学《春秋》者，舍三《传》无以考其成，而士有志者，类欲尽束三《传》，独抱遗经，岂非以其互相牴牾而不一其说乎！窃常思之，《左氏》熟于事，而《公》、《谷》深于理。盖左氏曾见国史，而公、榖乃经生也。惟其曾见国史，故虽熟于事而理不明；惟其出于经生所传，故虽深于理而事多谬妄；二者合而观之可也。《左氏》虽曰备事，而其间有不得其事之实；《公》、《谷》虽曰言理，而其间有害于理之正；此又学者不可不知也。《左氏》每述一事，必究其事之所由，深于情伪，熟于时世，往往论其成败，而不论其是非，习于时世之情伪，而不明其义之所在。周、郑交质而曰「信不由中，质无益也」，宋宣立穆而曰「可谓知人矣」，鬻拳谏楚子临之以兵而曰「爱君之至也」，赵盾杀君，出不越境，返不讨贼，而曰「惜也，越境乃免」，此皆知其事而昧于理者尤多。楚自得志汉东，骎骎然荐食于中国，齐桓既攘之，晋文又攘之，其功伟矣，此正孟子所谓彼善于此则有之矣，齐桓、晋文岂能骤举而攘之哉！必先剪其手足，使无所助，而为犄角之势。是故桓公将攘楚，必先有事于蔡；文公将攘楚，必先有事于曹、卫，此事实也。而左氏不达其故，于侵曹伐卫之书，则曰「重耳出奔，曹卫皆不礼焉」，推寻事由，毛举细故，而二公攘夷安夏之义不明，而功罔昭矣。其他纪事往往类此。然则《左氏》之纪事固不可废，而未可尽以为据也。宗《左氏》者以为丘明受经于仲尼，所谓好恶与圣人同矣。然《左氏》大旨多与经戾，安得以为好恶与圣人同乎！观孔子所谓「左丘明耻之，丘亦耻之」，乃窃比老彭之意，则其人当在孔子之前；左氏传《春秋》，其事终于智伯，乃在孔子之后。说者以为与圣人同者为左丘明，而传《春秋》者为左氏，盖有其证。或以为六国时人，楚左史倚相之后，所以载虞不腊等语。秦尝以十二月为腊月，而《左氏》所述楚事极详，盖有无经之传，而未有无传之经，亦一证也。若夫公、谷二氏固非亲受经者，其述事皆得之传闻，又未曾见国史，故其事多谬误，略其事而观其理，其间固有精粗之不同，然害于理者亦甚众，此欲致知者之所宜明白而深辩之也。《公羊》论隐、桓之贵贱而曰子以母贵，妾母以子贵。夫谓子以母贵可也，谓母以子贵，可乎？推此言也，所以长后世妾母凌僭之失，未必非此言基之也。《谷梁》论世子蒯聩之事则曰信父而辞王父，则是不尊王父也。夫尊王父命不可，而曰信父可乎？推此言也，所以启后世父子争夺之祸，将以此为藉口也。赵鞅入于晋阳以叛，及后归于晋国，则是以臣而叛君也，而曰以地正国，可乎？后之臣子有据邑以叛主君，称兵向阙，以诛君侧之恶人为辞者，未必不由此言阶之也。公子媵陈人之妇于鄄，遂及齐侯、宋公盟，《公羊》曰大夫受命不受辞，出境有可以安国家、利社稷则专之可也，后之人臣有生事于境外，私相交誓，而以其国白委者矣。纪侯大去其国，圣人盖与之，则曰为襄公讳也。襄公复九世之雠，《春秋》大之，后世盖有穷兵黩武而报复之无已者取法焉。祭仲执而郑忽出，其罪在祭仲，《公羊》则曰祭仲贬损，反经之权，后世盖有废置其君如奕棋者矣，其视君臣之伦何如也！圣人作经，本以明理也。自传者学不知道，妄为之说，而是非易位，义利无别，其极于下之僭上，卑之凌尊，父子相夷，兄弟为仇，为臣而称兵以向阙，出境而矫诏以行事，国家易姓，而其大臣者反以盛德自居而不知愧矣。君如武帝，臣如不疑，皆以《春秋》定国论，而不知其非，此其为害岂不甚于叙事失实之罪哉！愚尝以《公》、《谷》、《左氏》三传要皆有失，而失之多者莫如《公羊》；何、范、杜三家各自为说，而说之谬者莫如何休。《公羊》之失既已略举其一二，而何休之谬为尤甚。「元年，春，王正月」，《公羊》不过曰「君之始年尔」，而何休则曰《春秋》记新王受命。于鲁滕侯卒，公羊不过曰滕微国而侯不过嫌也，而何休则曰《春秋》主鲁，记隐公以为始受命于王，滕子先朝，故褒之。黜周王鲁，《公羊》未有明文也，而何休乃倡之，其诬圣人也甚矣。公羊曰母弟称弟，母兄称兄，则其言已有失矣，何休又为之说曰：「《春秋》变周之文，从夏商之质，明当亲厚乎兄弟也」。使后世有亲厚于同母之兄弟，而薄于父之枝叶，非斯语坏之乎！《公羊》曰立嫡以长不以贤，立子以贵不以长，其言已有失矣，何休为之说曰：「嫡子有孙而死则立孙，明当立子以贵也，兄死而不立孙」。使世有憾于质文之异，而紊嫡庶之分，昧立子之义，非斯语祸之乎！其释会戎之义，则曰夷狄之慕中国，来者勿拒，去者勿追也。《春秋》之作，本以正夷狄也，来勿拒、去勿追，可乎？其释天王使来归之义，则曰王俱南面而治，有不绝臣之礼。《春秋》之作，本以尊天王也，谓之有不绝臣之礼，可乎？隐三年春王三月己巳，日有食之，《公羊》不过曰「记异也」，何休则曰是后卫州吁弑其君完之变，诸侯初僭。元年秋大水，公羊不过曰「记灾也」，何休则曰先是桓篡隐，与专易朝宿之地，阴逆怨气所致也。凡地震、山崩、星电、雨雹、螽螟、彗孛之类，莫不推寻其致变之由，考验其为异之应，其不合者必强为之说。《春秋》记灾异，而其说不书，曾若是琐碎磔裂乎！若此之类，不一而足，此皆何休之妄也。观夫三子之释《传》，惟范宁之过少，于《公》、《谷》之义，有未安者，辄曰「宁未详」，盖讥之也；何休则曲为之说，适增《公羊》之过尔。故曰范宁，《公》、《谷》之忠臣；何休，《公羊》之罪人。沆尝谓罪人者固难逃后世之公议，而忠臣之名固后学所当景仰而企及者也。吁！揖逊之高风既未泯于后世，去就之有礼又无忝于前哲，使世人而皆贤，则世济其美，又何不可追先圣之芳踪，而标准乎万世哉！诚不敢僭言以断诸儒之是非，特辩正之，以开后学之迷惑，俾世之读麟经者，晓然知先圣夫子作《春秋》大义，在于抑邪说，正人心，扶三纲，植五常，内中国，外夷狄，尊三王之盛德，贱五霸之假借，以拯三极之道矣乎！

王者以道治天下，则《春秋》之道隐；不以道治天下，而恶其书之著，则王临川是也。先儒谓圣人谨四时之春，正天地之经也；谨一王之书，振君臣之纲也；谨日月之书，顺方物之宜也；谨人名之书，辩君子小人之道也；谨中国外戎之书，正华戎之分也；谨父子兄弟夫妇之书，序人道之正也。礼乐征伐之权、朝觐会同之节，凡大经大法粲然，靡所不备，用之则王，舍之则亡，杂之则霸。方周之衰，王道寖微，圣人忧之，此书所为作也。若曰道虽不行于一时，书则可垂于万世，有王者兴，犹可稽之以为验，操之以为决，故曰王道之权衡也。先儒尝病丘明昧于经意，汩乱纲常。若天王于卿士而言贰与叛，上公下临侯国而言拜成，王室讨诸侯而言背盟。君臣三纲之首也，而悖谬若是，则改而正之，宁无望于后人乎？公之学盖欲沿伊川之书，以求圣人之心者。如言平王在位日久，恬于颓靡，无复振起之略。诸侯专肆，变法坏纪，乱臣贼子，接迹海内，荆楚强暴，凭陵中国，平王不可望矣，故托始于隐公。及二百四十年之后，则齐、晋又衰，政出大夫，吴楚横行中国，不复知有周矣，故终于越入吴。其志虑可谓深长，而规模可谓正大。惜乎排摈沮抑，不使其身获安于朝廷之上，书虽不废于当时，而道则不行于天下。盖临川欲灭其书，是犹畏《春秋》之存也；金陵之秦，则视书存亡皆以为不足计矣。王黜圣经，实基戎祸；秦害忠良，益稔戎骄。流毒千古，吾不知何时而已邪？愚是以读公之书，悲公之心，为之掩卷三叹。然犹幸其书之存也，庶几有望于后之君子焉。

臣闻周宣王之中兴，序《云汉》之诗者美之曰「遇灾而惧侧身脩行」，又曰「百姓见忧」。夫天以灾变警戒人主，其玩视而不知畏者，固乱亡之道；苟知畏矣，惟恐惧贬抑，而不能脩省于躬行，厉饬于政事，则虽有隐忧，百姓将何见焉？欲以感悦人心，兴复治功，其道无由也。臣读国史，窃见高宗绍兴三十一年春正月，雷发非时，而雨雪继之，殿中侍御史陈俊卿进言，谓鲁隐公八日再有大异，孔子谨而书之。震雷，阳也；雨雪，阴也。意者阳不能制阴，故阴出而为害。以类推之，是夷狄窥伺中国，臣下玩习威权之象也，可不惧乎？乃者立春之三日，雷震连夕，而继以大雪。陛下惕然祗畏，寝称觞之仪，罢垂拱之宴。一念所格，转阴为晴，自天基诞节，云翳豁开，数日以来，天宇清宴。天之仁爱陛下，可谓甚至。盖以易感之机而开陛下，非以可喜之祥而怠陛下也，陛下亦尝以陈俊卿之言思之否乎？夫天秉阳，君德也，泄以非时，而使阴慝之气出而乘之，陵暴肆虐，纷不可止，则代天职而为天之子者，亦盍知所以自警矣。徒曰恐惧贬抑而已，而不思振厉奋发，以昭布刚德，以整饬弊事，则是有负于上天示戒之意，而不足以动百姓见忧之喜。治乱安危，实分于此。夫外而夷狄，内而臣下，皆阴类也。方今鞑虏不道，蹂躏荆蜀，所至残毒，荡无噍类，江面震惊，旦暮凛凛，固不止于夷狄窥伺而已。督视之遣，中外想望，而费不预备，行且滞留，而所辟幕属，未厌物论。若为规画，已启玩轻，臣恐阳未足以制阴也。欲望陛下亟降御笔谕之，倍道疾驰，以慰荆湖军民之望。广其听纳，以来智谋；审其事宜，以谨号令；详其体访，以别能否；严其诛赏，以示劝惩。使风采可畏爱，而将士咸尽死力，则可以坐收攘却之功，而宽西北之忧矣。下之事上，分也。今也，上之体积轻，下之分莫守。权纲不振，多抑法而滥恩；命令方颁，已沮格而辄变。将帅骄蹇而难驭，士卒怨憝而易叛。指强无可使之势，尾大有不掉之忧，固不止臣下玩习而已。庙堂之上，惟事覆护，殆类掩耳而盗铃；志在苟安，何异惜莠而害稼。臣恐阳未足以制阴也。欲望陛下法天刚健，行以夬决。谨审于未发之初，坚守于既行之后。彰善而瘅恶，以植风声；信赏而必罚，以昭意向。则纲纪振明，观听一新，而率作兴事矣。至于宫掖之间，谓之非阴类，不可也。事关禁密，固非外庭所能悉之，臣得之传闻，谓女谒之根尚固，而宦寺之权或行。以陛下圣智，固非此辈所能蔽惑，然易狎难制，渐不可长。臣愿陛下日召二三大臣，与夫经筵讲读之彦，从容吁咈，讲明当今急务，而汲汲施行之。玉堂夜直，以备顾问，此祖宗旧典，旷废已久，亦宜时赐宣召，以裨聪明。庶几见士大夫之时多，接宦妾之时少，志虑清明，缉熙日益，以为消变召和之本。此尤不可不加之意也。陛下诚以是三者深思而力行之，则遇灾而惧，非徒有惧之之名，侧行修行，而皆有修之之实。令出而众听孚，本强而外患弭，则无愧于内修外攘之道，而中兴之功可以度越周宣矣。臣不胜惓惓（《清献集》卷八。）。

侧行：似当作「侧身」。

自东晋以来，剡雪舟遂为一大议论，名公钜儒，骚人墨客，泚笔费吟，往往口相传以熟。其尤好事者，则又入画图，坐对行赏。非韵致之胜，安能使人景仰企慕至是矣。尝评王、戴品目，歛约放恣固自不同，其风素自许则一也。然朋从盍簪，岂无他时？乘雪月之兴，小舟夜发，冒险盲进，殆几于狂；幸已及门，一举武便可倾倒，翻然去之，若将浼己，又几于简。且独不见士季之造叔夜乎？亦既见，只犹谓其何所闻而来，何所见而去，况不见而去者乎？此固子猷之所稔闻，何往来之飘忽也。嗟夫，所贵乎度外之士，故以其卓越而不可羁也，倘局促如辕下驹，则亦庸人耳，奚以垂名于不腐？安道矫矫高尚，弗受世俗薰染，固胜流之所望以为归。子猷蓬首绶带，不事其事，拄笏看山，漫不酬答，视二柏无如也，讵肯低头入其笼络？然其观也，径造而讴啸，遇主而引却，正与剡类。不然则剡溪蕴秀异，渡江名胜之所聚，舫经艎纬，何可殚纪。又王、谢诸人泛舟近郭，玩雪饮水，与子猷标致亦何异，世不传彼而传此，良以不见安道一节高出诸人之上耳。县有戴溪亭，在南门外可百步，莫详其所以始。翠岫清流，芊林占渡，蔚茂平衍，尽在几席，信绝景也。某年中文昌芮公煇宪节经从，尝为赋诗，更其名为「兴尽」，旋则复旧。今刑狱使者何公，前二年令其邦，靡废不举，独于斯亭未及料理，宜其不能忘情。会逢使本道，乃撤而新之，未期而成。土坚木好，至者改观，扁以「雪溪」，岷隐公之故也。王、戴远矣，亭之创久矣，顾未有大书记其颠末，非缺欤？公孤峭多大节，远辈晋人，故能举坠典于数千百年之后。然则入公职业之内者，吾知其不出公思虑之外矣，可敬而仰哉！某老矣，无复四方之志。家近剡曲，溯娥江，登嶀浦，入沃洲，访戴公宅，眷焉有怀，未之能遂。兹亭之成，其殆发予之覆也，故乐道其事。某井里名氏，凡见所记剡平籴仓，兹不复再书。

某顷辱下访，不惮数百里之远，意亦勤矣。宠以长书，示以巨帙，礼甚度，德甚谦，已足以药世俗自满之病。顾衰耄残息，何足称此？至于奖誉过情，拟非其等，此则谨不敢闻也。既而捧巨帙而敬观，以苏氏《古史》为题，占地步以甚阔；以朱子《馀论》为主，立门户以甚正。竦然异之曰，大哉书乎！此近世之所未见也，老眼为之顿明。尝谓汉当暴秦煨烬之馀，典籍灭亡，太史公作《史记》一部，上出唐虞，下包春秋战国，罗网放逸，黜削稗野，开天下之盲聋。后世得之如至宝，尊之如圣人，孰敢议其非者？迁亦自谓厥协六经异传，整齐百家杂语，藏之名山，副在京师，俟后世圣人君子，其自负至不轻也。至本朝欧阳公始讥之，其序帝王世次图，先立一准的，曰孔子定《书》，断自唐虞，所以略其远而详其近，谨其所不知也。司马迁远出孔子之后，述黄帝以来，详悉其世次，不量力而务胜。及订其缪，可以发千古之一笑，止以「惑世」二字断之。苏黄门师欧公者也，习闻其说，亦谓迁浅近而不学，疏略而轻信，切中其病，其词已激昂，不如欧公之从容温润也。至于自编《古史》，又叙三皇反加详焉，岂临文之际而忘之乎？抑不免于务胜而惑世也！朱子曰近世言史者，惟此书为近理，而学者忽之，止于本纪中提出七章，以订其未醇。今足下乃用朱子之意，削其世次，益以事实，黜秦伯而不污其纪，降三晋田齐而不作世家，增虞夏商周名臣于列传，而春秋战国之贤亦与焉，别立孔子及弟子传，止于孟轲，斥老子、荀卿于异端。其立义凛然，其用力甚勇。其地步阔而又阔，复加以正；其门户正而又正，复济之以阔。岂非欲推本于经，折衷以理邪？若以是为识本原而可达于圣贤，则不可必。识本原可达于圣贤，而后能推本于经，折衷以理也。然虽非学者之先务，而程子所谓考古今、别是非，亦致知之一端。今此编考订有證，纲目粲然，亦自可以名家矣。若曰著书垂后，有必于名家，恐为计太蚤，而自待太凉。窃虑后之视今，亦犹今之视昔也，此则不敢不以忠告。某血气既衰，学问枯落，记魄不强，挂一漏万，不足以识足下纂辑之误不误，论议之差不差，姑以愚见有疑于《古史》之一二，为足下陈之。欧阳公《春秋论》辨鲁隐公非摄，如此之明，苏学于欧岂不闻之？今《鲁世家》一信《左氏》语，岂忘之乎？苏氏以管仲智有馀而德不足，亦过矣。当是之时，利欲汩没，人心已亡，其所谓智亦只知得利欲一路，而于天理民彝未尝知也。愚方病其不足，安得谓之有馀？独苏氏以管子之书为战国之士假托其名而为之，言治国则以智欺其民，言治外则以术倾邻国，此则非习俗之所能识。视《国语》全本管子无它语，岂不陋哉？然犹取内政之制，此为可疑。夫子之于《春秋》，凡诸国变先王之法度，如爰田、兵甲、刑书之类，悉书之，不应于内政独不书也。既无其證，何以信于后？至谓管仲既没，齐国因其遗业，常强于诸侯，此亦诬矣。苏氏之叙微子也，未免徇左氏、太史公之无识，曾不少悟。夫子以微子「去之」为殷之三仁，「去之」之「去」是去纣而隐遁也，岂曰去商而归周乎？纣虽无道，有必亡之势，是时周犹服事殷也，不应微子遽畔其国，弃宗庙社稷而先降于周，不仁孰甚焉？设如其说，纣既追微子，又何为面缚衔璧，衰绖舆榇于军门？于是时也，武王不以故都封微子，乃封武庚，所以待微子者亦甚薄也。以愚观之，面缚舆榇，正武庚祈哀请命之态，武王不忍绝其商祀，使复其所，此仁人之心。至武庚俟间倡乱而周公诛之，而商祀绝，微子不得已始出而归周。周公固知其贤久矣，亟封于宋，《有客》之诗益可想也，「加封」二字且无明證。此于事理晓然者，莫有辨其诬，是亦不免于轻信也。至于《孔子传》叙叔梁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，母讳之，不以告其父之墓，此又何为轻信也？书圣人之家世而不典如此，何以谓之学者？合不以正而生圣人，天命必不如是之僭也。其书告陈恒弑其君之语，谓齐人不与者半，以鲁之众加齐之半可克也，此是以战国纵横之士待圣人也。圣人以大义告其君，岂以利害动其听哉？有曰孔子之归鲁，非求仕也，以为父母之邦，盖将老焉。此句大胜太史公。其为论也，谓夫子于陈蔡无取焉。以楚昭叶公之贤，前后六年，徘徊以俟，及浩然有归志，犹反于卫者，以须鲁人之招也。是以世俗鄙夫之意论圣人，与前一语如出两人之手。又言孔子以布衣养士，著籍三千人，其贤者凡十人而已，岂非轻信乎？其叙孟子也尤率心，借「不嗜杀人」之句，自发一段议论，又以指习为性为孟子之失。其论子夏开后世排伪学之端，其意亦有所指也。朱子虽谓其晚岁粗知省悟，终曰旧习已安，未易猝拔，而本原纲领终未明了。至哉言乎！今必有以细细剖击之，使后世无惑，则吾之本原方明，而吾之学力亦可以自慰也。然其议论之差，不胜其多，今不暇条列，更举一二言之。自入春秋以来，郑庄为一大罪魁，天伦荡灭殆尽，而苏氏犹以贤称之，此大惑也。自是之后，郑国数困于兵，可亡而不亡者，亦有其故。齐、秦、晋、楚之争伯，而郑居于中，遂为战场。惟其地为中国之险要，得之者必强，是以两欲得之，而非一国之所能独有也，故虽甚弊而不至于亡。及子产当国而伯业已衰，不然，则郑覆亡已久矣，安能待子产之出乎？子产之才，人孰不知？郑国之所以存亡者未易知也。晋文公不汲汲于得国，在春秋时固未易多得，苏氏遽以王者之事许之，则过矣，岂忘却圣人一「谲」字乎？至悼公频起诸侯之师，以不战困楚，此亦一谲之馀风，恐古之屈人兵者不如是也。其论乐毅也，不知身自堕于战国之习，所言不根于义理，反指书生之论以为笑，此其深病。前乎此，齐国伐燕矣，孟子教之曰「反其旄倪，止其重器，置君而后去之」，此则庶几乎王者之事。齐宣不能用，不足责也，乐毅自谓数奉于君子，而亦不知出此。既已席卷八百年之积聚归燕，顾乃久徘徊于二城之下，果何为哉？乌在其为奉君子之教？苏氏以为智勇相敌，势固然耳，此为实论乎？凡此之类，岂笔舌之所能既？足下潜心今古，识见迥特，议论淳正，比苏氏尤为峻洁。苏氏之传惟《伯夷传》实以夫子之言，此为最淳，其论亦简明，抑扬顿挫，有馀味也。足下已载其论，而去其春秋两辞，尤见高识。其间亦尚有些小徇苏处，更望玩索，无急急于成，甚幸。但名曰《古史要录》，未为正大，盖苏氏门下不是著脚处。昔司马温公尝编《稽古录》，极为简要，稽古之义亦甚大。拟欲易为《信古录》，如何？夫子曰「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」，是夫子之谦辞，此名也；今此录是录其古之可信者，此实也。又有一说，足下别录洙泗师友渊源，所以尊道统，阐圣学，淑人心，扶世教，揭民彝，此举甚善，但不以帝王本纪统之，似失其所以上接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之道。不若于春秋后自作洙泗师友一门，然后继以隐逸、异端、功利、兵法、刑名、纵衡诸家，如何？后世封谥不足为圣人轻重，盍去之？目录中历代诸臣，恐须列其姓名，庶分晓易见。本中误字脱落，尚亦有之。荒陋无以复来教，有辜下问之勤，不敢不尽所愿言。程子谓致知用力之方，凡一言考古今、别是非居其次，以读书讲明义理为第一，此正是识本原，可达圣贤之正路也。足下已幸需次差久，得以究朱子之渊源，一行作吏，此事便废。愿急急更于《四书》中夙夜探讨涵泳，其中义理无穷无尽。果能用力于此，则考古今、别是非特馀事耳。更于应事接物得其当也，出而事君，小则承流宣化，大则谋王断国，真可以阐圣学，淑人心，扶世教，揭民彝，不为虚语矣。不审高见然之否？不宣。

圣贤吾不得而见之矣，而得见圣贤于书；治乱吾不得而见之矣，而得知治乱于史。事纪于言，理寓于事，非事则理不可见，非言则事不可传。大哉，书与史之功乎！所以开万世之光明，立人心之好恶也。《书》曰：「天叙有典」。典者，君臣父子长幼夫妇朋友之伦也。因其生而分之以其所当处者谓之叙。又曰：「天秩有礼」。礼者尊卑贵贱等级隆杀之品也。因其叙而与之以其所当得者谓之秩。德者得也，得其道于心而不失之谓也。是以表章而荣显之于车服、名器之内，故曰：「天命有德，五服五章哉」！夫命者天之令也，人主体之而代天行化也。唐虞之世，面命之而已，虽尧之命舜，舜之命禹，皆命之以天下，亦不过执中之数语。至于命九官，咨二十有二人，往往见之于「都俞吁咈」之间。及殷高宗之命傅说，亦不出于一时之训诫，必皆叮咛于「钦哉」之一词。周之治尚文，然后有策命之礼，命微子，命蔡仲，命君陈，命毕公，命君牙，凡五篇皆成周盛时之文。穆王之二命已不可同年而语。平王之命文侯，悲叹感伤，气象索然，圣人存于《周书》之后，于以著王辙之所以东也。逮其末年，归惠公仲子之赗，圣人存于《春秋》之首，于以伤王辙之所以不复西也。甚矣，王之昏也。褒姒之难，废后黜适，王之所亲尝也。今乃以天王之尊，命冢宰之贵，下赗诸侯之妾，若礼所当然而不愧，此圣人绝望于平王，而《春秋》之所自始也。策命盖非常典，授之以土，授之以民，抚之以彝器，旌之以车服，明之以词章，司徒书命，司马与士书服，司空书勋，将之以太宰，侑之以内史，卿逆于境，侯郊劳，馆诸宗庙，馈九牢，设庭燎。及期设主，布几筵，太宰涖之，侯端委而入，太宰以王命命冕服，内史赞之，三辞三命，而后即冕服。既毕，宾飨赠饯，加之以宴好。吁，周之旧典礼经如此之重，授受其可不谨乎！春秋之国，咸沈酣于战争攘夺之中，纲沦法坏，朝贡聘告之使，希阔寂寥于天子之庭者，正以王命之轻也。秉周礼者莫如鲁，请以隐公观之。平王之崩，鲁无吊使，又不供王丧，致武氏子来求赙。后四年，王使樊伯来聘。后二年，南季又聘，而未闻鲁之玉帛入于洛也。桓公弑隐而立，篡贼也，鲁之所当讳也，固不敢命一介之使以告王。王乃使宰渠伯纠来聘，继之以仍叔之子，又继之以求车之使。桓公薨于齐，绐终不以礼，王乃使荣叔追命之，夫何王命之亵也！又以晋国大略言之。曲沃夺宗，叛王屡矣，不惟不之罪，反使虢公命曲沃一军为晋侯，其后侵并诸国，日益强大。文公伐楚，献俘于王，王享醴命侑，命尹氏及王子虎、内史叔兴父策命重耳为侯伯，赐之车服、弓矢、秬鬯、虎贲，曰：「王谓叔父，敬服王命，以绥四国，纠逖王慝」。重耳三辞，再拜稽首，奉扬天子之丕显休命，受策而出，出入三觐，其仪如此之恭也。惟此一命，于史有光。其次则卫之二命，一追命襄公，一答命蒯聩，皆有辞。自是不复再闻王命。后当威烈王二十有三年，忽有命三晋大夫为诸侯之辞，使人惊喜东周之勃兴，何为有是旷礼也。然既无备物典策，又无王人下临，若之何而命之哉？此又春秋之一变。仆深疑之。我朝治平初，司马温国公奉旨论次历代君臣事迹，锡命曰《资治通鉴》，正托始于三晋之侯。盖公不敢上续《春秋》，而乃下承《左氏传》，传以赵丧智伯终，《通鉴》以智伯立后始。然智伯之事陋矣，不足以为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纲，于是提三侯之命而追原智伯于其下，复著其述作造端之意，伤周室名分之大坏，而以「哀哉」二字殿于后。有典有则，正大激昂，所以扶天伦，奠民极，示万世帝王之轨范也。后之儒者，以公之言诚忠厚矣，犹虑其阔于事情也，故致堂胡氏追论晋悼公病于一惰，使大夫主诸侯之盟会于三晋强盛之几，以补司马公谨微之说。此特言其晋之几，而未及乎周之几也。是以朱文公《感兴》以昭王南下而不返，历春秋二百四十二年，王章久已沦散，何独至是而始可论也，此又补致堂之所未及。虽然，述春秋以后之书，舍是亦几无以为托始也。东迁之周平王以晋文侯立，而周已弱；襄王以晋文公定，而周遂衰；敬王以晋大夫立，而周益乱，晋大夫自是争衡于中国矣。况战国之周，土地日蹙，人才日消，王官不备，声名文物，黯无精彩，实不过诸侯一附庸耳。积轻至此，岂足以为天下重哉？仆闻君能制命为义，臣能承命为信。君不能以义制命，则无以使人心丕应，惟命之承。仆因质其疑于太史公，考之帝纪，书命三侯于九鼎震之下，此温公所以开端而著论也。考之世家，则曰魏、赵、韩皆相立为诸侯，岂非因其自相立，不得已而命之欤？又十有八年，田和求为侯，魏使使言，王许之，而后立。详观「许之」一字，即太史公以之而为命也。当是时王命轻于一羽，乌得而拒之哉？五伯莫盛于齐桓、晋文，犹熟视楚之至而不敢问，尚何待后之桓文罪一大夫之自侯也？前乎七十有馀年，卫犹以王命为重，后乎七十有馀年，诸侯自相王，王之不足，而又相帝，则于王何有？上下百五十年，苍姬将讫录，如日之莫，如岁之冬，天叙斲丧，天秩流离，天命僭忒而不可禦，非圣人定之以仁义中正而立极，岂区区智力所能折其冲而摧其势哉？天下固有不可为之时，而圣人则无不可为之道。孔子曰：「如有用我者，吾其为东周乎」？圣人固未尝不欲兴周道于东方。孟子亦谓夫子得百里之地而君之，必能朝诸侯，有天下，信不诬也。今考周之亡也，犹有邑三十六，口三万，土地宝器虽俱输于秦，周民遂东，是知王可降而民不可强之从，国可得而民不可强之屈。周之德泽入人如此之深也，在圣人亦未可谓不可为之时，况自有可为之道乎？胡氏乃遽曰「吾末如之何」者，亦勇于自弃矣。

学《春秋》者，舍三《传》无所考，而士之有志者，类欲尽束三《传》，独抱遗经，岂非以其互相牴牾，更相矛盾，而不一其说乎？窃尝思之，《左氏》熟于事，而《公》、《谷》深于理。盖左氏曾见国史，故虽熟于事而理不明。《公》、《谷》出于经生所传，故虽深于理而事多缪。二者合而观之可也。然《左氏》虽曰备事，而其间有不得其事之实；《公》、《谷》虽曰言理，而其间有害于理之正者，不可不知也。盖《左氏》每述一事，必究其事之所由，深于情伪，熟于世故，往往论其成败，而不论其是非，习于时世之所趋，而不明乎大义之所在。周郑交质，而曰「信不由中，质无益也」。论宋宣公立穆公，而曰「可谓知人矣」。鬻拳强谏，楚子临之以兵，而谓鬻拳为爱君。赵盾亡不越境，返不讨贼，而曰「惜也，越境乃免」。此其皆不明理之故，而其叙事失实者尤多。有如楚自得志汉东，骎骎荐食上国，齐桓出而攘之，晋文再攘之，其功伟矣，此孟子所谓彼善于此者。然其所以攘楚者，岂能骤举而攘之哉？必先剪其手足，破其党与，而后攘之易耳。是故桓公将攘楚，必先有事于蔡。晋文将攘楚，必先有事于曹、卫。此事实也，而《左氏》不达其故，于侵蔡则曰为蔡姬故。于侵曹伐卫，则曰为观浴与块故。此其病在于推寻事由，毛举细故，而二公攘夷安夏之烈皆晦而不彰。其他纪年往往类此。然则《左氏》之纪事固不可废，而未可尽以为据也。宗《左氏》者，以为丘明受经于仲尼，所谓好恶与圣人同者。然《左氏》大旨多与经戾，安得以为好恶与圣人同乎？观孔子所谓「左丘明耻之，丘亦耻之」，乃窃比老彭之意，则其人当在孔子之前。而左氏传《春秋》，其事终于智伯，乃在孔子之后。说者以为与圣人同者为左丘明，而传《春秋》者为左氏，盖有證矣。或以为六国时人，或以为楚左史倚相之后，盖以所载「虞不腊」等语，盖秦人以十二月为腊月，而左氏所述楚事极详，盖有无经之传，而未有无传之经，亦一證也。若夫公、谷二氏，固非亲受经者，其所述事多是采之传闻，又不曾见国史，故其事多谬误。略其事而观其理，则其间固有精到者，而其害于理者亦甚众。此尤致知者之所宜知，而深辨之也。《公羊》论隐、桓之贵贱，而曰「子以母贵，母以子贵」。夫谓子以母贵可也，谓母以子贵可乎？推此言也，所以长后世妾母陵僭之祸者，皆此言基之也。《谷梁》论世子蒯聩之事，则曰「信父而辞王父，则是不尊王父也，其弗受，以尊王父也」。夫尊王父可也，不受其父命可乎？推此言也，所以启后世父子争夺之祸者，未必不以此言藉口也。晋赵鞅入于晋阳以叛，赵鞅归于晋，公谷皆曰「其言归何，以地正国也」。后之臣子有据邑以叛，而以逐君侧之小人为辞者矣。公子结媵妇，遂盟，《公羊》曰「大夫受命不受辞，出境有可以安社稷，利国家，则专之可也」。后之人臣有事异域，而以安社稷、利国家自诿者矣。祭仲执而郑忽出，其罪在祭仲也，而《公羊》则以为合于反经之权，后世盖有废置其君如奕棋者矣。圣人作经，本以明其理也，而传者学不知道，妄为之说，而是非易位，义利无别，其极于下之僭上，卑之陵尊，父子相夷，兄弟为雠，为大臣而称兵以向阙，出境外而矫制以行事，国家易姓，而为其大臣者反以盛德自居而无所愧，君如武帝，臣如隽不疑，皆以《春秋》定国论而不知其非也。此其为害甚者，不由于叙事失实之过哉！故尝以为三《传》要皆失实，而失之多者莫如《公羊》。何、范、杜三家各自为说，而说之缪者莫如何休。《公羊》之失既已略举其二，而何休之缪为尤甚。元年春王正月，《公羊》不过曰君之始年尔，何休则曰《春秋》纪新王受命于鲁。滕侯卒不日，不过曰滕微国，而侯不嫌也，而休则曰《春秋》王鲁，托隐公以为始。黜周王鲁，《公羊》未有明文也，而休乃唱之，其诬圣人也甚矣。《公羊》曰：「母弟称弟，母兄称兄」。此其言已有失矣，而休又从为之说曰：「《春秋》变周之文，从商之质，质家亲亲，明当亲厚于群公子也」。使后世有亲厚于同母弟也，而薄于父之枝叶者，未必不由斯言启之。《公羊》曰：「立子以长不以贤，立子以贵不以长」。此言固有据也，而何休乃为之说曰：「嫡子有孙而死，质家亲亲先立弟，文家尊尊先立孙」。使后世有惑于质文之异，而嫡庶互争者，未必非斯语祸之。其释会戎之文则曰：「王者所不治也，录戎来者勿拒，去者勿追也」。《春秋》之作本以正夫内外之分，乃谓之王者不治，可乎？其释天王使来归赗之义则曰：「王者据土与诸侯分职，俱南面而治，有不纯臣之义」。《春秋》之作本以正君臣之分，乃谓有不纯臣之义，可乎？隐三年春二月己巳日有食之，《公羊》不过曰「记异也」，而何休则曰：「是后卫州吁弑其君。诸侯初僭」。桓元年秋大水，《公羊》不过曰「记灾也」，而休则曰：先是，桓篡隐，与专易朝宿之地，阴逆与怨气所致。而凡地震山崩，星雹雨雪，螽螟彗孛之类，莫不推寻其致变之由。考验其为异之应，其不合者必强为之说。《春秋》纪灾异，初不说其应，曾若是之琐碎磔裂乎？若此之类，不一而足，凡皆休之妄也。愚观三子之释传，惟范宁差少过。其于《谷梁》之义，有未安者，辄曰「宁未详」，盖讥之也。而何休则曲为之说，适以增《公羊》之过耳。故曰范宁，《谷梁》之忠臣；何休，《公羊》之罪人也。

右，《通鉴前编》，起帝尧元载甲辰，止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，凡千九百五十年，通为十八卷，二帝三王之事粗见首尾。大抵出于《尚书》诸经者，为可考信；其出于子史杂书者，不失之诞妄，则失之浅陋。盖其智不足以知圣人，而流俗传闻，其高者既以圣人绝世拔出，而大道必绝出于事物常情之表，故其说失之诞妄；其下者则又以世俗之腹量圣人之心，故其说又失之浅陋。惟《尚书》之仅存者，于今为帝王全书。刘道原《外纪》之作，《尚书》不入，虽曰遵经避圣，然帝王之事，舍《尚书》则诸家真稗官小说之流耳。今不敢从《外纪》之例，而从胡氏《大纪》之例焉。顾《尚书》一经，诸儒解者虽已精详，但似未尝潜泳反覆，以推篇章之全意，而句解字释，意或不属。履祥因为之注释，章旨随意所到，虽不能详，然圣经之篇章与圣人之体用似或得之。至于子史杂书之不弃者，则以古今共传，不可尽废。帝王世远，谈者日稀，礼失求诸野，此犹不愈于野乎？故存其近似，削其诞浅，或加之辨释焉。但惟此编本名年表，惟当于书史上阑之外表著其年，而附證于章后尔。既编年表，例须表题，或嫌于《春秋纲目》之例，然所用者既《史记》年表之法，而所表题又《书经》本语之文，虽间或增损，君子监其非僭可也。周平王以后，《春秋》自有全书，但左氏收拾国史以翼经，事于隐公之篇多误，于庄公之篇多缺，其间亦多有所遗。如楚、随所以争，起于请爵，管仲所以伯，本于内政；皆略不书，甚而孔子出处述作，亦俱不书焉。以其书主于解经，而其事或具于外传诸史。《秦誓》之作，在于封殽尸之后，传既不及，而《书》序又谬其时。卫辄父子争国，夫子自楚反陈，久之至卫，明年即反鲁，而记者多谓夫子久于在卫。履祥所编，欲止平王。而诸若此类，不可不辨。获麟以后，事多亡逸，欲备古今，以接《通鉴》，则于《春秋》所不能避，亦不敢尽入也。《春秋》一书，固圣人晚年哀痛之意，然孔子周游无位，典册不备，未必尽得周史，因见宗鲁一国之策，多违旧章，就加笔削，以示大法，其馀多因旧史，不尽改也。则其岁月名号改以从周，未必谬圣人之意；况又自有《皇极经世》之例，遂并论次，以接《通鉴》焉。呜呼！荀悦《汉纪》申监之书，志在献替，而遭值建安之季；王仲淹续经之作，疾病而闻江都之变，泫然流涕曰：「生民厌乱久矣，天其或者将启尧舜之运，而吾不与焉则命也」。履祥末学，非二公比，而其生不辰，罹此百忧，其所以拳拳缀辑者，特不为忧悴废业耳，覆酱瓿固可知也。刘道原《外纪后序》伤于废疾，愚尝三复其辞而深悲之，孰知吾之所悲，又有大于道原者耶？幸而天运循环，无往不复，圣贤有作，必有复兴三代唐虞之治于千戴之下者，区区此编之所望也。时上章执徐之岁冬至之日，金履祥后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