学《春秋》者，舍三《传》无以考其成，而士有志者，类欲尽束三《传》，独抱遗经，岂非以其互相牴牾而不一其说乎！窃常思之，《左氏》熟于事，而《公》、《谷》深于理。盖左氏曾见国史，而公、榖乃经生也。惟其曾见国史，故虽熟于事而理不明；惟其出于经生所传，故虽深于理而事多谬妄；二者合而观之可也。《左氏》虽曰备事，而其间有不得其事之实；《公》、《谷》虽曰言理，而其间有害于理之正；此又学者不可不知也。《左氏》每述一事，必究其事之所由，深于情伪，熟于时世，往往论其成败，而不论其是非，习于时世之情伪，而不明其义之所在。周、郑交质而曰「信不由中，质无益也」，宋宣立穆而曰「可谓知人矣」，鬻拳谏楚子临之以兵而曰「爱君之至也」，赵盾杀君，出不越境，返不讨贼，而曰「惜也，越境乃免」，此皆知其事而昧于理者尤多。楚自得志汉东，骎骎然荐食于中国，齐桓既攘之，晋文又攘之，其功伟矣，此正孟子所谓彼善于此则有之矣，齐桓、晋文岂能骤举而攘之哉！必先剪其手足，使无所助，而为犄角之势。是故桓公将攘楚，必先有事于蔡；文公将攘楚，必先有事于曹、卫，此事实也。而左氏不达其故，于侵曹伐卫之书，则曰「重耳出奔，曹卫皆不礼焉」，推寻事由，毛举细故，而二公攘夷安夏之义不明，而功罔昭矣。其他纪事往往类此。然则《左氏》之纪事固不可废，而未可尽以为据也。宗《左氏》者以为丘明受经于仲尼，所谓好恶与圣人同矣。然《左氏》大旨多与经戾，安得以为好恶与圣人同乎！观孔子所谓「左丘明耻之，丘亦耻之」，乃窃比老彭之意，则其人当在孔子之前；左氏传《春秋》，其事终于智伯，乃在孔子之后。说者以为与圣人同者为左丘明，而传《春秋》者为左氏，盖有其证。或以为六国时人，楚左史倚相之后，所以载虞不腊等语。秦尝以十二月为腊月，而《左氏》所述楚事极详，盖有无经之传，而未有无传之经，亦一证也。若夫公、谷二氏固非亲受经者，其述事皆得之传闻，又未曾见国史，故其事多谬误，略其事而观其理，其间固有精粗之不同，然害于理者亦甚众，此欲致知者之所宜明白而深辩之也。《公羊》论隐、桓之贵贱而曰子以母贵，妾母以子贵。夫谓子以母贵可也，谓母以子贵，可乎？推此言也，所以长后世妾母凌僭之失，未必非此言基之也。《谷梁》论世子蒯聩之事则曰信父而辞王父，则是不尊王父也。夫尊王父命不可，而曰信父可乎？推此言也，所以启后世父子争夺之祸，将以此为藉口也。赵鞅入于晋阳以叛，及后归于晋国，则是以臣而叛君也，而曰以地正国，可乎？后之臣子有据邑以叛主君，称兵向阙，以诛君侧之恶人为辞者，未必不由此言阶之也。公子媵陈人之妇于鄄，遂及齐侯、宋公盟，《公羊》曰大夫受命不受辞，出境有可以安国家、利社稷则专之可也，后之人臣有生事于境外，私相交誓，而以其国白委者矣。纪侯大去其国，圣人盖与之，则曰为襄公讳也。襄公复九世之雠，《春秋》大之，后世盖有穷兵黩武而报复之无已者取法焉。祭仲执而郑忽出，其罪在祭仲，《公羊》则曰祭仲贬损，反经之权，后世盖有废置其君如奕棋者矣，其视君臣之伦何如也！圣人作经，本以明理也。自传者学不知道，妄为之说，而是非易位，义利无别，其极于下之僭上，卑之凌尊，父子相夷，兄弟为仇，为臣而称兵以向阙，出境而矫诏以行事，国家易姓，而其大臣者反以盛德自居而不知愧矣。君如武帝，臣如不疑，皆以《春秋》定国论，而不知其非，此其为害岂不甚于叙事失实之罪哉！愚尝以《公》、《谷》、《左氏》三传要皆有失，而失之多者莫如《公羊》；何、范、杜三家各自为说，而说之谬者莫如何休。《公羊》之失既已略举其一二，而何休之谬为尤甚。「元年，春，王正月」，《公羊》不过曰「君之始年尔」，而何休则曰《春秋》记新王受命。于鲁滕侯卒，公羊不过曰滕微国而侯不过嫌也，而何休则曰《春秋》主鲁，记隐公以为始受命于王，滕子先朝，故褒之。黜周王鲁，《公羊》未有明文也，而何休乃倡之，其诬圣人也甚矣。公羊曰母弟称弟，母兄称兄，则其言已有失矣，何休又为之说曰：「《春秋》变周之文，从夏商之质，明当亲厚乎兄弟也」。使后世有亲厚于同母之兄弟，而薄于父之枝叶，非斯语坏之乎！《公羊》曰立嫡以长不以贤，立子以贵不以长，其言已有失矣，何休为之说曰：「嫡子有孙而死则立孙，明当立子以贵也，兄死而不立孙」。使世有憾于质文之异，而紊嫡庶之分，昧立子之义，非斯语祸之乎！其释会戎之义，则曰夷狄之慕中国，来者勿拒，去者勿追也。《春秋》之作，本以正夷狄也，来勿拒、去勿追，可乎？其释天王使来归之义，则曰王俱南面而治，有不绝臣之礼。《春秋》之作，本以尊天王也，谓之有不绝臣之礼，可乎？隐三年春王三月己巳，日有食之，《公羊》不过曰「记异也」，何休则曰是后卫州吁弑其君完之变，诸侯初僭。元年秋大水，公羊不过曰「记灾也」，何休则曰先是桓篡隐，与专易朝宿之地，阴逆怨气所致也。凡地震、山崩、星电、雨雹、螽螟、彗孛之类，莫不推寻其致变之由，考验其为异之应，其不合者必强为之说。《春秋》记灾异，而其说不书，曾若是琐碎磔裂乎！若此之类，不一而足，此皆何休之妄也。观夫三子之释《传》，惟范宁之过少，于《公》、《谷》之义，有未安者，辄曰「宁未详」，盖讥之也；何休则曲为之说，适增《公羊》之过尔。故曰范宁，《公》、《谷》之忠臣；何休，《公羊》之罪人。沆尝谓罪人者固难逃后世之公议，而忠臣之名固后学所当景仰而企及者也。吁！揖逊之高风既未泯于后世，去就之有礼又无忝于前哲，使世人而皆贤，则世济其美，又何不可追先圣之芳踪，而标准乎万世哉！诚不敢僭言以断诸儒之是非，特辩正之，以开后学之迷惑，俾世之读麟经者，晓然知先圣夫子作《春秋》大义，在于抑邪说，正人心，扶三纲，植五常，内中国，外夷狄，尊三王之盛德，贱五霸之假借，以拯三极之道矣乎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