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听子之琴，实闻其声，不能知子琴之音也。独坐永日，泠然不休。嗟乎！我是病于子矣。子谓我能知其音，将欲宣其心，而达其志也，岂徒然乎。为子，我悲矣。不幸因子琴之悲而切，自感而自悲也。子果能为我而听其言乎？子之琴，有似于我之文也。力学十馀年，非古圣贤之所为用心者不敢安。于是学成而业精，行修而德广。希于古之知己者，不可从而见也，徒勤勤而至于今矣。尤于人不我知，诚之而莫所遂其求也，甘自放于东郊矣。听子之琴，感我之悲也，亦将自尤而自责矣，又何外尤于他人乎？始自求于人，今知己之为过也。弃俗尚而专古者，诚非乐于人而取其责者也，独宜其自知而自乐矣。用是而得与子言乎。子以琴之能见于我也，将谓我能识其音而辨其功矣。我岂果能专为子识其音而辨其功乎？易子之愿也，我亦如是矣。我听子之琴，尚不能识其音而辨其功矣，人岂反能观我之文也，而能为我行其言而尽其道乎？故知人不我知者，亦无尤也。与子务于古者也，知之者不足取于外也，诚乎己而已。子闻此之言，固亦信我之感而悲，不为妄也。子试为我而思之，将见子亦呜呜而不禁矣。

天下有道，则吾子出乎世，故名曰应昌，得乎名而已矣。其文近于古，虽不能全似于我，求之于众，亦不易得也。己酉自京而来，以道德文章期于我与其进也，我岂异哉？至壬辰，得八月留我之家。问其居，曰：「四海间旅矣」。问其先，曰：「死于兵矣」。问其家，曰：「尽于兵矣」。因泣下，曰：「予之先，儒为业。始予生八岁，会兖叛周，天子伐之，尽血其民，与其帅不与其帅者，无择焉。予以幼、得遁而免。后游于洛，知有文章，遂走天下求其人以学之。近岁，得其季隐言于江淮间，亦命儒其身。今幸文称誉众人之口，将求试于有司矣」。予因悯而谓曰：天使兹儒明其道也，故善人存焉。子不死于兖之兵，是子之命也。幼孤其身，长能从师以儒其业，是子之行也。得其季字之若己，是子之孝也。出逢文明代，是子之时也。呜呼！有如是，将见子贵且富矣。苟能不以外物易今日之心，实我之徒也。子告行于我，故作序以送子。

不苟于利者，为儒之良也。自古多以礼貌饰诈，中心奸欺，富贪于身而忘其道也，孰能耻之？任生贫，不患于世，曰：「吾患于道也，道茍贫，不独我身之困矣，将天地之人民亦困矣」。历于魏，魏之人不知生之意若是也，生将行，皆出金帛，用实于生之囊间。予自旁而笑曰：愚不肖以财为重，异乎吾之所重也。嚣嚣徒多赠夫粟帛而已，予岂例其尤，而使复累于生之心乎？予有异世之宝，举天下之人莫能得之，用赠于生之行矣。夫天下所依之宝曰道，天下所归之宝曰德，天下所爱之宝曰仁，天下所利之宝曰义。义以制之，仁以居之，德以尊之，道以守之。生茍于吾四宝之中，能取其一，用富于身，则生之名与德，万代之下，亦无其贫矣，安惟济一肴一卮之费乎？生其为我爱之，无致他人之来盗其宝也，则生之行也，何有于贫乎？

仲甫请于予曰：「今将仕焉，求之得济乎」？将行，予谓之曰：今之仕者，不及古之仕者，仕之实难也。借于人而不专于己，故自视不能信其行，自听不能信其声，以至乎借于人之耳目也，任其所以。呜呼！行修而借视得其盲，声大而借听得其聋，则感于汝也，奈何乎！夫盲者不能自别于形，聋者不能自审于响，必藉人而始知矣。汝将进于时，若借于人而视其行，借于人而听其声，得于盲之与聋也。则人之视听者，非在盲于目而聋于耳，盲与聋在于心也。心苟不能分汝行之善恶，目虽睹，而不若其盲乎！是目虽不盲，而心使之盲也。心苟不能察汝声之远近，耳虽属，而不若其聋乎！是耳虽不聋，而心使之聋也。汝苟借得其盲，视汝之行也，必在更于人而视之矣，岂能专谓汝之行修乎！汝苟借得其聋，听汝之声也，亦在更于人而听之矣，岂能专谓汝之声大乎！心盲者，甚于目之盲；心聋者，甚于耳之聋矣。汝是干于时，得不难也？若借视于人而求其明，借听于人而求其聪，如此，则彼人者自视未能明于心，见其己之行修也，自听未能聪于心，闻其己之声大也，又安能视汝之行也，明于见而识其修乎？听汝之声也，聪于闻而知其大乎？世之明于视而聪于听者鲜矣。纵能明于视而聪于听，则姑自观其修而自听其大矣，岂暇视汝之行而听汝之声也？宜之乎今之仕者，不及于古之仕者。汝欲仕乎？试往观焉而后动，知吾言之可否矣。

柳子自谓得圣人之道，好闻人勤其心而专其学者，求其进而安其至者。尝曰：时之将幸也，吾道行之；时之不幸也，吾道去之。在于天耶？在于人耶？若果在于天，岂不好时之长幸耶？如不好，天其否而已矣。吾将谓不在于天而在于人也。苟君天下者有德也，行吾道者用之矣；君天下者无德也，则我先师夫子，昔生周末也，何尝能用之哉！由将用之，则天下之人皆若七十子矣。宋因于周礼，取文武之道，则而行之九年，万方毕来，归我太平。会八月，柳子病起东郊，来入于魏，得其人言宋之同姓大夫逢掌文衡也。柳子知大夫之为人公且直也，天子今能用之。又言渤海人铣求试于京尹矣，柳子喜而颂曰：熙熙乎！煌煌乎！道也将行乎！吾也将出乎！时也将幸乎！子野、叔达、季雅从，语三子曰：「余为天下乐得其良有司也，贤者进而不贤者退矣。二三子，汝知之乎」？渤海高生，斯其贤者欤？上以得其人，下以得其时，吾将与汝永歌而同归吾之东郊，可无辞乎？

读皮子文，其目曰薮。凡薮者，泽也，又曰渊薮也，以其事物萃集之也。古国之大，各有薮焉。鲁大野，晋大陆，秦杨陓，宋孟诸，楚云梦，吴越具区，齐海隅，燕昭余祁，郑圃田，周焦护，皆为薮也，谓是地之广，故以名之也。鲁、晋、秦、宋、楚、吴越、齐、燕、郑、周，分里不同，各名以异之焉，然一天地矣。予谓皮子之名薮也，疑为以其文之众，作之薮也；又疑为若鲁、晋、秦、宋、楚、吴越、齐、燕、郑、周，以其文之类不同，各为薮也。是文之类虽不同而曰薮，亦若鲁、晋、秦、宋、楚、吴越、齐、燕、郑、周之薮虽异，而总一天地也，都以文而统之，是曰文薮也。疑而爱之，观其首，又无所序说，遂尽而读之，见其薮之为意也。《霍山》为赋之薮，《首阳》为碑之薮，《隋鼎》为铭之薮，《易商君传》为赞之薮，《周昌相赵》为论之薮，《陵母》为颂之薮，《心》为箴之薮，《移成均博士》为书之薮，《三羞》为诗之薮。薮之于文，不可尽举（若《九讽》、《十原》、《决疑》、《杂著》之类也。），约其名几尤者，例而取之也（谓赋下题名也。）。大野之下，国之薮焉。《霍山》之下，文之薮也。孰谓《皮子文薮》之义不曰是乎？将不曰是，即不在此，而在于彼也，传者得以取其义焉。

读夫子文章，恨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下至《经》遭秦焚毁，各有亡逸，到今求一字语要加于存者，无复可有，况其尽得之乎！又念汉获壁间科斗书，以编简断裂，巫蛊事起，不能比类寻究，深为痛惜。圣人没，其言无得而更闻。譬犹登丘望天，远不见者，其何能尽，亦何能知？游秦止陇，宁穷京邑之壮观哉！至于他美馀珍，半存半失，心目有爱，曾是无思。淳化二年春，开自桂州诏归京师，遇王次圣自交州使还于衡山廖昼家。次圣，廖之出也。廖世善诗，爽于梁朝。当马氏有湖湘，得衡，永州刺史。子男十人，图善七言诗，凝善五言诗，立语皆奇拔。凝后入江南归李璟，其诗得闻于朝。图值马之子不嗣，兵兴国乱，多听散坠。开因次圣求图诗于昼，得残缺仅百篇，昔人遵度序之为《五峰集》。闰月，昼抵潭授余，讽之，篇篇可爱重，恢然言胸臆间事，近世无比。事凡无大也，无小也，能有道，则几乎君子矣。若图诗，可令人痛其遗逸哉。拟之经虽不伦，然观其存而思其亡者，皆必有理。念之足以少见余心也，因之得以及于夫子也。意时无贤，将为辞以共叹；时有贤，其如生不能使尽其材，死复丧其事业。图，昼祖也，仕马氏为天策府学士、道州刺史。昼之下，学其业者馀十人。以是廖之族足为诗家流也。

世谓先生得圣人之道，惜乎不能著书。兹为先生之少也，当时之人，亦有是语焉。余读先生之文，自年十七至于今，凡七年，日夜不离于手，始得其十之一二者哉。呜呼！先生之时，文章盛于古矣，犹有言也以过于先生，况下先生之后，至于今乎！是谓世不知于先生者也。夫子之于经书，在《易》则赞焉，在《诗》《书》则删焉，在《礼》《乐》则定焉，在《春秋》则约史而修焉；在《经》则因参也而语焉，非夫子特然而为也；在《语》则弟子记其言，纪焉，亦非夫子自作也。圣人不以好广于辞而为事也，在乎化天下，传来世，用道德而已。若以辞广而为事也，则百子之纷然竞起异说，皆可先于夫子矣。虽孟子之为书，能尊于夫子者，当在乱世也；扬子云作《太玄》《法言》，亦当王莽之时也，其要在于发圣人之道矣。自下主于先生，圣人之经籍虽皆残缺，其道犹备。先生于时作文章，讽颂规戒，答论问说，淳然一归于夫子之旨而言之，过于孟子与扬子云远矣。先生之于为文，有善者益而成之，有恶者化而革之，各婉其旨，使无勃然而生于乱者也。是与章句之徒一贯而可言耶？且孟子与扬子云不能行圣人之道于时，授圣人之言于人，所以作书而说焉。观先生之文诗，皆用于世者也，与《尚书》之号令，《春秋》之褒贬，大《易》之通变，《诗》之风赋，《礼》《乐》之沿袭，《经》之教授，《语》之训导，酌于先生之心，与夫子之旨无有异趣者也。先生之于圣人之道，在于是而已矣，何必著书而后始为然也？有其道而无其人，吾所以悲也；有其人而人不知其道，益吾所以悲也。若先生者，不有人不知其道者乎！吾谓世不知于先生也，岂为诬言也哉。

子云作《太玄》、《法言》，本传称非圣人而作经籍，犹吴楚之君僭号称王，盖天绝之。呜呼！且子云之著书也，非圣人耶？非圣人也，则不能言圣人之辞，明圣人之道。能言圣人之辞，能明圣人之道，则是圣人也。子云苟非圣人也，则又安能著书而作经籍乎？既能著书而作经籍，是子云圣人也。圣人岂异于子云乎？经籍岂异于《太玄》、《法言》乎？圣人之貌各相殊，圣人之辞不相同，惟其德与理类焉，在乎道而已矣。若非圣人而作经籍，则其所书也，不若于经籍矣。言无章，行无法，是曰经籍乎？人可诬曰经籍乎？比之吴楚之君，吴楚之君窃位而冒名，悖于道者也，天宜伐而绝之。子云务教而利时，顺于道者也，天岂罪其为是乎？天能绝吴楚之君而僭窃，则天甚明矣。天既甚明，固能罪恶而福善，即吴楚之君可罪，子云可福也。若反同吴楚之君而罪子云，是天明于恶少，而不明于善也多矣。班孟坚称诸儒之言曰是，盖当时耻不及雄而谤之者也，不可从而书矣。凡为史之任，在乎正其得失而后褒贬之。得失此不能正，况其褒贬乎？所谓孟坚有良史之才者，予于此不曰良史也。

汲冢书《纪年》称：「伊尹放太甲于桐，尹乃自立。暨即位，于太甲七年，太甲潜出自桐，杀伊尹。乃立其子伊陟、伊奋，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」。杜氏注《春秋左氏》经传既终，始获是书，因纪于后，意有惑其事，乃曰：「《左氏传》：伊尹放太甲而相之，卒无怨色。然则太甲虽见放，还杀伊尹，而犹以其子为相也。此为大与《尚书·叙》说太甲事乖异，不知老叟伏生或致昏忘，将此古书亦当杂记，未足以取审也」。余以为元凯之不章明于此也，非耳。且伊尹相汤，功其大矣。太甲嗣位，《书》称「不惠于阿衡」，尹作书以训之。甲再不听命，尹乃营桐宫以放太甲，能迁厥德，改厥行，既三年，尹奉以复其位。《书》有《太甲》三篇载其事。其上篇曰：「王徂桐宫居忧，克终允德」。孔氏《传》谓「往入桐宫居忧位」，「能思念其祖，终其信德」也。其中篇曰：「惟三祀，十有二月朔，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归于亳」。谓其甲既终其信德，尹乃复之也。尹遂作书美之曰：「皇天眷佑有商，俾嗣王克终允德」。是其甲能易成其善也。甲遂听其言，而谢己过，曰「拜手稽首」云。尹乃复训以后书。盖以甲之知其先王之法度，可与居于位也。尹既正其甲于不道，已老，将告归，复作《咸有一德》之篇，以戒于甲，书曰：「伊尹既复政厥辟，将告归，乃陈戒于德」。又有《沃丁》篇序云：「沃丁既葬伊尹于亳，咎单遂训伊尹事，作《沃丁」》。今虽其辞已亡，独孔氏《传》曰：「沃丁，太甲子。伊尹既致仕，老，终以三公礼葬」，「训畅其所行功德之事」，乃「作此篇以戒也」。是其甲与尹之始终事情毕见于此，竟无言诛尹之说。又有伊陟相太戊，作《咸乂》之篇，是其子复佐于后王也，亦不云甲复立其子也。又有高宗《说命》之篇曰：「昔先正保衡，作我先王」。下云：「格于皇天，尔尚明保予，罔俾阿衡，专美有商」。是其后王极诵其先臣之休烈，以冀说企及也。又《周书·君奭》篇云：「在太甲，时则有若保衡；在太戊，时则有若伊陟」。是其君臣悉见其父子间保全令德也。元凯以《纪年》之辞，遽惑于此。茍伊尹为臣，能放其君，是其政在尹也，能制于甲矣，岂甲反能以不道害之乎？且尹之相汤伐桀，以成其功，民咸知尹而辅矣；复以其自立为君，而又七年以永其位，若是，何有甲之所能哉？既云尹乃自立，是因事而夺君位也，为逆甚矣。太甲能潜出以诛之，岂肯反用其子乎？必以反用其子，其子果肯以平心而事其甲乎？尽道而佐其甲乎？足以明其《纪年》之文，夫子没后诸国杂乱之编记者也，不足取耳。元凯不自悟，反疑伏生以老耋恐致昏忘，一何甚哉！且安国叙《书》云：「济南伏生，年过九十，失其本经，口以传授，裁二十馀篇。后至鲁共王坏孔子宅，于壁间得古文科斗之《书》，遂以所闻伏生之口传者，考论文义，定其可知者，又得二十五篇」。是其伏生当时所诵之书，于壁间科斗古文證定其真伪也，亦无误耳。其所误者，《舜典》合于《尧典》，《益稷》合于《皋陶谟》，《盘庚》三篇合为一，《康王之诰》合于《顾命》，序悉言之备矣。茍伊尹实诛，即前数篇之书，凭何而作出？既无所作而出，伏生有误，即古文科斗寻亦證矣。何其汉代诸儒暨安国亦若是耳，独《舜典》已下能辩之哉？倘伏生之有昏忘，而安国之徒何在焉？是以伏生所记之《书》，胡得其误也？元凯之知且识也，何可更言或致昏忘哉？此事尤甚昭然也。若曰将此《纪年》之书疑其杂乱，未足以取审，则察以前事，止可独曰此书若是，有所杂乱者；不可兼曰老叟之昏忘也，果是真伪不分矣。或曰：「《纪年》之书，皆科斗文字，非秦汉之所书也，斯非子谓六经皆孔子之撰述者于家，有殊古史，孔子异其伊尹、太甲事，以成其书，训于世耳。汲冢之书勿是其世之本耶？壁间之书勿是其家之书也」？予曰：「然。若吾所谓夫子之所作，固然矣。且夫子之大圣，公是而公非，观虞夏以来之事，各用其微而彰其巨，必以质其本矣。岂独于商也有所私而易其元乎」？或曰：「子谓诛尹之说既为非矣，且太甲居桐三年，天下其谁是君？《纪年》谓尹乃自立者，此勿有所赖欤」？予曰：「古者君丧嗣立，谅闇者三年，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。时惟太甲于元年以被放，三年而复之，伊尹实居冢宰之位，总百官以治，非以自立也。《书》所谓『既复厥辟』者，足以明之矣」。或曰：「马迁氏《纪》云：汤崩，子太丁未立，卒，乃立丁之弟丙为君。丙即位三年，崩，立丙之弟仲壬为君。仲壬即位四年，崩，伊尹于是立太丁之子太甲，是为元年，尹作《伊训》之类之书也。如是，自汤至甲，内有两帝，复经七年，何其《伊训》序云『成汤既没，太甲元年，伊尹作《伊训》、《肆命》、《徂后》』也？又其《纪》之下辞云：『太甲既立三年，不明，伊尹放之桐』。其《太甲》篇云：『惟三祀，十有二月朔，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归于亳』。《传》谓『汤以元年十一月崩，至此二十六月，三年服阕』也。其《纪年》称仲壬即位，卿士伊尹崩，而立太甲，大与马迁之《纪》颇同，而独孔氏之书年祀帝王有此差异，孰为非乎」？予曰：「迁之书与《纪年》之书若等类也，皆非圣人之作矣，有所自，不明白其事耳」。或曰：「然何其马迁之书，其下之辞纪太甲之反政，与伊尹之卒之类，无所异其《商书》也」？予曰：「迁之著此书，当其时，盖欲自广耳。执而一纪其经之事，又惧其皆孔子之言，于己无所大也，须以参杂外之书，用混其本矣。斯亦不足致心于二三，盖诸国之杂乱者也」。呜呼！君子常谓慎其所为也，盖惧其若此之惑于后也。

我国家有天下之年，将以文绥万民，不以武靖四方。盗筠结叛谋，陷泽以死，其子守节以潞下待罪，皇帝命舍之，反授单牧，国史载其事。呜呼！若守节也，胡为生哉？夫君臣以义立，父子以亲居。义苟不胜于亲，则先其父，而后其君矣；亲茍不胜于义，则先其君，而后其父矣。臣子有家国而成身，有忠孝而立行。不幸或不得其两全，则俯其一，以免污名也。止可亡身以存行，不可亡行以存身。若守节也，于君不见其义，于父不见其亲，败家而倾国，绝忠而灭孝，万世之罪人也。或曰：「守节之事，胡为不见义于君，不见亲于父也」？予曰：「夫义者，道也；亲者，情也。道所以出于世教，情所以生于天然。出于世者，不可以违；生于天者，不可以逃。且守节之父谋逆之始，不能尽谏以制其乱，烦君于深虑，劳师于厚伐，己复从之，是于道也，失其义矣。父既成于大逆，死于不善，安而顾其败，忍而居其后，是于情也，失其亲矣」。或曰：「守节非不以谏其父，其父不听之，祸心久萌，奸朋固谋。暨其父死，斩佐卒以降，如是，无乃可免于此哉」？予曰：「不然。谏之不以极其道，不如不谏矣。夫谏有三焉：有公谏，有力谏，有死谏。公谏者，谓评其事之可否，谕其端之始终，折以短长，取以逆顺，是为公谏也。力谏者，彼众以是，我独以非，讦其不道以极其言，称其大祸以惧其意，进不以退，久不以止，是为力谏也。死谏者，言既不从，情既不移，可杀己身以厌彼志，是为死谏也。如此，始谓极其道耳。且守节岂能有是哉？取其公谏也，则不能明于言；取其力谏也，则不能刚其诚。斯二者尚未果矣，矧能以死谏之乎」？或曰：「古所谓三谏不从，则随而泣之。若守节之谏其父也，必以力谏矣，言必极于败祸，事必沮于凶奸。如谓之随而泣之者，守节于父也，莫得其道哉」？予曰：「古之所谓泣谏其父者，岂在父为大逆乎？叛君谋国，残民兴师耶」？或曰：「父之事既异于古，子之谏又加于古，复何使谏乎」？予曰：「可以死谏矣」。或曰：「子之意谓死谏也，以其筠之性既酷暴而隐忍，莫若以其谏不止而被诛于父也」？予曰：「不然。言不见听，乃可当其父之前，众之中，大呼而号曰：『今此之乱，违天地，欺日月，鬼神亦所以待诛也，夷狄亦所以不为也。我言不从，汝逆必行，败而吾亦被戮矣，我不若先其汝败而前自死，以免其名为背君之贼也。观汝之辈，后日死且百毒而加身，不及吾之万一耳』。而后或刺刃以明心，或扼喉以断气。茍实以力谏不从，即可用此以谏矣。且不闻守节之有是哉，安能存其亲之情于父也」？或曰：「若是，守节既不能之，失于孝也，故闻命矣。其所以斩佐卒，降重城，莫于君也有忠乎」？予曰：「夫斩佐卒，降重城，盖以其父已败，势已倾，不得已而为矣」。或曰：「茍守节之无是心，即不斩且降矣。乃其夙志不有其助父于逆，背君以叛。当父未死之前，虽欲行，而被其所拘，未能也。既父之死，而遂成其志矣」。予曰：「若谓以父之所拘，即可窜身，驰匹马归朝廷，待罪于阙下，以明己之不从父于逆，用免其恶名也；是其见于父力不能制其乱，于君诚不敢失其节也。何其父败已死，而谓夙有志，而拘所不能行也？纵实有之，己亦何自辨其心哉」？或曰：「然。茍守节能若子之言，逃归阙下，设父如此而后败死于外，当有他人肯以斩其佐卒以重城降乎？苟非其守节，即不如是矣」。予曰：「夫作叛者，筠为主矣。筠若不固其祸机，虽奸党百万，何能作乎？主既已亡，其下胡为勇哉？一以失其势，二以惧其死，三以畏他人之先，四以乐有利于己，有此四者，孰不降乎？何在独守节而能哉」？或曰：「夫守节之当是时也，甚幼耳，年始迨冠，成长于贵富之中，未能知其人事矣，非不能如子之言」。予曰：「若谓其幼而未能知人事，即何其见父之败能来降乎？苟实幼而未能知人事，即亦不能有此也。盖其卖君父以藏志，观存亡以射利，万代之奸贼也，甚其父之为不道矣」。或曰：「皇帝何赦之，反授以位乎」？予曰：「皇帝御民，赏罚各从其取舍也。于彼为之即不忠不孝也，于我取之亦是其大过而少有功矣」。或曰：「子若立朝廷，将奈守节何」？予曰：「吾若居禄位，立朝廷，虽皇帝以赦之，吾疏请以杀之，用谢其天下之忠臣孝子也」。

夫有命有性，有性有情，得其性理之静。至静至乐，至动至忧，至常忘机，至乐忘宁。求有于无，无不有也；求无于有，有其无也。无为，无所为，万物熙熙；有道，有治道，万物扰扰。儒之为教，防乱也。为功惟深，所立固也；作事能长，所居安也。天地之道，生死者也；昼夜之道，动静者也。《易》言其大也，知大者王，知小者亡。南，夏多也。西，秋先也。故圣人用时，小人用物；君子用道，小人用机。良医之家，其无亡也；善葬之家，其无昌也。物久即弊，事久即废，善久必扬，恶久必亡。让失之守，守失之侵，侵失之陷，陷失之乱，乱失之除，除失之绝。小恶不戮，大恶必生；小善不奖，大善不成；小道不用，大道不行。终身为其善，君子不足也；一日为其恶，小人有馀也。善亦不足，争亦不足，怨亦不足，爱亦不足，天下之害，不足为大。有不足，而与之足，成吾所欲。忿赐半恩，悦仇缓冤。求大与小，卒终无笑；求小与大，望仇而拜。家无母，半无户；国无臣，半无人。阴言其恶，阳言其善，臣道也；公与之罚，私与之赏，君道也。欺生所信，密漏所亲，作者默而若畏知也。众美询焉，众恶察焉，上疑下欺，君臣乃离。有道以民用刑，无道以身用刑。喜怒也。物性急，其散疾；物性缓，其强半。刚而细，无不利；柔而大，莫能败。迟速适时，万事以宜。示弱者必强，示强者必弱。有能者为无能，亦有能也；无能者为有能，亦无能也。兵惟力胜智，儒惟言多行。怯死无胜，怯学无成。兵败如鼠，兵胜如虎。进若决河，止若断柯。以死逭死，为霸之事。驰乱迹也，思乱心也。解人患在深，解己患在浅。拯弊多功，拯危多德。责之不及，宁若救之不及也，责失其心，救得其心。民无所役，君为之役。物无大焉，所近必狎。宰膳嗜也，终所私也。甘夺其味，贫者不死。非朝不华衣，非宴不多味，君子也。民有四焉：秀、豪、奸、贪。物从类聚，善恶成焉。南文尚讼，北武尚杀。非大极异，为史不书。行异无疑，谓所奇也；观异有思，知所违也。

或责曰：「子处今之世，好古文与古人之道，其不思乎！苟思之，则子胡能食乎粟，衣乎帛，安于众哉？众人所鄙贱之，子独贵尚之，孰从子之化也？忽焉将见子穷饿而死矣」。柳子应之曰：「于乎！天生德于人，圣贤异代而同出。其出之也，岂以汲汲于富贵，私丰于己之身也？将以区区于仁义，公行千古之道也。己身之不足，道之足，何患乎不足？道之不足，身之足，则孰与足？今之世与古之世同矣，今之人与古之人亦同矣。古之教民，以道德仁义；今之教民，亦以道德仁义。是今与古胡有异哉？古之教民者，得其位，则以言化之，是得其言也，众从之矣；不得其位，则以书于后，传授其人，俾知圣人之道易行，尊君，敬长，孝乎父，慈乎子。大哉斯道也！非吾一人之私者也，天下之至公者也。是吾行之，岂有过哉？且吾今恓恓草野，位不及身，将以言化于人，胡从于吾矣？故吾著书自广，亦将以传授于人也。子责我以好古文，子之言何谓为古文？古文者，非在辞涩言苦，使人难读诵之，在于古其理，高其意，随言短长，应变作制，同古人之行事，是谓古文也。子不能味吾书，取吾意，今而视之，今而诵之，不以古道观吾心，不以古道观吾志，吾文无过矣。吾若从世之文也，安可垂教于民哉？亦自愧于心矣。欲行古人之道，反类今人之文，譬乎游于海者乘之以骥，可乎哉？苟不可，则吾从于古文。吾以此道化于民，若鸣金石于宫中，众岂曰丝竹之音也，则以金石而听之矣。食乎粟，衣乎帛，何不能安于众哉？苟不从于吾，非吾不幸也，是众人之不幸也。吾岂以众人之不幸，易我之幸乎？纵吾穷饿而死，死即死矣，吾之道岂能穷饿而死之哉？吾之道，孔子、孟轲、扬雄、韩愈之道；吾之文，孔子、孟轲、扬雄、韩愈之文也。子不思其言，而妄责于我。责于我也即可矣，责于吾之文、吾之道也，即子为我罪人乎」！

进士高生，学慕韩愈氏为文，名曰愈。开重惜生难得也，作《名系》一篇贻之。

姓以辨其族者也，名以别其身者也。有善恶，乃有憎爱，以是亲疏益间矣。噫，慕彼之贤，名彼之名，与其不慕也庶可矣，与其为道也异哉！名彼之名称之，不若如彼之贤己有之。古之贤者同其道，愚者亦同其道，非其称名同于身也。舜不同尧之名放勋，得如尧。禹不同舜之名重华，得如舜。汤与文王、武王亦不同名也。孔子同周公之道，不同名为旦也。孟轲不名之丘，扬雄亦不名之曰丘与轲也。韩愈之于儒，可谓专也已矣，亦不名旦、丘、轲、雄也，止名之曰愈矣。此数圣贤人者，皆不同名，而世皆谓之大圣贤人也则同矣。岂在称己之身同其名乎？若桀名放勋，得为尧乎？纣名重华、文命，得为舜、禹乎？管、蔡、霍三叔名之旦，得为鲁周公乎？使桓魋名丘，七十子肯为师乎？名身之名，非有善与恶也，同贤愚人之为道，斯乃善恶也。王丘名丘，不为孔丘也。刘轲名轲，不为孟轲也。况后其时而生乎？学其道而师乎？忍可名其名于己乎？司马长卿慕蔺相如之为人，名曰相如，果与蔺相如为同乎？为不同乎？呜呼，古今人是亦惑之甚矣！李昪之臣名齐丘者，为当时之人颇罪之也。不师其为道，不学其为人，名其名于己之身尚可矣，斯谓不之知者也。茍师其道，学其人，故名其名于己之身，安可为是乎？己之贤，己之材，胜乎彼之贤，彼之材，善则善矣，安在须名彼之名，即方为善乎？苟己之贤，己之材，不若于彼之贤，彼之材，名同而何益乎？名古人之名者，时亦多矣。其人也，居世立身，果善者耶？泛泛然视与息者耳。譬犹贤愚皆曰人，岂足怪哉？开始慕韩愈氏为文章，名为肩愈，后乃释然悟其非也，改之。人于道，罕得同日而为者，必有先后耳。先者知之，告于后者，古人之道也。圣人作经籍，以至书传记录存于简册，皆告于后之人者也。同其时，见其人，言其言，亦告之者也。知而不告之，非君子也，非古人之道也。

邕，和其至也，以世上之为大贤人之德欤！太史公胡继周，乐焦生之好学，慨然异夫时之后进者，名生曰邕。至道三年来自京师。邕文章外，通诵六经、诸史、百氏之言。请字于开，开字之云世和。世和，邕之义也。大块之间，物顺于理，和也；物不顺于理，何有于和哉？天地和，则风雨雪霜以时，阴阳节序不忒，草木昆虫咸若，稼穑粢盛乃丰；不和，即日月星辰错乱，山岳河海崩竭，饥馑疾疫相臻，寒燠晦明失候。君臣和，即邦国郡县以理，兵民官吏尽诚，戎狄蛮夷来宾，礼乐刑赏无滥；不和，即奸邪忠正淆混，文物声名蠹毙，谗佞诛戮大兴，社稷宗庙是忧。父子和，孝慈生；兄弟和，友爱成；夫妇和，室家平；朋友和，信义行。味之和，食之安；声之和，听之乐；色之和，视之亲；言之和，闻之悦。动以和，遂其事；居以和，睦其邻。惟善从和而生，惟不善从不和而作。以和取之犹不取，以和与之犹不与。惟和其难也，惟不和其易也。君子能其难也，久而尤节之，惧变生焉；小人能其易也，暂而尤忘之，喜怨行焉。呜呼！是和其可小哉！太史公名生为邕，宁无念也？开字生以和，宁异思也？今天子新即位，绍二圣遗烈，世将用邕和也。邕，其和诸世也。开爱生之为人，作《字说》遗焉。

昌黎先生作《师说》，亦极言于时也，谓夫今之士大夫，其智反不及巫、医、乐师、百工之人，嘘，可悲乎，诚哉！尚其能实乎事，而未原尽其情，予故后其辞而作《续师说》云。

师之所以为道也，皆可就而学矣。上之人，资以发乎性也。中之人，导而使本其善，绝其不善也。下之人，虽至愚也，犹胜乎不闻而果溺其恶矣。况其人之贤愚，性实一也，幼混而桀然，岂能自殊也？迨长而成，分矣。吾何以是而言哉？以夫孔子之门人，其大也三千，其博也六万，未必皆其上智矣，中岂无其下者耶？其所以不流于恶而悉为善，以其训习之故也。茍悉上智也，何独七十子是称哉？谓夫设有不善者，今而不闻也；即有之，当时肯为蔽匿乎？圣贤其何纯焉，盖师之益于人，良是矣。乃吾言贤愚之性无殊焉，在乎师与不师也。故所以世不可弃其师，人不可定其性。师存，而恶可移；师亡，虽善不能遽明也。天之生人贤愚也，造化之道矣。吾谓若然者，师可教而能易之，力其与造化敌乎！何可轻其师哉！今世之人，不闻从师也，善所以不及于古，恶乃有过之者，而复日新焉。虽师教之不传，犹能万一其有善者，赖古书之存，得而见之若是也。将亡之，即奈何乎？学而为心，与古异也。古之学者，从师以专其道。今之学者，自习以茍其禄，乌得其与古不异也？古之以道学为心也，曰：「吾学其在求仁义礼乐欤」！大之以通其神，小之以守其功，曰：「非师吾不达矣」。去而是以皆从师焉。今之以禄学为心也，曰：「吾学其在求王公卿士欤」！大之以蕃其族，小之以贵其身，曰：「何师之有焉」？茍一艺之习已也，声势以助之，趋竞以成之，孰不然乎？去而是以不必从于师矣。古之志为学也，不期利于道，则不学矣。今之志为学也，不期利于身，则不学矣。舍是，则农兵商工之心为也。与其朋共言之，必曰：「吾何时其出仕以遂吾身也」？彼之坐者，亦曰：「然」。上位之人诱下也，则亦曰：「善从于世，善附于人，俟取其禄位而来，馀慎无为己所知也」。呜呼！举天下而孰见从师与专道者矣，斯不足贵也。若是，师之于今，何能得于世哉？吁！人之不识其利也，愚甚乎！茍今能从于师，则己迨夫古人矣，而复兼彼圣贤之经传广而在于道也，不其易于力而速其神乎！安知古人之从师能若于今人之从师也？斯皆莫有趋而识之者，时咸背涂而远走之，岂不可惜也哉！斯乃非夫师之不行于人，盖夫人之自不幸其己者也。

夏禹理水，东入于海，百川会流，混波而注。能纳是水者，谓乎处下也。虽处下也，且水注其内，自古至今，无暂息焉，固有盈而溢之时也。既不闻有盈而溢之，其水是归何地也？夏禹既能理之，必能知之矣；所以不言者，阴阳运化之道，自然往复也。历代言之者多矣，皆不究其本，讹乱其辞。或言纳于尾闾矣，或言注于大荒之中矣。其馀言者，不复正其所说。且言尾闾者，是羿射落之日也，落之为石，其大千里，炎炽其质，故能渗纳其水焉。且言注于大荒之中者，言大荒之中有天台之山，有不勾之山，有融天之山，海水或东入焉，或南入焉，或北入焉。以予言之，皆非也。言尾闾能渗纳其水者，以其炎炽也。且物有燃之于火，炎炽极焉，以水沃之，不过一二，即冰然不复能渗纳水矣。且海自古已来，积众之水多矣，若尾闾能渗纳其水，岂至今炎炽乎？以海沃之，固亦冰矣。物之情与人之情岂远哉？尾闾茍不冰而能渗纳其水，即必有物于今常燃之矣，未知燃尾闾者用何物耳？予是知尾闾之说虚诞也。其言海水入于大荒之中山也，是大荒之山内别有纳水之地，未知其水竟在于何也？若有纳水之地，亦与此同海矣，岂此不能纳而彼能纳之也？其说亦以屈矣。予以为天地若人之身，江河若人之血。人身之有血，常会于脑，会而复散，归于四支之中。茍会于脑，积而不散，即卒成疾矣，疾成于内，人亦殒其命也；运而不竭，是能动转手足，变易神气，为物之灵也，为命之固也。江河于天地之间亦若是耳，流会于海，复入于土，散乎四维，居地之下。使地能厚载万物者，以水扶之也。且掘地逾于寻丈，则必有泉涌而出矣，以是而言，岂不然乎？苟若会流于海，无所散入，则混溢天地，垫溺生聚，安足胜也？是知百川之朝于海，不能纳而涸之也，亦复循环天地之中，东而复西，南北从矣。阴阳运化，理在于此。又天地之气，结为山，融为川。结为山者，古有所定，大小高卑，名数无所改易；融为川者，则流而不止，浩浩奔涌。岂融为川者，即往而忘反？结为山者，凝而能定之乎？苟结而无定，则曰大其形遍天地矣，岂有九州乎？岂有万物乎？是水其天地之半，山其天地之半也，今之人民，何其处焉？是知结为山者，古今定矣；融为川者，古今亦定矣。又或言海有大鱼曰䲡，身横于海之中，朝出其穴，海乃潮焉，暮入其穴，海亦潮焉，䲡之出入有节，故潮之朝暮有期。此之说䲡之出入，能致海有潮之进退也，是其穴与海相侔也，未知海之何地乃能容是穴也？又为虚诞甚矣。予以水者，凝阴之气所成也。大凡阴阳之气，皆自下而升乎上，日出而阳盛，日入而阴胜。夫旦之有潮，以其阳气发于地中，阴气上散，水以阳逼之，故从阴气以溢，乃朝有潮焉。夕之有潮，以其阴气发于地中，阳气上散，水以阴扶之，故从阳气以浮，乃暮有潮焉。此之数说于海者，皆不可闻于人也。然说于此者，未必彼非而我是，彼虚而我实。以情测之，以理究之，即我之说为当矣。虑其好迂怪之徒，泯绝吾言，故著其辞以广于我之徒也。

湘、漓二水，始一水也。出于阳海山，山在桂州兴安县（旧名全义县。）东南九十里。西北流至县东五里岭上，始分南北为其二水，北为湘水，南为漓水。求其二水之名于书于记，皆无所说。淳化元年，开自全州移知桂州。乘船溯湘水而抵岭下，复以漓水达于桂州。问其岭之名，即分水岭也。分水是相离水也，二水异流也，谓其同出阳海，至此岭分南北而离也。二水之名，疑昔人因其水分相离，而乃命之曰湘水也，一水也。其北水所为湘，南水所为漓，将有以上下先后而乃名之也。水阴属，属北方，北方为水之主也。以其北流者归主也，乃尊之，以相字加其名，为上焉。又疑为以其北者入于华，南者出于夷，华贵于夷也，故以相字为先焉。既二水以二字分名之，即北者为上，为先，名湘也；即离者必加南流者也，所以漓江是分水之南名也。因其水之分，名为相离也，乃字傍从水，为湘为漓也。凡为字，皆命名者也。名者，强称物者也。古之以万物错杂，惧难别识也，乃以名各记之矣。即物之名有类、有假、有义、有因焉。斯二水之名，以其水分相离为名，是取类也，是所假也，是从义也，是有因也。今书漓江为「漓」字，疑其不当为此「漓」字也，当以离字傍加水作此「漓」字也。又字书古无此「漓」字，酌其理增，而今以为字焉。亦由古之他字，皆以义以理撰物者以成字也，非与天地同生于自然耳，亦皆由于人者也，于今悉为世所用矣。以斯而言之，即古之所为者未必即为是，今之所作者未必即为不是耶。凡事亦无古无今焉，惟其为当者是也。即湘、漓二江之名，孰曰非乎？若以其南方为离，流南方为漓江也，即所说之义其疏矣。

余居东郊，府从事高公独知予，开宝中，授以昌黎诗三百首。开与之会，即赓诵评其尤至者。一日，予咨曰：「《双鸟诗》何谓也」？公曰：「得无若刺时之政者乎」？予因而悟之，与公言异，故作辞解之，以编于后。高公子奇曰：「双鸟者，当其韩之前后，斯执政人也。一以之仕，一以之隐，本异而末同，故曰『落城市』、『集岩幽』，殊以别也。下之言，盖以其辨奸诡，比将坏其时也，未知斯孰耳」。予解曰：「不然。大凡韩之为心，忧夫道也。履行非孔氏者，为夷矣。忿其正日削，邪日寖，斯以力欲排之，位复不得极其世，权复不得动其俗，唱先于天下，天下从之者寡，背之者多，故垂言以刺之耳」。公曰「何谓也」？予曰：「作害于民者，莫大于释、老。释、老俱夷而教殊，故曰双鸟矣，谓其曰此名也，以非仁义、礼乐、父子、君臣之类也。其所从来，俱不在于中国，故曰『海外来』也。后渐而至，故曰『飞飞到中州』也」。公曰：「若是言之，释之兴也，乃西始矣；老之兴也，子何云俱不在于中国乎？昔聃著二篇之书，以授其关令，而乃西逝矣，是自此而起耳。子如是，无乃误辨韩之旨哉」？予曰：「然。且聃之昔在中国也，不以左道示民矣。暨西入于夷，因化胡以成其教，故欺之以神仙之事，用革其心，而后教乃东来，与昔之书果异耳。是非中国之兴也，故韩俱云若是矣。夫释之为教也，务当民信奉之，架宫崇宇，必处都邑，故曰『一鸟落城市』也。老之为教也，务当自亲其身，收视反听，栖息山林，以求不死，故曰『一鸟集岩幽』也。谓其『不得相伴鸣』也，以其二教之虽来，而未甚明于世，各泯然矣。言『三千秋』者，以其时久而极言之也。既未得明其教，其言亦未能大尽于物，故曰各闭其口而衔乎万象也。后之正道渐衰，浇妄之风渐盛，故比之『春风』焉，谓其卷地而起，以其举世悉如之也。『百鸟皆飘浮』者，众邪以兴也；释、老乃得竞出而扇于民，久益张矣，故曰『两鸟忽相逢，百日鸣不休』也。有耳者聒皆聋，有舌者反自羞，谓其能恢诞而繁极，他莫及也。『百舌』，谓百子也；从来多善于著书，以乱夫子之道，故曰『旧饶声』。『从此低头』，不能出其上也。『得病』，谓其道或世不用之，泯泯遂至死乃休矣。世既炽耀其释、老也，说惑于上下之人，极之又不可究其根，无之又不能免其机，遂皆欲舍其生而从矣。其间有忿而殊其众者，能大其休声，以愬于上，故曰『雷公告天公』，以假为喻也。『百物须膏油』者，使世将复其不败于生矣。故托言云自从其两鸟鸣，而雷光聒亦收矣。盖谓其帝王之道不能光行于天下也。或有哲智之人，将斡运其世务，或诛或殛，以全其变，则惧所以言之有素也，乃停留其造作，而故云『怕嘲咏』矣。挑抉其草木，诛求其虫鼠，谓其无所漏脱于幽微也。茍世不息其如此，则咸畏其或生或死，或罪或福，莫知其涯而愁忧矣，故云『不停两鸟鸣，百物皆生愁』也。自此乱，而其时无春秋矣，日月亦莫纪其序矣，大法亦失其九畴矣，周孔之道亦绝灭矣，故曰『周公不为公，孔丘不为丘』也。若此乃释、老之教果遂分焉，虽行于世也，各有拘其时政矣，故曰天公乃怪而各囚于一处也。然后世得不全绝其言他道者，乃云百虫百鸟鸣而复啾啾矣。教之既有其限，不混然，而使民夷也各守其方而省度矣，故曰既别其处而能『闭声省愆尤』也。尚复民之信奉者众，耗于世而害于物，曰亦不知其厚矣，率四海之大，几被其困焉，故曰朝食其龙千，暮食其牛亦千，饮河生尘，而饮海绝其流也。其末句云『还当三千秋，更起鸣相酬』者，谓其后必不能终如此矣。复有其甚惑者，久而见兴也，不限其时而云久也，故以『三千』为言焉。斯惟韩之在释、老罪，非其他也。公以为如何」？公曰：「若子之言，韩之诗亦云是矣。然子能识之，信子于韩氏也，达其玄微也哉」！

昔人咸谓斯文媚莽之辞也。《法言·孝至篇》曰「周公已来，未有如汉公之懿」者云，称未篡之前，莽实伪貌而近如是，亦可庶免乎；曰剧于秦而美于新，扬子之全德，此焉亏矣。今承往言，亦曰然也。呜呼！下汉氏几千年，无一人识雄之旨。盖君子微言，而首比于恶者也。或曰：「子独异而将说之何哉？是必果能直其雄之志者乎」？予曰：「吁！扬子之志。讥莽而非媚也。谓『美』之称，曰『剧』之类也。且夫目其辞云是者，其旨悉存于间也。夫秦之为不道，其恶也，有天地而未有之矣。今引而言之秦剧也，取而比之曰新美也。是新无比于五帝三王，莫有其善也；比于秦而褒贬之，是其有不善与秦上下也，故曰『剧秦美新』矣。大凡褒贬于人，取其善恶类而较其优劣也，善者必以善类比之，恶者必以恶类比之。如称尧舜云者，兼而是同其善也；桀纣云者，兼而是同其恶也，类而较之也。如曰善必以恶较之，即一善而千恶，其善自显矣；恶必以善较之，即一恶而千善，其恶亦自显矣。何复枉其功乎？未见较其善恶者，有云『尧桀』也，『舜纣』也；必曰如前『尧舜』、『桀纣』云。故今扬子是云如是也。剧其秦，谓恶甚也，焚《诗》《书》，大宫室，起长城，巡天下，兼灭其宗周也，曰剧也。美其新，谓其恶少异于秦也。虽其窃汉祚与灭宗周同，且无诸秦之所大恶也，故曰美也。又夫汉德不如周，享国日浅，王道不成；虽周之衰，经日已久，下劣诸侯，然其灭者，秦当其大逆也。故曰秦剧也，新美也。斯又圣贤之深旨在于周、汉也，孰可识之乎」？或曰：「子言斯即然矣，其何下之辞云云乎」？予曰：「吁！下之辞云云者，盖蔽其名，讥之所寓也。若显而辟之，即君子微旨何在焉？祸且及矣。凡扬子之是言也，逊惠者也。首亦至于斯焉，言茍不隐其志，后茍不晦其前，则不可也」。或曰：「然《诗》三百，讥刺者过半，且其篇曰『某篇也，是所怨于时之王者也』，下其辞未有如子称雄之文将若是也」。予曰：「吁！异乎，时不同，事且殊矣。凡《诗》《书》之作，出自夫子，当时之人何能有焉？盖圣人观前事而继言之，所以垂烱戒于后世也。非如夫扬子亲居于莽之下也」。或曰：「若而言，是终不敢继其始，晦不敢敌其明，即曷若不言乎？叔孙对于二世也，伪媚其言，而免于祸，盖上之所发问，而不得已而言也。且雄非有叔孙之召，莽无二世之问，何如是哉」？予曰：「吁！当莽之时，扬子不得不自言也。凡人仕于世，大小之分各异矣。当大而不为之大，即事之失矣；当小而不为之小，即事之僭也。且叔孙无居于扬子之位，扬子有过于叔孙之名，位而拘之，名而累之，扬子须以异于叔孙也，在于分之事使然也。叔孙若昔如扬子不待问而言之也，则不能免后代而诛其名也；扬子若今如叔孙必待问而言之也，即不能免当日之害其身也。士之遭于不道也，居其迩者祸切之，处其远者祸间之。危行以言逊，能者可避乎患也，尚时有罹其辜者焉。况扬子之懿若是而人乎，与世当不同也，莽固知耳，茍不有言，即莽疑不足于己也必甚矣。子不闻乎，闭门而著书也，尚有投阁之祸，几死焉？如是，扬子果得不自言之以进耶」？呜呼，知扬子者，在于斯；罪扬子者，在于斯！昔之所谓后世复有如我者，知我矣。其于馀也，得不尽若此之类者乎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