愿分国邑三千户，以封兄孙奉车都尉山为列侯，奉兄票骑将军去病祀（《汉书·霍光传》）。

陛下躬圣质，总万方，帝王图籍日陈于前，惟思世务，将兴太平。诏书每下，民欣然若更生。臣伏而思之，可谓至恩，未可谓本务也。

欲治之主不世出，公卿幸得遭遇其时，言听谏从，然未有建万世之长策，举明主于三代之隆者也。其务在于期会簿书，断狱听讼而已，此非太平之基也。

臣闻圣王宣德流化，必自近始，朝廷不备，难以言治；左右不正，难以化远。民者，弱而不可胜，愚而不可欺也。圣主独行于深宫，得则天下称诵之，失则天下咸言之。行发于近，必见于远，故谨选左右，审择所使；左右所以正身也，所使所以宣德也。《诗》云：「济济多士，文王以宁」。此其本也。

《春秋》所以大一统者，六合同风，九州共贯也。今俗吏所以牧民者，非有礼义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，独设刑法以守之。其欲治者，不知所繇，以意穿凿，各取一切，权谲自在，故一变之后不可复修也。是以百里不同风，千里不同俗，户异政，人殊服，诈伪萌生，刑罚亡极，质朴日销，恩爱浸薄。孔子曰「安上治民，莫善于礼」。非空言也。王者未制礼之时，引先王礼宜于今者而用之。臣愿陛下承天心，发大业，与公卿大臣延及儒生，述旧礼，明王制，欧一区之民跻之仁寿之域，则俗何以不若成康，寿何以不若高宗？窃见当世趋务不合于道者，谨条奏，惟陛下财择焉（《汉书·王吉传》：又略见《礼乐志》）。

夫妇，人伦大纲，夭寿之萌也。世俗嫁娶太早，未知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，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。聘妻送女亡节，则贫人不及，故不举子。又汉家列侯尚公主，诸侯则国人承翁主，使男事女，夫诎于妇，逆阴阳之位，故多女乱。古者衣服车马贵贱有章，以褒有德而别尊卑，今上下僭差，人人自制，是以贪财趋利，不畏死亡。周之所以能致治，刑措而不用者，以其禁邪于冥冥，绝恶于未萌也。

舜、汤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举皋陶、伊尹，不仁者远。今使俗吏得任子弟，率多骄骜，不通古今，至于积功治人，亡益于民，此《伐檀》所为作也。宜明选求贤，除任子之令。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财，不宜居位。去角抵，减乐府，省尚方，明视天下以俭。古者工不造雕琢，商不通侈靡，非工商之独贤，政教使之然也。民见俭则归本，本立而末成（《汉书·王吉传》：吉以为云云，又言云云。即前疏谓条奏也，今录于疏后。）。

秦始皇时，赵高有罪，蒙毅按之当死，始皇赦而用之。长子扶苏好直谏，上怒，使监蒙恬兵于上郡。始皇东游会稽，并海走琅琊，少子胡亥、李斯、蒙毅、赵高从。道病，使蒙毅还祷山川，未及还，上崩。李斯、赵高矫诏立胡亥，杀扶苏、蒙恬、蒙毅，卒以亡秦。苏子曰：始皇制天下轻重之势，使内外相形，以禁奸备乱者，可谓密矣。蒙恬将三十万人，威震北方，扶苏监其军，而蒙毅侍帷幄为谋臣，虽有大奸贼，敢睥睨其间哉！不幸道病，祷祠山川，尚有人也，而遣蒙毅，故高、斯得成其谋。始皇之遣毅，毅见始皇病，太子未立，而去左右，皆不可以言智。然天之亡人国，其祸败必出于智所不及。圣人为天下，不恃智以防乱，恃吾无致乱之道耳。始皇致乱之道，在用赵高。夫阉尹之祸，如毒药猛兽，未有不裂肝碎首者也。自书契以来，惟东汉吕彊、后唐张承业二人，号称良善，岂可望一二于千万，以徼必亡之祸哉。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，如汉桓、灵，唐肃、代，犹不足深怪。始皇、汉宣皆英主，亦湛于赵高、恭、显之祸。彼自以为聪明人杰也，奴仆薰腐之馀何能为，及其亡国乱朝，乃与庸主不异。吾故表而出之，以戒后世人主如始皇、汉宣者。或曰：李斯佐始皇定天下，不可谓不智。扶苏亲始皇子，秦人戴之久矣。陈胜假其名，犹足以乱天下，而蒙恬持重兵在外，使二人不即受诛，而复请之，则斯、高无遗类矣。以斯之智而不虑此，何哉？苏子曰：呜呼，秦之失道，有自来矣，岂独始皇之罪。自商鞅变法，以殊死为轻典，以参夷为常法，人臣狼顾胁息，以得死为幸，何暇复请。方其法之行也，求无不获，禁无不止，鞅自以为轶尧舜而驾汤武矣。及其出亡而无所舍，然后知为法之弊，夫岂独鞅悔之，秦亦悔之矣。荆轲之变，持兵者熟视始皇环柱而走莫之救者，以秦法重故也。李斯之立胡亥，不复忌二人者，知法令之素行，而臣子之不敢复请也。二人之不敢复请，亦知始皇之鸷悍而不可回也。岂料其伪也哉？周公曰：「平易近民，民必归之」。孔子曰：「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，其恕矣乎」？夫以忠恕为心，而以平易为政，则上易知而下易达，虽有卖国之奸，无所投其隙，仓卒之变，无自发焉。然其令行禁止，盖有不及商鞅者矣。而圣人终不以彼易此。鞅立信于徙木，立威于弃灰，刑其亲戚师傅，积威信之极。以至始皇，秦人视其君如雷电鬼神，不可测也。古者，公族有罪，三宥然后寘刑。今至使人矫杀其太子而不忌，太子亦不敢请，则威信之过也。故夫以法毒天下者，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孙者也。汉武、始皇，皆果于杀者也。故其子如扶苏之仁，则宁死而不请，如戾太子之悍，则宁反而不诉。知诉之必不察也。戾太子岂欲反者哉，计出于无聊也。故为二君之子者，有死与反而已。李斯之智，盖足以知扶苏之必不反也。吾又表而出之，以戒后世人主之果于杀者（《苏文忠公全集》卷五。又见《皇朝文鉴》卷九八，《观澜文集》乙集卷八，《文章轨范》卷三，《文章类选》卷一一，《文编》卷二九，《文章辨体汇选》卷三九五，《名世文宗》卷二六，《古今图书集成》皇极典卷一六五。）！

者：原缺，据郎本补。

轼以谓古者贤君用人，无内外轻重之异，故虽杜延年名卿，不免出为边吏。治效不进，则诘责之，既进，则褒赏之。所以历试人才、考覈事功盖如此。孝宣之治，优于孝文者以此也。马周谏唐太宗，亦以为言。治天下者，不可不知也。

对：欲知帝王之心者，必考其所学之道；欲知帝王之治者，必观其所任之人。在昔唐虞三代之君，以若稽古之学迭相授受。舜之用中，尧实畀之；禹之执中，舜实畀之。其在成汤，所学者建中而已；其在文武，所学者皇极而已。所谓变诈之术，惨刻之法，未尝著之于心，宣之于口。是以治效纯粹，名声彰闻，载祀千百，峣然不可企及，则其所学之道为何如耶？若皋、夔，若契、稷，若伊尹、周公，咸以圣贤之资居辅弼之任。或陈九德，或谐八音，五教于此而敷，百谷于此而播。一德足以致天心之格，大勋足以光盟府之藏。是以都俞而万邦乂，优游而百度举。经传之所载，先民之所谈，铿鍧炳耀，荡人耳目。由今望之，若神人然，则其所任之人为何如耶！帝王既息，降及西汉。言治者必以文帝、宣帝为先，一时治绩，著在史册，班班可考。观其亲饰子女，结匈奴和亲之好，大明信义，致单于渭上之朝，偃兵息民，人以宁谧，可谓有意于抚绥万方矣。闻贾生之贤，则前夜半之席；嘉黄霸之治，则增颍川之秩。才能类进，众职修理，可谓有意于任用之术矣。开籍田以劝农，举孝弟以善俗。综核名实，信赏必罚，可谓有意于设施之要矣。然究其始终，推其功效，往往得于此而失于彼，举其小而遗其大。故制度可修也，而文帝未尝修；德教可任也，而宣帝未尝任。彼岂惮于有为而甘于自弃与？盖其所学非帝王之道，而其所任非帝王之佐故也。何以言之？人君之所为系其所学，学于帝王则足以成帝王之治，学于驳杂则足以成驳杂之治。如符契之相合，如影响之相随，有不可掩者。文帝所学者何道也？刑名之道也。宣帝所学者何道也？杂霸之道也。夫惟二君所学如此，其能如帝王之存心乎？愚故曰：欲观帝王之心，必考其所学之道者此也。天下之大，非一人所能治，必有贤哲焉为之左右，然后可以大有为于当世。如股肱元首之相资，如风虎云龙之相从，有不可废者。文帝所相者何人也？木讷之绛侯，任气之申屠嘉而已。宣帝所相者何人也？好严之魏相，不事事之丙吉而已。夫惟二君所任如此，岂能继帝王之圣治乎？愚故曰：欲知帝王之治，必观其所任之人者此也。夫文、宣之学既如此，文、宣之佐又如彼，其有愧于三代之事业，不必学士大夫乃能知之，虽三尺之童亦知之矣，孰谓班固负良史之才，当笔削之任，而昧于此乎！请为先生申其说。夫周家之治起于文、武，而大备于成、康之时。汉氏之业创于高、惠，而涵养于文帝之世。然则成、康也，文帝也，皆守成之君也。孟坚于是称之曰「周云成、康，汉言文、景」，盖论其守成之时相类如此，非谓其心之所存，治之所致可以比夫成、康也。必欲责文帝以礼乐庶事之备，其如无成、康之学何？其如无成、康之佐何？商、周中否，王业扫地，赖高宗、宣王而中兴。汉武穷兵，海内虚耗，赖宣帝而复振。然则高宗也，宣王也，宣帝也，皆中兴之君也。孟坚于是赞之曰「可谓中兴，侔德商宗、周宣」，盖论其中兴之效相类如此，非谓其心之所存，治之所致可以比夫商、周也。必欲责宣帝以嘉靖商邦，明文、武之功业，其如无商、周之学何？其如无商、周之佐何？呜呼！世已远矣，二帝三王之不可复见矣。有君如文帝，如宣帝，犹以所学非其道，所任非其人，遂不足为纯粹之治，况于晋、唐之陵夷乎？必欲举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之道，而又得皋、夔、稷、契、伊、周之臣，则千载一时，端在今日。恭惟主上扩帝王之量以抚宁方夏，体天地之德以覆育群生，绵宇固已阜安，民心固已爱戴。方且日与一德大臣，缉熙百度，润色洪业，可谓得帝王之道而又得帝王之佐矣。算功见效，岂炎刘之君敢冀其万一哉？是以执事先生推《天保》报上之诚，作为问目，俾诸生兼举而毕陈之。夫西汉抚绥之方，任用之术，设施之要，凡得失优劣之可言者，愚盖详言于前矣。至于今日之治可得而形容者，则遽数之不能终其物，悉数之乃更仆未可终也。姑取诗人之颂以配当今之治，庶几乎美盛德形容之义。迹夫「载戢干戈，载櫜弓矢」，则《时迈》之颂可以形容矣。「多黍多稌，亦有高廪」，则《丰年》之颂可以形容矣。「郊祀天地，产祥降嘏」，则愿献《成命》之颂可乎？「设业设虡，肇新雅乐」，则愿献《有瞽》之颂可乎？籍田所以劝农也，何愧《载芟》之所作？原庙所以奉先也，何愧《丝衣》之所陈？兴崇太学，足以掩「在泮」之美。务农重谷，足以掩「在坰」之颂。至若躬祀太一，祈民福也；禁止渔捕，遂物性也；捐减田租，裕民力也；刊定法令，明国章也。是以仁增而益高，泽厚而愈深。欢颂沸腾，和气充溢。上焉日月星辰顺其序，下焉草木鸟兽安其生。自非吾君之仁，吾君之德，则何以臻兹？乃若运至化于一堂之上，纳生灵于太和之域，熙熙怡怡，使百姓日用而不知，谓帝力何有者，则又非诸生所能形容也。

昔汉宣帝。休明允塞。烜中叶之英声。示远人以文德。既而幸甘泉以居正。朝呼韩于有北。锡之绂冕。俾之藩翊。位居侯王之上。侍在轩墀之侧。服之孔备。垂悬绶之腰章。发则有馀。映切云之首饰。且会朝之次。昭明孔融。虽加之以礼。实诱之以衷。厥锡既殊。荷荣华之宠命。其仪未习。懵衣服之在躬。此实可以阅帝聪。播皇风。亦何必贶玉帛之资。空成耗国。锡金石之乐。用表和戎。夫爵以赏功。服以旌礼。懿尔容之中顺。故我命之光启。矧乃来兹凤阙。踰彼龙沙。知汉德之全盛。厌胡俗之幽遐。齐缟带于周行。独明向化。异元冕于丑类。岂曰乱华。锡之不闻于屡褫。崇之岂俟夫三加。想夫解辫怀恩。动容思媚。乍重译而献款。或稽颡而奉贽。使偫方之闿乐。由一人之锡遂。锵之玉佩。顾韦韝而多惭。颖以金貂。与厖服而自异。是使孔炽之类。率服而莫违。悍戾之属。束带而共归。知子之来。赠同杂佩。彰君之化。德乃垂衣。殊沐猴而可作。方戴鹖而有威。今我后散皇明而驰圣听。致戎夏之克定。勤厉理而明弼谐。故蛮夷之允怀。尚冠带于万里。舞干羽于两阶。彼长缨之与五饵。何斯道之孔乖。

善乎，班生之论曰：「孝宣功光祖宗」。愚不暇并举文、景、武、昭之事，略条陈高帝之成败而论之，于孝宣窃有所喜，而复有所恨，盖恨其不如高帝之宽容大度，而喜其功光于高帝者四也。客有过而叹曰：「吁，三王以来，拨乱英雄之主，未有如高帝者也，而以为孝宣之功过之。咄哉，子之迂也」！愚曰：然，人能碎千金之璧，不能无失声于破釜；能搏猛虎，不能无变色于蜂虿之螫。客不能无怪于吾言似矣，而未知高帝、孝宣之所以为优劣也。夫孝宣何如主也？中兴之贤主也。其涵养天下，比高帝为优；其听断之勤，比高帝为优；其礼貌大臣，比高帝为优；能使蛮夷慕义而单于降服，比高帝为优。方嬴秦疲弊天下，汉高起沛，谈笑而麾之。入关之日，首以三章约法，斯民始有息肩之望。为帝计者，正宜除苛解烦，以与天下更始，而犹勤兵不解者连年，则其意不在民而在兵。责以汤武之师东征西怨者，有间矣。至孝宣则不然，方地节初，始亲政事，遣使十有二，循行天下，问民疾苦。今日下诏则恤民，明日下诏则又恤民，诏凡数四，为民而下者半。时则有循吏无酷吏，德政沛然，有成康之风，则其涵养天下，视高帝为何如？汉兴之初，天下草创，帝方躬亲听览，日与二三大臣谋谟治道。已而天下廓然无事，帝意少解，听朝少弛，而晏閒数矣，将相大臣日益疏而嬖宠亲矣，戚姬之爱迁而国本摇矣，自是而听览不讲矣。至孝宣则不然，方躬亲政事之初，宵旰视朝，五日不听事，群臣奏对则亲省之，天下疑狱不决者则亲省之，丞相御史举冤狱者则亲省之。方冀州有寇窃之变，京师有桴鼓之警，则恻然感张敞之功，复使就职，而河内以安。呜呼，孝宣可谓厉精政事矣，则其听断之勤，视高帝为何如？方楚汉角力而争雄长，帝得三杰而用之，以麾下精兵、大将军之印付之韩信，以关中金城之固付之萧何，以腹心肝膈之寄付之张良。一旦志得意骄，猜间诸将，视淮阴不啻雠仇，卒缚而辱之，无礼甚矣，独不知大失国体也，而忍为是屈辱也哉？至宣帝则不然，委寄丙、魏，不移如山，相与图回中兴事业。且如丙吉自地节三年居相位，至五凤元年死矣。其在相位仅四载，而四载中，河南杀人，连岁大旱，朝廷议者皆咎吉而帝独信之。至魏相以小累被劾，虽赵京兆欲挤之死，而帝独眷之不少怠。中兴之功，虽二子之力居多，亦孝宣任之确也。则其礼貌大臣，视高帝为何如？夷狄之为患，自五帝三王所以不免者，高帝与之区区较胜负于矢石之间，卒有平城之败，高帝之愤甚矣。孝惠、文、景，历四世而不能报，孝武以雄才大略，虽穷追远讨而不能臣。及孝宣中兴，信威北夷，不烦一矢而单于称藩，雪祖宗积年之愤，天下快之。则四夷慕义而来降，视高帝为何如？愚故曰：「于孝宣窃有所喜者，此也」。客曰：「若如所云，则孝宣果中兴之贤主也，而谓不及高帝之宽容大度，又何以辨之」？曰：孝宣所最优者，信赏必罚，高帝所不及也。故高帝之兴也，平生所至恶者无出雍齿，杀之可也，而反封之，何其罚之不必也？平生所至有恩者无出丁公，赏之可也，而反戮之，何其赏之不信也？孝宣则曰：「有功不赏，有罪不诛，虽尧舜不能以致治」。故杀广汉，赏王成，所以为赏罚之审也。高帝之兴也，刻印以封六国，始欲赏矣，未几以留侯之言而罢之，又何赏之不信也！下吏以按萧何，始欲罚矣，未几以群臣之请而出之，又何罚之不必也！孝宣则曰：「掖庭张贺有旧恩则报之，媪御侍养之不谨则斥之」。所以为赏罚之审也。然而高帝于赏罚则以宽容大度得之，孝宣则以烦碎苛察失之。高帝之意，若曰刻印而复六国，使必行之，则六国必有变乱之祸；下吏以按萧何，使必戮之，则有杀功臣之嫌。至于王成之增加可无赏也而必赏之，是必谓高帝之销印为谬也；广汉可无死也而必戮之，是必谓高帝赦萧何为谬也。高帝之意，岂不知丁公有恩于己，而雍齿可恨哉？以为平生恨齿者私嫌耳，不可以私嫌而滥罚；丁公于己私恩耳，岂可以私恩而加赏哉？故掖庭张贺之旧恩可无赏也，而必报之，是不谓丁公之不当遭戮也？媪御养侍之不谨可无罚也，而必仇之，是必谓雍齿之不当封侯也。孝宣功光祖宗，于是亦少贬矣。愚故窃有所恨者此也。客唯唯，请毕其说，愚于是不复论。

问：昔汤居亳，地方不过七十里，德茂于内，淑闻四驰，天下望之，若云霓之在旱岁。遂及其身，享有大宝，传五六百载。其遗统馀绪，微而不绝。武丁因之，朝诸侯，有天下，犹运之掌。周文王之治岐也，亦百里之国，端本正始，载于闺门，德教道化，远渐江汉。虽大勋未集，而三分天下有其二。武王绍兴，克承丕烈。后世厉王失道，天下板荡；幽王荒废，褒姒灭之。然而德泽之美，风俗善人心者，犹未卒斩。故《风》、《雅》之变，尚知止乎礼义，民之允怀，未能弭忘，子孙相承，复五百馀年然后已，何其懋哉！五伯桓公以元侯之重，据十二之地，挟王室以令诸侯，周旋数十年，而功名止乎九合，劫辱于曹沬，见欺于陶涂。智力之强，盛年有所不伸，宁足以传无穷而庇嗣续乎？王伯之道，优劣异效甚矣。汉宣帝持杂伯之说，鄙成周之政，元帝言之，愤然不以为是，其为论驳矣。考之前史，宣帝之起，实继昭帝，强明俊发，汉道复兴，为政之效，优于文景。孝元承中宗之后，尊儒重道，有意乎商周之为，卒之优柔纵弛，纲纪弗振。汉之衰微，乃自此始。王伯之效，何其悖于昔耶？诸君试详言之，庶有以质前世之事。

论曰：以一人而作新天下，亦运诸此心而已，神乎心之用也！举天下之大，斡旋阖辟，有非智巧之所能，而精神之地一日用其力焉，则治之功用随之，此其故何也？盖吾心之蕴者为精，而其发者为治。求治于天下，不于其治，而于其心，则沉潜于未发之先，激扬于既发之后，风采所至，怠必奋，弛必张，事物条理，而政治精明，特吾心一运量之顷尔。地节、元康之政，汉治更始之日也，帝之精神晦藏亦甚矣。一旦权纲反正，而与斯世更新焉，不致力于其他，而汲汲于此心之用，一念奋而百废兴，帝之所操何其约也！方其韬晦，则精蕴于心，及其奋发，则精见于治，中兴之盛，其可以心外求之乎？孝宣厉精为治，请以是明班固之意。尝谓治道之精神在于人主，而人主之精神在于一心。含洪停蓄，心之体也；光明发越，心之用也。其虚灵之妙，主宰之神，存诸方寸者虽微，而万化之枢纽、百为之纲纪系焉。帝之所以帝，王之所以王，无非吾心精者为之也。今夫日月星辰之运行，阴阳寒暑之代谢，人莫不以为天之功，而冥冥之中，乾实主之。大《易》之赞《乾》，既曰「刚健中正纯粹」矣，而管摄之妙，独归于「精」之一辞。精也者，其乾道变化之根乎。吁，乾，天也，君也。天以乾运，而精之用见于四时；君以心运，而精之用见于政治。二者盖同一机括也。宣帝之为君，固未足以语此，而更始一意，独得于此心之用，愚于是有取焉尔。地节以前帝之于治何如也？弊根之蟠固，蠹冗之浸淫，志气梏于滞固之深，神采铄于退逊之久。民生疾苦，帝非不知也，而未及问焉；吏治得失，帝非不闻也，而未暇察焉。帝于斯时，韬聪明以自晦，则此心之精者未露也；藏智勇以若怯，则此心之精者未奋也。一旦阴翳剥而阳和舒，荐雷震而群蛰起，一时之政，粲然精芒，如太阿之出匣。人孰不曰枢机周密，治之键也；品式备具，治之目也。劳来之褒，所以明劝赏之权；副封之撤，所以防壅蔽之渐。初政施行，班班可纪，致治之美，殆以是基之。然尝观诸帝之心矣，遣使循问之诏则曰「朕所甚闵」，直言箴过之诏则曰「朕所甚惧」。想其闵心一萌，而痒痾疾痛真切吾身；惧心一动，而天地鬼神森布左右。其曰「念虑之不忘」，其曰「朕意之未称」，无非此心之精所著见者。故听断惟精，见于斋居之决，而内治以兴；饬躬斋精，诏及勤事之吏，而吏治以振。二十馀年，田里绝愁叹之声，上下无苟且之意，文学法理，咸精其能。中兴之治，号为厉精，至今在人耳目，是岂出于帝心之外乎！帝果何以得此哉？人之一心，动则汩，静则精。当其韬晦之时，盖有静定之益。阅历之久，则其见精；容忍之积，则其虑精。帝之所得，愚知其出于是矣。虽然，心也者，合理与气，而后有是名也。理足以御气，则其用也纯；气得以胜理，则其用也驳。唐虞三代之治，粹而不杂，精而无间，纯乎心之理也。秦汉而下，英君谊辟时获有为于斯世，而大抵皆以气主之。以帝之精锐，一时之振厉固有馀用，而不能充此心之理，以进于传心精一之地，使汉之为汉仅止于斯，是可慨叹也已。岂惟帝哉，贞观之思治曰厉精也，开元之政事亦曰厉精也，于其气而不于其理，视帝盖一辙焉。帝与太宗犹能勉强支持，帅是气以终身，故不尽见其败缺，玄宗之晚节亦馁甚矣。后之厉精为治，其监于兹。谨论。

汉宣帝兴于闾阎，入纂大统，生民疾苦，靡不周知。及亲万机，励精政事，选择良二千石布列郡国，若王成、黄霸、龚遂、召信臣之徒，率能劳徕流民，劝课穑事。百姓安土，时和岁丰，虽多黍多稌，百室以盈，然谷石五钱，农人少利。粤五凤纪元之四年，大司农中丞臣寿昌言：「岁漕关东谷，厥费不资，宜籴三辅、弘农、河东、上党、太原郡谷，足供京师，可以省关东漕卒过半」。天子可其奏。于是近郡馀粟灌输上都，大费既省而农无贱出之患。寿昌遂请推广其法，筑仓边郡，谷贱则增价而籴，谷贵则减价而粜，名之曰常平仓，用俾农末兼利，家给人足。天子嘉其功，遂下明诏赐寿昌爵关内侯，以答显庸。宜有翰墨登载本末，史阙未补，敢摭实而言曰：国之大本在民，人之大命在谷，谷甚贵病末，甚贱伤农，末病则人散，农伤则国贫。善为国者，必使人不离而农益劝。设有甚贵贱而君不理，则豪商富室操其赢赀，因民之不给，以牟百倍之利。乐岁则乘急贱收，凶年则固闭不出，斯民反覆受弊，亡有已时，欲其安业，不可得也。将使利出一孔而民不困，莫若调其贵贱而御之以准，故管仲通轻重之权，九合诸侯；范蠡用计然之策，破吴霸越；李悝行平籴之法，魏国富彊。明效大验，可考不诬。惟汉受命，传嗣七世，务农振乏，注意匪懈，今布令典，章章具存，独常平之法未克举行。宣帝综核名实，吏称其职，文学法理之士，咸精其能。寿昌以能商功利得幸于上，遂乃斟酌前人之法而用之，言听计行，为万世利。若夫十雨五风，年谷顺成，千仓万箱，充衍盈溢，则是仓敛之以重，谷有所藏，民不告病。设或火旱水毁，五谷不登，室如垂磬，民有饥色，则是仓散之以轻，谷有所出，民不乏食。轻重歛散，各以其时，虽有金之贾，且不能徼利以困民，寿昌之蒙显赏，不亦宜乎？尝试论之，天下有大利，致之者圣也；人臣有良策，行之者君也。宣帝在位十六年矣，数下恩泽诏书，遣使者循行郡国，冠盖相望，损膳省宰，减乐人使就农，假公田贷种食，弛池籞与贫民，所以周急继困、慰安元元、便利百姓之道甚备。然惠而不费，养而不穷，未有若常平仓之善者，繄谁之力哉？寿昌建议之初，廷臣有吝一时之烦费者，将沮其谋，惟帝决信不疑，卒能行良策而致大利，然则是仓之兴，实帝明断之力也。呜呼，仁哉！若夫筑治有所，蓄藏有数，出纳有节，籍在大农，兹得以略，姑记其为民之意示后人云。

人主有一旦之言，而易其平生之素，君子是以知其老成之定虑也。夫此一人主也，前日之政不裕，今日之论不迫。以其不裕而概之于不迫，则言行之不相顾，几若矫过以自文者。而君子何以知其虑之定？盖人之本心，常定于老成之日也。彼其少壮之时，求速化之术，优裕含洪，自非圣人而谁能？而流于躁切急迫，则昧而不自知。苟君子不姑缓之以徐俟其定，顾以一旦之为而占其晚节之不加进，则人主亦难矣哉。汉宣帝，刚毅之主也，宽大之诏发于黄龙元年，盖帝于是春秋高矣。孝宣务行宽大，请试论之。人主之所见，壮失而老得，不如老壮之均善；始乱而终定，不如始终之全美。岂惟贤君欲为之，将天下之庸君皆欲为之也。然事败于少年，气失于壮勇，曾不如老成之长虑。岂惟庸君病之，将天下之贤君犹皆病之也。夫其均欲之也，而又均病之也，然则天下之君乌可无君子之论！何者？物则不可以兼隆，志气不可以并行。凡血气之盛，皆志气之衰也。形骸之未废，乃天理之未进也。昔者尧舜即位，视耄期如一日。彼其天德之纯全，固不可以老壮而殊异。然天下不多尧舜，或者宜徐俟于其末。《吕刑》一书，非其享国之百年，穆王盖未轻作，而天下亦未轻见此书也。夫墨劓剕宫，前此穆王非不知也；轻重上下，前此穆王非不知也。而恻然哀矜之训，必于垂老之年。噫，亦可见矣！然则世之人主，茍不要其终焉，而需其所见之一定，徒摭其一二事以为优劣，是不信此理之不泯也。汉之人主，虽不足以进帝王之粹，大抵皆颠冥于强壮之时，而儆悟于老成之日。人皆以其强壮者病之，吾固以其老成者喜之。彼高帝也，其去诸将忍矣。然《大风》之歌，「安得猛士」之辞，实发于十年之后。当是时也，忍心何在哉？彼武帝也，其伐四夷勇矣。然轮台之诏，悔过劝农之意，实见于后元之初。当是时也，勇心何在哉？由始而观之，则二帝为少恩。由今而观之，则二帝为至仁。君子幸其有此焉，则一是可以盖百非，而奚暇以咎其昔？孰谓二帝之后而又有宣帝，其始焉不至二帝之失，而终焉有二帝之悟哉。帝也，明敏有馀，果锐有馀，坚忍刚毅有馀，或者于宽大之诏犹有所未明也。夫有所未明也，是以汲汲乎权制法理，而徐徐乎德化礼逊。道妙不存，故绪馀之是用；躬行不至，故堤防之日深。天下虽治，而不知已陷于狭且褊矣。偏见之狭，不可以使宽。私心之褊，尤难于为大，天下固已绝望于帝也。即位三十年矣，前乎此年未有此见，至此而见始定。下诏二十有一矣，前乎此诏未有此言，至此而言始出。假如宽之政，大之事，即行于公卿，即播于万民，亦何足为帝多？独其志气定而本心见，世故熟而见理明，脱去杂霸而窥见帝王之真，深足为帝嘉耳。至治无奇功，盛美无善迹。帝也，亦却而观之矣。谓赏罚之信必，虽僭滥之弊亡；百工之艺精，虽苦窳之患绝。然帝王之风，纯粹温厚之气，不如是之斩也，而亦何贵于此哉。其见之定，其言之决，盖非偶然也。盖尝论之，天下之事，勉强于早为者，不如时至之自然。而覆护于今日者，未必不弃于晚节。故夫图终之主，乃前日败度之人。而即位焚锦绣者，乃滋暮年之奢侈。人之贤否，非观于其终焉，盖未可以目前论也。霜降水涸，涯涘乃见，而善观木者，亦得之于归根，吾是以取宣帝。谨论。

天下之俗，有决不可循而无所变者。澹然宽大，安民俗也；奋然急饬，励民俗也。可以安者其俗激，可以励者其俗缓，人君非强为之治也，因俗而制之耳。果哉宣帝之治，因文帝而制其俗也。涂炭之民未衽席，文帝清净以安之，素朴以先之，汉之民寿其脉矣。宽厚乐易之俗久而不饬，必流于委靡而不能自振，故宣帝反文帝之俗而用之。苟且相安之俗顿革于厉精为治之时，文学法理之士咸精于总核名实之际。使文帝之后而复文帝之治，其弊矣。宣帝知乎此而反乎此者也。崔子真谓有优于孝文，意以此论。要之无有乎优劣之说也。孝宣优于孝文，曰善为政者因其俗，善处俗者因其时。篑桴土鼓不声于箜篌笙笛，茅茨土阶不色于濩艧丹青故也。然彼一时、此一时也，时非圣人所能违，能不失时而已。商因夏，周因商，忠未既，质生焉，质未已，文生焉，非不定为一俗，盖质者反乎忠之极，而文者反乎质之穷也。不自其反者观之，何以知古人之善制其俗哉？甚哉，转秦而汉，何其难也！自灰始弃、木始徙，秦人之欲安息久矣。高帝鞍马五六年之间，定乾坤于百战，民疮痍矣，俗骁雄矣，风俗欲其安也。革秦之暴在高帝，反秦之俗在文帝。自文帝时观之，谇语德色犹秦也，墙屋文绣犹秦也。嗟夫，转秦而汉，何其难也！道德丽矣，百金之台何吝焉；弋绨衣矣，书囊之集何劳焉。天下之俗激，势不容不缓也。帝知处激俗之后，势盖欲其缓也。以和柔循优战国之馀风，以朴素夺易秦人之末习。行之数年，而后昔之喜暴过者今耻言，昔之喜立功者今屏迹。所向一定，越四世而孝宣承之，急病难消，而缓势已易矣。风俗非可复孝文，政事非可复孝文也，故一切而反倒之。文帝刑措不用也，赵、盖、杨、韩之诛吾无憾焉；文帝吏贵不严也，综核功能之绩吾无苟焉。断断乎赏之信，罚之必，名实之覈。遏宽易于威严之日，整颓纲于废弛之时。宣帝能承文帝而反文帝者也。不然，处文帝后，以文帝治，俗弱矣，乌乎强？吏偷矣，乌乎勤？民玩矣，乌乎振？吁，文帝非黄老其心者也，俗激矣，以申韩治，民必残，势不得不出于宽柔。宣帝非杂伯其政者也，俗弊矣，以黄老治，民必慢，势不得不出于刚毅。阴极不生阴而生阳，寒极不生寒而生暑，俗缓不生缓而生激，势之所趋，固至是耳。反俗不异，优劣何以异？勇哉，崔子之论！以是论也，以文帝之治而不能斧钺不朝之王，桎梏受金之吏，惩艾匈奴深入之患。宣帝而吏已称，民巳安，匈奴已款，算计见效。卓卓乎文帝之所为，兹其所以为优也欤。呜呼，效固不当论也，无赫赫之事，有冥冥之功，文帝还汉俗而朴之，重民以厚本之政，目黼黻而心田野，足轩陛而口茅茨。农馀栗也，女馀布也，鸡豚狗彘馀养也。文帝富庶不在乎己，而在乎人；文帝功业不见于卓卓，而见于冥冥。宣帝取文帝之所不急者矫而行之。微帝之道德沉涵在人，吾知宣帝决不右刑罚而必严刻，以自拔其根本者。然则文帝之治譬之春风和气，芬香袭物，阴寓其造化之巧，卒莫名其生育之妙。宣帝之治犹之云行乎天，雷震乎山，未及雨也，而枯槁已有生意矣。此崔子所以以其彰彰者而遽优于孝文也。勇哉崔子之论，以效论也。东都桓、灵之后，汉灰几不燃矣，崔子欲鼓舞而振迅之，激一时之陋俗，挽回汉人之生气，则优宣而劣文也有意哉。虽然，两君亦未尝偏有所尚也。文帝处俗一于缓矣，狱周勃，刑薄昭，何忍哉！匈奴之入形而细柳之劳何勇哉！宣帝处俗一于激矣，相丙吉，退延年，何伤哉！播告之修形而宽仁之务何仁哉！盖文帝以膏粱饵汉俗者也。矫俗虽缓而太柔，则失于无统，故为政未尝不严者，所以济其宽之所不及也。宣帝以药石针汉俗者也。矫俗虽激而太刚，则失于无恩，故为政未尝不宽者，所以济其严之所不及也。文膏粱，宣药石，用术不同，用心则一。

臣照对刘询两任簿书官，合转两官酬赏，得旨依刘尧咨、赵友仁例，特与转行遥郡刺史。臣窃考之，刘尧咨淳熙六年以武功大夫奉使回程，特授荣州刺史，则是以奉使恩而转遥郡，非以簿书之赏也。至八年，始以簿书任满赏特授忠州团练使。赵友仁淳熙四年以在殿陛日久，应奉有劳，将两任簿书任满转两官恩例特典转行遥郡刺史，此询所引之例也。臣考之成法，武功大夫为武臣止法。今来虽有赵友仁例，缘友仁系在淳熙四年，至淳熙十六年太上皇帝即位之初，所降指挥并不许以泛赏迁转，止依条法施行。自此以后，凡所以泛赏引例转遥郡横行者，皆许缴駮，或吏部执奏，终于回授而后已。臣愚欲望圣慈特降睿旨，寝罢刘询带行遥刺指挥，令与依条回授。所有录黄，臣未敢书读。

《汉书》：御史大夫萧望之闻左冯翊韩延寿在东郡时放散官钱千馀万，望之当问事东郡，因令并问之。延寿闻知，即吏按校望之在冯翊时廪牺官钱放散百馀万，遂劾奏，移殿门禁止望之。望之自奏职在总领天下，闻事不敢不问，而为延寿所拘持。上由是不直延寿，各令穷竟所考。望之卒无事实，而御史按东郡，具得其事。望之自陈，愿下丞相、中二千石、博士议其罪。事下公卿，皆以延寿前既无状，复诬愬典法大臣，欲以解罪，狡猾不道。天子恶之，延寿坐弃市。吏民数千人送至渭城，老小扶持车毂，争奉酒炙，莫不流涕。

臣闻有功不赏，有罪不诛，虽唐虞不能以致治。汉宣帝励精庶政，综核名实，信赏必罚，称为中兴。后世或议其仁恩少损，臣谓纪纲不立则何以救中衰之弊？观萧望之察问韩延寿出于至公，而延寿挟私以报之，帝已不直延寿，犹俟有司判其曲直，然后行法。延寿初守淮阳，治甚有名，及守颍川，能变广汉告讦之俗。黄霸继之，因其迹而大治。在郡三岁，令行禁止，断狱大减，为天下最。入守冯翊，满岁称职为真，恩信周遍于二十四县，吏民不忍欺绐。良吏如此，固已希有。至其抵罪，百姓攀车号泣，朝廷岂不闻，亦不能脱其死。或谓刑失之重，然夷考当时，盖于定国为廷尉，罪疑从轻，人自以不冤。又公卿议罪，俱无异辞。则延寿虽有治行，不能掩其罪。以一惩百，宁有不治之患？彼名声不及延寿而罪戾过之者，必无漏网之幸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