子思子曰：「君子知风之自」。夫学之本一有亏而未纯，则其流必有偏而不起之处。君子欲窒其起弊之原以开示学者，是以历举数圣之行，剖析其义而归诸中焉。夫孔子，圣之时者也，兼天下之善；伯夷，圣之清者也，兼天下之清；柳下惠，圣之和者也，兼天下之和。使二子者所为易其行，则必跋前疐后，疑其所之而有所不通矣；乃若孔子，则左右周旋，无施不安。此孟子所以舍伯夷、柳下惠，而必愿为孔子者也。司马子历取孔子之行，以二子之行事参配之，其无不合，固宜矣。曾不知各以二子之行反复质诸孔子，则卫南子之见，公山弗扰之召，伯夷必有所甚耻；膰肉之行，女乐之去，展禽必有所不忍矣。而谓二子之行，孔子如之，是弃己之全，为人之偏也，岂不失孟氏逢源之旨哉（《五峰集》卷五。）！

「议」下原有「者」字，据陆抄本删。

愚无知，而贤者过听，以为似有所闻，可与论学，下问以为仁之方。世衰道微，及此者鲜，过望，幸甚！第某孤陋，不足以发贤者之深思也，然蒙谦下之诚，不敢虚辱，请试道愚见。私意害仁，贤者之言是也。如令尹子文之忠，似不可谓之私意，而孔子不以仁许之；如陈文子之清，亦似不可谓之私意，而孔子亦不以仁许之。仁之道大，须见大体，然后可以察己之偏而习于正。乍见孺子入井之时，孟子举一隅耳。若内交，若要誉，若恶其声，此浅陋之私，甚易见也。若子文之忠、文子之清，而不得为仁，则难识也。敬夫试思之。此言或有理，幸深思之，则天地之纯全，古人之大体，庶几可见乎！

又，寻常士子讲学，举疑义，欲相滋益，其不复嗣音者多矣。向以子文、文子不得为仁之义闻于左右，左右久而不忘，复以见教，此所以加于人一等也。来教曰：「仁岂易言哉！须会于言意之表，而的然有见焉可也」。此言诚是也。某反覆来教，以左右未能进于此者。然则欲进于此，奈何左右试以身处子文、文子之地，按其事而绳以仲尼之道，则二子之未知者庶几可见，而仁之义可默识矣。孤陋据所到而言，未必是也，惟留意裁察，幸甚！

又，示谕子文、文子之说，善矣。然犹是缘文生义，非有见于言意之表者也。子思曰：「思事亲，不可以不知人；思知人，不可以不知天」。仁也者，人之所以为天也，须明得天理尽，然后克己以终之，以圣门实不与异端空言比也。空言易晓，实际难到，所以颜回、仲弓亚圣资质，必请事斯语，不敢以言下悟便为了也。敬夫高明谦下，愚见及此，不敢不告，然亦未必便是极致也。有以见教，却望毋惜。

又，学圣人之道，得其体必得其用。有体而无用，与异端何辨？井田、封建、学校、军制，皆圣人竭心思致用之大者也。秦、汉而下兴者，虽是英雄，亦岂能胜于圣人哉？改制立法，出其私意，一世不如一世。至于近世，坏乱极矣。欲复古者，最是田制难得便合法，且井之可也。封建，择可封者封之，错杂于郡县之间，民自不骇也。古学校之法，今扫地矣，复古法与今法相增减，亦可也。军制，今保伍之法犹在，就其由增脩循，使之合古，行之二十年，长征兵自减而农兵日盛。但患人不识圣人因天理、合人情、均平精确、广大悠久之政，不肯行耳。图尽是死法，无用也。心之精微，笔舌岂能既哉？其法具在方册，只是散乱不成条理，精考精思，便自可见。

又，时蒙不弃，访以大道，殊激颓衷。夫理不穷，则物情不尽；物情不尽，则释义不精；义不精，则用不妙；用不妙，则不能所居而安；居不安，则不能乐天；不能乐天，则不能成其身矣。故学必以穷极物理为先也。然非亲之，则不能知味。惟不知味也，故终有疑，必待人印證也。左右既进乎实弟，必敬以持之，高明博厚，日进无疆，圣门有人，幸甚幸甚！

又，不意尊夫人倾背，伏惟孺慕号绝，何以堪居！然先王制礼，归于一者也，所以消息以道，毋过摧伤，勉襄大事。古之人进德脩业，正在难处之间，要不失至理而已。

又，叠蒙相公亲翰之赐，又蒙特遣名医为之切脉察病，而叔父处又传致钧念之厚，下情感戴，不可言陈。窃伏自念，所以得此者，岂不以其粗能安贫守道，或不玷其先人故乎！大君子顾盼后进，成人之美，幸甚幸甚！愚望相公推此心，广收天下真才实能忠信之士，使无遗弃，以俟明天子赫然震怒，欲匡天下，图仕旧勋，则拔茅连茹，使各尽其器用，临时无乏使之嗟，而中原可复矣。此固相公之素有，区区之意，自不能已耳，不敢专札尘渎，告代次致此愚诚。

又，比得款论，窃识左右胸中正矣，大矣。大体既是，正好用功，近察诸身，远察诸物，穷竟万理，一以贯之，直造寂然不动之地，然后吉凶与民同患，为天之所为矣。此圣门事业也。敬夫勉之哉！则又有进于左右者。尧授舜，舜授禹，曰：「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」。微，言微妙也。危，言无常也。故孔圣自十五志于学，积十五年工夫，然后敢以立自许。自是而后，每积十年工夫而一进。未至从心所欲不踰矩，则犹有人心消磨，未莹彻也；及至从心所欲不踰矩，方才纯是道心，与天无二。故《中庸》称孔子之德，终以「天地之所以为大」结之，更不称仲尼也。今之学者少有所得，则欣然以天地之美为尽在己，自以为至足矣。就世俗而言，亦可谓之君子；论于圣人之门，乃是自暴自弃耳。左右方妙年，所见大体已是，知至矣当至之，知终矣当终之，则曾、颜地位何患不到？敬夫戒之哉！乾乾不舍，工夫深后，自然已不得也，今且当以速成为戒耳。某病渴已十馀年，又见中外兄弟皆不寿，心常不自保。道学不明，卒至禽兽，逼人甚矣，未有能振起者。敬夫资禀颖异，故乐以告，不自知其愚也。有不中理，却幸指摘，当益思其所未至。

又，辱示《希颜录》，足见稽考之勤。辄忘固陋，肆笔写其所闻，未必皆当也。敬夫所得，却以见告，至望。先贤之言，去取大是难事。如《程子语录》，去颜子，合下完具，只是小要，渐渐充扩之。此乃常人，非颜子也。既是小，则如何谓之完具？若论秉彝，则人人完具也，何独颜子？颜子所以资禀过人者，正以其大，便有一个合德于天地气象也。此段正先生所谓「一两字错，便转了，只知得他意」，此类是矣。又如《正蒙》云：「颜氏之进，则欲一朝而至焉，可谓好学也已」。似如此迫切，亦说颜子未著也。文中子之言诞漫不亲切，扬子云浅陋不精通，庄子坐忘，费力心齐，支离家语，如不容，然后见君子，恐亦未免于陋也。敬夫猛勇精进，诸人有未到处，他日当自见。以下喻谦勤，故不敢不摘其一二也。

又，庄子之书，世人狭隘执泥者，取其大略，亦不为无益。若笃信君子，句句而求，字字而论，则其中无真实妙义，不可依而行也。其说夫子奔轶绝尘事，类如此矣。如关西夫子说颜子之叹，于颜子分上虽未精当，然正学者之所当有事也。与「欲一朝而至」迫切之语，盖不同矣。龟山如字之解，左右之论是也。某之意，《希颜录》如《易》、《论语》、《中庸》之说不可瑕疵，亦须真实见得不可瑕疵，然后可也。其他诸说，亦须玩味，于未精当中求精当。此事是终身事，天地日月长久，断之以勇猛精进，持之以渐渍薰陶，升高自下，陟遐自迩，故能有常而日新，日新而有常，从容规矩，可以赞化育、参天地而不过也（《五峰集》卷二。又见《古文集成》卷二一。）。

不能乐天：原无，据陆抄本补。

东坡谓荀文若其才似子房，其道似伯夷。予以为其才似子房，则有之矣。伯夷不事非君，不立于恶人之朝，宁忍事操乎？以为其道似伯夷，吾不知其说也。

黄门谓蔺相如非战国之士，使居平世，可以为大臣矣。予以为相如奉璧入秦，赵之君臣计议非有亲秦之心也，特畏其威彊耳。古人以小事大，有以皮币犬马珠玉而不得免者，至弃国而去之，况于一璧乎？此知事大，畏天者之所为也。当其持璧睨柱，使秦知赵璧终不可得也，而欲徼幸于不死，难矣，岂孔子所谓「暴虎冯河，死而无悔」者欤！不一二年，卒有覆军陷城之祸，虽完璧以归于赵，何益哉！此其知不足称也已。渑池之会，其危又甚矣。方赵王之西也，廉颇期以一月不反，则立太子，以绝秦望，则是行非有万全之计也。相如为国卿，相其勇略不足以重赵，使秦不敢惴焉，乃欲以颈血溅之，岂不殆哉！此特曹沫之流，战国之雄者耳，而谓之以道事君，固如是乎？黄门以为大臣，吾亦不知其说也。

哀公问社，论者以为哀公将去三桓而不敢正言。古者戮人于社，其托于社者，有意于诛也。宰我知其意，而亦以隐答焉，其曰「使民战栗」，以诛告也。夫鲁之微，三桓之盛，而欲去之，岂易言哉，而以隐语语于人；为宰我者，谋人之国，亦以隐答之。一失其旨，则倾国亡身之祸随之矣。而孔子亦以隐罪之，此何理也？夫隐语，古之滑稽者时有之，而谓圣人之徒为之乎？

世儒之论曰：性之有习，习之有善恶，譬如火之能热，与其能焚也。孟子之所谓善，得火之能热者也，是火之得其性也；荀子之所谓恶，得火之能焚者也，火之失其性者也。夫天地之间，有夫妇而后有父子，此物之所同然也。故木以金尅之，而火生焉。木与火未尝相离，盖子母之道也。火无形，丽木而有焉，非焚之，则火之用息矣，何热之有哉？而谓热者火之得其性，焚者火之失其性，其察物也，盖亦不审矣。夫子思之学，惟孟子之传得其宗。异哉，世儒之论也，以为孟子道性善，得子思之说而渐失之，而轻为之议，其亦不思之过欤！

苏子曰：「道有不可以名言者，古之圣人命之曰一，寄之曰中。则一也者，特道之有不可名言者耳。中亦非道也，道之寄而已。所谓道者，果何物耶？子思因其语而广之曰：『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，发而皆中节谓之和。中者天下之大本也，和者天下之达道也。致中和，天地位焉，万物育焉』。子思之说既出，而天下始知一与中在是矣。夫子思之言，中和而已，此道之可以名言者也，所谓一者安在哉！孟子又推之以为性善之论，性善之论出，而一与中始枝矣」。夫性善之论出，而一与中何自而枝耶？是必有说也。学者更深考之，则孟子、苏氏之学是非得失必有不可诬者矣。

问：主道莫大于知人，尧授舜以天下，而舜举八元、八凯，以敷五典，以叙百揆，流四凶于四裔之外，而海内臣服，君子以为知务矣。上方纂承先帝之烈，躬揽万几，夙夜孜孜，兴废补敝，而独于知人官人之法，尚未皇暇，士论惑焉。然则方今中外小大之臣，与夫天下之士，忠邪杂揉，未易一日而知，虽尧舜之聪明，乌得察其贤否耶？此固不可轻虑无法，而欲必其真伪也。昔者皋陶谟九德于舜，取人以才性之分，孟子戒时君以三慎用人，推而行之，皆足以为法。而议者以为难行于今之世，必待其人有是数者之德而后官之，是必尽人之性然后可为也。君子者，焉得人人而察之？必使左右一国之人皆以为然，而后我然之，则是其责之也已详，而天下常无士矣。然则二家之说，盖亦不足法欤？又不然。愿闻子之高论，以释厥疑，且以备有司之择焉。

问：孔子作十翼，以赞《易》道。微辞奥旨，杂出于众篇，不可以一体求，不可以一隅见，周流变化，以极夫天人事物之理，其间有言鬼神阴阳之道，而终之以善性之说，何也？至于《序卦》、《杂卦》盖与夫《彖》、《系》相为表里，虽其言有若相戾，而义各有归。经曰：「地中生木，升」。是升不来也。又曰：「升而不已，必困，故受之以困」。可谓不来乎？「木上有水，井」，是井通也。又曰：「困乎上者，必反于下，故受之以井」。可谓通乎？《贲》，刚柔相文也，而曰：「无色」。《随》，必有事也，而曰：「无故」。《临》、《观》相反也，而有与求之义。《巽》、《兑》皆柔也，而有伏见之文。皆先儒之所未讲明，而学者之所宜究也。愿析精蕴，别白而言之。

问：《洪范》五事，协于庶应、休应。曰「肃时雨若」，「乂时旸若」，「哲时燠若」，「谋时寒若」，「圣时风若」，皆以五事之配而言之。至于咎应，常雨则曰「狂」，常旸则曰「僭」，常燠则曰「豫」，常寒则曰「急」，常风则曰「蒙」。何也？

问：孔子没，圣人之道失其传，百氏之说纷然肆邪说以枭乱天下。孟轲、荀卿氏作，相与提仁义之言以辟之。陵迟至于汉、唐，道益大坏，扬雄、韩愈氏又从而扶持辨正，然后孔子之道熄而复明。国家承平百年，儒学虽盛，而释、老二氏，源流益炽，至于庄、韩、管仲之学，亦相继而起，天下荧惑，学者不知非焉，此今日之患也。昔者，圣人之徒知其道之在己，一夫不由先王之术，则辟而正之，正而不已，又从而笔之于书，以见后世，不使其贼于仁义。是乌足为儒者道哉？曾西有言曰：「管仲得君如彼其专也，功烈如彼其卑，尔何曾比予于是」？扬子曰：「申、韩之术，不仁之至也。有诵庄、韩之书于孔氏之门，则麾而去之」。韩子谓「释、老之害过于杨、墨」。彼之道不行，由此言之，则彼非其道，不容于圣人之世，从可知矣。然则今之君子有进而取之者，其亦有说乎？不识老庄之所谓道，释氏之所言理性，非之刑名，仲之政令，其有取于孔子之道者乎无也？不可以取而取之，不仁；可以取而去之，不智。如欲取之，又惧夫贼吾之道，而遗患于中国，非孟子所谓「生于其心，害于其政」之虑也，然则如何？如欲去之，必将明吾圣人之术，有以胜于彼者，使彼之奸言邪说不得以欺瞽愚众，而学者之无惑。兹有望于君子言也。

问：夫士志于道，仁义而已矣。舍仁义而言之，非吾所谓道也。子思之言：「率性之谓道，修道之谓教」。韩愈之言：「仁与义为定名，道与德为虚位」。皆合仁义而言之也。《易》之《系辞》则曰：「形而上者之谓道」。又曰：「一阴一阳之谓道」。斯又何道也？夫所谓形而上者，无形之名，而阴阳者，有为之用，然则皆名之道，何也？推乎其本，则与夫子所言之道，其有异乎不异也？先儒云：「百王无变之谓道贯」。或云：「弊者道之失」。既曰不变，而且有弊，何也？必有体用，悉为详言。

问：圣人之志见乎经者，其惟《易》、《春秋》之微乎？夫《易》之为书也，近取诸身，远取诸物，以体天下之动，以尽人事之理，是非无为无体者也。而仲尼曰：「神无方，而《易》无体」。又曰：「《易》无思也，无为也，寂然不动，感而遂通天下之故」。言乎远则不禦迩，则静而正，圣人以此洗心，退藏于密，其神明博大，以至约不可为体要，如是何也？《春秋》之法，常事合礼则不书，违礼则讥之。公、谷氏之言也。或者引以为说，谓《春秋》无褒，可乎？又《谷梁》曰：「《春秋》为尊亲者讳，必微文以示义」。微之之旨，孰见于经？或者谓圣人书法，辞高义隐，理当自尔，非微之也，其说如何？请详于篇，以观学者之所蕴焉（《古灵先生文集》卷二一。）。

方今：原无，据库本、影宋本补。

右，臣准西京牒，准三月三十日诏敕：「朕涉道日浅，晻于致治，政失厥中，以干阴阳之和。乃自冬迄春，旱暵为虐，四海之内，被灾者广。间诏有司，损常膳，避正殿，冀以塞责消变。历日兹久，未蒙休应。嗷嗷下民，大命近止。中夜以兴，震悸靡宁，永惟其咎，未知攸出。意者朕之听纳不得于理欤？狱讼非其情欤？赋歛失其节欤？忠谋谠言郁于上闻，而阿谀壅蔽以成其私者众欤？何嘉气之不效也？应中外文武臣寮，并许实封，直言朝政阙失，朕将亲览，考求其当，以辅政理。三事大夫务悉心交儆，成朕志焉」。臣伏读诏书，喜极以泣。昔成汤以六事自责，今陛下以四事求谏。圣人所为，异世同符。凡诏书所言，皆即日之深患，陛下既已知之，群臣夫复何云？曾子曰：「尊其所闻，则高明矣；行其所知，则光大矣」。陛下诚知其如是，复能断志无疑，不为左右所移，则安知今日之灾沴，不如太戊之桑谷，高宗之雊雉，成王之雷风，宣王之旱魃，更为宗庙生民之福乎？然自诏下以来，臣不知中外之臣，亦有以当今之急务，生民之疾苦，力为陛下别白言之者乎？盖必有之矣。而臣未得闻也。臣窃不自揆，伏念父子受国厚恩，备位侍从。向在朝廷，屡以狂瞽尘浼圣聪；间以衰疾自求闲官，不敢复预国家之议，四年于兹矣。幸遇陛下发不世之诏，问以朝政阙失，斯实千载一时。古人虽在畎亩，犹不忘君，况居位食禄者乎？是以不敢畏当涂，避众怒，爱微躯，保妻子，心知时事之可忧，而塞嘿不言也。窃观陛下英睿之性，希世少伦，即位以来，锐精求治，耻为继体守文之常主，高欲慕尧舜之隆，下不失汉唐之盛。擢俊杰之才，使之执政，言无不听，计无不从，所誉者超迁，所毁者斥退，垂衣拱手，听其所为，推心置腹，人莫能间。虽齐桓公之任管仲，蜀先主之任诸葛亮，殆不及也。执政者亦悉心竭力，以副陛下之欲，耻为碌碌守法循故事之臣，每以周公自任。是宜百度交正，四民丰乐，颂声旁洽，嘉瑞沓至，乃其效也。然六年之间，百度纷扰，四民失业，怨愤之声所不忍闻，灾异之大古今罕比，其故何哉？岂非执政之臣所以辅陛下者，未得其道欤？所谓未得其道者，在于好人同己，而恶人异己是也。陛下既全以威福之柄授之，使之制作新法以利天下，是宜与众共之，舍短取长，以求尽善。而独任己意，恶人攻难，群臣有与之同者，则擢用不次；与之同者，则祸辱随之。人之情，谁肯弃福而取祸，去荣而就辱？于是天下之士躁于富贵者，翕然附之，争劝陛下益加委信，顺从其言，严断刑罚，以绝异议。如是者，往往立取美官。比年以来，中外执事权者，皆此属矣。其怀忠直、守廉耻者，皆摈斥废弃，或罹罪谴，无所容立。至于台谏之官，天子耳目，所以规朝政之阙失，纠大臣之专恣，此陛下所当自择，而亦使执政择之。彼专用其所亲爱之人，或小有违忤，即加贬逐，以惩后来，必得佞谀之尤者，然后为之。如是则政事之愆谬，群臣之奸诈，下民之疾苦，远方之冤抑，陛下何从得闻见之乎？又奉使询访利害于四方者，亦其所亲爱之人，皆先禀其意指，凭其气势，以驱迫州县之吏，善恶系其笔端，升黜由其唇吻。彼州县之吏，承迎奉顺之不赡，何暇与之讲利害、立同异哉？及其入奏，则云州县守宰咸以为便，经久可行。陛下但见其文书粲然可观，以谓法之至善，询谋佥同，岂知其在外之所为哉！或者更增为条目，务求新巧，互陈利病，各事改张，使画一之法日殊月异，久而不定，吏民莫知所从。盖由袭故则无功，出奇则有赏，彼皆进身之私计，非有益国便民之志也。又令使者督责所在监司，监司督责州县，上下相驱，竞为苛刻。不即奉行新法，立行停替。或未熟新法，误有违犯，皆不理赦降去官，与犯赃者罪同，而重于犯私罪者。州县之吏唯奉行文书，赦免罪戾之不暇，民事不复留心矣。又潜遣逻卒，听市道之人谤议者，执而刑之。又出榜立赏，募人告捕诽谤朝政者。臣不知自古圣帝明王之政，固如是耶？昔尧「稽于众，舍己从人」。舜戒群臣：「予违汝弼，汝无面从，退有后言」。此其所以为帝王称首者也。秦恶闻其过，杀直谏之士，禁偶语之人，及其祸败，行道之人皆知之，而己独不知。此所以为万世戒者也。子产相郑，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，然明请毁之。子产曰：「何为？夫人朝夕退而游焉，以议执政之善否。其所善者，吾则行之；其所恶者，吾则改之。是吾师也，若之何毁之？我闻忠善以损怨，不闻作威以防怨。岂不遽止？然犹防川，大决所犯，伤人必多，吾不克救也。不如小决使道，不如吾闻而药之也」。何今之执政异于古之执政乎？齐景公谓梁丘据曰：「惟据与我和夫」！晏子对曰：「据亦同也，焉得为和？和如羹焉，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，宰夫和之，齐之以味，济其不及，以泄其过，君子食之，以平其心。君臣亦然。吾所谓可，而有否焉，臣献其否，以成其可。君所谓否，而有可焉，臣献其可，以去其否。是以政平而不干，民无争心。今据不然，君所谓可，据亦曰可；君所谓否，据亦曰否。以水济水，谁能食之」？今朝廷之臣对扬启沃，亦有异于梁丘据者乎？卫君言计非是，而群臣和者如出一口，子思曰：「以吾观卫，所谓君不君，臣不臣者也。人主自臧，则众谋不进。事是而臧之，犹却众谋，况和非以长恶乎？夫不察事之是非，而悦人赞己，闇莫甚焉；不度理之所在，而阿谀求容，谄莫甚焉。君闇臣谄，以在民上，民不与也。若此不已，国无类矣」。子思言于卫侯曰：「君之国事，将日非矣！出言自以为是，而卿大夫莫敢矫其非；卿大夫出言自以为是，而士庶人莫敢矫其非。君臣既自贤矣，而群下同声贤之。贤之则顺而有福，矫之则逆而有祸。如此，则善安从生」？今执政主新法，群下同声贤之，有以异于卫国之政乎？是以士大夫愤懑郁结，视屋窃叹，而口不敢言。庶人饥寒憔悴，怨叹号泣，而无所控告。此则陛下所谓忠谋谠言郁于上闻，而阿谀壅蔽以成其私者也。茍忠谠退伏，阿谀满侧，而望百度之正，四民之乐，颂声之洽，嘉瑞之臻，固亦难矣。方今朝之阙政，其大者有六而已：一曰广散青苗钱，使民负债日重，而县官实无所得。二曰免上户之役，歛下户之钱，以养浮浪之人。三曰置市易司与细民争利，而实耗散官物。四曰中国未治而侵扰四夷，得少失多。五曰结保甲，教习凶器，以疲扰农民。六曰信狂狡之人，妄兴水利，劳民费财。若其它琐琐米盐之事，皆不足为陛下道也。舍其大而言其细，舍其急而言其缓，外有献替之迹，内怀附会之心，是奸邪之尤者，臣不敢为也。凡此六者之为害，人无贵贱愚智，莫不知之。乃至陛下左右前后之臣，日誉新法之善者，其心亦知其不可，但欲希合圣心，附会执政，盗贵富耳。一旦陛下之意移，则彼之所言亦异矣。臣今不敢复费简札，叙利害以烦圣听。但愿陛下勿询阿谀之党，勿徇权臣之意，断志罢之，必有能为陛下言其详者矣。此六者之中，青苗、免役钱为害尤大。夫力者，民之所生而有也；谷帛者，民可耕桑而得也。至于钱者，县官之所铸，民不得私为也。自未行新法之时，民间之钱固已少矣。富商大贾藏镪者，或有之；彼农民之富者，不过占田稍广，积谷稍多，室屋修完，耕牛不假而已，未尝有积钱巨万于家者也。其贫者，褴缕不蔽形，糟糠不充腹，秋指夏熟，夏望秋成，或为人耕种，资采拾以为生，亦有未尝识钱者矣。是以古之用民者，各因其所有而取之，农民之役不过出力，税不过谷帛。及唐末兵兴，始有税钱者。故白居易讥之曰：「私家无钱炉，平地无铜山」。言责民以所无也。今有司为法则不然，无问市井田野之民，由中及外，自朝至暮，唯钱是求。农民值丰岁，贱粜其所收之谷以输官，比常岁之价，或三分减二，于㪷斛之数，或十分加二，以求售于人。若值凶年，无谷可粜，吏责其钱不已，欲卖田则家家卖田，欲卖屋则家家卖屋，欲卖牛则家家卖牛。无田可售，不免伐桑枣，撤屋材，卖其薪，或杀牛卖其肉，得钱以输官。一年如此，明年将何以为生乎？故自行新法以来，农民尤被其患。农者，天下之本。农既失业，馀民安所取食哉？今货益重，物益轻，年虽饥，谷不甚贵，而民倍困。为国计者，岂可不少思其故哉！此皆歛钱之咎也。北尽塞表，东被海涯，南踰江淮，西及邛蜀，自去岁秋冬，绝少雨雪，井泉溪涧，往往涸竭。二麦无收，民已绝望，孟夏过半，秋种未入。中户以下，大抵乏食，采木实草根，以延朝夕。若又如是数月，将如何哉？当此之际，而州县之吏督迫青苗助役钱，不敢少缓，鞭笞缧绁，唯恐不迨。妇子皇皇，如在汤火之中，号泣呼天，无复生望。臣恐鸟穷则啄，兽穷则攫，民穷困已极而无人救恤，羸者不转死沟壑，壮者不聚为盗贼，将何之矣？若东西南北所在啸聚，连群结党，日滋月蔓，弥漫山泽，蹈藉城邑，州县不能禁，官军不能讨，当是时方议除去新法，将奚益哉！绿林、赤眉、黄巾、黑山之徒，自何而有？皆疲于赋歛，复值饥馑，穷困无聊之民耳。此乃宗庙社稷之忧，而庙堂之上方晏然自得，以为太平之业八九已成，此臣所为痛心疾首，昼则忘食，夜则忘寝，不避死亡，欲默不能者也。《易·复》之初六曰：「不远复，无祗悔，元吉」。言过而能改，虽悔不大也。其上九曰：「迷复，凶，有灾眚。用行师，终有大败。以其国君凶，至于十年不克征」。言迷而不复，凶且有灾，于君道尤不利也。昔秦穆公败于殽，作《秦誓》曰：「唯古之谋人，则曰未就予忌。唯今之谋人，姑将以为亲。虽则云然，尚猷询兹黄发，则罔所愆」。盖悔弃老成之远虑，用利口之浅谋，以取履败，而思补其过也，故能终雪前耻，彊霸西戎。汉武帝征伐四夷，中国虚耗，贼盗群起，又丧贰师之军，乃下哀痛之诏曰：「乃者，以缚马书遍示丞相、御史、二千石、诸大夫、郎为文学者，皆以虏自缚其马，不祥甚哉。公车方士、太史、太卜皆以为吉。今计谋卦兆皆反谬」。盖始寤公卿方士之谄谀，对不以诚，致误国事，有悔于心也。故禁苛暴，止擅赋，力本农，天下复安。自国家行新法以来，天下之人心祈口祷，唯冀陛下之觉寤，而拯救其失，以苏疲民，如望上天之膏泽，日复一日，以至于今。及今改之，犹可救也。过是则民力屈竭，一旦涣然离散，乃始劳心安集，岂不难哉！窃观陛下诏书，寅畏天灾，深自咎责，丁宁恳恻，以求至言。是陛下已知前日之失，而欲有所改为也。若徒著之空文，而于新法无所变更，是犹临鼎哀鱼之烂，而益薪不已，将何补哉！陛下诚能垂日月之明，奋乾刚之断，放远阿谀，勿使壅蔽，自择忠谠为台谏官，收还威福之柄，悉从己出。诏天下青苗钱勿复散，其见在民间逋欠者，计从初官本分作数年催纳，更不收利息。其免役钱尽除放，差役并依旧法。罢市易务，其所积货物，依元买价出卖，所欠官钱，亦除利催本。罢拓土辟境之兵，先阜安中国，然后征伐四夷。罢保甲教阅，使服田力穑。所兴修水利，委州县相度，凡利少害多者，悉罢之。如此则中外欢呼，上下感悦，和气薰蒸，雨必沾洽矣。彼阿谀之人附会执政者，皆缘新法以得富贵。若陛下以为非而舍之，彼如鱼之失水，必力争固执而不肯移，愿陛下勿问之也。臣窃闻陛下以旱暵之故避殿撤膳，其焦劳至矣，而民终不预其泽，不若罢此六者，立有溥博之德及于四海也。又闻京师近虽获雨，而畿甸之外旱气如故，王者以四海为家，无有远近，皆陛下之赤子。愿陛下虽徇群臣之请，御正殿，复常膳，犹应兢兢业业，忧劳四方，不遽自宽，以为无复灾也。又诸州县奏雨，往往止欲解陛下之焦劳，一寸云三寸，三寸则云一尺，多不以其实，不可不察也。又闻青苗之法，灾伤及五分则倚阁。其间官吏不仁者，至有抑遏百姓，止放四分以下税，此尤可罪者也。臣在冗散之地，若朝政小小得失，臣固不敢预闻。今坐视百姓困于新法如此，将为朝廷深忧，而陛下曾不知之。又今年以来，臣衰疾寖增，恐万一溘先朝露，赍怀忠不尽之情，长抱恨于黄泉，是以冒死一为陛下言之。傥陛下犹弃忽而不之信，此则天也，臣不敢复言矣。干冒宸扆，臣无任恳切惶惧之至。谨具状奏闻，伏候敕旨。

《大学》之明明德，必曰「止于至善」。《中庸》谓：不明乎善，则不足以诚其身。孟子又述《中庸》而言之，可哉？盖子思传孔子者也，孟子师子思者也。诚以贤愚一致，可欲之善本同也。后觉必效先觉之所为，乃可以明善而复其初，子思、孟子可见矣。故人无有不善，而气禀之殊分，所以有善有不善者，特觉与不觉尔。《通书》语人以诚无为，几善恶，是尧舜之中人心道心之界限也。尧舜之中与人同，世之人心用而道心隐，择焉而不精，守焉而不一也。东嘉郑君应龙所居之堂，扁曰「明善」，非直为观美也，揭本心之善以示观省也。余往岁校文是邦，得君书卷，次于首选，知其为纯实之士，乃既识之，相语以善屡矣。今扁斯堂，亦既明其本然之善，豁然太虚，湛然止水，外物不得以动其心。益加学力而求造义理精微之极，先立乎其大者，则其小者不能夺。故曰：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。仁义忠信，乐善不倦，此天爵也，何公卿大夫之足慕哉！子别数岁，以文藻之彦，进武勇之爵，因是以阶漕牒，盖汲汲然副其父兄责望者在是，要亦尧舜孝弟之寓也。虽然，士方穷而独善其身，利达则听之，故其达也必能兼善乎天下。如屑屑为禄计，则君子之所性汩矣，何以谓之善？然则为明善者，当何如？以《大学》之物格知至、心正意诚，极修身之功用；以《中庸》之博学、审问、慎思、明辨，正笃行之。规模如是，则孟子所谓可欲之善，将进之以充实光辉大化之域，而皆所自有者也。明善之验盖如此。子求余记，辞不获已，纳约自牖，因其本善之明而寓朋友责善之道，故详复以告。子其懋敬之哉！

礼乐之坏，数千百年，而臣拳拳敢以致诚为兴礼乐之论，而妄以其说献陛下者，诚见陛下有可以致先王至诚之道故也。昔者子思之论至诚，其说有二。有自诚而明者，天之道也。学虽未博，问虽未审，而为善之诚先立矣，诚先立而资学以明善者，谓之自诚而明。可以为善矣，而未固也；可以语道矣，而未尽也。博学而审问，慎思而力行，其心明乎善而无疑，然后其诚立于中而无间，此之谓自明而诚。故或始于学，或终于学。恭惟陛下睿智神圣，过绝天下，自明而诚者，非陛下事也。然臣窃见陛下克自勤励，好学而博览，内无声色游畋之嗜以败冲和之心，外无奇技异能之好以乱专一之虑，乐善好士，尊儒尚德。陛下之于学其汲汲如此者，岂非陛下有至诚之性于始，而资学问之益于后，盖子思所谓自诚而明者哉？夫操至诚上圣之性，充而达之于礼乐，此臣之所以拳拳不胜大愿也。故臣之愚，伏愿陛下照之以至明，动之以笃诚，使有司不以礼乐为治国之故事，先王之遗物，时时陈之，为朝廷之一事耳。为礼于此者曰：「吾君非安于此也，是为容不得不设也」。作乐于此者曰：「吾君非乐听此也，是备物不得不用也」。有司且为是说，而况于庶民乎？庶民有知也，尚复不谕，而况于动天地而感动植乎？故使百姓以礼乐为异观，而治国以礼乐为缀旒者，其始以不诚败之故也。夫陛下之于道德既诚矣，不可间矣，尽万物不可得而眩之矣。夫礼乐者，亦道德仁义之器耳，充是心而达之于圣，奚有难于此哉！臣之所妄为此说者，盖今朝廷礼乐之行，上自士大夫，下达于庶民，未能感化动荡如先王之时耳。陛下将大明先王之礼，以示天下斋庄之心乎？则圣心拳拳，若失不为，则不可以终日，其意以谓吾之为是，非以备无故也。陛下将大兴先王之乐，以除去近世淫慢之音乎？则圣心确然诚乐乎此，而求吾之心其为是非以为好古设也。信笃于内，色见于外，则行是礼也，将有安之之诚，听是音也，必有乐之之意，精神心术与礼乐相和同而为一，何施而不化，何动而不应哉！以陛下之至神，亦养之而已。夫诚之所存，见其效而莫知其故，臣以谓陛下之于礼乐既已如此，则民之望陛下之车服，闻陛下之和銮者，其心必与平日且异矣。夫惟使民观陛下动作而其心与平日异焉，此所以有间可入而动荡其心之端也。夫磬者，器也，击之者，物也。磬之声非其人之声也，然闻者知其人。鱼，微物也，未尝知音也，或闻琴而跃，何也？诚动其中，则无情之声知以其类为应；物感其心，则至微之物不待音而感。能通天子之至诚，而达于治世之礼乐，而民不化上之心者，臣未之闻也。自三代以来，先王之术不明，后世言治者不过取给目前，以夫所谓赞化育，参天地，交无形而接不测，皆以谓高言无实之论。故臣愿陛下充至诚于礼乐，久而不息，积而愈神。则凡先王之时，天地阴阳之应，难至不可得之报，凡教化之深微神妙者，将日至而月盛矣。臣尝以谓汉之好礼乐者，莫如显宗，其于礼乐之文者亦勤矣，而行之无其诚，不闻有至诚善学如陛下之圣也。唐太宗有好学乐善之实，虽未明道德性命之理，其于至诚，则亦近矣。然无慨然拨去末习，比隆先王礼乐之意。伏惟陛下有至诚而朝廷事事必欲仰法尧、舜、三代之隆，此臣所以为是说于今日也。

臣咸言：准中书札子，以臣注《孔丛子》奉圣旨附递投进者。集孔氏之遗书，方成传释；辱汉家之大诏，广示甄收。退省妄庸，实深震悸。臣咸诚惶诚恐、顿首顿首。臣窃以仲尼以还，子思而后，圣嗣不绝，贤才挺生，皆道被于门人，悉教施于侯氏。古今制度，曲尽于讨论；礼乐纲衡，并归于矩矱。成书虽在，历年滋深，盖著非一时，故语类三豕。臣咸伏念上卷盖阙里之事业，中篇乃圣人之子孙。傥绝笔而未明，则后代而何睹！因以吏隙，辄然管窥，取诸史以究寻，用群经而参验，既指归而斯得，复删定以无繁，为注之文，广析其理。然小臣之学古，当真主之好儒，有所述传，岂宜隐去。遂剡其奏，用文于天。岂谓体天法道钦文聪武圣神孝德皇帝陛下惟极宜慈，未尝自圣，虽微言而必采，在介善以无遗，遽降玉音，下从人欲。臣是敢虔效编摩之制，仰尘黈纩之明。虽姓异卯金，素非于广学，倘恩垂乙夜，特赐于详观，诏近侍以刊修，许善工而摹镂，参汲冢之蠹简，大行于时，庶鄹人之绪言，不坠于地，则非独孤生之有遇，抑亦素教之增辉。永期大忠，仰酬鸿造。臣无任干天冒圣激切屏营之至。所注《孔丛子》七卷，□写成五册，附递投进以闻。伏候敕旨。嘉祐三年十二月十日，广南西路诸军州水陆计运转运使兼本路劝农使、朝散大夫、尚书度支郎中、上轻车都尉、赐紫金鱼袋臣宋咸上表。

子思曰：人莫不饮食也，鲜能知味。先儒以别薪辩鲊、食鸡知露栖、食鹅知黑白释之，非也。天之生物，自五谷草木鲜蔬，皆有精华苾芬，具天地中和之气，资生于人，特人未知之耳。饱者陈方丈水陆之产于前，食且厌之；而饥者饮啖茹生，虽粗粝草具，甘之过于八珍。非味之正也，饥饱惑之也，谁能舍去饥饱而味饮食之正乎？且盐止于咸，醯止于酸，椒桂止于辛，食者皆能言之。若以此为味，则味止此耳，若以此为非味之正，则昔人用意于饮食之表者，其必有说也。神农蓄百药而尝之，皆经口所嗜也。今人食五谷草木，而酸咸辛苦杂然其间，取适于口，失其正味，往往以是死者。况欲使之如神农之于味，寒暑、阴阳、燥湿有所弗遗，虽遇毒不死，岂可得哉！《周官》曰：「春多酸，夏多苦，秋多辛，冬多咸」。《夏小正》各辨四时麻麦菽稻、犬豕羊鸡之所宜，此教人知味也。其益于生者则取之，损于生者则去之。惜乎！人终日饮食而弗知也，其得之以生者亦弗知也，其失之以死者亦弗知也。若夫先儒所以释经，特一法耳，非圣人本意。欲用是以教世人，世人必不能，宁终此世而必不知也。因观《本草》，思及先儒之未尽，故备论之。

君子之道，莫大于知人，亦莫难于知人。为国而不知人，国必危；修身而不知人，身必辱；事亲而不知人，或失其孝；事君而不知人，或丧其忠。故君子莫大于知人。人藏其心，不可测度也，美恶皆在其心，不见于色也。佞或似忠，奸或似贤，智或若愚，巧或若拙，深情厚貌，险于山川，故君子莫难于知人。昔者圣人之设教，未尝不以知人望学者也。《论语》二十篇，虽出于门人所记，然其次序先后，亦必祖述吾圣人之遗意。今观一篇之末，曰：「不患人之不己知，患不知人也」。一书之终，曰：「不知言，无以知人也」。此盖夫子常常讽诵之言，故门人得以记之也。至其言知人之方，则曰：「视其所以，观其所由，察其所安，人焉廋哉？人焉廋哉」？是说也，学者皆知之矣，然得其视，未得其所以视，得其观，未得其所以观，得其察，未得其所以察，虽劳其精神、竭其思虑，人固未易知也。吾观子思，其得圣人之所以知人乎？《中庸》之言曰：「君子不可以不修身，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，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，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」。呜呼！此子思尽发夫子之秘，直指知人之道以诏天下后世也。所谓知天者，非若淫巫瞽史屑屑乎吉凶祸福之说也，知天理而已。天之聪明，可一言而尽，以至公之道循自然之理，无以一毫之私介乎其间也。倘吾方寸之中，若天道之公，无人欲之累，湛然虚明，洞见物理，虽天地犹将鉴之，而况于人乎？尝观帝尧之知人，益知子思之言不可易也。夫子曰：「唯天为大，唯尧则之」。尧之心也。放齐荐朱，尧知其嚚讼；驩称共工，尧知其庸违；四岳举鲧，尧知其方命。尧之知人，若是审者，知天故也。吾夫子之门人，得是道者盖鲜矣。子贡方人，子曰：「赐也贤乎哉？夫我则不暇」。其贤之也，盖讥之也。夫子之言性与天道，子贡不得而闻，则其方人，未免出于用智也。子思学于曾子，得夫子之正统，断然以知天之说笔之于书，其过子贡不亦远乎？虽然，知天之道非他求也，人之性，本同乎天，物诱于外，纯白乃丧，反而求之一心，有馀师矣。孟子学子思者，七篇之书，于《尽心》深致意焉，故曰：「尽其心者，知其性也，知其性则知天矣」。言天理之不外乎性也。然则夫子知人之说，得子思而明；子思知天之说，得孟子而明。圣贤之言，更相表里者也。

天下之易知者莫若性，难言者亦莫若性。性者生之质，人所受之于天者也。性不可见而寓于心，隐于吾心而求之，性岂难知哉？然性之端甚微，而其动则杂出于情欲之间，自其外而观之，性与欲殆不可辨。此言性之所以难也。昔者夫子尝言性曰：「性相近也，习相远也」。又曰：「一阴一阳之谓道，继之者善也，成之者性也」。子思尝言性曰：「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」。又曰：「自诚明谓之性，自明诚谓之教」。二圣贤之言，固已较然明甚，故孟子祖述其意，专道性善以晓天下。当时若告子者，屡为异论，终见诎于孟子。至荀卿，乃有性恶之说；至扬雄，乃有善恶混之说；至韩愈，乃有上、中、下之说。孟、荀、扬、韩皆大儒，而言各不同，后人莫敢轻议而益惑矣。吾于四子之说，窃有取于孟子，故不得不助孟子而与三子辩。木之生也，有楩楠、有樗、有栎，为舟、为器、为弓、为轮之不同，而曲直之性则一。水之流也，有河海、有行潦，为泽、为沼、为沚之不同，而润下之性则一。人性亦犹是也。今见人之有智、愚、中人，因谓性有三品，然则水木之性复有几品乎？此韩子之失也。炎上者火之性；厝诸层台之巅可使趋下就下者，水之性，激之数仞之谷，可使在山。人性亦犹是也。今见人之有不善，遂以为善恶混，然则水火之性亦上下混乎？此扬子之失也。至于性恶之说，为害尤大。性本善也，而以为恶，善本诚也，而以为伪，然则朱象乃其本真，而尧舜出于矫饰乎？且世之言性恶者，皆以象藉口，吾观象之行事，适足以见性之善，不知其为恶也。象之谟盖舜也，往入舜宫，舜在床琴。象曰：「郁陶思君尔，忸怩」。郁陶之思，以伪为也，忸怩之颜，以诚发也，欺形于言，愧见于色，象之本心，固知伪之不可为也，其性岂不善哉？使象而性恶，则欺舜之言居之必安，何愧之有乎？《易》言天地之情则于《咸》，言大地之道则于《恒》，至言天地之心必于《复》，盖方群阴剥阳而至于六阴之用事，则天地之心或几乎隐；及一阳动于下，有来复之象，则天地之心始可见矣。人之诱于物也，何异乎阴之剥阳，及其俄然而复，亦一阳之复也。象之忸怩，盖其复性之际，复则不妄，至诚之道也。善言性者，当于《复》观之。

侬智高反广南，攻破诸州，州将之以义死者二人，而康州赵君，余尝知其为贤者也。君用叔祖荫试将作监主簿，选许州阳翟县主簿、潭州司法参军。数以公事抗转运使，连劾奏君，而州将为君讼于朝，以故得无坐。用举者为温州乐清县令，又用举者就除宁海军节度推官。知衢州江山县，断治出己，当于民心，而吏不能得民一钱，弃物道上，人无敢取者。余尝至衢州，而君之去江山盖已久矣，衢人尚思君之所为而称说之不容口。又用举者改大理寺丞，知徐州彭城县。祀明堂恩，改太子右赞善大夫，移知康州。至二月，而侬智高来攻，君悉其卒三百以战，智高为之少却。至夜，君顾夫人取州印佩之，使负其子以匿，曰：「明日贼必大至，吾知不敌，然不可以去，汝留死无为也」。明日，战不胜，遂抗贼以死，于是君年四十二。兵马监押马贵者，与卒三百人亦皆死，而无一人亡者。初，君战时，马贵惶扰，至不能食饮，君独饱如平时，至夜，贵卧不能著寝，君即大鼾，比明而后寤。夫死生之故亦大矣，而君所以处之如此。呜呼，其于义与命可谓能安之矣！君死之后二日，而州司理谭必始为之棺歛，又百日，而君弟至，遂护其丧归葬。至江山，江山之人老幼相携扶祭哭，其迎君丧有数百里者。而康州之人，亦请于安抚使，而为君置屋以祠。安抚使以君之事闻天子，赠君光禄少卿，官其一子觐右侍禁，官其弟子试将作监主簿，又以其弟润州录事参军师陟为大理寺丞，签书泰州军事判官厅公事。君讳师旦，字潜叔，其先单州之成武人。曾祖讳晟，赠太师。祖讳和，尚书比部郎中，赠光禄少卿。考讳应言，太常博士，赠尚书屯田郎中。自君之祖，始去成武而葬楚州之山阳，故今为山阳人。而君弟以嘉祐五年正月十六日，葬君山阳上乡仁和之原，于是夫人王氏亦卒矣，遂举其丧以祔。铭曰：

可以无祸，有功于时。玩君安荣，相顾莫为。谁其视死，高蹈不疑？呜呼康州，铭以昭之。

孔子之后百有馀岁，而七篇之书出；孟子之后千有馀年，而程子之学兴。大道之传，盖亦有时，非人力可为也。然孔孟生于衰世，当时无有识者，此无足怪也。伊川生于明时，一代人物，炳然如华星，虽东坡之贤，尚窃非之，况许其知道者谁乎？乃知天下随俗之人多，而独见之人少也。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仲尼之道，吾于程子不敢有毫釐异同之论。然伊川之门谓学文为害道，似其说未必然也。盖自有天地以来，文章学问并行而不相悖。周公、仲尼，其兼之者乎。自是而后，分为两涂，谈道者以子思、孟轲为宗，论文者以屈原、宋玉为本。此周公仲尼之道所以晦而不明、阙而不全者也。请以六经言之。六经之道，穷情性，极天地，无一毫可恨者。六经之文，则舂容蔚媚，简古险怪，何者为耳目易到之语？是古之知道者，未尝不精于文也。苟工于文章，而不知学问，则大道根源必闇然无所识；通于学问，而不知文章，则古人句读亦不能无窒碍。是皆未可以谈六经也。故太史迁、司马相如、扬子云、韩愈之徒文非不工也，而道德之奥，茫昧无所见，其不可以谈六经也明矣。程子以学文为害道，则于六经渊源虽极其至，而鼓吹天地，讴吟情性，又将何所托也？是安得谓之集大成者乎？故六经句读亦不能无窒碍也。孟轲氏以来千有馀年，乃得一程子，惜夫耻于论文，故六经事业亦或有阙而未备者。信乎，此道之难也！学者欲无愧于六经，无惭于周公、仲尼，则学问固为大本，而文章亦不得为末技也。作《伊川程子论》。

伏念数舍非遥，一官攸系。国风庶见，棘栾是先，绳墨所羁，倥偬无暇。瞻德闳而载耸，摇心旆而实劳。雨露益濡，松槚增远，孝思不匮，福履无他。昔曾参过哀，子思谓其难继；弁人孺泣，尼父称其可传。必惟扶世而道民，有以顺变而就礼。仰蕲宽抑，庸副祷词。

孟子之适魏，正当魏人败于马陵，秦人掳其公子卬，魏之为国可谓困矣。王曰：「叟不远千里而来，亦将有以利吾国乎」？盖其兵屡败，意夫孟子之来，必有奇谋秘计以取胜于邻国，而洗其屡败之过也。故其言曰云云，「一洒之，如之何则可」？所谓「东败于齐，长子死焉」者，马陵之败，掳太子申是也；「西丧地于秦七百里」者，秦取西河之地也；「南辱于楚」，史传失传。惟其屡败如此，故问孟子用兵何若而利，何若而不利也。而孟子则曰：「王何必曰利，亦有仁义而已矣」。惟其言仁义，至于利之一言，则断然以谓「如虎狼之不可近，近之则噬人；如乌喙之不可食，食之则致死」者。然孟子学子思者也。尝问牧民之道何先，子思曰「先利之」。孟子曰：君子之所以教人，亦仁义而已矣，何必曰利？子思曰：仁义固所以利之也，上不仁则下不得其所，上不义则下乐为诈也，此为不利大矣。孟子之学子思，既知夫仁义为利之大，而其对梁王，则终不以利言之，何哉？善夫温公之论：「子思、孟轲之言一也。夫惟仁者为知仁义之利，不仁者不知也。故孟子之对梁惠王，直以仁义而不及利者，所与言之人异故也」。此说可谓尽之矣。盖仁义非无利，仁义之利，可与智者道，难与俗人言也。与世俗而言仁义之利，彼将以利心而求于仁义，果何以得仁义之利哉？杨墨之徒虽曰仁义，一则以利天下而不为，一则以利天下而为之。惟其以利心而求于仁义，虽近仁义，而卒不免于利。故惟孟子则可以与之言，非孟子而与之言，则失之矣。盖可与言而不与之言，则失人；不可与之言而与之言，则失言。知者不失人，亦不失言。孔子之所以罕言利者，罕与世之人言也。夫子之道传之子思，子思之道传之孟子。夫子罕言利，而子思言之于孟子，此子思之所以为善学夫子也。子思既言利，而孟子则不言之于梁王，此孟子所以为善学子思也。譬如医家之用药，此人所用之药，不可以用之于彼人也。君子不以天下俭其亲，为墨子而言则可，为始皇而言之则不可。俭非圣人之中制，为魏晋之君俭啬言之则可，为武帝言之则不可矣。

即日冬令权舆，霜明风劲，恭惟勇退要涂，表仪世道，诚无间断，神相后先，尊候动止万福。某近者僭上□□之教，以赎门籍之荒凉，旋领令嗣承奉赐书，知已上彻电览。乃闻尊体偶违和裕，未敢继驰尺笺，敬诇药石之庆。方引领东望，日切泰山北斗之仰，专使远临，俯授宝帖，联题累牍，蓬荜生光。惊喜下拜，盥手剥缄，仰见郁郁情文，勤渠谦让，如亲侍函丈之间，恭聆金声玉振之韵，感慰无斁。某崦嵫甚迫，衰病日侵，无由可以航一苇，躬拜于岞崿山下，请问平生所疑，以祛其固陋之见，而尺书之敬亦复旷阔，几于自弃。重荷不鄙，矜其荒浅，赐之规正。又蒙振其废惰，复以三目，俾入思虑，将有以儆策而陶镕之，幸甚过望。敢以愚鲁之见，陈于别楮。更乞始终提诲，诚所愿望。某近得车玉峰书，赐报《大学致格传》，未尝忘也，欲以「知止而后有定」一段接「听讼」一段，即是元致格传。某闻之跃然，若不动斧凿，而元词俨然，诚追亡之上功也。后又闻昔日严陵吴守槃亦有此说。见卢新之跋，尝以此说请教于西山叶先生，先生云且去涵养，不知尊明曾闻之否，此说以为如何？某又蒙玉峰以所编《道统录》稿见教，题目甚大，采摭甚详。愚意以为尚欠纲领也，未知曾达尊听否。某窃叹世衰道微，同志绝少，仰惟星渚先生海内范模，扬历且久，不知朝野中可以与之切磋论辨者谁欤？后生晚进有志于学，所以传道授业者谁欤？某孤陋寡闻，待尽穷巷，了无闻知，敢告疏其一二，因便以开其昏蒙，尤所愿幸。使介不敢久淹，谨拜饰笺，恭脩大贶之谢。气候向寒，更乞谨护鼎茵，柱石斯道，大展经纶，以副四方善类之祝。某拳拳无任，不备。

一、《浴沂》一章，区区所疑，已蒙印可，足见大公无我，与人为善之意。佩服，佩服。

一、「无极而太极」一句，某非敢妄疑先哲，但疑其既是无形而有理，则图中圆象非形而何？此周子于《图说》之首，不可无此一句也。然其精密微妙之旨，拓前圣之所未发，自在其中，初无牴牾也。某妄谓当时朱子若说入图上来，则此句有著泊，未必起象山之疑议耳。

一、先贤以《家语》为先秦古书，此句稍宽，竟不知为何人所录。疑其为子思以后子孙所编。如疑颜子窃饭之类，诚为可鄙，决不出于子思之前明矣。若以子思之言證《家语》之失可也，以《家语》證子思之书，于义有所未安。窃谓一部《论语》，门弟子问仁者多矣，夫子止语之求仁之方，未尝有仁字亲切之训。至孟子方有「仁者人也，义者宜也」之语，则疑其得于子思，未必夫子之言也。尊见以为然否，更乞不倦之教。

一、赐问张子言气，周、程言理，旨意不同。某窃谓理气未尝相离，先儒不相沿袭，虽言不同而未尝相悖。言气者是以气为道之体，理已在其中；言理者是以理必乘气而出，气亦在其中。虽有形而上下之分，然道亦器也，器亦道也，二之则不是。张子言气数段，朱子固尝置于《近思录》道体门中，此意可见。朱子又曰：「张子说得是好，终是生受辛苦」是也。伏丐尊照。

一、赐问几有吉凶，夫子与朱子之言不同。某窃谓周子曰「诚神几，圣人也」，此言圣人之几在诚神之间，自是有吉无凶。又曰「诚无为，几善恶」，此言众人之几既有善恶，安得无吉凶？若众人之几能动以正，亦无凶之可言。夫动以正者，天理之本然也；动不以正，此人欲之或然。言虽不同，实不相悖。伏乞尊察。

一、赐问伊川言奉祀之人是继室所生，当以继室配，为不易之礼，固为的确。所谓不易之理者，祭祀时母子一气感通也。然于礼有所未尽，是或程子有为而言也。或有谓《春秋》之法，以元妃配，而继室不得配，故程子如前之云，未可知也。但今所谓继室与古之继室不同。古者诸侯一娶九女，若元妃薨，凡继室皆其妾媵也。虽有子，不得并配。今之所谓继室，亦皆礼聘，与元妃固等夷耳，但有先后长幼之分，所以不可不并配。今之庶母却合古者继室之义，虽有子，死当祔于妾祖姑，别室以祀之。有此曲折未尽，未审尊见以为如何。敢乞开晓。

自昔圣人大经大法，所以宅天衷，立民极，定万世之标准者，悉已去籍于春秋之末。吾道失统而下归于孔子，删《诗》，定《书》，系《周易》，作《春秋》之外，它无书也。今《大学》之篇，郑康成谓之通论，以为记博学可以为政也，何其陋哉！孔颖达方以首章为经，乃曰：此经从盛以本初，又从初以至盛，上下相结，粗释文体，而文义未明。历千五六百年，莫有知其所自出。至本朝，程子始曰：「此孔氏之遗书也」。既刊定之，又从而表章之，以为初学入德之门。施及朱子，遂断之曰：经一章，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；传十章，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。《或问》中又言子思以授孟子无疑。然则曾子之门人，孰有出于子思之右？其为子思之书乎。朱子序曰：《大学》之书，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。又曰：是书垂世立教之大典。后世学者方识此书之全体大用，坦然大明矣。其始也，遭秦大禁，断续残编，出于屋壁之中，韦编烂脱，竹简淆乱。汉儒掇拾整比，使后世犹得见圣贤之遗经，可谓有大功于名教矣。然则求全于大坏之馀，觖望于既得之后，未止于至善，亦人情之不能无恨于此。而况世变风移，师殊旨异，非一时之所能骤正也，于是随文释义，而不知其纲目之相统，承讹踵缪，而不能问其血脉之不通，穿凿傅会，而不思其义理之差舛，晦蚀因循，于是讹益讹而误益误。二戴不疑也，郑康成、孔颖达不疑也，汉唐诸儒亦不疑也。至二程子，方敢倡言之曰：此为错简，此为脱简，此字当作某字，此句明注为衍。学者如醉得醒，如寐得觉，方知圣人本意简易明白，未尝有艰辛险绝之辞。只第二句「新」之一字稍生，则已讹而为亲，讲解者百馀家，未尝顾传中三「新」字之相应，真是枉读圣贤之书。程伯子先取三纲于揉杂之中，列于首三句之下，自是一规模也。程叔子乃寘于首一章之后、七传之先，又一规模也。《淇澳》一章，二程子皆于诚意传后，取而寘于「殷未丧师」之前。朱子不是之从，乃独殿于至善传之末，以其内有「盛德至善」之句可證也，又以「没世不忘」为至善之极，考之可谓审矣。惟有致知格物一传独亡，自汉儒以来，未尝言其亡也。今以经统传，则知其首尾森严，以传承经，则知其义理精密。亡此一传，粲然易知。况致知是《大学》最初用工处，诚意工夫是从致知做将来，此一传之不可缺也明矣。此传既缺，则何以为明明德之基，何以为新民之本，又何以知至善而止也？于是朱子不得已而追补之，字义非不亲切，旨意非不分明，熟复玩味，终是后世之词，不如古人之宽厚，而朱子亦自以为未善。故存斋必大问：「所补致知章，何不效其文体」？曰：「亦曾效而为之，竟不能成」。以朱子之义精笔健，岂有所不足于此？然古人风气不同，不得而强用其力也。每读《大学》至此，未尝不为之掩卷太息。咸淳己巳，得黄岩玉峰车君书，报予曰：「致知格物传未尝亡也，自『知止而后有定』以下，合听讼一章，俨然为致格一传」。于时跃然，为之惊喜，有是哉，异乎吾所闻也！茍无所增补而旧物复还，岂非追亡之上功乎？虽然，程、朱三先生玩索非不久，离章析句非不精，而不以为传，何哉？必有其故矣。予尝反复而思之，此传之亡也，我知之矣。此传错简于「至善」之下，其逃亡也为甚切，其掩藏也为甚密，盖其承上句也为甚紧，此三先生所以确然信之而不以为疑。然三先生不以为疑，后学乃敢一旦而更之，无乃僭妄乎？夫天下所不可易者理也，二程子不以汉儒不疑而不敢不更定，朱子不以二程已定而不复敢改，亦各求其义之至善而全其心之所安，非强为异而茍于同也。况朱子亦未尝截然而不相参也，予为之条疏于后。夫以经统传，以传附经，则其次第可知者，此朱子之言也。此章若为经文，则上无所统而下无所附，一也。两「止」字之相应，承接固紧矣，两「明德」之相应而承接，岂不为尤紧，二也。以朱子之所补，文体难于凑合，孰若移此章为传，而文气宛然，不失旧物，三也。以致知格物之不可无传，而此章于此处尚可缓也，用其本有，以补不足，不动斤斧，四也。古人不区区于字义，只说大意，而字义在其中。况此既有「知」字、「物」字，自然为致格之一传，五也。致知云者，因其已知，推致于极之谓。知止知也，至于定静安虑而后得所止，岂非致其知乎？六也。物则有本末，事则有先后，知其本之当先，末之当后，是谓致知在格物也。听讼者末也，无讼者本也，无情者不得尽其辞，大畏民志，此物格矣。此之所谓知本，即此之所谓知至也，七也。听讼一章，元在「止于信」之下，程子进而寘之经文之下。朱子乃列于诚意传之上，曰：以传之结语考之，则其为释本末之义可知。以经之本文乘之，则知其当属于此可见。则知朱子亦未尝不以为当在此，八也。朱子听讼章句曰：「观于此言，可以知本末之先后」，以此可以知止，一章甚明，九也。《或问》又曰：知止云者，物格知至，而于天下之事皆有知其至善之所在，则吾所当止之地也。未尝不以知止为物格知至，十也。以朱子之语参互较之，则固以为致格传矣。然勇于补而不勇于移，何也？以诚意一章观之，至易箦前数日改犹未了，假以岁月，乌知其不遂移也邪？朱子曰：「义理尽无穷，前人恁地说，亦未必尽。须是自把来横看竖看，尽入深，尽有在」。此可谓开后人穷理之门，而不限以一定之见。是心也，大公至正之心也。欧阳公亦曰：「经非一世之书，传之缪非一人之失，刊正补缉，非一人之能也。学者各极其所见而明者择焉，以俟圣人之复生也」。其言精切而深远，广大而公平，既不以己说自是，亦不敢厚诬后世之无人。予于是深有味于车君之言，而为之论，与同志共评之。

予每读《中庸集注》，以《家语》證《中庸》之有缺有衍，私窃疑之。因书与赵星渚言，答曰：「文公谓《家语》为先秦古书，无可疑者」。因求《家语》之始末，而益有大可疑，请从而论之。

考古非易事也，此先儒之所甚谨，岂后学之所当妄议？必学博而理明，心平而识远，殆庶几乎得之。盖学不博不足以该贯群书之言，理不明不足以融会群书之旨，心不平则不能定轻重之权，识不远则不能断古今之惑。予不敏，何足以知之？窃尝谓学者莫不读《论语》也。自汉以来，诸儒名家亦莫不笺释《论语》也。至我本朝，伊洛、紫阳诸老先生出，而《论语》之意始大明，曰脱简，曰错简，曰衍文，曰缺文，曰某当作某，始敢明注于下，然未有定《论语》为何人所集也。固尝曰此《鲁论》也，此《齐论》也，此为子贡之门人记矣，此为闵子之门人记矣，此成于有子、曾子之门人矣。然子贡、闵子、有子之门人，后世不闻其有显者，惟曾子传得其宗。当时执删纂之柄者，岂非子思乎？吾闻夫子年三十有五，而弟子益进，辙环天下几四十年，登其门者凡三千人，其格言大训，宜不胜其多也，岂《论语》五百章所能尽哉？于此五百章之中，而高第弟子之言居十之一。七十子之言不能载也，三千人之姓名不能尽知也，况其言乎！呜呼，《论语》之书精则精矣，而于夫子之言未可谓之大备也。宜乎诸子百家各持其所闻，而发越推阐，莫知所以裁之。毫釐之差，千里之谬，固有不能免者。予读《家语》而得《论语》之原，其序谓：当时公卿大夫士及诸弟子悉集录夫子之言，总名之曰《家语》。斯言得之矣。正如今程子、朱子之语录也。盖颜子之所闻，曾子未必知也，子贡之所闻，子游未必知也，齐、鲁之君问答，二国不能互闻也。以今准古，揆之以事，度之以理，不有以大会萃为一书，则散慢而无统，浩博而难求，门人何以别其精微？故曰《家语》之原乎。然记者非一人，录者非一人，才有高下，词有工拙，意有疏密，理有精粗，纷然而来，兼收并蓄，亦不得而却也。于斯时也，七十子既丧，而大义已乖，骎骎乎入于战国矣，各剽略其所闻，假托其所知，纵横开阖，矫伪饰非，将之以雄辞诡辨，以欺诸侯，以戕百姓。其祸根盘结于海内，紫乱朱，郑乱雅，大道晦蚀，异端抢攘，诬圣言，误后世。此有识者所以夙夜寒心，思有以拯之，不得不于《家语》之中采其精要简明者，集为《论语》，以正人心，以明圣统，以承往绪，以启来哲，为悠远深长之计。其滔滔横溃于天下者，固不能遽遏绝也。俟其祸极而势定，则大本大原，正大光明，巍然与日月并行于天，千万世之下，莫不于此而宗之，其功又岂在禹下哉！当是时也，任是责者非子思子，吾将畴归？故曰集《论语》者必子思子也。始著书以幸后学者，亦必子思子也。《艺文志》有《曾子》十八篇，此不过记录之书也；《子思》二十三篇，若《中庸》、《大学》，则子思著作之书也。以《论语》之体段推《家语》之规模，大槩止记而已。然精要简明，既萃于《论语》，则其馀者存于《家语》，虽不得为纯全之书，其曰先秦古书，岂不宜哉？虽然，予尝求《家语》之沿革矣。其序故曰：当秦昭王时，荀卿入秦，王问儒术，卿以孔子语及弟子言参以己论献之。卿于儒术固未醇也，而昭王岂能用儒术者哉？可谓两失之。此《家语》为之一变矣。于是以其书列于诸子，得逃焚灭之祸。秦亡，书悉归汉，高堂生得《礼》古经五十六卷，经七十篇，记百三十一篇。注云：七十子及后学所记。此岂非《家语》之遗乎？河间献王得而上之，宣帝时后仓明其业，乃为《曲台记》，授戴德、戴圣、庆育三家，大戴删其繁为八十五篇，小戴又删为四十六篇。育无传焉。马融传《小戴礼》，又足《月令》、《明堂》、《乐记》三篇，郑康成受业于融，为之注解，究其原，多出于荀卿之所传，故《戴记》中多有荀卿之书。班固曰：《孔子家语》二十七卷（卷与篇不同。）。颜师古已注云：非今所有之《家语》。成帝时孔子十三世孙衍上书，言戴圣近世小儒，以《曲礼》不足，乃取《孔子家语》杂乱者及子思、孟轲、荀卿之书以裨益之，总名曰《礼》，遂除《家语》本篇，是灭其原而存其末也。以是观之，《礼记》成而《家语》又几于亡矣。予于是有曰：《论语》者古《家语》之精语也；《礼记》者后《家语》之精语也。今之《家语》十卷，凡四十有四篇，意王肃杂取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、《荀》、《孟》、二《戴》之绪馀，混乱精粗，割裂前后，织而成之，托以安国之名。舍珠玉而存瓦砾，宝康瓠而弃商鼎，安国不应如是之疏也。且安国武帝时人，孔壁之藏，安国之所守也，不能以金石丝竹之遗音正曲台之繁芜，其功反出于二戴之下，必不然矣。是以朱子曰：《家语》是王肃编古录杂语，其书虽多疵，却非肃自作。谓今《家语》为先秦古书，窃意是初年之论，未暇深考，故注于《中庸》亦未及修。故曰《家语》为王肃书，此必晚年之论无疑也。吁，《家语》之书，洙泗之的传也，不幸经五变矣。一变于秦，再变于汉，三变于大戴，四变于小戴，五变于王肃。洙泗之流风馀韵，寂然不复存。以古《家语》正《中庸》，其词甚悫，其义甚明，奈不可得而见也。以今《家语》正《中庸》，终恐有所未安。以朱子晚年之论，久之未必不改也。学者胶柱而调瑟，却成大病，是以不容不论，惟明者择焉。

或有问者曰：二篇之析，子固有證矣。然则性之与教亦有不同欤？曰：非不同也，正以其所指以示人者各有义也。推其性之所自来，则人与万物同一原也；推其性之所实有，虽天地之健顺亦不外此教，非不同也。曰修道，指其当行之路也。曰明诚，指其当知之理也。知而后能行，行固不先于知也。夫性最难言也，原其继善成性之初，理与气未尝相离也；推其极本穷原之义，理与气不可相杂也。于不可相杂之中，要见其未尝相离之实，于未尝相离之中，要知其不可相杂之意，方为淳粹峻洁，不悖厥旨矣。夫气者性之所寄也，性者气之所体也。舜之命禹曰人心、曰道心，此分理气而并言。《汤诰》曰降衷，刘子曰受中，此于性中独提理言，所谓性即理也。告子曰食色、曰生之谓，此于性中独提气言，故曰不识性也。子思子曰天命，则理气混然在中，曰喜怒哀乐，本乎气者也。特以其未发，无所偏倚，故谓之中，此气而含理也。发而中节，发亦气也，有理以帅乎中，故发而能中节矣。中和之中，主静而言理也，性也，体也；中庸之中，主动而言德也，情也，用也。今既以《中庸》名篇，而「中庸」二字不见于首章，何也？曰：道也者非它道也，非可离之道也，即中庸之道也。曰不可离，岂非日用常行之道，是曰庸乎？是以君子戒惧乎未发者，所以养此中也；谨独于将发者，所以审此中也。惟中而后可庸也。虽天地位，万物育，亦庸也。非圣人推极其中和，则天地亦有时而不位，万物亦有时而不育。此感应必然之理，非天地本不位，万物本不育，必待圣人致中和而后位育也。故首章非无中庸也，盖中庸之义已默寓于道之中。不然，则次章忽曰「君子中庸」，与首章全不相属，恐子思子之文章决不如是之无原也。吁，不观汉儒之训故，不知关洛诸子义理之粹明，不观《中庸》之辑解，不知朱子《章句》之精密。仆窃妄意而犹有疑焉者，以此书章节散漫，易于错简，朱子止从其旧，乃于中提出关键字为之联络，固为甚密。自次章以「知仁勇」联络之，自十二章至十九章以「道之费隐」联络之，自二十一章至三十二章以「天道」、「人道」联络之，于第二十章又以「包费隐，兼小大」起天道人道之旨，不复有纤毫间隙之地，其用工于此书可谓密矣。皆所以开后学之耳目，发往哲之精神，而仆复何疑焉？但第三章既是第二章之结语，第五章亦为第四章之结语，各分为二，疑其太密也。第七、第九章，朱子既曰「承上起下」，则是文相属而意相连矣。窃疑止是一章，恐不必分也。第四章初言过不及，此固申中之义，次言人莫不饮食，岂非庸乎？第十一章索隐行怪，此非常者明矣。半涂而废，此不能常者也。不见知而不悔，此固能常者，恐推上「知仁勇」反觉宽尔。费隐之为体用亦精矣，窃意凡言道之费处，皆指日用常行人之所易者也，所以申明乎庸之义也。前言饮食，日用之常也。此言夫妇，人道之常也。天地之间，阴阳感应，庸之大者也。天地而犹有憾者，是阴阳感应之大者也。天地而犹有憾者，是阴阳失其庸也。惟蓝田吕氏以费隐以上论中，以下论庸，此最得子思子之本旨。朱子乃以为未安，思之不得其意。但吕氏此下有以隐为至道，或恐以此为未安也。不然，则子思子反复论中如此之详，不应论庸如此之略也。岂以发越「费隐」二字之精神，故掩其庸乎？又何为有「庸德」、「庸言」两字，露出精神？以是知非忘庸者也。凡显然易见，形于天地之间者，莫非庸也。「费隐」之下当继以「行远自迩」一章，九经之下当继以「大哉圣人之道」，言圣人之道虽如此高大，亦不过在礼经威仪之中，亦庸也。但无此德则不能凝此道，自用自专，反古道皆不知中庸者也。本诸身至百世，以俟圣人而不惑，亦能尽此中庸者也。卒章四称德，亦指中庸之德而言。虽自实用工夫天下平，亦本乎天之所命，无声无臭，非可求之于气也。仆之所疑者如此，恨不及质正于朱子。既不敢自以为然，又不敢自欺曰无疑，抚卷浩叹，若有得焉。与其蓄所疑而长终，岂若暴白其所疑以俟后之朱子云。

无妄之谓诚，不欺其次之，此反训也。子思子又以不二体之，又以纯亦不已体之。人之生也，禀此真实，有仁有义，有礼有智，粲然在中，无感不应，是曰诚明。人之一心，孰无知觉？气质物欲，或锢或蔽，必有先知觉后知，先觉觉后觉。物来顺应，不妄不欺，是曰明诚。前篇曰天命，则性在命中；修道，则教在道中。然非诚则命不能立，非明则道不能行。此诚明之可以为纲，而不可以为目。次章曰至诚尽性，此圣人之诚也。其次致曲，此贤者之诚，学知之事也。杨氏学问思辨笃行之说，朱子于《辑略》亦取之。窃意颜子喟然之叹实似之。形著明动变化六字，程子推出于外，承上章言也。张子推入于内，起下章言也。曰成己成物，言所以为教也至诚无息，推而广之，言天地之诚也。至诚前知，与大舜、文王之所以兴相应，鬼神之德与武王、周公之达孝相应。哀公问政章移「修身」一节入前篇之外，举夫子之答问以起明善诚身之义。窃意夫子之言至「其政息」而止，此下皆子思子之言，申言其政之布于方策者，如亲亲之仁、尊贤之义、等杀之礼，其所以修身修道者，皆明善诚心之功。后之人欲举文武之政行于天下者，尤不可以不明善而诚身也。「博学之」以下，又明善诚身之本，所以为教也。曰「诚者天之道」，以释上「诚」字，「诚之者人之道」，以释下「诚」字。「不勉不思，从容中道」，此言圣人生知安行不待明而诚；「择善固执」，此言贤者必待明而后诚。非明不能择，非诚不能固，皆训释之词也。汉儒悉乱于上，岂有纲领未立，而训释已见？本末先后之无序，何足以为典则之文哉！一篇之中，此章为最长，所以舒徐容与，开亮彬蔚，尽明诚为教之义。复赞仲尼道传四圣，德参两仪，以结至诚尽性，其意已足而犹有馀思，其词已终而犹有馀力。再提至圣至诚，开而又阖，浑浑无涯。至圣以德言，推其所以能尽性配天地；至诚以道言，推大经大本之所自出也。盖能知天地之化育无所倚，惟见此诚肫肫渊渊浩浩而已，至此无得而名焉。故结之曰「苟不固聪明圣，知达天德者，其孰能知之」，言至圣之德非至诚不能为，至诚之道非至圣不能知。诚明、明诚两下极功，关键尤严，归宿尤密，无以加矣。子思子之书见于后世者，止此三篇。《大学》发明曾子之传授，《中庸》发明夫子之精蕴，此篇发明自己之所得。《大学》有三纲八目，为易见也，所以为初学入德之门。《中庸》推性命之大原，阐道德之明教，为难知也，所以为学者最后工夫。此篇以诚明为性，以明诚为教，无形无色，无声无臭，所以为尤难知也。盖其胚胎造化，橐籥贞元，理深而又深，辞密而又密，但见其铿锵乎振家庭之金石，雍穆乎开简策之仪刑。盛矣哉，后世不足以追策其遐躅矣！孟子亲受业于子思子之门，性善养气之论，真发前圣人之未发，可谓传得其宗。但其才高气雄，有英调伟论以驾其仁义之具，或抑或扬，奇采振耀，锋铓所向，石裂山摧。虽子朱子亦每叹服其文章何其妙也！然终未能尽涤濯战国之馀习，警悟超绝之意多，而和平醲郁之味䪥。其所以异于战国者，犹以师友见闻之懿而义利王伯之辨甚严，岂可望子思子之文章，自义理根原正面大体自然流出，淳粹笃厚，无一点疵颣之可指？今观七篇之书，述子思子传授之言，自「在下位不获乎上」至「人之道也」而止，乃《中庸》之残章断简也，「动」字之外，更无他语发明此诚。以是知孟子之得于子思子者尚浅浅，后世之知子思子者尤浅也。韩子知孟子醇乎醇，而不知子思子尤醇乎醇也。濂溪周子心传子思子之道于千五百年之后，而得于子思子者反深。其著于《通书》曰「诚圣人之本」，此以性言；次章曰「圣诚而已矣」，此以教言；曰「诚之源」，曰「诚斯立」，此以天道言；曰「五常之本，百行之源」，此以人道言。终其书，推明诚之义不一而止，精悫邃密，皆孟子之所未发。呜呼！道无古今，学无先后，亦在乎人之自勉而已。此仆之所以确然有俟乎后之朱子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