臣伏见仁祖之时，臣寮上言曰：「周制冢宰制国用，唐宰相兼盐铁转运使，或判户部，或判度支。然则宰相制国用，从古然也。今中书主民，枢密主兵，三司主财，各不相知。故财已匮而枢密院益兵不已，民已困而三司取财不已。中书视民之困，而不知使枢密院减兵、三司减财以救民困者，制国用之职不在中书故也」。臣谓当仁祖之时，官制未立，自元丰以来，制国用之职在三省矣。户部右曹之所掌，乃天下财用之根本也。神考理财之政，所以法先王而虑万世，元祐之臣虽有纷更，然天下所积财物，朝廷亦不尽取。今则一年之间，连下五敕，凡提举司所积钱取之殆尽。竭天下根本之财，坏神考理财之政，继志述事，岂宜然哉？今具五次朝旨下项。

一、元符三年九月八日敕：「府界诸路见管坊场钱，除本路一年合支数外，将剩数更留一半准备支用，馀一半特令起发上京，应副朝廷支用」。

一、元符三年十一月十九日敕：「府界诸路见管常平役钱，除本路一年合支数外，将剩数更留一半准备支用，馀一半特令起发上京，应副朝廷支用」。

一、建中靖国元年二月二十三日敕：「诸路提举司将见在抵当息钱并起发上京，应副朝廷支用」。

一、建中靖国元年三月初一日敕：「诸路提举司将见在量添酒钱，依抵当息钱已得旨挥施行。今后支使不尽钱数，并封桩，准备朝廷支用」。

一、建中靖国元年三月初二日敕：「府界诸路提举司所管钱物，除依旨挥起发及除留出本年合支散外，馀剩更留一半，钱数不多，深属阙少籴本。今于元祐年中所纳助役钱内拨一半充常平籴本，馀一半许榷货务召人入便，或计置起发上京，兑那往三路添助常平籴本」。

臣切惟神考立法之意，取民之财，还以助民。故天下诸路，州州县县各有蓄积，将以待非常之用，不使有偏乏之处。故右曹钱物不得与别司交杂，违条辄用者徒二年。自元丰七年以常平等积剩财物补助边费，岁取二百万缗为额，只以三年为期。盖不欲多费天下民财以资边用。神考爱民之虑，可谓深矣远矣。今当绍述此意，岂宜取三十年间根本蓄藏之物，一切大违成宪，而偏用之于一方乎？且上件五项所取之类，以天下计之，万数不少。于此类内，河东、陕西、京西三路之拨与提刑司者其数几何？河北路交拨与措置籴买司者其数几何？川陕西路具桩管数目关邻路召人入便，及与茶马司对数交兑者其数几何？臣谓凡此八路，那移兑拨，皆主于边费而已，自馀路分起发入京西飞于塞下者，又不知其几何。然则天下蓄积之物，皆运之于边矣。若使一劳而久佚，暂费而永宁，则三十年积之而一日用之，犹足以济一时之权，成不得已之计。今则不然，但剔割诸路以补一方之疮痍而已。臣恐一方疮痍补之未合，而天下乏财之患有不可深言者矣。臣生长南方，不能周知四境之事，且为东南之。西边财用匮竭，则供亿调度必取诸东南。东南积剩之物，今于无事之时，既巧取而偏用之矣，或有东南意外不庭之患，又将取之于何地乎？臣切考唐武德以后，开拓边境，地连西域，置都督，列州县。开元中置节度以统之，军城戍逻，万里相望。然而当此之时，糗粮出于屯田，马牛出于监牧，戍卒缯布取足于山东而已，未尝罄天下之积以从事于一方也。今五敕之所取，非岁岁常有之数。方主议臣充位之时，赖此纾目前之急；为庙堂久远之虑，当如之何！制国用者既不恤此，议弃地者又执偏见，不询众庶之论，不尽边臣之说，各以私意自复其言，因循相仍，驯致大患，纵以阙乏为忧，不过请行鬻爵之类耳。神考创法比隆于三代，彼中世之陋法，如鬻爵之类，乃熙宁初议之所不取也。当时条例司臣寮参议论者，今为辅相，忍不为陛下一言之乎？又况神考自有为之初，以至法度之成，忧勤不倦，非一日之积也。所以建子孙万世之业，为四海无疆之虑。何意今日继述先绪，乃复遽取中世之陋法而行之者也。使财用有馀，则朝廷议论自不至此。然则神考十九年焦劳之虑，特为今日目前之费尔，岂不痛哉！又闻献议之臣欲裁损州郡供给，减削吏人请受，以佐国用。枢密院减罢陕西诸路准备官员数以节冗费。此不得已之计，非无毫发之助也。然使神考理财之政不为庙堂所坏，则臣寮议论亦不至此。此等不得已之事，不免渐渐为之，则算间架，除钱陌，贷富人钱谷，卖御史告身之类，安保其不渐为也？主议大臣既去之后，设有此事，则其敛谤欲使何人当之？故凡户部不得已之下策，皆非神考大有为之初意也。渐用不得已之策，顿改大有为之意，名曰「建中」而偏为过甚之举，名曰「继述」而大违神考之绪。甚矣，其可痛也！陛下嗣位之初，肆赦天下，大弛逋欠，此乃真宗之所尝行，而神考之所欲为也。绍圣役法有「一倍三料」之文，神考素意，欲候岁久积多则时一弛之，所以远继成周驭民之法，而俯取汉文弛租之政，以悦斯民，以召和气，以为后嗣之式也。夫上之所弛者其数既多，则下之所获者不为侥倖。《周官》「八则」，所谓予以驭其幸者，虽非日行之常事，是乃驭民之美意。陛下式祖宗而行之，可谓得继述之义，而人臣之所宜将顺者也。然方国用匮乏之时，而所弛之物其数太多，故所谓倾天下之财而使无孑遗者，言者之所当虑也。然赦敕之所放，陛下所以广恩惠；五敕之所取，大臣所以备边乏。广恩惠以收人心，有益之事也；因边费而坏成法，无益之举也。又赦敕所放，其数止于二千馀万；五敕所取，其数不知其几万万也。陛下为有益之事以法祖宗，其数又少，方乏财之时，尚不可以不言；大臣为无益之举以坏先宪，其数甚多，方乏财之时，安可以不虑乎？切惟神考承祖宗久安之绪，熙宁之初，国用匮乏，而理财之政未修也。王安石曰，有天下者岂以乏财为患哉？于是讲理财之法，立天下之政，缉熙增损十有馀年。至于元丰之间，法度成就，然后州州县县皆有蓄积，天下无偏乏之处，将以待非常之用。则所谓有天下者不以乏财为患，信不诬矣。今则不然，耗根本之财，坏已成之法，虽西边用度目前不乏，而天下方匮乏，患将由此而作矣。盖神考为子孙万世之虑，故政事既立，而天下无乏财之患。今日坏神考之法，则天下之患，必自乏财而生，此必然之理也。且自祖宗以来，天下诸路转运司或有非常之用，必须干告朝廷。既在经费之外，于理自合应副，然自熙宁以前，常患无可应副者，以理财之政未修故也。由元丰以来，根本蓄积之财，州州县县聚如江海，法防坚固，内外充溢，转运司经费之外，设有干求，以此应副，不患不足。然而神考爱惜民财，谨守交杂之法，转运司虽有干求，亦不轻与。故当时转运使刘攽之徒妄有乞贷者，皆被谪罚。今则边方用度百倍于昔，转运司匮乏迫窘异于平时，虽有乞贷，理合应副。然朝廷于其所请，例皆峻拒。朝廷岂为爱惜民财，谨交杂之法乎？良以乏财而已矣。诸路误以乏财废事，为转运使者，安肯受无名之谪乎？夫州州县县蓄积之物，一年之内皆以五敕取之，而尚以乏财为患，可不虑哉？臣愿陛下诏宰臣制国用，修户部右曹之政，明提举官覆奏之法，委官选吏，会计五敕所起都数若干，已到若干，未到若干；自馀八路那移兑拨以充边用者若干；陕西、河东边费，除系本路钱物及朝廷以钱应副外，已用五敕所及外，应支五敕所起者，其数各若干；除已用应支外，所馀之数尚有若干。凡已往之费，不可追究，未来之费，所宜会也。前此朝廷遣使会计边费已用之数，所得者簿历盈车，不可覆考，重有烦费，无补于事。今臣所论者右曹根本之财而已，不知五敕所起可以为西边几年之用否。困天下之力，坏神考之政，而数年之后未免阙绝，庙堂之上今亦可以觉悟矣。惟陛下熟计之，幸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