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洪范》五行，一曰水。其浸为海，其发源注海为江、河、淮、济，实惟四渎，而河为四渎宗。三王之祭川，所以先河而后海，为务本者也。岷山导江，导淮自桐柏，导沇水东流为济，其道里近。而导河积石，其道里远，且源壮而流激，故禹治四渎，功施于河为多。积石去中国既远，过此人罕至，至荒忽不可知。若《山海经》、《穆天子传》、《水经》，杂传记之说，概曰：河出昆崙墟。昆崙墟高万一千里，为地之中，而河出其东北陬。其上醴泉、华亭，多奇物，草木、鸟兽，尤不可考。至言河上通汉，见于牵牛客星之占。而《山海经》又有敦梦之山者，敦梦之水出焉，而东流注于泑泽，河水之所潜也，其源浑浑泡泡。郭璞说泑泽盖盐泽，盐泽去玉门阳关才三百馀里，安取昆崙墟乎？然《山海经》自汉儒说皆以为禹书，其所记如此。虽《尔雅》亦曰：「河出昆崙墟，色白，并渠千七百，一川色黄」。太史公、班固皆以谓《禹本纪》言河出昆崙山，昆崙山高二千五百馀里，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。自张骞使大夏、穷河源之后，恶睹所谓昆崙者哉？故言九州山川，《尚书》近之。今所论亦本《禹贡》导河积石及《周礼》、《尔雅》、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载河所经，与后世堤防人事，迄于宋兴，使有考焉。《禹贡》：天下之州九，而河所道者四，曰雍、豫、兖、冀。孔安国说，冀以尧都，不言境。西距黑水，东据河，有州曰雍，故曰「黑水西河惟雍州」。西南距荆山，北距河，有州曰豫，故曰「荆河惟豫州」。东南据济，西北距河，有州曰兖，故曰「济河惟兖州」。雍州云西河，自西河以西也。豫州云荆河，自南河以南也。兖州云济河，自东河以东也。然则西河之东距雍、南河之北距豫、东河之西距兖，为冀州可知矣。故《职方氏》正西曰雍州，而《释地》河西曰雍州。《职方氏》河南曰豫州，而《释地》亦曰河南曰豫州。《职方氏》河东曰兖州，而《释地》济河间曰兖州。《职方氏》河内曰冀州，而《释地》两河间曰冀州。雍州以其自西河而西，故或曰正西，或曰河西。豫州以其自南河而南，故皆曰河南。兖州以其自东河而东，故或曰河东、或曰济河间。冀州以其距雍、豫、兖为境，故或曰河南，或曰两河间。而雍州言正西不言河者，则以在成周雒邑为正西也。自《禹贡》、《职方氏》以考《尔雅》，其辨四州河所经之域皆合，而《职方氏》又曰东北曰幽州，其川河沛。幽州薄海，盖言其入欤？九州之地，雍、豫高而兖、冀下，幽州东北又下。而河起西北，所从来高，故其始犹委蛇稍南，及其下龙门，则流駃竹箭也。《禹贡》曰：「导河积石，至于龙门。南至于华阴，东至于厎柱，又东至于孟津，东过洛汭，至于大伾，北过降水，至于大陆，又北播为九河，同为逆河，入于海」。自积石东流，至于龙门，始折而南者一，又折而东者三，又折而北者再，然后入海。其所涉之地八，此河经营中国之形。而秦晋之河曲战，《公羊》所以言河曲，疏矣，河千里而一曲者也。自张骞通西域，积石之西往往可纪。出玉门关有两道：一从鄯善，傍南山；一从车师，傍北山。皆被河西行，至莎车为南道，至疏勒为北道。而西域三十六国，皆在匈奴之西、乌孙之南，北有大山，中央有河，东西六千馀里，南北千馀里。其河盖两源：一出葱岭，一出于阗，合而注蒲菖海。蒲菖海，所谓盐泽者也。葱岭之西既不说有河，于阗之西又水皆西注，意河源为出于此。盐泽去玉门阳关三百馀里，广袤三百里。其水亭居，冬夏不盈耗，皆以为潜行地中，南出于积石，为中国河云。而《穆天子传》说：「天子饮于枝渚之中、积石之南河」。积石名南河，则与张骞所谓「南出于积石」者又类。而学者据经有「导河积石」，当为河源，岂积石之西河自行地中，故禹不治？而「导河积石」，特言施功自积石始，亦不说河源也。积石在金城西南，龙门在绛州龙门，厎柱在西虢，孟津在洛北，洛汭在巩，大伾在氾，降水在信都，大陆在钜鹿，其地皆可考。而《水经》诸家图河所道，盖自积石山始西南流，又东流入塞，过燉煌、酒泉、张掖郡南，与洮合。过安定、北地郡，北流过朔方郡西，又南流过五原郡南，又东流过云中、西河郡东，又南流过上都、河东郡西，然后乃出龙门，而又南流至于华阴。故《吕览》说：龙门未开，河出孟门东大溢，是谓洪水。禹凿龙门，始南流也。自龙门至潼关与渭合，至巩与洛合，而伊、洛、瀍、涧四水合流，所谓「伊、洛、瀍、涧既入于河」也。与济合成皋，与沁合武德，乃道黎阳、钜鹿而北播为九河，所谓徒骇、太史、马颊、覆釜、胡苏、简洁、钩盘、鬲津者也。此九河者废滋久，独汉成帝时许商上书言古记九河之名，有徒骇、胡苏、鬲津，今在成平、东光、鬲界中。自鬲津以北至徒骇间，相远百里，后世因谓许商言三河三县，则徒骇在成平，胡苏在东光，鬲津在鬲县可知。以《尔雅》之次考焉，则徒骇最北，鬲津最南，而六枝者包其间。然郑康成谓九河，齐桓公塞之，同为一河，齐居东，信如康成言，塞其八枝以拓地，则自桓公而来，河所行盖独徒骇矣。而太史公、班固又皆称禹，以谓河所从来者高，水湍悍，难以行平地，数为败，乃酾二渠以引其河：一贝丘，一漯川。北载之高地，过洚水，至于大陆，播为九河，同为逆河，入于勃海。二渠于《禹贡》无见，不知太史公、班固何从言之？「岛夷皮服，夹右碣石，入于河」。岛夷，海曲；碣石，海畔山。夹山之右，溯而入河，以达冀州，则禹时河入海盖在碣石也。《地理志》：碣石在北平骊城县西南。计勃海北距碣石五百馀里，而河入勃海，盖汉武帝元光三年，河徙东郡所更注也。而言禹时河入勃海，何哉？周定王五年，河始徙，见于《周谱》，班固言之。又秦攻魏，决河灌其都，决处遂大，不可复补。去古逾远，移徙难得而考，而言禹酾二渠，又何哉？《孟子》曰：「禹之治水，水之道也」。历三代无患以此。自荥阳下引河，东南为鸿沟，以通宋、郑、陈、蔡、曹、卫、济、汝、淮、泗会于楚。而禹功既微，齐与赵、魏因河为境，而堤防寖兴，弛障谷之禁，以邻国为壑，凿一孔，开百窍，如瓮敝漏，渐以不补，则后世河数为败，非天时也。汉而下，井源益烦，以漕以溉，甘利而昧害。东汇西引，河用屡窘，使不得一日安流，则狂怒衍溢，亦固其理。摭其著者言之：武帝时，郑当时引渭穿渠，起长安，旁南山下至河；番系引河溉汾阴蒲坂下。自是之后，朔方、西河、河西、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矣。宣帝地节中，郭昌使行河北曲三所，复穿渠直东。魏正始中，亦穿广漕渠，引河入汴。晋太始中，亦凿陕南山，决河注洛。隋仁寿中，亦堑自龙门厎临清关度河。大业中，复开通济渠、永济渠，以引谷、洛、沁水。开元中，避三门之峻，亦北凿石渠至它川谷，颇引以溉漕。而乱水之理，助河为败者往往而有。始自汉兴三十有九年，孝文时决酸枣，东溃金堤。于时东郡虽大兴卒塞之，而河之为患，因浸寻滋甚。元光中，徙顿丘，东南注勃海，决瓠子，东南注钜野。元封中，决馆陶，分为屯氏河。永光中，决清河灵鸣犊口。建始中，决馆陶、东郡金堤，又决平原，入济南、千乘。建国三年，决魏郡。贞观中，坏陕州河北县，毁河阳中潬。开元中，决博州、棣州。大和中，决棣州。开成中，决郑滑。乾宁中，圮滑州。其馀堤防人力所不备，若大雨霖，漂坏郡县，病人民，至不可胜纪。陵夷五代，以迄宋兴，岁屡败，其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。战国及秦，用兵不遑暇事河。而元光中，再决二十馀年，比塞辄复圮，兴役最大，《瓠子之歌》，其词哀焉。今考之武帝时至于王莽，言河利害，大概十五家。其言非忠而近似者一，其甚疏者一，其不切者一，其害焉者一，其一时或利或害者二，其可行无害者十。而十者之论，其详者曰贾氏。窃以谓汉治河尽此，故备论之。始决瓠子，田鼢奉邑食鄃。鄃居河北，河决而南，则鄃无水灾，言于上曰：「江河之决皆天事，未易以人力彊塞之」。鼢要以为食鄃计，无意国事，而其言「未易以人力彊塞者」良可用。此言非忠而近似者一也。齐人延年言：「河出昆崙，经中国，注勃海，此其地势西北高而东南下也。可按地图，开大河上领，出之胡中，如此则关东长无水灾，北边不忧匈奴」。延年议闳大，然归于狂悖，且有天地则有此河，其行流有域，禹不能改，而延年欲改之，此甚疏者一也。谷永言：「河，中国之经渎，圣王兴则出图书，王道废则竭绝。今溃溢横流、漂没陵阜，异之大者也。修政以应之，灾变自除」。王者孰不欲奉天理物？然天时人事，其应岂皆若符节？尧犹有九年之患，禹犹有四载之勤，尧禹岂不知修政以应之哉？此不切者一也。杨焉言：「从河上下，患厎柱隘，可镌广之」。上从其言，镌之裁没水中，不能去，而令水益湍怒，为害甚于故。是岁渤海、清河、信都灌县邑三十一。禹治水盖亦凿龙门，披山通道，至不可胜言。厎柱岂不可镌？而焉无其术，故壅阏为败。此害焉者一也。郭昌使行河，北曲三所，水流之势皆斜直贝丘，恐水盛，堤防不能禦，乃更穿渠直东，民便安之。后三岁，河水更从故第二曲间复斜直贝丘，百姓寒心。孙禁以谓「可决平原金堤间，通大河，令入故笃马河。至海五百馀里，水道浚利，又乾三郡水地，得美田，省吏卒治堤救水」。二者其言异，而大概利害杂，故为说同。郭昌渠始通利，后不便，较然可知。笃马河在九河南，失水之迹，然以舒民财力为便。此或利或害者二也。自昔之患，以故道之湮，与堤防揵菑，与河争胜负，故凡言分河救水怒，与观水势复禹之旧、无与水争地者，其言皆可用，无害。冯逡为清河都尉，言：「郡承河下流，土壤轻脆易伤，顷所以阔无大害者，以屯氏河通两川，分为流也。今独一川兼受数河之任，虽高增堤防，终不能泄。屯氏河新绝未久，又其口所居高，于以分杀水势，道里便宜，可复浚，以助大河泄暴水」。屯氏河北塞宣房，北决所为，东北经魏郡、信都、渤海入海，盖近禹故道。会许商白不用，后果复决馆陶。李寻、解光言：「阴气盛，则水为之长，故一日之间昼减夜增，江河满溢。所谓水不润下，虽常于卑下之地，犹日月变见于朔望，明天道有因而作也。可且勿塞，以观水势。河欲居之，当稍自成川，跳出沙土，然后顺天心而图之，必有成功，而用财力寡」。寻、光要近于阴阳之学，而其言「观水势所欲居则易为功」，岂可易哉！张戎言：「河水重浊，号为一石水而六斗泥，今民皆引河、渭山川水以溉田。春夏乾燥，少水时也，故使河流迟，贮淤而稍浅，雨多水暴至，则溢决。而国家数堤塞之，稍益高于平地，犹筑垣而居水也。可各顺从其性，勿复灌溉，则百川流行，水道自利矣」。灌溉有不应导而导，堤防有不应塞而塞，戎之言可谓近古。许商说：「古记九河之名，有徒骇、胡苏、鬲津，今见在成平、东光、鬲界中。自鬲津以北至徒骇间，相去二百馀里，今河虽数移徙，不离此域」。商明算计，能商功利，且当是时，三河者庶计可索，惜乎其事不究也。韩牧以谓：「可略于《禹贡》九河处穿之，纵不能为九，但为四五，宜有益」。王横言：「河入勃海，勃海地高于韩牧所欲穿处。往者天常连雨，东北风，九河之地已为海所渐矣。禹之行河水，本随西山下东北去。《周谱》云定王五年河徙，则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。使缘西山足乘高地而东北入海，乃无水灾」。牧、横亦皆欲求禹之旧，求禹之旧固无不可，而岁久难识。迄于今，河移徙无常处。自冯逡、李寻、解光、张戎、许商、韩牧、王横七人，虽议各不同，而要之逡欲杀水怒，寻、光欲观水势，戎欲顺水之性，商、牧欲求禹之迹，横欲使缘西山东北入海，故其言皆近。而横与平当、关并、贾氏之上策，不独在汉，事虽施之方今，大较不能改也。平当言：「九河皆填灭，按经义治水，有决河深川，而无堤防壅塞之文。河从魏郡以东北多溢决，水迹难以分明，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」。夫决百川距海，浚圳浍距川，见于《书》。且水因地以制流，故在《易》：「地上有水，比」。水行地上，乃有堤防，堤防之法为不得已。平当可谓能知经矣。关并：「河决率尝于平原、东郡左右，其地形下而土疏恶。闻禹治河时，本空此地，以谓水猥盛则放溢，少稍自索，虽时异处，犹不能离此。上古难识，近察秦汉以来，河决曹、卫之域，其南北不过百八十里者，皆空此地，勿以为官亭民舍而已」。夫水所欲居，人固不能夺，始宅之，河又荡去。岁如是，曾不爱，独爱百八十里哉？关并可谓能知务矣。至贾氏之上策，不欲与水争地，盖与平当、关并之论合。其言曰：「古者立国居民、疆理土地，必遗川泽之分，度水势所不及，使秋水多，得有所休息，左右游波宽缓而不迫。夫土之有川，犹人之有口也。治土而防其川，犹止儿啼而塞其口，岂不遽止，然其死可立而待也。故曰：『善为川者，决之使道；善为民者，宣之使言』。盖堤防之作，近起战国。齐与赵、魏，以河为境。齐作堤，去河二十五里；赵、魏亦为堤防，去河二十五里。虽非其正，水尚有所游荡。今堤防狭者去水数百步，远者数里，迫隘如此，不得安息。今行上策，徙冀州之民当水冲者，决黎阳遮害亭，放河使北入海。西薄太山，东薄金堤，势不能远泛，期月而定。且以大汉方制万里，岂其与水争咫尺之地哉！此功一立，河定民安，千载无患，故谓之上策」。自禹迹废，由汉至宋兴，千有馀年。河决自黎阳而下，远者数百里，近者数十里间耳。故贾氏言「徙冀州之民当水冲者，决黎阳遮害亭，放河使北入海。西薄太山，东薄金堤，势不能远泛」。以今形势所直考之犹是。窃以谓贾氏之策，不独在汉，事虽施诸方今，为久远虑，不能加者如此。至难者曰：「若如此，败坏城郭、田庐、冢墓以万数，百姓怨恨」。盖贾氏亦能言矣。以禹治水，山陵当路者毁之，故凿龙门、辟伊阙、折厎柱、破碣石，堕断天地之性，至城郭、田庐、冢墓，此乃人功所造，何足言也？又以谓濒河十郡，治堤岁费且万万，及其大决，所残无数。如出数年治河之费，以业所徙之民，宜亦便利。自冯逡至贾氏十家，考之汉事与方今，其言皆可行而无害。然即目前之安，舒岁月之力，则诸家者皆能道。若夫始难而终易，暂劳而永逸，则王横、贾氏西山、黎阳之议，于今犹上策。至贾氏中策，言多穿漕渠，下策言堤防，盖无足道者。昔晁错议削六国，天下皆曰晁错愚，然汉卒无祸，赖错发之。夫必有大害，然后有大利，西山、黎阳何以异此？虽然，此可谓智者道，难为流俗言也。晋魏迄唐至五季，言水利者不乏无著见者，独唐贾耽尝绘布陇西，且载河所经受，为图上之，亦不及治河也。祖宗深悯河患，治遥堤，置使，置判官，开分水河为斗门，开减水河，在乾德二年、三年，太平兴国七年，淳化四年，景德四年，其事详于国史。而开宝五年诏：「澶、卫数州，霖雨荐降，洪河为患。每阅《夏书》所载，但言导河随山浚川，未闻力制湍流、广营高岸。自战国专利堙塞故道，小以妨大，私而害公，九河之制遂隳，历代之患未弭。凡缙绅多士、草泽之伦，有素习河渠之书，深知疏导之策，若为经久，可免重劳，并诣阙上书，附驿以闻」。深惟开宝诏书最为近古，圣谋远览，虑河之意，尤出上策，而天下未有应者。岂所谓为政善，因祸而成福、转败而为功，若管仲才者世固鲜哉？其后，景德中，李垂上《导河书》，言今魏县之左，河势东折，不如《书》说，北至于大陆，又亡其迹，盖周末失道，为衡、漳所湮矣。而《汉志》，禹所酾二渠，曰东为漯川者，乃今泉源赤河；曰北出贝丘者，乃今王莽故渎。而汉塞宣房所行二渠，盖独漯川。其一则汉决之，起观城，入蒲台，所谓武河者也。贝丘，王莽时既空，而澶、滑比多坏者，以地平不固。故欲河出大伾、上防、太行三山之间，起大伾西南八十馀里曹魏所开枋头河之东，引河北行微东，挟御河通王莽故渎。北经清丰、大名之西，历洹水东、馆陶南，而北合赤河，以通于海。起大伾、合赤河，盖五百七十里，两厓倍之，为一千一百四十里，去冈麓古障八百四十里，治新防三百里。为用力寡，大概近汉王横欲缘西山足乘高地而东北入海者。其说九河故迹，皆在平原而下，独简河亡，则与许商、王横之说异。然垂之议，以谓河患率在澶、滑，未至九河则已决矣，九河奚利哉？又欲自白马派河为六，以助杀水怒，则与贾氏议多穿漕渠者颇类。事下任中正等，中正等言：「垂所述自禹至汉河所流行，甚详，其言起白马派为六者，河湍激，难制其势，或合而一，恐不能各从所导。借使必为六，是有六河口也，堤防之功为难」。于是垂议寝。后用事者，往往言水利，以其无大改，更不皆载，独载孙民先奏。民先奏曰：「窃观旧河，两厓间相去数十里，而河流常薄西岸，以此知东地形高而河欲西迁之验也。今魏、恩、冀之西，相、邢、洛之东，皆古陂地斥卤，东西二三十里，南北数百里，其西薄西山，其东薄金堤，其中地形下隐如故渠。比河决，及御河、漳水溢，皆合流其间，以谓是盖降水大陆故迹，可决王供水冲，使河行此地，过乾宁，合独流口以入于海」。民先议河，大较与李垂不异，世多言垂、民先议为近。又比岁卒溃小吴，而澶渊东故渠遂竭，河果自清丰、大名西派为三、四，乃东北注，髣髴如垂、民先所欲导云。至汉王延世之徒事塞河，三旬立塞，世皆以为才，窃谓犹救火家以焦头烂额见客者，故不记。与夫计向背、度缓急，版筑茭薪、水工河卒，岁储月积、增卑倍薄，凡河之近务，则有司存。

臣闻谏争之道不激切不足以起人主意，激切则近讪谤。夫以人臣而有讪谤之名，此谗邪之论所以易乘而世主所以不悟，天下所以卷舌吞声，以言为戒也。臣尝读史，见汉桓帝以灾异数见，博求直言，及刘儒上书，则不能容。又观曹鸾讼党人而被诛，李少良论元载而见戮，未尝不掩卷兴嗟，矫然有山林不返之意。比闻国家以日食之异，诏求直言，蚍蜉区区，欲报万一，而诏有「言之失中，朕不加罪」，又曰「尚悉乃心，无悼后害」，则感极而继之以泣。盖陛下披至情、廓圣度以来天下之言如此，而私秘所闻，不肯一吐，是天下臣子负陛下也。伏读诏书曰：「凡朕躬之阙失，左右之忠邪，政令之臧否，风俗之美恶，朝廷之德泽有不下究，闾阎之疾苦有不上闻，咸听直言。臣以谓方今政令烦苛而民不堪扰，风俗险薄而法不能胜。德泽非不厚而施设不得其当，疾苦虽欲闻而询求不得其人。此特未暇为陛下一二陈之。而特以左右之忠邪为本，忠邪判，天下无馀事。惟其有忠不能明，有邪不能去，则陛下之阙失莫大乎此。贱臣于草莱，不识朝廷之士，特以陛下左右之人有指元祐之臣以为奸党者，此必邪人也。昔侯览、曹节尝以党人之论藉口诛李膺、杜密，捕夏馥为党魁，指范滂所用为范党，海内涂炭二十馀年，废锢诛徙者不可胜计，汉自此亡。李宗闵、牛僧孺、李德裕各植党与，更相报怨，搢绅之祸不解者四十馀年，唐亦自是不复振。以本朝社稷之灵，宗庙之福，而憸人乘间以党人为名，扫除天下善士，汉唐衰乱之祸，将复见于今日，甚可骇也。夫毁誉者，天下之公论，臣切怪朝廷毁誉与天下大异。故责授崖州司户参军司马光，陛下左右之人以为奸，而天下皆曰忠。今宰相章惇，陛下左右之人以为忠，而天下以为奸。此何理也？臣请略言奸人之迹，而陛下试以是观之。夫乘时抵巇以盗富贵，探微揣端以固权宠，专营一己之私，不顾国家成败者，谓之奸可也。变乱是非，倾移主意，怀道德者必加诬染，负高名者志在剪除，谓之奸可也。苞苴满门，私谒踵路，阴交不逞，密结禁庭，谓之奸可也。以奇技淫巧荡上心，以倡优女色败君德，然后独操刑赏，自报恩雠者，谓之奸可也，蔽遮主听，排迮正人，微言者坐以刺讥，直谏者陷以指斥，以杜天下之言，以掩滔天之罪，谓之奸可也。凡此，光有之乎？惇有之乎？皆惇之所有而光之所无也。夫有其寔者名随之，无其寔者而与之名，天下其谁信之？《传》曰：「谓狐为狸，则非特不知狐，又不知狸」。是故以佞为忠，则必以忠为佞。于是乎有缪赏滥罚，缪赏滥罚行而佞人徜徉矣。如此为国不乱者，未之有也。夫光凡事四朝，以忠信长者闻于天下，危言正色，奋不顾身，虽古名臣无以远过。而谓之奸，欺天下也，欺后世也。夫一人可欺也，朝廷可欺也，天下后世不可欺也。昔周勃木强敦厚，故属大事、安刘氏，非勃不可。汲黯好直言，面折人短，故能寝淮南之言，辅少主守成，贲育不能夺。由是言之，姑欲周旋奉事，便佞捷给，则人人皆可为公卿。必期于利害安危之际，无负国家，非正人不可。臣孤生晚辈，平生不识光，而光又已死，何所爱惜？所惜者，国家为奸邪报仇而负天下之谤耳。至如惇狙诈险贼，臣不能尽知，可怪天下士大夫呼曰惇贼。昔李栖筠为御史大夫，天下尊之而不敢呼名，曰赞皇公侯。仅一布衣之士，西河之人尊之而不敢名，呼曰侯君。今惇贵为宰相，人所具瞻，天下以名呼之，又指以为贼，何也？辜负主恩，盗窃国柄，忠臣痛愤，义士不服，故贱而名之，又指其寔而名之以贼也。且以一事中外所共知者言之。惇指元祐之臣尽以为党而投之必死，独苏颂无恙。颂固天下之贤者，然所逐皆颂等夷，以谓不预政事，则颂元祐时宰相，此何理也？惇窃国柄也。自陛下承天宝命，入绍大统，海内翘然，日跂新政。故京师人曰「大惇小惇，殃及子孙」，又曰「大惇小惇，无地安身」。大惇谓章惇，小惇则御史中丞安惇也。夫百姓至愚而神，此言虽小，可以见天下之心也。公议所在，借使陛下史臣不书，而天下之人必有书之者。昔晋侯一国耳，六官之长皆用，民誉而无谤言，于是乎能霸。陛下广有四海，选择一二臣顾反若此，臣恐伤天地之鉴，累日月之明，失天下之心，贻后世笑。夫小人譬之毒蛇蝮蝎，其凶忍害人根于天性，随遇必发。天下无事，国势安强，不过贼害忠良，破碎善类。至缓急疑危之际，则必有反覆卖国之心，跋扈不测之变。何以知之？盖自古欲尽去正人者，非奸臣则逆子。杀萧望之、张猛、苏建、京房、贾捐之者，石显也。逐韩瑗、来济、褚遂良、长孙无忌、上官仪者，许敬宗也。逐张九龄，诬王忠嗣，杀李适之者，李林甫也。贬杜佑，陷李揆，杀颜真卿者，卢杞也。杀孔融、杨脩、荀彧者，曹操也。诛戮关中旧族者，董卓也。尽去中朝名士者，柳粲也。夫正人者，君之羽翼，奸贼患之，必剪其翼然后得志。唯陛下前知诡计，密挫奸谋，力收骨鲠之臣，自为羽翼，其所以消灾变于无形，守太平于长久也。夫宰相者，使百官各任其职者也。比年以来，谏官不闻论得失，御史不闻劾奸邪，门下不闻封駮诏令，共持喑嘿，主事媕娿，非宰相使之而谁也？昔李林甫以其罪大灭顶，恶极通天，则招天下邪人佞夫，布在言职，胁以祸福，无敢正言。由是窃相位十有九年，罪大恶盈而人主不知。此可以为后车之戒也。且以一事言之。汉成帝欲立赵昭仪为皇后，太中大夫刘辅上书，以忠切得罪，而师丹、谷永、辛庆忌之徒交章请救。夫以汉绪中衰，犹有清议主张争臣。顷者谏官邹浩以言事得罪先朝，左右大臣拱而观之，谏垣同列无一语者，又从而挤之去。失左右大臣股肱心膂，而言官其耳目也，皆天下安危之所系，而一切奸谀若此，则陛下亦欲柬拔忠荩，图回太平，孰为陛下言之？孰为陛下行之？奸词互至，邪说沓进，陛下亦有尧舜之聪明不得行，朝进一人而后止，暮逐一佞而再收，是非纷纭，邪正参错，而天下之事败矣。恭惟陛下躬睿圣之资，体温文之德，皇天眷睐，宗庙顾享，畀何神器。今欲钦承上帝，慰答祖宗之灵，而国势若此，此臣所以为陛下虑也。夫日者阳也，阳为君子。食之者阴，为臣，为小人。日有食之，臣侵君，小人胜君子也。且四月正阳之月，阳极盛，阴极衰之时，而阴且侵阳，故其变为大。其所以消复之道，臣不敢曲牵异说，旁取杂家，姑以经传所陈闻于陛下。《十月之交》，日食之诗也，刺四国无政，不用其良。上至卿士司徒，下至趣马师氏，咸非其人。《左氏传》曰：「国无政，不用善，则自谪于日月之灾。弭灾之道有三，一曰择人，二曰因民，三曰从时」。唐臣宋璟曰：「日食脩德，使君子道长，小人道消，止女谒、放谗夫，所谓脩德也」。此言播于《诗》，著于《传》，可以覆视。惟陛下畏天威，听明命，独运乾纲，大明邪正，毋违经义，毋郁臣心，则天意解矣。若夫伐鼓用币，素服彻乐而无修德善政之寔，则非所以应天也。《传》曰「应天以寔不以文」，惟陛下至诚无忽。

臣闻知几而预戒，则君无过举；先事而早谏，则臣无智名。君明臣良，上下两得，治道所以隆也。臣以驽散之才，冒处言职，适遭明圣之主，窃慕良臣之义，事有临机不当默者，安可有待而不早言乎？宋有天下一百四十一年矣，太平之久，尧、舜三代，乃至汉唐，皆不及也。譬如安乐之人，年过百岁，尤当兢兢畏慎，护养元气，无使疾患乘间而入，则愈老愈健，永保康宁之福矣。祖宗以圣继圣，古无有也。母后继有圣德，亦古无有也。天覆地载，一健一顺，万物生成，各遂其性，至神考而治道益隆，至皇太后而家道益光，可谓盛之极矣。盛必有衰，安可不预戒乎？汉之衰也，以外家太盛，人不敢言，以至亡国。陛下守祖宗之成法，监衰汉之覆辙，宋德方隆，内外无患。然以臣所闻，宜预戒者有一事焉，恐陛下未知也，恐皇太后未知也。向宗良兄弟，交通宾客，漏泄机密，陛下知乎？皇太后知乎？皇太后功德隆备，格于皇天，陛下极天下养，未足以报，惟使我宋固万年不拔之基，外家享与国无疆之福，夫然后足以为报。汉唐母后称制，有至终身。或欲威福之柄，久出于己；或因左右之请，贪恋权势。惟我皇太后恬寂足以全威福，严明足以戢左右，不待祔庙，果于还政，事光前古，名垂后世。陛下所以报皇太后者宜如何？臣恐假借外家，不足以为报也。乃者还政以前，陛下欲除向宗良等开府仪同三司，将锁学士院矣，而皇太后诏寝此命。中外传闻，咨嗟叹仰，知皇太后以撝谦为德，而陛下以养志为孝也。汉章帝欲加恩三舅，马后曰：「吾观富贵之家，禄位重叠，犹再实之木，其根必伤。何必营外家之封，违慈母之拳拳？至孝之行，安亲为主。此吾家之事，故得专之。吾当含饴弄孙，不能复关政矣」。于是章帝不封其舅（〔贴黄〕马后不复关政之言，恻怛如此，可谓贤矣。然后以兄弟干政，后世议焉。唐之长孙皇后曰：「汉之马后，不能检抑外家，使预政事，乃戒其车马之侈，此所谓开本源而恤末事也。」是以太宗问后政事，后不欲言，再三要之，终不肯对，盖以马后为戒也。）。今皇太后盛德全备，与天同功，非马后之比。臣之所言，但欲有补于外家而已，想亦皇太后之所乐闻也。若不达圣母之心，而自为猜嫌之虑，当言不言，臣所不忍。臣谓马后之所以诏其子，章帝之所以顺其亲，内慈外孝，两得之矣。陛下及皇太后前日之事，撝谦养志，正与此同，天下之所以服也。汉哀帝之初，急封诸舅，孔光谏曰：「天下者，陛下之家也。肺腑何患不富贵？不宜仓猝若是，其不久长矣」！帝以逼于傅太后，不能从也。今皇太后诏寝成命，不待孔光之言；陛下恭禀慈训，遂无仓猝之举。此乃前古难行之事，于今见之，皇太后之圣德可胜言乎？陛下所以报皇太后者宜如何哉？臣恐假借外家，不足以为报也。陛下虽受天眷命，历数在躬，然而力摧异议，独定大策者，皇太后也。盖有功于陛下者，天及皇太后而已。天道公而不私，陛下之所以报天者宜如何哉？皇太后为而不恃，功成不居，陛下之所以报皇太后者宜如何哉？陛下以道制情，无一毫之私，则可以服人之心；服人之心，则可以得天之心；得天之心，则可以合皇太后之意矣。神考之所以报慈圣者，用此道也。治平之末，韩琦为相，中外协心，定策为易。前日之事，章惇秉政，首唱异议，定策为难。然则皇太后之功，比之慈圣，又为光矣。陛下之所以报皇太后者宜如何哉？唐之衰也，天以定策之功付于矜伐之臣，于是责报不已，而有「负心门生」之语。主道之强弱，可见于此矣（〔贴黄〕唐宦者杨复恭策立昭宗，后稍恣横，责报不已，昭宗后厌之，因令致仕。遂与其兄子守亮书曰：「吾披荆榛立寿王为天子。既有天下，遂废定策国老，奈负心门生何！」门生，谓昭宗也。）。今者功出圣母，国本既正，唯陛下永思所以图报而已。大公之报，报之上也；假借外家，岂足以为报乎？宗良兄弟依倚国恩，凭藉慈荫，夸有目前之荣盛，不念倚伏之可畏。所与游者，连及侍从，希宠之士，愿出其门。裴彦臣无甚干才，但能交通内外，漏泄机密（〔贴黄〕臣闻绍圣之初，裴彦臣管干造慈云寺，因妇人阿王赴户部及御史台理会地界。后来并此一寺，屡曾迁徙，竟不成就。臣切恨此也。皇太后为追荐爱主，所以施财造寺，此寺既不成就，而郝随之徒因缘恣横，敢慢东朝，外人皆有不平之心，所恨哲宗不知耳。当时户部及御史台官司，有以彦臣为是者，有以彦臣为非者。是非自有公议。以臣观之，只因彦臣干当不了，以致生事。臣故曰：彦臣无甚干才也。），遂使物议籍籍。或者以谓万机之事，黜陟差除，皇太后至今与也。良由中外关通，未有禁戒，故好事之人得以溢传耳。若非皇太后明谕圣意，严加约束，则籍籍之口，未易塞也。仁宗笃于舅家，尤以李玮为贤，诏玮举官为将领。玮言家有宾客之禁，无以知士人之贤否。仁宗特许玮见宾客，而命日抄所见宾客名氏以闻。盖仁宗之所以保全外家者，委曲周旋，至于如此。神宗敬厚曹佾，加以王爵，然而佾口不敢荐一人，佾门不敢接一人，不过以自娱乐而已。神考所以厚佾而无厌者，以其得外戚之体也。宣仁圣烈皇后戒训外家，尤为切至。绍圣时利口之祸，几及门户，然而高氏之族终获免者，则亦宣仁训戒之明效也。皇太后功德之大，光于前人。念保持之艰，为无疆之虑，事戒其渐，正在今日。《老子》曰：「为之其未有也，治之其未乱也」。凡未有之事，今虽无之，后或渐有。既有而后图，不如未有而先戒之。汉之马廖，章帝之舅也，倾身交结，冠盖之士争趋赴之，遂至于私赡三辅，第五伦之所言者是也。今虽未有此事，安可以不戒其渐乎？王氏依东宫之尊，假甥舅之亲以为威重，内外要官皆出其门，推誉者登进，忤恨者诛伤，刘向之所言者是也。今虽未有此事，安可以不戒其渐乎？杜钦、谷永自托于外戚，专攻人主之身，而无一言敢及王凤；遇有灾变，则反推天异，归之他人，以为外戚之地。怀二心之士，如杜钦、谷永者，何代无之！今虽未有此事，安可以不戒其渐乎？成帝之时，外家子弟，据势满朝。成帝欲以刘歆为中常侍，临欲拜官，而左右奏曰：「未白大将军，不肯奉诏」。帝虽坚执，终不能夺。由是朝廷之事，只由外家，不由成帝。今虽未有此事，安可不戒其渐乎？王音、王根，奢僭不法，天子怒之，于是兄弟欲自黥劓以谢太后。封侯之日，黄雾四塞。谏大夫杨兴等以王氏为言。于是大将军惶惧，乞骸辞职。然而外家强盛，故人主之威终不得行。今虽未有此事，安可以不戒其渐乎？神考有言曰：「荒坠颠危，可见前车之失；乱贼奸宄，厥有履霜之渐」。臣愚以谓欲见前车之失，则往古之事不可以不考；欲辨履霜之渐，则方今之事不可以不戒。《老子》曰：「合抱之木，生于毫末；九层之台，起于累土」。事之有渐者，无不然也（〔贴黄〕王凤擅权，以王商不附己，使人上书极言，诋毁商暗昧之过。商发病呕血死。王章不亲附王凤，乃奏封事，言日食之咎，皆凤擅权蔽主之过。天子感悟纳之，谓章曰：「微章直言，不闻社稷计。且惟贤知贤，君试为予求所以自辅者。」于是章荐冯野王。王音切知其语，以告大将军凤。凤用杜钦计，称病乞骸。太后闻之，为垂涕不御食。成帝乃优诏报凤，强起之，于是凤视事。后下章吏，廷尉致其大逆罪。章竟死狱中，妻子徙合浦。自是公卿见凤侧目而视。冯野王竟免官。众庶多冤王商议朝政者。杜钦复为凤画策，诏求直言极谏，以救前过。）。汉之王商、王章，皆当时之贤臣。因为王凤所恶，一则死于暗昧之过，一则死于缧绁之中。当此之时，外家之势已如合抱之木、九层之台，岂一手之所能拔，岂一锸之所能平哉？商等区区可怜，而谏诤后时，戒之不早，何益于事！今臣所论，乃在于累土、毫末之初，遏萌杜渐，何难之有！在陛下从容求皇太后一言之诏而已。自古戚里侵权，便为衰世之象；外家干政，即是亡国之本。亦如州县之政，只要权出于一。若使守令人家子弟亲戚交通宾客，关节无禁，如此则奸人鼓舞，良民咨嗟。此陛下及皇太后之所不取也。以小喻大，有以异乎？臣愿陛下采刍荛之言，念老子之说，遵神考之训，合太母之心，以臣此疏达于慈闱。若蒙皇太后察臣愚直，以慈爱之，则自今日已往，忧国忘身之士，皆欲竭忠自效，而无所畏矣。臣下尽乐告之忠，朝廷有不讳之善，好察如虞舜，不吝如成汤（〔贴黄〕《中庸》曰：「好察迩言。」舜之事也。《诗》曰：「唯迩言是听。」幽王之事也。此二者相去远矣，在分听察两字而已。），圣德日跻，治道日隆，我宋固万年不拔之基，外家享与国无疆之福，岂特贱臣一身之幸乎？如其不然，则臣有僭易妄言之罪，罢黜投窜，理不可逃，在陛下命之而已。臣以孤寒远贱之迹，误蒙陛下过有拔擢，责臣不轻，眷臣方厚，臣是以及时而言，先事而谏。岂敢以身之不肖而自废其所当言乎？孔子曰：「君子不以言举人，不以人废言」。臣虽不肖，而区区之言，有益于朝廷，有补于外家。若不以臣之不肖而取之，则忠言由此而并进；若以臣之不肖而废臣之言，则谄言由此而交人。听言，治之基也；信谄，乱之本也（〔贴黄〕古者忠信之士，语及外家，则谗谄之人必中伤之，指为离间，以激怒内外，然后奸谋秘计，无所不行。此计若行，则言者必危。言者既危，则天下之士以言为戒。如此则乱可必矣。臣故曰：信谄者乱之本也。）。国家治乱之机在此一举，臣一身蝼蚁之命，安危生死，岂足道哉！臣不胜惶惧待罪之至。

论曰：臣尝历观前世之弊，及其甚也，必有有为之主以拯救之。独千世承袭其弊而安受之者，浮图而已。浮图非无可观也，百氏之家，一家之说也；非不可为教也，蛮夷之国，一国之俗也。不幸王者迹熄之后，圣人道微之时，乘间窃入中国，当时君臣辨之不早，制之不刚，俾盘根滋蔓，为弊于后，东汉明帝之罪也。其间非无英睿刚克之君，忠义正直之臣，欲除其弊，终亦不能者，何哉？盖销之不以道，制之不以渐故也。盖英睿刚克之君灼见非有益于吾民也，必欲扫除之，正如欲华陀之治医也，将剖肤凿骨，煎肠洗胃，以去其疾，岂不雄哉！奈何臣下或献祸福之一言，则惶惧随之，亟且罢不敢复言矣。必曰：姑且听之。惟其姑且听之，此其所以长存也。前日武宗是也。毁天下寺宇四千馀区，冠笄僧尼二十馀万，岂不快欤？东西京、藩府辅郡，犹量留寺与僧，岂祸福之说已贰于胸中耶？何使绝无而仅有邪？宣、懿之世则一切复之，终令彼胜于此，乃所谓销之不以道，制之不以渐故乃尔也。忠义正直之臣，极言其有损而无补也，必欲扫除之。正如近时水官之治河也，欲竭太行之土、淇园之竹，以塞怒流，不已疏哉！奈何人主疑祸福之多端，则恚恶及之，遂及诛窜者矣。必曰：尔敢非圣人！惟其谓之圣人，此其徒闻而益盛也。前日韩愈是也。宪宗遣使迎佛骨于凤翔，王公大人灼体肤、委珍贝以惑其法，愈极诋其道，且欲以佛骨付之水火。宪宗怒，欲诛愈以谢佛。裴度、崔群力救其死，犹贬海南，滨于死所，令彼盛于此。乃所谓销之不以道，制之不以渐故乃尔也。初欲抑之，乃所以扬之；初欲沮之，乃所以长之。故根日益大，蔓日益滋，以至于今日，国家不惟安受千世之弊而不知救，又从而昌大之，遂使贼人乘时所尚，公肆厥奸，与国争雄。彼华堂大宇，丹楹刻桷，敢踰制于王宫；撞钟伐鼓，众党数千，敢僭礼于朝位，已为可禁。虽然，彼所以侈其居、盛其徒者，本欲以诱愚夫愚妇而已，奈何王公卿士，竞登其门而师之？朝衣朝冠，或立侍于其座，或跪拜于其庭，咸尊之如天神，钦之如父祖。彼有道之士，以学佛隐者固亦有矣，而奸人假学佛以欺人者常多。固不当事之如此，以亏国体。臣恐孔子复生于今日，则群公卿士忌媢者众矣，不应如是以奉事之也。孟子曰：「用夏变夷，未闻变于夷者也」。又曰：「未闻下乔木而入于幽谷」。今昌大浮图之教，岂欲以堂堂之中夏，以变于夷乎？凡学孔孟之道者，相率而入于幽谷乎？可不谓之大惑欤？臣今不复更以傅奕之辨、韩愈之疏言之，直以文中子之言为信，曰：「佛者，西方之圣人也」。果为圣人，岂不恶其徒凭藉其说，以猖狂妄行于今之世哉！为今之计，不必推罪于佛，惟治其徒。苟惟治其徒之罪，又何难哉！臣愿陛下盛言其佛之长，极言其徒之短。臣请叙其说曰：盖闻佛者，西方之圣人也。以清净寂灭为心，戒定慈忍为行，色空为道，禅律为法。凡愿学佛者，必当检身周慎，持法谨严，枯槁其形骸，斋戒其心志，自治其身，自求其道，不可辄出户庭，不可杂交民俗。戒牒之文，其密如缕。苟能此，虽异道不害为君子。乃者学佛之人，类皆游佚之辈，或惰农之鄙夫，或怠绩之愚妇，或好荡之儇子，或好倡之冶女。居金碧之室，食稻粱之膳，幸灾乐祸，自为风俗；奸非不义，自为朋党。讯其何以谓之禅，何以谓之律，则罔闻知者，十常八九。如此，则大设寺宇，乃为尔等作容奸之地；岁度徒众，乃为尔等置畔道之人。既蠹于国，实败汝德。自今以前，吾一洗之勿问；自今以始，吾将使汝不出户庭，专治其佛之说而躬行之。所受戒文，令礼部著以为令，刑部防之以法，期汝必行。如不能然，一听归俗。有愿如旧，真能奉其师之说，听其君之令者也，然后以常住衣食之，可谓待汝之意厚。既仍旧为僧尼，乃敢尚为过恶，许人人得以告捕。是不从君之教，而背其师之说，诛之刑之。斋供祷祠，任民自然，不可以扰亲戚故旧，不可以私其所昵。男虽父兄，不可适尼之居；女虽诸母，不可适僧之舍。人人得以告捕抵法。陛下果以此说下诏，假学佛之衣服以藏奸诈，假学佛之衣服以堕农绩，皆不能自信而愿去，不可胜数。良家子女，观其法之峻严，乌敢违父母之养，舍室家之伦，避妄逸、从枯槁哉！如此，则良民自愿为其奴婢者自寡矣。虽然，固亦有为之者矣，不加多也。《庄子》言：鲁多儒，国君下令，而敢儒服者一人而已，亦是意欤。此乃销之有道，制之有渐，以岁月之久，俟其自衰而已。譬之以医，则缓药石以治之，俟其自平乃止，不必用华陀之术也。譬之以治水，则固堤防以导之，使复故道乃止，不必横塞其怒流也。或曰：子痛诋佛而抑其徒，则吾徒独不然乎，一皆如孔子耶？臣曰：稂莠与五谷并生于田，为之农者，当锄治其稂莠乎，将锄治其五谷乎？虽未必皆颖栗坚好，要之吾种也。今千万年无佛，何加何损；一日无吾道，则如之何？或曰：子不畏祸福欤？臣曰：佛既为圣人，则所当论者道也，于其书而考之，固亦粲然矣。至于祸福报应之论，特后之译者妄尔。虽或言之，如庄周之寓言乎，邹衍之谈天乎，公孙龙之诡辞乎，皆可稽考之耶！愿陛下勿惑祸福，而忽臣之说。

臣闻牛羊欲其茁壮也，必其善牧；车马欲其习服也，必其善御。矧军旅之事，将帅之职，畀之以师律，付之以疆埸，内欲重吾国，外欲克吾敌，顾不慎哉！不可以三军之元帅，姑且备其员；两国之民命，聊且试其技。不考其可，必为国祸；不求其良，必为民殃。故当筑坛告庙之始，必观是人果足以称此礼乎？至推毂授钺之际，又观是人果足以胜吾任乎？昔在战国之纷纷，不惟君可以择臣，而臣亦可以择君。当是时，英雄挟其长游，视诸侯能用我者，然后仕之，故欲求将，不可遽得。今天下为家，四海为畿，罔匪臣仆，英雄尽入于彀中，多士咸在，众技自献，惟君王所择。所谓能称筑坛告庙之礼，能胜推毂授钺之任者，固亦有之，在所选而已。昔之论将者，其材有五，曰勇、曰智、曰仁、曰信、曰忠。将何以贵乎勇？盖直以养气，威以克爱，刚以致其敢，义以致其心。蔑视敌国，而砥砺三军。吾之所指，曷敢不从死；吾之所麾，曷敢不从移。非勇不能也，勇则不可犯矣。将何以贵乎智？盖使贪使愚，各求其所须；使勇使智，各效其长技。彼敌常为客而不足，我常为主而有馀。我常致人，而人必应；人不可致我，而我自如。为胜败之政，如神默运；制奇正之术，如环无端。非智不能也，智则不可乱矣。将何以贵乎仁？盖以慈养其惠，以惠养其威。宽以御众，众罔不尽其心；悦以使民，民罔不尽其力。忘劳而供武服，犯难而图战多。欲与之可赴深溪，必自我视之如婴儿；欲与之可俱效死，必自我视之如爱子。则非仁何以怀之，仁则能爱人故也。人不可无信，而将之信为重。盖方其涖师也，国不自外理，国容于是乎不入军；军不从中御，军容于是乎不入国：将军之权于是乎专矣。如之何交厥孚于上下，告至诚于远迩，故贵乎信，信则不欺人故也。事君皆以忠，而将之忠为大。盖方其用师也，上不制于天，下不制于地，中不制于人，将军之志自用矣。如之何惟君是图而忘其身，惟国是忧而忘其家，故贵乎忠，忠则无二心故也。夫有爵有僇，士心所属；可安可危，君虑所随。士心所属，以赏刑之柄系焉；赏刑之所系，成败如转掌。君虑所随，爱憎之变会焉；爱憎之所会，祸福如发机。惟信惟忠，乃为建立勋名之权舆，杜塞危疑之关键也。以是五材，泛观于朝，如持度以揆长短，如操量以较多寡，其分别差等，殆无遗形。大材如罍，小材如杯，以杯受罍，过则溢；以罍受杯，绰乎兼容。故古之人论将，有妻子之将，有十人之将，有百人之将，有千人之将，有万人之将，有百万之将：其材相去远甚，然不离乎五者之间也。虽然，材必适其用，用必适其宜，执方而无权，守一而不变，虽用良材，覆为累德。故太公之论将，有十过；孙武之论将，有五危。观其过之所生，究其危之所自，其初皆五材之良，其失皆五材之蔽，有材而不能用，至于军败国辱，家残身僇，吁可哀也。故为将之道，既有五材以御三军；欲揽英雄之心，则又当行之以三礼，断之以三至；欲重庙堂之胜算，则又持之以五慎，审之以五权。达事宜则有九变，能通九变，则寘敌于全囚；泥法制则有九拘，毋执九拘，则立我于全胜。古之人论良将，有曰：刚则法天，可望而不可干；柔则象渊，可观而不可玩。去如收电，可见而不可追；留如丘山，可瞻而不可动。有将如此，则筑坛告庙之礼，推毂受钺之任，为不愧矣。故初作三军，欲谋元帅，惟郤縠说礼乐而敦诗书，于是用于晋。晋伐阿、鄄，而燕侵河上，惟穰苴文附众而武胜敌，于是用于齐。孙武十三篇之说，阖闾试之以妇人，卒以彊吴。吴起七十六战之功，魏武始于论兵器，卒以强魏。先轸以下军之佐，而超将中军，不以卑踰尊为疑。郤氏、狐氏，以族人从军，不以亲同职为间。韩信奋于亡虏，魏尚拔于囚徒。充国自举，任之而不违；伏波求用，试之而不拒。谢安荐侄，而不沮其挟亲；窦宪请行，而曲听其补过。所用者材也，材可用焉，不当牵左右近习之好恶，不当徇士卒国人之议论，挺然不疑，断以己意。夫贤将之徒，类皆英雄豪杰之士，观人君用己如此其重，当如之何图报哉。谷永曰：「楚有子玉、得臣，文公为之侧席而坐；赵有廉颇、马服，强秦不敢窥兵井陉」。国有贤将，所恃如此，惟陛下注意焉。陆贾曰：「天下安，注意相；天下危，注意将」。必至天下危然后注意将，则不亦晚乎？惟天下安乃注意将之时，是为治不忘乱，安不忘危。

五月日，李某再拜献书君实明公阁下。某愚不自揆，比尝为书污下执事，而辞语迂放，为它人言皆不省。会阁下在告，而阍者拒不内。退踰月，不蒙下气垂情，聊有所褒贬，私怀惓惓。因以未毕，或以谓阁下谨许可，苟无过人者，随一笑而遗忘，则某之区区亦将以狂妄弃之矣。然迹将疏而意弥亲，弦欲绝而声愈急，倾座上之顾而质胸中之疑，此某所以复有献也。尝谓衣冠而称士者，宜有以异于流俗，应天子制诏而称非常之才者，宜有以异于士。治平以前，朝廷以词赋取人，而涉猎之学、章句之徒，操数寸之觚，画方尺之纸，无不拾取青紫，为宗族荣耀。一诗一赋之外，没齿不究，先儒义理，前人涕唾，鼠窃狗盗，亟不容手。自熙宁以后，朝廷以经术造士，而五经之奥、孔孟之旨，一旦与士大夫私门墙然。学《诗》者不通《书》，治《礼》者不知《易》，钻窥庄老隙窦，而俯掇甲乙科第，至三年廷问而一策之试，朴樕软懦，不能发明纪纲，敷陈治迹，以称明天子精选之意。借使问灾异必闇于《春秋》、《洪范》之学，询存亡则蔑通汉唐历世之为，而獐头鼠目之子，扬然自得。夫然后知制举所以责备于儒者，而其人必有异于士，故愚志此久矣。手不释方册，目不置简牍，居与书为邻而充栋宇，出与书为行而汗马牛，楚精神，磨筋力，十年于兹矣。然志大而谋不售，事左而身益困，虽于进士之选不能一得，而私自鄙之，以谓不过异于流俗而已。此豪杰之士所以既得而又歉焉。伏惟阁下驰骋书传，轇轕古今，俯仰目仲舒，笑谈却刘蕡，儿蓄公孙弘，吏役牛僧孺，如晁错、谷永、杜钦、元稹、白居易之属，虽累千百，缓急安可望哉！且吾蜀自有宋已来，应此选者不过十二三，而其间甚显者又不过四五人而已。顷者，苏氏兄弟一日过关而声驰四海，是时有韩忠献公、欧文忠公为之后先，而宋廷文章，遂无出其右者，盖其志必欲异于士而已也。虽然，入朝争名者愈于锥刀，而一有不羁之才，则必为肩出者所害。往往齐与郑两大以家而不肯借门户，凤与鸢相高以飞而不肯借羽翼，是又不可不戒也。某今日之言，将以求知，而后日之进，将以求教，何者？阁下既已异于士矣，而某犹不得异于流俗，木植而水导之，使之不后陵之儒者，在阁下也。驽骖蹇服，知所趋向，而伸于知己者，复何人哉！下情所操，索言于此，俯伏待命。

人君有天下而未知治乱得失之机，胡不取前世之已事观焉？某事果利乎，循而行之；某事果害乎，矫而变之，庶几可以远祸乱，基太平也。今夫天子以一身而制天下者，以有权利也。惟利可以役人，惟权可以制人，是以不出殿陛而天下惟吾之听。苟不能慎惜名器而轻以假人，倒持太阿，授人魁柄，则晚节末路，抱持虚器而威势下移矣。况外戚之伦，少不知学，狃富贵之居则志易以僭，挟禁掖之势则权易以专。其始盗天子之威福为予夺，以劫持天下，天下既侧目而畏之，则还以恐喝于上而邀望大利矣。君人者奈何不加抑远而使之立朝乎？西汉之业以外戚亡，愚尝惜成、哀之君纵不能远取前世事以为龟鉴，胡不以祖宗之得失耳目未远者观之乎？始文帝以后弟窦广国贤有行，欲相之，既而曰「恐天下以吾私广国」，卒拜申屠嘉；元帝以冯野王行能第一，欲用为御史大夫，既而曰「后世必谓我私后宫」，卒用张谭。是二帝者矫私徇公若此其蚤也，遏绝外戚之乱若此其甚也，继其后者若之何不循而行乎？异时吕氏盗朝，产、禄肆乱，不有太尉主兵而北军助顺，则海内危矣。霍氏继起，禹山专制，肆行非度，阴有异谋，非宣皇帝毅然加兵，则宗庙恐矣。彼二氏者柄朝未几而产害已若此，继其后者若之何不矫而变乎？悲夫！建始以后政柄旁落，归于王氏，五侯群弟更迭弄权，威势翕习，青紫充满，排摈宗室，孤弱公族，诛戮亡忌，击断不清，而当时之君琐琐碌碌，曾不敢举手开喙以预天下事。自王章以直言诛，刘向以正谏黜，而忠谠之士卷舌矣。杜钦、谷永之朋方且逆望风旨，揄扬赞颂，而张禹、孔光共为持禄计，不肯吐忠实于上。由是汉室彫弱不振，至于贼莽，则大事去矣。彼且文饰休符，招致琛赆，作为石匮、大诰之书以愚弄天下，则汉欲不亡，得乎？噫！自古天下败于外家者惟汉与周，然隋文帝东平全齐而西破巴蜀，五王奸谋同日摘发，则于宇文氏不为无功，方之安汉，可异日谈也。

人主读经则师其意，读史则师其迹。然读经以《尚书》为先，读史以《唐书》为首。盖《尚书》论人主善恶为多，《唐书》论朝廷变故最盛。

朝廷立法不可不严，有司行法不可不恕。不严则不足以禁天下之恶，不恕则不足以通天下之情。汉之张释之、唐之徐有功，以恕求情者也。常衮一切用法，四方泰清，莫有获者，彼庸人哉！天下后世典狱之官，当以有功为法，以衮为戒。

人主欲明而不察，仁而不懦。盖察常累明，而懦反害仁故也。汉昭帝明而不察，章帝仁而不懦，孝宣明矣而失之察，孝元仁矣而失之懦。若唐德宗则察而不明，高宗则懦而不仁。兼二者之长，其惟汉文乎！

祖宗法度不可废，德泽不可恃。废法度则变乱之事起，恃德泽则骄佚之心生。自古德泽最厚莫若尧舜，向使子孙可恃，则尧舜必传其子。至于法度，莫若周家之最明，向使子孙世守，则历年至今犹存可也。

仁义者，人主之术也。一于仁，天下爱之而不知畏；一于义，天下畏之而不知爱。三代之主，仁义兼隆，所以享国至于长久。自汉以来，或得其偏，如汉文帝过于仁，宣帝过于义。夫仁可过也，义不可过也。

名器之贵贱以其人。何则？授于君子则贵，授于小人则贱。名器之所贵，则君子勇于行道，而小人甘于下僚；名器之所贱，则小人勇于浮竞，而君子耻于求进。以此观之，人主之名器可轻授人哉！

周厉王监谤，秦始皇偶语者弃市，徒能禁于一时，岂能禁之于万世？观厉王之恶，至秦之世而不可禁；始皇之恶，至汉之世而不可禁。非惟不能禁于后世，而又必有明白其是非者。贤君所以专务修德，而乐闻善言；当时之臣，故亦乐告以善道，而成一代之治安。彼二主不达此，规规然徒禁一时之论难，行事不善，使人不敢议其非，或致亡于一朝，而取讥评于万世，不亦误哉！然想当时未必其身亲为不善也，必有奸佞之臣济之，此可以为世戒。

可爱非君，可畏非民。后世荒淫之君所为不善，故君不知民可畏，而知民可虐；民不知君可爱，而知君可怨。是君民为仇也，安得无颠覆之祸？

仁义礼智，所以为立身之本，而阙一不可。故孟子以恻隐之心为仁之端，而无恻隐之心则非人；以羞恶之心为义之端，而无羞恶之心则非人；以辞让之心为礼之端，而无辞让之心则非人；以是非之心为智之端，而无是非之心则非人。李林甫为宰相，在廷之臣皆非人也。掊克生灵，无恻隐之心；阿附宦官，无羞恶之心；势利相倾，无辞让之心；上下雷同，无是非之心。夫一端之亡，亦非人矣，况四端俱亡，安得谓之人？宜乎有天宝之乱也。

君明君之福，臣忠臣之福。君明臣忠，则朝廷治安，得不谓之福乎？父慈父之福，子孝子之福。父慈子孝，则家道隆盛，得不谓之福乎？俗人以富贵为福，陋哉！

老子曰：「祸兮福所倚，福兮祸所伏」。指国家而言。故晋武平吴，何曾知其将乱？隋文平陈，房乔知其不久。祸福倚伏者，其在兹乎！

唐德宗之恶过于纣，孟子曰：「贼仁者谓之贼，贼义者谓之残。残贼之人，谓之一夫」。何则？仁义所以治天下之本，而纣皆残贼之，遂失天下。观德宗之恶，讵止于贼仁义哉？社稷不亡幸矣！

奸邪之人乱国政，李林甫是也；庸鄙之人弱国势，张禹是也。荀子曰：「权出于一者强」。谓权出于一则主势不分，而君道尊矣。后世宰相侵君之权而不令终者多，贤如李文饶，尚不能免此，况李林甫之徒哉？为人臣者，视此以为戒。

秦暴如火，天下怨之。怨而不离者，扶苏在焉。及扶苏死，二世立，而秦亡。贤主之国家为何如！

王者富民，霸者富国。富民，三代之世是也；富国，齐、晋是也。至汉文帝行王者之道，欲富民而告戒不严，民反至于奢；武帝行霸者之道，欲富国而费用无节，国乃至于耗。

教化者朝廷之先务，廉耻者士人之美节，风俗者天下之大事。朝廷有教化，则士人有廉耻；士人有廉耻，则天下有风俗。或朝廷不务教化，而责士人之廉耻；士人不尚廉耻，而望风俗之美，其可得乎？

君子在朝，则天下必治，盖君子进则常有乱世之言，使人主多忧而善心生，故天下所以必治。小人在朝，天下必乱，盖小人进则常有治世之言，使人主多乐而怠心生，故天下所以必乱。

正者天下之所同好，邪者天下之所同恶。而圣贤未尝致忧于其间，盖邪正已明故也。至于邪正未明，则圣贤忧之。观少正卯言伪而辩，行僻而坚，孔子则诛之。杨墨一则为我，一则兼爱，孟子则辟之。皆邪正未明而惑人者众，此孔孟之所汲汲。

继志述事，《礼记》独指武王、周公，不可执此而行。使宣王继厉王志，述厉王事，可乎？

石守道采摭唐史中女后奸臣宦官事，各以其类作三卷，目之曰《唐鉴》，而言曰：「巍巍巨唐，女后乱之于前，奸臣坏之于中，宦官覆之于后」。考其所论，可为万世鉴，惜乎不推其本而言之。故人主欲惩三者之患，其本不过有二：以内则清心，以外则知人。能清心，则女后不能乱之；能知人，则奸臣不能坏之，宦官不能覆之。请借明皇一君而论，开元能清心矣，能知人矣，武后、惠妃、萧嵩、杨思勉岂能易其志？及天宝之际，不能清心矣，不能知人矣，而杨贵妃、李林甫、高力士遂乱其心。清心知人，其人主致治之本欤！

天下之变，不起于四方而起于朝廷。譬如人之伤气，则寒暑易侵；木之伤心，则风雨易折。故内有李林甫之奸，则外有禄山之乱；内有卢杞之邪，则外有朱泚之叛。《易》曰：「负且乘，致寇至」。不虚言哉！

三代法度，秦尽变之，然独不去肉刑。以此用心，安得不遽灭？

汉宣帝诘责杜延年治郡不进，乃善识治体者。夫治郡不进，非人臣之大罪，而宣帝必欲诘责之，何耶？盖中兴之际，内之朝廷，外之郡县，法度未备，政事未修，民人未安堵。或治郡不进，则百职废矣，乌可不责之？夫一郡尚尔，况天下乎？予谓汉宣帝识治势。

汉武帝知汲黯之贤而不用，唐太宗知宇文士及之佞而不去，何其误耶？夫人主知贤而不能用，未若不知之为善；知佞而不知去，未若不知之为愈。苟知贤而不能用，则善无所劝；知佞而不能去，则恶无所惩。虽然，武帝知贤而不用，犹愈于元帝知萧望之之贤而反罪焉；太宗知佞而不去，犹愈于德宗知卢杞之奸而复用焉。观元帝、德宗之与武帝、太宗，岂不相寥绝哉？

三代之治在道而不在法。三代之法贵实而不贵名，后世反之，此享国与治安所以不同。

士之立朝，要以正直忠厚为本。正直则朝廷无过失，忠厚则天下无嗟怨。二者不可偏也，一于正直而不忠厚，则渐入于刻；一于忠厚而不正直，则流入于懦。汲黯正直，所以辟公孙弘之阿谀；忠厚，所以辟张汤之残刻。武帝享国五十五年，其臣之贤，独此一人而已。武帝反不用，其为君可知。

立朝之士当爱君如爱父，爱国如爱家，爱民如爱子。然三者，未尝不相赖也。凡人爱君则必爱国，爱国则必爱民，未有以君为心，而不以民为心者。故范希文谓居庙堂之上则忧其民，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，谅哉！

士之立身，要以名节忠义为本。有名节，则不枉道以求进；有忠义，则不固宠以欺君矣。

朝廷大奸不可容，朋友小过不可不容。若容大奸，必乱天下；不容小过，则无全人。

孔子曰：「道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民免而无耻」。以君言之，则宣帝、明帝；以臣言之，则赵广汉、张敞得之。又曰：「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」。以君言之，则文帝、景帝；以臣言之，则龚遂、黄霸得之。君臣优劣，于此可见。

圣人无欲，君子寡欲，众人多欲。

路温舒之见高矣！宣帝初立，政之宽猛，中外未尝见之，而路温舒首以尚德缓刑为戒，援引古今，至于千言。其后盖宽饶、杨恽以无罪见戮，果符温舒之言。呜呼，人臣见几而能谏，人主闻善而能徙，然后君臣两尽其道。温舒见而能谏矣，宣帝闻善不能徙，惜哉！

昔季氏伐颛臾，孔子曰：「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，而在萧墙之内也」。其后阳货果囚季桓子，圣人之言可不为万世法哉？自三代而下，人主不师孔子之言，不戒季氏之事，而被萧墙之害者多矣。

成汤处心过于武王，成汤放桀于南巢，惟有惭德，曰：「予恐来世以台为口实」。武王以受罪浮于桀，曰：「今朕必往，则岂复有惭德哉」？又《汤誓》、《汤诰》数桀之恶浅，而《泰誓》数纣之恶深。善乎，古人谓纣虽无道，不如是之甚者，诚知武王之心欤！

人君纳谏之本，先于虚己。禹拜昌言，故能纳谏；德宗强明自任，必能拒谏。

人之立身可常行者在德，不可常行者在威。盖德则感人也深，而百世不忘；威则格人也浅，而一时所畏。然德与威不可偏废也，常使德胜威，则不失其为忠厚之士；苟威胜德，则未免为锻鍊之流。观羊祜与杜预俱守襄阳，后人思祜之深而思预之浅者，岂祜尚德而预尚威乎？

中人之性，由于所习。见其善则习于为善，见其恶则习于为恶。习于为善则举世相率而为善，而不知善之为是，东汉党锢之士与夫太学生是也。习于为恶则举世相率而为恶，而不知恶之为非，五代君臣是也。

西汉人才可与适道，东汉人才可与立，三国人才可与权。杜钦、谷永可与适道，而不可与立，故附王氏；陈蕃、窦武可与立，而不可与权，故困于宦官；至于诸葛孔明，然后可与权。夫人才至可与权，则不可以有加。

张良近太公之材略，诸葛近伊尹之出处。然良佐高祖，论其时则宜，语其德则合。亮处三国，则才大任小，惜哉（《豫章文集》卷一一。）！

周、孔之心使人明道。学者果能明道，则周、孔之心，深自得之。三代人才得周、孔之心，而明道者多，故视死生去就如寒暑昼夜之移，而忠义行之者易。至汉唐以经术古文相尚，而失周、孔之心。故经术自董生、公孙弘倡之，古文自韩愈、柳宗元启之，于是明道者寡，故视死生去就如万钧九鼎之重，而忠义行之者难。呜呼，学者所见，自汉唐丧矣！

恭审荣奉制书，入参大政，伏惟欢庆。兹者执事得时而得位，其不特为亲戚之私庆，而为天下之公贺也。何以言之？执事历仕三朝，今主上忧勤莅政，起执事于幽闲之中，倾心以听，责成太平，则国士之报，宜厚于众人矣。伏思先帝愿治，一十九年之用心，今日国论之更张，执事皆备见亲尝之，固不待天下之士妄有所献也。虽然，亲戚之私，徒贺不足以尽意，致贺不可以无词，此某不免乎妄有所建矣。孔子曰「才难」，不其然乎？虽唐虞之际犹以人才为难也。孟子曰「徒法不能以自行」，则为国家者，必赖人才而后治也。迨及后世，汉唐之治，固不足为今日道矣，然姑借汉唐而言之。西汉之盛，固尝以经术作人才矣。自公孙弘之进，希世用事，可否必持两端，使人主自择，稚圭、谷永之徒习以成风，反覆不情，揣合时变，一王章不容于时，况贤者乎？然则，崇经术所以勉之以道也。士学于经术而劲正之节不立焉，雨蒲风柳不能自持，则非所望于知道也。当时之士，反不如曹参之于萧相国，何哉？切尝思之。学者方且守专门之学，学非自得，因以丧其良资，所谓至道之真儒，盖未之见也。彼萧何、曹参，虽不学无术，然器识宏远，得于固有，故其自知甚明，自信甚笃，以成其规随画一之善。后之君子不可不深明于此也。眷我本朝，教育涵养，至先帝纯以经术作新天下，恩至厚也。切观迩者务喜揣合之论，有道之世，岂容若稚圭、谷永之徒，习成揣合之风乎？世有方士，伪为白金而半之以铜，俗谓之对钩之金也。近时以来，行徭役而以免役兼之，行经义而以诗赋兼之，既知免役、经义为不可罢，何不纯而行之，岂非对钩之法耶？以此类推，所谓务喜揣合之论也，无乃上累太母保裕之勤、天子继述之孝乎？执事审订公议，必已深明乎此，革去揣合之风，则萧、曹之勋不足进焉。此某所以为天下之公贺者一也。李唐之盛，固尝以贤良而取人材矣。自牛僧孺之进，排斥时政，遂结李氏之怨，八关十六子扇以成风，又分而为注、训焉，搢绅之祸四十馀年不解。然则，尊贤良所以勉之以忠也，士进于贤良而朋党之患遂成焉，如左右佩剑，彼此相笑，则非所望于为忠也。当时之士，反不如郭子仪之于李光弼，何哉？窃尝患之。士大夫方执异同，互相诋诽，所谓公心之大臣盖未之见也。彼子仪、光弼，虽进于武士，然皆释去私雠以急公家，故能同心协谋，卒复王室。后之君子不可不深明乎此也。眷我本朝，任贤去邪，以底熙洽之盛，至仁宗时，明五贤一不肖之论，先帝纳忠奖善，德至渥也，切观迩者务喜排击之论，清明之朝，岂容若八关十六子之徒，扇成排击之风乎？祖宗深仁大德，罪疑从轻，未尝以言罪人，况夫平居诗文之疑似，如告讦蔡新州者耶？以此类推，所谓务喜排击之论也，无乃使朝廷政刑失举，玄生两宫之疑乎？执事审订公议，亦已深明乎此，革去揣合之风，则郭、李之功不足进焉。此某所以为天下之公贺者二也。区区怀此久矣，惟执事察其言，因得其肺腑焉。夫天何言哉，四时行焉，百物生焉。今日天子方当不言之际，则执政大臣代天理物者也。犹之元气行于混茫之中，何尝有心于亭毒哉？苟惟运而无私，然后成天下之大和，动有所偏，灾异作矣。勉进大勋，以福四海。尚祈茂对大时，为国自重。朝佥胥祷，寔天下之所同愿也。不宣。

臣伏闻陛下即位以来，两次日蚀在正阳之月，河东二十二郡，而十一郡晓夜震动，自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今年正月二日犹未之止，城壁屋舍，悉皆倒塌，人民震死，动以千数，外议皆称自古灾异未有如此。恭惟陛下敦朴自己，忧劳在民，建大中以承天意，正五事以育群生，可谓小心翼翼，昭事上帝。乃者日月薄蚀，天地震动，推求咎愆，不避死亡，论辅弼之失，以救灾异之应，言词激切，死有馀罪。昔西汉多言灾异，罕有完全，谷永讥斥帷幄阴附权贵，而终以保全；王章力诋王凤专权蔽主，竟以法诛。祸患易见，利害易明，臣非不知上忤大臣，其祸立至，然惓惓孤忠，不敢隐默者，食陛下之禄，念国家之重而不敢顾其私也。

臣某等言：和气致祥，荐生神草；大田多稼，密附灵根。天实申休，物因效祉（中贺。）。窃以曾孙来止，乃臻百谷之成；上帝博临，斯有九茎之秀。惟天人精祲之相感，则禾菽交贯而同荣。有开既坚既好之初，无害或耘或耔之际。岂止三农之庆，盖彰一德之符。恭惟皇帝陛下道格二仪，仁施九壤。受小共大共而有骏厖之惠，即康功田功而无盘游之娱。茁彼晨华，方永绥于多福；托于秋陇，将迄用于康年。臣无助财成，幸观昭假。咏歌周道，愿陈高廪之篇；回复汉都，窃陋斋房之作。

古者尊师而重道，自天子达于庶人。故孔安国授经昭后，死为之服；亘荣傅明帝于东宫，及即尊位，幸其第，至里门下车，拥经而前。盖其严如此。汉兴，诸儒以经谊专门教授，故学者必有师承，源流派别皆可推考。历东汉、二晋以迄有唐，馀风犹有存者。然其间大儒间出，不专以一经章句授诸生。如王通行道于河汾之间，韩愈抗颜于元和之际。故从之学者其于行己成务，作为文章，皆足以名世而垂后。如魏徵、王圭、李翱、皇甫湜之徒是也。陋哉，夏侯胜之言也！曰：「士病经术不明，经术苟明，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」。夫所贵于学者，岂专为是哉？而胜以利诱诸生，何也？西汉之俗，固已尚通达而急进取矣，又使士专为利而学，学而仕，仕而显，则不过容悦患失之人而已。如张禹以经为帝师，位丞相，而被佞臣之目，后世议者至以谓西汉之亡以张禹。谷永亦号博通诸经，然因灾异之对，枉公议以阿王氏。二人者，皆成帝所取决，有识所企望，而当汉之所以存亡之机者也，然且不顾，方怀奸而徇利，岂其志本在于青紫故耶？抑天姿然也。后世君子一志于青紫者众，求师务学者寡，学者亦无所师承，此余所以常恨生之晚也。方祖宗隆盛之时，如孙明复、胡翼之以经术，杨文公、欧阳文忠以学问文章为一时宗师，学者有所折衷而问业焉。王荆公出，以经义授东南学者，及得君，行政于天下，靡然宗之。元祐间，苏子瞻以文章主英俊之盟，亦云盛矣。余病卧里中，读西汉《儒林传》，观其师弟子授受之严，所谓源流派别皆可推考者，窃有感焉。且浮屠氏自释迦文佛传心法与夫讲解之宗，至于今将二千年，而源派谱谍如数一二，下至医巫祝卜、百工之伎，莫不有所师。如吾儒，师承之道乃今蔑焉，所谓学官师弟子，如适相遇于涂耳，盖可叹也。则其事业之不竞，语言之不工，名节之不立，无足怪者。因以汉儒授经为图，以想见汉兴之风范云。建炎四年六月三十日，信安程俱序。

梁中大通六年正月，婺州乌伤县民，自号「双林树下当来解脱善慧大士、天中天」，使其徒奉书诣阙，书词甚高，谓帝国主救世菩萨，其言上中下三善，以虚怀不著为上，护养众生为终；且言大士誓弘正教，普度群物，闻皇帝志善，欲来论议。武帝异之，诏曰：「善慧欲度脱众生，解一切缠缚。大士行无方所，若欲来，随大士意耳」。乃以十二月至钟山。明年三月八日至阙下。武帝素闻其神异，预敕诸门皆锁。大士及门不得入，以大槌一叩，诸门尽开，径入善言殿。初，大士将入都，持大木槌二，人莫测其意，至是人谓「叩门槌」云。见谒者，三赞不拜，直上三榻，对语益玄谐。帝为设食，食竟，直出钟山，坐定林松树下，诏县官资给，自是名僧胜士云集坐下。大同元年，帝讲《三慧般若经》重云殿，公卿侍从前集。乘舆至，悉起迎，大士坐如故。御史中丞问状，答曰：「法地若动，一切法不安」。又与座人辩诘如响。讲罢，帝赐水火珠二，大径寸，以取水火于日月云。翼日，帝独延大士寿光殿语。夜漏，上乃出。五年，再入都，与帝论息而不灭义。又说帝曰：「一切色像莫不归空，无量妙法不出真如。天下非道不安，非理不乐」。帝默不怿。太清二年三月白众，将持不食上斋，烧身为大明灯，供养三宝，普度一切。弟子哀惧劝请，愿以身代者十九人，烧指、截耳、刺心者二十八人，持上斋三日者十五人，卖身奉供者又二十馀人。梁末饥乱，大士日与其徒拾橡栗，揉菜作糜，以活闾里，盗不忍犯。光大二年冬，嵩头陀死于龙丘岩。是日，大士心知之，集众谓曰：「嵩公已还兜率天，与我同度众生去已尽矣，我不得久住于此」。作《还源诗》十二章，乃于太建元年四月乙卯示寂，年七十三。越三日，体复柔煖香洁。又七日，县令陈钟耆来礼敬传香，次及大士，犹反手取香，众益惊叹。遂葬潜印渚松山之隅，累甓为床，置尸其上，大士命也。大士姓傅，名翕，字玄风，世农，少以渔为业。娶妻刘氏，后号妙光。生二子：普建、普成。大士年二十四，方溯渔稽停塘下，有胡僧至，语大士曰：「昔与汝于毗婆尸佛前发大誓度众生，今兜率宫居宇故在，何当还耶」？大士不领其言。僧令大士鉴水中，则圆光宝盖环覆其身。大士即悟宿因，语明僧曰：「吾方以度众生为急，何暇思兜率之乐乎」？弃渔具，从僧至松山下双梼树间曰：「此修行地也」。后即其所建双林寺云。胡僧，嵩头陀也。赞曰：

众生与佛非有别，善恶痴慧幻中出。了知是幻非别幻，三千大千一尘许。无上兜率正遍知，于五浊现众生相。渔河取食资畜养，示杀害及诸愚痴。一朝照水悟宿因，于众生中现佛相。说法如云遍十方，具无碍辩大智海。以何因缘现如是，欲示众生与佛等。不令著凡圣二见，欲令众生反实际。如翻覆手无所得，呜呼广大天中天（其一）！

众生于无始劫来，以爱不舍受生死。是爱由执有我故，从是展转爱诸有。大士为是哀众生，以众生所甚爱者。誓舍身命作供养，燔然百体如薪炭。摄诸众生执我爱，誓舍饮食忍饥渴。摄诸饕害私口腹，誓舍妻子为佣作。摄诸众生痴眷属，誓舍田宅受用物。摄诸众生贪盗者，乃至佛法亦应舍。无取无著无所受，呜呼慈忍天中天（其二）！

众生各具大神力，出入变化无有碍。父母所生眼耳鼻，乃至意根无分量，悉能遍觉三千界。法尔如然不自了，为诸业识之所障。大士河滨释罔罟，即现种种诸神变。或于梦中示奇相，化摄上慢阐提者。光明手中妙香出，及遍山野微妙香。目净修广放光明，手行钵饭餍百众。或踊身高一由旬，宝塔珠络莲华地。足长三尺紫金色，长大相好翔虚空。如是奇妙不可测，皆自本际妙庄严，非作故现希有事。呜呼自在天中天（其三）！

过去诸佛如虚空，遍一切处无留碍。众生随根器广狭，以一念心各得见。如人窥井及穿牖，堂室岩谷并墟落。乃至升高望四野，随所见空相不同。有人独坐须弥峰，尽见虚空无边表。大士佛身亦如是，无一丝毫作眼障。与无量佛不相离，一念历通前后际。明善世尊我昔师，松山七年安不动。释迦定光下道场，乃至七佛常现前。天龙四众共围绕，唯释迦文数顾语。云当继立大法幢，今如维摩金粟尊。示居士身作权化，又以掌合大士手。光明小大无有别，复遣弟子助道化。曼殊普门二化身，呜呼具足天中天（其四）！

圆觉一切魔即佛，具一切觉佛即魔。大士不舍一切法，于实际中大建立。而于梦中现金像，谓是魔鬼所变化。以杖剖击尽无馀，乃知大士妙智力。摧殄邪见亦如是。有世中王著小法，不了圣谛第一义。大士为说色像空，令趣如如真实际。金刚般若甚深法，彼请大士为宣说。摄衣登坐众倾耳，应时抚几即下座。座中鸟爪师子王，知大士说是经竟。呜呼妙总天中天（其五）！

所贵于文者，以能明当世之务，达群伦之情，使千载之下，读之者如出乎其时，如见其人也。若夫善立言者不然，文虽同乎人，而其所以为文，有非人之所得而同者。孟子七篇之书，叙战国诸侯之事，与夫梁齐君臣之语，其辞极于辩博，若无以异乎战国之文也。扬子之书数万言，言秦汉之际为最详，简雅而闳深，若无以异乎西汉之文也。至其推性命之隐，发天人之微，粹然一归于正，使学者师用，比之六经，则当时所谓仪、秦、谷永、杜钦辈，岂惟无以望其门墙，殆冠履之不侔也。宋兴百馀年，文章之变屡矣。杨文公倡之于前，欧阳文忠公继之于后，至元丰、元祐间，斯文几于古而无遗恨矣，盖吾宋极盛之时也。于是丞相魏国苏公出焉，以博学洽闻，名重天下者五十馀年，卒用儒宗位宰相，一时高文大册悉出其手。故自熙宁以来，国家大号令、朝廷大议论，莫不于公文见之。然公事四帝，以名节始终，其见于文者，岂空言哉？论政之得失，则开陈反覆而极于忠；论民之利病，则援据该详而本于恕。有所不言则已，既言于上矣，举天下荣辱是非，莫能移其所守，可谓大臣以道事君者也。若其讲明经术之要，练达朝廷之仪，下至百家九流、律历方技之书，无不探其源、综其妙者，在公特馀事耳。此所以一话言、一章句，皆足以垂世立教，革浇浮而已媮薄，与轲、雄之书百世相望，而非当时翰墨名家者所能彷佛也。公元丰中受诏为《华夷鲁卫录》，书成，序之以献。神宗读之，曰：「《说卦》文也」。今考其书，信然，则公之他文可知矣。公殁四十年，公之子携始克集公遗文，得诗若干，内外制若干，表奏、章疏、志铭、杂说若干，使藻预观焉。藻少习公文，以不护拜公为恨者也。今乃尽得其书读之，可谓幸矣，故谨识其端而归其书于苏氏。绍兴九年三月十五日，显谟阁学士、左中大夫、提举江州太平观汪藻序。

某为儿时，常戏先生长老间，窃闻庆历中有古贤人曰范文正公，实乃心国家，得孟轲勇于义之道，盖三仕三逐，其节益高，终致大用，显名诸侯。缙绅士大夫借重引誉，想望风烈，以忠义自奋，迨嘉祐、治平间，以数十辈。是时文正公没已数十年，某儿戏未喻也。其后稍长，知读书，思昔日之言，而不及见其人，乃退而求其文，伏而读之，以考其终始大略。盖尝与晏丞相书，论天子率百官上寿东宫事非是，非所以尊人主而抑外家，且长外族强炽之渐，晏初不平之。是文正公为小官时，已有此志。且夫上寿，小事也，为天子礼，良不为过，且于国政似未有大利害，而必力争之，盖忠臣义士忧国爱君，深谋远虑，防微杜渐，信非鄙夫所能及此。故三仕三逐，终致大用，天下高之。自文正公后，正直之操，或起或仆，迨今五六十年，学者汩于势利，委靡偷惰，渐成党同伐异之风，如是者又将二十年。前年，阁下自近侍擢长柏台，乘士气彫敝之馀，朝野久不闻直声。一朝引义指摘开封尹、内侍之过，天子慨然感动，待以国士。阁下以道义自富，韬光晦迹，不求声名，迈往之气，老而后发，故少为流俗所知。一朝倡义，天下之聚而议者，所在成市。某辄从傍解之曰：「公固未易测也。意者先以忠信结上，将信而言，言而出，出而复用，而后以进退决之乎」？其后果数月而言，又数月而出，出数月而召。于是向之议者，皆释然曰：「公，庆历、嘉祐时人也」。某则又曰：「前日之言而出也，其责轻；今日之召而来也，其责重」。是何也？前日之言未甚行而出，其出也，阁下全一身之节，高举远引，而不与国是矣，虽不言，人谁吾责者？今日之召而来也，是天子以其言忠，是行也，不独用之，又将穷究其底蕴而后已，而天下亦以公之此来也，必能建功立业，兴利除害，援君子而排匪人，外爵禄而恶富贵，以社稷安危为任，以实前言。少有不副焉，则人人得以议其后，故其责也重。何者？去年夏秋之交，中外之士召者十辈。诏下之日，人有先到，欲留之人或逡巡不肯去，独阁下恳辞再三，自秋迄冬，阅时而后来。阁下要先洁其去就，不枉尺直寻，欲有以深藏而重发之者，是爵禄富贵不足以留阁下，而胸中之所成就者甚大，而不轻出之也。自拜命以来未两月，忠言嘉谟，启迪左右，所以卫社稷，安宗庙，排奸慝，辨忠良，某不得而知。然观今日倚任之寄，与中外属望之重，阁下君臣之间，必能心期嘿喻，而天下之势继自今，可以逆知其将如何矣。凡前代安危治乱之机，与当今扶危救弊之急务，阁下固已了然见于未萌，虽有高世绝俗之虑，无出于阁下所料明矣。然而君子小人势不两立，非不可两立，而不可两用。众君子虽用，而一小人存，犹足以胜众君子；一小人既进，虽竭众君子之力不能胜。西汉之衰也，其势在外戚，外戚不能独立也，寔吾儒有以助之；东汉之衰也，其势在内侍，禁锢之祸初不至是也，寔吾党之士有以致之。贡禹、稚圭身为儒臣，不能正言以杜其渐。其后京兆尹言之，王氏几败，而谷永、杜钦之徒反为凤计策，既诋章罪，王氏势益牢。其祸始于贡禹、稚圭，成于谷永、杜钦，至安昌侯而人主拱手矣。东汉之际，匹夫抗愤，义士激昂，以陈蕃、李固之忠正而辅李膺、范滂果敢奋厉之气，静而图之，岂无可乘之隙？张奂老于兵间，不能预备，反为人用。某谓西汉有可救之理而无其人，东京有敢为之人而非其术。然则众建君子以破小人之谋，而又审所以御之之术者，君子之道也。以《易》考之，君子之于小人，在《否》则包承之，在《夬》则刚决之。《否》之「初六」曰：「拔茅茹，以其汇，贞，吉亨」。「六二」曰：「包承小人，吉；大人，否亨」。阁下顷年倾侧群枉之间，以正引类，小人初不之觉，诚得「包承」之道。今去否而处夬之时，然夬者，五阳而决一阴。今也君子未众，谓之否则不可，谓之夬亦不可，阁下独以台中一二君子决天下之小人，其势不绝如线，窃为阁下危之。且自元丰以来，人物大槩五变，未尝有人出一言而正名，曰某君子儒，某小人儒。而彼所谓君子小人者，皆邪人所指名以自为计，非天下之公议也。岂其识不明欤？抑君子小人之势既分，而己遂无容乎？所谓君子者，岂亦随时而变欤？方今圣德日新，阁下以道徇身，处弹击之地，稽之二汉，万无此理。然而君子求于国，必能明烛万全之理。譬如良医之治病，当于安乐强健之时，而逆知其所受病之由。今君子之道似胜矣，察其实而未之见焉，何以善其后？以至搜求奖拔之际，未甚明辨，何也？且所谓真君子者，果安在哉？某，落魄贱士，窃闻伯夷之风，念天下之太平，庶人商旅尚得谤于道而议于市，而况正途方辟，言路方开。阁下为天下之唱，鼓直气于偷惰委靡之后，人人莫不欲罄所有以承休德。退而思之，厥今天下，非阁下谁与归者！是以不避浮浅之议而试一鸣焉。且以圣明天子乐善不倦之美。伏惟阁下蕴西汉经术之富，而抗之以鲠亮；负东京名节之高，而济之以权衡。持之既久，而发之也迟，则破天下之党论，而速用其真所谓君子者。辨君子小人疑似未分之势，而正其始，而勿更以小人杂之，诚莫急于今日也。昔文正公之出也，门生皆去，而王质独送，或人怪之，质曰：「使范公它日作宰相，以直道忤时而出，质当送之海上」。质于文正公无一日之旧识也，诚有所感激耳，亦以坚文正公之心。今阁下难进易退，已有文正公之风，其将自此大用，用而不肯少屈，以始终文正公之大略，则某虽不才，愿附于质之义。伏惟加察，幸甚。

《前汉·魏相传》：「相好观汉故事。及便宜章奏，以为古今异制，方今务在奉行故事而已。数条汉兴以来国家便宜行事，及贤臣贾谊、晁错、董仲舒等所言，奏请施行之」。

臣尝观孝宣承武帝以来奢侈，军旅弊坏之极，励精政事，欲就中兴之功，故专任魏相协济艰难。当是时，纪纲法度之在天下者，宜将一切更张，以便目前之急。相乃不然，独奏请施行汉兴以来故事，其言疑若迂阔，不切于时，然帝皆施行之，卒能功光祖宗，何哉？盖汉自高祖创业开基，以至文、景恭俭而继，以贾谊、晁、董之徒相与论议，则当时所行，见于后世，无非致治之明效，为子孙者要当谨守勿失。不幸遭武帝以雄才自恃，变乱旧章。又孝昭在位不久，而有昌邑之乱，天下思祖宗之遗德，而欲一反前日之治。是犹痿人之不忘起，盲者之不忘视，此魏相之所以取二十三事区区为上陈之。后世徒知孝宣之中兴，而不知其所行者，皆祖宗故事也。岂独汉为然哉。唐史称太宗之治，制度纪纲之法，后世有以凭藉扶持，能永其天命。故文宗读《太宗政要》，慨然慕之。及即位，锐意于治，卒致太和之政，号为清明。然则祖宗故事无负于子孙明矣。臣恭闻神宗皇帝尝问司马光曰：「汉守萧何之法，久而不变，可乎」？曰：「何独汉也。夫道万世无弊，夏、商、周之子孙苟能常守禹、汤、文、武法，何衰乱之有」？其后神宗皇帝谓辅臣曰：「大凡前世法度有可行者，宜谨守之。不问利害如何，一一变更，岂近理邪」？故臣以魏相所言，而验神宗皇帝圣训，则知祖宗故事不可轻废也如此。

《唐书·李绛传》：「宪宗尝盛夏对延英，帝汗浃衣。绛欲趋出，帝曰：『朕宫中所对，惟宦官、女子。欲与卿讲天下事，乃其乐也』」。

臣闻人君深居九重，而欲周知天下之事，则必延访公卿，不倦听纳，此固甚盛德也。然好逸恶劳者，人之常情，而况安于崇高富贵之资，惑以左右近习之奉？则清燕之暇，能以讲论为乐者，盖亦鲜矣。至于祈寒盛暑，犹不忘昼访之勤，则又鲜焉。宪宗承德、顺之后，朝廷衰弱，方镇悍彊，纪纲法度颓靡欲尽。使其徇常情之易惰，苟朝夕以自逸，则社稷大计忽焉去矣。今乃不然，却宫掖之娱而留听于宰相，忘汗浃之烦而引对于延英，非夫慨然发愤、有志于兴复者，不能尔也。观元和之治，能使彊藩悍将皆欲悔过效顺，唐之威令几于复振，则知所以致此者，忧勤之效也。其后文宗亦以恭俭儒雅，锐意于治，每延英对宰臣，率漏下十一刻，而辍朝、放朝，悉以双日。除吏召见，必加访问，则其忧勤愿治，视宪宗岂有愧哉！然其仁而少断，终不能恢张王室，史氏所以讥之。呜呼！文宗不如宪宗，固已明矣。然宪宗晚节不兢，信用非人，则又去汉之光武远甚。光武当汉祚陵夷，奋然特起，遂能拨乱反正。及陇蜀既平，海内向于无事，宜宴安矣。然且日昃视朝，引公卿讲论，至夜分乃寝。故虽身济大业，兢兢如不及，是谓以此始之，以此终之，真万世之明主也！《书》曰：「终始惟一，时乃日新」。可不念哉！

《前汉·薛宣传》：「谷永上疏曰：『帝王之德，莫大于知人。知则百僚任职，天工不旷』」。

臣闻天下安危治乱，系乎君子小人之进退。君子进则治安，小人进则危乱，此理甚易明也。然人君昧知人，则众谗可以毁有德，众誉可以进无功，黑白颠倒于前，而胸中不知所定。如是，则小人必得志，而君子去矣。君子去则小人引类而进，相为朋奸，百僚孰肯任职？天工安得不旷？故曰「帝王之德，莫大于知人」也。夫人君未尝不欲知人，而人之是非邪正，亦不难知，惟其好恶蔽之，故聪明有所不及耳。是以古之圣人于用舍之际，尤所致慎。昔李德裕为相，入谢，即戒帝辨邪正，专委任，而后朝廷治。其说以谓：「正人一心事君，无待于助；邪人必更为党，以相蔽欺。君人者以是辨之，则无惑矣」。故臣尝谓知人之道，最人君之不可忽者。以帝尧之圣，而《书》犹谓「知人则哲，惟帝其难之」，则聪明不及尧者，可不知戒乎！汉武帝信任张汤，而疏汲黯，盖有所蔽也。夫汤怀诈面欺，为小人明矣。而汲黯犯颜直谏，近古社稷之臣，岂可与汤同日而语哉？然汤每朝奏事，语国家财用，日旰，天子忘食，丞相取充位。至黯则以严见惮，而终不用。然则武帝可得为知人乎？唐明皇之于张九龄、李林甫，亦犹是也。林甫以武惠妃荐而得宰相，九龄谔谔有大臣节，两人自不侔矣。至帝欲相牛仙客，九龄执不可，而林甫以谓「天子用人，有何不可」者。由是帝疏薄九龄，罢其政事，且专任林甫，而卒相仙客。人谓安禄山反，为唐室治乱分时，而崔群谓罢九龄、相李林甫，治乱固已分矣。呜呼！九龄文章风度，见称一时；而林甫奸邪无学术，仙客起于胥史，则三人贤不肖明甚。而明皇用舍如此，惜哉！以是见帝皇知人，卓然不惑于群议，不牵于好恶，亦难矣。故自古以来，得是道者未始不治，而反此则乱亡随之，不可以不察也。

《唐书·房玄龄传》：「太宗曰：『公为仆射，当助朕广耳目，访贤材。比闻阅牒讼日数百，岂暇求人哉』？乃敕细务属左右丞，大事关仆射」。

臣尝谓宰相于事，无所不统，而专以进用人材为职。盖天下事，非人材不能举。自朝廷以至郡国，各有司存，宰相惟当择人而任之。不然，欲以区区一身，亲丛脞之务，则本末颠倒，一日万几，将有不胜应者，尚安能运动枢极，而代天理物乎？房玄龄，唐之贤相，然日阅牒讼数百，勤则至矣；而牒讼非宰相事，此太宗告之所以广耳目、访贤才之说也。且人主之治天下，譬如作室必得匠，委之求材，大杗细桷，欂椳闑，无所不有，室乃可成。故宰相之求材有如匠氏，则多蓄而广备，一旦用之，官足以效其人之能，人足以任其官之事，众治毕举，而宰相之职固以绰绰然有馀裕矣。又何必疲精劳神于茶盐烦碎之间，而后谓之贤乎！是以文帝问陈平以决狱、钱谷之事，皆置而不对，而丙吉出逢道路斗争死伤之民，委而不问。彼诚知宰相自有体，非细务所能干也。至于何武、薛宣居位，虽有可纪，然而人皆号为烦碎无大体，故当时亦无荐贤、拔士之名。是所谓留意末务，而不知本者矣。大抵人君之职在论相，而宰相之职在用人。苟惟君相各尽其职，故纷纷细务诚不足治。昔明皇用姚崇为相，崇尝于帝前次序郎吏，帝左右顾不答，乃谓高力士曰：「我任崇以政，大事吾当与决。至用郎吏，崇顾不能，而重烦我邪」？崇由是进贤退不肖，而天下治。观此然后知明皇委任责成之意，初无愧于太宗。惜其晚节不兢，信用非人，遂有天宝之祸。《书》曰「慎厥终，惟其始」，可不戒哉！

《唐书·许孟容传》：「孟容元和初再迁京兆尹。神策军自兴元后，日骄恣，府县不能制。军吏李昱贷富人钱八百万，三岁不肯归。孟容遣吏捕诘，与之期使偿，曰：『不如期，且死』！一军尽惊，诉于朝。宪宗诏以昱付军治之。再遣使，皆不听，奏曰：『不奉诏，臣当诛，然臣职司辇毂，当为陛下抑豪彊。钱不尽输，昱不可得』。帝嘉其守正，许之。京师豪右大震」。

臣闻唐有天下二百年，兵法无虑三变。及其末也，天子亦自置兵于京师，谓之禁军。自兴元后，禁军始盛，盖德宗惩艾泚贼，踵鱼朝恩故事，以左右神策诸军分委窦文场、霍仙呜等主之，而朝廷威柄始下迁于中人矣。贞元中，御史崔薳以巡囚入右神策，中尉奏之，德宗杖薳四十，流崖州。由是小人得志，乘时怙宠。积而至元和之初，根株盘结，凶焰益炽，虽宪宗刚明果断，莫之谁何。许孟容一京兆尹，乃敢捕其军吏，断以必死，宪宗欲赦之，而终不奉诏。呜呼！若孟容，可谓守正不阿者矣。盖以道变法者，君上也；以死守法者，有司也。君上以法付之有司，要在必行，故虽诏命，亦有所不当受，况可夺于权势乎！其后柳公绰亦拜京兆尹，方赴府，有神策校乘马不避，即时榜死。宪宗怒其专杀，公绰曰：「此非独试臣，乃轻陛下法」。帝曰：「既死，不以闻，可乎」？曰：「臣不当奏。在市死，职金吾；在坊死，职左右巡使」。帝乃解。臣既读《许孟容传》，乃参以柳公绰榜杀军校事，然后知宪宗之初，固已深得御下之术。何以言之？当是时，兵柄在人，如倒持太阿，小不得意，祸随踵发。故孟容捕军吏则诏欲赦之，公绰戮军校则怒其专杀而不以告。盖如是而后能安两军之情，且使知夫有司之法，不容于苟免也。谓非得驭下之术，能如是乎？大抵人主威权所以能久固而不夺者，以法在故也。彼既犯吾有司，要当以人徇法，不当以法徇人。法行于下，则主威彊于上矣。苏轼尝谓奸臣之始，以台谏折之而有馀，及其既成，以干戈取之而不足。然则孟容、公绰之举，过台谏远甚，所以消沮奸萌而助朝廷之势如何哉！使宪宗末年能不变其初，则中兴之业，孰得而少之？

《前汉·陈平传》：「项王使使至汉，汉为太牢之具。举进，见楚使，即阳惊曰：『以为亚父使，乃项王使也』！复持去，以恶草具进楚使。使归，具以报项王，果大疑亚父」。

臣闻「兵者，诡道也，故以诈立，以伪动」，皆古人用兵之机。方楚、汉之争，天下以势度之，汉不敌楚明矣。勇悍强仁，霸于一时，所当者破，所系者服，名闻诸侯，声动天地，孰能与项王抗哉？然终为汉禽者，以计得之。汉三年，羽数击绝汉甬道，汉王乏食，请割荥阳以东为汉。羽欲听之，范增不可，乃急围荥阳。汉王与陈平金四万斤，以间楚君臣。当是时，羽以勇，范增以智，二人者同力协谋，相辅以图汉。汉力日屈，而楚军势张甚，孰不谓汉危亡可跂足待也。而不知平之间言已入矣。夫羽之为人，自恃其勇以盖一世，然其智实出增下。间有论说，虽彊从之，胸中固已不平，一闻间言，安得不疑乎？及其遣使至汉，汉复伪设太牢之具，以为待亚父使。且增方为楚之谋主，而谓私交于汉，决无是理。使归具报，而项王遂疑之，则以平之言先入故也。夫项王所以与汉战而数得利者，徒以范增在耳。鸿门之会，若从增言，岂复有汉哉？此高祖所以畏其人，不得不用间以图之也。增去而死，项羽相继以败。后世知羽之兵败于垓下，而不知增去之日，败證以见；知高祖之得天下者，以杀项羽而灭之，而不知能去范增，羽当自灭。兵法曰：「非奇谲无以破奸息寇，非阴谋无以成功」。观项羽有一范增不能用，卒以成禽，则奇谲、阴谋，信乎其不可少矣。自古兵交，使在其间，待之之术，可不深思而熟讲之哉？

窦融等闻光武威德，心欲东向，以河西隔远，未能自通，乃从隗嚣受建武正朔。嚣外顺人望，内怀异心，使辩士张玄说融等曰：「更始事已成，寻复亡灭，此一姓不再兴之效也。当各据土宇，与陇蜀合从，高可为六国，下不失尉佗」。融等乃召豪杰议之，其中智者皆曰：「今皇帝姓名见于图书，自前世博物道术之士谷子云、夏贺良等皆言汉有再受命之符。况今称帝者数人，而雒阳土地最广，甲兵最彊，号令最明。观符命而察人事，它姓殆未能当也」。众议或同或异，融遂决策东向，遣长史刘钧等奉书诣雒阳。帝见钧欢甚，礼飨毕，乃遣还，赐融玺书曰：「今益州有公孙子阳，天水有隗将军。方蜀汉相攻，权在将军，举足左右，便有轻重。以此言之，欲相厚，岂有量哉？欲遂立桓文辅微国，当勉卒功业。欲三分鼎足，连衡合从，亦宜以时定。天下未并，吾与尔绝域，非相吞之国，今之议者必有任嚣效尉佗制七郡之计。王者有分土无分民，自适己事而已」。因授融为凉州牧。玺书至，河西皆惊，以为天子明见万里之外。

议曰：王者之兴，虽本天命，必有威烈德惠感服人心，使之向风内附。不然，四方万里之远，同力同德，未易悉以战胜而攻取也。融等内怀二心，远在西河之外，慕汉威德，决策东乡，顾可以力致哉！向使号令不明，甲兵不备，有土地而日以侵削，废人事，徇天时，萧墙之内将不能保，欲以禦强制远，岂不难乎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