右，《通鉴前编》，起帝尧元载甲辰，止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，凡千九百五十年，通为十八卷，二帝三王之事粗见首尾。大抵出于《尚书》诸经者，为可考信；其出于子史杂书者，不失之诞妄，则失之浅陋。盖其智不足以知圣人，而流俗传闻，其高者既以圣人绝世拔出，而大道必绝出于事物常情之表，故其说失之诞妄；其下者则又以世俗之腹量圣人之心，故其说又失之浅陋。惟《尚书》之仅存者，于今为帝王全书。刘道原《外纪》之作，《尚书》不入，虽曰遵经避圣，然帝王之事，舍《尚书》则诸家真稗官小说之流耳。今不敢从《外纪》之例，而从胡氏《大纪》之例焉。顾《尚书》一经，诸儒解者虽已精详，但似未尝潜泳反覆，以推篇章之全意，而句解字释，意或不属。履祥因为之注释，章旨随意所到，虽不能详，然圣经之篇章与圣人之体用似或得之。至于子史杂书之不弃者，则以古今共传，不可尽废。帝王世远，谈者日稀，礼失求诸野，此犹不愈于野乎？故存其近似，削其诞浅，或加之辨释焉。但惟此编本名年表，惟当于书史上阑之外表著其年，而附證于章后尔。既编年表，例须表题，或嫌于《春秋纲目》之例，然所用者既《史记》年表之法，而所表题又《书经》本语之文，虽间或增损，君子监其非僭可也。周平王以后，《春秋》自有全书，但左氏收拾国史以翼经，事于隐公之篇多误，于庄公之篇多缺，其间亦多有所遗。如楚、随所以争，起于请爵，管仲所以伯，本于内政；皆略不书，甚而孔子出处述作，亦俱不书焉。以其书主于解经，而其事或具于外传诸史。《秦誓》之作，在于封殽尸之后，传既不及，而《书》序又谬其时。卫辄父子争国，夫子自楚反陈，久之至卫，明年即反鲁，而记者多谓夫子久于在卫。履祥所编，欲止平王。而诸若此类，不可不辨。获麟以后，事多亡逸，欲备古今，以接《通鉴》，则于《春秋》所不能避，亦不敢尽入也。《春秋》一书，固圣人晚年哀痛之意，然孔子周游无位，典册不备，未必尽得周史，因见宗鲁一国之策，多违旧章，就加笔削，以示大法，其馀多因旧史，不尽改也。则其岁月名号改以从周，未必谬圣人之意；况又自有《皇极经世》之例，遂并论次，以接《通鉴》焉。呜呼！荀悦《汉纪》申监之书，志在献替，而遭值建安之季；王仲淹续经之作，疾病而闻江都之变，泫然流涕曰：「生民厌乱久矣，天其或者将启尧舜之运，而吾不与焉则命也」。履祥末学，非二公比，而其生不辰，罹此百忧，其所以拳拳缀辑者，特不为忧悴废业耳，覆酱瓿固可知也。刘道原《外纪后序》伤于废疾，愚尝三复其辞而深悲之，孰知吾之所悲，又有大于道原者耶？幸而天运循环，无往不复，圣贤有作，必有复兴三代唐虞之治于千戴之下者，区区此编之所望也。时上章执徐之岁冬至之日，金履祥后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