事莫贵于适宜，而言莫重于必用。以必用之言为适宜之事，则天下之利无不兴，天下之害无不去也。然以当世之人言当世之事，患在不信其言，而以其事为不足用。以前世之言救当世之事，患在信其言，而以其事为不可用。不足用者，不贤其人而谓无所补也。不可用者，圣其人而以其言不适宜也。故善为言者，取于时则使之信己，取于古则明其适宜。传曰：「信而后谏」。又曰：「虽无老成人，尚有典刑」。是取于时、取于古之道也。今若策举两汉能言之徒，而问以适宜之说，则仲舒、晁错、公孙弘皆尝策于天子之朝，而梅福、稚圭、谷永亦数进其言。至于仲长统、朱穆、崔寔、王符，则虽立其言而不敢进。然皆有可取，有不可取也。故谓以郡守二千石宜岁贡吏民之贤，受禄之家不得与民争业者，是仲舒之言可用者也。谓政本于人情，而天子宜躬亲于上，是错之言可用者也。谓因能任官，去无用之言，不作无用之器，广推治民之本有八者，是公孙之言可用者也。若曰听言不求其能，举功不考其素，天子之都宜先正，因民之意减宫室，省靡丽，谓酷暴之吏废锢勿用者，是梅福、稚圭之言可用者。至于仲长统欲明版籍，审什伍，限夫田，定五刑之罪；崔寔欲重赏深罚以存霸政；王符欲省费役使之爱日，谓数赦赎则伤善人者，亦皆适宜可用之一端也。然若贾山推人主求谏之意，而大臣不得预游宴，则非当今之有也。朱穆称世之厚薄，而小人守正，君子为邪之验，则非便时之术也。方朔欲燔甲乙之帐，却走马而不复用，则非朝廷之弊也。故晁、董、公孙、梅、谷、稚圭、仲长、崔、王之说，善于古而合于今者也；贾山、朱穆、方朔之说，善于古而未合于今者也。合于今者可用也，未合于今者未可用也。故以今言古者，能取于为用可否之间，而不系于言之轻重，则可谓善言古者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