世谓先生得圣人之道，惜乎不能著书。兹为先生之少也，当时之人，亦有是语焉。余读先生之文，自年十七至于今，凡七年，日夜不离于手，始得其十之一二者哉。呜呼！先生之时，文章盛于古矣，犹有言也以过于先生，况下先生之后，至于今乎！是谓世不知于先生者也。夫子之于经书，在《易》则赞焉，在《诗》《书》则删焉，在《礼》《乐》则定焉，在《春秋》则约史而修焉；在《经》则因参也而语焉，非夫子特然而为也；在《语》则弟子记其言，纪焉，亦非夫子自作也。圣人不以好广于辞而为事也，在乎化天下，传来世，用道德而已。若以辞广而为事也，则百子之纷然竞起异说，皆可先于夫子矣。虽孟子之为书，能尊于夫子者，当在乱世也；扬子云作《太玄》《法言》，亦当王莽之时也，其要在于发圣人之道矣。自下主于先生，圣人之经籍虽皆残缺，其道犹备。先生于时作文章，讽颂规戒，答论问说，淳然一归于夫子之旨而言之，过于孟子与扬子云远矣。先生之于为文，有善者益而成之，有恶者化而革之，各婉其旨，使无勃然而生于乱者也。是与章句之徒一贯而可言耶？且孟子与扬子云不能行圣人之道于时，授圣人之言于人，所以作书而说焉。观先生之文诗，皆用于世者也，与《尚书》之号令，《春秋》之褒贬，大《易》之通变，《诗》之风赋，《礼》《乐》之沿袭，《经》之教授，《语》之训导，酌于先生之心，与夫子之旨无有异趣者也。先生之于圣人之道，在于是而已矣，何必著书而后始为然也？有其道而无其人，吾所以悲也；有其人而人不知其道，益吾所以悲也。若先生者，不有人不知其道者乎！吾谓世不知于先生也，岂为诬言也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