臣以积冒寒气，腰膂痛楚，不能起止，昨日弗获仰望清光，犬马之情方剧瞻恋。伏奉御笔：记得密院有一使臣，隆兴初曾去军前下文字，不曾沾少赏，卿奏来。偶缘岁月稍深，容续行契勘具奏，伏乞睿照。

隆兴二年冬，曾差密院使臣、秉义郎李彪、吕清赍国书等前去盱眙军奉使处投下，恐未必是。

右伏以越帝王之高致，道固难名；亘今古以常存，寿何有极？载伸善颂，仰赞诞期。太上皇帝陛下，伏愿积圣神不宰之功，享清净无为之报。后天而老，益曼羡于修龄；率土之滨，永涵濡于盛德。

《春秋左氏传》：鲁昭公二十年十二月，齐侯田于沛，招虞人以弓，不进，使人执之，辞曰：「昔我先君之田也，旃以招大夫，弓以招士，皮冠以招虞人。臣不见皮冠，故不敢进」。乃舍之。仲尼曰：「守道不如守官，君子韪之」。

某闻人君量才而授任，人臣量能而受职。既授任矣，必循名而责其实；既受职矣，必竭节以守其官。夫然后上无废事，下无充位，而国家之政修矣。昔者孔子之圣，其道固可以致主于尧、舜，措俗于成、康。然而为委吏则会计当而已，为乘田则牛羊茁壮长而已。盖以为吾之官在于是，能守其官则道行其中矣。推而上之，为大司寇权行相事，则首诛少正卯以惩乱政，请治陈氏之罪以明王法。未三月而粥羔豚者不饰价，男女行者别于涂，内焉道不拾遗，外焉齐归侵疆，兹非守官之效欤？由汉以来，上不能量才而授任，下不能量能而受职。英俊或沉于下僚，庸夫或窃于高位。故为有司则莫知出纳之吝，为守令则鲜著循良之称。居当言之地，缄默而不言；当可行之时，退避而莫行。方位卑禄薄，则曰「吾未能有所为也」，而莫之为；及位尊禄厚，则曰「吾不敢有所专也」，而莫肯为。呜呼！是曾虞人之不若也，国家何赖焉？虽然，人君正己以正朝廷，正朝廷以正百官，正百官以正万民，正万民以正四方。苟能探本反始以化天下，则虽虞人之贱犹将守其官而不失，况于士乎？况于大夫乎？

后汉明帝为皇太子，桓荣为少傅。荣以太子业成，上疏谢曰：「臣幸得侍帷幄，执经连年，而智学浅短，无以补益万分。今皇太子以聪睿之姿，通明经义，观览古今，储君副主莫能专精博学若此者也。斯诚国家福祐，天下幸甚。臣师道已尽，皆在太子，谨使掾臣汜再拜归道」。太子报书曰：「庄以童蒙，学道九载，而训典不明，无所晓识。夫五经广大，圣言幽远，非天下之至精，岂能与于此？况以不才，敢承诲命？昔之先师谢弟子者有矣：上则通达经旨，分明章句；下则去家慕乡，求谢师门。今蒙下列，不敢有辞，愿君谨疾加餐，重爱玉体」。

某闻三王之教世子，必以礼乐。春诵夏弦，太师诏之，所以博约道义，浸润经术，因先王之法言，广元良之德性。夫然后可以正天下之本，耸神民之望。去古既远，斯道罕传。惟明帝谦恭好学，孜孜不怠，而桓荣竭诚归美，庆国家之福佑。上下相资，追踪三代，书之简策，至今有荣焉。仰惟殿下聪明精敏，本于生知，犹且日与诸儒讲明《戴礼》。其议论所及，多发挥前人之未至。逮此终篇，道固成矣。昔唐郭瑜告太子曰：「安上治人，莫大于礼，非礼无以事天地之神，非礼无以辨君臣之义」。某谓礼经虽多，而其要实在乎此，敢以为献。

听讼理财，根柢于县令，纲领于郡守，人举知之。至于化民成俗，守犹不敢专任，况令乎？此后世之通患而非古也。三代盛时，党有庠，遂有序，州有长，县有正，德行道艺，以时书之。当春秋世，其制已废，吾夫子忧之，平居每语其高弟曰：「君子学道则爱人，小人学道则易使也」。其后言偃宰武城，果用弦歌而治。夫君子学道固也，小人亦与焉，非县令化民成俗之要欤！更秦涉汉，古制滋亡，董仲舒独能知之，其言曰：「王者治天下，以教化为大务。立太学教于国，设庠序化于邑」。又曰：「县令，民之师帅，所谓教训之官，以德善化民者」。夫论庠序教训而及于邑，自夫子而后仲舒一人而已，惜乎时君莫之能行也。迨本朝仁宗庆历中，始诏诸县皆立学。高宗中兴，申命于绍兴十四年之春。三代盛举，一旦遂复。庐陵分治郡城，多士所聚，而县庠介于官寺通衢之间，无地可展。知县事罗烈虽竭力应诏，然规模未备，春秋仅尝释奠，后率附于州将六十年。今令宣教郎豫章黄畴若慑勇怀强，容困抑奸，待人以忠，行己以洁，得子路治蒲之政。百里既安，岁事仍丰，首创祭器，躬率诸生行上丁礼，次严像设，葺殿庑，新棨戟，甃阶渠，高其闬闳，增旧三尺。起嘉泰改元正月壬戌，告成于四月己丑，凡用工三千，靡金钱三十万。学租旧六百斛，养士不盈四十，益以禅居院诡户田一顷，为租六十斛，然后岁计不乏。而又精于学问，勤于教导，礼文师范，两得其宜。于是职事许陵等求文为之记。按唐循吏《韦景骏传》，神龙中尝令肥乡，后为赵州长史，道出旧治，民争奉酒食迎犒，有小儿亦在中。景骏曰：「儿曹未生而吾去邑，何故来」？对曰：「耆老言学庐馆舍皆公所治，意公古人，幸亲见之」。属闻，公府交荐。黄君即仕于朝，他日持节典藩，道或由此，父老子弟必将迎劳如景骏。仆虽耄矣，傥见之乎？是月甲午。

清荫即予便斋，深可数室，广才一室有馀。南依丰氏之邻，邻皆脩竹，因置短屏，开明窗以延致之。竹君翛然，如跂如慕，如揖如诉，而日与接。予则陈几研，列琴书，客至清谈，客去则书为友与。取山谷借景亭之语，大书而扁之，所谓「东西开轩荫清樾」者也。予年虽未及壮，无一日千里之质，有父兄之命，将薄宦于南，不以此时酌古今于胸中，置事物于度外，则为一世尘土人矣，复何望哉！若夫嗜好之移人，则如浸润肤受，不觉而入。虽圣门诸子，犹不免于出见纷华盛丽之患，况庸庸常人哉？独颜子陋巷箪瓢，若固自有乐之，修身不厌，无它，有圣道为之依归故也。吾尝梦想于是，若先师者在昔固未有，彼诸子者亦岂易得哉！下而至于汉唐，及国朝以来老师宿儒，其人云亡，其道固至，其事业文章犹布之方策。余将择胜己者相与求诸寂寞之域，放之于广大宽闲之乡，以足于予心，以赦予不学之咎。虽清荫屋陋，亦得无愧，顾不伟欤！书以为记〔二〕。

道固长远，世方棘艰。裒十人之同心，积众尘而成岳。譬如农夫合耦以相助，非同贾竖乘时而取赢。成佛不论后先，入道亦却有次第。毕其人则遂为无尽宝藏，论其报当踰妙高山王。我方缺然，谁不知者！视黄金如土苴，会有知音；为白足之沙弥，方堪报德。

道固不远，德云近在。别峰事非偶然，优昙复现此世。眷山林之胜践，有香火之仁祠，切比龙家，宜要象驾。某人连城白璧，镇海明珠，声前得活祖之机，向后笑诸方之拙。善刀已久，袖手何须？自信如北溟之鲲，不求速化；归来若丁令之鹤，夫复何疑！大震雷音，以光丛社。

去春赐教，语及苏学，以为世人读之，止取文章之妙，初不于此求道，则其失自可置之。夫学者之求道，固不于苏氏之文矣，然既取其文，则文之所述有邪有正，有是有非，是亦皆有道焉，固求道者之所不可不讲也。讲去其非以存其是，则道固于此乎在矣，而何不可之有？若曰惟其文之取，而不复议其理之是非，则是道自道，文自文也。道外有物，固不足以为道，且文而无理，又安足以为文乎？盖道无适而不存者也，故即文以讲道，则文与道两得而一以贯之，否则亦将两失之矣。中无主，外无择，其不为浮誇险诐所入而乱其知思也者几希。况彼之所以自任者，不但曰文章而已。既亡以考其得失，则其肆然而谈道德于天下，夫亦孰能禦之？愚见如此，累蒙教告，终不能移也。又蒙喻及二程之于濂溪，亦若横渠之于范文正耳。先觉相传之秘，非后学所能窥测。诵其诗，读其书，则周、范之造诣固殊，而程、张之契悟亦异。如曰仲尼、颜子所乐，吟风弄月以归，皆是当时口传心受，的当亲切处。后来二先生举似后学，亦不将作第二义看。然则行状所谓反求之六经然后得之者，特语夫功用之大全耳。至其入处，则自濂溪不可诬也。若横渠之于文正，则异于是，盖当时粗发其端而已。受学乃先生自言，此岂自诬者耶？大抵近世诸公知濂溪甚浅，如吕氏《童蒙训》记其尝著《通书》，而曰用意高远。夫《通书》太极之说，所以明天理之根源，究万物之终始，岂用意而为之？又何高下远近之可道哉？近林黄中自九江寄其所撰祠堂记文，极论「濂」字偏旁，以为害道，尤可骇叹。而《通书》之后，次序不伦，载蒲宗孟碣铭全文，为害又甚。以书晓之，度未易入。见谋于此别为叙次而刊之，恐却不难办也。《舂陵记》文亦不可解，此道之衰，未有甚于今日，柰何柰何！

学而时习之。

程子曰：「时复䌷绎（本文作「思绎」，今此所引改「思」为「䌷」，不知何说。）」。学者之于义理，当时䌷绎其端绪而涵泳之也（「学而时习之」，此是《论语》第一句。句中五字，虽有虚实轻重之不同，然字字皆有意味，无一字无下落。读者不可以不详，而说者尤不可以有所略也。「学」之为言效也，以己有所未知，而效夫知者以求其知；以己有所未能，而效夫能者以求其能之谓也。「而」者，承上起下之辞也。「时」者，无时而不然也。「习」者，重复温习也。「之」者，指其所知之理、所能之事而言也。言人既学矣，而又时时温习其所知之理、所能之事也。盖人而不学则无以知其所当知之理，无以能其所当为之事。学而不习，则虽知其理、能其事，然亦生涩危殆而不能以自安。习而不时，则虽曰习之，而其功夫间断，一暴十寒，终不足以成其习之之功矣。圣言虽约，而其指意曲折深密而无穷盖如此。凡为解者，虽不必如此琐细剖析，然亦须包含得许多意思，方为完备。今详所解，于「学而」两字全然阔略，而但言䌷绎义理，以解时习之意。夫人不知学，其将何以知义理之所在而䌷绎之乎？且必曰「䌷绎义理之端绪而涵泳之」，又似义理之中别有一物为之端绪，若茧之有丝，既䌷绎出来，又从而涵泳之也。语意烦扰，徒使学者胸中扰扰，拈一放一，将有揠苗助长之患，非所以示人入德之方也。）。说者，油然内慊也（程子但言浃洽于中则说，虽不正解「说」字，而「说」字之意已分明。今既述程语，而又增此句，似涉重复。且慊者，行事合理而中心满足之意，施之于此，似亦未安。）。

孝弟也者，其为仁之本与。

自孝弟而始，为仁之道，生而不穷（按有子之意，程子之说，正谓事亲从兄，爱人利物，莫非为仁之道。但事亲从兄者本也，爱人利物者末也。本立然后末有所从出，故孝弟立而为仁之道生也。今此所解，语意虽高而不亲切。）。其爱虽有差等，而其心无不溥矣（此章「仁」字正指爱之理而言耳，《易传》所谓「偏言则一事」者是也。故程子于此，但言孝弟行于家而后仁爱及于物，乃著实指事而言。其言虽近，而指则远也。今以心无不溥形容，所包虽广，然恐非本旨，殊觉意味之浮浅也。）。

巧言令色。

若夫君子之修身，谨于言语容貌之间，乃所以体当在己之实事，是求仁之要也（此意甚善，但恐须先设疑问以发之，此语方有所指。今无所发端而遽言之，则于经无所当，而反乱其本意矣。如《易传》中发明经外之意，亦必设为问答以起之。盖须如此，方有节次来历，且不与上文解经正意相杂。而其抑扬反覆之间，尤见得义理分明耳。）。

为人谋而不忠。

处于己者不尽也（「处」字未安。）。

道千乘之国。

信于己也（「己」字未安。），自使民以时之外（此句无所当，恐是羡字。）。

毋友不如己者。

不但取其如己者，又当友其胜己者（经但言毋友不如己者，以见友必胜己之意。今乃以「如己」、「胜己」分为二等，则失之矣。而其立言造意，又似欲高出于圣言之上者。解中此类甚多，恐非小病也。）。

慎终追远。

慎，非独不忘之谓，诚信以终之也。追，非独不忽之谓，久而笃之也（以「慎」为不忘，「追」为不忽，若旧有此说，则当引其说而破之。若初无此说，则此两句亦无所当矣。且下文两句所解亦未的当。）。凡事如是，所以养德者厚矣（慎终追远，自是天理之所当然，人心之所不能已者。人能如此，则其德自厚而民化之矣。今下一「养」字，则是所以为此者，乃是欲以养德，而其意不专于慎终追远矣。）。厚者德之聚，而恶之所由以消靡也（此语于经无当，于理未安。）。

父在观其志。

志欲为之而有不得行，则孝子之所以致其深爱者可知（此章旧有两说，一说以为为人子者父在则能观其父之志而承顺之，父没则能观其父之行而继述之，又能三年无改于父之道，则可谓孝矣。一说则以为欲观人子之贤否者，父在之时，未见其行事之得失，则但观其志之邪正。父没之后，身任承家嗣事之责，则当观其行事之得失。若其志与行皆合于理，而三年之间又能无改于父之道，则可谓孝矣。此两说不同，愚意每谓当从前说，文势为顺。若如后说，则上文未见志行之是非，不应末句便以「可谓孝矣」结之也。今详此解盖用后说，然谓父在而志不得行可以见其深爱，则又非先儒旧说之意矣。经文但有一「志」字，乃是通邪正得失而言，如何便见得独为志欲为之而不得行，又何以见夫致其深爱之意耶？）。三年无改于父之道，志哀而不暇它之问也。又曰：三年无改者，言其常也，可以改而可以未改者也（此句之说，惟尹氏所谓「孝子之心有所不忍」者最为悫实。而游氏所谓「在所当改而可以未改」者，斟酌事理尤得其当。此解所云「志哀而不暇它之问」者，盖出谢氏之说，其意非不甚美，然恐立说过高，而无可行之实也。盖事之是非可否日接于耳目，有不容不问者。君子居丧，哀戚虽甚，然视不明，听不聪，行不正，不知哀者，君子病之，则亦不应如是之迷昧也。所谓「可以改而可以未改」者，则出于游氏之说，然又失其本指。盖彼曰「在所当改」，则迫于理而不得不然之辞也。今曰「可以改」，则意所欲而冀其或可之辞也。二者之间，其意味之厚薄相去远矣。又此经所言，亦为人之父不能皆贤，不能皆不肖，故通上下而言，以中人为法耳。今解又云「三年无改者，言其常也」，似亦非是。若言其常，则父之所行，子当终身守之可也，岂但以三年无改为孝哉？）。

信近于义。

恭谓貌恭。又曰：恭而过于实，适所以招耻辱（恭不近礼谓之无节而过卑则可谓之貌恭，而过实，则失之矣。且貌恭而过实，亦非所以取耻辱也。）。言而不可复则不可行，将至于失其信矣。或欲守其不可复之言，则逆于理而反害于信矣（此数句似不分明，恐未尽所欲言之曲折也。窃原本意盖曰欲其言之信于人，而不度于义者，复之则害于义，不复则害于信，进退之间，盖无适而可也。故君子欲其言之信于人也，必度其近于义而后出焉，则凡其所言者，后无不可复之患矣。恐须如此说破，方分明也。）。

就有道而正焉。

异世而求之书（本文未有此意，恐不须过说。或必欲言之，则别为一节而设问以起之可也。）。

贫而乐，富而好礼。

进于善道，有日新之功，其意味盖无穷矣（此语不实。）。

《诗》三百。

其言皆出于恻怛之公心，非有它也（「恻怛」与「公心」字不相属。「非有它也」，乃嫌于有它而解之之辞，然亦泛矣。《诗》发于人情，似无有它之嫌。若有所嫌，亦须指言何事，不可但以「有它」二字概之也。）。

无违。

生事之以礼，以敬养也。死葬之以礼，必诚必信也。祭之以礼，致敬而忠也（专言敬则爱不足，专言诚信则文不足。「忠」字尤所未晓，然致敬而忠，恐亦未足以尽祭礼。大率圣人此言至约而所包极广，条举悉数，犹恐不尽，况欲率然以一言该之乎？）。

十世可知。

若夫自嬴秦氏废先王之道，而一出于私意之所为，有王者作，其于继承之际，非损益之可言，直尽因革之宜而已（此一节立意甚偏而气象褊迫，无圣人公平正大、随事顺理之意。且如此说，则是圣人之言不足以尽古今之变，其所谓百世可知者，未及再世而已不验矣。尝究此章之指，惟古注马氏得之。何晏虽取其说，而复乱以己意，以故后来诸家祖习其言，展转谬误，失之愈远。至近世，吴才老、胡致堂始得其说，最为精当。吴说有《续解》、《考异》二书，而《考异》中此章之说为尤详，愿试一观，或有取焉。大抵此二家说其它好处亦多，不可以其后出而忽之也。）。

非其鬼而祭之，谄也。

无其鬼神，是徒为谄而已（圣人之意，罪其祭非其鬼之为谄，而不几其祭无其鬼之徒为谄也。谄自恶德，岂论其有鬼无鬼、徒与不徒也哉？）。

《韶武》。

圣人之心初无二致，揖逊征伐，时焉而已（此理固然，但此处解「美善」两字而为此说，似以舜武心皆尽美，而武王之事有未尽善，则「美」字反重而「善」字反轻，为不伦耳。盖美者声容之盛，以其致治之功而言也。善者致美之实，以其德与事而言也。然以德而言，则性之反之虽有不同，而成功则一。以事而言，则揖逊征伐虽有不同，而各当其可。则圣人之心，亦未尝不同也。）。

仁者能好人恶人。

仁者为能克己（此语似倒，恐当正之。）。

无终食之间违仁。

无终食之间违仁，是心无时而不存也。造次颠沛必于是，主一之功也（此二句指意不明，语脉不贯。初窃疑其重复，既而思之，恐以上句为成德之事，下句为用功之目。若果如此，则当改下句云：「所以存其心也」，乃与上文相应，庶读者之易晓。然恐终非圣人之本意也。）。

无适无莫。

或曰：异端无适无莫而不知义之与比，失之矣。夫异端之所以不知义者，正以其有适有莫也（异端有适有莫，盖出于程子之言。然讥其无适莫而不知义，亦谢氏之说。言虽不同，而各有所指，未可遽以此而非彼也。若论先后，则正以其初无适莫而不知义，故徇其私意以为可否，而反为有适有莫。既有适莫，故遂不复求义之所在，而卒陷于一偏之说也。）。

求为可知。

若曰使己有可知之实，则人将知之，是亦患莫己知而已，岂君子之心哉（此说过当。若曰「所谓求为可知者，亦曰为其所当为而已，非谓务皎皎之行以求闻于人也」，则可矣。）？

一以贯之。

道无不该也，有隐显内外本末之致焉。若无隐显内外本末之致，则所谓一贯者，亦何所施哉（此意甚善，然其辞则似生于辨论反覆之馀者。今发之无端，则无所当而反为烦杂。若曰「圣人之心于天下事物之理无所不该，虽有内外本末隐显之殊，而未尝不一以贯之也」，则言顺而理得矣。）？

欲讷于言。

言欲讷者畏天命，行欲敏者恭天职（言行自当如此，不必为畏天命、恭天职而然。今若此言，则是以言行为小，而必称天以大之也。且言行之分亦未稳当，行之欲敏，独非畏天命耶？）。

昼寝。

知抑精矣（「抑」字恐误。）。

臧文仲。

世方以小慧为知（小慧似非所以言臧文仲。）。

季文子。

非诚其思（此语未善。）。

颜渊季路侍。

为吾之所当为而已，则其于劳也奚施（「施劳」，旧说皆以「施」为「勿施于人」之「施」，「劳」者，劳辱之事。今如此说，语不分明。子细推寻，似亦以「施」为夸张之意，「劳」为「功劳」之「劳」，其意虽亦可通，但不知「施」字有如此用者否耳。必如此说，更须子细考證，说令明白乃佳。）？存乎公理（此句亦未善。）。

质胜文则野。

失而为府史之史，宁若为野人之野乎（此用杨氏「与其史也，宁野」之意，然彼亦以为必不得已而有所偏胜，则宁若此耳。今解乃先言此，而又言矫揉就中之说，则既曰「宁为野人之野」矣，又何必更说「修勉而进其文」乎？文理错杂，前后矛盾，使读者不知所以用力之方。恐当移此于矫揉就中之后，则庶乎言有序而不悖也。）？

人之生也直。

罔则昧其性，是冥行而已矣（此说似好，然承上文「直」字相对而言，则当为欺罔之罔。）。

中人以下。

不骤而语之以上，是亦所以教之也（孟子言「不屑之教诲，是亦教诲之」，盖为不屑之教诲，已是绝之而不复教诲，然其所以警之者，亦不为不至，故曰是亦教诲之而已矣。所谓「亦」者，非其正意之辞也。若孔子所言「中人以下未可语上」，而不骤语之以性与天道之极致，但就其地位，告之以切己著实之事，乃是教之道正合如此，非若不屑之教诲，全不告语，而但弃绝以警之也。今曰「是亦教诲之也」，则似教人者不问其人品之高下，必尽告以性与天道之极致，然后始可谓之教诲。才不如此，便与绝而不教者无异。此极害理，非圣门教人之法也。且著此一句，非惟有害上文之意，觉得下文意思亦成躐等，气象不佳。试思之。若但改云：「不骤而语之以上，是乃所以渐而进之，使其切问近思而自得之也」，则上下文意接续贯通，而气象无病矣。此所撰《集注》已依此文写入矣。）。

敬鬼神而远之。

远而不敬，是诬而已（「诬」字未安。）。

知仁动静/知之体动而静在其中，仁之体静而动在其中（此义甚精，盖周子太极之遗意，亦已写入《集注》诸说之后矣。但在此处读之，觉得有急迫之病，略加曲折，别作一节意思发明乃佳。大抵此解之病在于太急迫而少和缓耳。）。

子见南子。

过卫国，必见寡小君（孔子居卫最久，不可但言过卫。见小君者，礼之当然，非特卫国如此也。）。夫子听卫国之政，必自卫君之身始（此理固然，然其间似少曲折，只如此说，则亦粗暴而可畏矣。试更思之，若何？）。

博施济众。

不当以此言仁也。仁之道不当如此求也（但言不当，而不言其所以不当之故，不足以发圣人之意。）。先言仁者，而后以仁之方结之（立人达人，仁也，能近取譬，恕也，自是两事，非本一事而先言后结也。）。

述而不作。

圣人所以自居者，平易如此（「平易」二字说不著。）。老彭孔子事同，而情性功用则异（孔子贤于尧舜，非老彭之所及，人皆知之，自不须说。但其谦退不居而反自比焉，且其辞气极于逊让，而又出于诚实如此，此其所以为盛德之至也。为之说者，正当于此发其深微之意，使学者反复潜玩，识得圣人气象，而因以消其虚骄傲诞之习，乃为有力。今但以「平易」二字等闲说过，而于卒章忽为此论，是乃圣人鞠躬逊避于前，而吾党为之攘袂扼腕于后也。且无乃使夫学者疑夫圣人之不以诚居谦也乎哉？大率此解多务发明言外之意，而不知其反戾于本文之指，为病亦不细也。）。

默而识之。

默识非言意之所可及，盖森然于不睹不闻之中也。又云：世之言默识者，类皆想像亿度，惊怪恍惚，不知圣门实学贵于践履，隐微之际，无非真实（默识只是不假论辨而晓此事理，如侯子辨总老之说是已。盖此乃圣人之谦词，未遽说到如此深远处也。且此说虽自践履言之，然其词气，则与所谓惊怪恍惚者亦无以相远矣。）。

子之燕居。

圣人声气容色之所形，如影之随行（声气容色不离于形，同是一物。影之于形，虽曰相随，然却是二物。以此况彼，欲密而反疏矣。且众人声气容色之所形，亦其有于中而见于外者，岂独圣人为然哉？）。

志于道。

艺者所以养吾德性而已（上四句解释不甚亲切，而此句尤有病。盖艺虽末节，然亦事理之当然，莫不各有自然之则焉。曰「游于艺」者，特欲其随事应物，各不悖于理而已。不悖于理，则吾之德性□固得其养，然初非期于为是以养之也。此解之云，亦原于不屑卑近之意，故耻于游艺而为此说以自广耳。又按张子曰：「艺者，日为之分义也。」详味此句，便见得「艺」是合有之物，非必为其可以养德性而后游之也。）。

自行束脩以上。

辞气容色之间，何莫非诲也，固不保其往尔（「诲」字之意，恐未说到辞气容色之间，亦未有不保其往之意也。盖「吾无隐乎尔」，乃为二三子以为有隐而发，「不保其往」，乃为门人疑于互乡童子而发，皆非平日之常言，不应于此无故而及之也。若以礼来者不以一言告之，而必俟其自得于辞气容色之间，又先萌不保其往之意，则非圣人物来顺应之心矣。此一章之中而说过两节意思，尤觉气迫而味短也。）。

愤悱。

愤则见于辞气，悱则见于颜色（此两字与先儒说正相反，不知别有据否？）。

子谓颜渊。

其用也岂有意于行之？其舍也岂有意于藏之（圣人固无意必，然亦谓无私意期必之心耳。若其救时及物之意皇皇不舍，岂可谓无意于行之哉？至于舍之而藏，则虽非其所欲，谓舍之而犹无意于藏，则亦过矣。若果如此，则是孔颜之心漠然无意于应物，推而后行，曳而后往，如佛老之为也。圣人与异端不同处正在于此，不可不察也。程子于此但言「用舍无与于己，行藏安于所遇」者也。详味其言中正微密，不为矫激过高之说，而语意卓然，自不可及，其所由来者远矣。程子又云：「乐行忧违，忧与乐皆道也，非己之私也」，与此相似，亦可玩味。）？

子行三军则谁与。

临事而惧，好谋而成，古之人所以成天下之事而不失也，岂独可行三军而已哉（临事而惧，好谋而成，本为行三军而发，故就行三军上观之，尤见精密。盖圣人之言虽曰无所不通，而即事即物，毫釐之间，又自有不可易处。若如此解之云，是乃程子所诃「终日乾乾，节节推去」之病矣。）？

子所雅言。

性与天道，亦岂外是而它得哉（固是如此，然未须说。）？

子不语。

语乱则损志（「损志」二字未安。）。

弋不射宿。

不忍乘危（「乘危」二字未安。）。

奢则不孙。

圣人斯言，非勉学者为俭而已（圣人深恶奢之为害，而宁取夫俭之失焉，则其所以勉学者之为俭，其意切矣。今为此说，是又欲求高于圣人，而不知其言之过、心之病也。温公谓扬子作《玄》，本以明《易》，非敢别作一书以与《易》竞。今读此书，虽名为说《论语》者，然考其实则几欲与《论语》竞矣。鄙意于此深所未安，不识高明以为如何？）。

曾子有疾，召门弟子。

形体且不可伤，则其天性可得而伤乎（此亦过高之说，非曾子之本意也。且当著明本文之意，使学者深虑，保其形体之不伤而尽心焉，是则曾子所为丁宁之意也。且天性亦岂有可伤之理乎？）？

孟敬子问之。

将死而言善，人之性则然（此语太略，几不可晓，恐当加详焉。）。动容貌者，动以礼也。正颜色者，正而不妄也。出词气者，言有物也。动容貌则暴慢之事可远，正颜色则以实而近信，出词气则鄙倍之意可远（此说盖出于谢氏，以文意求之，既所未安，而以义理观之，则尤有病。盖此文意但谓君子之所贵乎道者，有此三事，动容貌而必中礼也，正颜色而非色庄也，出词气而能合理也。盖必平日庄敬诚实，涵养有素，方能如此。若其不然，则动容貌而不能远暴慢矣，正颜色而不能近信矣，出词气而不能远鄙倍矣。文势如此，极为顺便。又其用功在于平日积累深厚，而其效验乃见于此，意味尤觉深长。明道、尹氏说盖如此，惟谢氏之说以动、正、出为下功处，而此解宗之。夫经但云「动」，则其以礼与否未可知；但云「正」，则其妄与不妄未可见；但云「出」，则其有物无物亦未有以验也。盖夫子尝言「非礼勿动」，则动容固有非礼者矣。今但曰「动」，则暴慢如何而遽可远乎？又曰「色取仁而行违」，则正色固有不实者矣。今但曰「正」，则信如何而遽可近乎？又曰「出其言不善」，则出言固有不善者矣。今但曰「出」，则鄙倍如何而遽可远乎？此以文义考之，皆所未合。且其用力至浅而责效过深，正恐未免于浮躁浅迫之病，非圣贤之本指也。）。

弘毅。

弘由充扩而成（此句似说不著。）。

民可使由之。

使自得之（此亦但谓使之由之耳，非谓使之知也。）。

荡荡乎民无能名焉。

无所不该而其用则密（只广大便难名，不必言其用之密也。）。

禹吾无间然矣/皆所以成其性耳（禹之所行，皆理之所当然，固是本出于性，然禹亦为其所当为而已，非以其能成吾性而后为之也。）。

子绝四。

绝而不复萌（此颜子不贰过之事，非所以语孔子，盖此「绝」字犹曰「无」耳。然必言「绝」而不言「无」者，见其无之甚也。）。

颜渊喟然叹曰。

约我以礼，谓使之宅至理于隐微之际（侯氏曰：「博文，致知格物也。约礼，克己复礼也。」其说最善。此解说得幽深，却无意味也。）。必曰「如」者，言其始见之端的者然也（此句亦不可晓。）。

未见好德。

众人物其性（此语未安。盖性非人所能物，众人但不能养其性而流于物耳，性则未尝物也。）。

语之而不惰。

不惰，谓不惰其言也。夫子之言昭然发见于颜子日用之中，此之谓不惰（「惰」字乃怠惰之义，如所解，乃坠堕之义，字自作「堕」，或有通作「堕」者，不作「惰」也。且其为说，又取禅家语堕之意，鄙意于此尤所未安也。）。

衣敝缊袍。

不忮不求之外，必有事焉（此语不可晓。）。

可与共学。

或者指权为反经合道、惊世难能之事（世俗所谓权者，乃随俗习非，偷安茍得，如《公羊》祭仲废君之类耳，正不谓惊世难能之事也。）。

唐棣之华。

《唐棣》之诗，周公诛管、蔡之事（《论语》及《诗》召南作「唐棣」，《小雅》作「常棣」，无作「棠」者。而《小雅》「常」字亦无「唐」音。《尔雅》又云：「唐棣棣，常棣移」，则唐棣、常棣自是两物。而夫子所引，非《小雅》之《常棣》矣。且今《小雅》《常棣》之诗章句联属，不应别有一章如此，盖逸诗尔。《论语》此下别为一章，不连上文，范氏、苏氏已如此说。但以为思贤之诗，则未必然耳。或说此为孔子所删《小雅》诗中之一章，亦无所考。且以文意参之，今《诗》之中当为第几章耶？）。

食饐而餲。

圣人所欲不存，岂有一毫加于此哉（此句不可晓。）？

出三日，不食之矣。

或出三日，则宁不食焉（按经文，此句乃解上文祭肉不出三日之意，言所以三日之中食之必尽，而不使有馀者，盖以若出三日，则人将不食而厌弃之，非所以敬神惠也。）。

不可则止。

有不合于正理，则从而止之（按经文意，不可则止，但谓不合则去耳。后篇论朋友处，「不可则止」文意正同。今为此说，穿凿费力，而不成文理，窃所未安。且两句文同，不应指意顿异如此也。）。

点尔何如。

「曾子非有乐乎此也」至「故行有不掩焉也（此论甚高，然反复玩之，则夸张侈大之辞胜，而悫实渊深之味少。且其间文意首尾自相背戾处极多，且如所谓「曾子非有乐乎此也，盖以见夫无不得其乐之意耳」，只此一句，便自有两重病痛。夫谓「曾子非有乐乎此」，此本于明道先生「箪瓢陋巷非有可乐」之说也。然颜曾之乐虽同，而所从言之则异，不可不察也。盖箪瓢陋巷实非可乐之事，颜子不幸遭之，而能不以人之所忧改其乐耳。若其所乐，则固在夫箪瓢陋巷之外也。故学者欲求颜子之乐，而即其事以求之，则有没世而不可得者，此明道之说所以为有功也。若夫曾皙言志，乃其中心之所愿而可乐之事也。盖其见道分明，无所系累，从容和乐，欲与万物各得其所之意，莫不霭然见于词气之间。明道所谓「与圣人之志同，便是尧舜气象」者，正指此而言之也。学者欲求曾皙之胸怀气象，而舍此以求之，则亦有没世而不可得者矣。夫二子之乐虽同，而所从言则其异有如此者，今乃以彼之意为此之说，岂不误哉！且夫子之问，欲知四子之所志也。四子之对，皆以其平日所志而言也。今于曾皙之言独谓其特以见夫无所不得其乐之意，则是曾皙于夫子之问独不言其平日之所志，而临时信口撰成数句无当之大言，以夸其无所不乐之高也。如此则与禅家拈槌竖拂、指东画西者何以异？其不得罪于圣人幸矣，又何喟然见与之可望乎？至于此下虽名为推说曾皙之意者，然尽黜其言而直伸己见，则愚恐其自信太重，视圣贤太轻，立说太高，而卒归于无实也。且所谓「无不得其乐」者，固以人而言之矣，而其下文乃以「天理自然，不可忘助，不可过不及，不可倚著」者释之，则未知其以理而言耶？抑以人言之耶？以理而言，则与上文「得其所乐」之云似不相应；以人而言，则曾皙之心艰危恐迫，倾侧动摇，亦已甚矣，又何以得其所乐而为天理之自然耶？其以为「叙、秩、命、讨，天则所存，尧舜所以无为而治者」，则求诸曾皙之言，殊未见此曲折。且此既许之以圣人之事矣，又以为圣门实学存养之地，则是方以为学者之事也。若曰姑以为学者之事而已，而又以为行有所不掩焉，则是又并所谓有养者而夺之也。凡此数节，殊不相应，皆熹之所不能晓者。窃惟此章之旨惟明道先生发明的当，若上蔡之说，徒赞其无所系著之意，而不明其对时育物之心。至引列子御风之事为比，则其杂于老、庄之见，而不近圣贤气象尤显然矣。凡此说中诸可疑处，恐皆原于此说。窃谓高明更当留意，必如横渠先生所谓「濯去旧见，以来新意」者，庶有以得圣贤之本心耳。《论语》中大节目似此者不过数章，不可草草如此说过也。）」。

克己复礼。

「斯言自始学至成德，皆当从事」至「无所见夫克矣（此一节意思似亦因向来以克己为后段事，故有此反复之论。今但如此发之无端，恐亦须设问答以起之。）」。

子帅以正。

其有不率者，则明法敕罚以示之，亦所以教也（理固如此，但此处未应遽如此说，夺却本文正意耳。《易》曰：「明罚敕法」，此倒其文，不知别有意否？）。

直躬。

「世之徇名而不究其实者」至「几何其不若是哉（此不知所指言者谓何等事，文意殊不明也。）」？

为命。

「虽然」至「言外之意也（恐圣人未有此意，但作今自推说，却不妨耳。）」。

人也。

以其有人之道也（古注云：「犹《诗》所谓伊人」，此说当矣。《庄子》曰：「之人也物莫之伤」，亦与此同。若曰有人之道，极言之则太重，管仲不能当；浅言之则太轻，又非所以语管仲也。）。

孟公绰。

赵、魏老在当时号为家事治者（此句不可晓，恐传本有误字。）。

正谲。

程子曰云云（此解恐当用致堂说，向见伯恭说亦如此。）。

古之学者为己。

所以成物，特成己之推而已（按此为人，非成物之谓。伊川以「求知于人」解之，意可见矣。若学而先以成物为心，固失其序，然犹非私于己者，恐亦非当时学者所及也。吕与叔《中庸序》中亦如此错解了。）。

不逆诈。

孔注文义为顺（按孔注文义极不顺，惟杨氏说得之。「抑」者，反语之词，如云「求之与？抑与之与？」「硁硁然小人哉，抑亦可以为次矣。」皆略反上文之意也。）。

微生亩。

包注训「固」为陋，此解是（恐亦未安。）。

谅阴。

大君敕五典以治天下，而废三年之达丧（经文未有此意，短丧自是后世之失。若欲发明，当别立论而推以及之，不可只如此说，无来历也。）。

修己以敬。

敬有浅深，敬之道尽，则修己之道亦尽，而安人安百姓皆在其中（此意甚善，但「敬有浅深」一句，在此于上下文并无所当，反使人疑修己是敬之浅者，安百姓是敬之深者。今但削去此四字及下文一「亦」字，则意义通畅，自无病矣。）。

原壤。

「幼而孙弟」至「见其弊之所自也（恐圣人无此意，今以为当如是推之则可耳。）」。

予一以贯之。

所谓约我以礼者欤（此说已见「颜渊喟然」章。）。此亦子贡初年事（既曰当其可，则子贡是时应已默契夫子之意矣。后来所言夫子之得邦家者，安知不由此而得之？何以知其为初年事耶？此等既无考据，而论又未端的，且初非经之本意，不言亦无害也。）。

子张问行。

人虽不见知，而在己者未尝不行（夫子之言，言其常理耳，人虽不知，别是一段事，未应遽说，以乱夫子之意。向后别以己意推言，则可耳。）。参前倚衡，使之存乎忠信笃敬之理也（此谓言必欲其忠信，行必欲其笃敬，念念不忘而有以形于心目之间耳。若不责之于言行之实，而徒曰存其理而不舍，亦何益哉？）。

卷而怀之。

犹有卷而怀之之意，未及潜龙之隐见（恐不须如此说。）。

志士仁人。

仁者人之所以生也，茍亏其所以生者，则其生也亦何为哉（志士仁人所以不求生以害仁者，乃其心中自有打不过处，不忍就彼以害此耳，且非为恐亏其所以生者而后杀身以成仁也。所谓成仁者，亦但以遂其良心之所安而已，非欲全其所以生而后为之也。此解中常有一种意思，不以仁义忠孝为吾心之不能已者，而以为畏天命、谨天职，欲全其所以生者而后为之，则是本心之外，别有一念，计及此等利害重轻而后为之也。诚使真能舍生取义，亦出于计较之私，而无悫实自尽之意矣。大率全所以生等说，自它人旁观者言之，以为我能如此则可，若挟是心以为善，则已不妥帖。况自言之，岂不益可笑乎？《吕览》所载直躬證父一事而载取名事，正类此耳。）？

放郑声，远佞人。

非圣人必待戒乎此也，于此设戒，是乃圣人之道也（此是圣人立法垂世之言，似不必如此说。然禹以丹朱戒舜，舜以「予违汝弼」责其臣，便说圣人必戒乎此，亦何害乎？此盖尊圣人之心太过，故凡百费力主张，不知气象却似轻浅迫狭，无宽博浑厚意味也。）。

一言终身行之。

行恕则忠可得而存矣（此句未安，当云诚能行恕，则忠固在其中矣。）。

谁毁谁誉。

毁者指其过，誉者扬其美（此说未尽。愚谓毁者，恶未至此而深诋之也。誉者，善未至此而骤称之也。非但语其已然之善恶而已。）。谁毁谁誉，谓吾于人无毁誉之意也（圣人之心仁恕公平，实无毁誉，非但无其意而已。）。有所誉必有所试，因其有是实而称之（此亦未尽。试犹验也，圣人或时有所誉者，虽其人善未至此，然必尝有以验之，而知其将至是矣。盖圣人善善之速，恶恶之缓，而于其速也亦无所茍焉。）。又曰：可毁可誉在彼。又曰：不云有所毁，圣人乐与人为善也，必有所试而后誉，则其于毁亦可知矣（若如此说，则是圣人固常有毁，但于此著其有誉而匿其有毁，以取忠厚之名也，而可乎？毁，破坏也，如器物之未败而故破坏之，圣人岂有是乎？）。

礼乐征伐自天子出。

天子亦岂敢以为己所可专，而加私意于其间哉？亦曰奉天理而已（意见「原壤夷俟」、「子张问行」章。）。

三愆。

言而当其可，非养之有素不能也（圣人此言只是戒人言语以时，不可妄发，未说到此地位也。）。言及之而不言当言之理，不发也（此语甚怪，盖为养之有素所牵而发耳。然若如此，则是自见不到，有隐于人矣。）。

生而知之。

其至虽一，而其气象规模终有不同者（此一节当删去，于解经之意亦未有所阙也。）。

子谓伯鱼。

为者躬行其实也（按诸先生多如此说，意极亲切，但寻文义，恐不然耳。「为」只是诵读讲贯，「墙面」只是无所见。《书》所谓「不学墙面」，亦未说到不躬行则行不得处也。）。

患得之。

所为患得者，计利自便之心也（此句解得文义不分明，而语意亦不亲切。）。

君子有恶。

「以子贡之有问」至「抑可知矣（夫子之问，未见恶人之疑，子贡之对，亦未见检身之意。）」。

三仁。

皆称为仁，以其不失其性而已（此说「仁」字恐不亲切。）。

荷筱。

植杖而芸，亦不迫矣。止子路宿，则其为人盖有馀裕。又曰行以避焉，隘可知也（此语自相矛盾。）。

不施其亲。

引尹氏说（尹氏固佳，然不知「施」字作如何解？若如谢氏，虽亦引「无失其亲」为解，然却训「施」为「施报」之「施」，则误矣。此等处须说破，令明白也。陆德明《释文》本作「弛」字，音诗纸反，是唐初本犹不作「施」字也。吕与叔亦读为「弛」，而不引《释文》，未必其考于此，盖偶合耳。今当从此音读。）。

士见危致命。

杨氏曰云云（似不必如此分别。）。

君子学以致其道。

致者，极其致也（恐当云：「致者，极其所至也。」）。自未合者言之，非用力以致之，则不能有诸躬（道固欲其有诸躬，然此经意但谓极其所至耳，不为有诸躬者发也。若曰有诸躬，则当训「致」为「致师」之「致」，如苏氏之说矣。然本文意不如此。）。

大德小德。

小德，节目也（此章说甚佳，但以《记》所谓「后其节目」者观之，则此二字似未甚当。）。

子夏之门人小子。

「君子之道，孰为当先而可传」至「循其序而用力耳（详本文之意，正谓君子之道本末一致，岂有以为先而传之？岂有以为后而倦教者？但学者地位高下不同，如草木之大小，自有区别，故其为教不得不殊耳。初无大小虽分，而生意皆足；本末虽殊，而道无不存之意也。「焉可诬也」，苏氏得之。「有始有卒」，尹氏得之。此章文义如此而已。但近年以来，为诸先生发明本末一致之理，而不甚解其文义，固失其指归。然考之程书，明道尝言：「先传后倦，君子教人有序，先传以近者小者，而后教以远者大者，非是先传以近小，而后不教以远大也。」此解最为得之。然以其言缓而无奇，故读者忽之而不深考耳。）」。

孟庄子。

孟庄子所以不改，意其事虽未尽善，而亦不至于悖理害事之甚与（庄子乃献子之子，献子贤大夫，其臣必贤，其政必善。庄子之贤不及其父，而能守之，终身不改，故夫子以为难，盖善之也。此临川邓丈元亚说，诸家所不及也。）。

仲尼焉学。

万物盈于天地之间，莫非文武之道，初无存亡增损（近年说者多用此意，初若新奇可喜，然既曰「万物盈于天地之间」，则其为道也，非文武所能专矣。既曰「初无存亡增损」，则「未坠于地」之云，又无所当矣。且若如此，则天地之间可以目击而心会，又何待于贤者识其大，不贤者识其小，一一学之，然后得耶？窃详文意所谓文武之道，但谓周家之制度典章尔。孔子之时，犹有存者，故云未坠也。大抵近世学者喜闻佛老之言，常迁吾说以就之，故其弊至此。读者平心退步，反复于句读文义之间，则有以知其失矣。）。

生荣死哀。

生荣死哀，无不得其所者也（所解不明。似谓天下之人其生皆荣，其死皆哀，无不得其所者，不知是否？若如此说，则不然矣。子贡言夫子得邦家时其效如此，范氏所谓「生则天下歌诵，死则如丧考妣」者是也。）。

谨权量。

此亦帝王为治之要（此篇多阙文，当各考其本文所出而解之。有不可通者，阙之可也。谨权量以下，皆武王事，当自「周有大赉」以下至「公则悦」为一章。盖兴灭国、继绝世、举逸民，当时皆有其事，而所重民食丧祭，即《武成》所谓「重民五教，惟食丧祭」者也。《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》卷三一。）。

「巧言令色鲜矣仁」，论章旨则尹氏之说为完。若旁通其义，如辞欲巧之类，是乃修省细密工夫，其发原自别。然修辞之功亦易得入于安排计较，而不自知其所发之偏者，亦为鲜矣仁也。

发原自别之说甚好。修辞之功固易入于安排计校，然亦只得就发原处谨之耳。若舍此而别生疑虑，则又转见缴绕，不得剖决也。

曾子之三省，为人谋、与朋友交、传诸人，惟恐应物之或不如己而笃于自反也。尹子言：「诸公远来，依先生之门，某岂敢辄为他说？万一有少差，岂不误他一生」？恐正是「传不习」之意。先忠信后讲学，固是如此；但忠因谋言，信因交言，恐与「行有馀力则以学文」之意未类。上蔡之说竟未敢安。

所引尹公语甚好。然于此文句中似觉少两三字，圣贤立言不如是之巧而晦也。谋不忠则欺于人，交不信则欺于友，传不习则欺于己、欺于师，是亦忠信之类耳。更思之。

「其志」「其行」皆指父而言，意亦好，但于本章之旨恐未安。父在观其志，观其所志之善恶也；父没观其行，观其所行之肆与否也。三年无改于父之道，则事亡如事存而不忍死其亲焉，故曰「可谓孝矣」。斡旋改移，其始止于隐恶讳过，本在于爱亲。骎骎而往，易入于私，其病固不细，然弥缝调停之工又不可废。所谓「度不可行，至诚哀痛而改之」，固不必回互，但弗知所以改之之方，则或伤于张皇骤快而无迟迟浸渐之意味，亦非笃于爱亲者也（谢方明事祖俭旧看得甚可为法，然李先生之言亦要于此致察。）。

先生之言，恐更当思之。「至诚哀痛」四字尽有意思，存得此心，自不至张皇也。据今日病證，似当且服此药，便自胸次开阔，黑白分明。若更主张「调停」两字，正是以水济水，窃恐昏昧隘促，转见无进步处。父没观行必如旧说，亦为是非邪正之类，所包甚广。今只云「肆与否」，却觉拘滞。兼又与上句参差，下句重并，尤未稳当。

日月终古常见而光景常新，其理固如此。然所谓常见，所谓常新，必有科别。

日月阴阳之精终古不易，然非以今日已昳之光复为来日将升之光也，故常见而常新。

未能事人而欲事鬼，未能知生而欲知死，是犹未知其首而欲知其尾也。知首之旨，当如来教。又思事人之旨，恐止是不敢欺，不敢慢，出门如宾之类皆是。如此而致敬密察，庶几可以交神明矣。「事」如「祗事」之「事」，所谓尽亲亲、长长、贵贵、尊贤之道，恐于「事」字未叶。

此说甚好，比熹说尤亲切。盖亲亲、长长、贵贵、尊贤之道固不外乎爱敬，但如此说方亲切耳。然四者之目亦不可废，请更思之。

「视之不见，听之不闻，体物而不遗」，此三句乃指鬼神之德而言。视不见，听不闻，无形声臭味之可闻可见也，然却体物而不遗，则甚昭然而不可掩也。所谓体物者，固非先有是物而后体之，亦非有体之者而后有是物。万物之体即鬼神之德，犹云气即性，性即气而不可离也，可离则无物矣。所谓不可遗者，犹言无遗阙渗漏，盖常自洋洋生活，不间乎晦明代谢也。

物之聚散始终，无非二气之往来伸屈，是鬼神之德为物之体，而无物能遗之者也。所谓「非有体之者而后有是物」与所谓「无遗阙渗漏」者，皆非是。

「魂者其气也，气散魂游而无不之」，所谓无不之者，已屈之气尚有在于天地之间邪？抑否也？然气聚则生，气尽则死，何者为游魂？玩「游」之一字，谓其即便消散，又似未尽也。体魄藏于地，恐指成质而言（如月魄以无光明者言。）。谓耳目之聪明为魄，有所未晓。合耳目之聪明而言，则魂不离魄（聪明即气之运，乃是魄也。）；失其耳目之聪明而言，则魂去魄存，恐难以耳目聪明命之为魄也。

程子曰魂气归于天，消散之意，游魂亦是此意。盖离是体魄，则无所不之而消散矣。虽未必皆即时消散，要必终归于消散也。魂魄之分，更当熟究阴阳之分。体、魄自是二物，魄之降乎地，犹今人言眼光落地云尔。体即所谓精气为物，盖必合精与气，然后能成物也。

《洙泗言仁》及契丈《仁说》，窃得讽味。《复》之六二「休复之吉，以下仁也」，谓初九也。《易传》云：「一阳复于下，乃天地之心」，此正与「元者善之长」同理。窃谓五常之仁犹四时之春，至善醇醲不杂。孟子指乍见之心为仁之端，下即论非内交要誉而然，盖因乍见之真而可知其有仁也。端云者，苗裔端倪之谓也。觉痛痒则非不仁，则觉者所以验乎仁。有彼我心则为不仁，则公者是仁之意思，爱是仁之用，恕是仁之施。而乐山静寿，又乃形容仁之体段也（程子气类相合之言殊觉有味。）。要须先以万善之先名仁，而后可以用工致力。若所谓克己复礼、如见如承之类，皆用工致力之道也（要皆当一一剖析，又不敢太成支离，失其全体。）。

「以万善之先名仁」，殊不亲切，且以所引《易传》及四时之春者体之即见。熹前所论统仁、义、礼、智及四端而言者，其分界限明而血脉通贯，不必别立名字。但要用工致力，使真不失此心，然后为得耳。

谢氏曰：「义重于生，则舍生取义；生重于义，则当舍义取生。最要临时权轻重以取中」。愚谓舍义取生之说未当。所谓生重于义者，义之所当生也。义当生则生，岂谓义与生相对而为轻重哉？且义而可舍，则虽生无益矣。如此则所为临时权轻重者，将反变而为计较利害之私矣，尚安能取中乎？

此论甚当，故明道先生曰义无对。

杨氏谓高明者中庸之体，中庸者高明之用，恐不可以体用言。

此说亦是。

杨氏解「知者过之」为极高明，而不知中庸之为至；解「贤者过之」为尊德性，而不及道问学，恐未安。极高明而道中庸，尊德性而道问学，是彻上下，贯本末工夫，皆是一贯，无适而非正也。如杨氏之说，则上下本末可离而为二矣。

大概得之，更宜体味。

游氏引邹衍谈天、公孙龙诡辨为智者之过，亦未当。若佛老者，知之过也。谈天诡辨，不足以为知者之过。

知者之过非一端，如权谋术数之类亦是。龙、衍乃是诳妄，又不足以及此。

吕云刚而寡欲，故能中立而不倚。夫中立不倚者，湛然在中，无所偏倚而义理全具者也。刚而寡欲，恐不足以言之。引柳下惠之行为和而不流，夫下惠固圣之和矣，然孟子推其有不恭之弊，则与《中庸》所谓和而不流者亦异矣。又引「非其君不事，非其民不使」与夫「独立不惧，遁世无闷」者为中立而不倚，夫非其君不事，非其民不使，是乃清者之德，岂可便谓之中立不倚哉？独立不惧，遁世无闷，固是有中庸之德而穷困在下者如此，然专以此事解释中立不倚之义，则名义非所当矣。盖独立不惧，遁世无闷者，以操行言；中立而不倚，以理义言也。

中立不倚亦只是以行言，所引独立不惧者近之，「不倚」是无所阿附之意。

吕氏解「素隐」为方乡乎隐，「素隐行怪」为未当行而行之，且举《易》之「隐而未见」与孟子之论狂者为證，恐非本意。素隐行怪，乃是无德而隐而为怪僻之行者尔，意甚分明，何必曲为之说乎？

吕说未安。

侯氏以夷、齐、下惠为素隐行怪，恐失之太过。若晨门、荷篑、沮、溺、庄、列之徒，乃可以当此名。夷、齐、下惠虽未为中庸之至，然皆大贤事业，恐未易以此名加之也。

亦是。

吕氏说费隐一章固多差舛，然论知与能一段虽非正意，却说得易知简能确实明白，有所发明。

此不记得，无本可检。

游氏说多不可晓，但谓其大无外而中无不周，故天下莫能载；其小无间而中无不足，故天下莫能破，此说为无病耳。然上文本谓君子之道无往而不中，则其下「中」字有未当耳。

既曰未当，便不可谓之无病。

程子曰：「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，吾亦欲无加诸人」。《中庸》曰：「施诸己而不愿，亦勿施于人」，正解此两句，恐是一时问答之语，当以《论语》解仁恕之别为正。

是。

《或问》称吕氏一本语尤详实，深可玩味，未见有可玩味处。谓道虽本于天而行之者在人，非此章之正意。忠恕不可谓之道，而道非忠恕不行，此所以言违道不远，其意亦恐未安。观程子降一等之说与掠下教人之说，斯可见矣。其论四者未能之说，则曰：「尽人伦之至，通乎神明，光于四海，有性焉君子不谓之命，则虽圣人亦自谓未能」。夫以尽人伦之至而自谓未能犹可也，通神明而光四海，奚暇遽论及此哉（今观吕氏论四者未能之说亦有意，恐未容轻议。）？

吕氏说恐亦不得此句之读，更试考之。

游氏引「其则不远」为尽己之忠，不以道责人而以人治人，取其改而止为尽物之恕，似乎其语未当。杨氏说「以人治人，仁之也，伊尹以斯道觉斯民是也」，恐不当其义（今观杨氏说亦有可取。）。

宛转说来亦可通，但恐不必如此说，枉费言语。

张子谓君子之道天地不能覆载，恐失之太高。子思虽云天下莫能载，复云天下莫能破，大小兼该可也。戾天跃渊，亦以范围之内言之。今言天地莫能覆载，则过矣。

亦是。

谢氏说「致生之故其鬼神，致死之故其鬼不神，何也？人以为神则神，人以为不神则不神矣」。按夫子致生致死之说，本为明器发也。以致死之为不仁，故必有是明器；以致生之为不智，故为是明器而不可用。故曰神明之也。谢氏之意则与此不同矣。又其说主乎致生，故谓人以为神则神。如此则所谓鬼神者，其有无专系乎人心而已，无乃似流于作用是性之失乎。又曰：「以为有亦不可，以为无亦不可，这里有妙理」。又曰：「自家要有便有，要无便无」，皆是此意。

记得《论语》说中似有「当生者使人致生之，当死者使人致死之」，此却有理（谢氏《论语》说曰：「阴阳交而有神，形气离而有鬼。知此者为智，事此者为仁。推仁智之合者可以制祀典。祀典之意可者，使人格之，不使人致死之。不可者，使人远之，不使人致生之。致生之故其鬼神，致死之故其鬼不神。」则鬼神之情状，岂不昭昭乎？）。

侯氏曰：「消息盈虚，往来神明，皆是理也。吉凶悔吝，刚柔变化，皆是物也」。恐难分明。愚谓是数者皆物也，而有理存焉。又曰：「以阴阳言之则曰道，以乾坤言之则曰易，贯通乎上下则曰诚」。夫道非阴阳也，所以一阴一阳者，道也，程子固言之矣。《系辞》止曰：「乾坤，其易之门，易之蕴」，而谓易为乾坤，则非也。且既以贯通上下为诚矣，而又曰「总摄天地，斡旋造化，动役鬼神，阖辟乾坤，万物由之以生死，日月由之以晦明者，诚也」，则是诚者乃一作用之物，有似乎《阴符经》之云者，而不可谓之贯通上下矣。既以鬼神为形而下者而非诚矣，又曰「诚无内外，无幽明，故可格而不可度射」，审如此说，则《诗》当云「诚之格思」，而不当言「神之格思」也。凡此自相矛盾，有不可晓者，不审如何？

看得是。

颜虽夭而不亡者存，《或问》以为侯氏之说，而《集解》系之杨氏说后，孰为误也？

似是杨氏、侯氏皆有此语。更考之，若无，即是误也。

吕氏、杨氏引三年之丧，皆有为妻之文。按夫为妻服，齐衰杖期。而《左氏传》昭公十五年王太子寿卒、王穆后崩，晋叔向曰：「王一岁而有三年之丧二焉」，杜氏注云：「天子绝期，惟服三年。故后虽期，通谓之三年丧」。审此则是天子之后母仪天下，后之丧，天子可以绝期而不服，故服其丧而通谓之三年也。据经文既曰「三年之丧，达乎天子」，又曰「父母之丧，无贵贱一也」，则是三年之丧有为长子、为妻与嫡孙为祖，故别乎父母之丧也。所谓达乎天子，则是三年之丧亦有通乎上下者矣。今律文与温公《书仪》皆无为妻之文，独吕氏、杨氏引叔向之说，而吕氏之说有可疑者。吕氏之说曰：「三年之丧达乎天子者，三年之丧为父，为母，适孙为祖，为长子，为妻而已。天子达乎庶人一也」。似与今文本旨与今律文、《书仪》皆不同。盖经文分三年之丧与父母之丧，而吕氏则合之；律文、《书仪》载夫为妻杖期，而吕氏则皆以为三年也。杨氏之说曰：「三年之丧为长子，为妻，与嫡孙为祖，故王太子寿卒，穆后崩，而叔向云云。盖天子为子、为妻，通谓之三年之丧也。故曰三年之丧达乎天子，父母之丧则自天子至于庶人，无贵贱一也」。信如杨氏之说，则与经之本文无戾，而与叔向、杜预之言皆合矣。愚谓三年之丧，为长子与嫡孙为祖三年者，主当为后者言之。为妻三年者，主天子绝期而言之也。盖在大夫士庶之长子、长孙，有当为后者，有不当为后者，故有服三年与不服三年之别。妻之丧则自大夫以下皆服期，故是三年者惟天子皆服之，故曰达乎天子也。

恐三年之丧只是指父母之丧而言。下文「父母之丧无贵贱一也」，便是解所以达乎天子之意，与孟子答滕文公语亦相类。

游氏「至贵在我，至富在我，至愿在我，生生在我」之说，恐非圣人意思。

此等皆衍说。

《集注》曰：「仁者心之德，爱之理也」。其言之不一，何耶？盖仁有偏言者，有专言者。专言者，心之德也。程子《西铭》之意是也。偏言者，爱之理也。爱之所施，则亲亲、仁民、爱物是也。

固是如此。然心之德即爱之理，非二物也。但所从言之异耳。

所谓道者，君臣、父子、夫妇、昆弟、朋友之交是也。所谓德者，智、仁、勇三者是也。此圣人之所谓达道达德，天下公共之理也。此外更无他道。后世学者惑于异端，求玄求妙，穷高极远，而不知道果在此而不在彼也。孔子曰：「君子之道四，丘未能一焉」。「君子道者三，我无能焉」。圣人非果不能也，亦非姑为自谦之辞也，盖欲学者知道之极致不在他求，而人伦之至即斯道之所在也。

吕氏曰：「所谓道者，合天、地、人而言之。所谓人者，合天、地之中而言之」。夫道固所以合天、地、人而言，然方论修身以道，则不必遽及于此也。孟子论仁，只说「仁，人心也」，「恻隐之心，人皆有之」，则「仁者人也」之意自是分明。今曰合天地之中所谓仁者而言，则似谓一人不足以为仁，必合天下之人而后足以为仁也。是其为言大而无当，不若「人皆有之」等语为明白切要而详尽也。

以上二段皆当。

吕氏以知所以治人为闻一以知二，知所以治天下国家为闻一以知十，恐未安。夫治人、治天下、国家，犹曰安人、安百姓云尔，皆修身之效也。闻一知二与闻一知十，自是分量不同，皆穷理修身之事，岂可引为比也？

此等处不必深辨。

杨氏曰：「力行则能推其所为，故近仁」。杨氏之意，盖指孟子「彊恕仁莫近」之意，而谓推其所为乃恕之事，故引之以解近仁也。夫推其所为，正古人所以大过人之事。以其犹待乎推，所以未遽可谓之仁。今杨氏举此以解力行近仁之说，似不为过。而《或问》谓其不可晓，何也？

如此则仁字只就爱上说了。

杨氏论诚身一节，失之轻易。其论诚，则曰：「非自外得，反求诸身」，而不知不明乎善，则心不可得而诚。论不诚，则曰：「岂知一不诚，他日舟中之人皆是为敌国」，而不知所谓不诚亦尽有浅深也。又引庄周鸥鸟之说而曰：「忘机则非其类可亲」，则其所以说诚身者益差矣。又曰：「反身而至于诚，则利仁者不足道也」。夫反身而至于诚，正利仁之事。若安仁者，则不待于反，亦不待乎至于诚而自诚矣。

鸥鸟以下所论得之。

《或问》谓「隐之见，微之显，实之存亡而不可掩者也」，「存亡」字有误否？

心广体胖，实之存也。如见肺肝，实之亡也。此当时立文之本意。然语诚有病，当改之耳。

谢氏曰：「诚是无亏欠，忠是实有之理，忠近于诚」，正倒说著，忠是无亏欠，诚是实有之理。盖尽己之谓忠，一有不尽，是有亏欠也。以其自尽者言之，则谓之忠；以其实有者言之，则谓之诚。谓忠近于诚，亦非也。又曰：「有我不能穷理，人谁识真我？何者为我？理便是我」。其言过高而且怪。理者，天下之公，认之为我，则骄吝益肆矣。

得之。

《章句》中解致曲一段，乃是程子之说。然一曲之诚至于则形则著则明者，是一曲之诚充扩发见而至于无所不诚，故能变化否？而《章句》与程子之说但称一曲之诚著见光辉，而所谓诚能动物，止一曲之诚耶？将无所不诚而能动物耶？若张子以明为馀善兼照，杨氏以明为无物不诚，岂疑此而为说也？故杨氏曰：「曲能有诚，诚在一曲也。明则诚矣，无物不诚也」。窃疑杨氏之说不为无理。

此章所言正是一曲之诚，然致曲者固无曲之不致也。经虽不言，意自可见。张、杨之说恐未为得，不若程子之言为当。

吕氏曰：「学不厌，所以致吾知；教不倦，所以广吾爱，自入德而言也」，亦恐未安。子贡之论学不厌、教不倦为仁智，正所以形容夫子之圣，自是成德事，岂可以入德言之乎？

得之。

杨氏曰：「《大学》一篇，圣学之门户，其取道甚径」。夫圣人之道自有等级，由其所造之地如何耳。非可以径取也。

甚径亦言其平直而无回曲耳。

吕氏曰：「诚与神交感，则同心者无不应。德与气同运，则同类者无不化」。盖诚者德之至实，神者气之至妙。诚与神以其精者言之，故曰交感则同心者无不应。德与气以其统体言之，故曰同运则同类者无不化。

吕说恐亦未可以为至论。

谢氏谓「帝是天之作用处」，自然之理恐不可以作用言。如程氏谓以主宰谓之帝，则善于形容者也。

得之。

杨氏曰：「无息者诚之体，不息所以体诚也」。非也。无妄者诚之体，不息者诚之所为也。

得之。

「尊德性而道问学，致广大而尽精微，极高明而道中庸」，程子只解极高明而道中庸，非谓二事。中庸，天理也。天理固高明，不极乎高明不足以道中庸。岂以极乎高明者是乃中庸之道，非别有高明也？又曰：「理则极高明，行之只是中庸」。以此而例上二句，则意皆明矣。然此乃兼费隐、贯上下之极至者言之，须得张子逐句一义一段之说，其义始备。其曰尊德性须是将前言往行、所闻所知以参验，恐行有错；致广大须尽精微，不得卤莽；极高明须道中庸之道，互相发明，斯无馀蕴矣。今观《或问》之说，乃谓吕氏因张子之意，须更以谢、杨二说足之，其义始备。愚谓三子之说皆非《中庸》之正意，谓之各是一说可也。吕氏曰：「虽有问学，不尊吾自得之性，则问学失其道。虽有精微之理，不致广大，则精微不足以自信。虽有中庸之德，不极高明以行之，则同污合俗」。今未暇辨乎其他，所谓虽有中庸之德，不极高明以行之，则同污合俗，则是高明、中庸自是两事，不相关涉，不能极乎高明，则道中庸者乃同污合俗耳。岂有同污合俗而尚可谓之中庸乎？岂有同污合俗之中庸必极高明以行之而复异乎？此乃缘文立义，而未究程、张之指与夫此章之正意也。且既以德性、广大、高明皆至德，问学、中庸、精微皆至道，其言虽不能无失，而其意则不害其为兼举全体。今曰失道与同污合俗之云，则至德果如是乎？又以道之在我、道之全体、道之上达分始、中、终之序，而谓不先立乎此、充乎此、止乎此之类者，其失同出一辙，今不暇复辨也。游、杨之说，皆以先后循序而言，则亦恐非正意，特其解经之一说尔。大抵此五句之义乃是圣贤竭其两端之教，不容偏废，或偏于一，则必陷于异端曲学而不足以知道学之全。然而学者之病往往多欲进于德性、广大、高明之域，而于所谓问学、精微、中庸者不留意，或为之而不知尽其义、极其至焉，则其所谓德性、广大、高明者，是乌足以为德性、广大、高明哉？程、张之说深得乎此，而吕氏之说之意，则所重者在德性、广大、高明，所轻者在问学、精微、中庸，则正与张子之说相反，岂得为因其意乎？杨氏又以温故知新为道问学之事，敦厚崇礼为道中庸之事，亦恐失之迁就。本文之意，盖谓温故者多不知新，敦厚者少能崇礼，与上三句相类耳。若必迁就其说，则温故知新亦可以为尽精微，而敦厚崇礼亦可以为尊德性矣。又曰：「道中庸而不极乎高明，则愚不肖者之不及」。则是凡愚不肖皆可以道中庸乎？比吕氏则甚焉者也。侯氏之说尤无伦次，既以礼为道之物，其名礼者既失之矣，又以和而至合，内外以和行，使万物各当其分谓之礼，礼各有其物谓之仪，则言礼又不经矣。继之曰：「统而言之则曰道，分而言之，则仁者见之谓之仁，智者见之谓之智，学礼者见之则谓之礼可也」。先后不伦，轻重失当，果何为哉？特其辨杨氏「道非礼不止」之言之失，则似可取耳。其它至德至道之说，求仁上达之说，文义皆失之矣。

此段未安。

二十九章三重之说，程子言之，侯氏述焉。程子所谓此与《春秋》正相合者，意尤亲切，而侯氏所以发明者，亦详备而可观。通乎此，则一章之义首尾通贯，意脉接续，深有馀味。且又承上章夫子所言三代之礼，则三重为三王之礼所重之事亦可信矣。若如《章句》所从吕氏之说，固亦可通，但意味不如程子之长，且一章文意断续。如所谓上焉者指夏、商，下焉者指孔子，则是非惟夏、商之礼全不可用，而孔子之善亦无所施。然则夏时商辂与夫《春秋》之作谓之何哉？若谓其不必如此说，则下文继之以「故君子之道」，是上焉下焉皆不可用明矣。《章句》、《或问》考究推明，其必不苟。幸明辨而明告之。

更思。

侯氏举明道「尧舜事业如太虚中浮云」之说以解「故曰配天」一段，其引据已不亲切。继之曰：「尚可得而言也。若夫至诚，又非特如天如渊，配天而已」，却是发至圣不如至诚，岂有此理？

至圣至诚，非有优劣。然「圣」字是从外说，「诚」字是从里说。

吕氏说「以中立大本，以庸正大经」以下，恐皆未安。姑辨此二句。大本即中也，大经即庸也。经纶大经，立大本，即是尽此中庸之道。若谓以中而立大本，以庸而正大经，则中与大本、庸与大经皆二物也。至谓大经之正，亲亲、长长、贵贵、尊贤，又发明纷揉会同、更相为用处尽有功。然而不若只论君臣、父子、夫妇、兄弟、朋友五者为尤尽大经之义也。

得之。

杨氏曰：「大经，天理也。典敷教，所以经纶之也。大本，中也。建其有极，所以立之也。化育，和也，穷神而后知之也」。典敷教，即是经纶大经，即是天理，非惇典敷教之外别有天理为大经也。建其有极，固与立大本之义不同，然所谓建其有极，所以立大本，莫却无病否？以化育为和，则其失明矣。自「圣人人伦之至」以下，与侯氏之失同而又甚焉。

惇敷是经纶，典教是大经，建是立，极是本。

侯氏「诚则经纶之」以下，其失与吕氏言「以中立大本」者同。盖本文之意谓惟天下至诚者固能如此，非是以诚去立之知之也。

「知远之近，知风之自，知微之显」，乃承上文「尚絅」之意，起下文「不愧屋漏」与慎独之端。盖道虽无所不备，而其所以不可离者实在于戒谨恐惧之际。惟君子不愧屋漏，是所谓知远之近，知风之自也。隐微之间，虽人所忽，而理之善恶则显然著见。惟君子必慎其独，是所谓知微之显也。然而言戒谨恐惧之意，则以知远知风言之，谨独则止以知微言之，何也？盖远之近者，以事物而言，则其理未尝不具于吾心；风之自者，以人伦而言，则其用未尝不本于吾心，故言之也详。言微则隐在其中，故言之也略。今观《章句》之释，所谓「著乎外者本乎内，有诸内者形诸外」，发明三知之义固已明白。若更以愚意参之，则上下语脉愈益通贯精密矣。不审如何？吕氏卒章之说纲目不明，诚如《或问》之所论者。至于以「天何言哉」以下为不待言动而人敬信，则属之「不愧屋漏」之下者，非惟失其文意，愈错乱而不备矣。如忘法度、忘言动、德之声色之者，尤过高而无实，与其他悫实自得之言若相背驰，不可晓矣。

以上皆得之。

今按，杭本不知何人所注，疑袁自书也。更以跋尾参之，其记欧公之语不谬矣。而东坡《杂说》乃云：「韩退之喜大颠如喜澄观、文畅意，非信佛法也。而或者妄撰退之与大颠书，其词凡鄙，虽退之家奴仆亦无此语。今一士人又于其末妄题云『欧阳永叔谓此文非退之不能作』，又诬永叔矣」。苏公此语，盖但见集注之出于或人，而未见跋尾之为欧公亲笔也。二公皆号一代文宗，而其去取不同如此，览者不能无惑。然方氏尽载欧语而略不及苏说，其意可见。至吕伯恭，乃于《文鉴》特著苏说，以备乙览，则其同异之间，又益后人之惑矣。以余考之，所传三书，最后一篇实有不成文理处。但深味其间语意一二，文势抑扬，则恐欧、袁、方意诚不为过。但意或是旧本亡逸，僧徒所记不真，致有脱误。欧公特观其大概，故但取其所可取而未暇及其所可疑。苏公乃觉其所可疑，然亦不能察其为误，而直斥以为凡鄙。所以其论虽各有以，而皆未能无所未尽也。若乃后之君子，则又往往不能究其本根，其附欧说者既未必深知其所以为可信，其主苏氏者亦未必果以其说为然也。徒幸其言可为韩公解纷，若有补于世教，故特表而出之耳。皆非可与言实事而求是者也。至如方氏，虽附欧说，然亦未免曲为韩讳。殊不知其言既曰：「久闻道德，侧承道高」，又曰：「所示广大深迥，非造次可谕」，又曰：「论甚宏博」，安得谓初无崇信其说之意耶？韩公之事，余于答孟简书已论其详矣，故不复论。特从方本载此三书于别集，并录欧公二语而附苏说、方说于其后，且为全载书文于此，而考其同异，订其谬误如左方。以为读者以此观之，则其决为韩公之文而非它人之所能作无疑矣。

愈启：孟夏渐热，惟道体和安。愈弊劣无谓，坐事贬官。到此久闻道德，窃思见颜。缘昨来未获参谒，傥能暂垂见过，实为至幸。已帖县令具人船奉迎，日久伫瞻。不宣。某白。

愈启：海上穷处，无与话言。侧承道高，思获披接，专辄有此咨屈。傥惠能降谕（「惠」字疑衍，或下有「然」字而并在「能」字之下。），非所敢望也。至此一二日，却归高居，亦无不可。旦夕渴望，不宣。某白。

愈启：惠匀至，辱答问，珍悚无已。所示广大深迥，非造次可谕。《易》大传曰：「书不尽言，言不尽意」，然则圣人之意，其终不可得而见耶？如此而论，读来一百遍（「一」字疑衍。苏氏所谓凡鄙，盖指此等处耳。），不如亲颜色，随问而对之易了。此旬来晴明，旦夕不甚热，傥能乘闲一访，幸甚。旦夕驰望。

愈闻道无凝滞，行止系缚，苟非所恋著，则山林闲寂与城郭无易。大颠师论甚宏博，而必守山林，义不至城郭，自激修行，独立空旷无累之地者，非通道也。劳于一水，安于所识，道固如是（「识」疑当作「适」，犹言便也。「虽适之安」之语，用字略同。言一水虽劳，而既来则当随其所便，无处不安也。道固如是，即所以结上文「道无凝滞」之意也。）。不宣。某顿首。

隆兴府学教授南康黄君灏既立濂溪先生之祠于其学，而书来语熹曰：「先生之学自程氏得其传以行于世，至于今而学者益尊信之。以故自其乡国及其平生游宦之所历，皆有祠于学，以致其瞻仰之意。若此邦者，盖亦先生之仕国也，而视于其学独未有所祠奉。灏也既言于府而敬立之，且奉程氏二先生以配焉，又将窃取其书，日与学者诵习之，而患未知其所以说也。吾子盖尝为是，以幸教吾邦之人，是殆有以识其意者。愿得一言以记兹事，庶乎其有以发也」。熹谢不敏，而黄君要之不置。熹惟先生之学之奥固非末学所敢知，抑不敢谓无其志者，矧黄君之请之勤若是，亦安得而不为之言乎？盖尝窃谓先生之言其高极乎无极太极之妙，而其实不离乎日用之间；其幽探乎阴阳五行造化之赜，而其实不离乎仁义礼智、刚柔善恶之际；其体用之一源，显微之无间，秦汉以下，诚未有臻斯理者，而其实则不外乎六经、《论语》、《中庸》、《大学》、七篇之所传也。盖其所谓太极云者，合天地万物之理而一名之耳。以其无器与形，而天地万物之理无不在是，故曰无极而太极。以其具天地万物之理而无器与形，故曰太极本无极也。是岂离乎生民日用之常而自为一物哉？其为阴阳五行造化之赜者，固此理也。其为仁义礼智、刚柔善恶者，亦此理也。性此理而安焉者，圣也。复此理而执焉者，贤也。自尧舜以来至于孔孟，其所以相传之说，岂有一言以易此哉？顾孟氏既没，而诸儒之智不足以及此，是以世之学者茫然莫知所适，高则放于虚无寂灭之外，卑则溺于杂博华靡之中，自以为道固如是而莫或知其非也。及先生出，始发明之，以传于程氏，而其流遂及于天下。天下之学者，于是始知圣贤之所以相传之实乃出于此而有以用其力焉，此先生之教所以继往圣、开来学而大有功于斯世也。今黄君既立其祠以及于程氏，而又欲推其说以传学者，是必有以默契于心而亡疑矣。而犹若有待乎熹之言者，岂将以是辅其说而久其传邪？既不得辞，乃叙其事而并书是语以复焉。黄君幸以为不悖于先生之言，则愿刻之石，厝之祠门，以告来者，庶几其或小补云尔。淳熙六年冬十月辛亥，新安朱熹记（《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》卷七八。又见《古文集成》卷一三，《周濂溪集》卷一一，《名臣言行录》外集卷一，《方舆胜览》卷一九，乾隆《南昌府志》卷二○，《濂溪志》卷七，同治《新建县志》卷七六，《宋元学案补遗》卷一二，光绪《南昌文徵》卷一三。）。

益：淳熙本作「始」。

公讳畤，字德鄜，姓潘氏，婺州金华县人。曾大父讳宗简，大父赠中奉大夫讳祖仁。父赠通奉大夫讳良佐，始以儒学教授，诸弟皆从受学，而中书公良贵遂以清直致大名。公生颖悟，少长，庄重如成人。既孤，中书公爱而收教之，欲使后己。公以亲没无所受命辞，乃任以为登仕郎，为娶李庄简公女。李公亦器许焉。初调袁州分宜主簿，躬校簿书，蚤夜寒暑不少懈，田里赖以安。监临安府造船场，部使者以为能，多属以事，皆迎刃立解。且不以上官喜怒为向背，御史杜莘老闻而贤之，欲引以为属，会去不果。公亦未尝求荐，而当路争知之，改通直郎。宰相欲留官中都，公固求奉祠以去。已而差提辖杂买务杂卖场，严禁防、谨次第，大官要人无敢干以私。皇城逻卒挟恃干纪，公按致其罪不少贷。人为公危之，然公以廉白自将，其党虽怨之，卒无以报也。终更，宰相又欲留之，不可，遂出知兴化军。莆俗险健多讼，公至，究其利病施置之方，为科条以属吏，简易严密，无所偏倚，郡以大治。时即学宫召诸生而教饬之，遂无敢以事至廷中者。女官道士托妖妄求敕赐以表其居，挟签枢张说书属公上其事。公不可，说复喻意部使者以撼公。公卒不为动。岁旱，祷雨不应。公虑狱有冤，亟往讯焉，果得二人，破械遣之而归其狱于吏。车未及旋，大雨立至。郡故有洋城、陈霸二斗门及木兰陂，溉田数万顷，岁久废坏。公为兴筑，壮固牢实，民至今咏歌之。适岁荐饥，募客舟予钱博籴而宽其期。人始莫喻其意，既而籴者得以其间往返一再然后及期，则籴价久已自平而民不饥矣，人始服公为有谋也。请蠲岁输丁米钱千万，久之未报，辄移属县缓其输。漕司不悦，督愈峻。公诉于朝，竟得罢乃已。召还赐对，公言：「郡县者，朝廷之根本，而百姓又郡县之根本也。今不计州县之事力而一切取办，又不择人材之能否而轻以畀之，欲本固而邦宁，其可得乎」？上善其言，欲留以为郎，而公有所不乐，力请外，乃除提举两浙西路常平茶盐公事。至则罢中都馈饷之不如法者，豪贵已多不悦。而平江库钱失漏，守因是诬富室以取偿，一郡大扰，有死者。公檄罢之，守以是怨，阴以禁兵绐白直而訹它司上其事。公坐削一官移江西，未行，又移江东。入境发赃吏一人，故相有为请者，不听，竟按逐之，列城震耸。行部所过，延见父老，使县别为辈，以次召问所疾苦及吏治得失。戒州县毋得除舍馆，饰供张，钤键吏卒，所过肃然。父老叹息，以为未始有也。池守赵粹中恣横不法，递卒廪给不时，有盗发边奏，窜匿名书以诉者，诏以属郡。粹中恐怒，捕系卒汪清，讯治强服，亟奏诛之。刑狱使者丁时发过郡，闻其冤，取具狱阅之，将发其事。粹中遣其属突入传舍，即几间夺去，嫚骂陵折，一郡大骇。公时出按旁县，驰归，与时发共劾之。会时发改使湖北，事久不报，而公绳之愈急。章三上，遂与俱罢。后得真窜书者，朝廷始罪粹中而恤清家。寻复起公提举荆湖北路常平茶盐事，入奏，为上言：「比年户部调度不继，督赋苛急，监司州县希意避罪，不暇复以百姓为心。下失人和，上干天变，其原在此。愿诏有司悉蠲州县民间旧逋，而内出禁钱，以补上供之缺。其招卫卒、除戎器，皆许留经总制钱以充费，不则且止，以俟他年。更诏大臣选官置局，考校绍兴以来出内之会，参互省啬，继续补助，为经久计。常使户部支计有馀，则州县宽而民力纾，和气应矣」。上闻公言，叹息称善，且曰：「朕于户部应副多矣，民间逋租、内藏积久亦已蠲放。卿言州县扰民之事，朕亦闻之，盖所谓黄纸放，白纸催者。若已蠲之而又责于户部，此诚何益？正当一一与补还耳」。因谕所以寄任之意甚悉。宰相犹欲留公典选，公力辞之部。承水旱之馀，教喻惩戢，安集赈救，曲尽其力。民又病疫，则遣医视疗，家至而日课之，以其死生多寡为殿最，由是全活者众。俗喜焚尸，公敕诸县各治丛冢，焚者有禁，民莫敢犯。湖北故多陂泽，官不障，故使贫民得渔其间，赖以食者甚众。既而或以输租自占而颛其利，则民固已病之。至是议者请复增租，而吏缘为奸，尽斥贫民所渔以给富家，失业狼狈者不可计。公为申明其法，悉以还之。未几，改南路提点刑狱公事。将行，犹为条奏本道荒政数十事，诏悉施行。行之日，士民自言诸司，乞留公者以千数。出境犹遮道攀恋，涕泣不肯去。有盗杀人，而诬指贾人梁晚四为罪首，论当殊死。前后七推具伏，录问辄不承。最后至公亲鞫，则方盗杀人之时，晚四实在他所。参验行由印历，晷刻不差，乃得其冤状，即理出之，而劾官吏失入者。上大喜，可公奏，下诸路以为法。又奏：「新法狱经再鞫，词或少异，必取初鞫官吏承伏而并按之，追逮往返，或淹旬岁。再鞫官惮于留滞，虽或有冤，亦弗敢白。以此狱少平反，枉滥者众。请得复用旧法」。上亦可之。除直秘阁、知广州，兼主管广南东路经略安抚司公事。将行，犹奏郴州用度不足，多横赋以供军，驯致巨寇，前后非一。请下漕司通融补助，以息后患。广东地接郴、桂、汀、赣之境，四州之民岁一踰岭贸易，折阅即相聚为盗，大群至数千人。公入境，适捕得渠帅八人，即斩以徇曰：「三日而去者，吏不得格，期外不去，复捕如初」。于是皆散。有梁氏兄弟者，招纳亡命，前后杀人无数，而掠其赀以致富。交通州县，吏不敢诘，民患苦之，号为「四彪」。公擒捕诛杀，污潴其居，它盗望风破胆。大奚山斗入海中，寇攘所聚，虽良民亦以渔盐为命，急之则散入贼中不可禁，所从来久。至是，新置都盐使者，锐欲禁之，檄水军逐捕。公曰：「水军专受帅府节度，非它司可得而调也。且争小利、起大盗，将谁使任其责耶」？卒拒法不为发。良民既得少安，乃阴募其酋豪，使以捕贼自效。由是盗发辄得，有功者为奏补官，斗死即官其子而重责其坐视不赴救者。官属不幸死者，厚赙遣归，存没老稚，无一人流落。如是者三十馀家。士族女失身非类，赎而归之。上闻公究心狱事，诏特转朝议大夫、进直徽猷阁、知潭州，安抚湖南。复值凶岁，精禜祷、广咨询、蠲税租、弛逋负，民得小康，饥不为害。飞虎军骄横不可制，有恃醉挟刃伤人者，案军法诛之，于是帖服无敢犯。明年召还，以疾辞，进直显谟阁、知太平州。未上，又明年，除尚书左司郎中，竟辞不就。乃申太平之命，未行而以疾卒，享年六十有三。累官中大夫，爵金华县开国男、食邑三百户。其配李氏，讳孟琰，字文靓，孝友聪明，识趣高远。庄简公南迁时，年未及笄，已能刻苦自厉，甘忍贫薄，周恤亲党，虽凶事无所惮。既归公，诸妹多未行，奁具所须，推予不少靳。奉祭祀必诚敬，事公以义，衣必亲制，食必亲尝，药必亲煮。从公居官，未尝问外事、买市物，而门内之治虽细必亲，条理精密，如严官府。每罢官治装，皆一日办。警敏绝人而不为苛察，治家严整而御下有恩。缝纫必精，漱浣必洁，而不为组绣华靡。与公言，未尝以爵秩进退为欣戚，其教诸子亦然，有识高之。累封令人，后公三年卒。子男友端、友恭，皆力学有志操。友端尝以进士高选，今俱为从事郎。女友松，嫁太常寺主簿史弥远。孙男履孙，将仕郎。女二人，皆幼。友端等葬公绍兴府上虞县永丰乡张澳之原，以令人祔。公少从中书公学，长婿李氏，又得庄简公为依归。中年游张敬夫、吕伯恭间，切劘不倦。晚岁读书，厉志弥笃。自为小官，即以治行有闻。治郡先教化而讼狱期会无不谨，务施舍而出纳纤细无所遗。兴利除害，皆有成绩。为部使者，废置不避权门，纠劾不惮大吏。咨询抚摩，无隐不达。至典方面，养威持重，务大体，不细苛。精择丞史，随才授任。治民训兵，禁奸除暴，无一不可法者。盖尝自谓：「吾之为治，主于宽而不使有宽名，辅以严而不使有严迹。唯其纲维总摄而脉络通流，是以坐走百吏而我常无为也」。有所弛张，必先究见利病本末，然后出令。耻为姑息小惠以掠虚誉，每言欲宽民力，先恤州县，州县足则科歛自息而田里安矣。谓榷酤茶盐非古法，不忍尽以律令从事。于犴狱尤兢兢，然亦未尝纵释有罪也。所至必问人材、兴学校。潭州岳麓、衡之石鼓，皆一新之，学者用劝。荐士唯公论是与，不私亲故，不受请嘱。有所荐辄闭閤草奏敕，吏莫敢言，虽被荐者亦事下然后知。伯恭闻而叹曰：「潘公荐士，可谓尽善尽美矣」。所部水旱盗贼无巨细必以闻，以祥瑞告，则抑而不省。其爱民如子，驭吏如童仆，接寮属如朋友，惜官帑如私财，治公事如家事。事有不便于文法，辄身任之，不以累其下。是以人争为尽力，所至称治。近世士大夫间，号精吏道、有科指，而宽猛适宜、大小中度者，无出其右。其持身尤谨饬，言笑有常度。其仕进不即人而人即之，然有小嫌，辄避不处。曾觌贫贱时，尝以诗文见。及贵，绝不与通。使人来致慇勤，辄不报，以书请事，亦不从。归自江东，环堵萧然，弹琴读书，有以自适，未尝一与诸公贵人通声问。晚岁召还，盖将有以处之，而公病矣。亦会有谋倾宰相者阴尼之，遂竟不获究其用。论者莫不叹息，而公处之超然。少喜学书，得欧颜楷法，劲挺严密，如其为人。雅不信浮屠诡异之说，尝著《石桥录》以斥其妄。丧祭不徇流俗，平居无所嗜好。既病，神明不衰，起居庄敬如常时。顾诸子，诵曾子易箦时语而绝。是则世之所以知公者，犹未足以议其方也。熹从公游虽不久，然相知为最深。友端等又来学，故于其葬来请铭，不得辞也。铭曰：

士患不学，学患不行。口荣心悴，物重身轻。伟欤潘公！夙有奇尚。蹈履密微，老益坚壮。湖清海谧，百辟仪之。归欤惫矣，道固委蛇。唯其德学，知者盖鲜。我铭其幽，以告悠远（《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》卷九四。又见《秘笈新书》卷六、八。）！

故：原缺，据宋浙本补。

所谓近日之病却不在急迫，而惧失于因循，此亦可见省察之功。然此亦只是一病，不失之此则失之彼矣。以至于闺门之间，不过于严毅则过于和易；交游之际，厚者不失于玩则失于过。纷纷扰扰，灭于东而生于西。要须本源上用功，其道固莫如敬。若如敬字有进步，则弊当渐可减矣。杨龟山所举富公崇深之说，固为有益于学者，然特拈出此二字，却似未稳。更幸思之。侍旁杂务，于职所当任，岂容少有厌烦忽细之意？惟主敬以立本，而事事必察焉，学之要也。

《后汉书》：匈奴饥疫，自相分争，光武以问臧宫。宫愿得五千骑以立功。帝曰：「吾方自思之」。宫乃与马武上书曰：「匈奴贪利，无有礼信，穷则稽首，安则侵盗，岂宜固守文德而隳武事乎」？诏报曰：「《黄石公记》曰：『柔能胜刚，弱能胜彊』。舍近谋远者劳而无功，舍远谋近者逸而有终。故曰务广地者荒，务广德者彊。今国政未立，灾变未息，人不自保，而欲远事边外。孔子曰：『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』。且北敌尚彊，而屯田警备，传闻之事常多失实。诚能举天下之半以灭大寇，岂非至愿？苟非其时，不如息人」。自是诸将莫敢复言。

臣闻天生五材，兵不可去。黄帝有涿鹿之战，帝舜有苗民之伐，启有有扈之誓，而商周遂以兵革命。征伐之不可废于天下也尚矣，然圣人贵去兵而不贵佳兵者，诚以兵凶器、战危事，不得已而用之，以禁暴安民，而非所以为功也。《传》曰：「兵犹火也，不戢将自焚也」。是以圣人戒之。昔汉祖既灭四方而为平城之师，于是有白登之衄。唐太宗既有天下而为高丽之役，于是兴魏徵之思。光武身济中兴，闭玉关以谢西域之质，卑辞币以礼匈奴之使，审黄石、存苞桑，为万世法。天地之度、日月之明卓乎其不可及也矣。昔者太王居邠，狄人侵之，事之以皮币，事之以犬马，事之以珠玉，弗得免焉，于是去之岐山之下，黜戎敌之习，兴礼义之教，以崇后稷、公刘之业。周之王迹，实肇基焉。吴之败越也，越王反国身耕，夫人织，食不加肉，衣不重采，与百姓同其劳。十年生聚，十年教训，而后用之，吴以不祀。天子致伯于越，东诸侯毕贺。原二君之初心，岂诚甘于受辱、恬于退听而乐为人之下哉，诚以力有敌不敌，时有可不可。与其不忍一时之忿而窒方来之功，孰若诎于一人之下而伸于万人之上哉！明者见于未形，昧者隳于已成，固不可同日而语。彼臧宫马武，小夫之知，一剑之勇，徒为大言，不知国计。光武谓：「举天下之半以灭大寇，岂非至愿？苟非其时，不如息人」。大哉言乎！非天下之至明至圣，其孰能与于斯？

《唐书》：太宗尝令封德彝举贤，久无所举。上诘之，对曰：「非不尽心，但于今未有奇才耳」。上曰：「君子用人如器，各取所长。古之致治者，岂借才于异代乎？正患己不能知，安可诬一世之人」？德彝惭而退。

臣闻景星凤凰，人知千百年一见之为瑞，而不知其无时不在天地间，世人能见之者罕尔。汉三杰，秦之才也。建武二十八将，新室之才也。百里奚非愚于虞而智于秦，裴矩非佞于隋而忠于唐，其人则犹是耳。然盛世用之则有馀，叔世视之常不足。呜呼，世岂真乏才哉！古今用人之患，大抵所举非所用，所用非所长，使其人不缘谬妄旷官，则以贪邪败类。如是则曰天下信无士哉？天下之士举如是而已哉？小则有乏才之忧，大则有轻士之祸，此治乱之所由分也。夫士之真贤实能，固岂易得而轻之？可得而轻者，类非其人。然而真贤实能乃用是而远去。叶公子高所好画龙尔，而真龙见焉。故曰思天下有得士之实，必在上无轻士之心。欲在上无轻士之心，必君臣知用人之术。善夫，工师之制木也！小为杗，大为栌，曲者为轮，直者为桷，接云汉者以之梁百尺之观，蔽牛马者以之航千仞之渊。是以天地之产有方，而工师之用无穷。用人之说，如是而已。封德彝不知出此，厚诬一世未有奇才。太宗所以累数十言深诛而甚绝之，诚足为万世君臣之法也。

《资治通鉴》：韩昭侯有弊裤，命藏之。侍者曰：「君亦不仁者矣，不赐左右而藏之」。昭侯曰：「吾闻明主爱一嚬一笑，嚬有为嚬，笑有为笑。弊裤岂特嚬笑哉？吾必待有功者」。

臣闻赏所以劝功，罚所以惩恶。然功必待赏而后劝，恶必待罚而后惩，则赏罚之用亦狭矣。明主制赏罚以寓劝惩之道，因劝惩以示正大之心，作于心，形于言，而劝惩之道固已行矣。唐德宗在奉天，尝遣一健步出视贼军，辞以苦寒，跪奏乞一襦裤。德宗为之寻出不获，悯默而遣。方是时，人无离心，士有斗志。及破贼之后，贡赋鼎来，府库充溢，而死义之士携心，惟新之望日阻。此其故何哉？德宗之用心则有间也。昭侯谓明主嚬有为嚬，笑有为笑，知是道矣。诚举斯心加诸四境之内，斯民将迁善远罪而不知，靡然自立于赏罚劝惩之外，如尧舜之盛世，孰能禦焉？是知三旌之赏、五流之罚者，一弊裤、一嚬笑之积也。比屋之封、画衣之化者，赏善而罚恶之积也。韩之臣子终不闻有以术广其君之用心以追古治，有君无臣，古之遗叹。信哉！

《唐书》：宪宗与宰相论：「自古帝王或勤劳庶政，或端拱无为，互有得失，何为而可」？杜黄裳对曰：「王者上承天地宗庙，下抚百姓四方，夙夜忧勤，固不可自暇自逸。然能选天下贤才而任之，有功则赏，有罪则刑，选用以公，赏刑以信，则谁不尽力？何求而不获哉？明主劳于求人，逸于任人，此尧舜所以无为而治也。至于簿书狱讼细烦之事，各有司存，非人主所宜亲也」。

臣闻之荀卿曰：「人主好要则百事详，好详则百事荒」。诚使人君鸡鸣而起，晏朝而罢，日旰而食，夜分而寐，甚盛德也，顾可谓详略之间，治效相去如是乎？岂非以人君则有人君之体，大臣则有大臣之体，百司庶府则有百司庶府之体，详要其可紊哉？今守令一也，烦苛之政闻于千里，则其人曰：「此特县令之材耳」！夫一郡守犹然，况有天下者哉。臣以知古之圣王非贵于徒勤也，贵勤于知要者也。何谓要？人主之职在论一相，非要而何？何谓详？宰相统百官，百官领众职，非详而何？宰相、百官之不容好要，犹人主之不当好详。宰相得其人，则百官得其职，人主之能事备矣。宰相傥非其人，百官不得其职，将敝一人之聪明，应万物之纷沓。虽尧舜不能以济，故其书曰：「元首丛脞哉，股肱惰哉，万事隳哉」。然则文王之不遑暇食，劳于求人者也，虞舜之恭己南面，逸于任人者也。善乎！陆贽之论曰：「人主择辅臣，辅臣择庶长，庶长择僚佐。所任愈崇，故所择愈少；所试渐下，故所举渐轻。是故选自卑远，始升于朝者，长吏举任之。寘于周行，既任以事者，宰相序进之。才德兼茂，历试不渝者，然后人主倚任之」。贽之言岂特为选举设哉。大抵忠臣良士所以爱其君、忧其国者，其论如出一口。臣观宪宗君臣之间，可谓知所问答矣。元和之风几于贞观，岂不由此而致哉？

《资治通鉴》：子思言苟变于卫侯曰：「其材可将五百乘」。公曰：「吾知其可将，然变也尝为吏，赋于民而食人二鸡子，故弗用也」。子思曰：「夫圣人之官人，犹匠之用木也，取其所长，弃其所短。故杞梓连抱而有数尺之朽，良工不弃。今君处战国之世，选爪牙之士而以二卵弃干城之将，此不可使闻于邻国也」。公再拜曰：「谨受教矣」。

臣闻《棫朴》之诗，文王能官人也。其诗曰：「芃芃棫朴，薪之槱之」。棫朴，小材也；薪、槱，近用也。文王不以小材废近用，故其得士济济峨峨，或仪于王所，或纪于方国，而序《诗》者以能官人称之。材不能皆良，人不能尽善。中规者以为轮，中矩者以为桷，短不轶寻尺者用之以备侏儒、充扂楔，大而接云汉者用之以梁百尺之观，航千仞之渊。叉负而偃伏，离奇而液瞒者，莫不各当其用。故曰大匠无弃材，圣人无遗善。古之蘧蒢戚施、刖者瞽者，虽天民之穷不废焉。负贩者、屠沽者，受金发冢之徒，犹足以当一面、抗方张，乘风云而书竹帛，未闻以一眚废兼人之材也。岂特论将惟然？傅说之举于野，孙叔敖之举于海，百里奚之举于市，由余之举于戎，管仲之举于雠，著之书册，传之来世，孰不谓然？而后世张以科目，拘以世类，阂以小文，自杜取才之路，徒起当馈之叹。《诗》曰：「采葑采菲，无以下体」。为此诗者，其知道矣。非圣人，其谁择焉。

《新序》：魏武侯谋事而当，群臣莫能逮，朝而有喜色。吴起进曰：「今者有以楚庄王之语闻者乎」？武侯曰：「未也。庄王之语奈何」？起曰：「庄王谋事而当，群臣莫能逮，朝而有忧色。申公巫臣进曰：『君朝有忧色，何也』？庄王曰：『闻之自择师者王，自择友者霸，足己而群臣莫之若者亡。今不谷议于朝，群臣莫能逮，是以忧也』。庄王之所忧而君独喜，何也」？武侯逡巡谢之。

臣闻泰山不辞高而众尘集焉，故为五岳宗。沧海不辞大而众流归焉，故为百谷长。圣人不自圣而愚者之虑、狂夫之言择焉，故为百世师。况乎以一人之尊，位四海之上，日酬万几之务，事物之至无穷，而聪明之用有极，是以人主不贵自用而贵能用众，合天下之聪明以为一己之聪明。此大舜之所以为大也。古者有衢室之问，谤木之求，闻善之拜，不自满假，不吝改过，不遑暇食。数圣人者退然于身，若不自足，而事业掀天地，声名高日月，未闻其以臣下不及为高，谋事独善为能也。善乎！子思之言曰：「君出言自以为是，而卿大夫莫敢矫其非。卿大夫出言亦自以为是，而士庶人莫敢矫其非。君臣既自贤矣，而群下同声贤之。贤之则顺而有福，矫之则逆而有祸。如此则善安从生」？今武侯一有矜色而正救之言已闻，小国之君有臣如此，魏之所以获重于七雄之世也。汉晁错以贤良对策，谓五帝神圣，其臣莫及，三王臣主俱贤，五伯不及其臣，借是以谀世主，书之史册，为当时羞。其视痛哭流涕太息之书，君臣优劣，可以不议而判。

《资治通鉴》：唐太宗尝与群臣语及教化，魏徵对曰：「久安之民骄佚，骄佚则难教；经乱之民愁苦，愁苦则易化。譬犹饥者易为食，渴者易为饮」。封德彝非之曰：「三代以还，人渐浇讹。魏徵书生，未识时务」。太宗卒从徵言，三岁天下大稔，斗米三四钱，断刑岁才二十九，外户不闭，行旅不赍粮。上诏长孙无忌曰：「贞观初，上书者皆云人主当独运威权，不可委之臣下；又云宜震耀威武，征讨四裔；惟魏徵劝朕偃武修文，中国既安，四裔自服。恨不使封德彝见之耳」。房玄龄奏，阅府库甲兵远胜隋世，上曰：「甲兵武备，诚不可阙。然炀帝甲兵岂不足耶？若公等尽力，使百姓乂安，乃朕之甲兵也」。

臣闻天下一道，古今一民。世之人尊古太泥，论圣贤太高，而待己则甚恕，望天下则甚薄。故言仁义则以为迂阔，语教化则谓之不知务，岂特贞观之世为然哉？昔孟轲氏愤世疾邪，断然以尧舜之道号于战国君臣曰：「谓其君不能者，贼其君者也。而自谓不能者，自贼者也」。正谓此耳。今夫宗庙之中未施敬于民而民敬，墟墓之中未施戚于民而民戚，孰谓民之浇讹难与为善乎哉？使太宗即政之初，不听魏徵之言，而纳封德彝与上书者之说，言仁义、任刑罚，不信臣下，外事征讨，而欲致贞观之隆，是犹却行而求及前，臣知其必不能也。然则听纳者治乱之原，而人主之枢机乎。太宗言「中国既安，四裔自服」，又言「群臣尽力，百姓乂安，此乃朕之甲兵」，正使尧舜禹汤复生，不易斯言矣。臣窃观神宗皇帝御制《通鉴序》曰：「汉之文宣，唐之太宗，孔子谓『吾无间然』者」。仰惟神圣发挥之妙，所以昭懿铄而幸来世者，明矣远矣，后世可不鉴诸！

《唐书》：元和后数用兵，宰相不休沐，或继火乃得罢。李德裕在位，虽遽书警奏，皆从容裁决，率午漏下还第，休沐辄如令，若无事时。太和中，中人乘驿疾驱入金光门，京城讹言寇至，士民惊走。两省诸司官有不及束带袜而乘马者。李石在中书，曰：「宰相位望尊重，人心所属，不可轻也。事虚实未可知，坚坐镇之，庶几可定」。视文案沛然自若，至晡乃止。

臣闻达于事变者非在于临事之时，而在于无事之日，利害讲明，规模素定，凡所以善其身与天下者，固已自信于胸中，卒然遇之，则其己大而物小。是以物来而能名，事至而能辩，覆却万方，踌躇四顾而不失其故常。其于应变也何有？夫如是而后可以任天下之重，而为天子之大臣矣。臣观唐失两河，藩镇擅诛立，天子锡命，惟恐不逮。德裕为相，雄武军将陈行泰戕史元忠以邀节钺。德裕谓河朔请帅，正坐报下太速，军得以安。若少须之，下必有变。已而陈行泰果为张绛所杀。绛复诱其军以请于朝，德裕亦置而未报。绛又为其军所逐，然后徐以张仲武为副大使代之。德裕之遇事不惑、明断有体如此，则其从容多故之中，岂偶然者？李石器识雄远，当轴秉权，一无所挠，廷臣倚以为重。是日京师群无赖已持兵俟变，微石几至乱矣。昔苻坚寇淮淝，谢玄问计于安。安夷然不顾，游涉终日。夜归，指授将帅，各当其任，竟以破贼。长安城中讹言水且大至，王商相汉，不为之动。二子固非李石、德裕之伦，而静镇之度亦其亚也。臣谓朝廷出政之本，宰相四方所瞻，其经世之猷、济难之略自其所学，而甲兵之问、钱谷之对复有司存。苟惟颠越于仓卒之间，眩乱于簿书之故，则鼎轴之地其形渥矣，有天下者将何赖焉？

臣闻人主之道，清源正本而不从事于末流，是以所操弥约而所事弥大，所治弥近而所及弥远。臣尝质诸经训，深探治道之原本，窃以为成治功在善风俗，善风俗在行直道，行直道在去私心。箕子之书曰：「无偏无陂，遵王之义。无有作好，遵王之道。无有作恶，遵王之路。无偏无党，王道荡荡。无党无偏，王道平平。无反无侧，王道正直。会其有极，归其有极」。言私心去而直道行也。继之曰：「皇极之敷言，是彝是训，于帝其训。凡厥庶民，极之敷言，是训是行，以近天子之光」。言直道行而风俗善也。终之曰：「天子作民父母，以为天下王」。言风俗善而治功成也。盖私欲公义在方寸间，如衡之首尾，此重则彼轻；如田之苗莠，彼消则此长。好恶一出于作偏党，反侧一萌于中决择，差于毫釐，而天下之从风而靡者，已不胜其众，治道亦从而隳，深可畏哉。臣仰惟陛下绍累圣之休绪，缵太上之丕业，宸心孜孜，夙夜励精，以求治功之成，盖无所不用其至，是宜中外丕应，以承休德。然而十年于此，仅克小康，而未能卓然远追隆古之盛。臣尝推原其故，则缙绅之列，奉法循理者虽众，而诞谩苟且之责尚烦于司败；闾里之间，利仁乐义者岂无，而奸宄诈伪之罪日干于刑书，未见圣人在上而风俗之难善如今日者也。明诏屡下，岂不丁宁恳切，而美意未孚，臣窃惑之。意者直道之有未尽行欤？且大公至正之道，人心同然，不为智有而愚无，亦非昔多而今寡，岂直道可行于古而不可行于今哉？子曰：「斯民也，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」。言民无淳漓，道有兴废，人君亦当求诸己而已。臣观自古直道之行，本于正心诚意之间，显于举贤放佞之际。故益之戒舜，先以「儆戒无虞，罔失法度，罔游于佚，罔淫于乐」，继以「任贤勿贰，去邪勿疑」。仲虺之告汤，先以「不迩声色，不殖货利」，继以「德懋懋官，功懋懋赏」。此古之贤臣所以谆谆于圣君，而圣君不以既知既能而满假怠忽者也。陛下勤劳万几，清心寡欲，正心诚意之道固所躬行，刚明果断，综覈名实，举贤放佞之道亦所洞晓，然区区微臣犹欲以古人之望于君者事陛下，惟圣意察臣愚忠，少加渊虑，防私心如禦寇仇，存公道如护元气，内而察诸存心之初，勿使一毫或出于嗜好之私而非先王之法度；外而察诸用人之际，勿使一职独出于左右之举而拂天下之公议。倘有则断而去之，既去则敬而守之。此心既存，此诚既著，直道犹有不如三代之隆，臣不信也。《诗》曰：「周道如砥，其直如矢。君子所履，小人所视」。惟陛下念之。取进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