论曰：以一人而作新天下，亦运诸此心而已，神乎心之用也！举天下之大，斡旋阖辟，有非智巧之所能，而精神之地一日用其力焉，则治之功用随之，此其故何也？盖吾心之蕴者为精，而其发者为治。求治于天下，不于其治，而于其心，则沉潜于未发之先，激扬于既发之后，风采所至，怠必奋，弛必张，事物条理，而政治精明，特吾心一运量之顷尔。地节、元康之政，汉治更始之日也，帝之精神晦藏亦甚矣。一旦权纲反正，而与斯世更新焉，不致力于其他，而汲汲于此心之用，一念奋而百废兴，帝之所操何其约也！方其韬晦，则精蕴于心，及其奋发，则精见于治，中兴之盛，其可以心外求之乎？孝宣厉精为治，请以是明班固之意。尝谓治道之精神在于人主，而人主之精神在于一心。含洪停蓄，心之体也；光明发越，心之用也。其虚灵之妙，主宰之神，存诸方寸者虽微，而万化之枢纽、百为之纲纪系焉。帝之所以帝，王之所以王，无非吾心精者为之也。今夫日月星辰之运行，阴阳寒暑之代谢，人莫不以为天之功，而冥冥之中，乾实主之。大《易》之赞《乾》，既曰「刚健中正纯粹」矣，而管摄之妙，独归于「精」之一辞。精也者，其乾道变化之根乎。吁，乾，天也，君也。天以乾运，而精之用见于四时；君以心运，而精之用见于政治。二者盖同一机括也。宣帝之为君，固未足以语此，而更始一意，独得于此心之用，愚于是有取焉尔。地节以前帝之于治何如也？弊根之蟠固，蠹冗之浸淫，志气梏于滞固之深，神采铄于退逊之久。民生疾苦，帝非不知也，而未及问焉；吏治得失，帝非不闻也，而未暇察焉。帝于斯时，韬聪明以自晦，则此心之精者未露也；藏智勇以若怯，则此心之精者未奋也。一旦阴翳剥而阳和舒，荐雷震而群蛰起，一时之政，粲然精芒，如太阿之出匣。人孰不曰枢机周密，治之键也；品式备具，治之目也。劳来之褒，所以明劝赏之权；副封之撤，所以防壅蔽之渐。初政施行，班班可纪，致治之美，殆以是基之。然尝观诸帝之心矣，遣使循问之诏则曰「朕所甚闵」，直言箴过之诏则曰「朕所甚惧」。想其闵心一萌，而痒痾疾痛真切吾身；惧心一动，而天地鬼神森布左右。其曰「念虑之不忘」，其曰「朕意之未称」，无非此心之精所著见者。故听断惟精，见于斋居之决，而内治以兴；饬躬斋精，诏及勤事之吏，而吏治以振。二十馀年，田里绝愁叹之声，上下无苟且之意，文学法理，咸精其能。中兴之治，号为厉精，至今在人耳目，是岂出于帝心之外乎！帝果何以得此哉？人之一心，动则汩，静则精。当其韬晦之时，盖有静定之益。阅历之久，则其见精；容忍之积，则其虑精。帝之所得，愚知其出于是矣。虽然，心也者，合理与气，而后有是名也。理足以御气，则其用也纯；气得以胜理，则其用也驳。唐虞三代之治，粹而不杂，精而无间，纯乎心之理也。秦汉而下，英君谊辟时获有为于斯世，而大抵皆以气主之。以帝之精锐，一时之振厉固有馀用，而不能充此心之理，以进于传心精一之地，使汉之为汉仅止于斯，是可慨叹也已。岂惟帝哉，贞观之思治曰厉精也，开元之政事亦曰厉精也，于其气而不于其理，视帝盖一辙焉。帝与太宗犹能勉强支持，帅是气以终身，故不尽见其败缺，玄宗之晚节亦馁甚矣。后之厉精为治，其监于兹。谨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