伏闻车驾将幸蔡王外第，都下之人老幼相传，欢呼鼓舞，愿瞻天表。人心所归，于此可见。然闻欲因幸龙德宫，而传者以为欲观芝草。窃惟陛下即位以来，天下丰稔，庆瑞已多，芝草虽异，臣知不足以动圣意也。况自祖宗以来，乘舆初出，必正其名，若非为民祈祷，即因谒见宗庙。今乘舆之出固有名矣，因幸潜宫，何为不可，然而观芝草之嫌，亦不可不恤也。此而不恤，流传寖广，天下之人将有不远万里而献芝者矣。

臣闻商之高宗旧劳于外，作其即位，不敢荒宁，享国久长，为后王法，《无逸》所陈是也。汉之与唐，四十馀君，贤而可纪者三君而已，汉之文、宣，唐之太宗是也。文帝年二十有三，来自代邸，而有天下，后世恭俭之主莫有及焉。宣帝年十有八，兴于民间，而有天下，后世励精之主莫有及焉。太宗年十有八，举兵除乱，又数年而有天下，后世纳谏之主莫有及焉。此三君者，方其在外之时，斯民之利病，朝政之臧否，耳闻目见，皆得其实。后虽深处九重，而考往验今，不忘鉴戒，此其所以为贤也。恭惟陛下久处潜藩，充养圣德，亦如高宗旧劳于外；春秋鼎盛，历数在躬，亦如三君自外而入；置《无逸》于座右，采唐、汉之所长，则文、宣、太宗之事，盖有灿然可观者矣。神考所谓「吾无间然」者，臣愚愿有稽焉。

臣闻知几而预戒，则君无过举；先事而早谏，则臣无智名。君明臣良，上下两得，治道所以隆也。臣以驽散之才，冒处言职，适遭明圣之主，窃慕良臣之义，事有临机不当默者，安可有待而不早言乎？宋有天下一百四十一年矣，太平之久，尧、舜三代，乃至汉唐，皆不及也。譬如安乐之人，年过百岁，尤当兢兢畏慎，护养元气，无使疾患乘间而入，则愈老愈健，永保康宁之福矣。祖宗以圣继圣，古无有也。母后继有圣德，亦古无有也。天覆地载，一健一顺，万物生成，各遂其性，至神考而治道益隆，至皇太后而家道益光，可谓盛之极矣。盛必有衰，安可不预戒乎？汉之衰也，以外家太盛，人不敢言，以至亡国。陛下守祖宗之成法，监衰汉之覆辙，宋德方隆，内外无患。然以臣所闻，宜预戒者有一事焉，恐陛下未知也，恐皇太后未知也。向宗良兄弟，交通宾客，漏泄机密，陛下知乎？皇太后知乎？皇太后功德隆备，格于皇天，陛下极天下养，未足以报，惟使我宋固万年不拔之基，外家享与国无疆之福，夫然后足以为报。汉唐母后称制，有至终身。或欲威福之柄，久出于己；或因左右之请，贪恋权势。惟我皇太后恬寂足以全威福，严明足以戢左右，不待祔庙，果于还政，事光前古，名垂后世。陛下所以报皇太后者宜如何？臣恐假借外家，不足以为报也。乃者还政以前，陛下欲除向宗良等开府仪同三司，将锁学士院矣，而皇太后诏寝此命。中外传闻，咨嗟叹仰，知皇太后以撝谦为德，而陛下以养志为孝也。汉章帝欲加恩三舅，马后曰：「吾观富贵之家，禄位重叠，犹再实之木，其根必伤。何必营外家之封，违慈母之拳拳？至孝之行，安亲为主。此吾家之事，故得专之。吾当含饴弄孙，不能复关政矣」。于是章帝不封其舅（〔贴黄〕马后不复关政之言，恻怛如此，可谓贤矣。然后以兄弟干政，后世议焉。唐之长孙皇后曰：「汉之马后，不能检抑外家，使预政事，乃戒其车马之侈，此所谓开本源而恤末事也。」是以太宗问后政事，后不欲言，再三要之，终不肯对，盖以马后为戒也。）。今皇太后盛德全备，与天同功，非马后之比。臣之所言，但欲有补于外家而已，想亦皇太后之所乐闻也。若不达圣母之心，而自为猜嫌之虑，当言不言，臣所不忍。臣谓马后之所以诏其子，章帝之所以顺其亲，内慈外孝，两得之矣。陛下及皇太后前日之事，撝谦养志，正与此同，天下之所以服也。汉哀帝之初，急封诸舅，孔光谏曰：「天下者，陛下之家也。肺腑何患不富贵？不宜仓猝若是，其不久长矣」！帝以逼于傅太后，不能从也。今皇太后诏寝成命，不待孔光之言；陛下恭禀慈训，遂无仓猝之举。此乃前古难行之事，于今见之，皇太后之圣德可胜言乎？陛下所以报皇太后者宜如何哉？臣恐假借外家，不足以为报也。陛下虽受天眷命，历数在躬，然而力摧异议，独定大策者，皇太后也。盖有功于陛下者，天及皇太后而已。天道公而不私，陛下之所以报天者宜如何哉？皇太后为而不恃，功成不居，陛下之所以报皇太后者宜如何哉？陛下以道制情，无一毫之私，则可以服人之心；服人之心，则可以得天之心；得天之心，则可以合皇太后之意矣。神考之所以报慈圣者，用此道也。治平之末，韩琦为相，中外协心，定策为易。前日之事，章惇秉政，首唱异议，定策为难。然则皇太后之功，比之慈圣，又为光矣。陛下之所以报皇太后者宜如何哉？唐之衰也，天以定策之功付于矜伐之臣，于是责报不已，而有「负心门生」之语。主道之强弱，可见于此矣（〔贴黄〕唐宦者杨复恭策立昭宗，后稍恣横，责报不已，昭宗后厌之，因令致仕。遂与其兄子守亮书曰：「吾披荆榛立寿王为天子。既有天下，遂废定策国老，奈负心门生何！」门生，谓昭宗也。）。今者功出圣母，国本既正，唯陛下永思所以图报而已。大公之报，报之上也；假借外家，岂足以为报乎？宗良兄弟依倚国恩，凭藉慈荫，夸有目前之荣盛，不念倚伏之可畏。所与游者，连及侍从，希宠之士，愿出其门。裴彦臣无甚干才，但能交通内外，漏泄机密（〔贴黄〕臣闻绍圣之初，裴彦臣管干造慈云寺，因妇人阿王赴户部及御史台理会地界。后来并此一寺，屡曾迁徙，竟不成就。臣切恨此也。皇太后为追荐爱主，所以施财造寺，此寺既不成就，而郝随之徒因缘恣横，敢慢东朝，外人皆有不平之心，所恨哲宗不知耳。当时户部及御史台官司，有以彦臣为是者，有以彦臣为非者。是非自有公议。以臣观之，只因彦臣干当不了，以致生事。臣故曰：彦臣无甚干才也。），遂使物议籍籍。或者以谓万机之事，黜陟差除，皇太后至今与也。良由中外关通，未有禁戒，故好事之人得以溢传耳。若非皇太后明谕圣意，严加约束，则籍籍之口，未易塞也。仁宗笃于舅家，尤以李玮为贤，诏玮举官为将领。玮言家有宾客之禁，无以知士人之贤否。仁宗特许玮见宾客，而命日抄所见宾客名氏以闻。盖仁宗之所以保全外家者，委曲周旋，至于如此。神宗敬厚曹佾，加以王爵，然而佾口不敢荐一人，佾门不敢接一人，不过以自娱乐而已。神考所以厚佾而无厌者，以其得外戚之体也。宣仁圣烈皇后戒训外家，尤为切至。绍圣时利口之祸，几及门户，然而高氏之族终获免者，则亦宣仁训戒之明效也。皇太后功德之大，光于前人。念保持之艰，为无疆之虑，事戒其渐，正在今日。《老子》曰：「为之其未有也，治之其未乱也」。凡未有之事，今虽无之，后或渐有。既有而后图，不如未有而先戒之。汉之马廖，章帝之舅也，倾身交结，冠盖之士争趋赴之，遂至于私赡三辅，第五伦之所言者是也。今虽未有此事，安可以不戒其渐乎？王氏依东宫之尊，假甥舅之亲以为威重，内外要官皆出其门，推誉者登进，忤恨者诛伤，刘向之所言者是也。今虽未有此事，安可以不戒其渐乎？杜钦、谷永自托于外戚，专攻人主之身，而无一言敢及王凤；遇有灾变，则反推天异，归之他人，以为外戚之地。怀二心之士，如杜钦、谷永者，何代无之！今虽未有此事，安可以不戒其渐乎？成帝之时，外家子弟，据势满朝。成帝欲以刘歆为中常侍，临欲拜官，而左右奏曰：「未白大将军，不肯奉诏」。帝虽坚执，终不能夺。由是朝廷之事，只由外家，不由成帝。今虽未有此事，安可不戒其渐乎？王音、王根，奢僭不法，天子怒之，于是兄弟欲自黥劓以谢太后。封侯之日，黄雾四塞。谏大夫杨兴等以王氏为言。于是大将军惶惧，乞骸辞职。然而外家强盛，故人主之威终不得行。今虽未有此事，安可以不戒其渐乎？神考有言曰：「荒坠颠危，可见前车之失；乱贼奸宄，厥有履霜之渐」。臣愚以谓欲见前车之失，则往古之事不可以不考；欲辨履霜之渐，则方今之事不可以不戒。《老子》曰：「合抱之木，生于毫末；九层之台，起于累土」。事之有渐者，无不然也（〔贴黄〕王凤擅权，以王商不附己，使人上书极言，诋毁商暗昧之过。商发病呕血死。王章不亲附王凤，乃奏封事，言日食之咎，皆凤擅权蔽主之过。天子感悟纳之，谓章曰：「微章直言，不闻社稷计。且惟贤知贤，君试为予求所以自辅者。」于是章荐冯野王。王音切知其语，以告大将军凤。凤用杜钦计，称病乞骸。太后闻之，为垂涕不御食。成帝乃优诏报凤，强起之，于是凤视事。后下章吏，廷尉致其大逆罪。章竟死狱中，妻子徙合浦。自是公卿见凤侧目而视。冯野王竟免官。众庶多冤王商议朝政者。杜钦复为凤画策，诏求直言极谏，以救前过。）。汉之王商、王章，皆当时之贤臣。因为王凤所恶，一则死于暗昧之过，一则死于缧绁之中。当此之时，外家之势已如合抱之木、九层之台，岂一手之所能拔，岂一锸之所能平哉？商等区区可怜，而谏诤后时，戒之不早，何益于事！今臣所论，乃在于累土、毫末之初，遏萌杜渐，何难之有！在陛下从容求皇太后一言之诏而已。自古戚里侵权，便为衰世之象；外家干政，即是亡国之本。亦如州县之政，只要权出于一。若使守令人家子弟亲戚交通宾客，关节无禁，如此则奸人鼓舞，良民咨嗟。此陛下及皇太后之所不取也。以小喻大，有以异乎？臣愿陛下采刍荛之言，念老子之说，遵神考之训，合太母之心，以臣此疏达于慈闱。若蒙皇太后察臣愚直，以慈爱之，则自今日已往，忧国忘身之士，皆欲竭忠自效，而无所畏矣。臣下尽乐告之忠，朝廷有不讳之善，好察如虞舜，不吝如成汤（〔贴黄〕《中庸》曰：「好察迩言。」舜之事也。《诗》曰：「唯迩言是听。」幽王之事也。此二者相去远矣，在分听察两字而已。），圣德日跻，治道日隆，我宋固万年不拔之基，外家享与国无疆之福，岂特贱臣一身之幸乎？如其不然，则臣有僭易妄言之罪，罢黜投窜，理不可逃，在陛下命之而已。臣以孤寒远贱之迹，误蒙陛下过有拔擢，责臣不轻，眷臣方厚，臣是以及时而言，先事而谏。岂敢以身之不肖而自废其所当言乎？孔子曰：「君子不以言举人，不以人废言」。臣虽不肖，而区区之言，有益于朝廷，有补于外家。若不以臣之不肖而取之，则忠言由此而并进；若以臣之不肖而废臣之言，则谄言由此而交人。听言，治之基也；信谄，乱之本也（〔贴黄〕古者忠信之士，语及外家，则谗谄之人必中伤之，指为离间，以激怒内外，然后奸谋秘计，无所不行。此计若行，则言者必危。言者既危，则天下之士以言为戒。如此则乱可必矣。臣故曰：信谄者乱之本也。）。国家治乱之机在此一举，臣一身蝼蚁之命，安危生死，岂足道哉！臣不胜惶惧待罪之至。

臣闻公而不私则朝廷无过举之事，私而不公则天下有不服之心。臣伏见近差翰林学士承旨蔡京兼修《哲宗皇帝实录》，此朝廷过举之大，而人心不服者也。国家自太宗以后，每朝实录，提举、修撰皆有正官，用度虽多，不敢惜费，命官虽众，不敢惮烦，所以重大典而敬先朝也。今修《哲宗实录》，独用兼官而已，岂非以蔡京欲擅史局，而朝廷不欲重违其意乎？蔡京得兼局，而哲宗史事不得其官，轻一朝大典，违祖宗故事，皆为一京，则是朝廷之所以厚京者过于哲宗矣。臣前章所谓朝廷大政无不委曲迁就而为一京之地者，此亦其一事也。陛下笃于天伦，曲致其厚，每对臣下语及泰陵，则圣颜惨戚，感动左右。岂肯以天下而俭于先朝之史事乎？今物议讻讻，皆有公私厚薄之说，无不归过于陛下矣。京为陛下画不忠之策，陛下为京受不厚之名。京无忌惮，人不敢言；陛下孤立，人不敢助。卑君尊臣，陵压主道。岂有朝廷事势倒置如此，而可以久安乎？昔者为修王安石《日录》专置一局，今者为修《哲宗实录》则兼官而已，王氏尊于神考，蔡氏重于哲宗。三家僭鲁，六卿分晋，原其起因，不过如此。前古已陈之事，安可以不监戒乎？臣自十八日不得上殿，次日又复隔下，自知必有重谴，理当诛窜；然而未受谪命，犹在言职，岂敢以身之危辱，而弃其所当言乎？愿诏三省、枢密检会累朝差官修实录故事，如臣所言不诬，乞行改正，以称陛下厚于泰陵之意。

臣切见自熙宁以来，至今三十馀年，天下之事，已经四次更改。熙宁改治平，元丰改熙宁，元祐改神宗，绍圣改宣仁。凡所行之事，各有先后次第，若逐一开敷张陈，方见本末。今据臣所见，画一具析如后。

一、熙宁之初，宋兴已得一百八年，太平日久，天下之事理合变革，神考所以大有为也。是时专任王安石，凡安石所恶之人尽加疏外斥逐，如司马光、范纯仁等，人数甚多。

一、元丰之时，王安石既去，神考独揽威柄，凡安石所恶之人渐却收用。至元丰末年，神考因事觉悟，大改熙宁之意，苏颂、王存之徒皆为侍从，孙觉、李常之徒渐次进擢，苏轼自贬所放归，司马光加资政殿学士。如此之类甚多，但检当时日历，可以尽见。

一、宣仁垂帘之初，先帝冲幼，用司马光「母改子」之说，不待三年，大改先政。此既往欲速之失也。臣谓改之是也，欲速非也。

一、绍圣之初，大改元祐，此乃必致之理，天下皆知其然。然以用事之臣自任私意，既不师古，又绝人言，所以有误朝政。

右四次改更，所行之事略已具析如前。臣愚所望乎今日者，唯愿陛下以前事为鉴而已。神考变通之意，念念日新，熙宁之初废流俗而用安石，熙宁之末用人惟己，当时日历所记差除之日可以考也。绍圣大臣专以私意主张王氏，违神考日新之绪，述安石熙宁之迹。凡先朝之政所以膏润天下者，皆以为王氏之泽也，所谓「不敬其亲而敬他人，悖德，民无则焉」。负神考而欺先帝，此政事之所以乖错，而天之所以不助也。《书》曰：「若稽古，帝尧」。又曰：「若稽古，帝舜」。又曰：「若稽古，大禹」。又曰：「若稽古，皋陶」。自古圣君贤臣皆以稽古为先，既往之事，有可法者，有可鉴者，可以自得矣。人主之学，其要如此。绍圣大臣假托经义，用士大夫进取之学，支离虚诞，欺惑先帝，其罪与晋之王衍无异。范宁曰：「王衍之罪，大如桀纣」。事可考而知也。

臣伏睹初八日制书，章惇落左仆射，知越州。臣窃惟惇之大罪多矣，陛下以天地之量，含容假借，累月于此竟缘奉使亡状，黜而去之。事干泰陵，则不敢赦，威断如此，可谓是矣。按惇初唱异议，欲摇大策，久稽天讨，公论沸腾。臣亦屡以为言，而陛下谕臣曰：「惇负哲宗，其罪固多，朕之初政，方以百姓为心，岂欲以己事责人乎」？臣仰奉圣训，退而叹息，知孔子之无我，老氏之外其身，唯博大圣人乃能与此。彼汉唐自私之主，计功论罢，取快一时，先一身而后天下者，有愧于今日矣。孟子曰：「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」。古之明王后其身而先天下者，其说盖本于此。陛下不欲以己事谪惇，而以百姓为重，得孟子之心矣。若非圣学高妙，自臻于此，岂臣下之所敢言乎？然方陛下践祚之始，四海之安危治乱在此一时，是乃宗社之所系，岂独陛下之己事？天下神器，非私物也，不以己事，岂是以为公乎？然则以道制情，公而不私者，在明慎用刑而已。开成之责李珏，绍圣之贬王圭，古事可考，近例甚明。然李珏所言犹是文宗素定之意，武宗怒之，遂有昭州之命；王圭所言，非是帘前亲奏之语，言者诬之，犹有万安之贬。今惇心造其谋，非珏意也；躬奏其语，非圭言也。然则惇罪之大，异乎圭、珏，但夺相印，安可已乎？况惇将命不敬，露宿者一夕，为相无状，误朝者七年，所以负哲宗者非一事也。越州之命，指其一事而已，执一废百，加以私宥，用刑如此，其何以服天下乎？臣愿陛下断自宸衷，降出臣僚前后章疏，特行流窜，以厌公议。谨录奏闻，伏候敕旨。

臣昨具劄子，言修建景灵西宫有可议者五。续具奏状，言祖宗神御与圣祖天兴殿皆列于天庙之次，不当迁徙。续又具劄子，言真祖用道家之制，而参取阴阳之说，神考依礼经之旨，而不易左右之位，今一举而两失之，愿诏三省、枢密院及侍从台谏官重行审议。未蒙施行。臣窃惟宗庙之祠不可轻易，祖宗之绪不宜茍改，而朝廷固执初议，臣不敢以为然也。《周礼义》曰：「位宗庙于人道之所向者，不死其亲之意也」。不死其亲虽公羊之旧说，而三经妙义乃神考之所以训天下者也，庙社之说安可破乎？今欲弃先儒之是说，违神考之圣训，专用私意，率改成绪，臣是以知其不然也。或者以谓，若东展旧基，则高头街之地必见侵掘，国之左臂不可侵也。夫天庙之说出于阴阳家，真宗用之，今尚不取，何独左臂之说为可据乎？况旧基之北有榷货务，移一务，则不动民居而得殿基矣。不欲侵掘，则因地形之高下，何为不可？释此可因之绪，而坚持难就之计，臣是以知其不然也。又或谓，以祖宗神御昔者或东或西，或南或北，随寺观之所在即置殿宇，岂有左右之拘乎？臣谓随处奉安，斯无定位，会而为一，必辨东西。昔者散处之时，后或在南，帝或在北，今既会而为一，岂可以不分南北，而皆以因旧为说乎？臣是以知其不然也。夫此三不然者，皆不足以固守，然陛下所以不敢轻改前议者，谓神考素有修建西宫之意，蔡京亲闻先训，而《实录》备载其语，故不可以不恭依也。陛下用史官亲闻之语，遵神考素定之意，以奉先之孝，述宗庙之事，臣下之所宜将顺，其有大于此乎？然而以臣观之，此乃蔡京矫诬神考之训，无足信者。臣请以一事验之。元丰中，神考于英宗治隆殿后留一殿之基，宣仁诏曰：「此以待未亡人也」。因逊此基为神考庙宫之地。宣仁之意，不欲多迁民居耳。而绍圣大臣因谓宣仁轻蔑神考，裁损庙制，于是重卜奉安之地，以极崇报之礼，今显承殿是也。方建修显承殿之时，蔡京正在朝廷，若神考之言审如《实录》所载，京于此时何不具以先训闻于哲宗？况当哲宗之时，京最用事，凡可以毁宣仁者无遗力矣，岂有宗庙重事，亲闻先训，可以證元祐之非，无大于此，而乃隐忍不言，复何待乎？臣是以验其为矫诬也。且绍圣之初，哲宗圣意本无适莫，章惇虽挟功自恣，然其初犹有兼取元祐之意。及京自成都而来，与其弟卞共毁宣仁，共欺哲宗。京之得售其说自役法始，从大改役法以后，事事无不大改。兄弟同朝，埙篪相和，无有一事不如其意。当此之时，不以所闻神考圣训告于哲宗，至于今日，然后引所自书《实录》以为證验，唱为不经之论，而欲迁神考于西宫，其为矫诬，可谓明矣！京以矫诬之笔，妄增《实录》之事；以矫诬之舌，伪造神考之训。朝廷用矫诬之言而轻改宗庙，信矫诬之说而力沮言者。臣恐自此以后，矫诬之人无复忌惮，矫诬之政不可复救。奸雄生心，四夷相贺，必始于此矣。伏望圣慈出自睿断，正京矫诬之罪，明示贬窜，然后三省、枢密院及侍从、台谏官如臣所请，重行审议。

臣窃惟是非之心，人皆有之。古之圣王以百姓心为心，故朝廷之所谓是非者，乃天下之公是非也。至于国是之说，其文不载于二《典》，其事不出于三代，乃孙叔敖之所以告楚庄王者也。此虽霸者之事，而后之君子亦有取焉，为其能以一是而折众非也。若夫以合其取舍者为是，以不合其取舍者为非，此孙叔敖之所不取，而楚庄王之所不用也。彼一国之事犹去其取舍之私，然后为是，况天下之事而可以私意为是乎？臣复睹初八日章惇麻制曰「参陪国是之论」，此翰林学士承旨蔡京之词也。京与章惇初无异意，自蔡卞为执政，而京有觖望，于是与惇睽矣。自林希为执政，而京始大怒，于是与惇绝矣。睽绝之后，京岂以惇之所行尚是乎？今于麻制之文，特申国是之说，京之设辞岂特为惇而已哉？夫国是一定，不可改也；既改其事，又谓之是，传之天下，人必惑矣。昔者瑶华之事，京为废诏，今则废者复矣，京前日之所为犹自以为是乎？究治之事，京亲为奏劄，请灭刘挚等家族，今则挚等皆复其官矣，京前日之所为犹自以为是乎？言官常安民、董敦逸、陈次升、孙谔、邹浩皆京之所恶而陷害之者也，今则敦逸而次皆召还矣，前日之所为犹自以为是乎？神考有为之初，冠绝前古，高厚如天地，光明如日月，京与弟卞谄赞王氏，过于先烈，知有安石，不知有神考，纂修《日录》，如嗣考事。今陛下亲批言章付于三省，虽未行遣，而卞之用意陛下已灼知其非矣。京前日之所为犹自以为是乎？假托制书之言，含藏自便之计，以己好恶达于天下，巍巍乎蔡氏之门，国是之所从出也，敢有以为非者，则祸必及矣，此京所以申明国是之本意也。今朝廷大政无不委曲迁就，以为一京之地，而京又因朝廷制命，托辞寓意，以罔惑上下。臣在言职，安敢心知其事而口不言乎？伏望陛下以臣此言察京之行事，并示威断，以警天下。

臣闻尽言招祸，古人所戒，言路之臣，岂能免此！臣伏见翰林学士承旨蔡京，当绍圣之初，与其弟卞俱在朝廷，导赞章惇，共作威福。卞则阴为谋画，惇则果断力行，且谋且行者京也。哲宗笃于继述，专于委任，事无大小，信惇不疑。卞于此时假继述之说以主私史，惇于此时因委任之笃自明己功。京则盛推安石之圣过于神考，以合其弟；又推定策之功，毁蔑宣仁，以合章惇。惇之矜伐，京为有助；卞之乖悖，京实赞之。当此之时，言官常安民屡攻其罪，京与惇、卞共怒安民，协力排陷，斥为奸党。而孙谔、董敦逸、陈次升亦因论京，相继黜逐。哲宗晚得邹浩，不由进拟，寘之言路。浩能忘身徇节，上副圣知。京又因其得罪，从而挤毁。是以七年之间，五害言者，掩朝廷之耳目，成私门之利势。言路既绝，人皆钳默，凡所施行，得以自恣，遂使当时之所行，皆为今日之所改。臣请略指四事，皆天下之所以议京者也。蔡卞之薄神考，陛下既明其罪矣，兄弟同朝，埙篪相应，事无异议，罪岂殊科？一黜一留，人所未谕。此天下之所以议京者一也。邢恕之累宣仁，陛下既明其罪矣；宣训之语，究治之事，陛下既察其诬造，于是司马光、刘挚、梁焘等皆蒙叙复。京尝奏疏，请诛灭挚等家族。审如京言，则所以累宣仁者岂特邢恕一人而已哉？在恕则逐之，在京则留之，其可以塞邢恕不平之口，而慰宣仁在天之灵乎？此天下之所以议京者二也。章惇自明定策之功，追贬王圭；京亦谓元丰末，命京带开封府刽子携剑入内，欲斩王圭。京之门人皆谓京于此时禁制宣仁，京亦有社稷之功。今陛下雪圭之罪，还其旧官，则是以惇之贬圭为非也。在惇则非之，在京则留之，如是，则惇有词矣，圭有憾矣。此天下之所以议京者三也。章惇之初，笃信京、卞，倾心竭意随此二人，假继述之说以行其私，三人议论，如出一口。自绍圣二年十月卞为执政，于是京有觖望，而与惇暌矣。四年闰二月，林希为执政，于是京始大怨，而与惇绝矣。自今观之，京之所以与惇暌绝者，为国事乎？为己事乎？然京之所以语人者曰：「我助惇而惇不听也，我故绝之；我教卞而卞不从也，我故怒之。我与弟卞不相往来久矣，我缘国事，今与爱弟不相往来，而况于惇乎」？臣窃料京之所以欺陛下者，亦必以此言也。何以验之？卞之赴江宁也，京往饯之。期亲远行，法当赐告，而京之所以告閤门者，初以妹行为请，法不许也，遂请朝假，终不敢以弟卞为言。虽在朝假，而日至国门之外。京之动静如此，即不知陛下皆得其实乎？此明主之所宜察也。且兄弟同朝，共议国事，自无不相往还之理。假使不相往还，岂人伦之美事乎？此天下之所以议京者四也。陛下即位之初，以用贤去邪为先，而京之蒙蔽欺罔，曾无忌惮。陛下必欲留京于朝者，其故何哉？臣知陛下圣意本无适莫，而京之所以据位希进，牢不可拔者，盖以韩忠彦、曾布不能为国远虑，轻率自用，激成其势故也。京、卞同恶，天下所知，若用天下之言以合公议，则显正二人之罪，何难之有？忠彦等不务出此，而果于自用，于是托于谋帅，而出之太原。虽加以两学士之职，而实以诡计除之。想当进拟之时，必有不情之奏，用奇设策，不由诚心。二圣安得而无疑，公议亦以为未允。及京之留，布复争辨，再三之渎，无以取信，相激之势，因此而成。唐明皇欲用牛仙客为尚书，张九龄以为不可。明皇曰：「但加实封可乎」？九龄又以为不可。明皇变色曰：「事皆由卿耶」？李林甫曰：「仙客宰相才也，何有于尚书？九龄书生，不达大体」。由是明皇悦林甫之言，卒相仙客，而九龄由是浸疏，终见黜罢。今忠彦及布无九龄之望，而京之气燄过于仙客，因势观望，而为林甫之言者不知几何人也。陛下进贤退邪，法则尧舜，明皇之事，固不足道，然而天下皆疑陛下有大用京之意者，以京之复留故也。京之所以复留者，以忠彦等去之不以其道故也。去之不以其道，则留之者生于相激。万一京果大用，则天下治乱，自此分矣。崔群谓唐之治乱，在李林甫、张九龄进退之时。今京轻欺先帝，与卞无异，而又归过于先烈，卖祸于惇、卞，曲为自安之计，而陛下果留之也。今既可复留，后亦可以大用，天下治乱之势系于一京，崔群之言可不念耶！臣恐后之视今，亦犹今之视昔，祸乱之机，不可以不早辨也。陛下嗣位之初，首开言路，可谓知所先务矣。臣愚首预兹选，明知京在朝廷必为大患，而不能以时建言，万一有意外不虞之变，陛下翻然悔悟，诛责当时言事之臣，则臣虽碎首陷胸，何补于事？此臣所以愤闷而不敢默也。臣尝为卞所荐，与京无纤介之隙，所以言者，为国事耳。非特为国，亦为蔡氏也。自古不忠之臣以私害公，初因自利，终必累国。国有迍邅，私家将安归乎？卞之尊绍王氏，知有安石，岂知有神考；知有金陵，岂知有京师。绝灭史学，一似王衍；重南轻北，分裂有萌。臣之痛心默忧，非一日也。真宗景德中，北虏至澶渊，王钦若请驾幸金陵，当时若用此请，则天下分为南北久矣。赖真宗用寇准之言，所以四方混同，得至今日。天锡陛下，聪明仁勇，融会南北，去卞不疑；然而京尚未去，人实忧之。兄弟一心，皆为国害，一去一留，失政刑矣。唐会昌中，工部尚书薛元赏与其弟京兆少尹、权知府事元龟皆宰相李德裕之党。及德裕既败，贬元龟为崖州司户，元赏为忠州剌史。乃者苏轼及辙，亦兄弟也。古今故事，非不明白，何独一京，获以计免？枉朝廷之法令以徇一京，不知祖宗基业何负于蔡氏乎！且自京、卞用事以来，牢笼荐引，天下之士，处要路、得美官者不下数百人。其间才智艺能之士、可用之人诚不为少。彼皆明知京、卞负国，欲洗心自新，舍去私门，顾朝廷未有以招之耳。臣谓京在朝廷，则此数百千人者皆指为蔡氏之党；若京去朝廷，则此数百千人者皆为朝廷之用。所以消合朋党，广收人才，正在陛下果于去京而已。此非臣之臆说，乃神考已用之术也。熙宁之末，王安石、吕惠卿纷争以后，天下之士分为两党。神考患之，于是自安石既退、惠卿既出之后，不复用此两人，而两门之士则皆兼取而并用之也。当时天下之士，初有王党、吕党，而朋党之祸终不及于朝廷者，用此术耳。今陛下留京于朝廷，而欲收私门之士，是犹不去李昪、钱镠，而欲收江浙之士也，不亦难乎？然则消党之术，唯在去京而已。今京关通交结，其势益牢，广布腹心，共谋私计。羽翼成就，可以高飞，愚弄朝廷，有同儿戏。陛下若不早寤，渐成孤立，后虽悔之，亦无及矣。自古为人臣者，官无高下，干犯人主，未必得祸，一触权臣，则破碎必矣。或以为离间君臣，或以为买直归怨，或托以他事阴中伤之，或于已黜之后责其怨望。此古之人所不免也，臣岂敢自爱其身乎？若使臣自爱其身，则陛下不得闻京之罪矣。国家内外无事一百四十一年矣，太平之久，古所无有，甚可畏也。譬如年老之人，康宁无疾，日服温暖，犹恐气衰，至于保养阴邪，必成心腹之患。京在朝廷，何以异此？伏望陛下慎保祖宗之业，独持威福之柄，断自宸衷，果于去恶，天下幸甚（《皇朝文鉴》卷六二。又见罗从彦《豫章文集》卷九，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四九○原注，《宋朝事实》卷一○，《宋宰辅编年录》卷一一，《九朝编年备要》卷二五，《历代名臣奏议》卷一八一，《文章辨体汇选》卷一○五。）。

臣闻事有大小，言有先后，事之大者，言之所当先也。臣伏见翰林学士承旨蔡京久在朝廷，为害甚大，今所当言，无先于此。绍圣之初，常安民为御史，京为安民所击，得罪赎铜，因与安民有隙，离间谮诉，无所不至。自逐去安民，而朝廷耳目于是蔽矣。去年邹浩之狱，天下震骇，人皆归罪于两惇，孰知其事始于京之去安民也？今朝廷大政又皆委曲迁就，而为一京之地，公议詾詾，人不敢言。臣若畏祸缄默，恐负陛下，今所当言，其有先于此乎？夫国之大事，无过宗庙；可传万世，无过信史。今京以矫诬之言，唱西宫之事，妄托先训，以胁上下，自改《裕录》，以实其说。朝廷遂信其说，欲迁神考于西宫，岂非以朝廷大政委曲迁就而为一京之地乎？京在绍圣中，亲入文字，请灭刘挚等家族。其言所以不行者，哲宗之大惠也。今哲宗之大惠不闻于天下，而京复自谓有究治平反之力，欲使天下皆谓哲宗有滥诛之意，而京有及物之仁。始则为国生事，以复私雠，今则归过先朝，自图身利。前言既效，今计亦行，岂非以朝廷大政委曲迁就而为一京之地乎？陛下善述神考，钦承哲宗，至德美意达于天下，而京乃矫诬两朝，上累圣政。如此二事，未免委曲迁就以为京地，况其它乎？前日缄口之人，今欲有言于陛下，京在朝廷，则莫不以言为戒矣。前日沮隔之士，今欲有望于陛下，京在朝廷，则莫不以进为惧矣。以言为戒，则依旧钳默；以进为惧，则甘于沉废。天下公议与陛下即政之初，渐不侔矣。京之计策渐行，人情之向背渐一，为京之羽翼者渐张，为陛下之耳目者渐沮，朝廷之威自此而渐弱，蒙蔽之患自此而渐成，安危治乱，渐可卜矣。臣谓方令之患，无大于此。臣虽不肖，而所言皆得于公议，陛下黜臣不肖之身可也，因废臣言，则为不可。臣愿陛下俯察刍荛之忠，速去腹心之患，独出睿断，正京罪恶，以警天下。

臣孤远不肖，误蒙拔擢。窃谓陛下既开言路，以防壅蔽，臣职在献替，义当如何？乃不能慎默，辄贡不根之言。陛下原其用心止为忧国，虽行贬黜，寻复改命。臣蝼蚁之身，将何以上报圣主涵容之私乎？臣昨者自闻隔对已后，曾将上殿劄子具状缴进，为言京在绍圣中亲写奏劄，乞诛灭刘挚等家族，赖哲宗仁圣，不行其请；今京自谓有究治平反之功，欲归过于哲宗。又言，京自谓当元丰末命，带开封府刽子携剑入内，欲斩王圭，以沮宣仁怀异之谋。京自言己有社稷之功，而使宣仁大谤终未辨明。又言，京因不得为执政，与章惇睽绝，今乃欺陛下与惇睽绝者为国事也。又言，京为弟卞执政无状，自来不相往来，以欺陛下。又言，京欲独擅史局，妄有奏请，以致《哲宗实录》不差正官修撰，轻一朝大典，违祖宗故事。又言，京所荐引，得美官、在要路者不下数百千人，其间多有才智艺能之士。若京在朝廷，则此数百千人者皆指为蔡氏之党；京去朝廷，则此数百千人者皆为朝廷之用。然则广收人才，消合朋党，唯在去京而已。又言，京关通交结，其势益牢，广布腹心，羽翼成就，愚弄朝廷，有同儿戏。陛下若不早悟，渐成孤立，后虽悔之，亦无及矣。臣上件劄子所言，在既责扬州粮料院以前。陛下若以臣言为是，则当如臣所请，按京之罪，明正典刑，然后改差遣以示听纳；若以臣言为非，同是臣事发更为，其罪益大，重加贬窜，乃得允当。今京桀骜自肆，无所畏惮，而臣章屡上，未蒙降出，则是陛下不以臣言为信矣。不信其言而轻于改命，传之天下，人必骇惑，其为初政之累，莫大于此。且京久在朝廷，专以轻君罔上为能，以植党任奸为术。挟继述之说，为自便之计，稍违其意，则以不孝不忠之名胁持上下，决欲取胜而后已。主威不行，士论忧恐。今京不出，必为心腹之患，宗社安危，未可知也，臣一身迁贬危辱，何足道哉！

臣近为言事不根，谪授监扬州粮料院。受告方得数日，便蒙改差知无为军。闻命皇惑，唯知感涕。臣闻圣人之过也，如日月之食焉，人皆见之；及其更也，人皆仰之。朝廷以一时之怒，黜忠谏之臣，此如日月之食也。今兹改命，可见圣人之心矣。天下有识之人，谁不叹仰！岂独贱臣一身之私幸乎？臣虽上感圣恩，而未敢便受新命者，诚有说也。明道中，仁祖欲率群臣为皇太后上寿。范仲淹谏曰：「人主无北面之礼」。明肃大怒，而仲淹得罪。元祐中，蔡确之贬，范纯仁以为不可。宣仁大怒，而纯仁得罪。此二臣者，可黜可逐，而尊主不贰之心，不可以威势夺也。方刘氏甚危之日，极力救护，却是仲淹。以宣仁晚年，翻然远虑，复思纯仁。知忠言之有益于国家也。大抵忠臣之心，唯欲保全国体，为千万年久长之虑，岂忍使天下议论及于慈闱！今宗良等内外交通，迹状甚明；蔡京交结之迹，天下所共知也。京作《向縡墓志》曰：「吾平生与士大夫游，无如承旨蔡公与我厚者」。京为从官，而与外戚相厚，书于碑刻，以自矜夸，如此之类，非止一事而已。又京与弟卞久在朝廷，同恶相济。卞则出矣，京则牢不可拔，自谓执政可以决取。人皆谓京因慈云寺得裴彦臣交结之助，外议讻讻，众所知也。京作《向宗良麻词》云：「元丰末命，尝有嘉言」。嘉言若出于宗良，则大谤必归于宣仁矣。京亦自谓，曾带开封府刽子，携剑入内，欲斩王圭，以沮宣仁怀异之谋。京以禁中疑似之传，书于制命，扬于天庭，自谓与宗良皆社稷之功，而使宣仁负无穷之谤。京之谄事外戚，不畏上天，一至如此，岂惟有害于朝廷，实亦无益于外家！臣尽忠于陛下，尽忠于皇太后，所以言也。皇太后圣德大功，冠绝今古，陛下承颜养志，方以大舜、武王为法。入修家人之礼，则恭顺无阙；出治朝廷之事，则威柄不分。大舜、武王之孝，何以加于此乎？京所谓孝则不然，但欲陛下授柄于外家而已。此蔡氏之利，非宗社之福也。陛下以圣德嗣位，春秋方富，如汉文帝、宣帝即位之年矣。尽孝于东朝，励精于政事，独操大柄，足以有为。而京之所以胁持陛下者，原其用意，谓陛下未可以独为也。哲宗躬揽之初，圣意本无适莫。章子厚虽挟功自恣，然其初犹有兼取元祐之意。自京、卞首发邪论，盗攘国柄，凡有所请，必以继述为说。稍违其意，则欲以不忠之名加于上下。假朝廷之诛赏，示私门之好恶，轻君误国，首尾八年。至于今日，狃于故态，又以此意胁持陛下，傅会继述之论，假托报功之说，密持离间之谋，伺察陛下，包藏祸心，若有所待。京之出言用意，谅无逃陛下之圣察也。且陛下述神考之圣德，报太母之大功，岂独陛下之私心，是亦臣子之所愿。合臣子之所愿，尽四海之欢心，然后陛下有庆，兆民赖之。天子之孝，孰大于此！今京所赖，非兆民之所同赖也。陛下一违京意，则京必以不孝之名责陛下矣。陛下徇一京胁持之私名，而不畏天下至公之大义乎？畏天下至公之大义，当流窜蔡京，以安国家而已。臣前日之言不负天，不负陛下，不负皇太后。果蒙陛下移臣差遣，若非皇太后察臣之忠，陛下必不欲如此旨挥也。然而京在朝廷，则家国未安。臣虽移得差遣，有何安乎？臣之不敢受命者，其说如是。臣露章所言，未甚子细；复以此章干渎圣听，所以尽惓惓之诚也。皇太后以无我之慈，至明之照，既已察臣之忠矣。臣今日之言，必是亦蒙照察。今虽未察，终无不察之理。臣虽远去朝廷，仰赖慈庇，纵未牵复，于臣无损。臣所望者，当以流窜蔡京为急，不当以移臣差遣为先也。盖恐京在朝廷，则烦言日进；烦言日进，则圣虑日劳。朝廷虽严示威刑，而天下公议，终不可遏。盖公议若必以威势夺之，则人心离矣；人心既离，则主势孤弱；主势孤弱，则外陵内侮，何所不至！非所以奉承宗庙，而慰安东朝也。然则蔡京之所谓孝者，果天子之孝乎？愿陛下勿爱一京，而切为国家之虑也。臣愚不胜惓惓爱君忧国之心，惟陛下裁赦，幸甚。

臣窃谓人君稽古之学，一经一史。经则守之而治身，史则考之而应变。天下之事，其变无穷，故往古可监之迹不可以不详知也。仁宗尝谓辅臣曰：「朕听政之暇，于旧史无所不观，思考历代治乱事迹，以为监戒也」。英宗命儒臣论次历代君臣事迹可以为监戒者，既上《通志》八卷，又命置局续修，书成，取旨赐名。神考继志述事，赐其名曰《资治通鉴》，又亲制序文，炳若云汉，为章于天，自然之功，变化出焉。臣尝三复明训，掩卷叹息，以谓诸史所载数千年事，文字繁多，不可胜览，窭儒寒生，业专习一，穷年皓首，犹或昧陋。仰窥圣作，区判事类，数语之间，尽史之要，翕受以蓄德，敷施而日新，尧、舜之所谓稽古，何以加此？而况不忘谦抑，俯比汉、唐，自谓「于文、宣、太宗无间然矣」。自馀治世盛王得圣贤之一体者，皆有取焉。至于荒坠颠危之主，乱贼奸宄之臣，可观可监，无不悉论，以著圣志。盖自祖宗以来，圣圣相继，稽古之学同乎一心，以后述先，非一日之积也。至于神考，然后典刑之总会，策牍之渊林，底于成就。继而张之，正在今日。恭惟皇帝陛下道隆业大，极本该末，揆万事而复乎一，制群节而适于变，六经妙义既自得于心术之微，而于前古已陈之迹又尽心焉。今经筵将开，而进读之官尚循习旧例，泛读诸史，文字繁复，事实支离，不得其要，未周于事。伏望圣慈特降睿旨，候经筵开日，令侍读官读《资治通鉴》，以承神考所以继述英庙缉熙圣学、垂训后嗣之意。

臣闻神宗有为之叙始于修政事，政事立而财用足，财用足而根本固。此国家万世之利，而今日所当继述者也。臣近缘都司职事，看详内降劄子，裁减吏员冗费，以防加赋之渐，为久远虑，天下幸甚。然今日朝廷之计，正以乏财为患。西边虽已罢兵，费用不可卒补，遂至于耗根本之财，坏神考之政，加赋之渐，兆于此矣。臣昨守无为，奉行诏令，窃见一年之内连下五敕，而天下诸路三十年蓄藏之物皆已运之于西边。堕先政于罢兵之后，资国计于冗费之馀，譬如决江河之大防，蓄沟浍之小润，非曰无涓涓之助，何以补汤汤之流？大违神考之心，殊乖继述之义。臣职事所及，理不可默，今撰到《国用须知》一本奏闻。

臣伏见仁祖之时，臣寮上言曰：「周制冢宰制国用，唐宰相兼盐铁转运使，或判户部，或判度支。然则宰相制国用，从古然也。今中书主民，枢密主兵，三司主财，各不相知。故财已匮而枢密院益兵不已，民已困而三司取财不已。中书视民之困，而不知使枢密院减兵、三司减财以救民困者，制国用之职不在中书故也」。臣谓当仁祖之时，官制未立，自元丰以来，制国用之职在三省矣。户部右曹之所掌，乃天下财用之根本也。神考理财之政，所以法先王而虑万世，元祐之臣虽有纷更，然天下所积财物，朝廷亦不尽取。今则一年之间，连下五敕，凡提举司所积钱取之殆尽。竭天下根本之财，坏神考理财之政，继志述事，岂宜然哉？今具五次朝旨下项。

一、元符三年九月八日敕：「府界诸路见管坊场钱，除本路一年合支数外，将剩数更留一半准备支用，馀一半特令起发上京，应副朝廷支用」。

一、元符三年十一月十九日敕：「府界诸路见管常平役钱，除本路一年合支数外，将剩数更留一半准备支用，馀一半特令起发上京，应副朝廷支用」。

一、建中靖国元年二月二十三日敕：「诸路提举司将见在抵当息钱并起发上京，应副朝廷支用」。

一、建中靖国元年三月初一日敕：「诸路提举司将见在量添酒钱，依抵当息钱已得旨挥施行。今后支使不尽钱数，并封桩，准备朝廷支用」。

一、建中靖国元年三月初二日敕：「府界诸路提举司所管钱物，除依旨挥起发及除留出本年合支散外，馀剩更留一半，钱数不多，深属阙少籴本。今于元祐年中所纳助役钱内拨一半充常平籴本，馀一半许榷货务召人入便，或计置起发上京，兑那往三路添助常平籴本」。

臣切惟神考立法之意，取民之财，还以助民。故天下诸路，州州县县各有蓄积，将以待非常之用，不使有偏乏之处。故右曹钱物不得与别司交杂，违条辄用者徒二年。自元丰七年以常平等积剩财物补助边费，岁取二百万缗为额，只以三年为期。盖不欲多费天下民财以资边用。神考爱民之虑，可谓深矣远矣。今当绍述此意，岂宜取三十年间根本蓄藏之物，一切大违成宪，而偏用之于一方乎？且上件五项所取之类，以天下计之，万数不少。于此类内，河东、陕西、京西三路之拨与提刑司者其数几何？河北路交拨与措置籴买司者其数几何？川陕西路具桩管数目关邻路召人入便，及与茶马司对数交兑者其数几何？臣谓凡此八路，那移兑拨，皆主于边费而已，自馀路分起发入京西飞于塞下者，又不知其几何。然则天下蓄积之物，皆运之于边矣。若使一劳而久佚，暂费而永宁，则三十年积之而一日用之，犹足以济一时之权，成不得已之计。今则不然，但剔割诸路以补一方之疮痍而已。臣恐一方疮痍补之未合，而天下乏财之患有不可深言者矣。臣生长南方，不能周知四境之事，且为东南之。西边财用匮竭，则供亿调度必取诸东南。东南积剩之物，今于无事之时，既巧取而偏用之矣，或有东南意外不庭之患，又将取之于何地乎？臣切考唐武德以后，开拓边境，地连西域，置都督，列州县。开元中置节度以统之，军城戍逻，万里相望。然而当此之时，糗粮出于屯田，马牛出于监牧，戍卒缯布取足于山东而已，未尝罄天下之积以从事于一方也。今五敕之所取，非岁岁常有之数。方主议臣充位之时，赖此纾目前之急；为庙堂久远之虑，当如之何！制国用者既不恤此，议弃地者又执偏见，不询众庶之论，不尽边臣之说，各以私意自复其言，因循相仍，驯致大患，纵以阙乏为忧，不过请行鬻爵之类耳。神考创法比隆于三代，彼中世之陋法，如鬻爵之类，乃熙宁初议之所不取也。当时条例司臣寮参议论者，今为辅相，忍不为陛下一言之乎？又况神考自有为之初，以至法度之成，忧勤不倦，非一日之积也。所以建子孙万世之业，为四海无疆之虑。何意今日继述先绪，乃复遽取中世之陋法而行之者也。使财用有馀，则朝廷议论自不至此。然则神考十九年焦劳之虑，特为今日目前之费尔，岂不痛哉！又闻献议之臣欲裁损州郡供给，减削吏人请受，以佐国用。枢密院减罢陕西诸路准备官员数以节冗费。此不得已之计，非无毫发之助也。然使神考理财之政不为庙堂所坏，则臣寮议论亦不至此。此等不得已之事，不免渐渐为之，则算间架，除钱陌，贷富人钱谷，卖御史告身之类，安保其不渐为也？主议大臣既去之后，设有此事，则其敛谤欲使何人当之？故凡户部不得已之下策，皆非神考大有为之初意也。渐用不得已之策，顿改大有为之意，名曰「建中」而偏为过甚之举，名曰「继述」而大违神考之绪。甚矣，其可痛也！陛下嗣位之初，肆赦天下，大弛逋欠，此乃真宗之所尝行，而神考之所欲为也。绍圣役法有「一倍三料」之文，神考素意，欲候岁久积多则时一弛之，所以远继成周驭民之法，而俯取汉文弛租之政，以悦斯民，以召和气，以为后嗣之式也。夫上之所弛者其数既多，则下之所获者不为侥倖。《周官》「八则」，所谓予以驭其幸者，虽非日行之常事，是乃驭民之美意。陛下式祖宗而行之，可谓得继述之义，而人臣之所宜将顺者也。然方国用匮乏之时，而所弛之物其数太多，故所谓倾天下之财而使无孑遗者，言者之所当虑也。然赦敕之所放，陛下所以广恩惠；五敕之所取，大臣所以备边乏。广恩惠以收人心，有益之事也；因边费而坏成法，无益之举也。又赦敕所放，其数止于二千馀万；五敕所取，其数不知其几万万也。陛下为有益之事以法祖宗，其数又少，方乏财之时，尚不可以不言；大臣为无益之举以坏先宪，其数甚多，方乏财之时，安可以不虑乎？切惟神考承祖宗久安之绪，熙宁之初，国用匮乏，而理财之政未修也。王安石曰，有天下者岂以乏财为患哉？于是讲理财之法，立天下之政，缉熙增损十有馀年。至于元丰之间，法度成就，然后州州县县皆有蓄积，天下无偏乏之处，将以待非常之用。则所谓有天下者不以乏财为患，信不诬矣。今则不然，耗根本之财，坏已成之法，虽西边用度目前不乏，而天下方匮乏，患将由此而作矣。盖神考为子孙万世之虑，故政事既立，而天下无乏财之患。今日坏神考之法，则天下之患，必自乏财而生，此必然之理也。且自祖宗以来，天下诸路转运司或有非常之用，必须干告朝廷。既在经费之外，于理自合应副，然自熙宁以前，常患无可应副者，以理财之政未修故也。由元丰以来，根本蓄积之财，州州县县聚如江海，法防坚固，内外充溢，转运司经费之外，设有干求，以此应副，不患不足。然而神考爱惜民财，谨守交杂之法，转运司虽有干求，亦不轻与。故当时转运使刘攽之徒妄有乞贷者，皆被谪罚。今则边方用度百倍于昔，转运司匮乏迫窘异于平时，虽有乞贷，理合应副。然朝廷于其所请，例皆峻拒。朝廷岂为爱惜民财，谨交杂之法乎？良以乏财而已矣。诸路误以乏财废事，为转运使者，安肯受无名之谪乎？夫州州县县蓄积之物，一年之内皆以五敕取之，而尚以乏财为患，可不虑哉？臣愿陛下诏宰臣制国用，修户部右曹之政，明提举官覆奏之法，委官选吏，会计五敕所起都数若干，已到若干，未到若干；自馀八路那移兑拨以充边用者若干；陕西、河东边费，除系本路钱物及朝廷以钱应副外，已用五敕所及外，应支五敕所起者，其数各若干；除已用应支外，所馀之数尚有若干。凡已往之费，不可追究，未来之费，所宜会也。前此朝廷遣使会计边费已用之数，所得者簿历盈车，不可覆考，重有烦费，无补于事。今臣所论者右曹根本之财而已，不知五敕所起可以为西边几年之用否。困天下之力，坏神考之政，而数年之后未免阙绝，庙堂之上今亦可以觉悟矣。惟陛下熟计之，幸甚。

臣瓘去年五月十八日对紫宸殿，奏劄子云：「臣闻王安石《日录》七十馀卷具载熙宁中奏对议论之语，此乃人臣私录之书，非朝廷之典也。自绍圣再修《神考实录》，史官请以此书降付史院，凡《日录》、《政记》、《神宗御集》之所不载者，往往专据此书追议刑赏，夺宗庙之美以归臣下。故臣愿诏史官别行删修，以成一代不刊之典」。其日蒙批付三省，后不闻施行。盖绍圣史官请以《日录》降付史院者，今为宰相故也。臣位下人微，轻议大典，诚以宗庙至重，义不敢默。盖惟神宗皇帝体道用极，宪天有为，自得师臣，授以政柄，虽尹暨汤，咸有一德，无以复异。而嘉谋嘉猷，实出我后。以言乎经术，则微言奥义，皆自得之；以言乎政事，则改法就功，取成于心。是则神考之独志，而安石之所以归美者也。用事之臣闇于此理，托奉宗庙，独尊安石，假绍述于诏令，寓好恶于刑赏。至于纂记私言，如嗣考事，遂使密赞之语宣扬于外，而一朝大典，祖述故事，但专美于人臣，不归德于我后。淩压宗庙，以植其私，事之乖谬，莫大于此。岂惟负神考在天之灵，抑亦失安石事君之意，臣所以惓惓而不能已也。因以所见，撰成《日录辨》一篇，具状奏闻。

臣闻四时合守一节，天首无节也，有变而已。人君如天，人臣如四时，故臣宜守节，不可变也；君当制变，不可守一节也。《坤》之用六，人臣之职，一吐其言，终身不变。《乾》之用九，人主之道，变其往事，无所不可。如上天寒暑之变，或霜或雨，在我而已，运而无积，岁功乃成。故曰「王省惟岁」，岂与四时同守一节而已哉！盖以天言之，则四时分守，合而成岁功；以人言之，则臣下执节，变而为主道。主道可变也，臣道不可变也。王安石守其节，神考变之，故人主之权不分于下。绍圣大臣以不改安石为节，而敢变神考之事，其理乖倒，可谓甚矣。然则人臣之节、人主之变，不可不辩也。

臣闻《周官》司徒之教有六德、有六行、有六艺。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，所谓六艺也。教亦多术矣，而艺居其末；艺亦多术矣，而书居其末。元丰中，王安石《进字说表》云：「先王立官以教之者，谓司徒六艺之教也」。又曰「盖将以合乎神旨者布之海内」。神考读其说而好之，玩味不忘，可谓合乎神旨矣，然不以布之海内者何也？以教化之本不在文字故也。神考之所以教天下者，可谓知本矣。绍圣中，用事之臣必以《字说》颁之海内，违神考之心矣。又况咀嚼庄老之言而不由其道，斥绝稽古之学而求利于已。晋之王衍尝用此术，倡为虚无，鼓舞天下。朝野翕然，谓之一世龙门，后进之士莫不景慕仿效，选举登朝，必由于衍。矜高浮诞，遂成风俗。于是人心支离，天下分为南北者三百馀年。当时识者以谓王衍之罪过于桀纣，言其以荒唐之学、偏私之说蒙蔽人主，而养成天下之乱也。景德元年，王钦若请幸金陵，当是之时，若无寇准，则天下分裂久矣。既往之事，今可监也。天佑我宋，今日以前，幸无不虞之变，故钦若之讨未及施行，南北之士复得同心以向陛下。然而王衍之言入于骨髓，涤除痕垢，非一朝一夕之所能也。唯愿一经一史，缉熙尧舜稽古之学，则天下之士皆当观上而化矣。

臣闻善继人之志、善述人之事者，天子之孝也，武王是矣。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者，卿大夫之孝也，孟庄子是矣。神考之初，当百年宜改之运，改英祖者多矣，乃所以为善继善述也。《书》曰：「一人有庆，兆民赖之」。此神考之大孝也。

臣闻尧曰：「咨尔舜，天之历数在尔躬。允执厥中，四海困穷，天禄永终」。舜亦以命禹。盖历数在躬，则有天命也；允执厥中，则尽人事也。天人两得，则四海不穷，而天禄永固矣。尧之所以命舜，舜之所以命禹者如是，则祖宗之所以命陛下者亦可知矣。陛下奄有神器，以天之历数在圣躬也。今所以保四海而固天禄者，在允执厥中以奉天而已。无过不及之谓中，不高不下之谓中，不左不右之谓中。如天之有北辰，众星之所拱也；如地之有洛邑，道里之所均也。如五行之有土，万物之所以生也；如五脏之有胃，百骸之所以立也。知其理而言之者，儒生之所能也；体其道而行之，则非圣人不能也。列子论出石入火之事，以谓仲尼能之而能不为也。能高而不为高，可谓中矣。故六经之道高，而不可不中者也。岂唯六经为然哉，老子之道可谓高矣，然以百姓心为心，则取域中之大焉，有去甚之说焉。老尚如此，况吾儒乎？显诸仁，藏诸用，一弛一张，而不失乎中者，然后足以经世也。今天下学者求治道于庄老，而于汉唐之事皆不取焉，失于高矣，故不中也。又天下之士，一南一北，彼用则此废，此用则彼废，失于偏矣，故不中也。不中，则如车轮无毂，不能转物。不能转，则为物所转，此自然之理也。尧曰四句，自有次叙，故历数在躬，则当允执厥中；允执厥中，然后永保天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