河自西出而南，又东折，然后北注于海。当禹之行水，功之所施者最多，自大伾而北，既酾为二，至大陆又播为九，然后为逆河，以与海属，非屡散裂而顺导之，莫能为功。盖其难如此，故历三代千有馀年，无河患者，以禹故迹未尝变也。至周定王之时，禹迹遂改，故河之为败自此始。自是之后，言治河者尤众。有欲索故迹而穿之，许商、解光之说是也。有欲出之胡中，齐人延年之说是也。有以为天事可勿理者，田鼢、谷永之说是也。有以为宜空水冲以纵其决，穿漕渠以通其势者，关并、贾让之说是也。有以为宜弛灌溉之防，使水得自行者，张戎之说是也。有以为宜徙之宽平者，王横之说是也。有以为宜计为堤防，又以为堤防非古义者，王延世、平当之说是也。凡此数者，各乖异。总之，堤防之起自战国，西汉以来，筑作者辄复败，故务壅塞居水者，最闇于用，而复二渠，则水之害去，绝屯氏之河，则害作，故言河宜散裂、仿于禹迹是当。盛宋之隆，河数为败。兴国之间，房村之决为甚。当此之时，劳十万之众，然后复理。天子为赋诗比《瓠子之歌》，属者虽有商胡之忧，非曩时比也，然天子大臣讲求利害之理勤矣。愚既以为堤防壅塞闇于用，仿禹之迹为可，然水之为迹，难明久矣，非深考博通，心知其详，固难以臆见决策举事也。宜博求能疏川浚河者，与之虑定，然后施功，则可以下安元元，上追禹绩矣。

知今者莫若考古，知古者莫若师经。经者，万世之法也。自教学废而经术不盛行于天下，言理者舍经而各师其意，此后世之患也。若治水之说亦有焉，昔是之时，水害遍于中国，尧能得禹之材而属任之，禹能知水之性而顺导之，然后水之害熄。其法之可见者，《禹贡》是也。自禹功立而更三代千有馀年无水害。周定王之时，河始徙禹之迹，自此水之为中国害者特河耳。汉以来言治河者众矣。齐人延年则以谓宜出之匈奴。许商、韩牧则以谓宜复其故道。田鼢、谷永则以谓宜属之天事。关并、贾让则以谓宜弃水冲之地以肆其行，穿溉漕之渠以短其势。王横则以谓宜徙之宽平。王延则以谓宜为堤防。平当则以谓堤防不可以为固。张戎则以谓宜弛灌溉之防，使水得自去。数说者各异，然未尝知图患者莫若究其原，究原者莫若求之经，求经者莫若《禹贡》之可信，而各率私意，次进其说，故考之而无本，推之而难行，此舍经之害也。方汉之时，经术虽不盛行于天下，然学经者犹不尽废，而害已然。至今千有馀年，言经者益少矣，决事者用私见耳。故明策以谓《禹贡》之学久废，而以访问于学者，此可谓于千载之论中其所大蔽，当今之务明其所大本也。夫《书》称五行，水曰润下，则就下者水之性也。禹知其然而治之，欲使顺其归。盖地之形，雍州高而兖、冀下，故其有事也，始兖、冀而终于雍，此高下先后之异也。天下至广，百川至众矣，使小水皆致其力，则功有所不逮而日有所不给也。故治江之道，使之顺则河、潜皆得合而行；治河之道，使之顺则漳、滏皆得附而泄。它水皆然。故用力少而败功多，用日近而见效远。故所谓治其大而小者从之，能知其要者也。曰江、曰淮、曰河、曰济，经渎之所最大而施功之所最多，此其名之尤章章可见者也。计其力则州十有二师，九州当二十七万人，计其日则四年而毕，此用力多少之数也。夫禹之于水，知其地形高下、所治先后，又知其法之要，又能审其名，揆其功，定计于此，然后施功于彼，此所以能去水之败也。宋兴，百川循道，为败者不过于河，兴国之间防村之决为尤甚。当此之时，劳十万之众，然后复理，天子为赋诗比《瓠子》之歌。今横胡、商胡再决，自天子大臣谋救讲利害之勤矣，明策访《禹贡》之法于学者，必将要之可行。夫古今之变虽殊然也，形之高下不易，至于明其所治之先后小大与其法之要，而辨其名、审其用人之多少，定计于此，然后施功于彼，则禹之迹有不得尽循，禹之法有不得而改也，在详酌而法之耳。

右，臣准太常礼院公文，司天监奏，今年六月朔，太阳交食。臣伏睹近世以来，每有日食之变，历官皆先具月日时刻及所食分数奏闻。至日，或为阴云所蔽，或所食不满分数，公卿百官皆奉表称贺，以为大庆。臣愚以为，日之所照，周遍华夷；云之所蔽，至为近狭。今若太阳实亏，而有浮阴翳塞，虽京师不见，四方必有见者，此乃天戒至深。不可不察。臣闻汉成帝永始元年九月，日有食之，四方不见，京师见。谷永以为沈湎于酒，祸在内也。二年二月，日有食之，四方见，京师不见。谷永以为百姓屈竭，祸在外也。臣愚以为永之所言，似未协天意。夫四方不见、京师见者，祸尚浅也；四方见、京师不见者，祸寖深也。日者，人君之象。天意若曰人君为阴邪所蔽，灾慝明著，天下皆知其忧危，而朝廷独不知也。由是言之，人主尤宜侧身戒惧，忧念社稷。而群臣乃始相率称贺，岂得不谓之上下相蒙，诬罔天谴哉！又所食不满分数者，历官术数之不精，当治其罪，亦非所以为贺也。伏望陛下明敕有司，若六月一日果有日食之异，或四方见京师不见，或所食不满分数，皆不得奉表称贺，以重皇天之怒，则天下幸甚。臣职在礼部，掌凡群臣庆贺章表，不敢不言。谨具状奏闻，伏候敕旨。

晁错为汉削诸侯、尊王室，遂覆其宗，忠矣，语智则未也。幸而汉胜之，借吴楚得天下，其祸于汉也，可胜言哉？扬雄以愚论者，不究其成败，多讥雄者，故著云。汉诸侯王类多覆溢，大者以畔诛，小者以奸亡，累迹而发。然汉未尝为择贤师友，以剀切诲导成就之也。吴楚既灭，创艾绳削，内外相伺，立为雠贼，过若毛氂，发为山丘，此谷永所以痛切，中山所以增欷也。至其恶积祸至，则皆叹息，悔恨其前之不得为善，思有以洗心革行，亡由也。故厉王之迁，乃曰：「吾以骄，不闻过，故至此」。梁王亡亦曰：「傅相不以仁义教臣也，是可哀也」。观诸王之所为，桀纣不甚于此，然而无令其独被恶名，宜责汉之不为置贤傅相以诲导之云耳。

臣陶言：伏奉敕命，差臣知梓州军州事，臣已于今月二十六日到任讫者。昔尝拜疏，愿分乡郡之符；今乃叨恩，遂载邦侯之旆。仰虔俞命，俯激危心（中谢。）。伏念臣习不逢原，用难应务。起家从仕，希子云之安恬；发策决科，鄙谷永之附会。每究观于义利，靡徇易于险夷。持以自盟，久而无愧。半生流落，空惊岁月之峥嵘；晚景亨途，忽接云霄之步武。偶缘使事，轻去从班；未阅再期，俄更四守。既遂里闾之请，又尘屏翰之居，力薄岂堪，恩深莫报。此盖伏遇皇帝陛下至仁天覆，大智日跻。成汤之善与人，必于器使；武王之不忘远，烛以皇明。未谴衰迟，尚优临遣。况臣早岁，曾使此方。导德泽于数州，粗能寡过；奉教条于一郡，敢不潜心。冀收毫发之劳，归答乾坤之赐。

圣问该明，深究一时之弊；刍言猥略，愧非三道之才。服宠过优，寄颜良厚。夫取人之术，惟名实之辨不欺，则可要以终；行己之方，惟义利之分不惑，则能伸其志。尝观制举之开设，莫盛本朝之选抡。公卿间出，而广有济时之功；豪俊继起，而屡闻康国之论。高风邈矣，故事存焉。以科试论之，谓之名而实乃询于阙失；以进取待之，谓之利而义难茍于谀从。虽隆薄之在人，亦轻重之由己。如陶者寒乡寡与，朴学粗坚。强为文辞而气格不高，好穷事变而术略无取。徒谓前良之可慕，又思圣主之难逢，辄不自量，庶几少立。幸被德音之召，俾从国士之游，咸造广廷，仰承清问。方朝家大有为之日，惟万物更新而询于刍荛；非天下不敢言之时，故一夫进说而宽其罪戾。况夫自汉而下，有唐以来，贤良为举者凡几人，得失最明者惟二子。以谷永之附托，而转攻世主之过咎，则今之愚者所不能；以刘蕡之量切，而卒为有司之弃遗，则古之贤者或不幸。殊惭谫陋，亦预甄收。此盖某官讲求治体而务在得人，崇倡化风而乐于进善。权衡之平也，不私高下于彼物；钧轴之运也，不系刚柔于我心，是致孤生，偶尘高选。昔之谋道，素闻取舍之大方；今也丁辰，益励始终之常节。倘力行而寡过，亦论报之一端。过此以还，非敢语及。

问：卦者，时也；爻者，适时之变也。观其时，穷其变，赜之以吉凶，推之以进退，天道人事，其相参乎！何以周公《履》而不处，仲尼《需》而不进？《明夷》之六五，利箕子之贞；《既济》之九三，见高宗之伐。文王之德，居《升》之四；仲尼之志，当《革》之初。索求义象，而质以圣贤之迹，兹有望于彊博也。

问：《六月》，宣王北伐之诗也，历序《小雅》废缺，为变之始，则厉王之诗，不列于《小雅》明矣。《十月之交》、《雨无正》、《小旻》、《小宛》，皆刺幽王，郑康成以为刺厉王之诗，学者惑焉。夫康成之于《诗》，造其蕴奥也，其说非妄也。诸君宜辩之。

问：三代之政，各有所尚，故忠、质、文循环为用，以救其弊，推其损益，而百世可知矣。然则圣王之垂统御极，必鉴观物理，参验势数，量揆叙以建治体，使元元之生，归于中和之域而后已也，岂可泥于循仍而昧于适变哉？国家刬五季乱本，造四海大业，百馀年间，号安平矣。教化所渐摩，法度所处制，其所尚者何也？远稽三王之道，近抚当世之务，则所损益者，又宜何如而可以济于时耶？诸儒固尝极虑于此也。敢问其略，无让焉。

问：经者所以载道，而道者适治之路也。士之穷经探道，而有志于从政者，岂区区章句而已乎？必能推明圣奥而适于用也。且《礼》有九经，《书》有八政，皆治道之要务，施之于今，无不可也。请条其目，而陈其效焉。

问：尧、汤水旱，必推之数也；《洪范》休咎，必归之数也。推之数则灾异生于自然也，归之数则精祲兆于有象也。国家仁厚之化，蒙被动植；太和之气，充塞方外，然而水旱有时而作，岂数之然耶？抑休咎亦有其象也？却众沴而来诸福，得无术乎？昔董仲舒、刘向父子、夏侯胜、谷永、李寻之徒，皆以经术推阴阳为儒宗，今之经明行修者，岂宜自谢古人而不言也？

问：四夷为中国患，虽三代之盛，亦所不免，故禦外备边之策兴焉。议者必曰：重任将，勤训兵，厚其储蓄。此其大略也。然则将以何道而任，使之必胜？兵以何术而训，使之不骄？储蓄以何法而积，使之不困于民？愿毕其说可也。

臣近准敕命降授前件官、同知谏院。臣已祗受讫，于二十二日正衙，二十三日门谢，并毕。臣窃以告臣之辞云：「荐引公卿，措置职任，此而轻肆，宜有惩责」。臣受命已来，夙夜惟思，若以臣畎亩无状，学问〇落，不足以拾遗左右，论大臣能否，则已矣；若以臣所论，不当于理，则臣所学于古者如此，敢违臣所学以徇世乎？然敕命已下，不敢遽有论列，既乞补外，而三状闻奏，未蒙报可。臣欲勉强就职，则臣方以言忤旨，得罪夺官。《传》曰：「人臣不见察于君，不敢立于朝」。臣虽闇愚，敢忘斯义？臣谨上考圣人，旁稽传记，反覆一二，为陛下言之，非以避臣之罪也，将以明君臣之义也。陛下幸赦其罪，使得毕陈。臣闻孔子所谓谏臣七人者，三公四辅也。天子与此七人者处，而绳愆纠缪，格君心之非，群臣之贤不肖，相与谋议而进退之，泯然不见其辨争之迹，而治化已成于天下。后世七人者，不任其责，始以小官与人主论辩天下之万事，故谏官虽微，而与谋于王体，与闻于国论。宰相与人主进退贤不肖于庙堂之上，谏官与人主别白贤不肖于造膝之间，其所从来久矣。孔子曰：「君子之任，行其义也」。又曰「勿欺也而犯之」。故臣之事陛下也，情不敢隐，而每犯颜焉，义之所在，则言之不疑。又闻孔子曰：「君子之事君也，将顺其美，匡救其恶」。晏子曰：「君所谓可而有否焉，臣献其否而成其可；君所谓否而有可焉，臣献其可而去其否」。若如告辞所谓，则人臣之义有匡救而无将顺，有献否而无成可，始得事君之义，而无隐情也。或者乃谓谏臣小官，不当与人主进退大臣之事；又或云谏臣虽可以论大臣之贤不肖，然不当云「以某代某」。臣又以为不然。卫大夫史䲡以蘧伯玉贤而不用，弥子瑕不肖而任事，数以谏而君不听，死且不懈，至以尸谏。卫公卒退弥子瑕，而用蘧伯玉。成帝时，御史大夫缺，谷永荐薛宣，成帝用之。鲍宣以谏大夫上言，请黜汝昌侯傅商、方阳侯孙宠、宜凌侯息夫躬，而召用故大司马傅喜、故大司空何武、师丹、故丞相孔光、故左将军彭宣。明年，上遂召孔光，免孙宠、息夫躬，又召何武、彭宣，复为三公。杜诗以南阳太守上疏，称「伏湛柱石之臣，宜居辅弼」；郎顗言「黄琼、李固可任时政，伊尹、傅说不足为比」。此数人者，皆位下言轻，或劝人主进退大臣，或欲以某代某，当时或用或不用焉，未尝以为非也。唐之盛在太宗，太宗之臣莫如魏徵。时有言徵阿党亲戚者，太宗使温彦博按之，又使彦博责徵不得不存形迹。他日，徵入奏曰：「臣闻君臣叶契，义同一体，未闻不存公道，唯事形迹。若君臣上下，同遵此路，则邦之兴丧，或未可知」。太宗改容曰：「吾已悔之」。若徵之言，可谓深得治体矣。使太宗以形迹待群臣，群臣以形迹事太宗，嫌疑猜阻，上下之情不通，则与秦之末世何异，岂能成贞观之治哉！今使言者论群臣之非而不言其是，论群臣之恶而不言其美，称其人不得言堪某职，述其才不得言堪某任，其为形迹，岂不甚哉？臣虽非魏徵之贤，实欲陛下复太宗之治也。故臣之事陛下也，知尽臣之义，而无隐情，上不见三公之尊，下不知九品之贱，愚智忠邪，茍知其详者，悉以献于左右。《传》曰：「为人臣者，无以有己」。明委质以事君，则身非己有，生杀予夺，唯上所令。《传》曰「匹夫不可夺志」。岂谓可杀可生者身也，可予可夺，而志不可以夺欤？以臣贱微，言论不合，放废窜逐，何伤于治。圣恩博大，才夺两官，或周章震扰，丧其所图，遂于陛下怀不尽之意，则罪莫大焉。况臣自供谏职，才及两月，得对至于五六，而章十馀上，臣之本末，计亦粗简圣心。然臣所言，无一见效。臣论枢密院使邵亢在位无状，而陛下疑之；论御史中丞滕甫奸邪，而陛下不信。则是臣行犹可疑，而言不足听也。陛下置左右耳目之官，而取言行无足采者，不知将何补于治？臣所以区区求去者，非徒不得其言，亦以深为陛下谋耳。伏望圣慈特赐检臣前后三状，罢臣言职，除一外官。臣见居家待罪，所有实录院检讨、同知谏院、管干国子监，臣并不敢供职。

帝王之道，莫大于知人，而知人之法，莫先于名实之辨。为国者莫不欲治，而常患治道之不进，知人难也；为治者莫不欲知人，而常患君子小人之无别，名实之辨也难。天下如是其广也，天下之人如是其众也，情殊而貌异如是其不一也，而人君立于朝廷之上，欲以其聪明尽天下之贤愚才否，此尧、舜之所病也。故君子于知人之术深论而博究之，则必舍其浮而取其要；知名之不可专任以取人，则后名而先实。名实先后之辨存于目前，虽曰人才之难知，吾亦可得而知之矣。今夫用名之取之也，天下知荣辱进退之权举在乎见，则将趋名而忘实，激伉以为高，矫伪以为行，耀己惑众以为才，倡之以亲私之议，和之以党与此周之说，则名者由其所自取，而无实之士从是而进矣。夫以天下之公器，养无实之士，而以待国家一旦之用，则不亦败天下之事哉！故用人莫若取其实，欲见其实，莫若观其已试之效。居丞弼之任者，尝能画大事、建大计、调和阴阳、镇抚夷狄否邪？为谏诤之官者，尝能立争于朝而正天下之是非得失邪？操金谷之柄者，尝能蓄足财用，通天下有无之利，以富其国邪？居将帅之列者，尝能训兵治戎、排难却敌，息边疆之忧邪？举是以明之，则凡群臣百吏，皆可得而知，如设衡石而评物之轻重也。孔子曰：「如有所用，必有所试矣」。故《虞书》有黜陟之法，《周官》有大比之制。至于汉之谷永、京房，魏之杜恕，唐之刘祥道，皆尝言其事。则考绩之法，帝王之所以为治者，又何以先于名实之辨乎。

事君者有犯勿欺，所以尽为臣之节；无礼必逐，岂容逃慢上之诛。太中大夫、知汝州苏辙，父子兄弟，挟机权变诈之学，惊愚惑众。辙昔以贤良方正对策于庭，专斥上躬，固有异志。有司言辙怀奸不忠，如汉谷永，宜在罢黜。我仁祖优容，特命以官。在神考时，献书纵言时事，召见询访，使预讨论，与轼大倡丑言，未尝加罪，仰惟二圣厚恩，宜何以报？垂帘之初，老奸擅国，置在言路，使诋先朝。乃以君父为仇，无复臣子之义。愎忮深阻，出其天资。援引儇浮，盗窃名器。专恣可否，畴敢谁何。至与大防中分国柄，罔上则合谋取胜，徇私则立党相倾。排嫉忠良，眩乱风俗。朕既洞察险诐，犹肆诞谩，假托虚辞，规喧朝听。比虽薄责，未厌公言。继揽奏封，交疏恶状。维尔自废忠顺之道，而予务全终始之恩，再屈刑章，尚假民社。往自循省，毋速后愆。可特降授左朝议大夫、知袁州。

轼生二十有二年矣。自七八岁知读书，及壮大，不能晓习时事，独好观前世盛衰之迹，与其一时风俗之变。自三代以来，颇能论著。以为西汉之衰，其大臣守寻常，不务大略。东汉之末，士大夫多奇节，而不循正道。元、成之间，天下无事，公卿将相安其禄位，顾其子孙，各欲树私恩，买田宅，为不可动之计，低回畏避，以苟岁月，而皆依放儒术六经之言，而取其近似者，以为口实。孔子曰：「恶居下流而讪上，恶讦以为直」。而刘歆、谷永之徒，又相与弥缝其阙而缘饰之。故其衰也，靡然如蛟龙释其风云之势，而安于豢畜之乐，终以不悟，使其肩披股裂登于匹夫之俎，岂不悲哉！其后桓、灵之君，惩往昔之弊，而欲树人主之威权，故颇用严刑以督责臣下。忠臣义士，不容于朝廷，故群起于草野，相与力为险怪惊世之行，使天下豪俊奔走于其门，得为之执鞭，而其自喜不啻若卿相之荣。于是天下之士，嚣然皆有无用之虚名，而不适于实效。故其亡也，如人之病狂，不知堂宇宫室之为安，而号呼奔走，以自颠仆。昔者太公治齐，举贤而尚功。周公曰：「后世必有篡弑之臣」。周公治鲁，亲亲而尊尊。太公曰：「后世浸微矣」。汉之事迹，诚大类此。岂其当时公卿士大夫之行，与其风俗之刚柔，各有以致之邪？古之君子，刚毅正直，而守之以宽，忠恕仁厚，而发之以义。故其在朝廷，则士大夫皆自洗濯磨淬，戮力于王事，而不敢为非常可怪之行，此三代王政之所由兴也。曾子曰：「上失其道，民散久矣」。天下之人，幸而有不为阿附、茍容之事者，则务为倜傥矫异，求如东汉之君子，惟恐不及，可悲也已。轼自幼时，闻富公与太尉皆号为宽厚长者，然终不可犯以非义。及来京师，而二公同时在两府。愚不能知其心，窃于道涂，望其容貌，宽然如有容，见恶不怒，见善不喜，岂古所谓大臣者欤？夫循循者固不能有所为，而翘翘者又非圣人之中道，是以愿见太尉，得闻一言，足矣。太尉与大人最厚，而又尝辱问其姓名，此尤不可以不见。今已后矣。不宣。轼再拜。

臣闻《书》称尧、舜之德曰：「明四目，达四聪」。盖人君居高宅深，其势易与臣下隔绝。若不务广耳目，则不闻外事，无以预知祸福之原。臣不敢复论前代，请陈本朝故事。每当视朝，上有丞弼朝夕奏事，下有台谏更迭进见，内有两省侍从诸司官长以事奏禀，外有监司郡守走马承受辞见入奏。凡所以为上耳目者，其众如此。然至于事有壅蔽，犹或不免。今自太皇太后陛下、皇帝陛下垂帘以来，每事重慎，群臣得对于前者，惟有执政及台谏官而已。然天下之事，其是非可否既决于执政，陛下欲于执政之外特有所闻者，又独有台谏数人而已。臣观今日台官三员，谏官二员，其间非执政私人，特出圣意所用者，又不过一二人。孔子有言：「今吾于人也，听其言而观其行」。陛下试取此五人言行之实而谛观之，则其邪正向背概可见也。昔汉成之世，王凤用事，群臣莫敢尽言。惟刘向、王章力言其恶，无所顾避，皆为凤所不喜，言卒不用，或继以死。而凤推荐其门人如杜钦、谷永之流，使上封论事。钦等所言皆掩蔽凤短，专攻帝失。由此直言不闻，汉以不竞。今陛下深处帷幄，耳目至少，惟有台谏数人。若又听执政得自选择，不公选正人而用之，臣恐天下安危大计，无由得达于前，而朝廷之势殆矣。惟陛下留神省察，无忽臣言，则社稷之福也。取进止。

颍滨遗老姓苏氏，名辙，字子由。父曰眉山先生，隐居不出，老而以文名天下，天下所谓老苏者也。欧阳文忠公以文章独步当世，见先生而叹曰：「予阅文士多矣，独喜尹师鲁、石守道，然意常有所未足。今见君之文，予意足矣」！先生既不用于世，有子轼、辙，以所学授之曰：「是庶几能明吾学者」。母成国太夫人程氏，亦好读书，明识过人，志节凛然。每语其家人：「二子必不负吾志」。辙年十九举进士，释褐。二十三举直言，仁宗亲策之于廷。时上春秋高，始倦于勤。辙因所问，极言得失，曰：「陛下即位三十馀年矣，平居静虑，亦尝有忧于此乎？无忧于此乎？臣伏读制策，陛下既有忧惧之言矣，然臣愚不敏，窃意陛下有其言矣，未有其实也。往者宝元、庆历之间，西羌作难，陛下昼不安坐，夜不安席。天下皆谓陛下忧惧小心如周文王。然自西方解兵，陛下弃置忧惧之心二十年矣。古之圣人无事则深忧，有事则不惧。夫无事而深忧者，所以为有事之不惧也。今陛下无事则不忧，有事则大惧。臣以为忧乐之节易矣！臣疏远小臣，闻之道路，不知信否。近岁以来，宫中贵姬至以千数，歌舞饮酒，优笑无度。坐朝不闻咨谟，便殿无所顾问。三代之衰，汉、唐之季，女宠之害，陛下亦知之矣。久而不止，百蠹将由之而出。内则蛊惑之所污，以伤和伐性；外则私谒之所乱，以败政害事。陛下无谓好色于内不害外事也。今海内穷困，生民愁苦，而宫中好赐不为限极；所欲则给，不问有无。司会不敢争，大臣不敢谏，执契持敕，迅若兵火。国家内有养士、养兵之费，外有北狄、西戎之奉，陛下又自为一阱，以耗其遗馀。臣恐陛下以此得谤，而民心不归也」。策入，辙自谓必见黜，然考官司马君实第以三等。范景仁难之，蔡君谟曰：「吾三司使也，司会之言，吾愧之而不敢怨」。惟胡武平以为不逊，力请黜之。上不许，曰：「以直言召入，而以直弃之，天下谓我何」？宰相不得已，寘之下第，除商州军事推官。知制诰王介甫意其右宰相专攻人主，比之谷永，不肯撰词。宰相韩魏公哂曰：「此人策语，谓宰相不足用，欲得娄师德、郝处俊而用之，尚以谷永疑之乎」？知制诰沈文通亦考官也，知其不然，故文通当制，有爱君之言。谏官杨乐道见上曰：「苏辙，臣所荐也。陛下赦其狂直而收之，盛德之事也，乞宣付史馆」。上悦从之。是时先君被命修礼书，而兄子瞻出签书凤翔判官，傍无侍子，辙乃奏乞养亲三年。子瞻解还，辙始求为大名推官。逾年，先君捐馆舍。及除丧，神宗嗣位，既三年矣，求治甚急。辙以书言事，即日召对延和殿。时王介甫新得幸，以执政领三司条例，上以辙为之属，不敢辞。介甫急于财利而不知本，吕惠卿为之谋主，辙议事多牾。一日，介甫出一卷书，曰：「此青苗法也，诸君熟议之，有不便以告，勿疑」。他日，辙告之曰：「以钱贷民，使出息二分，本以救民之困，非为利也。然出纳之际，吏缘为奸，虽有法不能禁。钱入民手，虽良民不免非理费用，及其纳钱，富民不免违限。如此则鞭箠必用，州县事不胜烦矣！唐刘晏掌国计，未尝有所假贷。有尤之者，晏曰：『使民侥倖得钱，非国之福；使吏倚法督责，非民之便。吾虽未尝假贷，而四方丰凶贵贱，知之未尝逾时。有贱必籴，有贵必粜。以此四方无甚贵甚贱之病，安用贷为』？晏之所言，则汉常平法耳。今此法见在而患不修，公诚有意于民，举而行之，刘晏之功可立俟也」。介甫曰：「君言有理，当徐议行之。后有异论，幸勿相外也」。自此逾月不言青苗。会河北转运判官王广廉召议事，广廉尝奏乞度僧牒数千道为本钱，行陕西漕司，私行青苗法，春散秋敛，与介甫意合，即请而施之河北。自此青苗法遂行于四方。初，陈阳叔以枢密副使与介甫共事，二人操术不同，介甫所唱，阳叔不深和也。既召谢卿材、侯叔献、陈知俭、王广廉、王子韶、程颢、庐秉、王汝翼等八人，欲遣之四方，搜访遗利。中外传笑，知所遣必生事迎合，然莫敢言者。辙求见阳叔，阳叔逆问：「君独来见，何也」？对曰：「有疑，欲问公耳。近日召八人者欲遣往诸路，不审公既知利害所在，事有名件，而使往案实之耶；其亦未知其实，漫遣出外，网捕诸事也」？阳叔曰：「君意谓如何」？对曰：「昔嘉祐末，遣使宽恤诸路，事无所指，行者各务生事。既还奏，例多难行，为天下笑。今何以异此」？阳叔曰：「吾昔奉敕看详宽恤等事，如范尧夫辈所请多中理」。对曰：「今所遣如尧夫者有几」？阳叔曰：「所遣果贤，将不肯行，君无过忧」。对曰：「公诚知遣使之不便，而恃遣者之不行，何如」？阳叔曰：「君姑退，得徐思之」。后数日，阳叔召属官于密院，言曰：「上即位之初，命天下监司具本路利害以闻，至今未上。今当遣使，宜得此以议。可草一劄子，乞催之」。惠卿觉非其党中意，不乐，漫具草，无益也。辙知力不能救，以书抵介甫、阳叔，指陈其决不可者，且请补外，介甫大怒，将见加以罪。阳叔止之，奏除河南推官。会张文定知淮阳，以学官见辟，从之三年，授齐州掌书记。复三年，改著作佐郎，复从文定签书南京判官。居二年，子瞻以诗得罪，辙从坐，谪监筠州盐酒税，五年不得调。平生好读《诗》、《春秋》，病先儒多失其旨，欲更为之传。《老子》书与佛法大类，而世不知，亦欲为之注。司马迁作《史记》，记五帝三代，不务推本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春秋》，而以世俗杂说乱之，记战国事多断缺不完，欲更为古史。功未及究，移知歙绩溪，始至而奉神宗遗制。居半年，除秘书省校书郎。明年，至京师，除右司谏。宣仁后临朝，用司马君实、吕晦叔等，欲革弊事。旧相蔡确、韩缜、枢密使章惇皆在位，窥伺得失，中外忧之。辙言曰：「先帝临御仅二十年，厉精政事，变更法度，将以力致太平，追复三代。是以擢任臣庶，多自小臣致位公相。用人之速，近世无与比者。究观圣意，本欲求贤自助，以利安生民，为社稷长久之计。岂欲使左右大臣媮合茍容，出入唯唯，危而不持，颠而不扶，窃取利禄以养妻子而已哉？然自法行以来，民力凋弊，海内愁怨。先帝晚年寝疾弥留，照知前事之失，亲发德音，将洗心自新，以合天意，而此志不遂，奄弃万国。天下闻之，知前日弊事，皆先帝之所欲改，思慕圣德，继之以泣。是以皇帝践祚，圣母临政，奉承遗旨，罢导洛，废市易，损青苗，止助役，宽保甲，免买马，放修城池之役，复茶、盐、铁之旧，黜吴居厚、吕孝廉、宋用臣、贾青、王子京、张诚一、吕嘉问、蹇周辅等。命令所至，细民鼓舞相贺。臣愚不知朝廷以为凡此谁之罪也？上则大臣蔽塞聪明，逢君之恶；下则小臣贪冒荣利，奔竞无耻。二者均皆有罪，则大臣以任重责重，小臣以任轻责轻，虽三尺童子所共知也。今朝廷既已罢黜小臣，至于大臣，则因而任之，将复使燮和阴阳，陶冶民物，臣窃惑矣。窃惟朝廷之意，将以体貌大臣，待其愧耻自去，以全国体。今确等自山陵以后，犹偃然在职，不肯引咎辞位以谢天下。谨案确等受恩最深，任事最久，据位最尊，获罪最重，而有腼面目，曾不知愧。确等诚以昔之所行为是耶，则今日安得不争？以昔之所行为非耶，则昔日安得不言？穷究其心，所以安而不去者，盖以为是皆先帝所为，而非吾过也。夫为大臣，忘君徇己，不以身任罪戾，而归咎先帝，不忠不孝，宁有过此？臣窃不忍千载之后书之简策，大臣既自处无过之地，则先帝独被恶名，此臣所以痛心疾首，当食不饱，至于涕泗之横流也。陛下何不正其罪名，上以为先帝分谤，下以慰臣子之意。今独以法绳治小臣，而置确等，大则无以显扬圣考之遗意，小则无以安反侧之心。故臣窃谓大臣诚退，则小臣非建议造事之人，可一切不治，使得革面从君，竭力自效，以洗前恶。伏乞出臣此章，宣示确等，使自处进退之分，臣虽万死不恨也」。三人竟皆逐去，然卒不以其前后反覆归咎先帝罪之，世以为恨。吕惠卿始谄事介甫，倡行虐政，以害天下。其后势钧力抗，则倾陷介甫，甚于仇雠，世尤恶之。时惠卿自知罪大，乞宫观自便，不预贬窜。辙具疏其奸，请加深谴。乃以散官安置建州，天下韪之。司马君实既以清德雅望专任朝政，然其为人不达吏事。知雇役之害，欲复行差役，不知差雇之弊其实相半。讲之未详，而欲一旦复之，民始闻而喜，徐而疑惧，君实不信也。王介甫以其私说为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新义》，以考试天下士，学者病之。君实改为新格，而势亦难行。方议未定，辙言：「自罢差役，至今仅二十年，吏民皆未习惯。况役法关涉众事，根牙磐错，行之徐缓，乃得审详。若不穷究首尾，匆遽便行，恐既行之后，别生诸弊。今州县役钱，例有积年宽剩，大约足支数年。若且依旧雇役，尽今年而止，催督有司审议差役，趁今冬成法，来年役使乡户。但使既行之后，无复人言，则进退皆便」。又言：「进士来年秋试，日月无几，而议不时决，传闻四方，不免惶惑。诗赋虽号小技，而比次声律，用功不浅。至于治经，诵读讲解，尤不可轻易，要之来年皆未可施行。欲乞先降指挥，来年科场一切如旧；惟经义兼取注疏及诸家议论，或出己见，不专用王氏学，仍罢律义。令天下举人知有定论，一意为学，以待选试。然后徐议元祐五年以后科举格式，未为晚也」。众皆以为便，而君实始不悦矣。是岁上将亲飨明堂，辙言曰：「三代常祀：一岁九祭天，再祭地，皆天子亲之。故于其祭也，或祭昊天，或祭五天，或独祭一天，或祭皇地祇，或祭神州地祇，要于一岁而亲祀必遍。降及近世，岁之常祀，皆有司摄事，三岁而后一亲祀。亲祀之疏数，古今之变相远如此。然则其礼之不同，盖亦其势然也。谨按国朝旧典：冬至圜丘，必兼飨天地，从祀百神。若其有故，不祀圜丘，别行他礼，或大雩于南郊，或大飨于明堂，或恭谢于大庆，皆用圜丘礼乐神位，其意以为皇帝不可以三年而不亲祀天地百神故也。臣窃见皇祐明堂遵用此法，最为得礼。自皇祐以后，凡祀明堂，或用郑氏说，独祀五天帝，或用王氏说，独祀昊天上帝。虽于古学各有援据，而考之国朝之旧，则为失当。盖儒者泥古而不知今，以天子每岁遍祀之仪，而议皇帝三年亲祀之礼，是以若此其疏也。今者皇帝陛下对越天命，逾年即位，将以九月有事于明堂，义当并见天地，遍礼百神，躬荐诚心，以格灵贶。臣恐有司不达礼意，以古非今，执王、郑偏说以乱本朝大典。夫礼沿人情，人情所安，天意必顺。今皇帝陛下始亲祠事，而天地百神无不咸秩，岂不俯合人情、仰符天意？臣愚欲乞明诏礼官，今秋明堂用皇祐明堂典礼，庶几精诚陟降，溥及上下」。时大臣多牵于旧学，不达时变。奏入，不报。然辙以为周礼一岁遍祭天地，皆人主亲行，故郊丘有南北，礼乐有同异。自汉、唐以来，礼文日盛，费用日广，事与古异，故一岁遍祀不可复行。唐明皇天宝初，始定三岁一亲郊，于致斋之日，先享太清宫，次享太庙，然后合祭天地，从祀百神。所以然者，盖谓三年一次大礼，若又不遍，则于人情有所不安。至于遍祭之礼，已自差官摄事，未尝少废。此近世变礼，非复三代之旧，而议者欲以三代遗文参乱其间，失之远矣！至七年，上将亲郊，辙备位政府，乃与诸公共伸前议，合祭天地，识者以为当。初，神宗以夏国内乱，用兵攻讨。于熙河路增置兰州，于延安路增置安疆、米脂等五寨。至此，夏国虽屡遣使，而未修职贡。二年，夏始来贺登极，使还未出境，又遣使入界。朝廷知其有请地之意，然大臣议弃守未决。辙言曰：「顷者，西人虽至，而疆埸之事初不自言。度其狡心，盖知朝廷厌兵，确然不请，欲使此议发自朝廷，得以为重。朝廷深觉其意，忍而不予，情得势穷，始来请命。今若又不许，使其来使徒手而归，一失此机，必为后悔。彼若点集兵马，屯聚境上。许之则畏兵而予，不复为恩；不予则边衅一开，祸难无已。间不容发，正在此时，不可失也。今议者不深究利害，妄立坚守之议，苟避弃地之名，不度民力，不为国计，其意止欲私己自便，非社稷之计也。臣又闻议者或谓弃守皆不免用兵，弃则用兵必迟，守则用兵必速，迟速之间，利害不远，若遂以地予之，恐非得计。臣闻圣人应变之机，正在迟速之际，但使事变稍缓，则吾得算已多。昔汉文、景之世，吴王濞内怀不轨，称病不朝，积财养兵，谋乱天下。文帝专务含养，置而不问，加赐几杖，恩礼日隆。濞虽包藏祸心，而仁泽浸渍，终不能发。及景帝用晁错之谋，欲因其有罪，削其郡县。以为削之亦反，不削亦反；削之则反疾而祸小，不削则反迟而祸大。削书一下，七国尽反。至使景帝发天下兵，遣三十六将，仅而破之。议者若不计利害之浅深，较祸福之轻重，则文帝隐忍不决，近于柔仁；景帝刚断必行，近于强毅。然而如文帝之计，祸发既迟，可以徐为备禦；稍经岁月，变故自生；以渐制之，势无不可。如景帝之计，祸发既速，未及旋踵，已至交兵；锋刃既接，胜负难保；社稷之命，决于一日。虽食晁错之肉，何益于事？今者欲弃之策与文帝同，而欲守之计与景帝类，臣乞宣喻执政，欲弃者理直而祸缓，欲守者理曲而祸速。曲直迟速，孰为利害？况今日之事，主上妙年，母后听断，将帅吏士，恩情未接，兵交之日，谁使效命？若其羽书沓至，胜负纷然，临机决断，谁任其责？惟乞圣心以此反覆思虑，早赐裁断，无使西戎别致猖狂，弃守之议皆不得其便」。于是朝廷许还五寨，夏人遂服。辙寻迁起居郎，为中书舍人。时朝廷起文潞公于既老，以太师平章军国重事。初，元丰中河决大吴，先帝知故道不可复还，因导之北流，水性已顺，惟河道未深，堤防未立，岁有决隘之患，本非深害也。至此，诸公皆未究悉河事，而潞公欲以河为重事，中书侍郎吕微仲、枢密副使安厚卿从而和之。始谓河西北流入泊淀，久必淤浅，异日或从北界入海，则河朔无以禦狄。故三人力主回河之计，诸公莫能夺。吕晦叔时为中书相，辙间见问曰：「公自视智勇孰与先帝？势力隆重能鼓舞天下孰与先帝」？晦叔惊曰：「君何言欤」？对曰：「河决而北，自先帝不能回，而诸公欲回之，是自谓智勇势力过先帝也。且河决自元丰，导之北流亦自元丰，是非得失今日无所预。诸公不因其旧而修其未完，乃欲取而回之，其为力也难，而其为责也重矣」！晦叔唯唯，曰：「当与诸公筹之」。既而回河之议纷纷而起，晦叔亦以病没。辙迁户部侍郎，尝因转对，言曰：「财赋之原，出于四方，而委于中都。故善为国者，藏之于民，其次藏之州郡。州郡有馀，则转运司常足；转运司既足，则户部不困。唐制：天下赋税，其一上供，其一送使，其一留州。比之于今，上供之数可谓少矣。然每有缓急，王命一出，舟车相衔，大事以济。祖宗以来，法制虽殊，而诸道畜藏之计，犹极丰厚。是以敛散及时，纵舍由己，利柄所在，所为必成。自熙宁以来，言利之臣不知本末之术，欲求富国，而先困转运司；转运司既困，则上供不继；上供不继，而户部亦惫矣。两司既困，故内帑别藏虽积如丘山，而委为朽壤，无益于算。故臣愿举近岁朝廷无名封桩之物，归之转运司。盖禁军阙额与差出衣粮，清汴水脚与外江纲船之类，一经擘画，例皆封桩。夫阙额禁军，寻当以例物招置，而出军衣粮，罢此给彼，初无封桩之理。至于清汴水脚虽减于旧，而洛口费用，实倍于前。外江纲船虽不打造，而雇船运粮，其费特甚。重复刻剥，何以能堪？故臣谓诸如此比，当一切罢去。况祖宗故事，未尝有此。但有司固执近事，不肯除去。惟陛下断而与之，则转运司利柄稍复，而户部亦有赖矣」。朝廷重违近制，卒不能改。寻又言：「臣谨以祖宗故事考今日本部所行，体例不同，利害相远，恐合随事措置，以塞弊原。谨昧死具三弊以闻：其一曰分河渠案以为都水监，其二曰分胄案以为军器监，其三曰分修造案以为将作监。三监皆隶工部，则本部所专，其馀无几，出纳损益，制在他司。顷者，司马光秉政，知其为害，尝使本部收揽诸司利权。当时所收，不得其要，至今三案犹为他司所擅，深可惜也。祖宗参酌古今之宜，建立三司，所领天下事几至大半，权任之重，非他司比。推原其意，非以私三司也。事权分则财利散，虽欲求富，其道无由。盖国之有财，犹人之有饮食。饮食之道，当使口司出纳，而腹制多寡，然后分布气血，以养百骸。耳目得之以为明，手足赖之以为力。若不专任口腹，而使手足耳目得分治之，则虽欲求一饱不可得矣，而况于安且寿乎！今户部之在朝廷，犹口腹也，而使他司分治其事，何以异此？自数十年以来，群臣不明祖宗之意，每因一事不举，辄以三司旧职分建他司。利权一分，用财无艺。他司以办事为效，则不恤财之有无；户部以给财为功，则不问事之当否。彼此各营一职，其势不复相知。虽使户部得才智之臣，终亦无益。能否同病，府库卒空。今不早救，后患必甚。昔嘉祐中，京师频岁大水，大臣始取河渠案置都水监。置监以来，比之旧案，所补何事？而大不便者，河北有外监丞侵夺转运司职事。转运司之领河事也，郡之诸埽，埽之吏兵、储蓄，无事则分，有事则合。水之所向，诸埽趋之，吏兵得以并功，储蓄得以并用。故事作之日，无暴敛伤财之患；事定之后，徐补其阙，两无所妨。自有监丞，据法责成，缓急之际，诸埽不相为用，而转运司不胜其弊矣。此工部都水监为户部之害一也。先帝一新官制，并建六曹，随曹付事。故三司故事，多隶工曹，名虽近正，而实非利。昔胄案所掌，今内为军器监而上隶工部，外为都作院而上隶提刑司。欲有兴作，户部不得与议。访闻河北道近岁为羊浑脱动以千计。浑脱之用，必军行乏水，过渡无船，然后须之。而其为物，稍经岁月，必至蠹败。朝廷无出兵之计，而有司营职，不顾利害，至使公私应副，亏财害物。若专在转运司，必不至此。此工部、都作院为户部之害二也。昔修造案掌百工之事，事有缓急，物有利害，皆得专之。今工部以办职为事，则缓急利害谁当议之？朝廷近以箔场竹箔积久损烂，创令出卖，上下皆以为当。指挥未几，复以诸处营造岁有料制，遂令般运堆积，以破出卖之计。臣不知将作见工几何，一岁所用几何，取此积彼，未用之间，有无损败，而遂为此计。本部虽知不便，而以工部之事，不敢复言。此工部将作监为户部之害三也。凡事之类此者多矣，臣不能遍举也。故愿明诏有司，罢外水监丞，举河北河事及诸路都作院皆归转运司。至于都水、军器、将作三监皆兼隶户部，使定其事之可否，裁其费之多少。而工部任其功之良苦，程其作之迟速。茍可否多少在户部，则伤财害民，户部无所逃其责矣；茍良苦迟速在工部，则败事乏用，工部无所辞其谴矣。利出于一，而后天下贫富可责之户部矣」。朝廷以为然，从之，惟都水监仍旧。辙自为中书舍人，与范子功、刘贡父同详定六曹条例。子功领吏部。元丰所定吏额，主者苟悦群吏，比旧额几数倍。朝廷患之，命量事裁减，已再上再却矣。子功奉使，辙兼领其事。吏有白中孚者，进曰：「吏额不难定也。昔之流内铨，今侍郎左选也。事之烦剧，莫过此矣。昔铨吏止十数，而今左选吏至数十。事不加旧而用吏至数倍，何也？昔无重法重禄，吏通赇赂，则不欲人多以分所得。今行重法给重禄，赇赂比旧为少，则不忌人多，而幸于少事，此吏额多少之大情也。旧法：日生事以难易分七等，重者至一分，轻者至一釐以下，积若干分而为一人。今若取逐司两月事，定其分数，则吏额多少之限无所逃矣」。辙以其言遍问属官，皆莫应。独李之仪对曰：「是诚可为也」。即与之仪议之曰：「此群吏身计所系也。若以分数为人数，必大有所损，将大致纷诉，虽朝廷亦将不能守」。乃具以白宰执，请据实立额，俟吏之年满转出，或事故死亡者勿补，及额而止，不过十年，羡额当尽。功虽稍缓，而见吏知非身患，不复怨矣。诸公以为然，遂申尚书省，取诸司两月生事。诸司吏皆疑惧，莫肯供。再申，乞榜诸司，使知所立额，俟它日见阙不补，非法行之日即有减损也。榜出，文字即具。至是成书，以申三省。左仆射吕微仲大喜，欲攘以为己功。以问三省吏，皆莫晓。有诸司吏任永寿者，颇知其意。微仲悦之，于尚书省创吏额房，使永寿与三省吏数人典之。小人无远虑而急于功利，即背前约，以立额日裁损吏员，复以好恶改易诸吏局次（凡近下吏人，恶为上名所压者，即为拨出上名于他司；闲慢司分欲入要地者，即自寺监拨入省曹之类是也。）。凡奏上行下，皆微仲专之，不复经三省。法出，中外汹汹，微仲既为御史所攻，永寿亦以恣横赃污，以徒罪刺配。久之，微仲知众不伏，乃使左右司再加详定，略依本议行下。时子瞻自翰林学士出知馀杭，朝廷即命辙代为学士。寻又兼权吏部尚书。未几奉使契丹。虏以其侍读学士王师儒馆伴。师儒稍读书，能道先君及子瞻所为文，曰：「恨未见公全集」。然亦能诵《服伏苓赋》等，虏中类相爱敬者。

立乎人之朝廷，而上得于其君，次得于其臣，言无所违，行无所忤，如是者，于身则安，于家则厚，于爵禄则显，于势权则重，是人情之所同乐也。立乎人之朝廷，而上不得于其君，次不得于其相，言有违于众，行有忤于时，如是，则罪戾及之矣，身岂得安乎？宗族罹患矣，家其得厚乎？窜逐逼之矣，欲爵禄之显，不可得也；柄任去之矣，欲势权之重，不可得也。是人情之所同不乐也。趋其所乐，去其所不乐者，天下常十九也。此持禄养交之臣，所以常多于世也。如是，则忠言安得闻于上？正议安得胜于朝？求君子道长，小人道消，不可得也。君子之道消矣，小人之道长矣，求国家之长久，社稷之无患，不可得也。呜呼！庸人之智，非不知此也，而常喜趋其所同乐，则利欲之心胜故也。余观谷永之所为，其所谓利欲之心胜者欤！永之在汉也，身虽为君之臣，而实主王氏。前后所上，积千百言，攻主上之过，不惜痛切诋訾。然至于王氏之失，未尝不为掩抑而蔀藏之也；王氏之善，未尝不为羽翮而飞扬之也。王氏之所欲发者，流涕大息而言，犹恐其不足以深入也；王氏之所不欲发者，片言只词及之，犹恐其或伤也。于是王凤果说之，待之之厚，信之之笃，汉之诸臣莫及也。则其身固安，其家固厚，其爵禄不得不显，其权势不得不重。为谷永者，以其一身，优游于权贵之间，获此四利，脱彼四害，计其用心，虽汉室倾颓，宗庙不食，非予事也。群凶暴长，贤智尽诛，非予患也。默自计曰：仓廪实乎？囊箧丰乎？室中之妾美丽乎？厩下之马骏逸乎？人生于世，百年之间，如白驹之过隙耳，焉能舍此乐，而諰諰然恤众人之议，虑后世之名哉！永之大意，不过如此。故其求日愈不足，其心日至于无耻，丧败风俗，污蔑朝廷。及其末年，卒退免于家，则平时之区区自以为必得者，又安在也！方是时，汉室中衰，权臣用事，正士摈辱，憸人显荣，朝廷之士，相薰成风，而浮沉俛仰，阿世取容者，可悉道哉！永，儒者，颇以文章政事称于当世，而其所为如此。乡原之杰，壬人之雄，故略论之云。

事莫贵于适宜，而言莫重于必用。以必用之言为适宜之事，则天下之利无不兴，天下之害无不去也。然以当世之人言当世之事，患在不信其言，而以其事为不足用。以前世之言救当世之事，患在信其言，而以其事为不可用。不足用者，不贤其人而谓无所补也。不可用者，圣其人而以其言不适宜也。故善为言者，取于时则使之信己，取于古则明其适宜。传曰：「信而后谏」。又曰：「虽无老成人，尚有典刑」。是取于时、取于古之道也。今若策举两汉能言之徒，而问以适宜之说，则仲舒、晁错、公孙弘皆尝策于天子之朝，而梅福、稚圭、谷永亦数进其言。至于仲长统、朱穆、崔寔、王符，则虽立其言而不敢进。然皆有可取，有不可取也。故谓以郡守二千石宜岁贡吏民之贤，受禄之家不得与民争业者，是仲舒之言可用者也。谓政本于人情，而天子宜躬亲于上，是错之言可用者也。谓因能任官，去无用之言，不作无用之器，广推治民之本有八者，是公孙之言可用者也。若曰听言不求其能，举功不考其素，天子之都宜先正，因民之意减宫室，省靡丽，谓酷暴之吏废锢勿用者，是梅福、稚圭之言可用者。至于仲长统欲明版籍，审什伍，限夫田，定五刑之罪；崔寔欲重赏深罚以存霸政；王符欲省费役使之爱日，谓数赦赎则伤善人者，亦皆适宜可用之一端也。然若贾山推人主求谏之意，而大臣不得预游宴，则非当今之有也。朱穆称世之厚薄，而小人守正，君子为邪之验，则非便时之术也。方朔欲燔甲乙之帐，却走马而不复用，则非朝廷之弊也。故晁、董、公孙、梅、谷、稚圭、仲长、崔、王之说，善于古而合于今者也；贾山、朱穆、方朔之说，善于古而未合于今者也。合于今者可用也，未合于今者未可用也。故以今言古者，能取于为用可否之间，而不系于言之轻重，则可谓善言古者也。

河北东西、永兴、秦凤、京东东西、京西南北、淮南东西路转运司，司依未分路以前通管两路，其钱谷并听移用。除河北、陕西外，馀减判官一员。

臣闻人主之于谏诤之臣，非独听其言之难也，取其大节而略其小过，是为难矣。夫骨鲠自信、以身许国、不为利害之所挠屈者，所谓大节也。材智之不周，思虑之不密，学术之不至，闻听之不审，所谓小过也。必有大节而无小过者，然后得为谏诤之臣，则穷年没世不可得其人矣。如或不然，则与其无一时之小过，孰若有终身之大节哉？昔汲黯通经术则不如平津侯，恢武功则不如大将军，明习法令则不如张汤，文章儒雅则不如司马相如，谨厚自全则不如石庆，术略横出则不如主父偃，然淮南王谋反，惟惮黯，曰：「黯好直谏，守节死义，说平津侯等如发蒙耳」。由是言之，谏诤之臣，其功在于正纲纪，立风宪，通上下之情，使乱臣贼子顾惮而不敢发，如此而已。一举之不当理，一发之不中节，曾何足以深咎耶？陛下即位以来，首下明诏，使中外大臣保任谏官御史，盖充赋者百有馀人，其见用者十数人耳。选择既精，人颇自重，皆毅然有伏节死谊之心，兴利除害甚于嗜欲，攘击奸恶如报私雠，首尾数年之间，遂成冠古之治，虽神功圣化，敏妙自然，亦此曹献替可否之力也。然比者尝以所言不效，谏官御史接迹引去，或迁他官，或补外郡，台省为之一空。臣愚疏远，不知朝廷之事，窃怪陛下何取之之难，而去之之易也。且人非蓍龟，不无过误，顾其设心措意何如耳。昔汉郦食其有挠楚之非，唐魏郑公有纵薛延陀之过，本朝赵中令有遣赵保忠之失，此三人者，皆天下之豪杰，一时之名臣也，犹有非缪过失如此，又况不及于三人者乎？臣愿陛下鉴师古始，追御来今，重谏官之进退，慎御史之升黜，取其大节而略其小过，使天下之士得以尽忠毕力于前，则神功圣化又将有新于此矣。或谓臣曰：「古者谏诤之臣，职于广聪明，除壅蔽，成德业而已。后世狂夫小子、狡猾不道之人，或假其名以资盗，窃其器以售奸。如谷永者，王凤之客也，而讥斥帷幄；刘栖楚者，李逢吉之党也，而额叩龙墀。阳为剀拂之迹，阴成附丽之谋。以此言之，小过其可略乎？略其小过，则成其大恶矣」。臣应之曰：不然。夫药石所以瘉病也，而致病者有矣，然自古及今，未有废药石者，何哉？以其所愈者众，所害者寡也。谏诤之臣，虽器有远近，才有修短，大抵搢绅之选也，安可尽诬以谷永、刘栖楚之徒欤？就使有一二人焉，则去其一二人者可也，何至空台省而逐之耶？陆贽曰：「天不以地有恶木而废发生，天子不以时有小人而废听纳」。又曰：「谏者多，表我之能好；谏者直，示我之能贤；谏者之狂诬，明我之能恕；谏者之漏泄，彰我之能从。有一于斯，皆为盛德」。呜呼，人主用谏诤之臣，贽之论尽矣。

夙被采收，久知幸会。讦俞地重，敢复恃于门墙；奔走位卑，自宜疏于竿牍。载寝兴而念此，终震叠而怛然。盖以十年之遇未酬，一切之仪又阙，坐恐鱼鸟池林莫还，遂令阶庭踵武长埽。飘零自力，企慕更勤。恭惟迩来调燮燕閒，神明劳相。伏以某官赞天化育，为士宗师。学隘囷仓，旷山川之受纳；文非纂绣，耿经纬之昭回。既刚毅以有容，亦柔嘉而维则。此老氏尝称君子之盛德，抑仲尼所谓善人之为邦。加以遵正考父之益恭，兼万石君之至慎。良法美政，世但见于持循；密议远图，中已殚于裨补。要使礼刑达而内叙，兵食足而外宾，副上主求旧之心，终先朝用儒之效。此大雅意，宁众人知！而补之幸逢休明，偶脱泥滓，亦欲愤发，自见毫毛。孤植难伸，良辰不与。平生狂狷之尚，中年期待之私，一事莫谐，三叹何补！独窃比汉臣之自诵，忘本则难；岂徒如魏虏之感恩，必报而去。第以赋分薄而造物不能厚，禀资拙而匠石无由工。开笼鹄失而始惊，捩手羹空而自笑。迷涂未返，壮日已赊，惟激烈之素怀，则萧条而长在。每羞王密谒杨震之意，犹鄙谷永谢王凤之词。使愚无似，有宣光不比之称；则贤我公，乃献子可贺之举。然而志阔事迕，才疏效迟。下若战国公子之市名，当时群豪之赴义。犹可蒯缑弹铗，预三千客而有鱼；或能左手捧槃，招十九人而俱歃。此自不果，他复何言？第依庇存，姑逭疵悔。念虚死不如立节，而止谤莫若自修。鹤鸣远而终闻，兰生幽而亦佩。诚足动金石，则有不诚无不动；信可行蛮貊，则有不信无不行。奔踶可驯千里，要烦于良驭；铅刀且弊一割，更繄于善操。重惟左右以主张吾道之公，有识拔后辈之誉。取人以恕，得士多贤。汇茹而升，簪履皆在。医门容疾，富绩仁邻。宁其中弃之乎？既已辱收之矣。用此自信，独无介然。若唐两生，奏记当路。至愿为燎供席，蒸芝效祥。顾有义焉，何至是也？更望日崇令问，益被眷图，早正台衡，大庇伦品。不惟一士，独荷至私。方届寒凉，尚赊侍省。伏乞为上自寿，副人所瞻，下情无任乡往倾颂恳切之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