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：欲知帝王之心者，必考其所学之道；欲知帝王之治者，必观其所任之人。在昔唐虞三代之君，以若稽古之学迭相授受。舜之用中，尧实畀之；禹之执中，舜实畀之。其在成汤，所学者建中而已；其在文武，所学者皇极而已。所谓变诈之术，惨刻之法，未尝著之于心，宣之于口。是以治效纯粹，名声彰闻，载祀千百，峣然不可企及，则其所学之道为何如耶？若皋、夔，若契、稷，若伊尹、周公，咸以圣贤之资居辅弼之任。或陈九德，或谐八音，五教于此而敷，百谷于此而播。一德足以致天心之格，大勋足以光盟府之藏。是以都俞而万邦乂，优游而百度举。经传之所载，先民之所谈，铿鍧炳耀，荡人耳目。由今望之，若神人然，则其所任之人为何如耶！帝王既息，降及西汉。言治者必以文帝、宣帝为先，一时治绩，著在史册，班班可考。观其亲饰子女，结匈奴和亲之好，大明信义，致单于渭上之朝，偃兵息民，人以宁谧，可谓有意于抚绥万方矣。闻贾生之贤，则前夜半之席；嘉黄霸之治，则增颍川之秩。才能类进，众职修理，可谓有意于任用之术矣。开籍田以劝农，举孝弟以善俗。综核名实，信赏必罚，可谓有意于设施之要矣。然究其始终，推其功效，往往得于此而失于彼，举其小而遗其大。故制度可修也，而文帝未尝修；德教可任也，而宣帝未尝任。彼岂惮于有为而甘于自弃与？盖其所学非帝王之道，而其所任非帝王之佐故也。何以言之？人君之所为系其所学，学于帝王则足以成帝王之治，学于驳杂则足以成驳杂之治。如符契之相合，如影响之相随，有不可掩者。文帝所学者何道也？刑名之道也。宣帝所学者何道也？杂霸之道也。夫惟二君所学如此，其能如帝王之存心乎？愚故曰：欲观帝王之心，必考其所学之道者此也。天下之大，非一人所能治，必有贤哲焉为之左右，然后可以大有为于当世。如股肱元首之相资，如风虎云龙之相从，有不可废者。文帝所相者何人也？木讷之绛侯，任气之申屠嘉而已。宣帝所相者何人也？好严之魏相，不事事之丙吉而已。夫惟二君所任如此，岂能继帝王之圣治乎？愚故曰：欲知帝王之治，必观其所任之人者此也。夫文、宣之学既如此，文、宣之佐又如彼，其有愧于三代之事业，不必学士大夫乃能知之，虽三尺之童亦知之矣，孰谓班固负良史之才，当笔削之任，而昧于此乎！请为先生申其说。夫周家之治起于文、武，而大备于成、康之时。汉氏之业创于高、惠，而涵养于文帝之世。然则成、康也，文帝也，皆守成之君也。孟坚于是称之曰「周云成、康，汉言文、景」，盖论其守成之时相类如此，非谓其心之所存，治之所致可以比夫成、康也。必欲责文帝以礼乐庶事之备，其如无成、康之学何？其如无成、康之佐何？商、周中否，王业扫地，赖高宗、宣王而中兴。汉武穷兵，海内虚耗，赖宣帝而复振。然则高宗也，宣王也，宣帝也，皆中兴之君也。孟坚于是赞之曰「可谓中兴，侔德商宗、周宣」，盖论其中兴之效相类如此，非谓其心之所存，治之所致可以比夫商、周也。必欲责宣帝以嘉靖商邦，明文、武之功业，其如无商、周之学何？其如无商、周之佐何？呜呼！世已远矣，二帝三王之不可复见矣。有君如文帝，如宣帝，犹以所学非其道，所任非其人，遂不足为纯粹之治，况于晋、唐之陵夷乎？必欲举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之道，而又得皋、夔、稷、契、伊、周之臣，则千载一时，端在今日。恭惟主上扩帝王之量以抚宁方夏，体天地之德以覆育群生，绵宇固已阜安，民心固已爱戴。方且日与一德大臣，缉熙百度，润色洪业，可谓得帝王之道而又得帝王之佐矣。算功见效，岂炎刘之君敢冀其万一哉？是以执事先生推《天保》报上之诚，作为问目，俾诸生兼举而毕陈之。夫西汉抚绥之方，任用之术，设施之要，凡得失优劣之可言者，愚盖详言于前矣。至于今日之治可得而形容者，则遽数之不能终其物，悉数之乃更仆未可终也。姑取诗人之颂以配当今之治，庶几乎美盛德形容之义。迹夫「载戢干戈，载櫜弓矢」，则《时迈》之颂可以形容矣。「多黍多稌，亦有高廪」，则《丰年》之颂可以形容矣。「郊祀天地，产祥降嘏」，则愿献《成命》之颂可乎？「设业设虡，肇新雅乐」，则愿献《有瞽》之颂可乎？籍田所以劝农也，何愧《载芟》之所作？原庙所以奉先也，何愧《丝衣》之所陈？兴崇太学，足以掩「在泮」之美。务农重谷，足以掩「在坰」之颂。至若躬祀太一，祈民福也；禁止渔捕，遂物性也；捐减田租，裕民力也；刊定法令，明国章也。是以仁增而益高，泽厚而愈深。欢颂沸腾，和气充溢。上焉日月星辰顺其序，下焉草木鸟兽安其生。自非吾君之仁，吾君之德，则何以臻兹？乃若运至化于一堂之上，纳生灵于太和之域，熙熙怡怡，使百姓日用而不知，谓帝力何有者，则又非诸生所能形容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