者巽其成，卦之主在六四；《大畜》止乾者艮其成，卦之主在上九。虽出于己见，不合先儒，然交谓《易》意似出于此。何者？《巽》之柔行巽入，不如《艮》之坚固凝重，此固名卦大小之所由分也，然而又有有位无位之不同。四居其位，而巽又阴柔，纵小有正救，乃臣事之常；上非位之所可拘，而艮又阳刚，所以动其君之敬心者于此为至。故《小畜》之四曰：「有孚，血去惕出，无咎」。非孚信其君之至，不免于伤，不免于惧，不免于咎者，唐魏郑公、陆宣公诸贤似之。《大畜》上九「何天之衢，亨」，象曰：「何天之衢，道大行也」。人能使其君尊德乐义，委心以听，诏己则道之得行，岂复有委曲折旋回翔容与于其间哉？阿衡之于汤、于太甲如此，而孟子固尝以此自处矣。某言此时亦有据程传《大畜》「畜极则散」之语，而以见问者，某应之曰：此义在二卦彖辞中，非敢臆说也。《小畜》「亨，密云不雨，自我西郊」，自下求上，自阴求阳，无所待而自进也。《大畜》「刚上而尚贤，能止健，大正也」，此专指上九言也。尚贤专指上九，愚于《大有》上九得其證焉。向作此义一篇，书院盖尝申上，未知先生过目以为如何？今再录呈，且以深致区区之属望也。先生为畿漕，而供亿百需，非蠲之有不可，则宁得罪时相而去；为湘漕又不惩前之所以得罪，而心所欲蠲，又力请得旨而后已。邸第之书敢于不启封，势地要人之为人觅举敢于无所与。十数年于外，江远于畿，湖远于江，后进晚出，躐先生而台阁者几人矣，然则先生不以用舍疏戚累其心矣，有以动吾君之敬久矣。今兹之召，四方倾耳以听嘉谟嘉猷之入告也，即日使旌，虽未就道，想见积忱竭思，以俟一日倾吐，固已如在黼座之前。门下诸生不敢私问，而此心拳拳焉。自昔人主未有讲明性学如吾君之懿者也，在廷之臣，论经谈理，动引濂洛，每有奏疏，各称先师，如此者三十年矣。某闻之孟子告滕世子，初则道性善，言必称尧舜，末则曰滕五十里也，犹可以为善国，若药不瞑眩，厥疾不瘳。然则性善之云，充其极致，固以尧舜其君，而起国病、救民生皆此焉出，乃孟子于滕则有深望矣，岂比对告子、对公都子而已哉！今吾君深知性善，在廷之臣盖亦赓续发明，非如孟子为素不知者创言之也。然孟子于区区之滕，犹曰可为善国；今以提封千万里之广，上临御久而更历熟，行谊无过，德泽有加焉，而国脉民命岁危一岁，日困一日，岂诸公不以大有为者望吾君乎？补罅填漏，未了目前，推寻病根，竟在何所？《书》曰：「成王畏相」。孟子道列国贤君之语曰，吾于子思则师之，于颜般则友之。王顺长息则事我者也，相至于使君以为师友，故如此者，独何人哉？人臣事君，可俱为王顺长息也乎？俱为王顺长息，毋乃所欲非事君人者，而安社稷以上至于天民大人遂绝望于世也乎？呜呼！此事固在平素所植立，平素无以愈人，固无以望为也。今者姑以财用一事言之。自古为国，未闻皇皇汲汲于利，取之尽锱铢而能以其国久存者也。损上益下，汉、唐中主犹或能之，谓吾君不能，贼其君也。上下交征利而国危，孟子之深讳。《大学》曰：「长国家而务财用者，必自小人始矣」。彼为善之小人之使为国家，灾害并至，虽有善者亦末如之何，此而犯之，则引濂洛，称先师，皆空谈也。濂洛先师不以空谈遗后人，使谋身也，上至聪明诸公，不得以宫女几千不可减、厩马几万不可损者待当今。今民穷至骨，兵戈、饥馑、疫疠之馀，户口不知减几何矣，抑有告上以四方民数之实者乎？某又记去岁十一月为岳麓诸友讲《论语》末篇之首章，以为孔子道尧舜执中之命，直至四海困穷，天禄永终，盖三圣所以执中，大意归宿在此，孔子援引，不如今人独举十有六言也。讲罢，诸友相告曰：「先生听此至激发处，屡为之首肯」。嗟乎！世未有亲遇有道之君，而听民困穷于下者也。先生忧时盛心，虽在远外，食息不忘，今使毕归奏，柄用有阶，上之四聪四目，于此有所寄，是以某深为先生幸，愿之后日，国史书先生还朝之日，深言动上心，自此大有改为，而人于此益知吾君果可与为尧舜，如此而追恨前日诸公将顺正救之容有阙，且深惜先生此召之晚也。先生于四方之士奖进甚多，某拜侍两年，而知先生所以与之之意特厚，闻有召命以来，日欲修贺。今既后矣，辄写企望之意。诚如此，山甫补阙，爱莫助之。行取何日，计必出清江丰城间，专当深的祗候攀违，伏纸驰情，无任依向之至。

《礼记》一书，其言制度文为之用、刑名度数之学备矣，而根原所自，皆由《中庸》、《大学》中出。学者于此苟有觉处，则威仪三千，曲礼三百，皆吾性分中物耳。今日之说，请先自《中庸》始。「中」之一字，圣人传心之机要，授道之关键。子思之学出于曾子，曾子之在圣门，其传道之际，盖辛苦艰难而后有得，非如古者以圣传圣之易也。古者自尧舜至于禹汤文武周公相传是道，或应于猝遽之间，或契于数百年之远。彼以心传，此以心受，心机所照，一一相印，天地鬼神，四时日月，不能间碍。至于夫子，从而游者皆中智之士，难疑答问，其言无不及，惟「中」一字未尝敢以语人。夫子之不语人，非秘也，盖中智之士人欲未除，利心犹存。其于道也，可使得之于自觉，不可使受之于听闻。得之于自觉，则其得也难而功大；听之于所闻，则其得也易而无力。是故必托宿于物，假途于事，随其根性，示以入路。教人以礼乐，使人于礼乐上求中；教人以仁义，使人于仁义上求中；教人以忠信，使人于忠信上求中；教人以孝悌，使人于孝悌上求中。庶乎触之于彼，应之于心，一念了然，中固我有。然而七十子、三千之徒竟无一人能领其机者，幸而有一颜子，不幸交臂而失之。夫子忧焉，于是举其极处示之，而名之曰一。夫一也者，所谓吾无隐乎尔者也，所谓如有所立卓尔者也。夫子尝以此示之子贡，曰：「赐也，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」？对曰：「然。非与」？曰：「非也，予一以贯之」。使子贡能领此机，则必一语之下雷惊风动，间不容发，惜乎不能识之，默无一辞以措。于是不得已，又以此示之曾子曰：「参乎，吾道一以贯之」。惟曾子识夫执中之要正在于此，故略不嫌避，当机而发，应之曰：「唯」。一唯之对，大中豁焉。夫子平生忧勤焦劳，求得其人，分付是道，而曾子一唯毕其能事。呜呼，大圣人之门陶鍊人物，可谓难也已矣。曾子既得是道，见夫传受之难如此，故常覆护此机，不敢轻示。观其答门人之问，则曰「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」，是亦圣人设教之遗意也。乃若子思亲得其传于曾子者也，谓夫子没不及见而师之，又世无曾子，此问此唯，寂寥谁传。于是尽以所学作为《中庸》，以示后学。《中庸》之书出而圣人传心之机要、授道之关键，一切陈露而不可掩。漏天之机，泄神之秘，而出于子思之不得已。学者读其书，识其原，苟能于意言之外自有觉处，则无负于子思，无负于曾子，无负于吾夫子矣，其勉之哉！

李君士豪名斋曰「慥」，以质于里人欧阳某。思有以复君，久而未之得，一日得其说曰：「此曾子之学也。君繇子思子之说而质之子曾子之为，人当信予说之不妄」。为作《慥斋铭》。

言不顾行，将言如愧；有不能行，谈何容易。行必顾言，言斯行之，视言为的，惟正之期。顾言之行，其言多惧；顾行之言，勇往疾赴。《中庸》二语，万古圣传，我求其人，曾子则然。嗟尔君子，胡不慥慥，士豪立斋，铭者守道。

易者己也，非有他也。以易为书，不以易为己，不可也。以易为天地之变化，不以易为己之变化，不可也。天地，我之天地；变化，我之变化，非他物也。私者裂之，私者自小也。包牺氏欲形容易，是已不可得，画而为━。于戏，是可以形容吾体之似矣！又谓是虽足以形容吾体，而吾体之中又有变化之殊焉，又无以形容之，画而为⚋。━者，吾之也━。━者，吾之⚋也，可画而不可言也，可以默识而不可以智知也。━者，吾之全也；⚋者，吾之分也。全即分也，分即全也。自生民以来，未有能识吾之全者。唯睹夫苍苍而清明、而在上，始能言者，名之曰天；又睹夫隤然而博厚、而在下，又名之曰地。清明者，吾之清明，博厚者，吾之博厚，而人不自知也。人不自知，而相与指名曰彼天也，彼地也；如不自知其为我之手足，而曰彼手也，彼足也；如不自知其为己之耳目鼻口，而曰彼耳目也，彼鼻口也。是无惑乎自生民以来面墙者比比，而不如是昏之甚者，见谓聪明也。夫所以为我者，毋曰血气形貌而已也。吾性澄然清明而非物，吾性洞然无际而非量。天者，吾性中之象；地者，吾性中之形。故曰「在天成象，在地成形」，皆我之所为也。混融无内外，贯通无异殊，观━画，其旨昭昭矣。厥后又系之辞曰《乾》，乾，健也，言乎千变万化，不可纪极，往古来今，无所终穷，而吾体之刚健未始有改也。言乎可指之象，则所谓天者是也。天即乾健者也，天即━画之所似者也。天即己也，天即易也。地者，天中之有形者也。吾之血气形骸乃清浊阴阳之气合而成之者也，吾未见夫天与地与人之有三也。三者形也，一者性也，亦曰道也，又曰易也。名言之不同，而其实一体也。故夫《乾·彖》之言，举万物之流形变化皆在其中，而六十四卦之义尽备于《乾》之一卦矣。自清浊分，人物生，男女形，万物之在天下，未尝不两，曰天与地，曰昼与夜，曰夫与妇，曰君与臣，曰尊与卑，曰大与小，曰贵与贱，曰刚与柔，曰动与静，曰善与恶，曰进与退，曰实与虚。博观纵观，何者非两？⚋者，所以象此者也。又系之辞曰《坤》，坤，顺也，明乎地与妻、与臣、与柔之类也，然非有二道也。《坤》者两画之《乾》，《乾》者━画之坤也。故曰：「天地之道，其为物不贰，则其生物不测」。又曰：「明此以南面，尧之所以为君也；明此以北面，舜之所以为臣也」。又曰：「吾道一以贯之」。则夫《乾》、《坤》之《彖》虽有「大哉」、「至哉」之辨，以明君臣上下之分，而无二元也。《坤》爻又曰「直方大」，又曰「以大终」也，又以明「大」与「至」之无二旨，《乾》与《坤》之无二道也。《乾》何以三━也。天，此物也，人，此物也，地，此物也，无二，一也，无二，己也，皆我之为也。《坤》何以三⚋也？天有阴阳日月明晦也，地有刚柔高下流止也，人有君臣夫妇贵贱善恶也。☳，天下固有如此者也。圣人系之辞曰《震》，明乎如此者阳为主，自下而动且起也，此我之变态也。☴，天下固有如此者也。圣人系之辞曰《巽》，明乎如此者阴为主，阴入于下，柔随之类也，此又我之变态也。☵，天下又有如此者也，圣人系之辞曰《坎》，言阳陷乎两阴之中，内阳而外阴，水之类也，此我之坎也。☲，天下又有如此者也，圣人系之辞曰《离》，言阴柔不能以自立，丽乎两刚，又外阳而中虚，为火之类也，此我之离也。天下又有☶者，阳刚止截乎其上，故系之辞曰《艮》，艮止也，明乎我之止也。天下又有☱者，阴柔发散乎其外，故系之辞曰《兑》，兑，说也，明乎我之说也。举天地万物万化万理皆一而已矣，举天地万物万化万理皆《乾》而已矣。《坤》者《乾》之两，非《乾》之外复有《坤》也。《震》、《巽》、《坎》《、离》、《艮》、《兑》，又《乾》之交错散殊，非《乾》之外复有此六物也，皆吾之变化也。不以天地万物万化万理为己，而惟执耳目鼻口四肢为己，是剖吾之全体而裂取分寸之肤也，是梏于血气而自私也，自小也，非吾之躯止于六尺七尺而已也。坐井而观天，不知天之大也；坐血气而观己，不知己之广也。元亨利贞，吾之四德也。吾本无此四者之殊，人之言之者自殊尔。推吾之始，名之曰元，又曰仁。言吾之通，名之曰亨，又曰礼。言吾之利，名之曰利，又曰义。言吾之正，名之曰贞，又曰固。指吾之刚为九，指吾之柔为六，指吾之清浊为天地，指吾之《震》、《巽》为雷风，指吾之《坎》、《离》为水火，指吾之《艮》、《兑》为山泽；又指吾之变而化之，错而通之者为六十四卦，三百八十四爻。以吾之照临为日月，以吾之变通为四时，以吾之散殊于清浊之两间者为万物。以吾之视为目，以吾之听为耳，以吾之噬为口，以吾之臭为鼻，以吾之握为手，行为足，以吾之思虑为心。言吾之变化云为深不可测，谓之曰神。言吾心之本曰性；言性之妙不可致诘，不可以人为加焉，曰命。得此谓之德，由此谓之道。其觉谓之仁，其宜谓之义，其履谓之礼，其明谓之智，其昏谓之愚，其不实谓之伪。其得谓之吉，其失谓之凶，其补过谓之无咎。其忻然谓之喜，其惨然谓之忧。悔其非谓之悔，啬而小谓之吝。其不偏不过谓之中，其非邪谓之正。其尽焉谓之圣，其未尽焉谓之贤。言乎其变谓之易，言乎其无所不通谓之道，言乎无二谓之一，今谓之己。谓之己者，亦非离乎六尺而复有妙己也，一也。二之者，私也，梏也。安得无私与梏者而告之？姑即六尺而细究之。目能视，所以能视者何物？耳能听？所以能听者何物？口能噬，所以能噬者何物？鼻能臭，所以能臭者何物？手能运用屈信，所以能运用屈信者何物？足能步趋，所以能步趋者何物？血气能周流，所以能周流者何物？心能思虑，所以能思虑者何物？目可见也，其视不可见。耳可见也，其听不可见。口可见，噬者不可见。鼻可见，臭者不可见。手足可见，其运动步趋者不可见。血气可见，其使之周流者不可见。心之为脏可见，其能思虑者不可见。其可见者有大有小，有彼有此，有纵有横，有高有下，不可得而一。其不可见者不大不小，不彼不此，不纵不横，不高不下，不可得而二。视与听若不一，其不可见则一。视、听与噬、臭若不一，其不可见则一。运用步趋、周流思虑若不一，其不可见则一。是不可见者在视非视，在听非听，在噬非噬，在臭非臭，在运用屈信非运用屈信，在步趋非步趋，在周流非周流，在思虑非思虑。视如此，听如此，噬如此，臭如此，运用如此，步趋如此，周流如此，思虑如此，不思虑亦如此。昼如此，夜如此，寐如此，寤如此，生如此，死如此，天如此，地如此，日月如此，四时如此，鬼神如此，行如此，止如此，古如此，今如此，前如此，后如此，彼如此，此如此，万如此，一如此，圣人如此，众人如此。自有而不自察也，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也。为圣者不加，为愚者不损也。自明也，自昏也。此未尝昏，此未尝明也，或者蔽之、二之，自以为昏、为明也。昏则二，明则一。明因昏而立名，不有昏者，明无自而名也。昏明皆人也，皆名也，非天也。天即道，天即乾，天即易，天即人，天与人亦名也。《大传》曰「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」，此非先圣之言也。忧即天，万物即天。孔门之徒闻圣人之言而差之，以己意参其间，而有是言也，此非吾孔子之言也。「吾道一以贯之」，此孔子之言也。其曰「易与天地准」，此亦非孔子之言也。何以明之？天地即易也，幽明本无故，不必曰「仰观俯察」而后知其故也。死生本无说，不必「原始要终」而后知其说也。是皆非吾孔子之言也，其徒之己说也。神即易，道即善，其曰「继之者善也」，离而二之也。离道以善，庄周陷溺乎虚无之学也，非圣人之大道也。孔子曰：「易，其至矣乎！夫易，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」。此孔子之言也。圣人即易也，德业即易也。继曰「天地设位，而易行乎其中」，又非孔子之言也。何者？离易与天地而二之也。「子曰」之下，其言多善，间有微碍者，传录纪述者之差也，其大旨则善也。不系之「子曰」者，其言多不善，非圣人之言故也。乾即易，坤即易，其曰：「乾坤毁，则无以见易；易不可见，则乾坤或几乎息」。又曰：「形而上者谓之道，形而下者谓之器」。其非圣言，断断如白黑，如一二之易辨也。凡如此类，不可胜纪。善学《易》者求诸己，不求诸书。古圣作《易》，凡以开吾心之明而已；不求诸己而求诸书，其不明古圣之所指也甚矣。是古圣指东，学者求西。读书者满天下，省己者千无一，万无一。孔氏之门学者不知其几，而日至者无几也，月至者又无几也，三月不违者颜氏子一人而已。他日子夏、子张、子游以有若似圣人矣，而况于不在孔门者乎？幸有一曾子独不然，曰：「不可。江汉以濯之，秋阳以暴之，皓皓乎不可尚已」。此岂训诂之所能解也？知之者自知也，不可以语人也。所可得而语人者，曰「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」而已，终不可得而言也。曰「吾有知乎哉？无知也」而已，实无得以告人也。何为其然也？尚不可得而思也，矧可得而言也？尚不可得而有也，矧可得而知也？然则昏者亦不思而遂己，可乎？曰正恐不能遂己，诚遂己，则不学之良能，不虑之良知，我所自有也。仁义礼智，我所自有也，万善自备也，百非自绝也。意、必、固、我无自而生也。虽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何以异于是？虽然，思亦何害于事？箕子曰「思」、曰「睿」，孔子曰「学而不思则罔」，周公「仰而思之，夜以继日」，思亦何害于吾事也？「庸言之信，庸行之谨」，不可以精粗论也。「儆戒无虞，罔失法度」，正易道之妙也。尧舜「允执厥中」，执此也；「兢兢业业」，弗敢怠也。禹之「克艰」，不敢易也。汤「改过不吝」，去其不善而复于善也。文王「翼翼」，小心也。信吾信，谨吾谨，儆戒吾儆戒，执吾执，兢兢吾兢兢，业业吾业业，艰吾艰，改吾改，翼翼吾翼翼，无二我也，无二易也。既曰「天下何思何虑」矣，而又曰执、曰兢兢业业、曰艰、曰改过、曰翼翼，无思无虑者固如此乎？但兢兢，但业业，但克艰而弗易，但改过，但翼翼。方兢兢业业，克艰而不易时，此心果可得而见乎？果不可得而见乎？果动乎？果不动乎？特未之察耳。似动而不移也，似变而未尝改也。不改不移，谓之寂然不动可也，谓之无思无虑可也，谓之不疾而速、不行而至可也。此天下之至动也，此天下之至赜也。象也者，像此者也。爻也者，效此者也。非赜自赜，动自动也。一物而殊名也，一人而姓名字行之不同也。此非沈虚陷寂者之所能识也，亦非憧憧往来者之所能知也。然而至易也，至简也，或者自以为难，近取诸身，殊不远也。身犹远尔，近取诸心，即此心而已矣。曾子传之，曰：「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」。孟子学之，曰：「仁，人心也」。又曰：「恻隐之心，人皆有之。羞恶之心，人皆有之」。又曰：「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，皆有怵惕恻隐之心，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，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」。于戏！此足以指明人心之本良矣。而学者往往遂领孟子之意而不复疑其有他者，千万而不一二也。故孟子言必称尧舜，于以知孟子之言虽谆谆，而当时之听之者多藐藐。此道甚明，甚易，甚简，而人自疑，自惑，不信。使当时闻言而遂信者众，必不至劳孟子谆谆如此也。能识恻隐之真心于孺子将入井之时，则何思何虑之妙人人之所自有也，纯诚洞白之质人人之所自有也，广大无疆之体人人之所自有也。此心常见于日用饮食之间，造次颠沛之间，而人不自省也。孔子曰：「造次必于是，颠沛必于是」。子思曰：「道也者，不可须臾离也。可离，非道也」。当曰道也者，未始须臾离也。非曰造次间为之，颠沛间为之，无须臾而不为也。是心本一也，无二也，无尝断而复续也；无向也不如是而今如是也；无向也如是而今不如是也。昼夜一也，古今一也，少壮不强而衰老不弱也。可强可弱者血气也，无强无弱者心也；有断有续者思虑也，无断无续者心也。能明此心，则思虑有断续，而吾心无断续；血气有强弱，而吾心无强弱。有思无思而吾心无二。不能明此心，则以思虑为心，虽欲无断续，不可得矣。以血气为己，虽欲无强弱，不可得矣。虽欲造次于是，颠沛于是，无须臾不于是，勉强从事，不须臾而罢矣，况于造次乎？况于颠沛乎？《书》曰：「作德心逸日休，作伪心劳日拙」。如此则亦伪而已矣，非诚也。孔子曰「主忠信」，忠信者，诚实而已，无他妙也，而圣人以是为主本。或者过而索之，外而求之，故反失。忠信之心即道心，即仁义礼智之心，即不勉而中、不思而得之心。通乎一，万事毕。差之毫釐，缪以千里。不远复，此心复也。频复频放而频反也，亦危矣。然已复，则如常矣，无咎也。得此则吉，失此则凶。无虞他日之吉凶，但观一念虑之得失。当《乾》之初而不肯潜，此心放也。当五而不能飞，此心固也。当三而不惕，此心慢也。当四而不疑，此心止也。循吾本心以往，则能飞，能潜，能疑，能惕，能用天下之九，亦能用天下之六，能尽通天下之故。仕止久速，一合其宜，周旋曲折，各当其可，非勤劳而为之也，吾心中自有如是十百千万散殊之正义也。礼仪三百，威仪三千，非吾心外物也，故曰性之德也，合内外之道也。故时措之宜也，言乎其自宜也，非求乎宜者也。孔子曰「道不远人」，人之为道而远人，不可以为道。人之为道似善矣，而孔子截截断断，甚言其不可。孟子窥之，亦曰：「人之所不学而能者，其良能也；所不虑而知者，其良知也。孩提之童，无不知爱其亲者；及其长也，无不知敬其兄也」。此岂计度而图之也？此岂拟议而成之也？「拟议而成其变化」，此非圣人之言也，学者之臆说也。孰知夫「君子终日乾乾」而非意也，「频复独复」而非反也，「利于不息之贞」而非升也，「震来虩虩」非惧也，「其亡其亡」非虑也？何「天之衢亨」非通也，「括囊无咎无誉」非闭也，「三日不食」非穷也，「扬于王庭」非得志也，「介于石」非止也，「出门同人」非往也？吾终日用之而鬼神莫我识也，圣智莫我测也。虽我亦有所不自知，而况于他人乎？如秋阳之暴，至白而无瑕也；如江汉之濯，至洁而无滓也。混混乎无涯无畔、无始无终也。天地非大也，毫发非小也，昼非明、夜非晦也，往非古也，此非今也，它日非后也，「鸢飞戾天」非鸢也，「鱼跃于渊」非鱼也。天下被日月之明照而不知其自我也，天下沾雨露之润而不知其自我也，天下畏雷霆之威而不知其自我也，日夜行乎吾己之中而以为他物也。其曰「范围天地，发育万物」也，非过论也。孔子曰「哀乐相生」，虽使正明目而视之，不可得而见也；倾耳而听之，不可得而闻也。哀乐必有形，哭笑必有声，而曰不可见，不可闻，何也？此非心思之所能及也，非言语之所能载也。我之所自有也，而不可知也，不可识也。书不尽言，言不尽意，未有知近而不知远也，未有知小而不知大也。远近一物也，小大无二体也。闺门之内若近而实远也，若小而实大也。即敬即爱，无不通矣；有伦有叙，无不同矣。放之东海之东而准也，放之西海之西而准也，放之南海之南而准也，放之北海之北而准也。不可思也，不可远也。

汲古问：「三《易》经卦皆八，何以所首不同？或谓《乾》、《坤》其《易》之门，但当以《周易》为正，果可如此说否」？先生曰：「今之言《易》者必求本于《乾》、《坤》，陋矣。但见《周易》之书，不见《连山》、《归藏》之书，故必首《乾》次《坤》。不知《连山》首《艮》重《艮》，故曰《连山》；《归藏》首《坤》，故曰『坤乾之义』。《连山》，夏后氏之《易》；《归藏》，商人之《易》。至矣哉！合三《易》而观之，而后八卦之妙，大《易》之用，混然一贯之道，昭昭于天下矣。三才皆《易》也，三才之变非⚋则━，非⚋则━，或杂焉，或纯焉。纯焉其名《乾》、《坤》，杂焉其名《震》、《坎》、《艮》《、巽》、《离》、《兑》，皆是物也。一物而八名也，初无大小优劣之间也。形则有大小，道无大小；德则有优劣，道无优劣。或首《艮》，或首《坤》，明乎八卦之皆《易》也。《易》道则变一而为八，其变虽八，其道实一。杜子春曰：『《连山》宓戏，《归藏》黄帝』」。

先生问汲古曰：「《易》卦诸《彖》言『大矣哉』，曾讲究否」？汲古对曰：「《彖》言『大矣哉』，皆定卦，不知当何如看」？先生乃指诲曰：「《易》卦诸《彖》言『大矣哉』者十二卦，《豫》、《遁》、《姤》、《旅》言『时义』，《随》言『随时之义』，岂他卦皆无时义哉？岂他卦之时义皆不大哉？《坎》、《睽》、《蹇》言『时用』，岂他卦皆无时用哉？岂他卦之时用皆不大哉？《颐》、《大过》、《解》、《革》言『时』，岂他卦皆非时哉？岂他卦之时皆不大哉？六十四卦皆时也，皆有义也，皆有用也，皆大也。『大矣哉』，盖叹其道之大，有言不能尽之旨。事无大小，无非《易》道之妙。圣人偶于此十二卦发其叹，非此十二卦与他卦特异也。使每卦而言，则不胜其言。愚者执其言，智者通其旨，岂特六十四卦皆可以称『大矣哉』，虽三百八十四爻亦皆可称『大矣哉』。圣人于《豫》、《随》、《遁》、《姤》、《旅》则犹有义之可言，至于《颐》、《大过》、《解》、《革》则既不曰义，又不曰用，止曰时而已矣，何以曰『大矣哉』？此正以明天地无一物一事一时之非易。学者溺于思虑，必求其义。圣人于《颐》、《大过》、《解》、《革》尽捐义、用，止言其时，而叹之曰『大矣哉』，使学者无所求索，不容钩深，即时而悟大哉之妙，则事理一贯，精粗一体。孔子何思何虑，文王不识不知，信矣」！

六十四卦皆可以言「元亨利贞」，圣人既于《乾》言之，又于《坤》言之，又于《屯》言之。圣人于此，谓学者可以意通之矣，故自《蒙》而下，或言其一，或言其二，或言其三，至《随》又全言之，《临》又言之，《旡妄》、《革》又言之，亦偶于此数卦而复言，非此数卦之特异也。亦恐学者执《乾》、《坤》、《屯》之卦异于馀卦，故复于此言之，以破其疑。于《坤》曰「牝马之贞」者，于以明地道也，妻道也，臣道也，柔顺勤行之正也。刚阳在上，无为而佚，君之道也；柔阴在下，有为而劳，臣之道也。君臣之分不同，而道则通也，在君则刚则佚，在臣则柔则劳，一也。天下之动，贞夫一者也，无二贞也。子思曰：「天地之道，其为物不贰」。使牝马之贞果劣于《乾》，则《屯》不言牝马，又大于《坤》乎？虽庸人孺子知其不然也。而先儒率尊《乾》而卑馀卦，非明乎《易》者也。《归藏》首《坤》，则《乾》又劣于《坤》乎？学者不知《连山》、《归藏》，是以蔽于斯义。或者又曰：他卦言「元亨利贞」者，《彖》释曰「大亨以正」，与《乾》、《坤》不同，何耶？曰：此亦会通之义也。元有始义，有大义，以始明之可也，以大言之亦可也。《乾·彖》亦曰「大哉」，无不可者。《文言》虽列而四之，而又曰乾元者，始而亨者也，是又合元与亨而为一也。《彖》举乾元以统亨利贞，则四德之名虽殊，而实同也。《屯》、《随》曰「大亨贞」，又与馀《彖》不同，亦随卦发明大《易》之道，不可以一端拘也。六十四卦皆《易》也，六十四卦皆元也，皆亨也，皆利也，皆贞也。圣人偶有所言，偶有所不言，随意发明，举一隅，三隅可反也。书不尽言，言不尽意，欲详其言，虽伏羲、文王、周公、孔子系《易》之辞至于今不已，犹不得而尽也。且诸卦间有赞辞曰「大矣哉」者，所以叹其道之至大，所以明《易》之道也，非独此数卦者有《易》之道，馀卦无也。虽庸人孺子知其不然也。自《坎》、《遁》、《睽》、《蹇》、《旅》皆可以言「大矣哉」，而况于他卦乎？元亨利贞犹是也，今夫人一话言何从而始乎？非元乎？一念虑何从而始乎？非元乎？日用应酬，变动不穷，非大亨乎？咸有利焉，非利乎己，则利乎物。又有正焉，正则行，邪则否；正则利，邪则害。自一人之身，一日之中，元亨利贞咸具焉，而况于他乎？一以贯之，物物皆易，事事皆易，念念皆易，句句皆易。号名纷然变化，杂然无一非易。

汲古问：「《易·乾卦》云：『君子学以聚之，问以辩之，宽以居之，仁以行之』。先儒谓学聚问辩，进德也；宽居仁行，修业也。此言如何」？先生曰：「学贵于博，不博则偏，则孤。伯夷惟不博学，虽至于圣，而偏于清。柳下惠惟不博学，虽至于圣，而偏于和。学以聚之，无所不学也。《大畜》曰：『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』。《语》曰：『君子博学于文』。学必有疑，疑必问，欲辨明其实也。辨而果得其实，则何患不宽？何患不仁？然圣人垂训所以启后人，后人问辨未得其实，而自以为实者多矣，故谆复而诲之。诲之以宽，则凡梏于己私，执于小道者，庶其有警。孟子曰：『养而无害，则塞乎天地之间』。此犹未足以尽宽之至大。《传》曰『范围天地之化』，庶乎其宽矣，然此犹可言而及者，犹有涯畔，未足以尽宽之至。孔子曰『言不尽意』，又自谓『吾有知乎哉，无知也』，此非训诂之所能解，非心思之所能及。然则宽即仁，仁即宽。而圣人复言仁者，以人之学道固有造广大之境，未尽其妙而止辍，溺于静止而无发用之仁，故卒曰仁以行之，如四时之错行，如雷霆风雨之震动变化，而后可以言仁。未至于此，则犹未可以言仁也」。

《坤》六二：「直方大，不习无不利」。直心而往，即《易》之道。意起则支，而入于邪矣。直心而行，虽遇万变，未尝转易，是之谓方。凡物圆则转，方则不转。方者特明不转之义，非于直之外又有方也。夫道一而已矣，言之不同，初无二致。是道甚大，故曰大。是道非学习之所能，故曰「不习无不利」。孟子曰：「人之所不学而能者，其良能也；所不虑而知者，其良知也」。习者勉强，本有者奚俟乎习？此虽人道，即地之道，故曰「地道光」也。光如日月之光，无思无为，而无所不照。不光明者必入于意，必支而他，必不直方大，必昏，必不利。六三「含章可贞」，阴虽有美，含之以从王事，弗敢成也，地道也，臣道也，妻道也。地道无成，而代有终也。或者往往于是疑其为小，故圣人特发之曰「知光大」也。道一而已，初无大小。六四「括囊，无咎无誉」，亦此道也。方时闭塞，义当括囊而谨，《易》道之见于《坤》，见于谨者也。二言《坤》道之正，五言《坤》道之盛。他卦之五多明君象，至于《坤》，则臣道也，故五止言臣位之极盛。黄者中之象，言乎得其中道也，故曰「通理」。言理以明中，非中自中、理自理也。裳者下服，言乎正人臣之位，居人臣之体也，故曰「正位居体」，明乎得道者必能守分而不犯，此非设饰者所能。由中而发，发于文为，故曰「元吉，文在中也」，言乎文非外饰，乃自中诚而著也。伊周之事，人咸信之，不疑其为非，信其诚也。王莽设饰，故卒罹大祸。初之「履霜」，谨微之道也；上之「龙战」，道之穷也。皆《易》之道，而有昏明邪正之辨也。《坤》之用六，即《乾》之用九，九六不同而用同。《乾》造始，《坤》代终，始终不同，而其大则同，故曰「以大终」也。「至哉」之《坤》，即「大哉」之《乾》也，名分不同，而道同也。为妻为臣而失道，则不永，则不贞；得其道者，必永必贞。二三四五皆能用六，惟上六不能用。六反为六所用，为形体所使，为势位所动，故凶。初亦不能用六，故为霜为冰，为不善之积。能辨之于早，则能用之矣。

汲古问：「《易·蒙卦》《象》曰『君子以果行育德』，何以谓之果」？先生曰：「果者，实之谓。德性，人之所自有，不假于求，顺而行之，无有不善。有行实焉，行亏则德昏矣。德性无体，本无所动，本不磨灭。如珠混沙，而失其明；如水不浊，则性不失矣。顺本正之性而达之，是谓果行，所以育德」。

汲古问：「蒙何以养正」？先生曰：「蒙者，不识不知，以养正性」。

需得其道，必得所需；需失其道，必无后获。需，待也。彼此相孚则应矣。人所需待，多动乎意，非光也。光如日月之光，无思无为，而无所不照，此之谓。道如此，则人咸信之，故曰「孚」。如此，则得所需矣，亨矣。得所需亨通，或放逸失正，故又曰「贞，乃吉」。孚与光与正本非三事，以三言发明道心。一动乎意，则不孚，不光，不正，谓之人心。故舜曰「人心惟危」，明其即入于邪，入于凶祸。

「《小畜》，柔得位而上下应之，曰《小畜》。健而巽，刚中而志行，乃亨」。以小畜大，以臣畜君之道也。畜有养义，有止义。以下畜上，非势之顺者，而有道焉。非柔则不敬不顺，非得位则不可以有所行。岂有居下位而可以行畜君之事者乎？惟柔虽得位而人心不悦，虽悦而不至于上下皆悦而应之，亦不能以畜君。天下事未有人心不悦而能行者，而况于畜君乎？故必上下之心咸应之乃可。其德健则力足以行事，而无困慑不继之患。巽则顺入乎君心，刚则物莫能变，中则不偏不倚。刚中两言，足以发明道心之本。人臣能健能巽，而中无其本，亦不能致亨健矣。巽矣，刚矣，中矣，或所畜之君虽略相应而谏不尽行，言不尽听，则臣亦不可谓得行其志，亦不能亨。于戏！物情事理如上所序，节节如此，曲折如此，乃《易》之道也。虽柔得位，以明六四之象；众阳咸应，有上下应之象。下《乾》，健象；上《巽》，巽象；刚中，二五之象；四五刚柔相得，有志行之象。非象自象，道自道也。此正《易》道之见于《小畜》六画者然也。《象》著其象，《彖》发其义。所谓柔也，得位也，上下应也，健也，巽也，刚也，中也，志行也，非每事而致其力也。合是数者，以发明《易·小畜》之道。得《易》道之全者，自能当《小畜》之时，尽《小畜》之义，自与此《彖》辞无不合。有一不合，必于道有亏焉。齐景公悦晏子之对，作君臣相悦之乐。其诗曰「畜君何尤」，畜君者，好君也，此亦《小畜》之小亨也。何者？晏子犹未有刚中之大本故也。《易》者，天下之大道，圣人之大道，虽甚贤者未能尽也，虽高明之士已得大本，而物情事理委曲万变，往往疏略，不能皆尽。孔子自谓「加我数年，五十以学《易》，可以无大过」，明知夫《易》者，大圣人之事，变应无穷之道，晚年成德，乃可学也。

汲古问：「先儒谓『复其见天地之心乎』此一句最不可以言语解，而可以身反观。天地以生物为心，人能于善心发处，以身反观之，便见得天地之心。此说如何」？先生曰：「三才之间，何物非天地之心？何事非天地之心？何理非天地之心？明者无俟乎言，不明而欲启之，必从其易明之。所以启之万变万殊，不可胜纪，难以明指。阳穷上，剥尽矣，而忽反下而复生，其来无阶，其本无根。然则天地之心，岂不昭然可见乎？天地之心即道，即《易》之道，即人之心，即天地，即万物，即万事，即万理，言之不尽，究之莫穷。视听言动，仁义礼智，变化云为，何始何终？一思既往，再思复生。思自何而来？思归于何所？莫究其所，莫知其自，非天地之心乎？非道心乎？万物万事万理，一乎？二乎？此尚不可以一名，而可以二名乎？通乎此，则变化万殊，皆此妙也。喜怒哀乐，天地之雷霆风雨霜露也；应酬交错，四时之错行，日月之代明也。孔子曰『哀乐相生』，正明目而视之，不可得而见也；倾耳而听之，不可得而闻也。于戏，至哉！何往而非天地之心也」？

汲古问：「《说卦》云『离为甲胄』，何也」？先生曰：「刚在外以卫己，取其外实中虚也」。汲古又问：「古之兵用皮为甲，秦汉以来改用铁，岂非后人多好战，故以铁为之乎」？先生曰：「函人为甲，犀甲兕甲合甲。革坚者支久，惟革之足以当矢刃者，以其柔胜刚也。后世易之以铁，岂古圣不如后人之智？尝以问诸军将，曰：『蛮人用皮甲，若大国用之，则不威重尔，实不如革也』」。

众人见天下无非异，圣人见天下无非同。天地之间万物纷扰，万事杂并，实一物也。而人以为天也，地也，万物也，不可得而一也。不可得而一者，睽也。睽，异也。故不可得而一者，众人之常情；而未始不一者，圣人之独见。非圣人独立此见也，天地万物之体自未始不一也。天下同归而殊涂，一致而百虑。惟人执其途而不知其归，溺其虑而不知其致，夫是以见其末而不见其本，转移于事物而不得其会通。圣人惧天下遂梏于此而不得返，故发其义于《睽》之《彖》。夫天穹然而上，地隤然而下，可谓甚相绝，圣人则曰其事同也。今考天地之事，阴阳施生，同于变化，同于造物，谓之同，犹无足甚疑；至于男女，断然不可以为一人。圣人将以明未始不一之理，则亦有可指之机，曰，其志未始不通也。夫以男女之不可以为一人，而今也其志则通，通则一，然则谓之一可也。又岂特男女之若可以说合者为然，举天下万物，如鸢之飞至于戾天，鱼之跃乃不离于渊，孰知鸢之所以飞者即鱼之所以跃者也？林木之乔耸，砌草之纤短，判然，则性之不同，而体质之殊绝也。孰知夫木之所以为乔而耸者，即草之所以为纤而短者也？苟于此而犹有疑，则试原其始。木之未芽，草之未甲，木果有异于草，草果有异于木乎？天者吾心之高明，地者吾心之博厚。男者吾心之乾，女者吾心之坤。万物者，吾心之散殊，一物也。一物而数名，谓之心，亦谓之道，亦谓之易。圣人谆谆言之者，欲使纷纷者约而归乎此也。

汲古问：「《益卦》《象》曰：『风雷益，君子以见善则迁，有过则改』。或以为雷行风从，相资而相益，此说是否」？先生曰：「见善则迁，有过即改，当如风雷之疾，如此则获益也。人谁无好善改过之心？或有以为难而不能迁改者，患在于动意。惟能不动意，则虚中无物，如镜如空，何善之难迁？何过之难改？舜闻一善言，见一善行，若决江河，沛然莫之能禦者，以舜之道心精一，故无有阻滞也」。先生曰：「圣人不贵无过，贵改过」。汲古对云：「故夫子曰『已矣乎，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』」。先生曰：「世之学者多溺于空寂，以自讼为非道，岂圣人以非道教人」？汲古遂蒙先生书七言以示诲云：「能见其过内自讼，谁知此是天然勇。多少禅流妄诋诃，不知此勇不曾动」。又书六言云：「竞业初无蹊径，缉熙本有光明。自觉自知自信，何思何虑何营？镜里人情喜怒，空中云气纡萦。孔训于仁用力，箕畴王道平平」。

《鼎·彖》曰：「鼎，象也，以木巽火，亨饪也。圣人亨以享上帝，而大亨以养圣贤」。诸儒多求象外之义，必求以木巽火之义，又求圣人亨以享上帝之义，又求大亨以养圣贤之义。不得其义，遂穿凿其说。不知《彖辞》所言甚明甚正，不必他求。「鼎，象也」，言《鼎》卦俨然有鼎之象，有腹，有足，有耳，有铉。「以木巽火」，言其亨饪也。即以木巽火，即大《易》之道；即亨饪，即大《易》之道。圣人亨于鼎以享上帝，此外亦无说，此即大《易》之道；使有说，则不足以享上帝矣。胡不闻「文王不识不知顺帝之则」乎？养圣贤则不一而足，所亨多矣，故曰「大亨」。自大亨之外，亦无说，此即大《易》之道也。学者于《易》之书每求其说，每求其义。至于「巽而耳目聪明」以下则有义矣，自「鼎象也」以下无义之可言也，呜呼！天地间何物非《易》？何事非《易》？何义非《易》？诸儒惟知有说有义之为《易》，不知无说无义之为《易》。说犹无可言，义犹无可说，而况于无说而彊凿其说，无义而彊起其义乎？深悟无说无义之为《易》，则庶几乎入何思何虑之妙，明大《易》一贯之旨矣。

《易》曰「艮其背，不获其身。行其庭，不见其人」云云。善止者行，善行者止。知止而不知行，实不知止；知行而不知止，实不知行。知行止之非二，而未能一一皆当其时，犹未为光明。人之精神尽在乎面，不在乎背；尽向乎前，不向乎后。凡此皆动乎意，逐乎物，失吾本有寂然不动之性。故圣人教之曰「艮其背」，使其面之所向，耳目口鼻手足之所为一如其背，则得其道矣；虽有应用交错，扰扰万绪，未始不寂然矣；视听言动，心思曲折，如天地之变化矣。惟此为艮，惟此为「止其所」。茍艮其面，虽止犹动；知其动而刚止之，终不止也。惟艮其背，则面如背，前如后，动如静，寂然无我，不获其身，虽行其庭，与人交际，实不见其人。盖吾本有寂然不动之性，自是无思无为，如水鉴，如日月，光明四达，靡所不照。目虽视而不流于色，耳虽听而不留于声。照用如此，虽谓之「不获其身，不见其人」可也。水鉴之中，万象毕见，而实无也；万变毕见，而实虚也。止得其所者，言不失其本止也，非果有其所也，非本不止而强止之也。孔子曰「言不尽意」，谓此类也。使有我，则有所矣。夫天下何一物之不妙也，岂独无形者为妙，而有形者不妙耶？岂独无形者为道，而有形者不道耶？未始不一，人自不一。庭者，堂之前，两阶之间。正人物交际之地，而曰「行其庭，不见其人」，非果无人也，不动乎意，虽见而非见也。见立则意动而迁矣，非止也。天地之变化，岂有所动哉？日月之靡所不照，岂有所见哉？孔子曰「哀乐相生」，正明目而视之不可得而见也，倾耳而听之不可得而闻也，洞觉者当无疑乎此也。曰「上下敌应，不相与」者，以是卦上下皆敌，初与四皆阳，二与六皆阴，三与上亦皆阴，无相与之象也。既曰敌矣，何以言应？非谓截然不与物应也，虽应而不动也，犹未尝相与也。茍惟不然，则意起而私立，物我裂而怨咎交作矣，非艮止之道也。《易》曰：「风雷益，君子以见善则迁，有过则改」。见善即迁，当如风雷之疾；有过即改，当如风雷之疾。如此则获益。人谁无好善之心？往往多自谓己不能为而止。人谁无改过之心？往往多自以难改而止。凡此二患，皆始于意，意本于我。道心无体，何者为我？清明在躬，中虚无物，何者为我？虽有神用，变化云为，其实无体。知我之本无体，则声色甘芳之美，毁誉荣辱之变，死生之大变，如太虚中之云气，水鉴中之万象，如四时之变化，其无体、无所加损，何善之难迁？何过之难改？舜闻一善言，见一善行，若决江河，沛然莫之能禦者，以舜之胸中洞然一无所有，故无所阻滞也。

《易》上下《系》虽非孔子所作，而其间得之于孔子者多矣。其言道曰「百姓日用而不知」，虽不系之「子曰」，而吾信其为孔子之言也。其曰「何以聚人曰财；理财正辞，禁民为非曰义」，此亦信其得之于孔子者也。吾深念尧舜三代所以治天下之本旨不复见于后世，深念自孔子没，似是而非、似正而邪之辞充塞宇宙，斯人相与沈迷于昏昏之中，而正道不明也。舜命龙曰：「朕堲谗说殄行，震惊朕师」。周有训方氏，乃正辞之谓。言之失正失实，则作之于心，发于其事，卒以害道。害道，祸乱之原也，正辞所以教之也。圣人治天下，禁民为非而已，无他事也。礼乐刑政，一本诸此。自子思、孟子之言，其失实者犹多，而况于下焉者乎？

少读《易大传》，深爱「无思也，无为也，寂然不动，感而遂通天下之故」，窃自念学道必造此妙。及他日读《论语》，孔子哭颜渊，至于恸，从者曰：「子恸矣」。曰：「有恸乎」？则孔子自不知其为恸，殆非所谓无思无为、寂然不动者；至于不自知，则又几于不清明。怀疑于中，往往一二十年。及承教于象山陆先生，闻举扇讼之是非，忽觉简心乃如此清明虚灵，妙用泛应，无不可者。及后居妣氏丧，哀恸切痛，不可云喻。既久，略省察曩正哀恸时，乃亦寂然不动，自然不自知，方悟孔子哭颜渊至于恸矣而不自知，正合无思无为之妙，益信吾心有如此妙用。哀苦至于如此其极，乃其变化，故《易大传》又曰「变化云为」。不独简有此心，举天下万古之人皆有此心。益信人皆与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同此心，顾人不自知，不自信尔。

子曰：「书不尽言，言不尽意」。然则圣人之意，其不可见乎？子曰：「圣人立象以尽意，设卦以尽情伪，系辞焉以尽其言，变而通之以尽利，鼓之舞之以尽神」。至哉圣言，岂训诂之所能解！既曰「书不尽言」矣，又曰「系辞以尽其言」，既曰「言不尽意」矣，又曰「立象以尽意」，于乎，至哉！似矛盾而非矛盾也，似异而实同也。圣人之言，意岂尽不尽之所可言？言尽亦可，言不尽亦可。云不尽者圣人之实言，云尽者亦圣人之实言。此唯智者足以知其解。知其解者始信天下何思何虑，始信孔子果无隐于二三子，始信六十四卦、卦卦齐一，始信三百八十四爻，爻爻不殊。

汲古问：「形而上者谓之道，形而下者谓之器，道随寓而有，如何分上下」？先生曰：「此非孔子之言。盖道即器。若器非道，则道有不通处」。

《易》曰：「憧憧往来，明从尔思」。子曰：「天下何思何虑？天下同归而殊涂，一致而百虑，天下何思何虑」？至哉圣言，实语也。而自孔子以来至于今，知之者寡。同归殊涂，取喻尔，非实有归有涂也。极上下四方之间，古往今来，万物变化，有无彼此，皆一体也。如人有耳目口鼻手足之不同，而皆一人也。自清浊分，人指轻清而高者曰天，于是靡然随之曰天；指重浊而下者曰地，于是又靡然从之曰地。到于今莫之改，而实一物也。清阳浊阴，二气感化，而为日、为月、为风雨，人物于是生，皆一也。曰彼，曰此，曰动，曰静，曰有，曰无，皆是物也。何以思为？何以虑为？一致尔，人自百虑。故又申言曰「天下何思何虑」。圣人多循诱，罕言及此，今欲破憧憧往来之惑，不得已申言之，以明圣心之实。自圣人观之，一犹赘言，何俟乎思虑？子曰「学而不思则罔」，为未觉者设也。又曰「君子有九思」，为未觉及觉而未全者设也。尧之文思，如昼夜寒暑之变化也。皋陶曰：「慎厥身，脩思永」。以舜、禹虽圣，犹未至于尧之大圣也。孔子赞尧曰「大哉」，赞舜曰「君哉」，不无小间也。然孔子垂教，奚可不循循善诱也？言「日月相推而明生，寒暑相推而岁成」者，将以形容「屈信相感而利生」，使人知往屈非不利，通其屈信之异见也。又言：「尺蠖之屈以求信，龙蛇之蛰以存身」。屡屡言屈非不利，圣人知人好恶偏陷深固，故谆谆然渐启之。又进之曰：「精义入神」，乃所以致用也；「利用安身」，即所以崇德也。明道非无用于世，即利用安身，无非大道，而人自不觉也。大道坦夷，如此而已。过此以往，无可言者，故曰「未之或知也」。惟觉虽通达，而未精未一，故孔子为之不厌者，穷尽其神用也。前言利用安身，谓大略尔，变化则不可胜穷，无一云一为之非变化。又言「知化」，则圣道于是乎尽。

初疑《序卦》之为义似迂，《杂卦》之为文似乱，后乃悟《序卦》之义殊不迂，「杂卦」之文殊不乱。六合之间，何物非《易》？何事非《易》？何义非《易》？何言非《易》？纵言之亦可，横言之亦可。以《坤》为首，为《归藏》亦可；以《艮》为首，为《连山》亦可。故五声六律十二管旋相为宫，则皆宫也；五色六章十二衣旋相为质，则皆质也；五行四时十二月旋相为本，则皆本也。曰本，曰质，曰宫，皆《易》之异名，然则错综而言之，何所不可？《序卦》、《杂卦》虽无「子曰」，无害于道。

子曰：「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」？知学之道者以时习而说，不知学之道者以时习为劳苦。劳苦则安能时习？时习必不劳苦。今学者欲造无时不习之妙，断不可有毫釐劳苦之状。当知夫学问之道无他，求其放心而已矣。但夫放逸则劳他求，他求则成放，他求则成劳。是心有安有说，无劳无苦。是心初无奇，初无心，则吾目视、耳听、手持、足履、口语，心思之心，此心非物无形，无限量，无终始，无古今，无时不然，故曰无时不习。时习之习，非智非力。用智，智有时而竭；用力，力有时而息。不竭不息，至乐之域。

「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」？此爱人之心也，此广大之心也，此不自私之心也。有朋自远方，何为乎来也？以好善之心来也，则吾乐与共之。乐吾之善，盖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而然。此乐，天乐也，非人乐也。杨朱拔一毛利天下不为，固无是乐也。此则异端之道，非天地大公之道也。庄子谓杨朱得道于老聃，则亦非禄碌者矣。盖知有己而已，不知他也。见天地间未始有一物，而不见天地间未始无万物也。知一而不知十百千万也，知静而不知动也，溺心于小而不知大也。然而此非碌碌者所能知，故天下靡然从之，而无君之说遍天下，非孟子不能辟。非知夫子朋来而乐之意，无以知孟子所以辟杨墨之意。

「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」？人不知而不愠，虽贤者容或有之。此愠不必暴见于外，苟动于念虑间，即谓之愠已。子思曰：「遁世不见知而不悔，惟圣者能之」。《易》曰：「遁世无闷」。不见是而无闷，谓之潜龙之德，非德之纯而无毫釐外驰者至是乎？

子曰：「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」？学者多疑所习者何事，必有其说。吁！使所习之有说，则必不能时习矣。时习者言乎时时而习，无时而不习也。使所习有说，则必有意；意作，必有时而息；至于息，则非时习也。惟其无意也，故能时时而习。时习之习，乃不习之习。《易》曰：「不习无不利」。今学者患乎习之不能时者，正以其以思虑而习，以智力而习，故不能时也。使果有说，果有可言之事，则孔子已明言之矣。孔子无所言，正以明时习之习非学者作辍之习也，正以明学者本有之心即道，而无俟乎复为也。作辍之学，安得有说？非智非力，无作无辍之学，故有无穷之说乐也。或者又曰：「孔子言：『弟子入则孝，出则弟，谨而信，汎爱众，而亲仁，行有馀力，则以学文』。若斯之类，是乃所习之说」。吁！是又实未识所谓孝弟、谨信、汎爱、亲仁、学文者也。方子之事亲时，爱敬之心自生，不知所以然，此则孝也。使作意曰「吾将以学为孝也」，则亦伪而已矣，非真心之孝也。孟子曰：「人之所不学而能者，其良能也；所不虑而知者，其良知也。孩提之童，无不知爱其亲也；及其长也，无不知敬其兄也」。使胸中有意有说，则失其所以为真孝真弟矣。不真则伪，伪则终于失。孔子诲学者，使出入之间无非孝弟，则真而不伪，不思不勉而自爱自敬矣。谨则无放逸，无思虑；信则允塞，亦安得有思虑？惟如此者乃能汎爱。其不能汎爱者，必其思虑纷扰，私意横生，则不虚明，不广大也。孝弟、谨信、汎爱，无非道心之所发见，自然喜于亲仁，自然与仁者同心，自然谦虚，不敢自足。其有不亲于仁，必有私意，必有阻隔。但顺此孝弟、谨信、汎爱、亲仁之心而行，谓之由道而行，行之既熟，为有馀力，乃可学文。文非道外之物，文学之事，皆此道之精华，日用之妙，何往而非一贯？但圣人设教之序，当自孝弟始，当自幼而达之。通则悟其本一，一则无时而非习矣。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，后学靡然从之。偏枯孤止，无爱利之大用，非道也。夫朋至而吾乐善之心油然而生，乃道心之变化，非思虑之所及，是为圣人之大道。举天下万古之人皆有此，而人自不知之，自不信之，自偏溺之，不溺于动则溺于止。朋来而乐，不溺于静止之阱矣。然又虑其复溺于动，乐于人之知己，不知则愠，则亦非君子之道。君子朋至而乐自生者，非动也。朋不至，人不知而不愠，非勉强抑止也，清明之性，自尔寂然，夫是之谓学，夫是之谓天下何思何虑，夫是之谓不习之习。《论语》谓之「时习」，《中庸》谓之「时中」，无时而不中也。无时而不中，即无时而不习，有意则必有倚著，不可谓之中，故曰「时中」即「时习」。

子曰：「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」？学者多疑所习者何事，必有其说。吁！使所习之有说，则必不能时习矣。时习者，言乎时时而习，无时而不习。使所习有说，则必有意；意作，必有时而息；至于息也，非时习也，非时时而习也。惟其无意也，故能时时而习。时时而习，乃不习之习。《易》曰：「不习无不利」。今学者患乎习之不能时者，正以其以思虑而习，以智力而习，故不能时也。使果有说，果有可言之事，则孔子已明言之矣。孔子无所言，正以明时习之习非学者作辍之习也，正以明学者本有之心即道，而无俟乎复为也。作辍之学，安得有说？非智非力、无作无辍之学，故有无穷之说乐也。或者又曰：「孔子又言：『弟子入则孝，出则弟，谨而信，汎爱众，而亲仁。行有馀力，则以学文』。若斯之类，是乃所习之说」。吁，此孔子言弟子之事，言岂一端而足？然事似异而实非异。孔子曰：「心之精神是谓圣」。孟子亦曰：「仁，人心也」。此心即道，故舜曰「道心」。心无形体，故变化无方。孝之心何状？弟之心又何状？谨之心又何状？信者不诈欺而已，不诈欺之心又何状？汎爱之心又何状？亲仁之心又何状？学文虽不可胜纪，夫学文之心精神变化又何状？孔子谓「孝者天之经，地之义」，谓礼断然本于大一，分而为天地，转而为阴阳，变而为四时。然则百姓日用之妙，果有不可得而思，不可得而言者。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，后学靡然从之。偏枯孤止，故自古学者率求于无思无为之说而不悟。无思无为之实，乃人心之精神妙用。《易》曰：「变化云为」。日月之光无所不照，而无思也，无为也。溺于沈寂，而不达日用之妙。故子曰：「知者动」。知道之谓智。夫朋至而吾乐善之心油然而生，乃道心之变化，非思虑之所及，是谓圣人之大道。举天下万古，人皆有此大道之常，而人自不知之，自不信之，自偏溺之，不溺于动则溺于止。朋来而乐，不溺于静止之阱矣。然而又虑复溺于动，乐于人之知己，不知则愠，则亦非君子之道。君子朋至而乐自生者，非动也。朋不至，人不知而不愠，非勉强抑止。清明之性，自然寂然，夫是之谓学，夫是之谓天下何思何虑，夫是之谓不习之习。《论语》谓之「时习」，《中庸》谓之「时中」。时中，无时而不中也。有意则必有倚著，不可谓中。有说则必有倚著，不可谓中。无时而不习，即无时而不中。

子曰：「巧言令色，鲜矣仁」。又曰：「刚毅木讷近仁」，「雍也仁而不佞」。大抵精神外浮，此心放逸，则安得仁？仁，人心也。动则失之，而况于外浮乎？放逸乎？由心而发为事亲，为从兄，为众善，为百行，如四时之错行，如日月之代明。随物而动，为昏迷，为机巧，为诈妄。

曾子曰：「吾日三省吾身」。盖曾子有此三过，故日以自省，此三语者，乃问心之辞。人若不自问心，其不觉又陷乎此也。尝读《檀弓》，见曾子出，祖之，遽以告从者；裼裘之讥，遽以示人，而实未尝学习。观此则知曾子有传而不习之过，特无所考见。君子不以过为讳，而以不能改过为耻。人心即道，自灵自明。过失蔽之，始昏始乱。观过，则知仁矣；无过，则此心清明广大如故矣，云气散释，而太空澄碧矣。

汲古问：「子曰：『道千乘之国，敬事而信，节用而爱人，使民以时』。此亦是圣人治天下之道，而孔子止言『千乘之国』者，其义何也」？先生曰：「千乘谓侯国。其时王室微，诸侯浸彊盛而多，故此言其多者。古之治天下者必圣人，诸侯难遽责以圣，度其能行者言之。事不敬必失，必害；不信，无以出令。民无信不立，而况于君乎？敬生信，治国之道，敬信为大。其次节用。节用则可以推有馀以补助斯民；不节用，则厚敛于民矣。民为邦本，厚敛于民，是自伐其邦本。民离国亡，君随以亡。爱民而后能使民以时。国君爱民，乃所以自爱其国，自爱其身」。

孔子曰：「君子不重则不威，学则不固。主忠信，无友不如己者，过则勿惮改」。又曰：「君子正其衣冠，尊其瞻视，俨然，人望而畏之」。子思亦曰：「斋明盛服，非礼勿动，所以脩身也」。盖严重则此心不放逸，自然有德威，所学亦固。此要当知主于忠信，忠信即吾之心，吾心日用平常无诈伪，是为忠信，是即吾之主本，非吾心之外复有忠信也。人皆有此忠信之心，而不自知其为吾之主本，故孔子明以告之，使勿外求。学者既自省主本，又当亲贤以求助，不可友不如己者。若不如己者来亲于我，固不可拒；若不来求，而我自友之好之，与胜己者疏，与不如己者亲，畏人之压己，乐人之奉己，此学者大患。又有虽亲能胜己之友，谦虚乐善，而止于此，惮于改过，此尤切身大害。学道无他，改过而已。高明之士往往不无过，而改过之士诚为难得。此心虚明，一无所有，安得有过？因起意，故生过。

子贡曰：「夫子温良恭俭让」。记者曰：「子温而厉，威而不猛，恭而安」。此非夫子学温又学良，学恭又学俭也；亦非学温而厉，又学威而不猛，又学恭而安也。初学者则然，至于适道则不然矣，而况于圣人乎？人心自神，人心自灵，人心自备众德，不学而能，不虑而知，自温自良，自恭自俭，自温而厉，自威而不猛，自恭而安。人不自知，因物有迁，故昏故失。自适道而上，则自知自信。孟懿子问孝，夫子对以「无违」；孟武伯问孝，夫子对以「父母唯其疾之忧」；子游问孝，夫子对以「敬」；子夏问孝，夫子对以「色难」。所问则一，所答则异。夫子之意安在哉？盖曰：孝者，人之良心也，人人之所自有也。人之所自有，而有不足焉者，有以蔽之也。孟懿子蔽处在违礼，孟武伯蔽处在父母不以疾而忧，子游蔽处在不敬，子夏蔽处在色。各去其蔽，则数子之心固自全也，数子之孝固未始不足也。圣人不能予人以其所无，能去人之蔽而已。

子曰：「为政以德」。为政之道无出于德，吾夫子以一语尽之，甚明白，甚简易，更无馀论。而自两汉以来，至于五代，无一人信得及者，岂夫子欺罔天下后世哉？盖后世不识所谓德者，习闻其号，未烛厥理，故辄疑德之外更有事在，如法令，如礼乐，如任选，如赏罚，如兵财，科条殆纷纷，未易一二数。呜呼，有是哉！有是言也，是岂德之散殊哉！谓德之外自有无穷之事，不惟不知德，亦不知事。政事不出于德，非德政也；政非德政，苟非安，即危乱矣。法令不出于德，则将以遏民之不善，反以长民之不善。民有良心，不可贼也，不可扰也。衰世之法，惟便利之从，增之削之，惟己意所欲。非有皋陶之胸中，何足定天下之刑？一失其中，则贼民之良性多矣。礼乐不出于德，则礼文不足以导民心之正，而反以起民心之伪；乐音不足以导民心之和，而反以感民心之淫。任选不出于德，则我既无德，亦不知何者为德，以贤为不肖，以不肖为贤。后世法度坏，礼乐崩，风俗浮荡，虽有贤才，亦难于不随。其间无文王，而自兴者几人？故贤才多不成就，不缺则瑕。然贤者虽有瑕缺，大概诚悫，不肯习诈，故过失亦不隐。小人终日为不善，见人则掩然去其不善而著其善，又善于佞媚。使人君无德，其以贤为不肖，以不肖为贤也则宜。赏罚不出于德，则赏以行一人之私喜，罚以行一人之私怒。兵财不出于德，则将不肖而兵惰，兵虽多而蠹财；兵多财匮，虽周公不能为也。善为财者如刘晏，王者之佐乎？晏之术，三代之法乎？苟道耳。人君无德而欲为政，无一可者。然汉唐治绩亦有可称者，亦其君不至于全无德也。是德之在人心，人皆有之，非惟君天下者独有也，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。得其所同然者谓之德。同然者，天下同此一心，同此一机。治道之机缄总于人君之一心，得其大纲，则万目必随，一正君而国定矣。选任自明，教化自行，庶政目举，如水之有源也，何患其无流？如木之有本也，何虑其无枝叶？凡后世君臣之所忧，不足忧也。不知后世何为不及此，而为是纷纷？

子曰：「为政以德，譬如北辰，居其所，而众星共之」。大哉，德乎！天以此覆，地以此载，日月以此明，四时以此行，百物以此生。君以此尊，臣以此卑，父以此慈，子以此孝，家以此齐，国以此治。故曰孝弟之至，通于神明，光于四海，无所不通。《诗》云：「自西自东，自南自北，无思不服」。何以能至此也？天下同此一德故也。孟子曰：「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」。人皆有此德性，患上之人无以感之，则民之应也如响。《易》曰：「圣人以神道设教，而天下服矣」。以德施教，其妙如神，故曰「神道」。《禹谟》谓「后克艰，臣克艰，而政即乂，民即敏，德亦神速矣」。孔子又曰：「政者，正也。子帅以正，孰敢不正」？又曰：「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；其身不正，虽令不从」。曰德，曰孝弟，曰神明，曰克艰，曰正，其名不同，其实一也。秦汉以来，不复知有此矣，权谋纵横，惟利是务。张良发八难，谓汉高必不能行仁义；娄敬谓汉不当比隆成周。君臣相与规图乃如此，故高帝断弃诗书，慢骂陆贾。及贾说曰：「使秦行仁义，法先圣，汉安得而有之」？于是心动，始听贾言，赖有此耳。故汉家规模本以霸王道杂之。使贾果能开明正德，帝明达易晓，导而入王道不难也。贾亦惟义利为言耳，故仅足小补。

子曰：「吾十有五而志于学，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，六十而耳顺，七十而从心所欲，不踰矩」。孔子之学异乎他人之学，他人之学冥行而妄学，孔子之学明行而实学。子曰：「吾尝终日不食，终夜不寝，以思，无益，不如学也」。孔子于此深省天下何思何虑，实无可思虑者。经礼三百，曲礼三千，皆吾心中之物，无俟乎复思，无俟乎复虑。至于发愤忘食，虽愤而非起意也；好谋而成，虽谋而非动心也。终日变化云为，而至静也，终身应酬交错，而如一日也，是谓适道之学。子曰：「可与共学，未可与适道；可与适道，未可与立」。孔子如是者久之，至于三十而后有立。所谓立，非于学之外复有立也，学久而固，如木之生，久则坚立，非有二木也，成就之叙也。困苦患难之足以动其心，非立也。富贵声名之足以动其心，非立也。白刃鼎镬之足以动其心，非立也。此非勉强而为立也，立非强力之所能致也。以强力而立，立于暂，不至于久；不以强力而立者，吾心之所自有也。吾心未始不刚健也，戕而贼之，始弱、始不立。立非孔子之所独能，而他人无之也。人皆有之，而未明也，未学也，是以未立也。明乎己，故立；通乎物，故不惑物。己一贯而进德有序，知己而不知物者有矣。天下古今物情事理、利害本末、虚实众寡，曲折万状，不可胜穷，自古明智之士，至此一无惑者有几？孔子既明乎己，又明乎物，物己一贯，利害一贯，本末一贯，虚实一贯，众寡一贯，夫是以惑无从而生也。一则虚，实则明，明则无所不照。故凡物之情理昭然自明，凡事之利害晓然自辨，虽询谋不废而明德内彻。学道而至于不惑，可谓光明洞彻内外矣。而旧习之气或未能尽泯，感物而动，日用百为，犹有谓吾之所为，不知其为，天也。非不知也，习气间兴而偶昏，则虽谓之不知天命可也。孔子至五十则旧习之气消尽，无有或昏者矣。必至是，而后可以言知天命。呜呼，至矣！日用百为如四时之错行，如日月之代明，如水鉴之永无尘矣，天而不人矣。物之拂违乎我者不知其几也，顺适乎我者不知其几也。进德之纯，至于六十，则凡物之顺乎我不复微动其意，凡物之逆乎我、阻乎我，亦不微动其意，顺逆一物，物我一体。明之非难，常明为难。常纯纯然而无间，则耳顺矣。目之所见犹寡，耳之所接为多。暮夜无月与烛，目力所不及，而耳接其声。又自近而远，四方万里，目所不及，而言辞之所传。事物情状不胜其多，举不足以动其意。又自此而上，极于远古，简册之所载，言辞之所及，亦属乎闻。无不融然而一，怡然而顺，纯然而和，是谓耳顺。耳顺则无不顺矣，无不纯一矣；而亦非一无所辨，如鉴焉，妍丑万状，纤微毕见，而鉴无动也。自志学而已。默造斯妙矣，至是而纯乎纯也。孔子曰：「加我数年，五十以学《易》，可以无大过矣」。闻蘧伯玉使者寡过之言而叹美之，寡过之难如此。微动乎意即谓之过，微有不一即谓之过。故六十而始耳顺，至七十虽从心之所欲，未尝踰矩焉，纯乎纯，不足以言之矣，至矣尽矣，不可以有加矣。非谓未七十而犹踰矩，因言从心而及乎此，释学者之疑也。然圣人至此，初无以异于志学之道。道无先后精粗之间，而进德则有先后精粗之序。如谓道果有先后精粗之不同，则何以谓一以贯之？

汲古问：「人既知觉，则无不通达，何孔子谓五十而知天命」？先生曰：「此圣人之学也，自十五而志于学，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学力进进有次第。志学之初，虽已知天性之本，然而习气间起，未纯乎天，日用应酬，人为未尽释。至五十始知皆天命，无俟乎人为。六十而耳顺，无所不顺，有顺无逆，纯乎天矣」。汲古又问：「耳目同体，何以言耳顺而不及目」？先生曰：「目之所见者寡，耳之所接者多。暮夜无月与烛，目力所不及，而耳接其声。又自近而远，四方万里，事物情状，目力所不及，而耳皆闻之。又自此而上，极于远古，方策之所传，言辞之所及，亦属乎闻」。

先生曰：「子曰：『温故而知新，可以为师矣』。温故则善，有进而无退；知新则善，愈益而愈通。道不在他，善而已矣。人性自善，又能尽集天下之善，则道在我矣。学者自少至壮，由壮至老，所知不胜其多，惟其旋得旋失，是以终于无成。诚能已知者不失其善，未知者又知之，则此心无非善，日用无非善。学者如无顿觉之明，当自此入；虽觉而未能无过，亦不可无学」。汲古云：「尝见周子《通书》云：『曷为天下善？曰师。故先觉觉后觉，闇者求于明，而师道立矣。师道立，则善人多；善人多，是朝廷正而天下治矣』」。先生曰：「是如此」。汲古问曰：「道者所以明德也，德者所以尊道也。是故非德不尊，非道不明。此夫子答曾子之问。其分道与德而为尊与明之义如何」？先生曰：「道德非二。道者，言其无所不通，谓如道路之四通。人心之善谓之德，此德即道也。茍不通达，则己虽有德而不自知，故曰道所以明德，非德外复有道，道外复有德也。然人亦有虽明乎道，而己德犹有不善，则人心终未服，故孔子曰：『知及之，仁不能守之，虽得之，必失之』。又曰：『不在于善，而皆在于凶德。虽得之，君子所不贵。君子行斯可乐，德义可尊，是以其民畏而爱之』。原壤，孔子之故人，母死而歌，其德不脩，则人咸贱之。圣人以学者于道未洞明，或微明而未全，则德行多亏，故循循善诱」。

子曰：「君子不器」。偏则器，不偏则不器；止则器，不止则不器。有意、必、固、我，则器；无意、必、固、我，则不器。

「君子周而不比」。君子之心无私好，无私恶，如天地太虚。然万物纵横，纷乎其中，孰为反我者？孰为顺我者？反我顺我，在物则尔，天地太虚安知哉！惟其若此，故周而无可比者也。小人之心夺于物，倚于物，又从而为血气所使，有顺我者喜之，反我者恶之。喜则比，恶则否，比左则遗其右，比此则失乎彼，安得周天下哉！此无他，本心一失，坐血气纷扰之中，吾固知其然也。君子以天下为一家，中国为一人，如日月之光然。日月之光，容光则及，何所取舍？知此则可以知君子之心矣。故亲亲而仁民，仁固杀于亲，而君子非私也；仁民而爱物，爱固杀于仁，而亦非私也，惟其义尔。故君子之爱，铢分锱别，而天下不以为私，固非如墨氏兼爱而二本也。小人以利合，尔汝爱昵，相濡以沫，胡越可使一家；一旦临小利害，父子有疑心焉。私欲之为害如此，血气之能夺本真如此。

子曰：「由，诲女知之乎？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」。则多矣。以不知为知，非曰饰其辞之谓，饰辞以欺人者不足道。固有胸中自以为有见，自以为知道，如斯而已，不复求知。若此者多矣，然非真知，诘之则穷，用之必不继，似是而非，似明而昏，似真而伪。以此知为知，殆不若不知之愈也。然能自知其不知，不认伪为真，不执昏为明，此亦明者也。此虽不知，乃所以为知也，其进于真知也有日矣。以不知为知，是无时而知也。子张亦有此病，故夫子诲之曰「多闻阙疑」，盖子张以疑为不疑而言者有矣。此子张所以难与并为仁，而由知德者鲜。

子谓子路曰：「由，诲女知之乎？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」。大哉圣言！夫不知而曰是知，何也？子曰「道不远人」，人之为道而远人，不可以为道。又曰：「心之精神是谓圣」。又谓忠信为大道。又曰：「吾有知乎哉？无知也」。不知为不知，诚实无他，无思无为，非道而何？圣言善于明道如此。

子曰：「由，诲女知之乎？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」。圣训至矣，惜乎子路之不领也。不知为不知，何以曰知？孔子谓忠信大道，见于《大戴记》。《中庸》曰：「诚者，天之道也」。子又曰：「主忠信」。又诲子张，见其参前倚衡者，指忠信也。学者于此所以多疑者，以于平常实直心之外复求之也。孔子曰「中庸」，庸，常也，平常也。箕子曰：「王道平平」。孔子又曰：「心之精神是谓圣」。人皆有是心，即平常实直之心，空洞无形体，无际畔，变化云为，不可度思，矧可斁思？诚实之妙如此，复何求？即此即知。

哀公问曰：「何为则民服」？孔子对曰：「举直错诸枉，则民服；举枉错诸直，则民不服」。直与服同一机缄，枉与不服同一源流。天下之道二，善与不善而已矣。善者天下之公道，不善者非天下之公道。直者善道，为公，为民心之所服。枉者不善道，为不公，为民心之所不服。一开其端，其类咸应。于戏，直者民心之所同然，枉者非民心之所同然。圣人得我心之所同然，举之于上，而天下之同然者应矣，此之谓要道。

或谓孔子曰：「子奚不为政」？子曰：「《书》云：『孝乎惟孝，友于兄弟，施于有政』。是亦为政，奚其为为政」？学者随文释义，皆能言之，而能深知孔子之心者有几？后世学者其能于平居事亲从兄时，与出而事君临民，果一而无二乎？于以验孔子之心常一而无二。变化云为，日用万殊，而道心常一。此一，人人所自有，而自不知，自不信。

「人而无信，不知其可也」。实为信，实则不伪，不伪则直，无矫揉，无支曲，荡荡坦坦，可与天地同，鬼神合。人生天地间，所以相处，群而不乱者，以其有此心也。无是，则相诬相罔，相诈相夺，亦安能一日而处？今人平居暇日，所与人交，茍未睹利害，往往皆诚实语，有物夺之则伪耳。人惟不知自有良知，昏蔽既久，奸诈日炽，至以机变为巧，不复知耻，见伪诈之巧者则喜，见信实之人则窃笑，又从而讥侮，甚至父子兄弟之间无所不用其诈。此与禽兽鬼魅等耳，尚何可齿以为人哉！

林放问礼之本，子曰：「大哉问！礼，与其奢也，宁俭。丧，与其易也，宁戚」。俭则不放逸，奢则放逸；戚则不放逸，易则放逸。不放逸之心至矣哉！为孝为弟，为谨为信，为忠为恕，为敬为恭，为刚健，为中正，为万善，顺而无失，应而无穷，不识不知，何思何虑？俭与戚人皆有之，而不自信其为大本。孔子又曰「礼本于天」，所谓天道在此。又曰「礼本于大一」，所谓大一者在此。不放逸之心至矣哉！孟子亦曰：「学问之道无他，求其放心而已矣」。尧曰「钦哉」，禹曰「克艰」，皋陶曰「兢兢」，周公曰「无逸」，孔子「七十而从心所欲，不踰矩」，一也。

汲古问：「圣门言礼者非一，子张问礼之损益，曾子问昏祭之礼，言偃问礼之急也。惟林放问礼之本，而夫子乃答云：『大哉问！礼，与其奢也，宁俭；丧，与其易也，宁戚』。因其问礼之本而有奢易俭戚之分，非礼有本末欤」？先生曰：「孔子答门人之问，每每不同，各去其蔽尔，或有非切要者。唯林放问礼之本，子曰『大哉问』，以礼之本难言。礼即人心之妙用，奢易放逸，则非道。使放即俭戚而忽觉焉，虚明澄一，即大一，即天地，即四时，即鬼神，即经礼三百，曲礼三千。无本无末，匪异匪同，匪有匪无，不可度思，矧可斁思」？

子夏问「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，素以为绚兮」。子曰：「绘事后素」。曰：「礼后乎」？子曰：「起予者商也，始可与言《诗》已矣」。绚，文也。巧笑，美目之文，不俟外饰，以质素为文也。孔子于是明质素之为本，而曰绘事后素。子夏稔闻夫子一贯之教，故曰「礼后乎」，疑不可以礼为后也。文质一致也，本末一贯也。他日以子游本末之论为非，即此意也。子夏蔽在溺于文，故孔子示之以质素。子夏之论又高焉，夫子安得不是之曰「起予者商也」？非子夏能发夫子之所未知，谓能发夫子之所未言也。子夏不为诗所拘，则庶乎善观诗矣。他日子夏以有若似圣人，欲以所事孔子事之，曾子不可，则子夏犹不无蔽。

汲古问：「子夏问曰『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，素以为绚兮』何谓也？子曰：『绘事后素』。曰：『礼后乎』？子曰：『起予者商也，始可与言《诗》已矣』。因观卫人闵庄姜之诗，止有『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』，而无『素以为绚兮』一句，恐此《诗》之阙文。何圣人又据以子夏之对而为起予耶」？先生曰：「《硕人》诗四章，章七句，若益『素以为绚兮』一句，则八句矣。他章皆七句，又此章文势不应继此一句，此疑当阙。孔子答以『绘事后素』者，谓绘画之事后于素功，质素为本也，其旨欲潜消子夏尚文无实之蔽。子夏不领孔子之旨，而为大言：如此则礼后乎？言文与质一也，无本末先后。孔子于是因而善之曰『起予者商也』。圣心虚明广大，一无意必」。

「子曰：『夏礼吾能言之，杞不足徵也；殷礼吾能言之，宋不足徵也；文献不足故也。足，则吾能徵之矣』。杞、宋二国文献既皆不足，无所徵验，则孔子何所考而能知夏商之礼？既无所考，又何所据而能言？大哉礼，言本于大一，分为天地，转为阴阳，变为四时，生而为万物，行而为万务，为经礼三百、曲礼三千，父以此慈，子以此孝，君以此尊，臣以此卑，兄弟以此笃，夫妇以此和。是谓天则，是谓帝则，是岂以有文与献而存，无文与献而亡？近在人心，本非外物。贤献知之，愚众惑之。唯孔子自知自信，故自能言；但无文策可證，无贤献能證，则庸众必疑、必不信也。然则礼岂礼家之所能知」？

孟子曰：「仁，人心也」。则仁之为言，得其本心而已。心之本体见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，寂然不动，敬以直内，与天地相似，与鬼神为一，无一息不存，无一物不该，如衡之平不加以物，如鉴之明不蔽以垢，初无过与不及，所取准则以为中者，本心而已。由是而出，无有不合，故谓之和。学者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反求吾心，则知与天地万物本同一体。何以验之？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，皆有怵惕恻隐之心。乍见之时，其心怵惕者，由物之体伤于彼而吾之心感痛于此，则仁之体显矣。自此而亲亲，自此而仁民，自此而爱物，皆其本心随物而见者然也。惟其梏于蕞然之形体，常有私意小智挠乎其间，所发遂至于出入不齐而不中节，天之所以降衷，民之所以受天地之中者，失而不守，吁，可怜哉！此子思所以有谨独之说也。盖谨独者，所以执中也。亦闻前修之论谨独乎？独非交物之时有动于中，其违未远也。虽非视听所及，而其几固已瞭然心目之间矣，其为显见孰甚焉？虽欲自蔽，吾谁欺，欺天乎？方其喜怒哀乐发而未远，意必固我，微见其端，安危存亡之机系焉。要当觉之于始萌，复之于未远，措心积虑，常务执中，戒谨恐惧，惟恐失之。逮其察乎人伦，明乎庶物，庸言之信，庸行之谨，自然发而中节也，感而遂通也。义以方外也，莫非顺性命之理也。自此而不息焉，则上天之载无声无臭，可以循致矣。呜呼！此道甚明，学者昧焉，终日营营而不知有是道，穷人欲而灭天理，无足怪也。殊不知古之君子莫不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以养中，于喜怒哀乐始发之际以执中，然后发必中节，动无不和。六经之说，《语》、《孟》之言，皆所以明斯道也。所学未尝不在于是，所行亦未尝不在于是，亦未有舍是能至圣贤者也。虽然，其学皆自穷理入。穷理者，致知格物是也。予恐后学未知此道，故作图以示之，集说以明之，有志之士幸勿怠焉。乾道癸巳仲秋旦日，钱塘李元纲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