某启：辱书言《考工记》及刘歆所铸斛，并《素问》、《病源》，不可不复。窃谓舜巡四岳，则同律度量衡。孔子曰：「谨权量，四方之政行焉」。以是知圣人之于尺量权衡，恃以为治者。而尺量权衡必本于律，律必有声以考其和，此乐之所由作也。周之釜，汉之斛，其法具存。魏晋以来，其尺至有十五种，盖由横黍、纵黍所为，而不禀于律也。然卒不能作乐，止用旧声，终唐之世，无变改者。至周，王朴始用魏晋所弃之法，遂以仲吕为黄钟。太祖皇帝患之，特下一律。仁宗皇帝留意数十年，终无所得，及上仙，太皇犹以李照、胡瑗所铸铜律置神御前。然李照以纵黍累尺，与今太府尺同，其律又应古乐，而钟磬才中太簇，是乐与律自相矛盾也。胡瑗之乐，君实详知之，此不复云。前岁议乐，按视太常镈钟，皆有大小轻重，非三代不能为。然最大者今为林钟，而仲吕乃居黄钟子位，考之正差五律，与前后言者相符。虽经镌凿，尚可补治，若以大小次之，必得其正。近又用李照之乐，则不若仲吕之愈也。何则？太簇商声，宋子京所谓君宫寄于臣管是也，是大不可，又况十二律皆有清声。花日新撰谱，与郑卫无异，而以荐郊庙，可乎？《考工记》，世以为汉儒所为，《汉志》载刘歆之说，多所牵合，某亦于二书深疑之。近因釜斛，考其制作，不复疑矣。又知太府之尺与权衡，皆古之禀于律者，惟量出于晋魏之贪政，与律不合，须君实面言乃悉。窃以为论此者，今世无如吾二人讲求问难之多而且久也，得君实来协同其说，以破千馀年之惑，为后世之传，则吾徒事业固亦不细矣。难兄若朝夕来，不敢奉邀。候归陕，岁首垂访，春中却同入洛，幸也。刘康公论极佳，此诚非举人之所能到。然《素问》专主于医，非黄帝莫能为者。某至颍昌，已再读矣，须有所得，恨读之之晚。《病源》乃申《素问》之说，易为观览。若君实不倦，亦不可忽，于身大有所益。圣人之于后世如此，但恐未可焚烧。釜斛费铜炭则然，亦不可错弃。恃念，不宣。某再拜（《司马文正公传家集》卷六二附录。又见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》卷一○六，《古今图书集成》考工典卷一四。）。

视：原无，据右引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