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下之祸，其发有端，其渐非一朝一夕之故。古之明君忧深思远，于念虑言动之微必谨其始，不敢轻作妄举，盖恐毫釐之差，基后世无穷之祸也。夫汉之亡也以外戚，外戚之祸不起于哀、平，而萌芽于武帝。田、窦、卫、霍继踵将相，武帝实启之。唐之亡也以宦官，宦官之祸不生于僖、昭，而胚胎于明皇。杨思勉、高力士持节监军，明皇实启之。故创业垂统之君所以贻厥孙谋者，预为之防，曲为之制，遏绝祸乱之原，莫不备具，传之嗣君，犹以喜怒爱欲变更法度，至于败亡，况吾开其隙而诱之哉？汉元帝任用恭、显，几乱天下，世以为元帝不明之过。以愚观之，宣帝有以启之也。当宣帝时，恭、显已为中书令、仆射，任事久矣，其亲信贵幸虽不若元帝之世，然用恭、显者自宣帝始。宣帝用之如此之久，其人精专可任无疑矣。况恭、显之巧慧邪僻，能得人主微指，固有以当元帝之心。故其迫杀师傅，废锢忠贤，诛戮言者，愚弄元帝于掌握，如保母之玩婴儿。终帝之世，专权怙势，公肆奸欺，无所畏惮。虽曰元帝不明之故，非宣帝启之，何以至此？或谓恭、显明习法令故事，善为请奏，其才亦可用也，在用之何如耳。宣帝在上，励精为治，人人自奋其能，故恭、显无所用其奸。元帝优柔不断，小人得以乘间而入，虽知其奸，亦不能制。借使元帝有宣帝之明，虽百恭、显何患焉？夫元帝之仁柔，宣帝知之熟矣，尝有「乱我家」之语。宣帝知其仁柔，宜选刚正之士以辅导之，反令刑馀之人久典枢机，留以遗元帝，可乎？况中人用事，非盛时所宜有。宣帝之时，贤公卿在下比肩，帝五日一听政，丞相以下奉职而已。不能朝夕与贤者图治于庙堂之上，乃与宫掖扫除之隶谋事于帷幄之中，岂所以贻厥孙谋者哉？夫堂下百里，君门千里。天下之事，九重不能尽知，故以腹心之寄付之大臣，又置耳目之官以纠察之。强明自任之君惟恐大臣之负己，大臣见疑，势不免询谋于左右。左右之臣窥其罅，乘其机，必有以中人主之欲，阴取威福之柄而窃弄之。人主蔽于朝夕之所亲狎，疏远之言无自而入，蒙蔽之奸无自而知，所以驯致于乱亡。强明且尔，况其下者乎？故宣帝一用恭、显，而元帝竟以恭、显乱，势使之然。若夫败德乱常之事，出于庸君闇主，后世犹以为戒，不敢蹈覆车之辙。惜乎！宣帝，汉之明主，而乃有此，后嗣何观焉？噫，元帝不足道也，《春秋》责备贤者，愚为宣帝惜之。

《汉书》：御史大夫萧望之闻左冯翊韩延寿在东郡时放散官钱千馀万，望之当问事东郡，因令并问之。延寿闻知，即吏按校望之在冯翊时廪牺官钱放散百馀万，遂劾奏，移殿门禁止望之。望之自奏职在总领天下，闻事不敢不问，而为延寿所拘持。上由是不直延寿，各令穷竟所考。望之卒无事实，而御史按东郡，具得其事。望之自陈，愿下丞相、中二千石、博士议其罪。事下公卿，皆以延寿前既无状，复诬愬典法大臣，欲以解罪，狡猾不道。天子恶之，延寿坐弃市。吏民数千人送至渭城，老小扶持车毂，争奉酒炙，莫不流涕。

臣闻有功不赏，有罪不诛，虽唐虞不能以致治。汉宣帝励精庶政，综核名实，信赏必罚，称为中兴。后世或议其仁恩少损，臣谓纪纲不立则何以救中衰之弊？观萧望之察问韩延寿出于至公，而延寿挟私以报之，帝已不直延寿，犹俟有司判其曲直，然后行法。延寿初守淮阳，治甚有名，及守颍川，能变广汉告讦之俗。黄霸继之，因其迹而大治。在郡三岁，令行禁止，断狱大减，为天下最。入守冯翊，满岁称职为真，恩信周遍于二十四县，吏民不忍欺绐。良吏如此，固已希有。至其抵罪，百姓攀车号泣，朝廷岂不闻，亦不能脱其死。或谓刑失之重，然夷考当时，盖于定国为廷尉，罪疑从轻，人自以不冤。又公卿议罪，俱无异辞。则延寿虽有治行，不能掩其罪。以一惩百，宁有不治之患？彼名声不及延寿而罪戾过之者，必无漏网之幸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