窃惟大乐之本，金石为先，曩制相沿，典策具在。盖前圣善制，取法非一，故有十二管之和，十九管之巢，三十六簧之竽，二十五弦之瑟，十三弦之筝，九弦、七弦之琴，十六枚之钟磬，各自取义，宁有一之于律吕，专为十二之数也？且钟磬八音之首，丝竹以下，受而为均，故圣人尤所用心焉。《春秋》号乐，总言金奏，《诗·颂》称美，实依磬声，谅兹二器，非可轻改。今照欲损为十二，不得其法于古。臣等以为有不可者四，甚不可者一。《传》曰天子用八者，诚羽舞之列也。然钟磬亦取用八之义，故先儒引以为言。夫八音生于八风，是制乐之本。钟磬得倍其数者，由统率众器，使无遗声，十六之兴，其义在此。若止于十二，是亏天子用八之义，且不得尽气之声，一不可也。后王相尚，亦时改作，诸儒偏见，或存异说。盖尝有十九钟、二十一钟者矣，十四钟、二十四钟者矣，虽暂施乐府，概见篇籍，及钜儒名臣，讨论至当，俾克行远，终归十六，今欲隳至当行远之法，二不可也。汉成帝时，犍为郡水滨得古磬十六枚，汉家因是议明堂辟雍，以立制度。验此一事，盖非近物，故班固之作《汉志》，康成之注《周官》，杜预之释《传》文，阮氏之图三《礼》，而十六之数，初无异论。且前儒名学，各有师承，脱无全文，当慎疑阙，非如今世之儒，师心独得，便为可行也。唐家稽古，礼乐最为详备，今其所存者，止《通礼》、《会要》、《令式》《、六典》、《义纂》、《义罗》之类，究寻钟磬之数，咸云十六。惟有《乐府杂录》，乃唐人段安节所著，于雅乐部有编磬十二之说。臣详览其书，舛驳特甚，且其文曰：「雅乐十二律钟，依月律排之，每面石磬及编磬各一架，每架各编钟十二，亦依律吕」。叙事之体，诚有工拙，至于铺陈名物，要须有次。今于编磬各一架之下，便云每架各编钟十二，且钟架尚未有说，钟数何缘先见？漏落颠倒，判其非真。又安节当僖昭丧乱之馀，唐家备乐，既以残缺，而安节但率所见，笔之于书，所传之事，故多失实。今舍《周官》汉瑞之明据，背班固、康成之名学，斥唐家正典之法，遵后人失传之议，此三不可也。而照引正经四义，为编钟十二之据。其一引《周礼》凡为乐器，「以十有二律为之数度，以十有二声为之齐量」。臣等谓「为之数度」者，若黄钟之钟九寸，倍而更半之，其长二尺二寸五分之类也。「为之齐量」者，乃是十有二声之钟，取其所容，以为声之齐量，非论钟之数也。其二引春秋晏子之言，「七音六律，以奉五声」。臣等谓七音，七均也；六律，兼六吕而言之也。以奉五声者，是用十二律行于七均，奉五声而为之十二也。此盖普说乐意，非如照指定钟体，强配十二也。其三引季子观乐，美《韶》乐曰：「五声和，八风平，节有度，守有序，盛德之所同也」。照解之曰：「五声和者，则舜琴五弦，七音六律十二管之义也。夫五弦之中，自具七音，数用十二管，五声各一，盖无偏重，则五声和矣。若武琴七弦，则九音八律十六管之义，宫商变宫三位重复，则五声不和矣。八风平者，亦是五弦之中既具十二管，则与八风自相均，此乃八风平也。若武琴七弦，当具十六管，则有十一风，正北、东北、正东之风偏重，则八风不平也」。臣等据《春秋》鲁襄公二十九年，吴公子札聘于鲁，请观周乐，为之歌《颂》。《颂》者，今《诗》之周、鲁、商《颂》也。季子曰：「至矣哉！五声和，八风平，盛德之所同也」。则季子之言，美三《颂》之盛德，非为《韶》乐而发也。夫周家之乐，自用七弦之琴，既用七弦，亦得五声和，八风平，节有度，守有序。则照之前言，不惟误引经传，兼亦自相矛盾。其四引《国语》：「王将铸无射，问律于伶州鸠，对曰：『律所以立均出度也』」。照谓月令十二，而均度之法不可增减。又曰「考其中声，量之以制」，照谓除去减倍之声，唯存正中之声也。又曰「度律均钟」，照谓以十二律声均调十二钟也。「纪之以三」，照谓度量衡法以成钟也。「平之以六」，照谓造钟之法不可过六律。「成于十二」，照谓六律之变极十二之数，此天然造化之法，必十二为体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