顾命之义，以谓成王将崩，顾祖宗基业传之后嗣而有付托之命也。抑余尝怪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亦圣矣，而尧无顾命，舜无顾命，禹、汤无顾命，文、武无顾命，何哉？呜呼！死生之际，鲜有不乱者。故《春秋》之法，尤严于死，盖人君之死也，必居正寝，不死于妇人之手。其书法曰「公薨于路寝者」，得礼也。书「公薨」而不言所在，则深痛之也，鲁隐公是也。孔子作歌而死，曾子易箦而死，子路结缨而死，子张有「庶几」之言而死，此皆圣贤之盛事也。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武无顾命，则已见其死时，乃平生典谟训诰中事耳，岂亦为异事哉？此所以无顾命。至于成王，特中材之主尔。周公大圣也，而疑之；管、蔡流言也，而惑之。曾不若昭帝之于霍光，孙亮之辨鼠矢也。平时如此，死盖可知。及夫周公为师，召公为保，太公在前，毕公在后，四子挟而维之，一日即位，天下廓如也。观《周官》之敕戒，《君陈》之训辞，森严尊大，俨乎如天帝之临北极也，此盖学问之力也。至其将死也，而告命明白如此，真可谓难及矣，此所以有《顾命》之篇，而列于左史焉。孔子取之，盖以诏天下后世人主勿自弃也。成王前日如此，而后日乃不可及如此，可不自勉乎？其意深矣。或曰：太甲亦前愚后智也，何以无顾命？曰：太甲悔过之语，已足以见其所存矣，而伊尹乃告之咸有一德之大，顾不了死生乎？此所以不载也。或去或取，皆圣心之用，学者当深穷之。

余读《史记》，知幽王废申后及太子宜臼，以褒姒为后，而立其子伯服为太子。宜臼奔申，申侯怒，与犬夷杀幽王，虏褒姒，晋文公与郑武公乃即申侯共立宜臼，是为平王。呜呼，尚忍言之耶！以史考之，是平王因申侯杀其父而得立也。呜呼，尚忍言之耶！《春秋》之时，始于隐公，其亦以是乎？使平王知有父子，方且痛伤求死之不给，肯为杀父者所立乎？使平王权以济事，方且枕戈尝胆以报父仇，肯命文侯而无一言以及幽王乎？今《文侯之命》，止有「嗣造天丕愆」与夫「侵戎我国家」两句而已，略无伤痛之辞，何也？岂犬戎凶暴，申侯残忍，初造国家，未能胜之，故为此畏惧，将以有待耶？而在位五十年，略无施设。而《扬之水》之诗发于怨叹，是于申侯甚厚，报其杀父立己之恩。呜呼，尚忍言之耶！是特不孝之子而已耳。然则此书何足存，而孔子不删去，何也？此盖存之以著平王之罪与《胤征》同也。观《书》者，当以时考之可也。

孟子曰：「王者之迹熄而《诗》亡，《诗》亡然后《春秋》作」。又曰：「其事则齐桓、晋文，其文则史。孔子曰：『其义则丘窃取之矣』」。呜呼！孟子数言，何其尽《春秋》之旨也。昔余尝怪平王之诗不列于天子之《大雅》，而下同于诸侯之变风，久而得之，乃知平王之时，无复有王道矣。夫平王之时，何以独无王道哉？盖君臣、父子、夫妇、兄弟，王道也。隐公即位，不禀命于天子，与邾仪父盟于蔑，不授之司盟而天子不问，是无君臣之道也。郑伯克段于鄢，天子又不问，是无兄弟之道也。以天王之尊，而赗惠公之妾，是无夫妇之道也。平王以前未至此极，夫子伤之，此《春秋》所以始于隐公也。或削去即位，或书其同盟，或削去公子吕而书郑伯，或书天王而名宰咺，是皆以王道正之也。呜呼！天下不可一日无王道也久矣，天下一日而无王道，是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。吾夫子悯人欲之四起，悼天理之将灭，所以因鲁史而作《春秋》，盖将以续三王之道而扶天理于将亡也。夫子自卫反鲁，既乐正，《雅》、《颂》各得其所，又删《诗》，又定《书》，又系《周易》。如此足以明王道矣，而区区又作《春秋》者，何哉？盖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，皆先世之遗言，而夫子之言曾未见之行事也。夫子之心，未见之行事，是王道终莫之见也。圣人以谓王道在我，而时不遇汤、武，位不登三事，无复见之行事，于是寓鲁史于笔削，以见王道之设施焉。夫旧史自得之鲁国，而《春秋》乃传诸门人弟子，意以传天下来世，初不以示人也。彼鲁史者，特一实录尔，安知所谓王道哉！予夺抑扬，夫子以王道注之笔削。其笔也，见圣心之所在；其削也，见圣心之所归。学者傥于笔削之间，上溯圣人之心，乃知夫子虽千古而常在也。且以隐公元年论之，书「元年春正月公即位」，此鲁史也，此付之鲁国者也。笔「王」字于「春」下，而削去「公即位」三字者，此夫子《春秋》也，此付之门弟子，传天下与来世也。诚如鲁史，有何义哉？惟圣心寓于笔削，此所以其义无穷也。请试言之。夫笔「王」字于「春」下，乃知王之所为，天之所为也；削去「公即位」三字，乃知隐公之即位，不禀命于天子也。自此类以推之，则知桓不书王，赗葬成风，王不书天，吴、楚之君卒不书葬者，皆圣心削之，以见王道也。邲之败，鲁旧史书先谷也，而《春秋》乃书荀林父。卫侯衎出奔，鲁旧史书孙林父宁殖也，而《春秋》乃独书卫侯出奔齐耳。皆圣心笔之以见王道也。因笔削以求圣心王道，岂不昭昭乎！傥于此而求之，则二百四十二年之笔削，森然布列，一一皆圣心之发见也。圣心之所予者，王道之所予也；圣心之所夺者，王道之所去也。学者傥未遽得圣人之心，莫若先明《大学》之道。夫《大学》之道，何道也？王道也。王道何在？在致知格物也。格物者，穷理之谓也。天下之理，无一之不穷，则几微之生，无不极其所至矣。故曰物格而后知至，知至而后意诚，意诚而后心正，心正而后身修，身修而后家齐，家齐而后国治，国治而后天下平。傥知格物之学，则可以知圣人之心；知圣人之心，则知圣人之笔削；知圣人之笔削，则虽生乎千百载之下，一读《春秋》，乃如历邹、鲁之国，登洙泗之堂，亲见吾夫子之威仪，亲闻吾夫子之謦欬，亲传吾夫子之心法。既得其心，则饮食寝处，洒扫应对，无非吾夫子之运用。穷而独善也，隐微之间有廊庙之气，幽暗之际有日星之明；达而兼善也，则乾旋坤转，雷厉风飞，百物恺康，万邦温晏，旂常鼎鼐有不足以形容，钟鼓管弦有不足以倾写，而高车驷马、衮冕桓圭有不足以荣耀也。孰谓《春秋》之中乃有是理乎！如其不然，虽居充栋宇，出汗牛马，驰辩如波涛，摛藻如春华，谓之博物洽闻，锦心绣口，则可谓之穷《春秋》者，是欺天也。以余之不肖，何足以知圣心之万一，顾闻于师者如此，辄为诸君言之。

「樛木」至「福履成之」/臣闻樛木，木之曲而下其枝者也。葛藟，物之微而不能自达者也。木以曲而下其枝，故葛藟得以附丽而并茂。犹言后妃不嫉妒而下其意，故众妾得以附丽而并进于君子。众妾并进则人无怨旷，而室家和谐矣。室家既和，然后君子得以安履其福禄。苟室家不和，虽有福禄，莫得而享之，故曰「乐只君子，福禄绥之」者，众妾爱乐其有子之辞也。君子，谓文王也。荒，奄也；将，大也。葛藟累而后荒，荒而后萦；福履绥而后将，将而后成，先后之次也。虽然，《周南》于《葛藟》言后妃逮下而无嫉妒之心，《召南》于《小星》言夫人惠及下而无妒忌之行。臣谓文王之道，自刑于寡妻始，故曰：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，正始之道，王文之基。

「兔罝」至「公侯腹心」/臣闻肃肃，严整也；兔罝，捕兔之罟也；丁丁，椓伐声也；干也城也，皆所以禦难也。仇，匹也。兔罝，一介野人之贱，其赳赳之武，可以禦难，又能和谐匹好，又智虑谋策可以为腹心之寄，而弃伏田亩，躬为鄙贱之事，是岂野无遗贤之世，何足美哉！殆不然，兔罝之人，布其网罟于道路林木之下，肃肃然严整，使兔不得越逸。以兴周南之时，武夫赳赳然，可以为国禦难，如干也，如城也，使奸宄不得切发，又可以为公侯好匹，又可以为腹心，而赖其忠实，以见人君好德乐善，得贤众多，虽武夫之人，犹能如此也。丁丁，人所闻也；中逵，人所见也；至于中林，则非闻见之所及，犹能严肃，则所谓戒慎乎其所不睹，恐惧乎其所不闻，「关雎」之化，及人深矣。

「汝坟」至「父母孔迩」/臣谓前二章闵其君子，后一章勉之以正。何以言之？坟，大防也。木枝曰条，干曰枚，斩而复生曰肄。惄，饥意也。君子，谓周南之大夫也。妇人，谓大夫之妻也。妇人出，见循汝水大防之侧，有伐薪之劳者，因念己之君子久役于外，其勤劳亦可知也。方其未见也，如朝饥者之思食；及其既见也，闵其王事不远弃我而死亡。皆妇人之辞云耳。鱼劳则尾赤。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，以服事商，而王室之虐，若将焚然。民苦纣之劳于役，亦犹鱼之劳于水，而有文王以为之父母，则庶几其少苦乎？以妇人而知文王之可归，此之谓道化行。何以知夫人为大夫之妻？召南之大夫远行从政，其室家能劝以义，则知周南之妇人闵其君子，能勉以正，亦大夫妻可知也。且《杕杜》则言「我心伤悲」，《伯兮》则言「甘心疾首」，其忧思皆不出于情性。岂若闵之则恐其死亡，勉之则欲其尽节，其志远，其义高，非大夫妻而谁乎？先儒谓为庶人之妻者，臣切不取。

「麟之趾」至「于嗟麟兮」/臣闻麟信而应礼，不害物而希出，仁兽也。周南之时，虽赳赳之武夫，汉上之游女，汝坟之妇人，莫不知化，可谓盛矣。然犹以为未也。公子膏粱之性，矜夸之习，最为难化。今虽居纣之季世，无不信厚如麟趾之时，此周南之极致也。如麟趾者，非实致麟也，公子之信厚，有如麟云尔，是之谓《关雎》之应。若谓《关雎》之化行，有瑞麟出而为应，则妄诞甚矣，岂圣经之本意哉？趾以譬其行，定以譬其德。定，题也。角以譬其才，每况愈上，善之弥进也。有公子而后有公姓，有公姓而后有公族，自近及远，化之弥广者也。臣考《周南》之诗，自《关雎》以至《芣苢》，皆言后妃，而《汉广》、《汝坟》始言文王。盖后妃之所以能然者，由文王之所致耳。末篇《麟之趾》又曰《关雎》之应，则虽文王，终不可得而名言，其化深矣。此序诗者之微意，而至于嗟叹之不足也。

「鹊巢」至「乃可以配焉」/臣考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皆文王之诗也，而属之周公、召公，何哉？周公治内也，召公治外也。《诗》曰「昔先王受命，有如召公」，曰「辟国百里」，非治外乎？故文王之所以为国，凡由内及外者，属之周公，是以其诗谓之《周南》。诸侯被周之泽而渐于善者，属之召公，是以其诗谓之《召南》，是皆出于文王之化也，然不能无浅深之异。《周南》，内也，故其得之深；《召南》，外也，故其得之浅。以诗考之，可概见矣。《周南》称后妃，《召南》称夫人。文王既受命为王，则大姒故当称后妃，而诸侯之妻亦宜称夫人，又奚疑焉？

「草虫」至「我心则夷」/臣谨按《尔雅》，阜螽谓之蠜，草螽谓之负蠜。生于陵夷曰阜螽，生于草者曰草螽。二者皆名为螽而似蝗，形色不同，种类亦异。凡虫鸟匹偶，各以其类。而此二者异类而合，诗人取之，盖有旨焉耳。何以言之？商纣之季，淫风大行，召南之大夫远行从役于外，其妻能以礼自防，不为淫风所化，见草虫喓然而鸣以相求，阜螽趯然而跃以从之，有如男女之非其类而相合者，指以为戒。夫惟能中礼以自防闲，故其未见君子，则忡忡然而忧，既见君子，则忻忻然而心降下也。「言采其蕨」「言采其薇」，谓大夫妻感时物之变迁，思见君子，庶几不违于礼。未见也，忧弥切；既见也，喜弥笃尔。夫草虫阜螽，异类而合，诗人取以为戒，而毛、郑以为同类而求，取以自比，盖缘毛、郑不以序求《诗》，故用意差缪，何不考《诗序》止言大夫妻能以礼自防而已？此已嫁之妇，而毛、郑指为在途之女。欧阳修作《诗本义》较，诚得圣经之深旨，且有补于风教，臣不敢不辨。

「甘棠」至「明于南国」/臣考《周南》属之周公，而周公无诗；《召南》属之召公，而召公有诗。何也？周公在内，近于文王，虽有德而不见，故无诗。召公在外，其德教著明，故有诗，今《甘棠》、《行露》二诗是也。唯其教之明，故其人思之切。若夫迁善远罪，日用而不自知，则其道密庸，又非《召南》之所及矣。

「殷其雷」至「归哉归哉」/臣闻雷以况人君之命令，而南山者，明君之象也。命令出于明君，则为大夫者当禀奉周旋而不敢自安，故曰「莫敢或遑」。召南大夫之室家，既知其夫行役，不当少惮而自取安逸，则劝之曰：「仁厚之君子当以勤劳为事，而义不当怀归也」。故曰「归哉归哉」。卫太子疾，欲屏浑良劫卫侯而强盟之。卫侯曰：「诺哉」！夫「诺哉」者，口诺而心不然。则夫「归哉」者，非不欲归，而义不当归也。夫君子之服劳王事，固所当然，而室家不良，内无辅佐之助，则虽欲远行从政有不可得，此《汝坟》之妇人能勉其夫，以正「殷其雷」之室家，能劝其夫以义，所以皆为文王之化，诚有旨哉？

「驺虞」至「仁如驺虞则王道之成也」/臣考说《诗》者多言驺虞为瑞兽，以为《鹊巢》之应，独欧阳修作《诗本义》，以为不然，且曰：「汉贾谊以为诗称，其所著《新书》云：『驺者，文王之囿。虞者，囿之司兽也』。以文义考之，谊说得。若依毛、郑之解，岂有上句方叙文王田猎以时发矢射豝，而下句直叹驺虞之兽不食生物若此，是刺文王驺虞之不若也」。臣谓修之说有證而近理，故备述之。

「彼茁者葭」至「于嗟乎驺虞」/臣闻葭，芦也。蓬者，草也。豕牝曰豝，害田之兽也。召南之国君当蓬蓬茁然生之时，顺时田猎，蒐索害田之兽而囿之。虞者翼五豝五豵以待国君之射，国君不尽杀，只一发矢而已者，国君之仁也。此诗先言田猎以时，又言国君有仁心而不尽杀，终言虞官守职而有礼，是之谓王道成也。后世圣王不作，虞官失职，穷山涸泽，驰骋无度，民力竭矣，而犹求为靡丽之赋，犹谓引之以节俭，与《诗》之风谏无异。使闻《驺虞》之风，不已恧乎？

《邶·柏舟》/臣据《诗谱》，邶、鄘、卫本商纣畿内之地，在《禹贡》冀州太行之东。北踰衡漳，东及兖州桑土之野。周武王伐纣以封武庚，三分其地，使管叔、蔡叔、霍叔尹之，谓之三监。及成王幼，周公摄政，三监流言，与武庚叛，遂杀武庚，伐三监，改封微子于宋，以奉商后。以其馀民封康叔于卫，以邶、鄘封他诸侯。自后卫之子孙稍并邶、鄘而有之，是故皆属于卫。顷公上去康叔七世，下去春秋一百馀年，而国政微，变风作，莫先于顷公之时，故先邶、鄘。《柏舟》与《淇奥》虽同是武公之诗，然共姜守义在武公入相之前，故鄘次之，卫为后也。

「绿衣」至「而作是诗也」/臣按《左氏》隐三年，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曰庄姜，美而无子。又娶于陈，曰厉妫，生孝伯，早死。其娣戴妫生威公，庄姜以为己子。公子州吁，嬖人之子也，有宠而好兵，公弗禁，庄姜恶之。隐四年，州吁弑威公而立，故庄姜有伤己之诗，凡三篇，皆为嬖人及州吁而作也。

「绿兮衣兮」至「曷维其亡」/臣闻衣，上也；裳，下也。黄，正色也；绿，间色也。坤，母道、妻道，其色为黄，故曰正色，夫人似之。青胜黄为绿，故曰间色，上僭之妾似之。以绿为衣，黄为里，则夫人之见蔽也。里又降而为裳，则愈下也，其失位甚矣。夫贱防贵，少陵长，乱之道，宁无忧乎？始僭也，则其忧曷维其已；僭甚矣，则其忧曷维其亡。已之为言，止也；亡之为言，忘也。

「绿兮丝兮」至「俾无尤兮」/臣闻黄绿皆丝也，既绿则不可复黄，犹之女子也，既妾则不可复嫡矣。古之人制嫡妾之分，所以明上下，防僭越，而使人无过者也。庄姜谓庄公既定嫡妾之分，奈何复从而乱之，是以遭变，思而悟礼制之能寡过也，宜哉！尤，过也。女，指庄公也。

「絺兮绤兮」至「实获我心」/臣闻絺绤本暑服，用于凄风之时，则失其所而见弃矣。亦如夫人本在上，因妾僭而失其位也。庄姜既失位矣，犹去古人销患于未萌，必有礼以制之者，实得我心之所欲也，故曰「实获我心」。

「终风」至「愿言则怀」/臣闻终日风曰终风，风雨土曰霾，阴而风曰曀。终风矣而又暴，暴而又霾，霾而又曀，曀而又加之以雷，此皆言州吁之暴戾侮慢，其恶可谓甚矣。使他人遭之，其何以堪！庄姜方且于其来也则悼，于其莫来也则思，思往而从之则跲，思不往而从之则怀，可谓母道之尽矣，此其所以为庄姜之贤乎！嚏，跲也，若有制而止之者。怀，思之至也。呜呼，正风首《关雎》，变风首《卫》，盖国风之正由治其家始也，国风之变由乱其家始也。卫有上僭之妾，好兵之子，致乱其家，当时之诸侯莫先焉，此圣人之意也，岂独卫庄公哉！读《新台》、《二子乘舟》诗，则见卫宣公之所以为父也。读《鹑之奔奔》、《墙有茨》之诗，则见公子顽之所以为子也。《黍离》之诗作，则周王下同于列国矣。《将仲子》、《叔于田》、《出其东门》、《南山》之诗作，则兄弟之道废矣。《敝笋》、《载驱》、《猗嗟》之诗作，则夫妇之道废矣。《易·家人》曰：「父父子子，兄兄弟弟，夫夫妇妇，而家道正，正家而天下定矣」。圣人伤变风至此，无复三纲五常之道，因删《诗》以见其意。学者于此不可不考也。

「式微」至「胡为乎泥中」/臣谓《式微》、《旄丘》皆黎之臣子之诗，而列之《邶风》者，实讥卫公也。式微，发声也。「式微式微」，郑氏谓微乎微者也。以君被逐既微，又见卑贱，是至微也。君子处困穷险难之时，必有变通之道。黎侯可以归而不归，方且安于异国，若将终焉，其不知变通甚矣。臣闻主忧臣劳，主辱臣死，险阻艰难，自当不惮淹恤，今其言曰「非君之故」，臣子「胡为乎中露」，「非君之躬」，臣子「胡为乎泥中」，谓我若不为吾君，宁肯久处于此耶？故序《诗》者以为劝，而其实切谏也。

鄘国风/臣闻邶、鄘、卫者，周所封之三国也。洎夷王时，邶、鄘为卫所并，而有其地矣。或者谓明王在上，礼乐征伐自天子出，擅相侵伐者有诛。夷王而下，国政衰弱，诸侯之相侵伐者纷纷也。其尤者，齐灭杞、灭遂、灭谭，虞灭虢。汉南诸姬，楚尽有之。仲尼睹其事，不可概讥，故于删《诗》也见其旨焉。夫变风者，诸侯之恶也，以卫首变风之恶者何？嫉始灭也。独以邶、鄘名二国，而《诗》皆载卫风者，以王法追治之，不与卫之有邶、鄘也。惟罪卫首恶，则馀国侵灭之罪不贬而自著矣，岂不然耶？

「相鼠」至「胡不遄死」/臣考《诗》意，言鼠犹有皮齿以存其体，顾如人而反无威仪容止，以自饰其身者乎？是则无礼者，诚鼠之不若也。或曰「人而无礼，胡不遄死」，信斯言也，可谓疾之已甚者矣。圣人何取于此邪？曰：《诗》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思无邪。思无邪则喜怒安，喜怒安则善善恶恶不失其正矣。若「君子万年，永锡难老」，君子以为甚焉者，所喜不失其正故也。又曰：凡《诗》之美刺，虎君子不以为已甚焉者，所怒不失其正故也。又曰：凡《诗》之美刺，其初切而详，其后则略而缓，今既曰「不死何为」，又曰「不死何俟」，又曰「胡不遄死」，何耶？曰「赫赫宗周，褒姒灭之。周馀黎民，靡有孑遗」。类皆辞过其实，究其旨意，岂异是邪？世之学《诗》者至此多以为疑，臣故备论之。

「干旄」至「何以告之」/臣闻《周礼》「九旗」皆注「旌于干首，鸟隼为旟，析羽为旌」。旌者注「旄而不设」。旒，也。纰，缝也。组，缝组也。祝，属也。古者招庶人以旃，士以旂，大夫以旌。贤者难进而易退，干旄、干旟、干旌，所以招之也。招贤不可以虚拘，素丝良马所以赠之也。既招之以尽其礼，又赠之以尽其物。卫之臣子，好善如此。贤者虽退而穷，岂复有金玉其音，而不乐告之以善道者乎？始曰「畀之」，中曰「予之」，终曰「告之」，事辞之序也。夫卫为狄所灭，文公无一旅之聚，东徙渡河，齐威公救而封之，遂能中兴康叔之绪于既绝之后，与卫武公、郑武公、齐襄公同为春秋之贤诸侯，故《定之方中》曰「美卫文公也」。继以《螮蝀》、《相鼠》、《干旄》三篇，亦皆系以文公之诗，圣人删《诗》有取焉，特美屡美不一美，岂无旨哉！当是时，诸侯列国之风变而不正，固已久矣。有人焉一善可书，一功可录，岂得没其实而不取之以示劝哉！此圣人褒贬之意也。虽然，《干旄》，臣子好善之诗也，国君未尝过而问焉。《缁衣》，诸侯好善之诗也，人君未尝过而问焉。至于「赉」，予也，言所以锡予。善人则与之共天位，食天禄，不使小人得参焉，此人君好善之极致也，故曰「周有大赉，善人是富」，岂虚言哉！

「淇奥」至「美而作是诗也」/臣闻论序《诗》者多矣，有取其序初之一句，而馀悉不取，诚为有旨。然《淇奥》一篇，如曰有文章即「有匪君子」是已；听其规谏，以礼自防，即切磋琢磨、金锡圭璧是已；入相于周，即充耳、会弁、「猗重较兮」是已。其诗与序文义相应，灼然可考如此，未易以一概论也。

「瞻彼淇奥」至「终不可谖兮」/臣闻泽之深者生物不可掩，德之厚者在人不能忘。淇隈之水，其泽深矣，故生物之不可掩者，见于淇曲之绿竹而已。卫侯之道，其德厚矣，故见于人所不能忘者，盛德至善，守康叔之遗烈而已。诗人据所见以兴焉，其大意则然也。若夫「如切如磋」，道学也；「如琢如磨」，自修也；「瑟兮僩兮」，恂慄也；「赫兮咺兮」，威仪也；「有匪君子，终不可谖兮」，道盛德至，善民之不能忘也。《戴记》之《大学》，《尔雅》之《释训》，皆有是言，而后以易然，何哉？武公有匪然之文章，听谏守礼，如骨象之切磋以进其道学，如玉石之琢磨以见其自修，又且瑟兮僩兮，内严其恂慄，赫兮咺兮，外著其威仪，故得民誉之，人思之，久而不能忘，有诸内者必形诸外。《记》曰：「富润屋，德润身，心广体胖，故君子必诚其意」。其斯之谓与。虽然，夫子论贫而乐，富而为礼，子贡遂有得于切磋琢磨之义，圣人以可与言《诗》许之，岂非若卫武公者诚富而好礼者耶？猗，盛也。匪，文也。瑟，矜庄也。僩，宽大也。赫，明也。咺，著也。谖，忘也。

「考槃」至「永矢弗告」/臣闻考，成也。槃，乐也。硕，大也。矢，誓也。迈，宽大貌。轴，进也。山夹水曰涧，曲陵曰阿，高平曰陵，大陆曰阜，皆非常人所乐居也。彼硕人退而穷处，成乐于此，疑若狭隘，而犹以为宽，至以寤言之间，自誓谓此乐不可忘，故曰「永矢弗谖」。歌咏之际，若将终焉，不复有所他之，故曰「永矢弗过」。自得其乐，不欲妄以语人，故曰「永矢弗告」。晋王羲之曰：「常恐儿女辈觉，损其欢乐之趣」，「永矢弗告」之谓也。夫以退而终处，略无怨恨之意，见于辞色，是故谓之贤者。旧注乃谓「弗谖」为不忘君之恶，「弗过」为不复入君之朝，「弗告」为不复告君以善道。而欧阳修《本义》曰：若审如此说，是进则喜，退则怒，乃不知命之人耳，甚非辙环历聘，忠不忘君，于陋巷不改其乐之义。圣人编《诗》，何取于此哉！毛氏之言不可以训，臣不取。

「木瓜」至「永以为好也」/臣考《左传》曰：「齐侯使公子无亏帅车三百乘、甲士三千人以戍曹。归公乘马，祭服五称，牛羊豕鸡狗皆三百，与门材；归夫人鱼轩，重锦三十两」。是遗戴公也。《外传·齐语》曰：「卫人出庐于曹，齐威公城楚丘而封之，其畜散而无育。威公与之系马三百」。是遗文公也。夫卫国有狄人之难，戴公立，齐使公子无亏救之。戴公卒，文公立，齐又城楚丘以封之。由是而言，则戴公、文公皆为齐所救而封之。如前二书所载而时事先后不同，故总曰「遗之车马器服焉」。木瓜、木桃、木李皆可食，以之投人为至微也，而卫人欲以琼琚、琼瑶、琼玖报之，则厚矣。卫人犹未敢以为报，姑曰「为好」而已。「好」如继好息民之好，毛氏以为玩好，非也。臣闻周辙既东，诸侯更霸，齐威公、晋文公可谓盛矣。而《国风》无诗，何哉？说者曰：《诗》三百篇，周之诸侯千八百国，见于《春秋》者才百七十国，而变风已作于《春秋》之前，则上下数百年间，岂皆得有《诗》？臣曰：小白之兄曰襄，重耳之父曰献，尚皆有诗，况二公功业如此而无诗，可乎？二公之诗虽无而仅有，故《木瓜》，小白诗也，不在于齐风而列于卫；《渭阳》，重耳诗也，不载于晋风而列于秦。圣人方以帝王之道律后世，彼二公者，可与兴复王道，不当才及于霸而止耳。意虽有诗，疑圣人删去之矣。不若是，则后世以霸为极挚乎？然则《诗》不取齐威、晋文，是亦《春秋》管仲之意邪？学者于此不可不考。

「黍离」至「此何人哉」/臣闻宗周，镐京也，谓之西周；周王城也，谓之东周，东周在豫州之分，今洛阳是也。幽王遭犬戎之难，晋文侯、郑武公迎其子宜臼而立之，是为平王。以乱故徙东都，政遂微弱，居王室之尊，与诸侯无异，其诗不能复雅，下同于王国之变风，系之以王者，犹《春秋》书王人之义也。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，见宗庙宫室毁坏，禾黍离离然而秀，不肯遽去，其中心摇摇然而无可告语，乃诉之于天，曰：「悠悠苍天，此何人哉」！盖甚疾之之辞也。夫稷之苗矣而又穗，穗矣而又实，以见彷徨之久，始曰「中心悠悠」，又曰「如醉」，又曰「如噎」，以见闵伤之切。昔箕子朝周，过商故墟，见城坏生麦，乃作《麦秀》之歌，正类是也。臣尝闻之：平王，天子也，以政令止行于畿内，故其诗下同于《国风》；文王，诸侯也，以受命作周，万邦作孚，故其诗追列于《大雅》，皆圣人之深意也。或曰：厉王流于彘，幽王灭于戏，其诗皆列于雅，何哉？曰：幽、厉虽无道，而命令不废于天下，岂若平王政在诸侯，命令遂不加于万民乎？善乎先儒孙复之论曰：「《诗》自《黍离》而降者，天子无复有雅也。《春秋》自隐公而始者，天下无复有王也」。《春秋》之作，虽隐公之元年，寔平王之季世。使平王未死，中兴犹有望也。平王既死，则无复中兴之望矣。麟经断自隐公，非为隐也，为平王也。故曰「《诗》亡然后《春秋》作」。

「扬之水」至「曷月予还归哉」/臣闻平王母家，申国也。申在陈、郑之间，迫近强楚，数见侵伐，是以戍之。激扬之水，其力微弱，不能流移束薪，是犹平王政衰不能命令诸侯，独使周人远戍而不得归也。「彼其之子」，周人谓他诸侯国人之当戍者也。「曷月予还归哉」，久戍而不得代也。既曰「申」，又曰「甫」、曰「许」者，申、甫、许同出四岳，俱为姜姓。薪重于楚，楚重于蒲，盖愈见微弱之意。

臣顷任记注，立侍经幄，窃观陛下亲御翰墨，书周公《无逸》一篇，置之座隅。圣心忧勤图治，濡毫洒牍，不忘警戒。臣退而取《无逸》篇诵读研究，至再至三。虽圣言宏深，未易窥测。譬如涉海，或得涯涘，不俟揆度。辄以浅陋之学，分章训释。古今相去已数千年，至于人心未尝有异。臣所以本原古训，贯以时事，谈经尚论，而无益于今，则腐儒而已。恭惟陛下圣学缉熙，高出一世，如臣等辈何能仰望清光？草芥贱微，求裕覆载，荧爝之照，呈辉大明，僭易伏诛，诚无所逭。一言有补，臣不虚生。臣无任纳忠陨越之至。谨上。

周公作《无逸》。

臣窃原人之常情，好安逸，恶勤劳。故虽圣贤，必以勤劳自勉，而以安逸为戒。自昔帝王勤则治而兴，逸则乱而亡。人臣之忠爱其君，闻劝其勤者有矣，未有劝其逸者也。是故罔游于逸，益所以戒舜也；克勤于邦，舜所以称禹也。无教逸欲，皋陶所陈之谟也；思日孜孜，大禹自勉之志也。无时豫怠，伊尹训太甲也；不惟逸豫，傅说告高宗也。罔或不勤，太保所以作《旅獒》也；不懈于位，召公所以赋《泂酌》也。有众率怠，成汤所以黜夏之命也；荒腆自息，武王所以致商之伐也。周公之意，何以异于此哉！创业之君，起于艰难，生于忧患，不敢自逸，乃其常也。如周成王，中人之性耳，承祖宗之后，无险阻之尝，居于镐京，则不知大会孟津之劳也。左右虎贲，则不知秉旄仗钺之勚也。听小人之流言，则不知乱臣十人，同心同德之美也。周公之所深忧，莫加于此矣，故作《无逸》之篇，以警其心。成王诚信而力行之，卒为贤君。至于刑措不用，兵革不试，所谓始于忧勤而终于逸乐，周公之有功于王大矣。宜后世明君以为永鉴也。

《无逸》。周公曰：呜呼，君子所其无逸。

臣谓呜呼者，叹美之言也。君子者，圣贤之通称也。禹、汤、文、武、成王、周公，皆谨于礼，孔子称之曰「此六君子者」，则圣人亦可谓之君子也。南宫适尚德而不尚力，孔子称之曰「君子哉若人」，则贤人亦可谓之君子也。所者，犹居处也。君子之安处其身者，惟无逸乎！无逸疑于劳动而不安，然身修而治立，乃所以为甚安也。好逸疑于閒暇而无忧，然德毁而乱萌，乃所以为甚忧也。故无逸者，图逸之本也。

先知稼穑之艰难，乃逸，则知小人之依。

臣闻舜自耕稼以至为帝，禹稷躬稼而有天下，文、武之功起于后稷。盖生人之功无大于稼穑，四民之劳莫勤于农夫。古之圣帝明王皆以此为最重之事，有国家者大则祭祀宾客，小则匪颁好用，常则百官有司，变则军旅馈饷，不从天降，不从地出，一本于农而已。雪霜之辰为来岁之计，则皲瘃而寒耕，炎歊之候为收成之虑，则暴炙而暑耕。其播种也，假贷于人，以为之本而不敢饱也。其收成也，倍称输息，以偿其负，而不敢有也。豪强者兼并之，有司者重敛之，而又有螟蝗水旱之变，桴鼓盗贼之虞，徭役屯戍之烦，异端游手之食，不可胜计，岂特耕者一夫，而食者百人也！其艰难如此，为民父母者必尽知之，则思有以厚其生，节其力，平其税敛，去其蟊贼，慎择为其上者，以拊绥之，使皆安于田里，乐于耕稼。不至于弃袯襫，掉耒耜，窜身于军伍僧道工商之中，或诡名影占以规免赋役，或出离乡井以荒閒土地，反为良农之害也。然后邦本牢固，民心不摇，财用有馀，兵师足食，而人君可以安逸而无忧。盖能知稼穑之艰难，则知小人依恃之所在也。农之依田，犹鱼之依水，木之依土。鱼无水则死矣，木无土则枯矣，人主之依农亦犹此耳。

相小人，厥父母勤劳稼穑，厥子乃不知稼穑之艰难，乃逸，乃谚既诞，否则侮厥父母，曰：「昔之人无闻知」。

臣闻：相，视也。小人之家，其父母竭力劬身以事稼穑，既致温厚，其子享已成之产，谓固然也。华衣美食，轻费妄用，一无所爱，岂知父母积累之勤哉，惟逸而已矣。其甚者，则又戏谚诞言，以侮慢其父母，曰：「古老之人穷窭寒陋，何所闻知乎」？昔南宋高祖起自孤贫，既得天下，命以微时所用农器藏之，以示子孙。至太祖见之，乃有惭色，逸、谚、诞、侮之流也。至于今闾巷不令之子弟毁其先业者皆如此，是何异于言昔之人无闻知也哉！以里巷不令之人观之，岂所以戒人君？以南宋太祖之事视之，使成王无周公，其不至于诞侮者，几希矣。是故古之忠其君者过为之防，先事而戒，言所不当言，以为之譬喻，大槩如此。若其不然，则谓周公诞侮成王，亦何不可之有？

周公曰：呜呼！我闻曰昔在殷王中宗，严恭寅畏天命，自度治民，祗惧，不敢荒宁。肆中宗之享国，七十有五年。

臣谓周公恐成王之未信也，故引先代人君无逸而享年者以明之。中宗即太戊也，太戊都亳，亳有妖怪，桑谷二木共生于朝，七日而大拱天，著不恭之罚。太戊恐惧，作《原命》之篇告其相伊陟，以改过自新，遂能弭灾变，致太平。故《书》曰「在太戊时，格于上帝」，此严恭寅畏天命之实也。自度治民者，自其身由法度以率百姓也。源浊而求其流之清，表曲而求其影之直，没世不可得矣。或曰：「万民之众，好恶不齐，愚智不一，人君以一身而欲化之，不亦难乎」？臣曰：人之性善，虽千万人犹一人也。人君据可为之地，有可行之势。好正直，则下以谄谀为戒矣；好诚悫，则下以欺诈为惧矣。其化之流行，速于置邮而传命也。人之常情，约以法度之事则以为厉己，格以法度之言则以为谤己。日行一善言，月布一善令，见百姓之不从也，则曰民顽难化而不自责，其躬率之未孚者，人君之通患也。非灼然独见自度之方，必无治民之效矣。太戊能自度，犹未敢以为足也。又复祗肃恐惧，不敢荒怠安宁，然后可以终自度治民之道，其检身如此。呜呼美哉！上而奉天则严恭寅畏，下而治民则自度祗惧，不敢荒宁，其心必不放纵，其身必不怠惰，何暇为淫佚败度之事乎？其享国久长，降年有永，乃其必至之理也。臣闻天人相去不知几千万里之远，人能动天，世多疑之，然古之圣人记消异之途，不可诬也。大雷电以风偃禾拔木，成王畏之，不信谗言，亲逆周公而风不为灾。旱既太甚，宣王畏之，侧身修行，欲销去之，而旱不为虐。此《诗》《书》之格言也。鲁隐公八年三月，大雨震电，庚辰大雨雪，隐公不戒而兆钟巫之难。晋惠公时，沙鹿崩，惠公不戒而有韩原之获。鲁成公十六年，雨木冰，成公不戒而有苕丘之执。此孔子之明训也。盖通天下一气耳，大而为天地，细而为昆虫，明而为日月，幽而为鬼神，皆囿乎一气，而人则气之最秀者也。杀一孝妇，何与于阴阳，而天为之旱。烹一虐吏，何与于阴阳，而天为之雨。必深考其故，则知天不可忽，而古人应天以实不以文之说明矣。以实者诚心畏惧，改过从善也。以文者徒以言语，而心不存焉。心不存则其气不专，故无感应之验。诚心畏惧，则其气与天地合，与神明通，未有不应者也。孝慈皇帝始生之年，日食四月旦；宁德皇后始立之月，月有食之既，其祸为如何？崇宁二年彗星出，其长竟天；宣和元年，一日无故大水至京城。皆大变异，不闻消弭之方，其祸为如何？靖康元年八月，有星孛于东北，芒怒赫然，其行甚速，见者震惧。犹耿南仲以为敌国将灭之象，使孝慈不戒，其祸为如何？天不可诬也。顷在维扬，秋蝗如雨，春雷而雪，廷臣不以告而敌骑饮江。及次钱塘，白虹贯日，中有黑子，廷臣不以告，而周庐倡乱。及次建康，夏寒木落，九月日蚀，廷臣不以告，而六飞泛海。以成王、宣王之所为考焉，陛下当时有消弭之道，决不至此矣。至绍兴二年八月，奸臣擅朝，斥逐贤士，上干天象，有星孛焉。考其日辰，乃在谴逐党魁之后，一时群小自以能欺惑宸听，矫诬上天，以为除旧布新之象，显然载于赦令，谓得志矣。是年十二月八日，行在大火，三省六曹宪台谏院一切煨烬。冬雷木冰，地震海溢，积阴四十馀日之异，杂然并见。其时朋党已尽逐，则灾祥决不为党人而见也。乃去年九月贼豫称兵，径欲犯跸，人理所无，天下之大变也。然后知星火雷震之类，天所以告耳。上赖陛下肃将天威，声罪致讨，明君臣之义，以扶三纲，戎辂亲行，师旅用命，逐却敌人，不然其祸可胜言耶？以往时天变如彼，廷臣为退避之计，终不足以禳之，以比年天变如此，陛下决进战之谋，转灾为福，易于反掌，则天人之际，其果相远乎？臣于此有私忧过计者。自十二月二十六七日，敌骑将退，而正月朔旦日有食之，三元之始，太阳亏光，不尽如钩，几于暝晦，敌已折北，此象何为而见耶？其时虽下诏音，共图应天之实，而未见施为之事，民心不信，盖陛下避殿减膳，大臣上章待罪，亦故事之文也。且不闻举行，又况其他乎？乃仲春之月，雷电震耀，继以雨雹，连日大雪，甲拆尽摧。季春已来，及此仲夏，常阴多雨，气候正寒，皆阳微阴盛，小人道长，敌国凭陵之象。无远虑不知爱君者，以为日食乃豫贼败走之应也，寒雨乃三吴梅润之常也，此言不息，使陛下遇灾而惧之意不及于太戊畏天之实，臣窃忧之。臣闻日月星辰，虽度数有常，雷电雨雪，虽阴阳为沴，然休咎著应，则皆人为感之也。既因感而致，亦可感而弭，上天可畏，不可不畏。此古先帝王所以兢兢业业，而陛下睿哲尤当加意而图之，以祈天永命者也。

其在高宗时，旧劳于外。爰暨小人，作其即位，乃或亮阴，三年不言。其惟不言，言乃雍，不敢荒宁。嘉靖殷邦，至于小大，无时或怨。肆高宗之享国，五十有九年。

臣闻先儒言：高宗之父曰小乙，使高宗久居民间，与小人出入同事，以知稼穑艰难，故曰「旧劳于外，爰暨小人」。暨，及也。孔子曰：「小人哉，樊须也」。孟子曰：「有大人之事，有小人之事」。盖田野细民耳，非奸邪庸佞憸小之人也。作，起也。起而即位，遭丧宅忧，幽默三年，未有命戒，天下莫不虚心倾耳以听之。及其免丧，犹弗言也。群臣请焉，曰：「不言，则臣下无所禀令矣」。高宗于是作书诰四方，举傅说于版筑之间，用以为相。此言一出，天下信之。喜其得贤臣，置左右，兴时雍之治也。得贤而任之，疑可以自暇自逸，犹且不敢荒宁，而勤于莅政，故傅说告之曰：「知之非艰，行之维艰」。高宗曰：「尔罔予弃，予惟克迈，乃训其后」。虽有飞雉升鼎之异，高宗用祖乙之戒，正厥事以应之。嘉靖殷邦，小大无怨，降年有永，享国久长，非不忘艰难，戒于逸豫，何以致此哉？夫小人无怨，人君之盛德也，而非可违道以干之。考傅说告高宗之言曰：「惟衣裳在笥」。又曰：「官不及私昵，爵罔及恶德」。则官爵车服，岂可轻以与人而求其悦哉？若夺私昵之官以与能，取恶德之爵以与贤，私昵恶德之人，独无怨乎？而高宗乃能行之，盖惜名器，慎赏赐，与所当与，天下悦之，不与所不当与。彼自其分当然，又何怨之敢兴哉！嘉靖之要无过此矣。苟为不然，则人思苟得，废法毁令，纷然求于分外，以干其上，与此则彼怨，与彼则此怨，不嘉而恶，不靖而竞，虽区区不自暇逸，亦无益于治矣。

其在祖甲，不义惟王，旧为小人。作其即位，爰知小人之依，能保惠于庶民，不敢侮鳏寡。肆祖甲之享国，三十有三年。

臣闻祖甲即汤孙太甲也。夫与细民同处，可以知艰难耳。非天质甚贤，未有不沦于污下之习者。太甲之质，中人而已。不义惟王，为小人所化也。伊尹放之于桐宫三年，自怨自艾，复归于亳。起而即位，其为小人所化之行已改，而小人之情状则尽知之矣。伊尹训之曰「无时豫怠」，太甲听之，是以能保惠庶民，不敢侮鳏寡，民安乐之，天眷顾之，而降年有永，享国久长也。夫鳏寡之人众所易陵也，惟圣人加意焉。故帝尧则不虐无告，武王则不虐茕独，成汤则子惠困穷，文王则政先四者。盖天道至大，未尝择物而覆之。代天理物，不当使匹夫匹妇不被其泽，又况众所易陵之人乎？苟惟保形势，畏高明，贫者日贫，富者日富，使强陵弱，众暴寡，智诈愚，勇苦怯，疾病不养，老幼孤独不得其所，人心怨咨，干动和气，水旱盗贼由是而作，则大乱之道矣。此古人之言，非臣之言也。

自时厥后立王，生则逸。生则逸，不知稼穑之艰难，不闻小人之劳，惟耽乐之从。自时厥后，亦罔或克寿，或十年，或七八年，或五六年，或四三年。

臣尝观民庶之家，其辛勤创业者大率皆黄发鲐背，既寿且康。至其子孙一传再传之后，肤革柔脆，疾病易入，嗜欲放恣，年命不永。岂天使之然哉，逸与不逸之所致耳，况于人君乎？晋悼公、汉昭帝皆明君也，其即位之日尚幼，耳目口体之奉早矣，亦无能寿考？况于求为逸乐之主乎？或谓汉世宗、唐明皇放情恣欲，而享年甚久，则周公之言有时而不可信也。臣曰：冶葛酖酒，人食之必死，而魏武帝、唐太宗不死，岂可遂以冶葛酖酒为可食哉？若汉世宗、唐明皇，盖千万人而一遇耳。以其偶然，乃欲以不赀之身而试之，非愚则狂而已矣。臣因周公之言而思之，五福一曰寿，古之圣人无不寿者，臣子之愿乎君父，莫加于此矣。而周公独以无逸为致寿之法者，盖人君伐生残形之事有五：曰酒，曰色，曰音，曰游观，曰田猎。此五者，皆生于逸，逸则不知戒惧，无所用其心。于五者必有一惑焉，惑则心移志易，气耗而形敝，不得尽其天年必矣。后世人主目视极色，耳听极声，口嗜极味，撞钟美女，酒池肉林，日力不足，继之以夜，方且溺方士之说，鏖金化丹，以祈不死。秦汉之君行之莫效，有唐以药而没者三帝，其亦不讲无逸之过欤？

周公曰：呜呼，厥亦惟我周太王、王季克自抑畏。

臣闻王季文王之父也。太王，王季之父也。周公言非特商之三宗为能无逸，我之父祖莫不然。克勤于德，世世相承，此周之所以兴隆而无替也。抑有遏止之意。人所以肆行而无所畏者，不能自抑也。遏其妄情，止其私欲，惟义理是从，则必畏天命，必畏祖宗，必畏师保，必畏谏诤，必畏谤讟，必畏祸乱。凡可以致治者，无不慕也。凡可以致乱者，无不畏也。此非他人所能与，由我而已矣，故曰「克自抑畏」。言其心自为之，不由乎人也。然畏一也，而有当畏有不当畏者。如前所陈，当畏者也，虽圣人不敢不畏。若夫逆理之臣子，反道之仇敌，则当修明政刑，以禳却之。如舜征有苗，周征三监，高宗伐鬼方，宣王伐猃狁，亦何所畏哉！

文王卑服，即康功田功。

臣谓文王大圣人也。不以美衣服为心，其心在于安民重农事耳。组丽文绣之饰，人心所同欲，儿女子之所尚。士志于道而耻恶衣，犹不足与议，况为天下国家而好洁其衣服，必无远大之虑矣。古人发《蜉蝣》之刺，为是故也。康功者，安民之功也。田功者，重农事也。

徽柔懿恭，怀保小民，惠鲜鳏寡。

臣谓徽柔懿恭者，周公形容文王德美之言，犹《书》称文武曰「聪明齐圣」，《语》称夫子曰「温良恭俭让」之类也。人君执刚行健，威如雷霆，故以徽柔为难；尊无与比，天下奉之，故以懿恭为难。徽也、懿也，皆美也。美于和柔，非强柔也。美于谦恭，非强恭也。其德气粹美如此，若慈父母焉，所以能怀保小民，惠鲜鳏寡也。鲜，乏少者也。鳏，无妻者也。寡，无夫者也。文王所施惠赐予者，乃乏少匹夫匹妇之类，非补有馀，损不足也。天之道损有馀而补不足，亏盈而益谦；君之道当抑兼并，扶贫弱，裒多而益寡。文王所为与天合德，而不以私情好恶为予夺也。昔者子华使于齐，冉子为其母请粟，子曰：「与之釜」。请益，曰：「与之庾」。冉子与之粟五秉，子曰：「赤之适齐也，乘肥马，衣轻裘，吾闻之也。君子周急不继富」。孔子之言，岂特为子华发哉，盖圣人用财之政，莫不如此。是故高爵厚禄之人，而又分之以货宝，惟恐不足，陪之以土壤，莫知纪极，则继富矣。而匹夫匹妇至于饥寒冻馁而莫之恤者，必不能周其急也。此伯者之所不为，而况文王如天之道乎？

自朝至于日中昃，不遑暇食，用咸和万民。

臣谓人过时而不食，则饥寒之患立至。文王独何所急，而自朝至于日中昃，犹不暇食哉？盖其心以天下为一家，以百姓为一体，言有不便于民，事有不益于治者，切心思虑而改行之，以民情和悦无有怨怒为事，诚有时而不暇食耳，非虚言也。禹曰：「启呱呱而泣，予弗子」。伊尹曰：「先王昧爽丕显，坐以待旦」。孟子曰：「周公有不合者，仰而思之，夜以继日」。孔子曰：「吾尝终日不食，终夜不寝」。大圣人忧世犹若是，况不及圣人者，当如何哉！虽然，勤有二道，于所当勤而勤之，则事立而功倍；于所不当勤而勤之，徒敝精神，劳体肤而无益也。秦始皇衡石程书，隋文帝卫士传餐，非不勤矣，而其治乱比之文王，如天壤之相绝，盖徒勤而已矣。冉子退朝，孔子曰：「何晏也」？对曰：「有政」。子曰：「其事也，如有政，虽不吾以，吾其与闻之」。盖讥其勤劳于事，而不知为政也。政与事相似而不同，人君能识政事之异，亲政而不亲事，则知所勤矣。

文王不敢盘于游田，以庶邦惟正之供。

臣谓惟正之供者，赋税之常也。所入有定数，则所用有定式。一或妄费，必将不给，而加赋横敛之政出矣。游田者，一时之逸乐也。以一时之逸乐，使斯民困于供亿，文王不忍也。惟其不忍，是以不敢盘于游田，其自克如此。呜呼，文王之德至矣哉！

文王受命惟中身，厥享国五十年。

臣闻文王年四十七，赐斧钺，得专征伐，为西方诸侯之长。虽身不有天下，而后世推原得天下之始，则自为西伯时实受天命矣。文王享寿九十有七年，享国五十年，而曰「受命惟中身」者，先儒谓举全数也。四十七年之前为诸侯，四十七年之后为方伯，三分天下有其二，其权重矣，其势崇矣，其富贵将极矣。而文王自奉未尝加于昔日，不侈衣服，不遑暇食，不盘游田，以伐其生，荡其志，克绥期颐之寿，非德胜其气，性化其欲，不为权势富贵所变，何以至此？此文王之所以圣欤。

周公曰：呜呼！继自今嗣王，则其无淫于观于逸，于游于田，以万民惟正之供。

臣谓嗣王者，指成王也。则者，法也。淫者，过也。文王于观、逸、游、田，不敢有所过为，成王者当法其不过于观、逸、游、田也。何谓观？如鲁隐公观鱼于棠，庄公观社于齐，齐景公观于转附朝舞之类。臧孙所谓不轨不物，曹刿所谓后嗣何观，而晏子所谓流连荒亡为诸侯忧，则观之过也。何谓逸？如鲁文公三不会同而怠于邦交，四不视朔而怠于布政，作主稽缓而怠于练祭，太室屋坏而怠于宗庙，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怠于忧旱。鲁国失政自文公始，则逸之过也。何谓游？如周穆王欲肆其心，周行天下，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。秦始皇、隋炀帝作离宫别馆，不知其数千乘万骑，极意巡行，百姓嗟怨，以亡其国，则观之过也。何谓田？如夏太康畋于有洛之表，十旬不返，为羿所夺。羿又不监，冒于原兽，忘其国恤，而思其麀牡，为浞所杀。汉武帝微行出猎，夜过柏谷，渴而求浆，为主人所辱，则田之过也。故于观于逸，于游于田，则必轻费妄用，万民正供之常赋不足以给之，而重敛于民。民力穷困，弱者死沟壑，壮者为盗贼，莫与守其国家，而欲与之偕亡矣。其初特欲为快乐耳，其终至此。此圣人所以长虑却顾，而戒之于其渐也。

无皇曰今日耽乐，乃非民攸训，非天攸若，时人丕则有愆。

臣谓无皇者，不敢自暇也。不敢自暇，曰：姑为今日之乐，后日不为也。今日为之，心必好焉，安能忘之？后日欲不为，得乎？若曰姑为今日之乐耳，则是逸意已萌，民心不从，天意不顺，下得罪于民，上得罪于天，如此之人，大有过咎也。若，顺也。丕，大也。民以力事其上，艰难孰甚焉，而我以耽乐临之，彼肯服乎？杜牧之曰：「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者，非民攸训之谓也」。天行健，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。凡物之健者，无以加之。故君子自强不息，上法乎天，畏天之威，宪天聪明，庶乎其能则之也。苟耽乐暇逸，弗克若天，天其眷顾乎？《书》曰：「纣自息乃逸，天罔爱于殷」。非天攸若之谓也。天所不顺，民所不从，人君之过咎，无大于此矣。凡此皆以情欲自恕，谓一日耽乐，不足为害者也。人情犹水耳，堤防谨固，则水不得泄，一有蚁穴之漏，则千丈之堤，百尺之防，亦将溃矣。礼法严备，则情不得放，一有自恕之意，则经礼三百，曲礼三千，亦将废矣。故臣窃谓无逸之君，未有不谨于礼者。能克己复礼，逸何从生乎？

无若殷王受之迷乱，酗于酒德哉。

臣谓纣之无道，后世言恶者必稽焉。周公方称文王之圣，又及商纣之恶，无乃不类乎？盖人心无常也。操之则存，舍之则亡，罔念则狂，克念则圣。使成王听周公之训，则有及于文王之理，使成王而忽周公之训，则有同于商纣之道。盖中人之性，可上可下，惟有志之君乃能自克焉耳。齐小白用管仲，则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；用竖刁、易牙，则身死在殡，四邻谋动其国家。唐明皇用姚崇、宋璟，则海内晏然，几致刑措；用李林甫、杨国忠，则失国播迁，出咸阳四十里而无食。是故明主兢兢忧畏，必近君子，必远小人，不讳乱亡，不恶逆耳。虽比己为丹朱，如禹之于舜，方己以商纣，如周公之于成王，亦所乐闻而喜听，铭心而永戒。是以不至于乱亡，而能保其安逸也。

周公曰：呜呼！我闻曰：古之人犹胥训诰，胥保惠，胥教诲，民无或胥诪张为幻。

臣谓古之人者，周公称往昔圣贤君臣也。胥者，相也。相诰训以事，而相启迪；相保惠以德，而相安和；相教诲以道，而相成就。君有过举，臣则正之而无隐；臣有未尽，君则求之而不蔽。各务展尽，不事形迹。谗言不入，谮愬不行，上下交而志意通，物理明而人情达，小民所以不敢相与诪张为幻，以诳惑其上也。诪张，诳也。幻，惑也。凡奸憸之人欲诳惑其上者，必因其所好恶之偏而入其说，贪则诱之以货财，怯则导之以畏懦，是非不明，则变乱邪正以遂其私，赏罚不当则诬罔功罪以坏其政。自旁人观之，犹幻师施迷人之术，颠倒反易，乱其耳目。被幻者初不自觉，乃以为诚然，是可叹也。憸奸之人多矣，周公欲成王不为所惑，则莫如受忠良之训告，求吉士之保惠，师贤哲之教诲，奸憸远屏，诳惑何因而至哉？

此厥不听，人乃训之，乃变乱先王之正刑，至于小大。民否则厥心违怨，否则厥口诅祝。

臣谓正刑者，正法也。《诗》称文王曰：「刑于寡妻」。古之王者，知命之不长，是以为之律度，陈之艺极，引之表仪，告之训典，以遗后嗣，保其国家，所谓正法也。后嗣之贤者，则监于成宪，后臣之贤者则谨守前规。天下所以治安，民心所以不怨，谤言所以不作也。至其子孙，不知前人之艰难，不知小人之依恃，不听训诰保惠教诲之言，于是奸憸之人因其所好而训之曰：「先王之法何必固守而不变也。时既不同，事与时并，有损有益，同归于治而已」。世主甘心而不察，于是先王正法，自大至小，无不更改，违道咈民，苟便一切之欲，天下骚动，民不得安，怨之敢兴，入于大乱而莫可救止矣。原其所以，皆出于人主自圣，轻忽其臣，不求忠良以胥训诰，不求吉德以胥保惠，不求贤哲以胥教诲，而奸憸之人诪张为幻故耳。往在熙宁，欲大有为，王安石诪张新法之说而为幻。往在崇观，欲承考志，蔡京诪张绍述之说而为幻。往在宣和，欲文致太平，王黼诪张享上之说而为幻。往在靖康，欲好边疆，耿南仲诪张讲和之说而为幻。皆以一言中人主之欲，驯致祸衅，涂炭生民，家国两亡，岂不痛哉！方奸憸在位之时，与其徒党唱和响应，欺罔其君，以窃富贵，而志士仁人观之于隐微侧陋之中，与世俗幻师以术诳惑迷人而取其金钱见笑于旁观者，无以异也。前车已覆，后车当戒，臣敢因是有献焉。臣闻天下有至正之理，自有天地生人以来，至于今日，不可改者，存之则为正心，行之则为正道，言之则为正论，尽之则为正人。先王用是建立注措，而谓之正法也。何谓正？天尊地卑，君臣之义不可易也。比年以来，缙绅大夫忘君臣之义，诪张为幻者，又有甚焉，尤可骇惧。邦昌僭君，入尸天位，天下大变也。从之者则诪张为幻，谓能存宗庙，活百姓矣。苗刘握兵，谋为篡逆，天下大变也。助之者则诪张为幻，请录用其党，使言者勿论矣。豫贼挟敌窃污京邑，天下大变也。许之者则诪张为幻，欲通书问，讲邻好，受禦馈，以免其讨矣。稽之古训，无有是事，特出于庸人懦夫偷生苟活，为持禄保位之计，灭三纲，毁五常而不顾，变乱先王之正法，岂不逆理之甚乎？陛下深思所以致此者，而求忠良相训告，求吉德相保惠，求贤哲相教诲，爱日惜时，不自暇逸，则所言所行无非正法，而诪张为幻者犹雪见晛，亦何所施其说哉！不然，正法消亡，邪法炽甚，非国家之福也。

周公曰：呜呼！自殷王中宗及高宗，及祖甲，及我周文王，兹四人迪哲。

臣谓哲者，智也。迪者，由也。由其天禀之智，不以私欲昏之，则其明不蔽，所以人莫得而欺之也。中宗、高宗、祖甲、文王四人者，盖尝苦其心志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乱其所为矣。所以动心忍性，兢兢业业，不敢少有逸豫，故其智慧日开，情伪尽知。天下之理，无不昭晰。彼诪张为幻者莫得投其隙，盖无逸之功也。哲非人所能，乃天所命也。天命之而人不能自迪，犹鉴之不拭，尘愈集之；犹井之弗汲，泥愈汩之，则昏然而已矣。傅说告高宗当念终始，常主于学，惟学可以顺志于理，能务时敏速而不怠，则其修勉乃有所至，此亦迪哲之道也。故董子曰：「强勉学问，则闻见博而智益明，勉强行道，则德日起而大有功」。此皆圣贤之格言，人主所当自克以行之者也。

厥或告之曰「小人怨汝詈汝」，则皇自敬德。厥愆，曰：「朕之愆」。允若时，不啻不敢含怒。

臣谓自常情观之，以小人而敢怨恨人君，毁詈君父，罪不容于死。此周厉王所以设监谤之官，秦始皇所以设偶语之禁，或至于诛腹非，戮反唇，无所不至也。古之圣人所见广大，不自私其一身，惟恐有一言一事之不善，故开辟言路，使无壅蔽，凡有口之人皆得以其情上达。故曰：「士传言，庶人谤，商旅议于市，工执艺以谏」。夫惟如此，是以身无择行，朝无秕政，以成安逸之功，此周公所称之意也。皇，大也。大自敬德者，责己而不责人之甚也。责己而不责人，信美矣，则将何以验之？必曰：「朕之过失诚若是也」。心既乐闻之，其形于辞色者，一无忿疾之可见也。不特不敢含怒而已。夫然后人知其君纳谏受言，虽怨詈之至，亦欣然接之，出于至诚而非矫饰，四海之内皆将轻千里而来告之以善，而德庸有不至，治庸有不成乎？恭惟本朝祖宗无不虚怀从善，勉于改过，所言言路未尝芜塞，太平百年。自王安石得志，好人之同乎己，而恶人之异乎己，摈远老成，汲引轻薄，风俗大坏。蔡京继之，专以朋党一言禁锢忠臣义士，或谓之诋诬宗庙，或谓之怨讟父兄，或谓之指斥乘舆，或谓之谤讪朝政。行之二十年，天下之士不仕则已，仕则必习为导谀，相师佞媚，歌功颂德，如恐不及。防民之口甚于防川，一日戎马在郊，烟尘暗阙，而人莫敢告也。天下犹人之一身，言路犹关膈也。关膈通则血气流行而身体通，言路通，则得失不蔽而政事治。安石、蔡京之化，沦浃乎三纪之外，至今遗风馀俗未消殄也。欲变革之，在陛下一人而已。孔子曰：「天子有争臣七人，虽无道，不失其天下」。以后世观之，刘安欲叛汉，独畏一汲黯而不敢发。使人主得如黯者七辈，正色立朝，昌言无隐，小人必退听，奸宄必息心，岂特不失天下而已哉！固可以变危为安，易乱为治矣，又况能如周公所戒普受天下之言者乎？

此厥不听，人乃或诪张为幻，曰「小人怨汝詈汝」，则信之。则若时，不永念厥辟，不宽绰厥心，乱罚无罪，杀无辜，怨有同，是丛于厥身。周公曰：「呜呼，嗣王其监于兹」！

臣谓人君信诪张，疾怨詈，是不以尧舜自待，而以周厉王、秦始皇为可法也。小人善于诳惑者，未有不以告怨詈为小心。苟入其说，则必以万乘之重而计较曲直于匹夫之口，不从长思念其为君之道，其心褊隘，记过不忘，罚无罪，杀无辜，天下之怨举集之矣。孟子曰：「无罪而杀士，则大夫可以去。无罪而戮民，则士可以徙，恐其渐及于己也」。贤人君子，众心之所与也。小人欲肆其奸，必忌君子。君子无罪可指，则必反指为小人，匿言潜谮，以中伤之。或以为退有后言，或以为卖直归怨，或以为取名于外，或以为朋比欺君。其术虽多，大要不出此数者。人主一怒，小则谪罚，大则诛杀，不知其实，则无罪徒默受天下之怨也。隋炀帝尝谓左右曰：「吾性不喜人谏」。臣下知之，恣为诪张，以忧国者为怨，以忠言者为詈。宇文士及、虞世基之流以此取宠，至于大难忽作，两臣终得自全，而炀帝独尸其祸，则以众怨所丛，不怨言者而怨听者故也。或曰：「罚一无罪，杀一无辜，何遽至此」？臣应之曰：自秦皇、隋炀观之，所杀固多，其亡非不幸也。自葛伯观之，则以杀一童子而灭其社稷，自商纣观之，则以杀一比干而失其天下。然则系杀罚之当否耳，岂在多寡乎？周公戒王无逸而及此，则以心昏志蔽，谗邪得入者皆生于好逸求安，不知警惧，浸淫及乱而罔觉也。是以反复言之，验于成王躬致太平，则其著心服行之效，不可诬已。

隐公元年：郑武姜爱叔段，请使居京，庄公许之。祭仲谏曰：「都城过百雉，国之害也。先王之制，大都不过三国之一，中五之一，小九之一。今京不度，非制也，君将不堪」。公不听。既而叔段使西鄙贰于己，公子吕曰：「国不堪贰，君将若之何」？公又不听。叔段又收贰以为己邑，至于廪延。子封曰：「厚将得众」。公又不听。叔段缮甲兵，将袭郑，公然后命子封率车二百乘伐京，叔段出奔共。

臣闻制国者必使本大而末小，然后势顺而易制，故末大必折，尾大不掉，古人至言也。郑国当是时，可谓危矣。姜氏以国君嫡母主乎内，叔段以好勇得众居乎外，伐君篡国之势已成。庄公若无兵车二百乘，则郑固段之有也。古者用车战，一乘之车当七十有三人，二百乘则一万四千六百人。在《春秋》书法，当名之曰师，非小众也。「克段」者力争而仅胜之词，以一万四千六百人讨不义之叛人，力争而仅胜，则以叔段形势壮盛，不易图也。使庄公早用祭仲之言，不至此矣。绵绵弗绝，蔓蔓奈何？毫釐不伐，当用斧柯。前事之不忘，后事之师也。

卫公子州吁有宠而好兵，公弗禁，石碏谏曰：「爱而弗纳于邪，骄奢淫佚所自邪也。四者之来，宠禄故也。宠而不骄，骄而能降，降而不憾，憾而能眕者鲜矣」。

臣闻骄谓气体傲肆，奢谓奉养侈靡，淫谓情欲纵恣，佚谓心志怠忽。四者有一焉，必入于邪，而况兼有乎？邪者，不由正道之谓也。为子以孝为正，有此则不孝。为臣以恭恪畏慎为正，有此则不恭恪畏慎。原其所由然，则由宠待过厚，爵禄太崇，积日累月，其势必至于此。是故严父于子戒之于初，辨之于早，不致末流之祸。父子天性也，其治尚尔，君臣以人合，尤不可忽也。

州吁阻兵而安忍。阻兵无众，安忍无亲，众叛亲离，难以济天。

臣谓阻者，恃也。恃兵以为险阻，使人不敢忤犯也。人之良心，本于不忍。忍者，非良心也。安于残忍，非能除害，徒生害耳。人道以慈爱相群，所谓用兵者，去其害人者耳。苟为阻兵、安忍，视平民如禽兽，推而进之，将何有于君父哉！汉光武责其将曰：「观放麑啜羹，二者孰贤」？盖知此道矣。

石碏恶其子从州吁为逆，使从州吁如陈，乃告于陈曰：「此二人者实弑寡君，敢即图之」。陈人执之而请莅于卫，石碏杀之。

臣谓父子主恩，君臣主义。其轻重不二，是谓大伦。当臣之无礼于君，虽慈父不敢私其子，石碏之于石厚，舍慈爱之小，存名分之大，可为万世法矣。虽然，子为叛逆，父则诛之，其割恩为难，何者？以天性故也。臣为叛逆，君则诛之，其正义非难，何者？以人合故也。孔子之《春秋》，为乱臣贼子作以俟后圣也。后世有事伪君从逆臣，而诛讨不加焉，难于行义而易于为不义，孔子之志隐矣。

鲁隐公如棠观鱼，臧僖伯谏曰：「君将纳民于轨物者也。不轨不物，谓之乱政。乱政亟行，所以败也」。公曰：「吾将略地焉」。遂往，陈鱼而观之。僖伯卒，公曰：「叔父有憾于寡人，寡人弗敢忘。葬之加一等」。

臣谓孔子教人以克己为要，克己者以义理胜其私意也。凡人志意云为，试以一日之中自加考校，由私意而动者，十有八九，由义理而动者，十无一二，故克己最难。有志之士未有不由此而进德者，而况人君居移气，养移体，所以动其情恣者多乎？不能自克，则其不善之积犹火消膏，亦不自觉，鲁隐是也。僖伯之谏，忠言也。隐公不能自克，舍曰欲之，而必为之辞，其志荒矣，其不终之兆著矣。厥后虽加礼于僖伯之葬，又复失言，谓僖伯恨己。僖伯，贤人也，岂致憾于其君哉！隐公若曰「叔父有谏于寡人，而弗能从，寡人悔之，葬之加一等」，犹足以昭改往修来之意，而加等之葬为德赏矣，惜其不能及此也。魏郑公谏唐太宗伐高丽，太宗不从，及败绩而归，乃曰：「魏元成若在，不使我有此行」。亟使驰驿，祀以少牢，立所制碑，召其妻子劳赐之。若太宗拒魏公之谏与鲁隐同，而悔过出于诚心，非如隐公之伪饰，其致太平宜哉！

隐公四年：宋公、陈侯、蔡人、卫人伐郑。秋，翚帅师会宋公、陈侯、蔡人、卫人伐郑。左氏曰：「诸侯伐郑，宋公使来乞师，公辞之。羽父请以师会之，公弗许，固请而行，故书曰『翚帅师』，疾之也」。

臣谓兵权者，有国之司命也。古之得天下者，未有不谨持此权者也。以尧、舜、禹三大圣人之宅天下，可谓以德不以力矣。然四凶强族，尧不诛而以俟舜，舜初即位，按其恶而投之四夷，而后天下服。是尧以兵权授舜也。有苗弗率，舜不讨而以俟禹，禹初即位，乃会群后，誓师奉辞伐罪，是舜以兵权授禹也。汤、武之事又可见矣。至周成康之际，天下刑措兵寝，可谓无事。康王以元子即位，名分素定，其谁敢有异志？然成王命仲桓、南宫毛与齐侯吕伋以干戈虎贲之士逆康王于南门之外。干戈虎贲者，亲卫也。于南门之外者，显之于众也。古先帝王制世驭俗之权如此，是以令之无不行，禁之无不服，手麾指顾，动容嚬笑之间，无不如意。所谓兵权者，有国之司命，命者死生所系故也。宋殇公听州吁之邪谋，会诸侯伐郑。隐公辞宋公之命，而拒公子翚之请，义也。翚乃不禀公之义而乐从宋卫之邪谋，固请而行，专己无上，出入自肆，不待钟巫之事而知其为弑君之贼矣。《春秋》简严，不贵辞费，若书曰「翚帅师会，伐郑」，亦可矣，而必曰「翚帅师会宋公、陈侯、蔡人、卫人，伐郑」，言之重，辞之复，恶之之甚也。隐公自是失权，而兵制于翚。至于十年中丘之会，又不待公而先会齐、郑伐宋，其纵恣跋扈如此。而隐公终弗能治，其及于寪氏之祸，非一朝一夕之故，其所从来者渐矣。是故伐郑之举因请而行，伐宋之举不待公而先，会其志之所存，正所谓履霜阴凝，圣人之大戒，而隐公智不足以及此，惜哉！仲尼于是去翚公子之称，一以谓翚者，隐之贼，非公子也。二以明讨翚之法，当绝其属籍，不使得为公子也。使隐公于翚固请之际，未及成师而出之时，夺其兵权，改付贤卿，片言而已矣。夫为天下国家者以有法度为要，前王立法度，固为保守基业，消弭祸乱也。而往古握兵之人，其始必请便宜从事，其久则事必出于法度之外。夫便宜从事者施于临敌对阵，机不可失，难从中覆，故择利便权时之宜而行之，岂谓无时不便宜邪？既以便宜自处，则以法度为不便宜于己，乃托为词说，曰法度者承平之所用，若施之乱世，行军用师，则有所碍矣。今日以私欲乞行一事，明日以私怒乞罢一事，往往非法之所当听也。设智计，较胜负，不用之于外而用之于内，人皆知之，独以迫于形势，不得已而从之者多矣。夫事至于不得已而从，则必有欲禁而不能禁之事，其失司命之权不已著乎？其为羽父之固请不已大乎？此智士之所忧，懦夫之所畏，喜因循者之所不顾。非圣人独见于魄兆之端，明霜冰之戒，传笔削之大用，其孰能与于此？

隐公六年：周任有言曰：「为国家者，见恶如农夫之务去草焉，芟夷蕴崇之，弗使能殖，则善者信矣」。

臣谓人君之德当如天地，无不覆载，何独于恶人而欲去之如此？臣请以农圃者喻之。去稂莠者以其伤禾稼也，除蒿蔓者为其蔽卉木也。若推兼容之量，使稂莠禾稼并生于畎亩，卉木蒿蔓杂毓于园圃，人必指为农圃之病矣，况为国家者乎？此所以发周任之论也。昔武王圣人也，亦曰：「树德务滋，除恶务本」。故舜举十六相则十六族，务滋故也。去四凶则四凶族，务本故也。夫黍稷果蔬养人之物，不种则不生，种而草侵之，亦不能成矣。草之为物，其生不待种，虽芟夷蕴崇，而功或不继，未有不复生者也。是故君子难至，小人易聚，难至则常不得行其道，易聚则每得伸其志，治日以是常少，乱日以是常多。此有国家者之至戒也。或曰：「芟刈也，夷杀也，不亦已甚乎」？臣曰：天下之道二，善与恶而已。自一言之当、一行之是，推而上之，至于圣而不可知，皆善也，有小大耳。惟恶亦然。所谓芟夷者，非举天下之小人而尽杀之，盖谓官使者也。或禁之于未然，或遏之于方萌，或既形而黜除之，或滋蔓而斩绝之，皆去恶之道。大要在于勿使能殖。殖者，深根固蒂牢不可拔之谓也。夫草之初生，毫末之萌耳，与黍稷果蔬之萌未有异也，其壮长条达则为害如此。草之萌犹恶之微也，见著非难，见微为难。自古滔天之恶未有不起于微者，如王莽志在篡逆，曹操窥伺神器，初皆匿情矫饰，终移汉祚。然则，人之善恶皆不易知，知之矣而树德不务滋，除恶不务本，犹无益也。

桓公三年：晋始乱，封桓叔于曲沃，师服曰：「吾闻国家之立也，本大而末小，是以能固。故天子建国，诸侯立家。今晋甸侯也而建国，本既弱矣，其能久乎」？

臣谓人主之尊如天，臣民犹地，地无及天之理，而臣民于君有僭逼易位之道，是何也？本小末大，威权去已。始也欲正之而有所不忍，中也欲治之而有所不敢，终也欲取之有所不能矣。名者实之宾。天子者，名实之极隆也。擅生杀之柄，操庆赏之权，予夺在我，纵舍在我，令之必行，禁之必止。虽总众百万如韩信，虽控制万里如王忠嗣，东西南北，用舍进退，惟君所使，而莫敢或遑，此充名之实也。至于欲取之而不能，则必有其渐，非一朝一夕之故矣。师服之论，无乃意在此乎？其后沃盛强，昭公微弱，国人将叛而归沃，则民不服事而下有觊觎，此言果验。乃后世之戒也。

桓公六年：楚子侵随，楚斗伯比曰：「随少师侈，请羸师以张之」。熊率且比曰：「季梁在何益」？斗伯比曰：「少师得君」。随果用少师之言，追楚师，季梁请止随侯勿追。随侯惧而修政，楚不敢伐。其后少师益有宠，斗伯比曰：「可矣」。楚子伐随，季梁请下之，弗许，请攻楚右，弗许，惟少师之言是听，遂至败绩。少师见获而免。

臣谓国有贤材，则邻敌视其用舍为进退，而贤材者固凡愚之所忌疾也。是故齐有管仲，九合诸侯，管仲死则四邻谋其国家。百里奚一也，虞不用而亡，秦穆公用之而伯。上论千古，无不然者。季梁与少师之谋，自今观之，一得一失，易见也。自随侯观之，未免于二三其听矣。夫验成败于事为之后者，众人之见也。辨得失于谋议之初者，非小智所及，惟明主能之。唐宪宗欲伐淮蔡，举朝不可，惟裴度以身任之，迄用有成。非度之能，乃宪宗用度之难也。武宗欲伐刘稹，诸镇皆有辅车之势，惟李德裕以身任之，迄用有成。非德裕之能，乃武宗用德裕之不易也。二宗无二臣，其中兴之功未必能立。二臣不遇二宗，则无闻而死耳，后世尚何知？故曰君臣之会，千载一时也。夫楩楠豫章，天付之以栋梁之用；骐骥骅骝，世知其有千里之足。老于空谷，阨于盐车，顾临事而叹人才之难得，何哉？坐使反贼睥睨而无惮，强敌凭陵而不置，彼岂无如斗伯比知少师之可欺，岂无如熊率且比幸季梁之不用者乎？文王立贤无方，言用之之路广，不止一人而已。人君于贤材惟患不知，既知之而不急于用，则大谋无时而决，大险无时而出，大难无时而平也。古人不云乎，「日月逝矣，岁不我与」。

桓公十一年：楚屈瑕将盟贰轸，郧人将伐楚师。莫敖患之，请济师于王，斗廉曰：「师克在和，不在众。商周之不敌，君之所闻也。成军以出，又何济焉」？遂败郧师，卒盟而还。

臣闻斗廉之言，古今之至论也。考之往事，无不然者矣。常人之心动于血气之使，好己之胜，不能自克，是以不和。智愚异才而并列，是以不和。能否异功而同其赏，是以不和。不择端方之士以裨赞之，有谗人交斗于其间，是以不和。负才艺者屈于下，而善媚赂者压于上，是以不和。出法违度，不以时制，驯习既久，彼惧于讨而训之，怀疑心以事其上，是以不和。亲之厚之，疏之薄之，系于爱憎之偏，而不协赏刑之正，是以不和。有求则必得，将至于求所不可求，而势不得与也，则怨怒兴焉，是以不和。能者奋其勇而前，不能者忌而疾之，是以不和。疾人之能则必幸其败，胜不相推，败不相救，彼见疾者，又思所以报之，是以不和。官尊禄厚者奉己侈泰，多妖丽，广金帛，夺商贾，侵公家之利莫知厌也，而士卒乃有短褐半菽之叹，非心附之，徒迫于势耳，是以不和。保任功状未必皆有功，而实有功者，或蒙私怒而见黜，鞭笞斩杀未必为军事，而实有罪者或蒙私喜而见贷，人心不服，莫肯为用，因以姑息，不敢役使，是以不和。有一于此，虽廉、蔺并将，韩、彭共军，关公前茅，张飞后劲，未有能成事者也。而况才不逮古人万分之一，而兼有如前之失乎？如是而欲所征克，所战胜，必不能矣。故纣之旅亿兆而心德暌离，武王之臣十人而一德一心。王莽虎豹之师六十万，光武以三千摧之。苻坚之众九十七万，谢安以一将破之。斗廉之论可谓信而有證者也。自古大众难用，而轻军易胜。子玉刚而无礼，不可过三百乘，是能将二万人而已。其后城濮之战，卒以众败。汉高驾驭豪杰，灭秦亡楚，而才之所将不过十万。古之观人者大抵如此。若较实而论之，凡后世以将自任者，上孰与汉高，而其众已中分矣；下孰与子玉，然未尝不以兵少为请也。虽然，兵者诡道也，故虽不能将，而以大众虚声加之敌人犹之可耳。至于实不可犯者，非虚声之足恃也。上下同志，生死同情，劳逸同形，动静同虑，则在于和而已矣。然则，如之何而可以使之和也？惟监前所谓不和之由，处之各当于义，宜赏然后赏，当罚则必罚，予夺抑扬，若权衡于物，不徇乎私情，而行乎公道，当于其心，方且欣畏帖服之不暇，又何不和之敢乎？是故苟和矣，光武可以敌寻邑，谢玄可以劫苻秦。苟不和，则若林之旅无救于曳兵而走，故曰师克在和不在众。不明乎此而曰知兵，不治乎此而欲用兵，臣愚所不信也。

尝谓忠臣义士如玉镇大宝，漓然杂于群玉之府，人莫知其所以为玉也，及夫祭祀则陈之，大朝会则陈之。神鼎玉磬，停储粹清，肃然有威神奸、绌僭乱、宠灵社稷之气。忠义之士，亦犹是也。方无事时，世人殆未有以名之也；及遭变故，临大事，蹈不测，持义明壮，截然不乱，奸夫盗子望之失气，而宗庙社稷亟增泰山九鼎之重。故为天子者，虽有高城巨浸以为之防，粟粮漕庾以为之备，良夫选卒以为之战，而微忠臣义士以为之守，是委社稷而付之敌也。故曰忠臣义士，朝廷之玉镇大宝也。臣窃念之，自靖康、建炎而来，将帅守宰，义人烈妇，岂无捐躯徇国，犯患触讳，负杰异之操，如古人乎？若不及时早加褒擢，使忠魂埃灭，义骨冰澌，岁月荒老，无所讨正，此有志之士所以濡涕而切叹也。伏愿陛下申诏使臣，采自靖康而来，蒙患死难，暴人耳目，较然不欺者，书之为死节之士。复摭近日明诏之所蒐访，周行之所论荐者，书之为守节之士。议者以为靖康而来阅几岁所矣，何以研覈而论著之？臣谓孔子立乎哀、定之间，而书乎隐公、桓公之世，至于《宋史》则上括魏朝，《隋书》则远包梁代。是盖询搢绅记录之所传，访父老年月之所接，信以传信，疑以传疑，而君子犹将取之也。臣谓今之史臣，是宜考郡县之计书，采史官之异说，质文士之纪述，参本家之行状，则边鄙老卒，岂无知段太尉之忠者乎？书生词人，岂无记高悯女之烈者乎？拾甲子年事，岂无知李新声之义者乎？于以掇十一于千百，振已沉之幽愤，已足以讨僭叛，惩不轨，建宏规，立大范也。此正太史之烈，而又何疑哉？汉高祖制诏御史：「长沙王忠，其定著令」。建元初，永宁之末，复徘徊引却，不敢辄正号位者，何也？世之议者乃谓当操之时，袁绍虽亡，刘备犹在，故操有所畏避而未敢。自臣观之，操之权谲，岂知畏孙、刘者哉？特畏李固、陈蕃、李膺、范滂、孔融神明精爽，凛凛尚在，有以阴捽其胫而诛之耳，孙、刘曷足畏哉？忠义之效如此，愿诏史臣时加记录，庶几彰国家临危有伏节之士，励世有消萌之术。天圣中有颜似贤者，唐鲁公真卿之裔，孙部使者以其名闻。仁宗皇帝曰：「噫，忠臣之后也，其官之」。夫唐德宗投真卿于希烈虐燄猛沸之中，如弃坠甑，无复顾惜。而我仁宗多真卿之义，乃官其孙于数百年之后，则仁宗之消萌压难，其意亦微矣。

辱示以所见，甚慰。此事真要端的有著落，空言泛泛，何益于吾身。上蔡先生「仁敬」二字，乃无透漏之法门，惟益勉旃，以副所望。

又，「形而上者谓之道，形而下者谓之器」，不知公如何分解？须是指摘分明说出，难为模糊说也。看《通鉴》有得，毋惜以一二精义见教。吾徒幸不蔽固于俗学，圣贤事业幸有一线路可以究竟。惟不志于功利、死而后已者，可与共进此道耳。吾友勉之！

又，「形而上者谓之道，形而下者谓之器」，更曾细观语录，入思虑否？「阴阳亦形而下者」，此语如何？理趣须是自通贯，随人言语，是不可也。某见侯先生说此句，信以为是，更不致思，前日顿省犹未是也。经可易读乎？如尹先生《语解》，亦未可轻易，使高明之人有蚍蜉撼大树之笑也。如何？某年齿往矣，虽摧颓，而志方欲振耀，所望直谅之友左提右挈，庶几不丧素志乎！勉之勉之，交相警戒可也。

又，「寂然不动，感而遂通天下之故」，与未发已发不同。体用一源，不于已发未发而分也。宜深思之。

又，所见果分明，不必虚为谦让。若未分明，正要提起熟讲，然后可望上达。天命至微，自非亚圣大贤，孰敢便为已贯通。惟是念念不忘，庶几日日有功，不至坠堕也。

又，左右书词有得有失焉。志近，思得也；迫切，则苦而不可久。悔过而不能释去，则局束而不可大。欲速如圣贤，以未见近切而自谓，恐终不能至，则大非所望也。孔子曰：「无欲速，无见小利」。不特为政，学亦如是也。孟子曰：「心勿忘，勿助长」。此养心之要道。今欲进学而不终，其去仁也远矣。吾友勉乎哉！

又，学问之道，但患自足自止耳。若勉进不已，则古人事业决可继也。史书自威烈王三十三年而下，其年纪、世次、兴亡，大致尝略考之矣。自是而上，及鸿荒之世，所可知者，则未尝深考之也。今博取群书，取其中于理、不至诬罔圣人者，用编年为纪，如《通鉴》然，名之曰《皇王大纪》。考据三代，虽未精当，然亦粗有条理，可辨王伯，不至纷纷驳杂，如前史所记也。

又，黄、沈有《论语说》，某因其说，亦有数段学问，不可不讲。讲看，便见病败也。前辈凋○殆尽，续之使不绝，正在后辈，吾徒其可以此事若存若亡乎！直须如粥饭，不可少一顿可也，又况欲张而大之乎！呜呼！执书册则言之，临事物则弃之。如是者，终归于流俗而已矣。切不可不戒也。

又，社祭礼秩视三公，不知有何经可以为證。伐鼓于社，以助阳也，非责社也。变置者，更新坛位，尽敬焉耳，非责罚也。更试思之，有可见告者，无吝。反复明道，所谓不有益于此，必有益于彼，不可寝默但已也。

又，闻有相从欲学文者，须依东坡之法令，熟读《左氏》、两汉、韩、柳之文，则他日所成就必大有可观者。因是虎变，亦未可知也。若茍且近功，辟如万户棋子争胜负，能提先手，超迈等伦乎？

又，天帝精义，须自有说，但恐思之未至耳。不可便以《孝经》之言为不是，须反覆思索可也。禘喾郊稷，却似无可疑者。太王为狄所攻，屈己事之，岂得已哉！可谓之乐天乎？

又，郊祀之礼，建正之义，考之颇详，然恨未精也。如蜡祭，既谓合聚万物而索享之，则何可谓以八神为主？社主报啬，其祭在春，首见于何经？地固配天，谓当立北郊方丘，与天分庭抗礼，恐于义理不然，更思以见教。三王建正不易月，《通鉴》纪秦、汉已遵用矣。《大纪》中固已纪实。更精者，《通鉴》可也。

又，「思曰睿，睿作圣」，岂可放下？若放下时，却是无所事矣。无所事，则妄人矣。若太劳则不可，诚如教语也。

又，老人、病人、衰人有死之道，然以目前观之，死者亦未必便是老人、病人、衰人。盖修短有数，一定而不可变，虽圣人与造化同，于修短亦听之，未尝别致力也。此所以为圣人欤？在众人，则不奈何著死耳。凡事皆然，不特死生也。饮水曲肱，安静中乐，未是真实乐，须是存亡危急之际，其乐亦如安静中，乃是真乐也。此事岂易到，古人所以惟日孜孜，死而后已也。读书一切事，须是有见处方可。不然，汩没终身，永无超越之期矣。众人汩没不自知觉，可怜，可怜！

又，下谕《卫》所以为变《风》之首者。伊川云：「以卫首坏王制，并邶、鄘之国故也」。尝考卫顷公之薨在夷王末年，夷王之世方下堂而见诸侯，未见诸侯有相吞并者。伊川云「卫首并邶、鄘」，据《诗》而言，可信也。故各系其国，以见卫之罪也。文中子为《小雅》为周之盛者，言其初也。季子以为周之衰者，言其末也。其从如云如雨如水，恐先公之说得其要也。何以言之？盖民从君者也，君从之，然后臣民从之。圣人之法常在于端本清源，岂可舍本源而就末流乎？

又，《关雎》序云：「不淫其色」。故伊川言：「淫其色，非后妃之事，求淑女，诗人之意也」。此虽先生之说，然录者亦多误，未可全信也。先生之说，何以未可信？为《关雎》之诗言后妃之德故也。若是诗人之意，即非后妃之德矣。后妃之德，以不妒忌为至，故乐得淑女以配君子。忧在进贤，不淫其色，进其贤而已，非以貌，不使君子淫其色也。在后妃分上大有意味。使后妃有是德，则人君不修内行等事，一切消磨扫除尽，虽欲发而不可得。此《易》之所谓「女贞」者也。深考此说，则伯氏之非茍发矣。

又，《大纪》工夫不敢辍，首盘古不可移也。事则信以传信，疑以传疑；理则可存者存，可削者削。近于三皇之世，载些语言甚有意思，俟面见求益也。来书末后所赞鄙言，因事愤发，既以自警，又以奉告。若不于此省悟著工夫，真可惜逡巡枉过一生也。临死而后悔之，则无及矣。德美当有见处，不可为事物所驱役不知觉也。大抵情所重处，便被驱役，自以为是，而不知区区于一物之中，可惜哉！人本与天地同德，乃自弃于一物，可惜哉！某为此言者，非谓德美为事物驱役也，大概相警发耳。其为事物所驱役，不为事物所驱役，惟德美自知之，某不得而与也。勉之勉之！

又，井田封建，施仁恩之大纲也。商鞅、王莽事甚明白，在所不论。董子限田之策，欲渐近古。而唐时府兵之制，亦师古者也。更能将历代田税制度精考，幸甚！周之宗庙只在镐，却于经无可据之文，而在洛却有可据之事。当时周公营洛邑，郊于此，社于此，益于此，诸侯朝于此，祼太室、行封赏于此，似宗庙在洛无疑也。故康王命毕公之文，直以洛邑为王室。唐、虞五载一巡狩，周制六年王乃时巡，车徒简易，非如后世有千乘万骑辨严之难也。四时来朝享，何难之有？洛在畿疆之内，无告行之礼，若适诸侯，则告行，亦非难事也。诸侯来朝享，礼必行于庙，报功行赏，亦必于庙，则洛邑固已朝诸侯、行封赏矣，故曰以宗庙在洛无疑也。惟告朝一事，思天子以祝文遣使，命东郊大臣代告，疑亦可也，但无经文可證耳。主命之文，为出疆设祭祖祢，告命为主，事有主名，非可泛行他事为文，况祭祀必于宗庙，而可行于疆外乎！或谓设虚庙于洛，载主在于是，遇时祭则祭，如烝于文王、武王是也。《礼》曰：「当七庙五庙无虚主」。则庙不可虚设矣，则所谓四岳之下皆有庙榭。又曰：「明堂见于太山」。不知据何经而云然乎？成周宣榭火，是周东迁，平王都于此矣。其有固宜，又何可引以为證也？切更思之。

又，郊社之义，谨按孔子曰：「礼者，义之实也」。王者祭天于郊南，面阴也。阴气者，地之体也。天尊地卑，王者父天母地，不敢悖天地之大义也。郊特牲，而社稷太牢，具牛羊豕为太牢，太牢固非特牲，又安知其非牛羊乎？礼有以多为贵者，有以少为贵者。王者父天母地，不必事事同，然后为礼。天无二日，土无二王，家无二主，尊无二上，自有等降也。只如人事父母，其孝爱之心则一，其事则不可同矣。礼以节文为主，若无节文，乃非礼也。《周礼》成于刘歆，歆是不知三纲之人，其书不可引以为證。孟子之言有激而云耳，当以活法观，若以死法观之，则得乎天子而为诸侯，得乎诸侯而为大夫。诸侯大夫莫非有功于民，乃得为诸侯大夫，若以得乎天子诸侯而为诸侯大夫，成甚说话。谓变置社稷，如天子变置诸侯。若欲变置土谷，则土谷不可变置。若欲变置勾龙周弃，则一世伟人英灵在天，不可以比。无道诸侯，诛责而变置之也必矣。

又，旱乾水溢，人君当反躬修行，今反加诛罚于鬼神，果何义耶！《曲礼》下篇曰：「天子祭天地，祭四方，祭山川，祭五祀，岁遍」。来教谓「《礼》曰：『天子祭天，祭社稷，祭五祀』」。出于何篇也？《曲礼》下篇又曰：「诸侯祭方祀，祭山川，祭五祀。大夫五祀，岁遍。士祭其先」。《王制》曰：「天子祭天地，诸侯祭社稷，大夫祭五祀」。夫天固诸侯之所不得祭，地虽为母道，又妻道也，臣道也。天子大社封五色土，诸侯各以其方色，是诸侯虽祭地，而比之天子则有等矣。诸侯方祀，殆为是乎！夫诸侯之不敢祭天，犹支庶人之不敢继祖也；诸侯之得祭地，犹支庶人之各母其母也。又按孔子曰：「祭帝于郊，所以定天位也；祀社于国，所以列地利也」。又曰：「礼行于郊，而百神受职焉；礼行于社，而百货可极焉」。又曰：「郊，所以明天道也；社，祭土而主阴气也」。又曰：「夫礼必本于天，殽地降命。命降于社之谓殽地」。又曰：「社，所以神地之道也。地载万物，天垂象，取财于地，取法于天，是以尊天而亲地也」。故教民美报焉。礼虽无明文，犹当以义起，况顺于理义又有明文如此之多乎？更加深思博观天下之义理可也。

又，示谕数端，皆列圣因革大致也。漫具鄙见，幸却指其未到。建正，自黄帝、尧、舜皆建寅，夏后氏受禅，因而不革也。商之所以建丑，周之所以建子者，为天道至微，所以因时易命改建，所以发明三阳之义，以诏天下后世。其旨深远，不可浅近看也。二帝而上，恐未有是也。服色，恐是随五德之运。禹平水土，北方黑，故尚黑；汤征伐，西方金，故尚白；周亦征伐，火克金，故尚赤，不只以物生之色为上也。忠质文之更，尚承忠之弊，以敬。太史公之言非是。忠与质相近，大抵虞、夏质，殷、周文。殷人以木辂为先辂，是尚质也。周之五冕皆玄冕，朱里延纽，五采缫，十有二就，皆五采，王十有二，玉笄朱纮，其文可知也。圣人欲乘殷之辂，服周之冕，是文质参用也。周以玉辂为先辂，今乘殷之辂，谓之变周之文，从殷之质，亦可也。礼乐之仪章器数，须有本文为之记，可也。不可谓之经，以其是有司之事耳。若《礼》之理，《乐》之义，则在乎《易》、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春秋》之中矣，故通谓之「六经」。贡赋，王畿之内，谷粟自足用，若夫礼乐制度所须之物，则取之九州四海然后足。故任土作贡，各以其所出，不必云取其美物以当谷税也。

又，鲁惠欲以私爱立桓公，隐公承父之志，不立乎其位可矣；今既居其位，又以让桓，则与有罪矣，传说未可非也。首止之盟，义系于齐桓之会王世子，而不系于王世子会齐桓。无亏之杀，义系于宋襄，而不系于齐人。齐昭杀孝公之子，三《传》不载，未详其事，不可凿也。春秋之时，天子无号令，甚矣！卫惠既死，王命讨之，虽为后时，然犹胜终不讨也。齐桓承王命而不动大众，亦得轻重之宜矣。为卫侯者，即日因齐桓之京师，请归罪于司寇，以忠孝盖前人之愆，可也。齐师以是日至，直以是日与之战，甚矣！故义系于卫，而非系于齐也。圣人权轻重，不失毫釐。君子积数十年探讨之心而为之传，岂苟然也？凡有疑，则精思之。思精而后讲论，乃能大有益耳。若见一义即立一说，初未尝求大体，权轻重，是为穿凿；穿凿之学，终身不见圣人之用。

又，承讨论《春秋》学，某未能得髓，何足以辱公问？姑道所见。大一统之法，奉天子正朔是矣，恐不更当用首年也。商、周必改正朔者，三阳之发，天道至微，圣人推而行之，其用妙矣，但人未之思耳，非止于易民观听也。易月之意，无可疑者。圣人制作万世不易之典，其中大有革而不因者，曾易月之可惮乎？一个「春」字，便是行夏之时，正次王，王次春，则立意又别也。以《周书》考之，嗣子即位于初丧者也。踰年之制，方欲讨论深思，只是国史于此年之首方记即位之事也。《春秋》之法，大复仇，然不为复仇而作也。复仇，《春秋》法中一事耳。幽王宠褒姒，黜申后，废嫡子，立伯服，破灭宗周，其罪甚大。故其父子间，圣人所难言也。及其赗仲子，蹈履车之辙，然后书而深罪之也。然则圣人所以不以复仇责平王者，其意所见，殆与书晋弑其君州蒲之类相近似乎！故谥法名之曰「幽」、「厉」。虽孝子慈孙，不能改也。隐公若不自立，使诸大夫具事本末请王命，则可免矣。《传》谓隐无正者。正，谓不请王命耳。故仲氏以摄为无正，为非义之所存也。故纪侯之去，与其他出奔者不同。故仲尼以「去国」书之，而不书「奔」，故不与其他失国者一例，以名书之也。可谓权轻重，不失毫釐矣。伊川先生未成书，故不能无毫釐未尽善处也。公子郢虽当立，孔子正名，必须请王命，然后为正也。田常弑君，告于哀公，哀公使告三子，孔子岂得不告？告而从，则必请王命，王若能从鲁请，兴义师，便为平定天下之端，不为东周矣。

又，首年之义，恐不可泥于一说。诸侯奉天子正朔，便是一统之义。有事于天子之国，必用天子之年。其国史记政，必自用其年，不可乱也。当时诸侯纪元，乃是实事，与后世改元者不同也。圣人于元上见义，若诸侯无元，则亦不成耑君矣。如元亨利贞、乾坤四德，在他卦亦有之，不可谓《乾》、《坤》方得有元，他卦不得有也。《易》载其理，《春秋》见其用，恐义亦当如此也。祔礼必行之于庙，但皆不见其制度。《书》中有康王受命一事，恐或可推，但无徵不信，不敢遽立说耳。圣人释栾书，归弑于一国之人，若圣人事亲，在乎当诛一国之人乎理不然，《春秋》亦空言耳。宜更思之。窃意《春秋》当以复仇责平王，而圣人不责之意，亦别有说乎？不然，愚说亦有味也。隐公不请王命，固不是，请王命而有得国之意，亦不可。若革先君之不义，请王命而立宗人之贤者，疑亦可也。道固多端，不可执一也。若纪侯者，非齐侯无道暴横之甚，则多守其国者也。去太王则远甚，亦贤于其他自取灭亡者也。故圣人书法如此。舜之为子，烝烝乂不格奸，不可与常人比并而论也。天下有大义，亘古亘今，不可磨灭，要在识之而已。以众授齐侯，亦圣人与狂狷之意，非尽善也。无情反复，然心之精微，言岂能宣？涉著言语，便有滞处。历圣相传，所以不专在言语之间也。

又，先儒之说，须傍附义理，不可轻破，要在自以意观之。所谓以田为地统者，为是二阳也，偶便是坤矣。若阴，则从阳者也，岂可以为统乎！明者，阳也；晦者，阴也。见者，阳也；不见者，阴也。寅正三阳，发见明，孰加焉。故先儒谓夏数得天，百王所同。圣人南面而听天下，必以此为正也。

周之三月，今正月也。鲁隐公八日之间，再有大异，今一日而两异见，比《春秋》抑有甚焉，可不惧乎？今边防之策，圣谟深远，讲之熟矣，然而将未得人，兵未核实，器械未精，储蓄未备。臣愿陛下与二三大臣因灾而惧，谨其藩篱，常若寇至，不可一日而弛也。至于臣下，则有官居保傅，手握兵符，而广殖货财，专事交结，夺民利，坏军政，人不敢言，道途侧目，养之不已，其患将有不可胜言。此臣忧国惓惓纳忠之至意也。

《春秋》之所贬，礼义之所否；《春秋》之所褒，礼义之所予。书天王狩于河阳，恶晋侯以臣召君，存君臣之礼义也；书晋侯杀其世子申生，恶晋侯杀嫡立庶，存父子之礼义也；书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，恶其乱夫妇之礼义也；书天王杀其弟佞夫，恶其乱兄弟之礼义也。若乃荀息废嫡立庶，死于私昵，似忠而非忠，则书其名以贬之。赵盾亡不越境，反不讨贼，则与之以恶名，此则礼义之深存焉者也。故曰：有国者不可不知《春秋》，前有谗而不见，后有贼而不知。为臣者不可不知《春秋》，守经事而不达其宜，遭变事而不知其权。盖以礼义者，所以别嫌疑，定犹豫，圣人用之以为维持防范之具，帝王之所同然，而孔子备载之于此书也。后之王者将欲抑诡类而畅皇极，非《春秋》何所法哉？孔子曰：「吾志在《春秋」》。又曰：「知我者，其唯《春秋》乎？罪我者，其唯《春秋》乎」？诚以天子之事尽在是矣。后世诸儒不知出此，而妄意求圣人于名数凡例之末，于礼义之宗谩不能略究其意。故《公羊》以祭仲之废君为行权，则是臣可得而废君，此不究君臣之礼义也；《谷梁》以卫鞅拒父为尊祖，则是子可得而废父，此不究父子之礼义也；《公羊》以妾母而为夫人，则是妾可以配嫡，此不知夫妇之礼义也；《谷梁》以隐公为不能以自正，则是弟可以犯兄，此不知兄弟之礼义也。唯《左氏》得圣人之意，明于礼义之旨，以为《春秋》之意。或求名而不得，或欲盖而名章。书齐豹盗三叛人名以惩不义，以恶无礼也。则又为之说曰：上之人能使昭明，善人劝焉，淫人惧焉，是圣人之深意，《春秋》之极功也。

《孟子》曰：「王者之迹息而诗亡，诗亡然后《春秋》作」。又曰：「其事则齐桓、晋文，其文则史，其义则丘窃取之矣」。孟子数言，何其尽《春秋》之旨也。昔予尝怪平王之诗不列于天子之《大雅》，而下同于诸侯之变风，久而得之，乃知平王之时无复有王道矣。夫平王之诗何以独无王道？盖父子、君臣、夫妇、兄弟，王道也。隐公即位，不禀于天子；与邾仪父盟于蔑，而授之私盟，而天子不问，是无君臣之道也。郑伯克段，天子又不问，是无兄弟之道也。平王已前未至此极，夫子伤之，此《春秋》所以始于隐公也。或削去即位，或书其私盟，或削去公子名而书郑伯，或书天王而名宰咺，是皆以王道正之也。呜呼，天下不可一日而无王道也久矣。天下一日而无王道，是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。吾夫子悯人欲之日起，悼天理之将灭，所以因鲁史而作《春秋》，盖将以续三王之道，而扶天理之将亡也。夫子自卫反鲁，然后乐正，《雅》、《颂》各得其所。又删《诗》、《书》，又定礼乐，又系《周易》，如是足以明王道矣；而又区区作《春秋》者何哉？盖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，先世之遗言，而夫子之心曾未见之行事，是吾道于经莫之见也。圣人以谓吾道在我，而不遇汤、武之位，不登王道，无复见之行事，于是宗鲁史之笔，以见王道之施设焉。夫旧史自付之鲁史，而《春秋》乃传之弟子，意以传来世，而初不以示人也。彼鲁史者特一实录耳，安知所谓王道哉！予夺抑扬，夫子以王道注之笔削。其笔也见圣人之所在，其削也见圣人之所归。学者傥于笔削之间上溯圣人之心，乃知夫子虽千古而常在也。且以隐公元年论之。书「元年」，书「正月，公即位」，此鲁史也，付之鲁国者也。笔「王」字于「春」下，而削去「公即位」，此夫子《春秋》也，此付之门弟传来世也。诚如鲁，又有何义哉？惟圣人寓于笔削，此所以其义无穷。请试言之。夫笔「王」字于「春」下，乃知王之所为，天之所为也。削去「公即位」三字，乃知隐公之即位，不禀于天子也。自此类而推之，则知不书赗葬成风，王不书天，吴楚之人卒不书葬者，皆圣人削之以正王道也。邲之败，鲁之旧史书先縠也，而《春秋》乃书荀林父。卫侯出奔，鲁旧史书孙林父宁殖也，而《春秋》乃独书卫侯出奔齐耳，皆圣人笔之以见王道也。因笔削以求圣心，王道岂不昭昭乎？傥于此而求之，则二百四十二年之笔削，森然在目，皆圣心之发见也。圣心之所与，王道之所与也；圣心之所夺，王道之所去也。学者傥未遽得夫子之心，莫若先明《大学》之道。夫《大学》之道，王道也。王道何在？在格物也。格物者，穷理之谓也。天下之理无所不穷，则几微之至，无不极其所至矣。故曰物格而后知至，知至而后意诚，意诚而后心正，心正而后身修，身修而后家齐，家齐而后国治，国治而后天下平。傥知格物之学，则可以知圣人之心；知圣人之心，则可以知圣人之笔削；知圣人之笔削，则虽生乎千百载之下，一读《春秋》，乃如历邹鲁之国，登洙泗之堂，亲见吾夫子之威仪，闻吾夫子之謦欬，亲传吾夫子之心法。既传其心，则饮食寝处，洒扫应对，无非吾夫子之运用。穷而独善也，隐微之间，有庙堂之显，幽暗之际，有日月之明。达而兼善也，乾旋坤转，雷厉风飞，百物阜康，万邦绥缉。旂常彝鼎不足以形容，钟鼓管弦不足以倾写，而高车驷马，衮冕圭璋，有不足以荣辉也。

大夫卒，日与不日有义乎？曰：《春秋》因旧史以成书，日与不日，旧史之文也，圣人何容心焉。曰：今之学者以是分君臣恩礼之厚薄，可从欤？曰：《春秋》书大夫之卒者三十有一，其不日者四，而在隐公之世者三人。立乎定、哀以指隐、桓，史之阙遗者多矣，圣人安得而尽知之？三家之专鲁，其权迫君，叔孙得臣之卒而宣公独不加之礼乎？恐非其实也。学者知《春秋》不以日月为例，则不固矣。

春会秋盟，隐公之从戎也亦甚矣。徐戎并兴，东郊不开，伯禽禦之之术尚可考也。委而不修，汲汲然与之盟，此《春秋》所以讥之也。

世子君子，盖有忠而被戮者矣，然未必皆其不察者之罪，而或者亦自取也。夫可疑之形见，则徒信不足以自孚；相忌之隙开，则徒廉不足以自洁。是故君子之善处此也，必先有以固人之心，以自固其身。鲁隐之欲逊于桓也，公子翚谄于隐曰：「将为子杀桓而终立」。隐公不听，翚卒谮于桓而弑隐。悲夫！隐有逊国之心而不能免者，亦其断不足而无以自固也矣。夫已与闻其邪说，拒之而贳之，虽翚不谮，则桓亦不能安于隐。何者？彼固有无君之心而动于桓，而隐之不诛，则是纵桓之贼也。摄桓之位而又纵其贼而不治，岂所以固桓之心也哉？使隐而正子翚之诛，则桓将义隐之为，虽有他谏，不能入矣。故夫君子必有所公以成其私者，谓此类欤！韩信不纳武涉、蒯通之说，其忠于汉也甚矣，已而卒执于高祖，天下悲之。然信有以来之也。信之王齐也，岂不知夫高帝之情而出于强勉而独以坚汉耶？武涉、蒯通之说，信之计可以施矣。公惬天下之议，而私不失为一己之谋者，二子之计也，而信失之。呜呼，其卒为汉擒也，宜哉！或曰：「云梦之会，信尝斩钟离昧以说矣，而卒不解，则亦徒为是忍也」。是不然。疑甚而隙大，亦已晚矣。惜也，此计不行于二子也。

《春秋后传》、《左氏章指》二书，故中书舍人止斋陈公傅良之所著也。《春秋》之学不明久矣，啖、赵之后，至本朝而后有泰山孙先生复，尊王之说弥显，公是刘先生敞《权衡》、《意林》等书，订證尤详。伊川程先生颐虽无全书，而一序所该，圣人之大法备矣。自王荆公安石之说盛行，此道几废。建炎绍兴之初，高宗皇帝复振斯文，胡文定公安国承伊洛之馀，推明斯道，劝讲经筵，然后其学复传，学者以为标准，可谓大全矣。东莱吕公祖谦又有集解行于世，《春秋》之义殆无遗蕴。止斋生于东嘉，天资绝人，诵书属文，一旦迥出诸老先生上，敛然布衣，声名四出。六经之说，流行万里之外，而其学尤深于《春秋》。钥非深于此者，尝涉猎诸公之书，非不明白，然亦不过随文辩释，间有前后相为发明者，亦不见体统所在。钥自客授之初，即从止斋游，虽不得执经其门，尝深叩之。同在西掖时，始以《隐公后传》数篇相示，因为道《春秋》之所以作，左氏之所以有功于经者，其说卓然。且曰：「自余有得于此而欲著书，于诸生中择其能熟诵三传者，首得蔡君幼学。蔡既仕，又得二人焉，曰胡宗，曰周勉。游宦必以一人自随，遇有所问，其应如响」。而此书未易成也，未几去国，而钥亦归，虽若相忘于江湖，而友朋之来，必以此书为问。虽亲炙之者跪以请，则曰：「此某身后之书也」。迨卒于嘉泰三年，而此书始出。其婿林子燕最得其传。又四年，而后长子师辙与其徒汪龙友以二书来。钥老矣，如获希世之珍，屏去他书，穷昼夜读之，始尽得其大意。呜呼，盛哉！盖未有此书也。先儒以例言《春秋》者切切然以为一言不差，有不同者，则以为变例，窃以为未安。公之书不然，深究经旨，详阅世变，盖有所谓隐、桓、庄、闵之《春秋》，有所谓僖、文、宣、成之《春秋》，有所谓襄、昭、定、哀之《春秋》。始焉犹知有天子之命，王室犹甚威重，自霸者之令行，诸侯不复知有王矣。桓公之后，齐不竞而晋霸；文公既亡，晋不竞而楚霸。悼公再霸而又衰，楚兴而复微，吴出而盟诸夏，于越入吴，而《春秋》终矣。自杜征南以来，谓平王东周之始王，隐公逊国之贤君，其说甚详。而公以为不为平王，亦不为隐公，而为桓王，其说为有据依。又其大节目如诸侯改元，前所未有。齐鲁诸大国比数世间，有世而无年。至记厉王奔彘，始有纪年。古者诸侯无私史，《乘》与《梼杌》、《春秋》皆东迁之史也。书齐郑盟于石门，以志诸侯之合，书盟于咸，以志诸侯之散，是《春秋》之终始也。隐、桓、庄之际，惟郑多特笔；襄、昭、定、哀之际，惟齐多特笔。诸侯专征而后千乘之国有弑其君者矣，大夫专将而后百乘之家有弑其君者矣。宋、鲁、卫、陈、蔡为一党，齐、郑为一党。公会齐、郑干中丘而后诸侯之师衡行于天下，罪莫甚于郑庄，宋、鲁、齐、卫次之。而父子兄弟之祸，亦莫甚于五国，是可为不臣者之戒矣。齐桓公卒，郑遂朝楚；夏之变夷，郑为乱阶。侵蔡遂伐楚，以志齐桓之霸；侵陈遂侵宋，以志楚庄之霸，足以见夷夏之盛衰矣。书公孙兹帅师，书公孙敖帅师，书公子季友卒，皆见三家之所从始。首止之盟，郑伯逃归，不盟则书，以其背夏盟也。厉之役，郑伯逃归，不书，盖逃楚也。夷夏之辨严矣。自隐而下，《春秋》治在诸侯；自文而下，治在大夫。有天下之辞，有一国之辞，有一人之辞。于干戈无所不贬，于玉帛之使则从其爵，劝惩著矣。文十年而狄秦，又三十年而狄郑，又五十馀年而狄晋。狄郑犹可也，狄晋甚矣。贬不于其甚，则于事端，馀实录而已矣。此皆先儒所未发。至僖之三十一年，四卜郊不从，乃免牲，犹三望，极言鲁之用天子礼乐，以明堂位之言为不然。惠公始乞郊而不常用，僖公始作颂而以郊为夸，引祝鮀之言为證，此尤为前所未闻也。若左氏或以为非为经而作，惟公以为著其不书，以见《春秋》之所书者，皆左氏之力。《章指》一书首尾专发此意。昔人以杜征南为丘明忠臣，然多曲从其说，非忠也。公之《章指》谓「君子曰」者，盖博采善言，「礼也」者，盖据史旧文，非必皆合于《春秋》。或曰后人增益之，或曰后人依仿之，或以凡例义浅而不取，或以例非左氏之意。盖爱而知其恶者，乃所以为忠也。又言庄公元年至七年及十九年以后，讫终篇多无传，疑有佚坠，公之求于传者详矣。呜呼！与止斋游，前后三十年，不得卒业于其门，既兴殄瘁之悲，而后得二书，其间尚有欲质疑而不可得，此所以抚卷三叹而不能自已也。

右，臣伏睹二月某日国子监准尚书省劄子，备奉圣旨云云。臣官为博士，不当越思，然自二月庚辰忽见此异，即尝博考经史，推验天人，徒积忧惶，不敢论奏。及见朝廷访求谠直，已至馆职，启沃之论，当复不少，举而行之，天意自回。及今浃旬，沴气未散，辛卯之夕，狂风大作，已复为雪。逮至壬辰，日光已见，暖气已效，而雪犹不止。阴盛侵阳，一至于是，圣心忧恻，必倍于前。臣履陛下之朝，食陛下之禄，则安得不忧陛下之忧？忧而不告，是谓欺君，越职而言，亦为犯上，勿欺而犯，前训具明，敢假便文之误，以负事君之义？又况秦置博士，掌通古今，逮及汉朝，亦承疑问。然则采摭古今之事，以裨国家之阙，乃臣职分所当然也。臣谨先取经史所载雷雪之异，开列如后：一、按《春秋》：「隐公九年三月癸酉，大雨震电。庚辰，大雨雪」。《公羊传》曰：「大雨震电，何以书？记异也。何异尔？不时也。庚辰，大雨雪，何以书？记异也。何异尔？俶甚也」。何休注曰：「此桓将怒而弑隐之象」。胡安国传曰：「震电者，阳精之发；雨雪者，阴气之纵。周三月，夏之正月也，雷未可以出，电未可以见，而大震电，此阳失节也。雷已出，电已见，则雪不当复降，而大雨雪，此阴气纵也。夫阴阳运动，有常而无忒，凡失其度，人为感之也。今阳失节而阴气纵，公子翚之谗兆矣，钟巫之难萌矣」。一、按《西汉书·五行志》：「隐公九年三月癸酉，大雨震电。庚辰，大雨雪。大雨，雨水也。震，雷也。刘歆以为三月癸酉于历数春分后一日，始震电之时也，当雨而不当大雨。大雨，恒雨之罚也。于始震电，八日之间而大雨雪，恒寒之罚也。刘向以为周三月，今正月也，当雨水。雪杂雨，雷电未可以发也；既已发也，则雪不当复降。皆失节，故谓之异」。一、按《晋书·五行志》，「吴孙亮太平二年二月甲寅，大雨震电。乙卯，雪，大寒。按刘歆说，此时当雨而不当大雨。大雨，恒雨之罚也。于始震电之明日而雪，大寒，又恒寒之罚也。刘向以为既已震电，则雪不当复降。皆失时之异也。天戒若曰：为君失时，贼臣将起，先震电而后雪者，阴见间隙，起而胜阳，弑逆之祸将成也。亮不悟，寻见废」。又：「元兴三年正月甲申，霰雪又雷。雷霰同时，皆失节之应也。四月丙午，江陵雨雹，是时安帝蒙尘」。右，臣开具在前，并是经史本文，别无删润。其中虽多忌讳之语，不当陈于盛大之时，然若不摭前世之禨祥，何以助陛下之警惧！但天之降灾，本各有徵，而徵之在人，亦复不齐，难执一条，以尽天意。自《春秋》书鲁隐公雷雪之变，说者以为公子翚之应，由兹以降，大率皆依据其说以验其灾，證虽不虚，意则未广，质之圣训，殆不如斯。《书》曰：「天有显道，厥类惟彰」。故求天者必以类而推。又曰：「惟先格王，正厥事」。故应天者必随事而正。臣观雷震而复雪，只由阴盛而侵阳，傥悉求阴盛之由，始可见阳微之变。臣尝俯察近事，仰验天灾，得其大纲者有三，推其条目则有十三。何谓大纲有三？一曰阳德不修，二曰小人道长，三曰兵端有形。何谓阳德不修？臣闻天以刚，故能首出庶物；君以刚，故能宰制群动。而所谓刚者，非曰独擅威福而不可沮挠之谓也。无所牵制之谓刚，无所耽惑之谓刚，无所屈枉之谓刚，无所纵弛之谓刚。陛下自登大宝，二年于兹，宽仁如汤，懿恭如文，而裁制事物，似少刚断，得非于前数者有不足乎？臣近闻群臣有以刚断之说劝陛下者矣，臣不知其说果如何也，臣但见陛下近日临决机务，自任太过，未免其间有得有失。如斥逐李棣不由人言，此刚断之得者也；大臣有罪，台臣一章而径罢，降虏建节，全台论之而不回，此刚断之失者也。夫《大有》刚健，必本于明；《中庸》三德，知先于勇。必知其贤，然后可任之勿贰；必知其邪，然后可去之不疑。是以先臣司马光曰：「闻人之言而能别其是非，故谓之聪；见人之行而能辨其邪正，故谓之明。是非既辨，邪正既分，奸不能惑，佞不能移，故谓之刚；取是而舍非，诛邪而用正，确然无所疑，故谓之断」。然则所谓刚断者，岂以独擅威福，不可沮抑之谓哉？此臣所谓阳德不修之目一也。国家崇奖台谏，以为耳目，政恐人情下壅，奸宄内萌，若非刚正之臣，必重仇怨之虑。责之以言，尚恐顾望，既言复沮，谁复切摩？陛下优容直臣，固为盛德，而讳忌鲠论，尚有疑形。臣观近日台谏之言稍稍不效，虽听用固亦不少，然或不行，或训饬，或宣谕而止者，亦不一事也。至于全台弹击，近时罕闻，假使发之之轻，尤当勉彊以受，所以存朝廷之纲纪，植伉直之风声。垂裕之谋，莫便于此，岂可但欲令行不反，人不我违？深恐台谏之轻，甚非国家之福。此臣所谓阳德不修之目二也。窃惟经筵讲读之官，实任古者保傅之责，所以程颐谓天下之重任，惟宰相与经筵。天下治乱系宰相，君德成就在经筵。然其辅养圣躬之方，岂止讲论数刻之久？故轮夜直，款侍燕閒，不独共究义理之微，亦欲潜移逸豫之隙。窃闻近日宣召夜直，多在诘朝，臣不知蜎蜎游息之时，何以为存养夜气之道。阳明升则德性自用，阴浊盛则物欲必行，保护清明，孰如义理？臣闻唐宦官仇士良尝教其徒曰：「天子不可令閒，常令以奢靡娱其耳目，使日新月盛，无暇及他事，则吾辈可以得志。切勿使亲近儒生，彼见前代兴亡，心知忧惧，则吾辈疏斥矣」。要知小人陷君于恶，亦自有术，然则人主欲远小人，安可不知？昔者禹恶旨酒而好善言，旨酒既疏，善言方迩。深思大禹之策，政反士良之谋，盖此重则彼轻，此消则彼长，安可徒徇一日之乐，反易终身之忧！此臣所谓阳德不修之目三也。臣闻贱货贵德，然后可以为天下；昭德塞违，然后可以临百官。臣近得之道路，封桩下库所藏宝器，陛下已宣取入内。夫藏之内府与藏之外府，本亦何间？但前朝所以并寘于外者，盖有说焉。似闻象簟之类，则没入之器也，四圭有邸，则祀天之器也，此岂容寘内府哉！往者藏之外府，盖崇贵德之义，践塞违之训，而陛下一旦纳之宫中，其为损岂细也耶！至如封桩库钱，始创之法，非军事不得支用。寿皇圣帝在位之时，间有宣取，盖以阅武内庭，欲备犒赏，故实以犒赏之数取之，非托以为名也。今陛下沿例以取，而人以为言者，盖取之惟有此名，用之则无是实。古者天子无私财，至汉虽有少府之藏，已不敢侵大司农之费。政如今日，州郡有军资、公使之别，公使而用军资之钱，则为碍条法。陛下既为天下之主，岂可不以身率天下，内帑之费不加裁损，而但取足于封桩乎？陛下虽曲从近臣之请，更不取拨，然前日陛下所以为此者，必以内帑钱乏故也。今若欲留封桩之钱，必须痛节内帑之费。费傥不节，钱必不继，则陛下能保后日之不拨乎！万一不免取拨，臣下又复执奏，则陛下能必从其请如今日乎？此臣所谓阳德不修之目四也。天子禁卫，上应天象，所以周防详密，盖示名分尊严。若以式律言之，夜开宫殿及城门者，皆须墨敕鱼符，其受敕人具录所开之门并出帐送中书门下，自监门卫士将军以下，俱诣閤覆奏，既听，即请合符开锁。监门官司先严门仗，所开之门，内外并立队，然炬火，对勘符合，然后开之。诚以王者所居，体当持重，祖宗立法，自有远谋。窃闻近日水门之禁启闭不时，此非常开之门，尤当谨守其节，有何缓急，自弛堤防？臣闻仁宗朝，兖国公主深夜入宫，吕诲即奏劾公主宅使臣及皇城司经历门户管当人，乞行取勘，以谓宫钥谨严，以时启闭，盖备非常，此而不禁，后有窃发，何以备禦。先臣忧国深远如此，以公主君父之至亲，非时入内，犹被按劾，况下于此者乎！况疏于此者乎！此臣所谓阳德不修之目五也。何谓小人道长？臣观今日之势，正人与邪人较，则邪者必胜；朝臣与倖臣较，则倖臣必胜；士大夫与吏人较，则吏人必胜。臣请得别白言之。夫事君当以道也，则曰不如随俗；御事当以法也，则曰不如从例。士大夫固知俗不可以违道，例不可以违法，然卒之守道者困，随俗者显，徇法者阂，用例者行。以至议论有是非，则非常胜是；事理有义利，则利常胜义；人情有公私，则私常胜公。细察闾阎之间，上至朝廷之际，往往皆然，不知世变何以至此？是宜上感于天变，殆非一人之所为。然陛下尊据崇高，宗主神民，则不得不自任其责，故曰「正人与邪人处，则邪者必胜」。此臣所谓小人道长之目一也。臣闻人君以法守天下，士大夫以法守官职。人君所为少出乎法，则士大夫悉力争之，非为身也，为法也，非为法也，为国也。周昭，一医官耳，何致烦陛下破法，而令其臣曰：「一切违碍并免」。夫既谓之违碍，则是法不可也，给舍执而争之，是官当然也，而陛下不从其说。何周昭能使陛下屈法，而给舍不能屈陛下守法？此门既启，后孰窒之？故曰「朝臣与倖臣较，则倖臣必胜」。此臣所谓小人道长之目二也。吏道之盛，无如今日，州县之吏止能制百姓，中都之吏乃能制官员，台省之吏至能制朝廷。州县之吏所以能制百姓者，与监司之吏通也；中都之吏所以能制官员者，与台省之吏通也；台省之吏所以能制朝廷者，与权倖通也。臣请得以近事明之。陛下为《会计录》，所裁损者特毫末耳。其间裁损之目，缘及省吏，事犹未行，即倡言于外，曰「减诸军雪寒钱」，盖欲藉此以动摇军情尔。幸而事状显著，不能惑众卒之心，怨谤之言，上彻圣聪，似闻陛下亦悔此举。不知今日困匮如此，若不撙节，何以理财？小者如此，大者不复可议矣。故曰「士大夫与吏人较，则吏人必胜」。此臣所谓小人道长之目三也。何谓兵端有形？今日士大夫游谈族议，特虑北虏耳。北虏不足虑也，所可虑者，彼有边鄙之警，则或恐有豪杰从中起耳。万一有此，不特为彼之祸，亦将为我之祸也。盖为彼祸首者，必假我以为词，当是之时，我将何以处之？受之则与北虏为敌，而吾亦无以处彼；攻之则是为寇雠除害，而吾终不获其利。此臣所谓兵端有形之目一也。国家所以能自固于东南者，以有蜀耳，蜀之所以能自固者，以有剑外之兵耳。今剑外之兵，何啻如贾谊所谓「股大于腰，又苦𨂂盭」，然亦无如之何也。为今之策，止有宽两蜀之民，为彊本之计。而今日两蜀事权四分五裂，制置主民，总领主财，戎帅主兵，茶司主马。兵不可阙食，马不可无本，则总领不可无财，而制置司不可不恤其民，亦其势然也。闻之蜀士，两蜀之民贫至骨矣，民贫既甚，祸乱易兴。此臣所谓兵端有形之目二也。二广盐筴，其法屡更，大要不过官搬客贩两说尔。官搬则利于广西，客贩则利于广东。广东之盐，专靠贩入西路，今广西既用官盐，则广东之盐必发泄不行。使朝廷催迫卖钞，任事者稍稍营财，祸将起矣。盖广东自来有私贩之害，祖宗时，江西客贩未通，官盐少至赣上，赣州诸县并食广东私盐，朝廷甚费区处。今日淮盐既通，固无向者之害。然而赣州僻远诸县如龙南、安远等处食广东私盐如故，广东摧锋一军及大奚山一带人，皆以贩盐为活。官盐既不流通，必归罪于私贩，万一禁防稍密，盗贼便兴。此臣所谓兵端有形之目三也。蜀之黎、雅，广之宜、融，湖北之辰、沅、靖，俱有戎獠之患。惟蜀之黎、雅，朝廷留意镇抚，诸戎又经败衄，近颇安靖，不足深忧。如宜、融南丹之族，辰、沅罗鬼之族，皆尝深入省地，摇动边陲。而数州边防，闻甚茍简，至空有寨栅之名，而无卒徒以守，仓猝有变，何以支吾？唐李绛谓受降城兵籍旧四百人，及天德交军止二十五人，器械止有一弓。以今概之，往往如此，是岂可不虑哉！此臣所谓兵端有形之目四也。近日会子流通，胜于见钱，官私便之，似觉无敝。然杞人虑短，尝窃忧之。夫会子，不过数寸纸耳，而乃与泉货埒权者，此无他，官司许作见钱入纳，而市井兑便者稍众也。有如缓急，富人收兑便之铺，私下无换易之地，则臣恐仓卒之际，未必不扰。近日湖北稍稍见矣，缘湖北会子当来止于湖北京西界内行使，襄汉戍卒月得料钱，全靠客旅贸易，然其会子止到鄂州便著兑换，而官司无以权之。总司入纳，又止视市价，不同见钱，每一贯会子止可作五百左右。会子既轻，商旅不行，商旅不行，军人所得会子愈难变转，而会子愈轻矣。诸军汹汹，颇以为言，特未有征行，未敢发耳，是岂可不预计哉！此臣所谓兵端有形之目五也。推是求之，特不止此，姑举其大者，条列以上。仰惟陛下践临大位以来，五谷顺成，四方无虞，仰观乾象，俯察地理，灾异绝少，而人情初不以为喜。今忽有此异，才数日耳，而人情莫不以为忧，不论贤愚，不问贵贱，各随所见，推步阴阳。天动于上，人忧乎下，是何故也？得非志不足以胜气乎？以臣观今日之势，政如衰弱之人，天和气燠，左右顾忌，犹恐不免，忽遇风寒雨湿之变，使有所感触，其为疾疢岂不易耶？当是之时，犹不谨审服食，精调起居，以为保养身体之策，臣不知其可也。臣愚欲望陛下修身以德，修德以人，亲近儒生以讲治原，奖进君子以御小人，大明公道以正风俗，增重台谏以彊朝廷，节用爱人以厚天下，选择守令以起内治，博求将帅以固疆圉，然后天变可塞，人情可纾，保国宁家，政在今日。臣之区区，犹有未尽。夫人君之道，莫先于修德，莫切于爱身，人臣纳忠于君，亦莫如修德、爱身之为急。恭惟寿皇圣帝勤劳天下二十馀年，精神未衰，志气尚彊，即以大位付之陛下，盖欲亲见圣子身致太平。陛下既即大阼，四方之人莫不延颈举踵，望陛下德业日新，名誉日隆，以仰答寿皇圣帝付托之重。而道涂流言，皆谓陛下宫中宴饮稍失节度。其事信否，固未可知，然万一有此，则于修德爱身之道无乃亏乎？夫酒之为物，伤性败德莫加于此，匹夫溺之，尚且足以殒身丧家，而况人主乎！侧闻仁宗皇帝在御之日，灾异屡臻，日食地震，江淮腾溢，风雨害稼，司马光奏疏以为燕饮过差所致，因乞悉罢燕饮，以解皇天谴告之威。夫日食地震，江淮腾沸，风雨害稼，以阴阳感应之理推之，何预乎宴饮？而光直指以为言，盖人君之身，上与天通，光之所言，即《洪范》庶徵之微旨。然则臣之所谓以类而推，随事而正者，非臆说也。惟陛下念上天警戒之切，念祖宗创造之艰，念寿皇委寄之隆，念天下属望之深，侧身应灾，改过不吝。人情天意，本不相远，陛下今日傥能择一二过举之事系人耳目者，先与改图，然后命两府大臣悉更敝政，内外闻之，孰不欢喜？如此则何灾不弭，何变不消，永保生民，丕享大福。臣命轻蝼蚁，言涉乘舆，席藁待诛，不能望赦。臣下情无任战慄之至！

或问：六经之说，诸儒穿凿害之也，而《春秋》为尤甚。前公、谷、左氏，后之诸儒又从而羽翼之，横生意见，各立一说。夫彼此一事，彼以为是，此以为非，彼此互相矛盾；前后一人，前以为褒，后以为贬，前后自相牴牾。然其大端不过有二：一以日月为褒贬，二以爵号为褒贬。以日月为褒贬之说，彼徒见夫盟一也，有日者，有月者，盟宜书日，而或书时，入宜书日，而或书月，若是其不同也。以爵号为褒贬之说，又见夫国君一也，而或书子、书侯，或书名、书字，或书州、书国，书人一人，而前氏后名又若是其不同也。愚请得而析之。蔑之盟不日则曰其盟渝也，柯之盟不日则曰信之也，将以渝之者为是乎？信之者为是乎？柯之盟不日，而葵丘之盟则日书之，或曰危之也，或曰美之也，将以危之者为是乎？美之者为是乎？公子益师卒不日，左氏曰公不与小敛也。然公孙敖卒于外，而公在内，叔孙婼卒于内，而公在外，其不与小敛明矣，又何以书日乎？《公羊》曰：「公子益师不日，远也」。然公子貙远矣，又何以日乎？《谷梁》曰：「不日，恶也」。然公子牙、公孙意如亦恶矣，又何以书日乎？葬必书月日，而有不书月日者，则曰不及时日而得葬也。不及时而不日，正也；过时而日，危不得葬也。然过时而日，直指齐桓公言。当是时，诸公子争国，危之隐可也。卫穆公、宋文公无齐桓公之才，无争国之患，过时而日，有何可隐之乎？宋缪公之日葬，又何危乎？凡此者，疑误而难通也，孰谓《春秋》必以日月为褒贬乎！至于来归仲子之赗，而宰书名，则曰贬之也；使荣叔归成风之含赙，而王不称天，亦曰贬之也。岂归仲子之赗，罪在冢宰，而不在天王乎？归成风之含赙，罪在天王，而不在荣叔乎？《春秋》书王，本以正名分也，若归赗含赙而称王，将以为正名分，可乎？谷伯、邓侯称名，说者以为朝弑君之贼而名之，滕子、纪侯独非朝弑逆之人乎？滕、薛称爵，说者以为能修朝礼而与之朝，隐公有何可褒而褒之乎？若以滕、薛称爵而与之朝，是亦谬妄之甚者也。或曰：滕本侯爵也，朝弑君之贼而黜称子，以滕有可贬也。终春秋之世不复侯，岂皆有可贬之罪而黜之乎？或曰：为时王之所黜。使时王而能黜诸侯，则纪纲法度之施，礼乐赏罚之权，天王能执之矣，安得谓《春秋》为天子之事乎？荆书楚，已而书楚子，说者曰进夷狄也。夫中国而夷狄，则夷狄之可也，夷狄而中国，则亦中国之乎？圣人作经，本以辩夷夏之分，顾乃进夷狄而退中国乎？若此之类，不可以一二数，要皆可疑而难通者也，孰谓《春秋》以名称爵号为褒贬乎？大抵《春秋》以事系日，以日系月，以月系时，事成于日者书日，事成于月者书月，事成于时者书时。若夫水旱、雨雹、霜雪、日食、星变、山崩、地震、火灾、螽螟、彗孛之类，凡若此者皆以日成也。其朝觐、蒐狩、会遇、平和、来至、侵伐、围取、迁戍、袭奔、城筑、作毁，凡若此者皆以月成也。崩、薨、卒、葬、弑、逆、叛、放、败、入、灭、获、擒、斩，凡若此者皆以时成也。或宜日而不日，宜月而不月，皆史之所载者失之也，假如其事当书月而鲁史但书时，其事当书日而鲁史但书月，则圣人安得虚增甲子乎！是《春秋》不以日月为例也。《春秋》据事直书，而善恶自见，名称、爵号从其名称、爵号，而是非善恶则系乎其文，非书名者皆贬，而书字者皆褒也。某与某在所褒而旧史只着其名，某与某在所贬而旧史只着其字，则圣人之褒贬岂在求其名与字而笔之于经乎！是《春秋》不以名字为褒贬也。若夫因其所书日月之前后而知其是非，因其所书爵次之名字而知其优劣，则有之矣，非圣人故以是而为褒贬也。庄公春筑台于郎，夏筑台于薛，秋又筑台于秦，是阅三时而土功屡兴，国政荒废也。宣十五年秋螽冬蝝生而下民怨咨，是历二时而五谷不登，饥馑荐臻也。庄公八年春，师次于郎；夏，师及齐，师围郕；冬，师始还也。是阅三时之久，劳民动众，以伤匮财谷，邦国其不受害乎？若此之类，盖于书时见之。桓二年秋七月，杞侯来朝，九月入杞，见其于来朝之国，未几遂兴师以入之也，不以交邻为重，而以利欲为必，是以强大侵侮乎弱小也。昭七年三月，公如楚，九月，公至自楚，见其朝夷狄之国，不能自强于政治，受制于人，阅七月之久，往来跋涉而劳于行也。僖公二年冬十月，不雨，三年春王正月，不雨，夏四月，不雨，六月乃雨，见其阅年而后雨，则万物焦枯而饥馑交至，道殣相望也。若此之类，盖于书月见之。癸酉，大雨，震电，庚辰，大雨雪，其于八日之中，再见天变也。辛未，取郜，辛巳，取防，于旬之日间而取二邑，以瘠人肥己，是其人欲一动，不明乎天理之可否，视诸王制百里之封，在所益乎？在所损乎？壬申，御廪灾，乙亥，尝又灾，见尝于天变无恐惧脩省之意，于灾沴之不敬也。己丑，葬敬嬴，庚寅，乃克葬，延二日之久，见不能事亡如事存，葬礼之无备也。丙午，及荀庚盟，丁未，及孙良夫盟，有以见鲁先晋而后卫也。己未，同盟于鸡泽，戊寅，及陈袁侨盟，见晋人先盟诸侯而后及大夫也。若此之类，盖于书日见之，以是为圣人日月之书不书，寓乎褒贬则误也。若夫名称、爵号之异同，政事之大小，辞目之详略，有蒙上文而杀其辞者，固难一二尽也。时变之升降，世道之盛衰，亦有因之以见者。楚，一也，始书荆，再书楚，已而书楚子；吴，一也，始书人，再书吴，已而书吴子，于以见夷狄之势浸盛而难制。鲁以大夫而会诸侯，大夫犹不氏于后，则大夫无有不氏者。诸侯大夫而弑君者名之于后，虽弑君之贼亦有书氏者。小国大夫皆以名与人也，曹、莒无大夫，于后则曹、莒皆有大夫矣，此见大夫皆为政而犯分也。始也吴、楚君、大夫皆书人，终也吴、楚君、大夫皆以爵、氏，以见夷狄之大夫皆往来于中国，而无夷夏之别矣。列国诸侯之子皆称世子，而预会预伐者，于以见居丧而称子也。入春秋以来，薛侯爵也，而书伯，滕，侯爵也，而书子，于以见诸侯之爵次皆以大小为差等，会于曹则蔡先卫，得其少长之序，而天秩不乱也。蔡乃武王之所封，而伐乎郑，则卫先蔡，失乎名分之宜，而天叙无章也。卫其成王之所封乎？是爵次之先后，皆以目前强弱为崇卑，而不复用周制为品第也。淮之会，许以男而先邢侯，是几微弗谨，而上下之位失。戚之会，邾以子而先曹伯，是大小无序，而尊卑之次紊。萧鱼之会，以世子而先邾莒之君，于以见霸者之为政，皆以私意为轻重，无复以礼文为仪则也。垂龙之盟，内之则公孙敖会诸侯召陵侵楚之师，外之则齐桓主盟于中夏，于以见大夫敌于诸侯，而莫知其非也。凡若此者，名称从其名称，爵号从其爵号，而是非善恶乃因之而见，初非圣人特以是为褒贬也。学者必欲于名称爵号之间，而求非圣人褒贬之意，窒碍而不通矣。泥于名数，务于新奇，恐非圣人明白正大之心尔。学者之观《春秋》必先破《春秋》以日月为例之说，与夫以名称爵号为褒贬之说，而后《春秋》之旨可得而论矣。

或曰：子谓《春秋》不以日月、名称、爵号为褒贬，信然矣。若是则《春秋》所书皆据旧史尔，门人高弟不能赞一辞，其义安在？曰：有《春秋》之达例，有圣人之特笔。有日则书日，有月则书月，名称从其名称，爵号从其爵号，与夫盟则书盟，会则书会，卒葬则书卒葬，战伐则书战伐，弑杀则书弑杀，一因鲁史旧文而书之焉，此达例也。或史之所无而笔之以示义，或史之所有而削之以示戒，此特笔也。「元年，春，王正月」，此史之所无也，而书「王」，是圣人笔之也。中国之诸侯有葬楚君者，此史之所有也，不书「葬」，是圣人削之也。晋侯召王，明见于传，则书曰「天王狩于河阳」，所以存天下之防，立万世君臣之大义也。宁殖出其君，名在诸侯之策，则书曰「卫侯出奔」，所以示人君之戒，为后代臣民之龟鉴也。不但曰仲子而曰「惠公仲子」，不但曰成风而曰「僖公成风」，不曰陈黄而曰「陈侯之弟黄」，不曰卫絷而曰「卫侯之兄絷」。阳虎陪臣，书之曰「盗」；吴、楚僭号，书曰「吴、楚」。纠不称公子，小白书「齐」；突不书郑，而忽书「郑」。立晋而卫书「人」，立子朝而尹子书「氏」。凡此皆圣人之特笔也。故曰：其事则齐桓、晋文，其文则史，其义则丘窃取之矣。盖用达例而无有加损，圣人之公心；有特笔而明其是非，圣人之精义。达例所书，非必圣人而后能，虽门人高弟预之可也；精义所在，门人高弟岂能措其辞哉！盖非圣人不能与也。学者之观《春秋》，必知孰为《春秋》之达例，孰为圣人之特笔而后可观《春秋》矣。沆尝推《春秋》之义，窃以为其大旨有三：一曰明分义，二曰正名实，三曰著几微。所谓明分义者何也？每月书正以明正朔之所自出；王人虽微，必序诸侯之上，皆以正君臣之大分。内齐而外楚，内晋而外吴，始书荆而后书楚，始书吴而后书子，皆所以别夷夏之大防。书晋申生、许止，明父子之恩；陈黄、卫絷，明兄弟之义。曹羁、郑忽，长幼之序正；成风、仲子，嫡庶之别植。凡此之类，皆所以明分义也。所谓正名实者何也？《传》称隐为摄而圣人书之曰公，则非摄矣；《传》称许止不尝药，圣人书之曰弑，则非不尝药矣。卓之立未踰年，圣人正其名曰君，则里克之罪不能逃；夷皋之弑归罪于穿，圣人书之曰盾，则赵盾之诛不能掩。齐无知陈佗踰年而书之曰弑，正君臣之大分也；阳虎陪臣，而书之曰盗，律讨贼之至公也。凡此数者，皆所以正名实也。所谓著几微者何也？郑伯使宛来归祊，而继书入祊，著其不当受之辞；宋人以郜鼎赂我，圣人书之取郜大鼎于宋，纳于太庙，示其所可却之义也，今其不却、不辞者，欲心眩迷而天理晦蚀也。天王狩于河阳，壬申，以朝于王，所以明因狩而后朝王也。公如京师，遂会宋公、卫侯、郑伯、曹侯、邾人、滕人伐秦，明如京师而后伐秦也。公子结媵陈人之妇于鄄，遂及齐侯、宋公盟，著其所以失己失人也。隐公、齐侯、郑伯在中丘，公子翚帅师会齐人、陈人伐宋公，子翚无君之心著矣。葵丘之会，周公与焉，已而书曰「戊辰，诸侯盟于葵丘」，以周公与会而不与盟也。虽然，诸侯咸集，无敢异志，齐桓尊周之义见矣。邢丘之会，改命朝聘之数，怠其政而使大夫听命，曾不思邦交玉帛，非臣下所得专，晋悼乃不自为政，而委之大夫，是之谓倒持太阿而受之柄也。及溴梁而大夫独盟，威福之权操于下，而君上失政，其萌宁不兆于邢丘之会乎！盟宋之役，倡为弭兵之名，合诸侯而使晋楚交见，曾不思戎狄豺狼，非中国所可通，赵武乃徇其邪说，而与之交礼，是之谓自撤藩篱以媚夫盗也。及于申而蛮夷望风，篡弑之贼无忌惮，而夷狄强横，其事岂不自夫有宋之盟来耶？凡此之类，皆所以著几微也。其他书法，不一而足，然其大者则不出于三者之外矣。圣人之笔如化工，随物赋形，洪纤高下各得其所，而生生之意常流行于其间，虽其所纪事实不出于鲁史之旧，而其精神风采则异矣。学者之观《春秋》，知有《春秋》之达例，则日月、名称如后世诸儒之穿凿者不用也；知有圣人之特笔，则夫分义、名实、几微之辩，有关于义理之大原者，不可不深察也。若曰《春秋》但约鲁史之文，使其文简事该，则夫人皆能之矣，何以为《春秋》乎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