熙宁四年二月□日，殿中丞、直史馆、判官告院、权开封府推官臣苏轼谨昧万死再拜上书皇帝陛下：臣近者不度愚贱，辄上封章言买灯事。自知渎犯天威，罪在不赦，席藁私室，以待斧钺之诛。而侧听逾旬，威命不至，问之府司，则买灯之事，寻已停罢。乃知陛下不惟赦之，又能听之，惊喜过望，以至感泣。何者？改过不吝，从善如流，此尧舜禹汤之所勉强而力行，秦汉以来之所绝无而仅有。顾此买灯毫发之失，岂能上累日月之明，而陛下翻然改命，曾不移刻，则所谓智出天下，而听于至愚，威加四海，而屈于匹夫。臣今知陛下可与为尧舜，可与为汤武，可与富民而措刑，可与强兵而伏戎虏矣。有君如此，其忍负之。惟当披露腹心，捐弃肝脑，尽力所至，不知其它。乃者，臣亦知天下之事，有大于买灯者矣，而独区区以此为先者，盖未信而谏，圣人不与，交浅言深，君子所戒，是以试论其小者，而其大者固将有待而后言。今陛下果赦而不诛，则是既已许之矣，许而不言，臣则有罪，是以愿终言之。臣之所欲言者三，愿陛下结人心、厚风俗、存纪纲而已。人莫不有所恃，人臣恃陛下之命，故能役使小民，恃陛下之法，故能胜服强暴。至于人主所恃者谁与？《书》曰：「予临兆民，凛乎若朽索之驭六马」。言天下莫危于人主也。聚则为君民，散则为仇雠，聚散之间，不容毫釐。故天下归往谓之王，人各有心谓之独夫。由此观之，人主之所恃者，人心而已。人心之于人主也，如木之有根，如灯之有膏，如鱼之有水，如农夫之有田，如商贾之有财。木无根则槁，灯无膏则灭，鱼无水则死，农夫无田则饥，商贾无财则贫，人主失人心则亡。此必然之理，不可逭之灾也。其为可畏，从古以然。茍非乐祸好亡，狂易丧志，则孰敢肆其胸臆，轻犯人心？昔子产焚《载书》以弭众言，赂伯石以安巨室，以为众怒难犯，专欲难成。而子夏亦曰：「信，而后劳其民；未信，则以为厉己也」。唯商鞅变法，不顾人言，虽能骤致富强，亦以召怨天下，使其民知利而不知义，见刑而不见德，虽得天下，旋踵而失也。至于其身，亦卒不免，负罪出走，而诸侯不纳，车裂以徇，而秦人莫哀。君臣之间，岂愿如此。宋襄公虽行仁义，失众而亡。田常虽不义，得众而强。是以君子未论行事之是非，先观众心之向背。谢安之用诸桓未必是，而众之所乐，则国以乂安。庾亮之召苏峻未必非，而势有不可，则反为危辱。自古及今，未有和易同众而不安，刚果自用而不危者也。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悦矣。中外之人，无贤不肖，皆言祖宗以来，治财用者不过三司使副判官，经今百年，未尝阙事。今者无故又创一司，号曰制置三司条例。使六七少年日夜讲求于内，使者四十馀辈，分行营干于外，造端宏大，民实惊疑，创法新奇，吏皆惶惑。贤者则求其说而不可得，未免于忧；小人则以其意而度朝廷，遂以为谤。谓陛下以万乘之主而言利，谓执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财，商贾不行，物价腾踊。近自淮甸，远及川蜀，喧传万口，论说百端。或言京师正店，议置监官，夔路深山，当行酒禁，拘收僧尼常住，减刻兵吏廪禄，如此等类，不可胜言。而甚者至以为欲复肉刑，斯言一出，民且狼顾。陛下与二三大臣，亦闻其语矣。然而莫之顾者，徒曰我无其事，又无其意，何恤于人言。夫人言虽未必皆然，而疑似则有以致谤。人必贪财也，而后人疑其盗；人必好色也，而后人疑其淫。何者？未置此司，则无此谤，岂去岁之人皆忠厚，而今岁之人皆虚浮？孔子曰：「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」。又曰：「必也正名乎」。今陛下操其器而讳其事，有其名而辞其意，虽家置一喙以自解，市列千金以购人，人必不信，谤亦不止。夫制置三司条例司，求利之名也。六七少年与使者四十馀辈，求利之器也。驱鹰犬而赴林薮，语人曰，我非猎也，不如放鹰犬而兽自驯。操网罟而入江湖，语人曰，我非渔也，不如捐网罟而人自信。故臣以为消谗慝以召和气，复人心而安国本，则莫若罢制置三司条例司。夫陛下之所以创此司者，不过以兴利除害也。使罢之而利不兴，害不除，则勿罢。罢之而天下悦，人心安，兴利除害，无所不可，则何苦而不罢。陛下欲去积弊而立法，必使宰相熟议而后行，事若不由中书，则是乱世之法，圣君贤相，夫岂其然。必若立法不免由中书，熟议不免使宰相，则此司之设，无乃冗长而无名。智者所图，贵于无迹。汉之文、景，《纪》无可书之事，唐之房、杜，《传》无可载之功，而天下之言治者与文、景，言贤者与房、杜。盖事已立而迹不见，功已成而人不知。故曰：善用兵者，无赫赫之功。岂惟用兵，事莫不然。今所图者，万分未获其一也，而迹之布于天下，已若泥中之斗兽，亦可谓拙谋矣。陛下诚欲富国，择三司官属与漕运使副，而陛下与二三大臣，孜孜讲求，磨以岁月，则积弊自去而人不知。但恐立志不坚，中道而废。孟子有言：「其进锐者其退速」。若有始有卒，自可徐徐，十年之后，何事不立。孔子曰：「欲速则不达，见小利则大事不成」。使孔子而非圣人，则此言亦不可用。《书》曰：「谋及卿士，至于庶人，翕然大同，乃底元吉」。若违多而从少，则静吉而作凶。今上自宰相大臣，既已辞免不为，则外之议论，断亦可知。宰相，人臣也，且不欲以此自污，而陛下独安受其名而不辞，非臣愚之所识也。君臣宵旰，几一年矣，而富国之效，茫如捕风，徒闻内帑出数百万缗，祠部度五千馀人耳。以此为术，其谁不能。且遣使纵横，本非令典。汉武遣绣衣直指，桓帝遣八使，皆以守宰狼藉，盗贼公行，出于无术，行此下策。宋文帝元嘉之政，比于文、景，当时责成郡县，未尝遣使。及至孝武，以为郡县迟缓，始命台使督之，以至萧齐，此弊不革。故景陵王子良上疏，极言其事，以为此等朝辞禁门，情态即异，暮宿村县，威福便行，驱追邮传，折辱守宰，公私劳扰，民不聊生。唐开元中，宇文融奏置劝农判官使斐宽等二十九人，并摄御史，分行天下，招携户口，检责漏田。时张说、杨玚、皇甫璟、杨相如皆以为不便，而相继罢黜。虽得户八十馀万，皆州县希旨，以主为客，以少为多。及使百官集议都省，而公卿以下，惧融威势，不敢异辞。陛下试取其《传》而读之，观其所行，为是为否？近者均税宽恤，冠盖相望，朝廷亦旋觉其非，而天下至今以为谤。曾未数岁，是非较然。臣恐后之视今，亦犹今之视昔。且其所遣，尤不适宜。事少而员多，人轻而权重。夫人轻而权重，则人多不服，或致侮慢以兴争。事少而员多，则无以为功，必须生事以塞责。陛下虽严赐约束，不许邀功，然人臣事君之常情，不从其令而从其意。今朝廷之意，好动而恶静，好同而恶异，指趣所在，谁敢不从。臣恐陛下赤子，自此无宁岁矣。至于所行之事，行路皆知其难。何者？汴水浊流，自生民以来，不以种稻。秦人之歌曰：「泾水一石，其泥数斗。且溉且粪，长我禾黍」。何尝言长我粳稻耶？今欲陂而清之，万顷之稻，必用千顷之陂，一岁一淤，三岁而满矣。陛下遽信其说，即使相视地形，万一官吏茍且顺从，真谓陛下有意兴作，上糜帑廪，下夺农时，堤防一开，水失故道，虽食议者之肉，何补于民。天下久平，民物滋息，四方遗利，盖略尽矣。今欲凿空访寻水利，所谓即鹿无虞。岂惟徒劳，必大烦扰。凡有擘画利害，不问何人，小则随事酬劳，大则量才录用。若官私格沮，并重行黜降，不以赦原，若材力不办兴修，便许申奏替换，赏可谓重，罚可谓轻。然并终不言诸色人妄有申陈或官私误兴工役，当得何罪。如此，则妄庸轻剽，浮浪奸人，自此争言水利矣。成功则有赏，败事则无诛。官司虽知其疏，岂可便行抑退。所在追集老少，相视可否，吏卒所过，鸡犬一空。若非灼然难行，必须且为兴役。何则？格沮之罪重，而误兴之过轻。人多爱身，势必如此。且古陂废堰，多为侧近冒耕，岁月既深，已同永业，茍欲兴复，必尽追收，人心或摇，甚非善政。又有好讼之党，多怨之人，妄言某处可作陂渠，规坏所怨田产，或指人旧业，以为官陂，冒佃之讼，必倍今日。臣不知朝廷本无一事，何苦而行此哉。自古役人，必用乡户，犹食之必用五谷，衣之必用丝麻，济川之必用舟楫，行地之必用牛马，虽其间或有以他物充代，然终非天下所可常行。今者徒闻江浙之间，数郡雇役，而欲措之天下，是犹见燕晋之枣栗，岷蜀之蹲鸱，而欲以废五谷，岂不难哉。又欲官卖所在坊场，以充衙前雇直，虽有长役，更无酬劳，长役所得既微，自此必渐衰散，则州郡事体，憔悴可知。士大夫捐亲戚，弃坟墓，以从宦于四方者，宣力之馀亦欲取乐，此人之至情也。若凋弊太甚，厨传萧然，则似危邦之陋风，恐非太平之盛观。陛下诚虑及此，必不肯为。且今法令莫严于御军，军法莫严于逃窜，禁军三犯，厢军五犯，大率处死。然逃军常半天下，不知雇人为役，与厢军何异。若有逃者，何以罪之，其势必轻于逃军，则其逃必甚于今日，为其官长，不亦难乎？近者虽使乡户颇得雇人，然而所雇逃亡，乡户犹任其责。今遂欲于两税之外，另立一科，谓之庸钱，以备官雇。则雇人之责，官所自任矣。自唐杨炎废租庸调以为两税，取大历十四年应干赋敛之数，以定两税之额，则是租调与庸，两税既兼之矣。今两税如故，柰何复欲取庸。圣人之立法，必虑后世，岂可于两税之外，别出科名哉！万一不幸，后世有多欲之君，辅之以聚歛之臣，庸钱不除，差役仍旧，使天下怨讟，推所从来，则必有任其咎者矣。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，与乡户均役，品官形势之家，与齐民并事。其说曰：「《周礼》田不耕者出屋粟，宅不毛者有里布。而汉世宰相之子，不免戍边」。此其所以藉口也。古者官养民，今者民养官。给之以田而不耕，劝之以农而不力，于是乎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。今民无以为生，去为商贾，事势当尔，何名役之。且一岁之戍，不过三日，三日之雇，其直三百。今世三大户之役，自公卿以降，毋得免者，其费岂特三百而已。大抵事若可行，不必皆有故事。若民所不悦，俗所不安，纵有经典明文，无补于怨。若行此二者，必怨无疑。女户单丁，盖天民之穷者也。古之王者，首务恤此。而今陛下首欲役之，此等茍非户将绝而未亡，则是家有丁而尚幼，若假之数岁，则必成丁而就役，老死而没官。富有四海，忍不加恤。孟子曰：「始作俑者，其无后乎」？《春秋》书「作丘甲」、「用田赋」，皆重其始为民患也。青苗放钱，自昔有禁。今陛下始立成法，每岁常行，虽云不许抑配，而数世之后，暴君污吏，陛下能保之欤？异日天下恨之，国史记之曰，青苗钱自陛下始，岂不惜哉！且东南买绢，本用见钱，陕西粮草，不许折兑，朝廷既有著令，职司又每举行。然而买绢未尝不折盐，粮草未尝不折钞，乃知青苗不许抑配之说，亦是空文。只如治平之初，拣刺义勇，当时诏旨慰谕，明言永不戍边，著在简书，有如盟约。于今几日，议论已摇，或以代还东军，或欲抵换弓手，约束难恃，岂不明哉。纵使此令决行，果不抑配，计其间愿请之户，必皆孤贫不济之人，家若自有赢馀，何至与官交易。此等鞭挞已急，则继之逃亡，逃亡之馀，则均之邻保。势有必至，理有固然。且夫常平之为法也，可谓至矣，所守者约，而所及者广。借使万家之邑。止有千斛，而谷贵之际，千斛在市，物价自平。一市之价既平，一邦之食自足，无操瓢乞丐之弊，无里正催驱之劳。今若变为青苗，家贷一斛，则千户之外，孰救其饥？且常平官钱，常患其少，若尽数收籴，则无借贷，若留充借贷，则所籴几何，乃知常平青苗，其势不能两立，坏彼成此，所丧愈多，亏官害民，虽悔何逮。臣窃计陛下欲考其实，则必亦问人，人知陛下方欲力行，必谓此法有利无害。以臣愚见，恐未可凭。何以明之？臣顷在陕西，见刺义勇，提举诸县，臣尝亲行，愁怨之民，哭声振野。当时奉使还者，皆言民尽乐为。希合取容，自古如此。不然，则山东之盗，二世何缘不觉？南诏之败，明皇何缘不知？今虽未至于此，亦望陛下审听而已。昔汉武之世，财力匮竭，用买人桑弘羊之说，买贱卖贵，谓之均输。于时商贾不行，盗贼滋炽，几至于乱。孝昭既立，学者争排其说，霍光顺民所欲，从而予之，天下归心，遂以无事。不意今者此论复兴。立法之初，其说尚浅，徒言徙贵就贱，用近易远。然而广置官属，多出缗钱，豪商大贾，皆疑而不敢动，以为虽不明言贩卖，然既已许之变易，变易既行，而不与商贾争利者，未之闻也。夫商贾之事，曲折难行，其买也先期而与钱，其卖也后期而取直，多方相济，委曲相通，倍称之息，由此而得。今官买是物，必先设官置吏，簿书廪禄，为费已厚，非良不售，非贿不行，是以官买之价，比民必贵，及其卖也，弊复如前，商贾之利，何缘而得。朝廷不知虑此，乃捐五百万缗以予之。此钱一出，恐不可复。纵使其间薄有所获，而征商之额，所损必多。今有人为其主牧牛羊，不告其主，而以一牛易五羊。一牛之失，则隐而不言，五羊之获，则指为劳绩。陛下以为坏常平而言青苗之功，亏商税而取均输之利，何以异此？陛下天机洞照，圣略如神，此事至明，岂有不晓？必谓已行之事，不欲中变，恐天下以为执德不一，用人不终，是以迟留岁月，庶几万一，臣窃以为过矣。古之英主，无出汉高。郦生谋挠楚权，欲复六国，高祖曰善，趣刻印，及闻留侯之言，吐哺而骂之曰，趣销印。夫称善未几，继之以骂，刻印、销印，有同儿戏。何尝累高祖之知人，适足明圣人之无我。陛下以为可而行之，知其不可而罢之，至圣至明，无以加此。议者必谓民可与乐成，难与虑始，故劝陛下坚执不顾，期于必行。此乃战国贪功之人，行险侥倖之说，陛下若信而用之，则是徇高论而逆至情，持空名而邀实祸，未及乐成，而怨已起矣。臣之所愿结人心者，此之谓也。士之进言者，为不少矣，亦尝有以国家之所以存亡、历数之所以长短告陛下者乎？夫国家之所以存亡者，在道德之浅深，不在乎强与弱；历数之所以长短者，在风俗之厚薄，不在乎富与贫。道德诚深，风俗诚厚，虽贫且弱，不害于长而存。道德诚浅，风俗诚薄，虽强且富，不救于短而亡。人主知此，则知所轻重矣。是以古之贤君，不以弱而忘道德，不以贫而伤风俗，而智者观人之国，亦以此而察之。齐至强也，周公知其后必有篡弑之臣。卫至弱也，季子知其后亡。吴破楚入郢，而陈大夫逢滑知楚之必复。晋武既平吴，何曾知其将乱。隋文既平陈，房乔知其不久。元帝斩郅支，朝呼韩，功多于武、宣矣，偷安而王氏之衅生。宣宗收燕赵，复河湟，力强于宪、武矣，消兵而庞勋之乱起。故臣愿陛下务崇道德而厚风俗，不愿陛下急于有功而贪富强。使陛下富如隋，强如秦，西取灵武，北取燕蓟，谓之有功可也，而国之长短，则不在此。夫国之长短，如人之寿夭，人之寿夭在元气，国之长短在风俗。世有豗羸而寿考，亦有盛壮而暴亡。若元气犹存，则豗羸而无害。及其已耗，则盛壮而愈危。是以善养生者，慎起居，节饮食，导引关节，吐故纳新。不得已而用药，则择其品之上、性之良，可以久服而无害者，则五脏和平而寿命长。不善养生者，薄节慎之功，迟吐纳之效，厌上药而用下品，伐真气而助强阳，根本已空，僵仆无日。天下之势，与此无殊。故臣愿陛下爱惜风俗，如护元气。古之圣人，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齐众，勇悍之夫可以集事，忠厚近于迂阔，老成初若迟钝。然终不肯以彼而易此者，知其所得小而所丧大也。曹参，贤相也，曰慎无扰狱市。黄霸，循吏也，曰治道去泰甚。或讥谢安以清谈废事，安笑曰，秦用法吏，二世而亡。刘晏为度支，专用果锐少年，务在急速集事，好利之党，相师成风。德宗初即位，擢崔祐甫为相。祐甫以道德宽大，推广上意，故建中之政，其声翕然，天下想望，庶几贞观。及卢杞为相，讽上以刑名整齐天下，驯致浇薄，以及播迁。我仁祖之驭天下也，持法至宽，用人有叙，专务掩覆过失，未尝轻改旧章。然考其成功，则曰未至，以言乎用兵，则十出而九败，以言乎府库，则仅足而无馀。徒以德泽在人，风俗知义。是以升遐之日，天下如丧考妣，社稷长远，终必赖之。则仁祖可谓知本矣。今议者不察，徒见其末年吏多因循，事不振举，乃欲矫之以苛察，齐之以智能，招来新进勇锐之人，以图一切速成之效，未享其利，浇风已成。且大时不齐，人谁无过，国君含垢，至察无徒。若陛下多方包容，则人材取次可用，必欲广置耳目，务求瑕疵，则人不自安，各图茍免，恐非朝廷之福，亦岂陛下所愿哉。汉文欲拜虎圈啬夫，释之以为利口伤俗，今若以口舌捷给而取士，以应对迟钝而退人，以虚诞无实为能文，以矫激不仕为有德，则先王之泽，遂将散微。自古用人，必须历试。虽有卓异之器，必有已成之功，一则使其更变而知难，事不轻作，一则待其功高而望重，人自无辞。昔先主以黄忠为后将军，而诸葛亮忧其不可，以为忠之名望，素非关、张之伦，若班爵遽同，则必不悦，其后关羽果以为言。以黄忠豪勇之姿，以先主君臣之契，尚复虑此，况其他乎，世常谓汉文不用贾生，以为深恨。臣尝推究其旨，窃谓不然。贾生固天下之奇才，所言亦一时之良策。然请为属国欲以系单于，则是处士之大言，少年之锐气。昔高祖以三十万众，困于平城，当时将相群臣，岂无贾生之比，三表五饵，人知其疏，而欲以困中行说，尤不可信矣。兵，凶器也，而易言之，正如赵括之轻秦，李信之易楚。若文帝亟用其说，则天下殆将不安。使贾生尝历艰难，亦必自悔其说，施之晚岁，其术必精，不幸丧亡，非意所及。不然，文帝岂弃材之主，绛，灌岂蔽贤之士。至于晁错，尤号刻薄，文帝之世，止于太子家令，而景帝既立，以为御史大夫，申屠嘉贤相，发愤而死，纷更政令，天下骚然。及至七国发难，而错之术亦穷矣。文、景优劣，于斯可见。大抵名器爵禄，人所奔趋，必使积劳而后迁，以明持久而难得。则人各安其分，不敢躁求。今若多开骤进之门，使有意外之得，公卿侍从，跬步可图，其得者既不肯以侥倖自名，则其不得者必皆以沉沦为恨。使天下常调，举生妄心，耻不若人，何所不至，欲望风俗之厚，岂可得哉？选人之改京官，常须十年以上。荐更险阻，计析毫釐。其间一事聱牙，常至终身沦弃。今乃以一言之荐，举而与之，犹恐未称，章服随至。使积劳久次而得者，何以厌服哉？夫常调之人，非守则令，员多阙少，久已患之，不可复开多门以待巧进。若巧者侵夺已甚，则拙者迫怵无聊，利害相形，不得不察。故近岁朴拙之人愈少，而巧佞之士益多。惟陛下重之惜之，哀之救之。如近日三司献言，使天下郡选一人，催驱三司文字，许之先次指射以酬其劳，则数年之后，审官吏部，又有三百馀人得先占阙，常调待次，不其愈难，此外勾当发运均输，按行农田水利，已振监司之体，各怀进用之心，转对者望以称旨而骤迁，奏课者求为优等而速化，相胜以力，相高以言，而名实乱矣。惟陛下以简易为法，以清净为心，使奸无所缘，而民德归厚。臣之所愿厚风俗者，此之谓也。古者建国，使内外相制，轻重相权。如周如唐，则外重而内轻。如秦如魏，则外轻而内重。内重之弊，必有奸臣指鹿之患。外重之弊，必有大国问鼎之忧。圣人方盛而虑衰，常先立法以救弊。我国家租赋籍于计省，重兵聚于京师，以古揆今，则似内重。恭惟祖宗所以深计而预虑，固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知。然观其委任台谏之一端，则是圣人过防之至计。历观秦、汉以及五代，谏诤而死，盖数百人。而自建隆以来，未尝罪一言者，纵有薄责，旋即超升，许以风闻，而无官长，风采所系，不问尊卑。言及乘舆，则天子改容；事关廊庙，则宰相待罪。故仁宗之世，议者讥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而已。圣人深意，流俗岂知。台谏固未必皆贤，所言亦未必皆是，然须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者，岂徒然哉，将以折奸臣之萌，而救内重之弊也。夫奸臣之始，以台谏折之而有馀；及其既成，以干戈取之而不足。今法令严密，朝廷清明，所谓奸臣，万无此理。然而养猫所以去鼠，不可以无鼠而养不捕之猫。畜狗所以防奸，不可以无奸而畜不吠之狗。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设此官之意，下为子孙立万一之防，朝廷纪纲，孰大于此？臣自幼小所记，及闻长老之谈，皆谓台谏所言，常随天下公议，公议所与，台谏亦与之，公议所击，台谏亦击之。及至英庙之初，始建称亲之议，本非人主大过，亦无礼典明文，徒以众心未安，公议不允，当时台谏，以死争之。今者物论沸腾，怨讟交至，公议所在，亦可知矣，而相顾不发，中外失望。夫弹劾积威之后，虽庸人亦可奋扬；风采消委之馀，虽豪杰有所不能振起。臣恐自兹以往，习惯成风，尽为执政私人，以致人主孤立，纪纲一废，何事不生。孔子曰：「鄙夫可与事君也欤？其未得之也，患得之；既得之，患失之。茍患失之，无所不至矣」。臣始读此书，疑其太过，以为鄙夫之患失，不过备位而茍容。及观李斯忧蒙恬之夺其权，则立二世以亡秦，卢杞忧李怀光之数其恶，则误德宗以再乱。其心本生于患失，而其祸乃至于丧邦。孔子之言，良不为过。是以知为国者，平居必常有忘躯犯颜之士，则临难庶几有徇义守死之臣。若平居尚不能一言，则临难何以责其死节？人臣茍皆如此，天下亦曰殆哉。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，和如和羹，同如济水。孙宝有言：「周公上圣，召公大贤，犹不相悦，著于经典。两不相损」。晋之王导，可谓元臣，每与客言，举坐称善，而王述不悦，以为人非尧舜，安得每事尽善，导亦歛衽谢之。若使言无不同，意无不合，更唱迭和，何者非贤。万一有小人居其间，则人主何缘知觉。臣之所愿存纪纲者，此之谓也。臣非敢历诋新政，苟为异论，如近日裁减皇族恩例、刊定任子条式、修完器械、阅习鼓旗，皆陛下神算之至明，乾刚之必断，物议既允，臣安敢有词。至于所献之三言，则非臣之私见，中外所病，其谁不知。昔禹戒舜曰：「无若丹朱傲，惟慢游是好」。舜岂有是哉！周公戒成王曰：「毋若商王受之迷乱，酗于酒德」。成王岂有是哉！周昌以汉高为桀、纣，刘毅以晋武为桓、灵，当时人君，曾莫之罪，而书之史册，以为美谈。使臣所献三言，皆朝廷未尝有此，则天下之幸，臣与有焉。若有万一似之，则陛下安可不察。然而臣之为计，可谓愚矣。以蝼蚁之命，试雷霆之威，积其狂愚，岂可数赦，大则身首异处，破坏家门，小则削籍投荒，流离道路。虽然，陛下必不为此，何也？臣天赋至愚，笃于自信。向者与议学校贡举，首违大臣本意，已期窜逐，敢意自全。而陛下独然其言，曲赐召对，从容久之，至谓臣曰：「方今政令得失安在，虽朕过失，指陈可也」。臣即对曰：「陛下生知之性，天纵文武，不患不明，不患不勤，不患不断，但患求治太速，进人太锐，听言太广」。又俾具述所以然之状。陛下领之曰：「卿所献三言，朕当熟思之」。臣之狂愚，非独今日，陛下容之久矣。岂其容之于始而不赦之于终，恃此而言，所以不惧。臣之所惧者，讥刺既众，怨仇实多，必将诋臣以深文，中臣以危法，使陛下虽欲赦臣而不可得，岂不殆哉。死亡不辞，但恐天下以臣为戒，无复言者，是以思之经月，夜以继昼，表成复毁，至于再三。感陛下听其一言，怀不能已，卒吐其说。惟陛下怜其愚忠而卒赦之，不胜俯伏待罪忧恐之至。

轼顿首，先辈李君足下：别后递中得二书，皆未果答。专人来，又辱长笺，且审比日孝履无恙，感慰深矣。惠示古赋近诗，词气卓越，意趣不凡，甚可喜也。但微伤冗，后当稍收敛之，今未可也。足下之文，正如川之方增，当极其所至，霜降水落，自见涯涘，然不可不知也。录示孙之翰《唐论》。仆不识之翰，今见此书，凛然得其为人。至论褚遂良不谮刘洎，太子瑛之废缘张说，张巡之败缘房琯，李光弼不当图史思明，宣宗有小善而无人君大略，皆《旧史》所不及。议论英发，暗与人意合者甚多。又读欧阳文忠公《志》文、司马君实跋尾，益复慨然。然足下欲仆别书此文入石，以为之翰不朽之托，何也？之翰所立于世者，虽无欧阳公之文可也，而况欲托字画之工以求信于后世，不亦陋乎。足下相待甚厚，而见誉过当，非所以为厚也。近日士大夫皆有僭侈无涯之心，动辄欲人以周、孔誉己，自孟轲以下者，皆怃然不满也。此风殆不可长。又仆细思所以得患祸者，皆由名过其实，造物者所不能堪，与无功而受千钟者，其罪均也。深不愿人造作言语，务相粉饰，以益其疾。足下所与游者元聿，读其诗，知其为超然奇逸人也。缘足下以得元君，为赐大矣。《唐论》文字不少，过烦诸君写录，又以见足下所与游者，皆好学喜事，甚善！甚善！独所谓未得名世之士为志文则未葬者，恐于礼未安。司徒文子问于子思：「丧服既除然后葬，其服何服」？子思曰：「三年之丧，未葬，服不变，除何有焉」。昔晋温峤以未葬不得调。古之君子，有故不得已而未葬，则服不变，官不调。今足下未葬，岂有不得已之事乎？他日有名世者，既葬而表其墓，何患焉。辱见厚，不敢不尽。冬寒。惟节哀自重。

杜牧集有《敦煌郡僧正兼州学博士僧慧苑除临坛大德制词》，盖宣宗复河、湟时也。蕃僧最贵中国紫衣师号。种谔知青涧城，无以使此等，辄出牒补授。君子予其权，不责其专也。

运万物，制天下者，莫如才，所以驾御道德而驰之者也。才大，则视天下之广如狭，视万事之众如寡，取之愈有，而施之不穷，如孟贲挈婴儿，养由基射寻尺，见其有馀矣，不见其不足也。孰不欲为天下之英才，顾得于自然者，亦有多少。所有既少，故其施之于事，而其力易竭，技易穷。技穷力竭矣，则其长不足以自济，而其短见焉。此无它，才小故也。唐有天下也，更十八帝，而其间号为贤明者，太宗、玄宗、宪宗、宣宗、肃宗。玄宗始治终乱。宣宗无它大略，皆不足深议。而其尤卓越者太宗，其次宪宗。宪宗之功德不及太宗，天下所共知，而于其用人之际，尤见其才之不足也。当隋之末，盗贼联结满天下，于是豪俊并起而分王之。太宗躬亲行阵之间，四面攻取，不数年，天下为一，而南面称孤矣。今日平贼，而明日与文学之士论六经矣。李绩、尉迟敬德之属，从容宿卫，而房、杜、王、魏之徒用事矣。当是时，近臣亦有以刑罚机权之说干太宗者，终绌其谋，而独任德以化民，行之未几何时，而天下富庶，刑罚几不用矣，其政日就于宽大，其德日趋于高明。此非发于偶然，盖其胸中所素有也。宪宗亦以雄武之才，承久衰积废之后，用兵选将，诛锄不义，而河南河北以次荡平。自天宝以来，征伐之功，未之有也。然较太宗之功业，未及其三四。方是时，虽有强大藩臣擅兵于外，而京师之富，盖亦不减于太宗之时，其于财用，宜不甚急，而皇甫鏄以聚敛之功，不旋踵而登宰相。以裴度之忠，上疏三论其不可，终不见听，而寻亦贬逐。余窃度宪宗何私于鏄如此，不过日方用兵平寇之时，非鏄不能集事，其功甚大，不可忘也。呜呼！以天下之大，朝廷之尊，因民之财而取之，何人不能？而独眷眷于鏄，此无他，其才不足，故以小为大，以易为难。至于亲䁥小人，隳丧大体，而不自知，污辱廊庙，放弃勋贤，而不自悟也。太宗之优游如彼，宪宗之卑逼如此，是则较其才之小大，粲然可见矣。他未足论也。余感其事而书之，庶乎有国家者，观于余言，而亦有警也。

臣窃以语圣人之德，必以甚盛者为称；观先王之治，必以所多者为尚。尧以仁，舜以孝，禹以功，文王以文，皆其甚盛者也，夏之政忠，商之政质，周之政文，皆其所多者也。三代以后，其德不极，其治不纯，然而亦必有盛多者焉。汉孝文之恭俭，唐太宗之功烈，考之三王，抑其次也。惟我有宋，受天眷命，太祖无心于有天下，而神器归之。至仁如天，神武不杀，终舍其子，以授大圣。尧舜传贤，不是过也。太宗继文，海内为一。真宗守成，治致太平。至于仁宗，当胜残去杀之运，制礼作乐之会，光有天下，四十二年，宋兴以来，享国最久。修身于一堂之上，而置天下于太山之安；端拱于法宫之中，而跻一世于仁寿之域。舟车所通，日月所照，无思不服，威灵在天，既三十年。仁深泽厚，沦浃海寓，流风未息，故老犹存。穷山窟穴之民，言之则流涕；被发左衽之俗，闻之则稽首。用能光大累圣无前之烈，恢建后嗣无穷之基。昔周公作《无逸》，本之太王、王季，以及文王追配三宗，四人迪哲，多称文王之德以劝成王，取其可以为法者也。昔汉自高祖至于肃宗，非无贤君，而汉世之治独称孝文；唐自高祖至于宣宗，亦非无令主，而唐世之治独称太宗。皆取其子孙可守，以为成宪也。洪惟本朝祖宗，以圣继圣，其治尚仁，而仁宗得其粹焉。古者史为书以劝戒人君，唐史官吴兢作《贞观政要》。仁宗时命史臣编《三朝宝训》，神宗时亦论次两朝之事。陛下又命臣以神宗之训上继五朝，以备迩英进读，日陈于前。考自三代以来，未有六圣相承，其德克类者也。恭惟仁宗言为谟训，动为典则，实守成之规矩，致治之准绳。臣谨录天禧以来讫于嘉祐五十年之事，凡三百十有七篇，为六卷，名其书曰《仁皇训典》，以助睿览，庶有万一之补焉。元祐八年正月日，臣祖禹昧死谨上。

公讳挻，字宪周，山阳人也，丞相彭阳公楚之六世孙。好学善属文，年十五时辄补《尚书·汤征》一篇，诸老先生见而异之。及长，博极经史，贯通诸子百氏，而亦旁治天官、族姓、地理、钟律之说。尤喜论兵，慨然有大志。天圣五年进士乙科，为吉州军事推官。丁其父博士忧，服除，为荆南府节度掌书记。因朝廷用兵西方，撰《韬略》、《策论》五十篇以献，诏藏秘阁。而闾丘良孙者冒取公所献书三篇上之，除为官。欧阳公修知其事，欲出秘阁本以正良孙之罪，而不果。移监鄂州茶场，改著作佐郎、签书节度判官公事。是时元昊数入盗边，西师未解，上求方略之士如不及。谏官王尧臣荐公有方略可用，召试，对策数千言。故事，策试优止三等，而公策第二等，遂擢通判延州，赐五品服。丁其母王夫人忧。其后契丹聚兵古北口，北方戒严，近臣田况等荐公可任将帅。诏但遣秘书丞、通判成德军。枢密副使富公弼宣抚河北，亦荐公有文武才，可大用。诏但擢知彭州而已。迁太常博士，移知蕲州，未行，改提点两浙路刑狱公事，移江东路，迁祠部、度支二员外郎。皇祐四年，广源州蛮侬智高反，陷邕管，连陷缘江九郡，逼广州。公适罢江东至京师，多从南方来者问智高事，颇得其要领，而为之策，未有云也。会枢密副使狄公青自请行，天子以为宣抚使，行有日矣。公见狄公，劳其行，因谓狄公曰：「蛮人阻深走险，时出而战者，用所长也。如闻智高数胜，去险阻而陈平地，是自弃其所长，而从所短，此正智者用奇之时也」。因谓狄公曰：「步兵利险，骑兵利平地。蛮人不知骑兵，而又以谓中国之骑不能到也。可挟骑士以往，诱致平地，使步兵为正以击其前，骑兵为奇以捣其后，蔑不胜已」。狄公大然之，因请三千骑以行。人欢言：「五岭之地，岩险雾毒，中国之步兵犹不可，而况用骑乎」？及与智高战归仁，卒以骑兵胜，追奔五十馀里，蛮人死者几万计，如公策焉。公在江东时尝病，及来京师病未已，因请为州，罢监司职事，诏知秀州。迁司封员外郎、知单州，病益甚，遂致仕而卒矣。呜呼！士之强学而有志于当时者亦有也，人莫知之，则老死不可用也。如公博记广览，献言指事，殆所谓强学而有志于当时者矣。名公大臣争知之，而官止员外郎，任止州县。务尽法意以宽民，或拯民于已死，眇然儒生，而一心于吏道者也。及国家有缓急，乃更能知其大虑，观敌制变，筹度万里之外，犹矢破的。则如公者，用于平日与有事之时，皆宜也。虽死不遇，亦可尚已。曾祖讳某，仕南唐，赠左千牛卫将军。祖讳嗣昌，任供奉官，赠右武卫将军。父讳颂，任国子博士，赠光禄卿。夫人丹阳邵氏，生三子，长曰俅，邓州节度推官；次曰僖，中进士第，潞州壶关县尉；次曰俣，先公卒。女三人，长适进士闵国均，次适永兴军右司理参军周远，次适进士方奎。孙九人，曰勃，早亡；相如，进士第；曰勋，曰劝，曰勔，曰勉，曰绩，皆举进士有名，二尚幼也。公享年六十有七，其卒以嘉祐三年三月十二日，其葬以元符某年某月某日，其葬之地则某州某县某原也。其书二十八卷藏于家，所谓《韬略》、《策论》者在其中。铭曰：

公高之别，有晋大夫，曰文子颉，始氏令狐。秦记太原，汉著伊吾。元魏之守，侯于蓝田。蓝田孙子，为隋纳言。纳言六世，相唐宣宗。文丽行高，周、彭是封。丕显丕承，施及于公。呜呼公乎，学力而渊。志特且持，少露其奇。百牍是书，谁与敌远？决策坐隅，翼之张之。卒卷不舒，贰延守蕲。使干江吴，如是已焉。其命也夫，其命也夫！

车驾将幸华清宫，两省进状论奏，诏曰：「朕以骊山近宫，真圣庙貌未尝修谒（云云。），盖崇礼敬之心，非以般游为事，已允来请」。

右《宣宗纪第十八》。华清之幸，听谏而辍，亦足善也。讳般游之实，托礼敬之名，诏令，人主所以信四海也，自文非矣。若出一时代言者之口，非谀则欺。

臣某言：臣六月初五日准通州牒，准编修政典局牒奉圣旨，取臣所著《尊尧集》。臣依禀圣旨，不敢违滞。缘臣著撰此集，未经奏御，今具状申编修政典局，乞为缴进，合于御前开拆者。臣窃以畎亩爱君，精诚虽至；刍荛议政，迂阔难行。葵向不习而常倾，芹陋敢期于得献。独因睿断，许贡危衷。臣（中谢。）伏念臣粪土下材，犬马贱质。数罪固多于擢发，舍生无意于兼鱼。初欲糜捐，终难缄默。因续前言之绪，聊输垂绝之忠。非敢有善善恶恶之辞，但欲明尊尊卑卑之义。此蝼蚁所能知也，在搢绅安可藐然？八十卷之私书，夺此与彼；十九年之懿绩，可从而违。陛下于继述之初，首辨明于兹事。微臣持将顺之志，在流窜而靡忘。铺张痛诋之言，编类厚诬之语。初谓熙宁之辅，不愧有商之臣。于成汤敢肆厥欺，疑安石有所弗忍。及究观于怼笔，始粗见其游辞。因思大典之久诬，益愿忘躯而往诉。合浦十论，申旧疏之馀言；四明八门，撮其要于一序。实欲彰火德之盛，不敢畏王氏之强。宁碎首于邦诛，忍谩心于国是？彼效尤于往辙，亦茍逞于陈编。难以缕窥，略举纲要。谓艺祖滥诛无罪，谓真宗矫诬上天。讪薄裕陵，攘夺先美。以托训为钳口之术，以归过为自誉之媒。但矜诋訾之极工，罔顾威灵之如在。几乎骂矣，岂不痛哉！读其书宁忍终篇，稽其文可为流涕。代言之笔，尽目其徒为儒宗；首善之宫，肇塑其形为坐像。礼官舞礼而行谄，史书献佞而请观。光乎仲尼，乃子雱圣父之赞；比诸孔子，实卞等轻君之情。彼衰周之僻王，弃真儒之将圣。当时不得配太庙之飨，后世所以广上丁之祠。今比安石为钦王之臣，则方神考为何代之主？又况一人幸学，列辟班随，至尊拜伏于炉前，故臣骄倨而坐视。百官气郁，多士心寒。自有华夏以来，无此悖倒之礼。神考之再相安石，始终不过乎九年；安石之屏迹金陵，弃置不召者十载。八字威加于邓绾，万机独运于元丰。岂可于善述之时，忽崇此不逊之像？因坏先朝三舍之法，遂费今日千倍之财。人材之可擢不殊，国用之添费徒广。脧吾民之膏血，增彼像之精神。美成其私，怨集于国。陆贽设枝颠之喻，承业以财尽为忧。忠哉古人爱君之诚，异乎今日养士之意。又况临川之所学，不以《春秋》为可行，谓天子有北面之仪，谓君臣有迭宾之礼。礼仪如彼，名分若何！此乃衰世侮君之非，岂是先王访道之法？赣川旧学，记刊于四纪之前；辟水新廱，像成于一婿之手。唱如声召，应若响随。使王氏寖至于强梁，乃元祐助发其气燄。昔宣仁权同之际，谓介甫节行甚高，宜赠崇官，仍加美谥。司马光书之于简，吕公著行之于朝。不以稽弊为心，徒发镇浮之议。负安石者重加黜责，欺神考者略不谁何。遂至于枝蔓而难图，岂非由偏助之太过？虽当时未见诬史，而先朝自有圣批。恬不奉行，养成乖悖。蒙蔽裕陵之众美，眩耀钟山之一书。四辅之行谋画，本生于《日录》；三卫之设规模，初定于新经。密密乎邓、蹇之安排，草草乎京、摅之传授。考其音声，则篪唱而埙和；譬诸手足，则左弱而右强。凝为冰山，烈若原火。愚公老矣，益坚平险之心；精卫眇然，未舍填波之愿。殁而后已，志不可渝。望虽隔于戴盆，梦不忘于驰阙。丹诚上格，天语遥询。要观尊主之恭，缓议奸时之罪。渊冰在念，枭磔宁逃。恭惟皇帝陛下天大普容，日明遍照。览熙丰记动之史，仿虞夏采诗之官。咨舆议于多方，證私书之百毁。舜纂尧绪，孜孜乎善继之勤；武广文声，斤斤乎丕承之美。兹所谓一人之庆，可以得万国之欢。凡有识知，孰不将顺？天地尊卑之已定，首足上下之宜分。孔志在乎《春秋》，汉律严于名分。戴上者皆知此义，尊尧者岂独臣书？燕马以市骨为先，鬻骥者必将来矣；郑校决防川之壅，有舌者其忍默乎？臣命可危，众口难遏。伏望皇帝陛下念臣役志于享上，悯臣积祸于敢恭。以尺朽之废材，贡一得之愚虑。言多妄发，事则有稽。宣宗当绍宪之时，宁容德裕之夺语；武帝以述景为事，忍视马迁之短辞？父子至情，古今一揆。不徵谤史之罪，则何以谢过于宗庙；不毁坐像之悖，则何以示顺于华夷？国是方强，势难遽改；大器至重，要在深思。庶乎苗莠之分，始于冠屦之辨。至美成于刚健，大患生乎因循。儒宗数人，自是一家之说；圣主独断，乃为我宋之休。天心笃爱之甚明，人情企想而有待。解神考在天之怒，成圣主奉先之仁。克果断于蔡方，人将大觉；善光扬于尧绩，上可无为。于一颦一笑之中，成允文允武之业。臣将献骏惠太平之颂，岂特进狂简不裁之书。胸臆无奇，但尽恭于文字；筋骸已惫，当致命于君亲。仰酬再造之恩，退听一成之议。阖门待尽，殒首知归（《皇朝文鉴》卷七一。又见《四明尊尧集》卷首，《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》卷二下，《桯史》卷一一，《唐宋元名表》卷下之一。）。

「中谢」二字原无，据《播芳大全》补。

何为复民之职？臣窃以谓有君臣则有官府，有官府则有府吏胥役，有府吏胥徒则差役于民，百王不易之典，未有知其始者。譬如耕问奴，织问婢，职当然也。国家差役之法行之久而弊，乃初变免役法，以救其弊，实大惠也。然其弊则去矣，利亦未兴，而又有弊焉者，正今日之急务也。盖作免役法将三十年矣，曾无一定之论，而耳目变改，朝夕纷纷，何劳而难功耶！如其易则易知，简则易从，不如是也，譬之人有疡手足者，或曰我能药之砭之而愈，是谓良医。或曰我能截其手足而无患，恶在其为智耶？夫去差役之弊则诚善矣，立差役之法而改为之，则未知其说也。是二者事体虽大，节虽多，要可以一言而定。差役之法为民，免役之法为利；差役之法若劳民而实逸之，免役之法若利民而实病之，不可不察也。何则？国家之有仓场库务，非以自利，所以利斯民，而民以之相生养者也。官为择民之物力最高者，为衙前以处之，民之斗讼侵枉不能自直者，来赴愬于官。官为择民之次有物力者为吏，以听上之指踪而左右之。其就田野之民，黍稷禾麦之利病，钱镈镃基之好恶，官不能尽治，为择民之物力最高者为户长以主张之。不幸盗贼为民之害，官为择民之次有物力者为弓手以警捕之。其他各以是为率，顾不曰为民乎？免役之法则不然，以民岁所输之钱十用其八，而雇募游手之有心力者以为衙前，委以不赀之府库，姑因衙前而得利也。雇募游手之有闲书算者以为吏人，责以不容奸伪之簿书，姑因吏人而得利也。并团省管以为保，雇募保正以代耆长，而地里之远，所责之不一，则有所不恤，姑因保正而得利也。今盗贼既多于昔时，雇募游手之强悍者以为弓手，而使之必得盗贼，姑因弓手而得利也。其他各以是为利，顾不曰为利乎？差役之法使民躬役于官，若劳矣。而为衙前者自以应门户，保产业，少常学以待役，一日役之，不敢渔猎于府库。为吏人者，少时之学尤力，甚且知自爱惜，而不敢巧记于簿书。为耆长者少知其俗，长任其责，不杂以他乡而任之专，不杂以教阅而事之又专，不敢抢攘于乡管。为弓手者，视乡党邻里之害而疾之，不惜身于盗贼，而勤察非常，固不敢借贼而资盗。凡其役满而归息于田里，优游无所复输，顾不曰若劳民而逸之乎？免役之法则不然，既皆任游手不土著之辈，而衙前以府库为市，吏人以簿书狱讼为市。保正之于其保，初以能新法射而得之，其于巡稼穑之大利，平争讼之细事，非所习。弓手之视盗贼，可则前，不可则身自亡去。凡其役无时，幸其奸赃不败露，则终身尸其禄，若城狐社鼠然，顾不曰若利民而实病之乎？若差役之法行，使民既有职而又有大利者五焉，则非俗吏之所知也。何者？大以赀豪于乡里者，方且趑趄颉颃，仆役其乡人之父兄，而使之躬为仆役之事，阴消其奸逼之心，其利一也。今之以赀自强者，田宅拟公卿，仆隶如官府，纵舍自若，未之有比也。彼既役于官，而因之识礼度之所设，睹刑戮之所加，善者劝而恶者畏，其利二也。今之民远于上，不闲教化，未之有比也。昔人欲谓济世务犹同舟涉海，一事不劳则俱受其败。彼其役于官者，有父母妻子之怀，桑梓坟墓之累，仓卒之间，其视利病，贱与贵同忧，下与上同力，必以死守，其利三也。今之州县，稍有一事，横决待期，左右环视，无一人可以腹心委者。民之视其长吏，若胡越然，未之有比也。自常平之法行，而兼并之家置田无限，小民日以困匮。若其视田产而出力役，则虽不限田而细民免兼并之厄，其利四也。今之兼并方且得意，未之有比也。所谓游手之民者，古也禁而远之，今也禄而亲之，使民去本，荡然无及。若差役而尚土著，则虽不设土著之法，而游手自将复业，其利五也。今之游手，方且得意，未之有比也。贾谊谓移风易俗，使天下回心而乡道，类非俗吏之所能为。俗吏之所务在于刀笔箱箧，而不知大体。魏郑公谓俗吏既无远虑，不达大体，唯奉三尺律以绳四海之人。臣愿陛下不恤俗吏之言，自圣衷诏有司，度当今之宜，依熙宁元年之前行差役法，而严衙前散从官陪备之禁，实天下幸甚。夫天下之民既有常职，而三路保甲教阅亦可罢去。盖三路之民，力役视他路固已重矣，何可仍之此役哉？其使斯民舍南亩之耒耜而尚西戎之弓矢，鄙袯襫之衣而服兵戎不逞之服，厌菽豆之饱而甘市井之腴，又非所以厚斯民也。或曰三时务农，一时讲武，古之制也，其可已乎？臣不知今之讲武，其古之讲武乎？今可废郡县而封建，弃杖笞而劓刖，悉仿古乎？教阅之书，祖宗之所著令，则今可举而行之也，臣敢以为献。或曰，是可以去兵，而合兵民为一，古之制也。臣又知此亦疏矣。臣窃闻太祖既得天下，使赵普等二三大臣陈当今之大事，可以为百代利者。普等屡为言，太祖俾更思其上者，普等毕思虑无以言，乃请于太祖。太祖为言，可以利百代者唯养兵也。方凶年饥岁，有叛民而无叛兵；不幸乐岁而变生，则有叛兵而无叛民。普等顿首曰：「此圣略，非臣下所能及」。行之至今百四十有一年矣，天下有泰山之安，而无一日飞尘之警，何劳措意于其间邪？乃者王安石晚年自知其法之弊，为逃责饰非之辞曰：「免役、保甲、市易，三者有大利害焉。得其人而行之则为大利，非其人而行之则为大害，缓而图之则为大利，急而成之则为大害」。呜呼，利害之相轧如此，何其危哉！真畏途险辙也邪？孰为利不百不变业邪？孰谓帝王之道出于万全邪？孰谓王道易易，天下可运于掌邪？如成汤之不竞不絿，不刚不柔，敷政优优，敷奏其勇，不震不动，不戁不悚，则法之所施，得其人利固博，非其人而利亦存；缓之则缓得其利，急之则亦急得其利，是谓大中至正无弊之道者，乃可举而措之天下也。且作法于厚，其弊犹凉；作法于凉，弊将奈何！臣恐其初，利害之杂，则卒莫能纯于利也。盖利不胜害亦久矣，奚独此为不然邪？祖宗之法百年乂安，天下本无事，何苦试此危道也哉？譬如有人言我药能起疾，一剂而愈，不然一剂而毙，谁敢试之哉？昔樊哙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，岂不壮哉！季布谓哙面谩可斩。魏延从诸葛亮假精兵五千，负粮五千，从褒斜出，循秦岭而东，当子午而北，不过十日可到长安。亮从斜谷来，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，又岂不审且壮哉！亮谓此悬危，不如安从坦道，可以平取陇右十全，必克而无虞，抑延不用。孰谓经营天下百世之大法，反危于季布、诸葛亮之用兵哉？唐太宗言，李绩用兵每大胜，江夏王道恭不能大胜，亦未常大败，薛万彻之兵也。唯陛下幸察。何谓不用兵？臣闻平乱祸、创业之君，不可不勤于用兵；继世守成之君，方且敬德以奉宗庙，急贤以崇礼乐，勤政以厚风俗，孜孜唯日不足，何暇兵之议也？于斯之时，万邦咸乂，四夷屈服，罔有内外小大，无不臣妾，又不必兵之议也。不幸而夷狄无知来内侮，古今异势，或文德之不来，而以我之顺攻彼之逆，兵不接刃，而彼自授首矣。又不幸而盗贼窃发，则缚豚搏犬，一夫是力，皆无劳于兵也。夫继世守成之君，尚德不尚兵，亦已明矣。臣请以唐为之言。明皇沈蛊衽席，自销其前志，禄山乘昏一举而覆两京，当是之时，天下之兵争先甲胄，不谓不众；其将则郭子仪、李光弼、高仙芝、哥舒翰，不谓不武；其守成则张巡、许远、颜杲卿，不谓不忠。而成皋不为之固，潼关不为之险，河北不为之守者，非用兵之罪也。河北自是世为唐患，而馀风被于齐鲁梁蔡，皆效尤而为邦盗，乍臣乍叛，朝廷姑息之不暇殆将百年。武宗兴而用李德裕，因高祖、太宗之灵威，不假天宝之兵，不用天宝之将，不劳天宝之守臣，不出一矢，而申之以文命，谕之以顺逆，即位之四年，崔嘏来归我，邢州王钊来我归，洺州安王来归，磁州郭谊杀刘积而泽潞平。天下方镇一日耸然易虑，奔走朝贡，回鹘于是乎破胆请和者，非用兵之功也。夫明皇之亡非用兵之罪，而武宗之兴非用兵之功，则兵也者以之继世守成，果何有哉？虽然，武宗固武矣，又得李德裕以为之相，宜其功烈巍巍如此，而求其所以致此势顺而力易者，实本于高祖、太宗德泽之旧，而朝廷之素尊也。德裕每谕河北三镇之使者曰：「河朔兵力虽强，不能自立，须藉朝廷官爵威命以安军情」。概可见也，臣故曰武宗兴而用李德裕，因高祖、太宗之威灵云，不然恐亦未易致此也。是继世守成之君，易于为德而屏兵，不必兵之用也又如此。然其所以为用兵之说者何自而发哉？臣知其人也。盖大臣持禄固位之术，莫如劝人主用兵，功若成则谋臣赏第一，他人莫敢先其宠；功若不成，则上方以边事责之，他人不敢继其后。身死于庙堂可也。姚崇劝明皇不幸边功，而相明皇四年罢；宋璟责明皇兵甲不渎，军不轻进，而相明皇五年罢，再相亦五年罢；至于李林甫导明皇封藩将，而在相位十有九年以卒矣。又彼行险徼幸之小人，欲身富贵而无以为资，乃为国生事，献开边之谋，其人本囚虏之材也。事若成，则富贵，得其所欲；事若不成，而诛窜擒馘，亦其所分。是在彼得丧实无所系，而生民之膏血，朝廷之威福，彼漠然不知恤也。由是边埸之臣阿庙堂之好，庙堂之臣侈人君之欲，誇大张皇，隐亡讳败，至于日贺其得而不知其亡，日赏其胜而不知其败，可不惜哉！如前日将官魏钊死焉，初无一人声之者，至钊之妻泣诉钊存亡于待漏院，大臣乃言：「既是多日不知消息，必是阵亡」。不知此为何等语也！一将官之亡尚不以闻，则卒伍之没者可胜叹哉！今夫人孰肯斗狗彘？金玉孰肯易瓦砾？奈何以中国之尊而较夷狄之胜负，弃金帛粟米之巨万而争不毛之尺寸哉？其胜犹不足道，而况于败乎？其得犹不足道，而况于亡乎？诚胜且得矣，边境愈远而屯戍愈多，馈运愈劳，中国愈困，恐非朝廷之福也。或曰祖宗之土宇未复，奈何？臣以谓灵武者，太宗之所弃也。代州之地，延袤千里者，神宗之所弃也。当时岂卒然无说哉？姑待其归顺，抚柔之可也。且边埸之地，适彼适此，亦其常事，何必深雠而血战以争之邪？设如一日尽得幽蓟、灵武之故地，不过添数十亭鄣，列七八郡县，增职方之一二图籍耳，其于九鼎之轻重，百姓之利病，了无所预也。且夷狄自有盛衰，未必与中国盛衰相当，果于中国何所重轻哉？如匈奴常围汉高祖于平城，其后数为汉患，而至哀帝时乃上书愿朝。吐蕃以二十万众寇松州，唐太宗患之，卒妻以宗女，其后尽盗河湟，薄王畿而室，宣宗时自以三州七关归有司。议者其以哀帝、宣宗盛于高祖、太宗时邪？彼幽蓟之役在晋开运时，殆今且二百年矣。数十年之前，犹闻彼左衽之民嚬蹙思汉，边人多能道，其语可伤也。殆今寂无所闻焉者，其久而忘异乡之悲。其闻中国赋歛之重，征战之苦，而不知慕邪？虏主今年八十馀矣，每对使者语及仁宗，必重叹息，为仁宗作忌，则祖宗之德怀于夷狄者，不能忘也。陛下崇德以绥之，何事于兵乎？关中兵不解甲，今又七八年矣，饥馑相仍，米斗千钱不可得。古人所叹父战于前，子斗于后，女子乘亭鄣，孤儿号于道，老母寡妇饮泣巷哭，遥设虚祭，想魂万里之外者，不意今日复见之也。唯陛下仁慈天授，念苍生介胄之苦，早下罢兵之诏，实天下幸甚。何谓士得自致于学？臣窃以谓欲善教者，宜莫如法孔子。孔子之使群弟子「盍各言尔志」，不必其志之一也。闵子之訚訚，子路之行行，冉有、子贡之侃侃，夫子皆乐之，岂好侃侃而恶行行哉？譬如大匠之诲人，欲圆授之规，欲方授之矩，其所以为方圆之大小，则不必授。而大匠之朴断，又岂一斧斤之力哉？汉兴，立五经博士，《易》有施、孟、梁丘、京氏四家，《书》有欧阳、大小夏侯氏三家，《诗》有申公、辕固生、韩生三家，《礼》有戴德、戴圣、庆普三家，《春秋》有公羊、谷梁、左氏三家，未为不得人也。如董仲舒受《公羊春秋》，刘向受《谷梁春秋》，皆足以为汉之儒宗，显忠于汉庭也。今则不然，义理必为一说，辞章必为一体，曰是为一道德。不知道德之一，如其是多忌乎？臣常谓今之学者《三经义》外无义理，扇对外无文章，老成者信之。古人谓草野生专自许，不能博究，择从其善。徒欲父康成，兄子慎，宁道孔圣误，讳言郑、服非，郑、服之外皆雠者矣。正今日之患也。其患臣得言其所自。国家之初尚诗赋，而士各精于诗赋，如宋祁、杨寘、范镇，各擅体制，至于夷狄犹诵之。自嘉祐以来尚论策，而士各力于论策，乃得苏轼、曾巩辈，至今识者各仰之。自更经义以来，授以成书，谓之《新经义》，唯善其说者乃中程上第，苟为参差出入于其间，即不中程式，虽善必黜之。士方为禄学，无少长贤愚，靡然从之，唯恐不相胜。虽有长才者不得聘，虽有知其牴牾非正者讳之不敢言，涂人耳目，窒人聪明，溺于傅会穿凿之论，固使人材阘茸，器识卑下，闻见单陋，不复可得前日瑰奇卓绝之士矣。仍之援释、老诞谩之说以为高，挟申、韩刻覈之说以为理，又使斯士浮伪惨薄，不诚不忠厚，其患岂不大哉？议者皆谓科场者，风俗之所系，公卿将相之涂。今科场之坏如此，何所赖？而公卿将相何所选乎？古人谓王衍清言之害甚于桀纣，臣恐致今日之害者，其罪又甚于王衍也。此陛下之所不可不省者也。臣愚少常业于所谓《新经义》者，元丰中以出身入仕，非不知而妄作也。所以中道而改路者，诚以其学求之古人之书、稽之老成之论而不合故也。臣愚敢为陛下申其本。夫《诗》、《书》皆本于竹简科斗古文，不幸出于秦灰烬之馀，汉儒固有残经之叹，而鱼鲁豕亥，至于今日，滋为残舛。今之说者因陋就寡，曾不省察，不亦末乎？其为义说，因益回舛，不可一二指也，而《书》之失为甚。盖今《尚书》又出于唐明皇时学士卫包之所定者矣，《新经义》之说，如敢于殄戮，而刑足以服人心，股肱不喜而有刑以俟之，威不可讫，老不可敬，祸不足畏，凶德不足忌之类，诬经害教，固足以病学者矣。而讲筵之官，将以是说进于斧扆之前，无乃为圣聪之惑，而阴贻天下之祸乎？臣前所谓唱此说者，其罪甚于王衍，又以此之故也。伏惟陛下之聪明，略赐省览，则其书之邪正，无从而逃也。昔虞翻疏奏郑康成五经违义尤甚者百六十七事，谓吴武烈「不可不正，行乎学校，传乎将来，臣翻切耻之」。夫以巍巍大宋，而无一虞翻乎？臣顷为蔡州学官，王安礼为臣言，神宗皇帝天度高远，常患《三经义》未副其意，宣谕异日当别刊修。则今之承学之士，于《三经义》兢兢唯谨，不敢低昂一语者，未必当神宗之意也。况《三经义》行之数年后，王安石乃自列其说之非是者，奏请刊去，不知古人设诸日月不刊之书，其如是乎？如其岁岁改易不已，则学者无乃徒费年月乎？若夫神宗患当时文章不足用，至于再三而思得人，则又中外之所著闻也。如其所著《字说》者，神宗留中不以列学官，近乃列在学官，使学者纷纷然异端。其书古文大小篆之不伦，正俗之无别，从篆从隶，临时迁就，其私意破律乱常，果何等书也！盖前日《三经》行而出之于经，皆弃大旨而事句语，有昔人年头月尾之弊，今又舍句语而争以字，不愈弊乎？《字说》之列学官，甚非神宗意也。其此不当置而置者，乃有不可罢而罢者。《春秋》，孔子笔削，以惧万世乱臣贼子者也。有国者不知《春秋》，前有谗而弗见，后有贼而不知；为人臣者，不知其人伦之大教也。元祐之初，常列于学官矣，恐非所以尊经术也。昔孟子欲言《周礼》，而患无其籍。今之《周礼》，最出汉末，杂之以六国之制，多汉儒之所伦次者。或谓六国阴谋之书则过也，大要歛财多货，黩祀烦民，冗猝可施于文而不可措于事者也。犹以王制之所存，得列于学官，而《春秋》法王之制，反可黜乎？臣愿陛下博延耆儒宿学，左右劝讲，复《春秋》之科，诏学士大夫不为专家之学，人得自竭其聪明，必有异人为圣时而出，以副明诏。何谓广言路？臣观商高宗梦帝赉良弼，而相说于傅岩版筑之间，可谓非常之举也。意说之于高宗，有绝世非常之谋宜如何，说乃首为之言曰：「木从绳则正，后从谏则圣」。真老夫常谈哉！盖说之意，以为人君之德莫大于从谏；从谏之言，当先天下之言而发也。人君既从谏，则无所善之不从，无弊之不知，而他无所复患也。说再为之言曰：「王人求多闻，时惟建事」。夫王人者，恭默无为之为尚，而何所事于多闻哉？盖说所谓王人之多闻，异乎儒生博士之多闻也。要在一堂之上，闻前古君臣治乱成败之言，闻忠臣直士犯颜逆耳不逊志之言，闻闾里细民愁苦叹息之言。有言职者，固得以言，而小臣贱吏、工商庶人、奴隶女子之辈，皆得言而闻之也。如是而事之不建，天下不治者，未之有也。夫高宗卒为商之盛王者，其本在是也。虽然，何独高宗为然哉！古之治隆之君亦然也。唐太宗三日不闻谏，则切责侍臣矣，况乎好谏纳言者，自是宋家家法哉！祖宗好谏纳言之实，载于图牒，布诸闻见者，不胜举也。勉而崇之，又在陛下。陛下甲子诏书方言开谠正之路，消壅蔽之风，天下之士于是欣然知陛下有意于祖宗之盛德也。夫祖宗故事固不胜举，而其大德则至诚不厌者是也。夫唯至诚不厌，是以不独好其言，而又好其人。上尽其公，下恤其私，迹若与之有间，而心实爱之不异，终身信其人而不疑，卒至于大用其人而后已也。如仁宗贬唐介岭南，将行，遣中使赐介黄金，既又画介像置之便殿。潭州买珠子狱闻，而谓唐介必不买，介卒显于仁宗之朝是也。由是士气大振，人人恨不能见上为之言，而朝廷之上日闻蹇谔之进矣。比年以来乃幸而有一人言事，其一蹶则终身不复用，古人所谓荣华于顺旨，枯槁于逆违者是也。是时大臣自谓当时有顺从而无谏争，小臣方且救过远罪而不暇，其敢言！大臣或以同异相济者，谓之异议而黜之；小臣或以下情上闻者，谓之犯上而诛戮放逐之。其好同恶异，好誉恶谏，必人之顺从，至于立法以禁之，使必不得言。或兴大役，或起大狱，或讲大事，或天文变见，人无愚智远近，必闻见而必言说者，乃下令曰言说某事者，出赏若干，其能来嘉谟嘉猷，而起幽隐之言乎？且夫太平之人仁，仁则失之弱，弱则禁之易。令行于一狂夫，而失天下忠良之心；事滋于一日，而使后生者不复知有忠义之事。士气沮丧，人人以言为讳，其视朝廷利病，如秦人之视越人之肥瘠然，真可惧哉！呜呼，壅蔽之风如此，宜陛下下明诏，欲消去之也。臣愿陛下验诸事体，大而宜必有言者，犹不闻言，则闾阎之愁苦，朝廷将何自而闻之乎？如前日黜后，大事也，中外臣寮未有一人叩阍而献言者，何邪？近如范仲淹，远如褚遂良、长孙无忌，既不可得，如欲陈元达辈，又亦不可得邪？孰谓国家声教如此久大，而乏人乃至此邪？夫刘聪蕞尔伪国，而有臣如此者，岂偶然哉？盖当是之时，有王彰之骨鲠切直，任顗之叩头流血，陈休之奋不顾身，刘士通之言不行而恚终，使元达之鸣有朋也。刘士通既死，陈元达归而祝死曰：「吾不能言矣，安用此默默而生乎」？已而元达果亦忿终，概可知也。呜呼，言路之通塞，岂一夫独鸣之力哉？臣愿陛下询诸廷之臣，其由谏诤而进者几人，其以面折庭诤称者几人，其博古今、达治体、善议论者几人，其骨鲠谅直，不反覆变改者又几人。大臣之中其无纳交于妃嫔者乎？其无缔构于阉宦者乎？其无奸险挟私雠以害忠良者乎？其无怀二以沮天下之大谋者乎？今日之忠言闻与不闻，宜无足怪也。陛下即位，首诏还邹浩，复置谏列，又增谏员，犹不自足，而下明诏于天下，开谠正路，臣将见天下之士愿献言于朝者，如祖宗之盛也。臣愚更愿陛下至诚不厌，赏谏争之臣，振忠义之气，除谤言之禁，复贤良方正之科，不独使谏官御史得进其忠，而布衣韦带之士亦得竭丹诚以佐圣治也。其复贤良方正之科奈何？臣切以谓科目之设，能极天下之材，诱天下之忠，表著人君愿治之意者，惟贤良方正之科也。盖朝廷待之尊，而大臣荐之重，天下之人责之深。士之自好，欲不负其名者，忍不以忠直之言，献之于吾君乎？由是人君数得闻其过，大臣不惧其不称职，则耻其不能言，更相厉翼，匹夫匹妇得因之以申其情，实一举而众利随之也。故朝廷得人，此涂最盛。仁宗时，富弼、张方平相继而出，唯陛下幸察。何谓贵多士？臣切以西汉之时，萧、曹、平、勃、丙、魏之属相先后为相，而西汉之享国最隆盛。盖汉相既如此其得人，则汉之百执事，其才可知也。蜀汉之时，诸葛亮死而蒋琬相，蒋琬死而姜维相，姜维乃以蜀汉为墟矣。盖蜀汉之相既如此其不肖，则蜀汉之乏人可知也。使蜀汉世世得人，姑如琬辈，则垂亡之魏何有于全盛之蜀哉？况其如亮者乎？唐太宗明断，而宣宗亦明断；太宗从谏如流，而宣宗亦从谏如流；太宗节俭惠爱民物，而宣宗亦节俭惠爱民物。当时切谓之小太宗，而治乱隆替如此其甚不同者，太宗朝多士，而房、杜、王、魏之属上下相与之诚心无贰；宣宗之时无多士之称，而白敏中、令狐陶之辈畏威防嫌之不暇，是其分也。然则国之多士可不贵乎？仰惟祖宗之时，相二人或三人，又有参知政事四三人，枢密、宣徽使四五人，使相、节度使五六人，学士、舍人七八人，内外两制数十人，馆职又数十人，如西京、河阳、郑、许、陈、蔡、襄、邓之类，节度使、使相旌旆相望，其盛哉！如是尊朝廷，镇万邦，威四夷，长君子之道，真得多士之宁也。大臣出镇多开御筵，或赐之御诗。使相过，关有司供帐，中使问劳相继，下至刺史县令，有以优异之，于是乎卿大夫雍雍相贤，耻言人过，唯患不得士以报国。而大臣敢有其尊，小臣不惮其力，而忌疾之嫌、朋党之论、告讦之风、刑宪之设，未之闻也。仁宗已患近岁大臣体轻，议者以当时两制不满五十人为陋，不知今日视仁宗时大臣又孰轻重，而两制又孰多少邪？乃者要官剧职阙而不补者，动踰一二年，两府柄臣之阙犹四五年，无大臣判州府者几三十年，如青、郓之类，或以馆职领之，何为自弱乃如此邪？意者大臣持禄固位，欲死于富贵，不肯与人同升于人主之前，谓己不敢分权攘柄，是忌嫉之嫌以致此也。虽有贤才，众所许者，当路之人亦不敢没公议，而称之曰贤且才。不幸身名一落朋党中，则言之曰：进某人，则某人之党进矣。是天子之所忌者也，是又得罪于先帝者也，其可进乎？是朋党之论以致此也。夫人之生各有气类，孰非朋党？幸而一人身名不落朋党中，曰可用矣，而或指其阴过，摘其往行，上之人不为爱惜而赏其言者，是告讦之风以致此也。国家之法日以益密，使人难避而易犯。士如一犯吏议，则数十年不得调，至有废终身者，是刑宪之设以致此也。由是上之人欲用人而无可选，下之人欲进而道无由，一切以格律从事。应其格者上下无异论，不应格，虽旷官败事，曰其如格律何！如閤门祗候举有边功之人，州学教授使之就程试，尚书侍郎于行守试三等之外，又有权入一等，及第高科者为文章，能断狱歛财者为政事，朝廷安得而不乏材乎？李林甫常进《野无遗贤颂》矣，当是之时，岂真无遗贤也哉？于是数目之外，又有一大弊，是所以为众弊之源者，曰专用一相，臣敢为陛下言之。盖国家既有宰相、执政官之异数，则门下、中书侍郎、左右丞虽皆为陛下之股肱，而势之相远甚不同也。如二相，则其谋参，其势分，其善不居，其恶不可容，人主之聪明日开，而人材因之而进，非一门也。如一相，则其谋决而不参，其势专而不分，善则居之，而至于上亢下忽，恶则无自而暴，人主之聪明日壅，而人材必由一门出也。其弊岂不大而为众弊之源乎？夫自召公为保，周公为师，相成王为左右而来，二相之制尚矣。其后曰左右相、左右仆射之类，名号虽不同，大要皆二相也。或者妄以荀卿人君论一相为之言，不知荀卿所谓论一相、陈一法、明一指者，正以其数之一乎？如其不世之业资于一相者，古亦有之，则必有不世之人而后可也。此又陛下之所宜加察者也。或曰方今正官冗弊之矣，何必亡之多乎？臣切以谓官冗之弊者，流外所入之不澄，边功所赏之不慎，法官资格之不次，内降所命之不已，阉官任子之不禁，使臣换文之不实，纷然蠹我器名，非谓要官名流之多也。陛下即位之初，灼见侍从之阙员，诏举可入选者二十人，天下闻之，莫不为陛下喜也。唐赵憬号称精治道，常以国本在选贤，宜补阙员以育人材。沈既济良史也，亦曰广聪明以收淹滞。以补其阙，陛下诚得之也，然久未闻用之，何邪？慎不轻授欤？人之不足授欤？则臣愿陛下博于求贤而优用之，无累于四者之弊。复贤良之科，盛儒馆之选，询祖宗用人者几涂，按神考官制所立之员几人，则天下之材不可胜用，而朝廷多士矣。何谓无欲速，无好名高？臣常观自古帝王用心既美，为政既善，治具毕张，其名足以配盛王而实有所不足，泽足以周宇内而义有所屈焉者，无他故也，欲达、好名二者累之也，又是古今之大弊，可为痛惜者也。如汉明帝时，讲礼明度，断狱得情，号居前代十二，后之言事者莫不先建武、永平之政，而乃察察，好以耳目隐发为明，内外悚慄，争为严切，孰敢谏者？一钟离意虽能言升平之世，难以急化，宜少宽假，幸不诛辱，而亦何补毫末哉？欲速之累如此也。后魏文帝屈然擅中国之统，礼乐风声蔚乎可观，而史臣称其刻意尚名，饬情干誉，自讲丧服何如孝理于民，亲问百年何如銮舆不动，设食于道何如水旱不愆，赐杖于家何如子孙侍侧，其又好名之累如此也。至唐文宗之急近功，隋炀帝之自许如尧舜，则乃无足惜者也。彼愿治之君无欲速，则能逸天下，不独一身之优逸也；无好名高，则能安天下，不独一身之无忧虞也。何则？无欲速之累，则诏令宽大，政事简易，崇尚平康，老成进而顽童远，忠厚行而浮躁息。不得已而兵，则无速战；不可寝而役，则无贪功。田野无事，民人各得其业，不其逸天下乎？无好名高之累，则奉先王之常宪，游天下之夷路。狂生迂儒变常乱古之谋不得施，愚夫妖人庆云甘露之玩不为瑞，冒义忍诟之辈圣德颂不敢以前。朝廷之上若无所施，而闾里之间实有所惠，不其安天下乎？苟如不然，其累于欲速，规规自困，虽有日月为之缩肭，虽有衣裳为之颠倒，而智者不暇为谋，勇者不及陈力。苟且诞谩之弊纷然以起，威之不足而刑之，刑之不足而殄戮之，使民将无所措手足矣。其累于名高，惟恐其言之不大，而行之难则弗顾也；惟恐其行之不勤，而涂之远则弗恤也。事既可而又恐其能踰也，功既成又恐其能胜也。宁受欺于阉官小人，而不欲见规于忠良辅弼。过举失德非不知，而惮改为以遂非，恐下之议己，而机阱网罗无不设也。呜呼，二者之累有至于此者，可不惜哉！恭惟陛下富有春秋，建德于不可倾之地，玩言于无所弊之场，则不疾而速，欲避名而名且归之也。真宗澶渊之役，诸将请因契丹既北之势，扼其归路，一掩手而使片马只轮之不及，真宗独不欲之也。言者谓仁宗宜自行威断，仁宗曰：「朕在位久，于天下事诚谙之，若事事出自朕躬，或小过失，使言者不敢力争，或惮于改过，未之可也」。呜呼，其累于斯二者乎？此祖宗之盛德无可议，全功无所亏者也。唯陛下严恭畏天，当灾变，下明诏，求直言，以辅成初政，实天下幸甚。臣愚且贱，何足以奉明诏之万一，徒知可言之朝不易达，而忘其身之不能言，狂瞽不识忌讳，唯陛下赦其万死。然天下大事，或有因一人之为变改者，自古已然。三代肉刑，实缇萦去之也。臣之所陈或有取于万一，而皆舆人已诵之言，斧扆已决之议，如鸡第二鸣，虽不足以起众，亦未为不知时也。万一无取，不足以为涓埃之助，陛下幸赦而容之，然后之能言者为陛下言之，亦未为晚也。汉文帝初即位，或言事者辄停舆与之语，是非皆称善，后乃卒得贾谊，岂曰无补之乎？臣愚干冒天威，不识忌讳，不胜惶恐战慄待死之至。臣说之昧死再拜。

〔面贴黄〕奏为应诏，实封言事。

〔别贴黄〕臣愚所陈，皆当今之急务，天下之大利害，仰惟陛下明圣愿治，辄敢干冒上进，以奉明诏之万一。

〔别贴黄〕臣狂瞽献言，不识忌讳，徒知圣君临不讳之朝，尽言而忘私，伏望陛下特赐睿览，留中不付外。

负薪有廊庙之忧，固善矣，其如廊庙之耻何！曰：廊庙顾岂无忧哉？特与负薪异耳。且天下之患莫大于同乐而异忧，作《负薪对》。

今上即位元年正月初，金贼以我疆埸之臣无状，斥候不明，遂豕突河北，蛇结河东，直抵京师城下。金贼非汉老上单于之比也，其兵亦无老上单于十四万之众也，彼时烽火照甘泉宫，望长安犹踰百里而远，今何为使我直有城下之师，犯孔子《春秋》之大禁？天其或者警惧汉文帝者犹浅与？负薪忧其九失而有三策。皇帝陛下初下亲征之诏，远近闻之，靡不思奋，咸曰是我太祖皇帝之旧章也，今皇上真似之也。太祖皇帝受天眷命，即位之四月，昭义军节度使李筠叛，习五代之馀衅，自恃其兵为之勇，可称其山河之壮。太祖亲征，倍道兼行，其劳至于圣躬负石马上，使太行不得以为险。即日城破，筠投火以死。盖是举也，枢臣廷祚为太祖献策曰：「宜出师击之」。西京向拱曰：「陛下宜速济大河，历太行，稍缓之则使贼炽矣」。控鹤左厢都校马全义，亦于泽州城下进言曰：「缓之适足以资其奸便」。全义中矢，拔去，被血以先士卒，筠不得不与火俱灭之，速也。是岁九月，扬州李重进自谓周室之勋旧，继以叛闻。太祖亲征，复如李筠与火灰烬。筠则北结刘旻，重进亦南通李景，其祸心不浅。而不及掩耳于迅雷，则奈何。嗟夫，金贼之势逼于前日，而銮舆之出异于他日者，陛下无谋臣如廷祚、如拱，而将无如全义者乎！如其有能成陛下之初志者，天地为之威怒，风雷为之震击，跛者起而喑者呼，宁论女子童稚奋袂之勇哉？或曰：如陛下即位之初何！曰：陛下即位之初，孰如太祖当宋之为宋，方四月之初哉！或曰：论兵则我寡彼众。曰：战之胜负不在兵之众寡，而在将之能否。有古以来，不可胜言也，莫若以今事著明之。太祖在周时，以百骑却虏枭将高模翰之兵数万于瓦桥关之北，开宝初，太祖命田钦祚以兵三千于定州，背城以破虏六万。于时军中有三千打六万之谣，至今塞上儿童犹以此语为戏不忘也。借曰兵寡，岂无三千？背京师城而阵，当见人人如田将军也。关北百骑，则待陛下之临戎，复如真宗皇帝改元之二年，乘六龙幸大名，北虏不及望天戈而大败遁去。越五年，御龙辔幸澶渊，北虏才及望天戈，不及战，自败而请和。是我不速于和，而既利则能久者也。于时上相毕士安开其谋，次相寇准坚其行，殿前高琼效控马渡河之力，皆赖上意先定于前年之征也。太祖再出征，真宗亦再出征，若其问罪河东，则太祖、太宗皆一出征，陛下不一出征乎？其失之一也。图功以威克爱者，政典也。政典者，军政之典也。治国之常道，则威与爱均也。方有事时，汉景不能诛晁错，则天子之威令不申，而晋室亡，六胡之乱已肇也。唐肃宗之威令不申，而有郭子仪、李光弼为将，不能平幽蓟。武宗之威令申，以石雄、张仲武为将，而足以讨泽潞。近者周世宗即位之三月，亲征刘旻及契丹于上党，其爱将樊爱能、何徽败绩，世宗立取而斩之，将校股慄，思用命，而刘旻在太原亦为之破胆失据。世宗之师由是出无不胜，而四方僭叛相顾失色，中国之威一日而振，实为我有宋之驱除也。国家不幸有败国徼乱之臣，为万世之羞，非战将一日失律之比者，曰京、曰贯、曰黼、曰攸、曰（缺。）方金贼在城下时，宜枭以视之，又醢以赐之，因有诏敕曰：「此醢非他物也，为人臣而不忠者。不度事之利害，不虑国之安危，天命予一人戮之，凡食者诫焉无怠」。彼金贼虽非人类，而犬豕亦有掉瓦怖恐之号，顾弗之惧哉？舍此而不为，其失之二也。兵出无名，事故不成，明其为贼，适乃可服，古兵法之言也。唐高宗时，薛仁贵为苏定方讨贺鲁而言之，遂克成功。今国家于金贼曾不遣一介之使，问其所以来者何名也。彼素臣事契丹，乃一日灭契丹之国。自建隆以来，臣事我有宋，复一日举乌合之众顿于坚城之下，果何名哉？设如我与国也，玉帛初陈，车传未息，相与之新，当如是乎？无乃疆埸相侵乎？请责之疆埸之臣。否则将帅失信乎？请责之将帅之臣。今日果何名也邪？执事者既不责金贼之无名，又不名其所以为贼者，重可惜也。何则？自古兵之大禁，乘车深入则败，猖狂不制则亡，贪人金币则灭，有所恃而骄则众相残，淹时而兵老则下必图其主帅，金贼俱犯此五者，我取而歼焉可也，执事者似未之明也。苟不明乎此，则败亡反在中国矣，可不念乎？金贼之君不知何人，恐非冒顿之暴勇、颉利之狡谋可与为比也。其谋臣郭药师者，唯能与我阉贯为谋，而贪墨无耻如中行、说辈，借以资其身取富贵耳，恐亦不可比禄东赞之辞婚，可以动唐太宗，尚结赞之狂谋，几能擒浑瑊。如郭药师者，使得一粗晓边情部队将说之，不过一二言而唾叱之矣，刑馀而又责之贯，实在部队将之下者也。大抵不知其君则视其将，不知其众则视其国，不知贫富则视其器械，不知其所为则视其所好。金贼之将如郭药师，则其君可知也。其国之东西几何，南北又几何，朝臣高丽，暮臣契丹，介于奚霫、室韦、靼达之间，实彼群族帐之所贱者。今亟兴师乘马而南，则其众可知也。器械必资铜铁竹箭胶漆之上品，举非彼之所产，宜其窳顿不刚，惟中国之器是求，则其贫富可知也。金贼之嗜好，大在金币子女，细及耳目玩物，则其所为可知也。凡百亡国灭身之具，何其备邪！昔侯景所与同恶，无非驽才，其党自叹曰：「乖僻至是，安得不败」？金贼似景，皆暴起而灭必速也。苟明乎此，则何惮而不取以歼焉？既此之不明，其失之三也。金贼不避利，求割地以河为界，执事者不尽河以赐之，姑赐高阳府、中山府、太原府暨其郡县，无虑名城将百数，自以为有谋也。不知今天下者，太祖之天下也，孰敢以寸土不在王会图哉？高阳、中山者，我太祖、太宗暨周世宗躬冒矢石，艰难而得之者，乃一日谈笑而弃之邪？太原则太祖、太宗相继亲征，冒矢石甚于河北，其艰难则久于河北，真宗自谓先帝竭四海之力以得太原，顾弗重邪？又忍如堕甑而弃之邪？执事不可，重谕之曰：彼初称女真时，在我太祖朝尝盗我白沙塞三马，适尔贡马之使在阙下，太祖命执之不遣佥年，渤海之使为女真以表谢过则释之。其在太宗时，女真困于契丹之三栅，控告乞援亦卑恭甚矣，不谓敢睥睨中国之地于今日也！此其失之四也。金贼其何厌，敢肆求黄金重币，不知其几何，但闻国家府库空竭，下捃于公卿大夫士家，细不遗乎闾里民庶，其上逮宫帏供奉之器，则苟有人心者，不忍言也。方唐吐蕃纵横凌轹时，入京城劫掠黄金，则必有之，亦不闻明言求金于王城也。其在盐州、夏州者，则尝求金矣，是吐蕃施于盐州、夏州者，金贼傲侮于京城也，不已甚乎！执事者何不谕之曰：府库者，祖宗之府库也，国家于经费之外，未尝敢以一毫赏无功也。且国家初未尝相聚歛之臣，亦无事于府库之富也，安得有金以满溪壑之欲哉！在我国家之初，女真岁以市马于中国而资富，其后女真服事契丹，则中国但知有契丹之马，而不知有女真之马也。女真之名马遂亦绝种，得非天以其马畀中国而不畀契丹乎？女真又安得而私邪？以故不逞而南，唯以无马为恨，涂路剽掠而未知已也。彼穷饿不得吾市之金，乃无名之求邪？夷狄皆贪而多诈，唯女真之贪而多诈，高丽犹贱之，雍熙间尝为吾使者诉之也。以黄金弃之溪壑，此其失之五也。《春秋》重信，盟生于不信，《春秋》是以诛盟，中国诸侯之盟固在所诛，况以中国盟夷狄乎？又况以王人与盟乎？隐二年，唐之盟鲁，与戎盟也，此《春秋》始隐之一端也。僖八年，洮之盟。二十九年，翟泉之盟。王人与盟也，此《春秋》责齐晋之重者也。兵而不已至于盟，盟而不已至于质子，则又《春秋》之所不诛也。在汉唐时，但闻夷狄有质子于中国，不闻中国有质子于夷狄，礼则然也。金贼一日于王城下盟誓而质子，苟有明《春秋》之大臣，则其责当如何，无乃失中国之所以尊者乎！彼如有求质子而及亲王也，何不谕之曰：亲王者，上皇之子也，陛下方如尧亲九族，忍弃上皇之子于胡虏乎？如质陛下之子，则方就外傅，未任武部之事邪。彼虽犬羊，亦未必忘父子兄弟之亲也，闻此言，恐亦耸然自失矣。又如求质宰相，则当谕之曰：宰相者，陛下之股肱也，何可一日不相与以成一体乎？邦昌者，虽不知为何等人，既命之为宰相，则当待之以宰相也。彼亦号有君臣，则宜知宰相之重矣，亦闻此言而得安乎？虽然，质固何有哉？曹公因韩浩私吕布，不顾夏侯敦之被质，著令有持质者皆并击弗顾，由是劫质者遂绝，此曹公所以能振威于中国也。中国不得其所以为尊者，其失之六也。然金贼一日得吾瀛、定、并门重镇，未必能为其强；其得吾金币无虑数十万，未必能为其富。何则？夷狄喜相吞并斗争，是其犬羊狺吠咋啮之性也。唯其富者最先亡，古今夷狄族帐大小见于史册者百十，今其存者一二，皆以其财富而自底灭亡者也。今此小丑，不指日而灭亡，是无天道也。唯有一事大可惧者，又特遗之以谋臣也，遂将使此小丑得以其强者为强，富者为富，可不惧乎？国家以契丹归朝官悉遣归于此小丑，无乃执事者未之思乎？盖此色人布满州郡，无虑万数，远者十数年，近者三四年，且尝预官联，临局务，亦有喜读书，通吏事者。其便弓马多膂力，喜战斗，则又其性习然也。且其中国之事体人物，靡有不知其孰强孰弱，孰能孰否，与夫道里孰远孰近，孰险孰易，皆得以为此贼之谋，其害一也。此色人在中州，初颇喜自陈其高曾之家世，曰此大家者吾之同祖也，曰此郡县者吾坟墓犹存也。幸今复为王民，亦颇买田种艺，与人家婚姻，其意不浅矣。亦颇有惜中国不用贤，多遗才，为司马公而叹息者。今一旦阻其慕王风之心，投之于犬羊猪彘之群，则以其苦心为彼蘖谋，其害二也。且彼与金贼亦有平日怨嫌不相能者，或当南北战斗时，兵刃相残之酷者。今又一旦快彼贼心，其害三也。彼携老幼恸哭，驾胡车弯弓露刃而行，籍籍道路间，言曰：「投彼死尔，孰若死在此」？以故所过之处，闭户避之，既宿而去，则居者相贺。如其为彼用也，亦可虑哉，其害四也。金贼陆梁于城下时，此辈亦有请质妻孥，愿与之格斗者。庙堂之谋曾不知出此，而州县固不敢上闻矣。此一大便而资以为彼小丑之用，其害五也。彼归自契丹，而乃复归之于金贼，不知为何名也。无乃示怯于金贼者过甚乎？其害六也。使彼顾盼之间，禠中国之衣冠，复夷狄之态度，弱者羞恧，强者怨恨，道路为之咨嗟，非王者无外之度，非天无不覆之美，其害七也。明有此七害，而议者不过曰：庙堂有徙戎之论，为日久矣，适此时而徙之，不贻中国他日之害也。复请之曰：如可徙也，岂无异日？执事者幸少待之，徙之金贼，孰若待我国家庙堂之议成，复疆理幽蓟之旧土，使彼复有仕于彼乎？且诸葛亮于南蛮四郡，皆因其土人而任之矣。借此万馀人皆无所知解，直以增彼驰突之数，固亦不可。彼小族实难得生齿，所以汲汲是求也。昔朱克融辈方饥寒于京师时，从宰相乞一饱之日而不可得，安知复有幽燕故巢，不忝其祖滔之风，终为唐室之害哉？如不用宣和七年以前诏书，复存之于中国，其失之七也。此贼蚁聚于城下时，大臣不知画谋，不知一日纵敌，百世为害，战士不肯尽力，留贼以累君父。圉人养虎自贻害，不胜责也。传曰：「无伏节死难之臣，孔子伤焉」。可不信乎！设不能有钟鼓举而歼之，尚可震而逼之，合而围之，使鸟不得渡，马不得嘶，此贼不忿而相搏以死，则无食而饿死矣。奈何既不得攻，又不得围，纵其游骑散卒，或百或十，朝出而残一邑，又明日出而残一邑。王畿根本之地，富室最多，适足以资其流血成沟也。王畿荡灭将尽，遂及辅郡诸县镇，走官吏如鸡犬，取故相家孙女姊妹缚马上而去，执侍帐中，远近胆落，不暇寒心。然非金贼残之也，实官军残之也。方贼入一邑时，未闻官军一人袭而来救，咸谓彼出不意，而我适不为之备也。以故知阉贯前日臧底河之败，士卒死者十万，不减永洛之酷，朝廷莫得而闻也。贯蹙，熙河经略使刘法出师，为西贼掩而杀之，如携童稚，朝廷受百官班，贺西师之捷也。近而刘延庆于雄州北僵尸百馀里，而弃金帛军实于乱尸之中，不可称数。并取雄州弓手，天下称为枭勇，而契丹素所畏者，贯悉杀之，朝廷既不正典刑于延庆，而贯寻封王矣。法制之兵当如是乎？其失之八也。或曰国家征兵于方镇而未至也，前与之和矣，曰城下之盟，有以国败，不能从也，是《春秋》之法也，敢不守而行之？韩信之伐齐，先有郦食其与齐和矣；李靖之灭颉利，唐俭深入虏庭而和矣；薛仁贵之取九姓，先受其降，而知降者伪，则不若悉坑之之威也。是皆《春秋》之法也，何独古人以制胜，今则失之，无乃天下之士恶言孔子《春秋》之弊乎？虽然，征兵于方镇而不急奔命者，其故何也？汉陈豨反于代，高祖以羽檄征天下兵，未有至者，高祖乃躬选壮士于邯郸，盖豨之罪未白于天下也。唐代宗有吐蕃、党项京师之危，诏诸道兵，四十日无一人入关者，吐蕃、党项虽为天下所嫉，而程元振、李辅国凶阉之不君，复为天下之所忌也。天下岂不曰元振、辅国者，吾家之吐蕃党项也？塞上之吐蕃、党项，吾力可及，而吾家之吐蕃、党项，吾力之不可及也。今阉贯之凶燄出元振、辅国上，既未枭而醢之，尤为天下之所忌也，然实因兵制驱之而然者，何则？兵在州郡，则兵驯而州郡重；兵专命将则兵骄而州郡轻，盖将重则州郡不得不轻，将骄则兵不得不骄。惟州郡轻则帅府轻，帅府轻则京师轻，此天下之势也。祖宗之兵寓于州郡，命其守臣曰知州军，以某军重某州也，其将则州都监是也。州郡都监平日事其守臣卑且谨，则其兵无自肆也，此祖宗之兵制也。开宝之兵三十七万，是谓必胜之兵。至道之兵六十六万，是谓威武之兵。天禧之兵九十一万，是谓太平之世保大之兵。庆历之兵一百二十五万，是谓昊贼之后应变之兵。皆以根抵京师，而枝干四方，宜其百世莫得而加损于一日也。乃有大臣喜变更祖宗之法度，兵制亦不得而存，合数州之兵以为一将，将重而州郡轻矣。州虽有兵之营幕而窘于月食时衣，其号令之所加，进退之所系，则在将而不在守臣，以都监而领剩员，厢军之外，不知将司一事也。将兵视州民如胡越，将官待守臣如寇雠，又有大可惧者。幸宗庙社稷之灵，无回戈吞噬之变，则昧者未之谕也。唯司马温公，熙宁中在洛下，见留守前宰相韩绛，以数十老弱之卒，奉旨祷雨中岳，而将兵有出城之禁，奏疏论之。曾布帅太原，躬自不胜将司之无礼，而终不以将法为非也。此者不幸有金贼之役，如徵旧制之兵，则诏至一州之日，则一州之兵奔命而东，上不必待于他州，切恐他州之我先也，州兵之急于用也。今征新法之将兵，而将兵分隶数州，必合而起之，又各仰其州之钱粮以资之，是州兵一日之事，为将兵累日之事也。将兵之不可急用也如此。国家承平日久，人材不甚相远，都监之材武不知视将官果何如，唯阉孺之役，商旅之族，乃得超授将官，而都监孤寒，以考第平进者，不敢与之比也。此州郡兵制之失，使其赴援不时之弊也。若其京师兵制之失，使其寡弱不足以为京师之重，而威乎天下者，亦其自变更祖宗之旧制也。祖宗知汉唐都雍与洛，以山河为险，人可兼而有也。今都汴阳，无山河为险，而唯以人为固，乃屯重兵于京城之下，或分粮于京畿之邑，他人莫得而轻重之，唯我以之为用，是本朝以兵设险，险于雍洛之河山也。奈何喜变更之大臣，销去祖宗傅城之兵营，曰坐縻太仓无用也，曰阙额之金因得以为利也，闲地可以利室庐也。大臣而浅且陋一至于此，安知百世之安危哉？宋守约自以并营为功，闻于一时矣，使我翊卫京城之兵营，十无一存者矣。今之贵臣强宗，则为别馆园囿，与夫道宫释宇者，皆昔之营地也。后生但誇今日游地之雄，孰知昔日宿兵之雄哉？倘如祖宗之旧制，城外之兵营棋布相望，而謦欬之音日夜彻乎数百里之间，使四夷来朝贡者远而望之，于郁葱佳气之外，有森然不敢仰首之威光，则被金贼虽欲喘息于城下，而无以留旦暮也。祖宗以兵为险，而城不必高，池不必浚也，吾之京师是谓天邑，是谓神皋，其守唯在四夷也。由是观之，祖宗京师之兵制，优于唐之时府卫多矣。唐之府卫远，而不若我之近也；唐之府卫勤于命将，而我初不命将以私之也。内外兵制系国家安危，其失之九也。幸而有三策焉，曰：命威望之大臣以守魏，而高阳可保也；命威望之近臣以守镇，而中山可保也。在唐则魏博重于镇冀，镇冀重于幽燕，魏博、镇冀合而制幽燕者也。祖宗于河北建四郡，而河东唯太原一镇，其旨微矣。今不得已，于晋于潞，或择建一镇，或各建一镇，则太原可保也。此重镇之策也。于河北、河东慎择守臣，文武并用，待之则厚，委之则专，于转运使、提点刑狱之外，无繁破旁午之使者，以蹂践之，抟啮之，则金贼虽得吾州县，而无得乎人者，安能一日而居哉？大要如太祖时，郭进于邢州，李汉超于关南，何继筠于镇定，贺惟忠于易州，李谦溥于隰州，姚内斌于庆州，董遵诲于通远，王升于原州，不减唐李抱真于泽潞，马燧于太原。虽曰崎岖于剧贼之中，而威震于华戎之上，吾民既安矣，何恤乎小丑？夫然后于民给复者五年，末之犹三年，明诏曰：「山泽之利，与尔共之，吾不禁也。盐食之货，尔专有之，吾不与也。尔无种粮，则吾给之；尔无牛耕，则吾畀之；尔无农器，则吾铸之」。于是乎十数年流转四方之民，不约而无远迩来归矣。唐宣宗何德以复累世所亡河湟之地哉？而能以恩惠顾于既归之后，犹不失《春秋》重民之道也。此内治之策也。远交而近攻者，范睢之谋，唐太宗为能用之也。王者之师不必出，而以夷狄攻夷狄，则王者之师不战也。国家之制迁贼命于藩罗支，其制元昊亦命乎唂厮罗，是世效忠顺以报朝廷者。一旦灭之为郡县，今熙河是也，自是夷狄怨中国多矣，德之不以为恩也，疆埸之上无日无烽火之警。今因金贼陆梁之后，丕然大变其政，得重使如唐贾林、本朝曹利用之类，以告室韦奚霫靼达诸蕃，鸣金贼之罪而四攻之，金贼何地以苟活哉？若高丽则金贼素所臣事者，我之厚高丽者如何，其为我缓急之役当如何，将见金贼虽苟活，不可得也。《春秋》之功莫大乎存亡国，孔子犹书卫人立晋，不与齐侯之专封，而大天子之命也。今天子为能命韩昉辈访耶律之后，礼而立之，则九夷八蛮罔不仰中国之至仁，服陛下之丕德，非特为耶律氏再生骨肉之恩也。仁之所施者深，则诚之所归者广，于是乎耶律氏为我藩篱，蚤虱金贼而汤栉之，凡厥涿蓟诸郡，恐却之而必以归也。汉光武不肯从藏宫、马武之谋，因匈奴衰乱而取之，乃立南单于以制北单于。唐太宗虽曰灭颉利而立突利可汗，使率其故部，示不灭人之国也。故曰兵所以存亡继绝，救乱除害也，今何惮而不为！此外交之策也。唐太宗有郭子仪为将，吐蕃内侵，相继五年。德宗有李晟为将，而吐蕃内侵，相继三年。则今日之忧，未易以一冬一春必也，庙堂之上可遽缓带乎？借如三镇之地已无及，而三镇之馀犹可及也。今日之师已无补，而明年之师或尚可补也。皮肤之疾愈而却医可也，心腹之疾犹存而医未易却也。

某闻古之仕者爱日，非以时之不再，而吾生之有涯耶！夫造物者之报物，以无情犯其成形者，去若机动，而婴孩老耄居其半，况死生大变蹑其后哉！得仕之日如朝菌，吾何独不爱乎？虽然，此特吾生之日也，所可爱者，天下之日尔。天下之势，尝若一人之身，自肇造而至终衰，其间太平，虽三代之盛，皆不及百年，而纷纷者，特瞬息耳。人生之有壮日，奚异乎此？然则得志于太平，宜为天下爱日也。昔成周之太平，绍文、武之成烈，宜无为也，然周公相与经营，至于修井田，营洛邑，迁顽民，巡侯甸，抚四夷，征不庭，服群辟，然后作《周官》，备礼乐，以成一代之法，子孙之可传者六百馀年，而继周者百世犹日用焉。夫周公之德辅成王，其有为之日数十年耳，而制作如此之备，非为天下爱日耶？汉之文帝，唐之贞观、开元，亦成周之时也，世之言太平者，必誇企于此，而有志之士每太息焉。何则？方是之时，兵寝刑措，民富国强，更化缮法，以追三代之风绩，此百世治安之机会，而惜乎无有为之爱日也。故文帝不过躬节俭、下农桑之诏而已，至于贾谊《治安》之策，则不能用也；太宗不过虚己纳谏、慕三代礼乐空名而已，房、杜之所学，又不能进也。彷徨则久，于治安之日而无能为，故汉终以微弱，而唐亦大乱。是岂知七国之叛养于文帝之姑息，而武帝穷兵之愤发于文帝之仁柔哉？若夫饱食逸居，孝弟忠信不修于暇时，一呼而从禄山者，皆贞观、开元之子孙也。夫有为一失于会通，及其沦胥，后世虽有成帝之仁贤，宣宗之感概，汉、唐不复振矣。此何异人之得生。方其血气刚锐，袭富贵之馀，视患祸衰槁蔑如也。进德修业既不足以及时，名教风谊不积于心，思虑智数不足以禦变，势往事流，大化与衰俱至，憔悴困死，方且追恨昔日之悠悠，弗及矣。呜呼，天下之日良可爱也！今之太平，在周则成王，在汉则文帝，在唐则贞观、开元之盛时也。昔神考敕时几以观会通，登真儒，灼三俊，以成天地之能，未滋多休，而荡陵于元祐。伏惟相公阁下遭变之初，大节截截，不可摇夺，忠列义气，上贯日月，下动清议。今天子追绎元旧，思与昭复重光，而天心人意，默会宸断，生灵动植，再造陶钧。千载君臣，古难一遇，而阁下今再遇矣。伏思平昔请藩居东，群议攻阨，若无逃于天地之间，求为江湖散人，不可得。望今有为之日，其易偶耶？然王化复行于兹三年矣，去先代之泽未远，而道洽政治不进于成周，物阜民富未过于汉唐，学校既修而士轻廉耻，水旱方至而民转沟壑，官冗而贤愚同滞，兵骄而馈饷不继，内迫大河之忧，外负夷狄之患，赋性含灵，莫不倾心于阁下矣。夫山东之相，山西之将，鲁、卫之君子，燕、赵之奇士，楚宝蜀珍，未尝不育于世。古之取人以有为，盖不一矣。今庠序、郡国登进而得者几人？沉于管库缧绁、隐于市井鱼盐而识拔者几人？堂下之言如鬷蔑，冀上之敬如却缺，而得者几人？是皆未闻卓然有厌于人望者。岂宰相之利势不足以致人耶？某朅来京师，尝造阁下之门，惧而不敢将命者再矣。日之方中，冠盖相望，摩肩叠武，待次而见者如堵。典谒赞名，分序而入，旅进群揖，屏气未息，而㤝然趋出矣。夫备礼于去来者固已如梦，凡拳跽曲折、请间于无下者，鲜不为身谋矣。使诚有怀世忧国之士欲自达者，肯屑言于此乎？夫天下有求之欲何穷，而有为之机会不可失。恭惟相公思君臣再遇之为难，念太平之日为可爱，遗形虚己以来天下之多士，示以有为求助之诚，而养其敢言自尽之气，察其所安，而报以至公之去取，则纷纷者不复渎其上，而门下之谒多君子矣。然后收其英华，以润色太平之事业，岂特伊、旦专美于商、周！某西南曲儒，学苦道远，不自振于末路，窃一邑以巢鹪鹩，固自适矣。然念流形于治世者，虽丘陵、草木皆荐其材实，以效生成；某涵泳圣化，行且老矣，报本致养，独贵于万物？今治行将归，去国万里，它日虽欲自达，且弗及矣。窃自以为宰相之职在正君，在知人，在明义，因撰《相业论》三篇，以修左右之贽。且茅之为物薄，而君子取之以格上帝，以其可以荐诚意也；不龟手之药贱，而楚人得之以封侯，以其所用大也。虽然，某之区区欲自致而惧弗及，非幸于有取者，惟阁下矜其眷眷焉。

世言诗能穷人。唐李太白号谪仙，然以乐府忤妃子，卒阨穷不振；刘梦得坐「种桃」句，黜刺连州；白乐天坐《新井》篇，黜佐湓浦；孟浩然、贾浪仙辈俱有能诗声，然以诗忤明皇、宣宗，终坎𡒄州县。故言诗能穷人者，取是为左验。予谓诗非惟不能穷人，且能达人。今夫穷阎挟策之士生右文世，病碌碌无以自表见尔，使具能以词艺达细毡之视，而被华衮之褒，则涂辙之升，一岁九迁不为锐，孰谓诗人例当穷哉！参知政事西洛陈公讳与义，少踔厉不群，篇籍之在世者无不读，既读辄记不忘。政和三年以上舍解褐，分教辅郡，益沈酣书传，大肆于诗文。天分既高，用心亦苦，务一洗旧常畦径，意不拔俗，语不惊人，不轻出也。宣和中，徽宗皇帝见其所赋《墨梅》诗善，亟命召对，有见晚之嗟，遂登册府，擢掌符玺。向进用矣，会兵兴抢攘，避地湘、广，汎洞庭，上九疑、罗浮。虽流离困厄，而能以山川秀杰之气益昌其诗，故晚年赋咏尤工。搢绅士庶争传诵，而旗亭传舍，摘句题写殆遍，号称「新体」。今天子梦想名士，以台郎召还，以诗文被简注，遍掌内外翰。无几何，遂以器业预政，所谓诗能达人，公殆其一也。彼有旌「殿阁微凉」之句而亲题禁苑，赏「春城飞花」之句而擢守宣城者，诚幺么不足道。绍兴壬戌，毗陵周公葵自柱史牧吴兴郡，剸裁丰暇，取公诗离为若干卷，委僚属雠校，而命工刻板，且见属为叙，盖将指南后学，而益永功名于不腐。在《诗》有之：「载色载笑，匪怒伊教」。又曰：「有斐君子，终不可谖兮」。贤侯处心，一举而二美具，可无述哉！

天下之患，莫甚于大盗起而人主不知。侯景向关而梁武帝不知，贼遍天下而隋炀帝不知，此皆前世已然之事，其辙迹可考也。今天下谋臣猛将、豪俊之士奋然而争出者，皆高谈禦戎之策，侈言诞诈，谓盗贼为不足忧，不知天下之所以安危治乱，常系于此。昔秦既灭六国，惟虑匈奴之为患，使蒙恬北筑长城，延袤万里，而不知陈胜、吴广起于闾左之匹夫。宣宗收燕赵，复河隍，威震边陲，而不知庞勋之乱起于银刀之亡卒。然则，盗贼之起，其始未必能桀大，惟郡县蔽匿以幸须臾之安，养其芽孽，寖以成乱者非一日矣。自艰难以来，江浙荆广所在盗起，然皆暴兴而亟灭，惟虔州倚荒险，洞窟林麓尽为贼蹊，历十年而磐牙犹在。皇帝尝下铜兽符，发襄汉之师，擒馘几尽。州县不能抚缉，厚赋深刑，闾阎深苦，于是复操锄钩为兵，啸会逋残，山谷响应。二千石既莫能制，且恶其鸱张而累己也，欲设一奇计而莫知所出，则其计止出于招安，当时江西大帅亦听其说而甘心焉。盖其说以为不数月可以尽消江西之盗，而使百官入贺于朝。此真诞漫之术，可纾朝夕之患，而非为国长虑者也。郡县承其风，往往纵贼不讨，悉招其渠率而官爵之。贼利其然，反跳聚山谷，置魁立伍，而阴结官吏，各称渠帅，以苟一时之赏。虽平居未尝为寇者，亦相时生心，操戈而崛起，不惟能免于死，而且歆艳爵禄之荣。此岂非诱民以为乱者欤？今虔州城中官兵无几，而招徕倔强之徒，带刀剑、执铜挝，列刺史庭下者凡数百人，群心凛凛，常若刀锯在颈。此岂可以为长久之计者哉？所谓数百人者，其故时党伍，散居大山长谷之间，啸呼成群，椎埋鼓铸亦自若也。间不得逞，时出焚剽，则州县必责招安之官提兵追讨，往往暗分财物，自相唇齿，骤雨绝弦，莫见其迹。州郡既不敢究穷其奸，又且赏之以为有平贼之功，凡如是踵而起者，烽垒相望。盖设法有以启之，盗贼何时而可息也？甚者，盗贼虽起，保伍不敢言，县邑不敢发，至于势张而不可掩，则招安之旗四出，上下相为匿，以避朝廷之知而已。呜呼，祸有大于此者乎？愚故曰天下之患，莫甚于大盗起而人主不知。虽然，先事而言则罕见从，事至而言则无所及，自古祸乱未有不如此者。今盗贼虽已萌，尚可逆为之计，顾愚无知，不知所以逆消祸乱之计，徒能论天下之势如此。惟冀庙堂帷幄之臣，博采群言，使圣主知之，则天下幸甚。

自古帝王其始非无聪明勤俭之资，卒至昏惑不悟，驯致败亡而不可救者，固非一端，然其大略不过数事而已。不牵于女子之爱，则夺于宦竖便嬖之人；不溺于浮屠之言，则惑于神仙不死之说。此必然之势也。《杜阳编》载：唐宣宗方即位之初，衣必濣濯，食无兼味，时人至以比汉文焉。后宫有疾命医，疾愈，帝袖金十两阴赐之。医者将拜，遽命止之，曰：「勿复使人知。言出于外，又令谏官上疏」。其俭静畏言如此。故太和之政庶几贞观之风，而专务罢斥佛氏以革太宗之弊，可谓善矣。罗浮先生轩辕集者，一方士耳，乃召置内廷而尊事之，问以长生之术，其视太宗所为特好恶有所异耳。观轩辕谈道有趣若可取者，至益之以变怪，则又似王乔、左慈之徒，果何补于治哉？夫以中才易惑之君，所好既已偏溺，又从而惑以怪谲可喜事，宜其迷而不之悟也。

人君不患乎太刚，而常患乎柔而不断。太刚者不能无过举，然不失为贤君；柔而不断，则遂有昏乱之渐。盖刚者多明，柔者常暗。明、暗者，贤君、庸主之所以分也。汉宣帝励精为治，信赏必罚，综覈名实，不能无过举，然卒为贤君者，刚故也。至元帝则优柔不断，孝宣之业衰焉。唐宣宗精于听断，以察为明，无复仁恩之意，不能无过举，然卒为贤君者，刚故也。若文宗则仁柔少断，以致甘露之祸。观元帝宽宏善下，出于恭俭，号令温雅，有古风烈，然有一萧望之，卒信谗使自杀，至委用弘恭、石显，则胶固而不移，此孝宣之业所以衰，而汉之纪纲遂至不振，岂非以其柔而暗故欤？观文宗恭俭儒雅，出于天性，慨然慕太宗之治，太和政事号为清明，然任一宋申锡，卒为阉宦所诬而斥之，至委用李训、郑注，则一意而不疑，此甘露之事所以祸及忠良，不胜其冤，而帝亦饮恨而没，岂非以其柔而暗故欤？夫人君取象于天，则以刚为德也；取象于日，则以明为德也。体刚明之德，而刚不至于暴，明不至于察，虽古圣帝明王，何以加此？至于刚明而不能无过举，犹为中材之君。若夫刚挠而为柔，明易而为暗，则失其所以为君之德矣，虽欲建功立事，追踪古人，恶可得哉。

霍光膺武帝之托，拥幼主，摧奸臣，处废立之际，临大节而不可夺，为汉社稷之臣。至宣帝谒见高庙，光从骖乘，内严惮之，若有芒刺在背。后张安世代之，天子从容肆体，甚安适焉。及光死，而宗族夷灭，故霍氏之祸，萌于骖乘。李德裕相武宗，当国凡六年，方时用兵，决策制胜，他相无与，威名独重于时。至宣宗即位，德裕奉册太极殿，帝退，谓左右曰：「向行事近我者，非太尉邪？每顾我，毛发为森竖」。翌日罢相，其后以吴湘事遂贬朱崖，故德裕之贬，始于奉册。《传》曰：「威震主者身危」。其光、德裕之谓欤。然二君者亦可谓忍而少恩矣，故为宣帝谋则念光之功，而不使霍光绝祀；为宣宗谋则念德裕之功，而不使之死于海外可也。

自古佛法，未尝不与国运同盛衰。魏太武、崔浩灭佛法，未三四年浩竟赤族，文成大兴之。周武、卫元嵩灭佛法，不五六年元嵩贬死，隋文帝大兴之。唐武宗、赵归真、李德裕灭佛法，不一年归真被诛，德裕窜死，宣宗大兴之。我国家太祖、太宗列圣相承，译经试僧，大兴佛法，成宪具在，虽万世可守也。陛下何忍一旦用奸人之言，为惊世之举！陛下不思太武见弑于阉人之手乎？周武为铁狱之囚乎？唐武夺寿去位之报乎？此皆前鉴可观者，陛下何为蹈恶君之祸而违祖宗之法乎？

堂名卫公，思贤也。陕右之孟明馆，襄阳之浩然亭，与夫召伯埭、房公湖之类，地因人而重，名随地而传，更千百岁灼然如昨日事。盖盛德著当时，遗风播后世，虽穷达远近之不齐，其有所思则一也。繁江令舍之西有文饶堂者，旧矣。前植巨楠，枝干怪奇，父老言唐卫公为令时，凿湖于东，植楠于西，堂之所为得名也。公讳德裕，字文饶，太和中来镇蜀，由蜀入相，方言地志，駮落难究，传又不载在繁之因。而县之西南有二桥，名蟆水者尚当时遗事，里民类能言之，则父老所传盖有本云。南充雍少蒙涖邑之始，慨然思公之贤而慕之。顾斥其字名黩于卒胥称谓之口，乃障堂后壁，严绘其像，榜曰「卫公堂」，以尊异之。公伟人也，文独步于一时，武折冲乎千里，忠嘉表于四朝，功业冠乎近代。会昌之政，几致中兴，盖与姚崇相上下。然其至诚能化悉怛谋之野心，而不能杜牛、李之谗口；能决策制胜于晋、潞、回鹘之役，而不能明智于其身；能以死后之精爽感动令狐，而不能解其生前之恨；能使繁人指树怀之至今，而不能容于宣宗之世。原公之用舍，系唐之盛衰，则凡所不能，岂偶然哉！要之万世知有李卫公，斯无憾耳。公之显烈，尤著于蜀，而遗迹独存于繁。凡经几令，莫或加意，今少蒙始图其形，是正堂名，庶几观英姿而想贤业，非直慰邦人无穷之念，且思齐焉。少蒙明敏绝人，学博而文工。朝廷才之，擢贰剑阳矣，不以将去而怠于驱剔蠹根，疏涤利源。事迎刃解，吏不敢肆，百里帖帖。然犹思卫公之贤以自广，此其志岂小哉！夫苟谓之贤，世异而道同。卫公之植斯楠，岂期后人之思乎？诚能思之，又能继之，殆使后人而复思后人也，安知无若今日之为者，又正名设像，纾邦人无穷之念耶！政和八年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