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主有一旦之言，而易其平生之素，君子是以知其老成之定虑也。夫此一人主也，前日之政不裕，今日之论不迫。以其不裕而概之于不迫，则言行之不相顾，几若矫过以自文者。而君子何以知其虑之定？盖人之本心，常定于老成之日也。彼其少壮之时，求速化之术，优裕含洪，自非圣人而谁能？而流于躁切急迫，则昧而不自知。苟君子不姑缓之以徐俟其定，顾以一旦之为而占其晚节之不加进，则人主亦难矣哉。汉宣帝，刚毅之主也，宽大之诏发于黄龙元年，盖帝于是春秋高矣。孝宣务行宽大，请试论之。人主之所见，壮失而老得，不如老壮之均善；始乱而终定，不如始终之全美。岂惟贤君欲为之，将天下之庸君皆欲为之也。然事败于少年，气失于壮勇，曾不如老成之长虑。岂惟庸君病之，将天下之贤君犹皆病之也。夫其均欲之也，而又均病之也，然则天下之君乌可无君子之论！何者？物则不可以兼隆，志气不可以并行。凡血气之盛，皆志气之衰也。形骸之未废，乃天理之未进也。昔者尧舜即位，视耄期如一日。彼其天德之纯全，固不可以老壮而殊异。然天下不多尧舜，或者宜徐俟于其末。《吕刑》一书，非其享国之百年，穆王盖未轻作，而天下亦未轻见此书也。夫墨劓剕宫，前此穆王非不知也；轻重上下，前此穆王非不知也。而恻然哀矜之训，必于垂老之年。噫，亦可见矣！然则世之人主，茍不要其终焉，而需其所见之一定，徒摭其一二事以为优劣，是不信此理之不泯也。汉之人主，虽不足以进帝王之粹，大抵皆颠冥于强壮之时，而儆悟于老成之日。人皆以其强壮者病之，吾固以其老成者喜之。彼高帝也，其去诸将忍矣。然《大风》之歌，「安得猛士」之辞，实发于十年之后。当是时也，忍心何在哉？彼武帝也，其伐四夷勇矣。然轮台之诏，悔过劝农之意，实见于后元之初。当是时也，勇心何在哉？由始而观之，则二帝为少恩。由今而观之，则二帝为至仁。君子幸其有此焉，则一是可以盖百非，而奚暇以咎其昔？孰谓二帝之后而又有宣帝，其始焉不至二帝之失，而终焉有二帝之悟哉。帝也，明敏有馀，果锐有馀，坚忍刚毅有馀，或者于宽大之诏犹有所未明也。夫有所未明也，是以汲汲乎权制法理，而徐徐乎德化礼逊。道妙不存，故绪馀之是用；躬行不至，故堤防之日深。天下虽治，而不知已陷于狭且褊矣。偏见之狭，不可以使宽。私心之褊，尤难于为大，天下固已绝望于帝也。即位三十年矣，前乎此年未有此见，至此而见始定。下诏二十有一矣，前乎此诏未有此言，至此而言始出。假如宽之政，大之事，即行于公卿，即播于万民，亦何足为帝多？独其志气定而本心见，世故熟而见理明，脱去杂霸而窥见帝王之真，深足为帝嘉耳。至治无奇功，盛美无善迹。帝也，亦却而观之矣。谓赏罚之信必，虽僭滥之弊亡；百工之艺精，虽苦窳之患绝。然帝王之风，纯粹温厚之气，不如是之斩也，而亦何贵于此哉。其见之定，其言之决，盖非偶然也。盖尝论之，天下之事，勉强于早为者，不如时至之自然。而覆护于今日者，未必不弃于晚节。故夫图终之主，乃前日败度之人。而即位焚锦绣者，乃滋暮年之奢侈。人之贤否，非观于其终焉，盖未可以目前论也。霜降水涸，涯涘乃见，而善观木者，亦得之于归根，吾是以取宣帝。谨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