元符己卯仲秋之庚寅，朝散郎郭逢原，字公域，终于京师之甘泉坊，九月丁卯，其孤举葬开封县新里乡张村先茔之侧。公域之先出汾阳王后，高祖葬开封，遂为开封人。生超，为邓州团练使。超生守信，为右侍禁。守信生父庆宗，初用名臣之后，补京兆府文学参军，文正范公、忠献韩公荐其材武，换授右职，至副供备库使。生公域，少年力学自奋，既冠，登进士第，主秦州成纪县簿。以远于亲，乃求侍养。后二年，调处州缙云尉。丁其母李氏忧，致哀如礼。熙宁初，从王文公游，文公器之，累辟掌法书局，修三司敕、诸司库务岁计、司农寺条例、《李卫公兵法》、元丰敕令格式。神宗皇帝由是知名，召对便殿，诘其所修要目，条对明白。奏言：「李靖军法，此载其大略耳。神而明之，实存乎人」。神宗俞其说，特改大理寺丞，后进《九军营阵图》，被旨按阅，既而再对，有旨除馆职。后参李宪问军，既事沮于言者，除知国子监丞，修太学窥，知将作监丞公事，知河南府寿安县。入为太常寺奉礼郎，迁殿中丞。官制行，换奉议郎，进秩承议。元丰七年，丁其父忧。释服，会司马光执政，以为元丰党人，閒居久之。请受监仓，迁朝奉郎，俄除磁州通判。公域素豪迈，达官要人皆喜与之游。是时内相蒋公时以巡辖边郡，致之镇阳中书张公、定武枢密韩公。公域至，必优游樽俎间，论事道旧，累日而后去。郊恩，赐五品服，加上轻车都尉，迁朝散郎，除镇戎军通判。下车讲究禦戎利害之说，有如今日之策。镇戎小垒，幕掾相习苟简。公域至，举其不职者，因之得罪。公域博览强记，善为文章，尤长于诗。藏书数万卷，得一书，不计字多寡，必亲录而手校之，心记其统类。及接宾朋以文酒，谈论如流，牵援證据，出入百家传记之中，贯穿今古。至于医卜伎艺乐师膳夫之法，亦无不览，随问有应。惜乎公域素豪于气，不能与人相为俯仰，有犯之者，虽权要必折，故其仕官进寸而退尺。晚节失志寓穷巷，留意佛教，访祖道，不饮酒，不茹荤，屏去声色。一日布巾野服访予于南第，问予释氏所以谈禅，其旨安在？予瞪目以视之，公域悟其旨，方将耑气致柔，稍进乎道，奈何其数至矣。有文集二十卷、古律诗二十卷、奏议二十卷，藏其家。享年六十，赠父朝散大夫，赠母孝感县太君。娶苏氏，为宜芳县君，赠金紫光禄大夫才翁之幼女。男二人，曰群，以承务郎知解州解县事；众，先卒。女三人：一许嫁右职葛迥，馀亦先卒。既叙而铭曰：

天下之士，多流乎世。或以才学，暌远于道。或以名位，变更其志。公自失官，留心定慧。方悟本来，不容私智。虽则流落，于没何恚！

招讨阁下：某闻天下之功业至变而后见，则适然之效，众人与有焉。然必欲经久持远，与古今为先后，传不朽而垂无穷，则其间必有大过乎人者得之，众人盖不与也。今夫敌国之患不生于方外，则勇者思斗，而愤力之不得逞。无隙之可投，无巇之可抵，则辨者思奋，而耻说之不见售。以至夸者死势，诞者死权。而挂功宿名之士，虽没齿折手而不自以为悔者，彼非徒以身自累而已，凡以为无穷计也。幸而一遂其顾望，则其馀波之所及，仅足以阅其一身，未能几何，而旋与异物俱化，以至衰微委弊，无以异乎嗃之出管，吷之过剑，可闻而不可执，直忽然而已矣。此其故何耶？则其所志者卑，所趋者下，所培壅者不固，所积累者不厚故也。以某之愚，尝观前世号为名将，出万有一生之计，从事于穷荒绝徼之外，与夷狄争一旦命，而战必胜、攻必取者，类皆有人焉。然自非有以大过乎人者，史所不载，而后世之所弗道也。若卫青、霍去病之于匈奴，常惠、傅介子、冯奉世之于西域，窦宪之勒燕然，马援之平南徼，至于张骞、苏武、班超之徒，往往老身于不毛之地。而唐之李靖、李绩，其功业亦累累以见。此数子者，历世远矣，当其遗泽馀烈未熄之时，盛至于尊中国，久至于传后世，俗之被其风流者尚多慷慨，想见其为人，况见见闻闻者乎！此其故何耶？则其所志者广，所趣者远，所培壅者固，所积累者厚故也。伏惟阁下骏功伟烈久矣，夫其为天子之所注意，而士民之所属望也。前此南寇之叛，不幸守臣失利，至使区区遗馀之虏，掉弄吾民于掌股之上。上方轸忧旰食，图任将帅之臣，而阁下实董其事。而某于此时，谬当上官之所奖借，使得备奔走于庇庥之下，而区区之诚，实无以自献。窃惟古之名将，其功烈炳焕著见而不可掩者，类皆本之以不倦之勤，而至诚之守，必断之明，惟所用之而已。故某亦欲阁下勉焉。夫群数万之众，使謦欬指顾，莫不承听，坐作进退，莫不承顺，以至卒伍蒐练而以敌则无前，器械完密而以攻则必克，帷幄之筹有所必运，而樽俎之冲有所必折者，皆阁下素所讲闻，而独得于心者也，若某者何足以知之？惟其大功既集之后，播之声诗，勒之金石，使数子之美复见于今日，而其遗风馀韵，与所谓传不朽而垂无穷者并骛，而莫知其孰为先后，则某虽不肖，庶几犹能为阁下贺也。故于是行也，姑道其略以献。

诸路经略司，结队并依李靖法，三人为一小队，九人为一中队，赏罚候成序日取裁。其队伍及器甲之数，依泾原路牙教法。

武成王庙自乾德二年用唐故事建于都南，以郭子仪升殿，复以李晟补其阙。详开元十九年创庙之始，李靖、李绩已与图象。昨以堂庑颓废，命官修完，今已工毕，其令礼官议先朝功臣勋烈著于简策，可配祀典者，以名闻。

唐李靖兵法，世无完书，杂见《通典》，离析讹舛。又官号物名与今称谓不同，武人将佐多不能通其意。可令枢密院兵房检详官与检正中书刑房王震、提举修撰经义所检讨曾旼、中书吏房习学公事王白、管勾国子监丞郭逢原校正、分类、解释，令可行后。可差枢密院副都承旨张诚一、入内押班李宪与震、逢原行视宽广处，关殿前司差马军二千八百人教李靖营阵法。

黄帝始置八阵法，败蚩尤于涿鹿。诸葛亮造八阵图，于鱼复平沙之上叠石为八行，晋桓温见之曰「常山蛇势」，文武皆莫能识之。此即九军陈法也。后至隋，韩擒虎深明其法，以授其甥李靖。靖以时遭久乱，将臣通晓其法者颇多，故造六花陈，以变九军之法，使世人不能晓之。大抵八陈即九军，九军者方陈也；六花陈即七军，七军者圆陈也。盖陈以圆为体，方陈者内圆而外方，圆陈即内外俱圆矣。故以圆物验之，则方以八包一，圆以六包一，此九军、六花陈大体也。六军者，左右虞候各一军，为二虞候军，左右厢各二军，为四厢军，与中军共为七军。八陈者，加前后二军，共为九军。本朝祖宗以来，置殿前马步军三帅，即中军、前、后军帅之别名，而马步军都虞候是为二虞候军，天武、捧日，龙、神卫四厢，是为四厢军也。中军帅总制九军，即殿前都虞候专总中军一军之事务，是其名实与古九军及六花陈相符而不少差也。今论兵者俱以唐李筌《太白阴经》中所载陈图为法，失之远矣。朕尝览近日臣僚所献图皆妄相惑，无一可取，果如此辈之说，则两敌相遇，须遣使预约战日，择一宽平之地，仍夷阜塞壑，诛草伐木，如射圃教场，方可尽其法耳，以理推之，知其不可用也决矣。今可约李靖法为九军营陈之制。然李筌之图乃营法，非陈法也。朕采古之法，酌今之宜，曰营曰陈，本于一法而已，止则曰营，行则曰陈，在奇正言之，则营为正、陈为奇也。

臣闻草食之兽不疾而易薮，水生之虫不疾而易水，行小变，不失其大常也。知此者可以用兵矣。何则？夫用兵之法有所谓常，有所谓变。什则围之，伍则攻之，不敌则逃之，兵之所谓常也。以寡覆众，兵之所谓变也。古之善用兵者，虽能以寡覆众，而什围伍攻之道未易忽焉，所谓行小变，而不失其大常也。呜呼，李陵之所以败者，其不达于此乎。《兵法》曰：「小敌之坚，大敌之擒也」。方汉武时，匈奴承冒顿之后，号为强盛，控弦百万，几与中国抗衡。卫青、霍去病之徒，每出塞，至少不下三万骑，其多至十万骑，又有诸将相为应援，然后有功。陵乃以步卒五千出居延，行三十日至浚稽山，与单于七八万骑接战，一日数十合，安得而不败哉？盖陵尝将八百骑，深入匈奴二千馀里，过居延北，不见虏，还。又尝将轻骑五百，出敦煌，至盐水，迎贰师，未闻困绝。谓以少击众可以为常，不知幸之不可以数也。昔秦始皇问李信曰：「吾欲取荆，将军度用几何人而足」？李信曰：「不过二十万人」。又问王剪，曰：「非六十万人不可」。始皇使信伐荆，既而军败。复欲使剪，剪曰：「大王必不得已用臣，非六十万人不可」。始皇从之，遂平荆地。夫王剪岂不知以少击众为利哉？以为小变不可恃，大常不可失也。故田单疑赵奢之用众，而奢以为镆铘之剑，肉试则断牛马，金试则截盘匜，薄之柱上而击之则折为三，质之石上而击之则碎为百。呜呼，以王剪之事、赵奢之言观之，则陵之败也，其自取之哉！夫豪杰之士不患无才，患不能养其气而已，不能养其气，则虽有奇才，适足以杀其身也。方陵之召见武台，天子欲使为贰师将辎重，陵心耻之，不敢言也，遂请当一队以分单于兵。夫以陵之奇才，向使少加持重，则卫、霍之功岂难继耶？而不胜一旦之愤，轻用其锋，至兵败降匈奴，颓其家声，是以不能养其气而已矣。或曰：「李陵以孤军深入，其亡也宜矣。然则李靖以骑三千，蹀血虏庭，遂取定襄，何也」？曰：唐之击突厥也，六总管、师十万，皆授靖节制，所向辄克，虏势窘甚矣。颉利诸酋，皆勒所部来奔，所谓伤弓之禽，可以虚弦下也，况于劲骑三千乎？与陵之事异矣。

某闻天下有大物，宏深阔达至于无外，亘古今而不变，贯三才而两之，其致用甚明，而妙微莫测，违之者不可离，即之者不可既，惟圣人为能尽其事，古之人谓之道术。儒者，道术之所在者也。昔先圣祖述二帝之意，宪章文武之法，持以干世主而济斯民，至乎车辙之迹环天下而不售，退于洙泗之上，悼时命之不相，惧道术之无传，于是作六经而载之，以遗后世。探天地之心，索阴阳之隐，形鬼神之情状，原死生之始终，因消息满虚、奇耦逆顺之变，定吉凶悔吝，以明得失，崇盛德而广大业者，存乎《易》。颂文武之基，咏幽厉之灭，察礼义之存亡，观情性之邪正，因正变哀乐之差，言王道之成坏，劝明德而惩淫慝者，存乎《诗》。本尧舜之道，述三代之变，采东周之一得，录片善于费秦，因典谟训诰、征贡歌范之文，以明帝王之蕴，备稽古而应世变者，存乎《书》。异五礼之制，等三千之仪，谨度数之末节，畅隆杀之典训，因声明文物华质详简以为节文，通因革而记述作者，存乎《礼》。论咸章之律，述濩武之容，象帝者之所成，颂皇王之遗美，因声容节奏疾徐疏数之文以纪功德，察世变而观前圣之心者，存乎乐。举周公之成法，断鲁史之记事，诛穷奇之已死，拔元凯于无闻，别嫌明微，予夺褒贬，以成一王之法，正诛赏而弭贼乱者，存乎《春秋》。六经之作可谓盛，道术之意可谓明矣。学者得六经而读之，宜无待于人而自得焉。然孔子没，子夏退于西河之上，当是时，去孔子未久也，从之学者拟于夫子。孟子，孔子之孙子思之弟子也，视夫子盖百年耳。进退于齐梁之间，亲而师之者亦数百人。荀卿，出于孟子之后亦未远也，老于兰陵，李斯之徒，皆其弟子。夫子夏，孔门之高弟；孟荀，儒者之大成，人之从之，未足多怪。若董相之出于西京，马南郡、郑司农之在东汉，得遗经于煨烬之末，起礼学于绝灭之后，因训诂以测圣人之意，守章句以传师承之习，其视子夏、孟子、荀卿之徒远矣；然所在之地过于洙泗，天下之士闻其名者，莫不愿得而师之，赢粮而不以为劳，趼足而不能自已，跋涉河山之险，违弃桑梓之重，束脩而进者，率用千计，至以久次授业，不得见其眉宇，何哉？意可言而言不足以尽意，言可书而书不足以尽言也。惟言与书有不能尽者，则道术之传，虽资口耳方策，而口耳之间，方策之上，终不足以得道术。故诵《诗》读《书》，不若亲其人质疑问难，必资模范之益，虽有圣人之才，而师之道不可废也。虽然，董相当景武之际，黄老之习方炽，刑名之俗未革；马、郑在汉中世之后，世卿擅政，阍寺用权，而天下多事，皆非尊儒重道、清夷晏粲之时也。此三君子者，徒以道义私淑之人，尊高天下。当是时，士犹背流俗而独行，冒党禁而不顾，从而学之，若是之盛。使圣人在上，儒术尊明，进无壅遏之虞，退无异端之蔽，君子有卓然以德行道术当天下之选，居宗师之地，四海之士向风而影从，竭蹶而辐辏，宜有甚于两汉之人趋董相、马、郑之门者。恭惟国家艺祖以禹之盛德，当天意而契人心，揖逊雍容，光受大宝；太宗承之，遂以儒雅润色帝业，如成王之继文武，制礼作乐，揄扬歌颂，而生齿之类，不复目干戈而耳钲鼓矣。是后更五圣，历百有馀载，而道术益明，儒者益粹，光隆盛大，由三代以来未有如今日之至，非两汉之所拟议也。先生居今之时，昭然拥明天子之休命，宅成均之长，而当宗师之任，则先生之德义道术为何如矣；四海之士仰而慕之，又当何如矣。某不敏，生也七年而诵书，又七年而学为文，又七年而应科举，迨两尘乡书，窃取名第，二十有八岁。每念处平治之世，身无运粮荷戈之役，复幸父兄好善，少得从事于文学，苟不能探幽索奇，致远图大，攀前修之高躅，蹑奔逸之清尘，真自弃也。用是忘其愚且贱，窃有意于道术。宗师之门，心焉斯在，仰跂墙仞，积有日矣。谨录所业文三卷，古体诗一卷，修贽见之礼，俯伏仰俟进退之命。

《河源图》昨据降酋所说画之，亦恐未然。唐贞观年命李靖等攻吐谷浑，侯君集与江夏王道宗趣南路，登汉哭山过乌海，北望积石山，观河源之所出。后长庆二年，刘全鼎往西蕃会盟，往来渡黄河上流，在洪济西南二千馀里，其水极浅狭，春可涉。其南三百馀里有三山，形如鏊，河源在其间，水甚清泠，经历水会多，成大河，色遂赤。旧史所载如此。今降酋只青唐河南人，恐未是的。某又启。

寇氛逆天，痛二圣之播越；民心戴后，幸九庙之再安（中贺。）。恭惟皇帝陛下体舜聪明，躬汤勇智。忧勤孚于内外，孝弟通乎神明。践宝位于艰难之中，安神器于倾侧之际。臣叨尘法从，莫效微劳。愿思高祖之好谋，仍奋文皇之英武。两宫返国，徐当责效于侯公；巨丑成擒，终见收功于李靖。

将帅犹难其人，本兵之地，当预养之，非一旦仓卒可得也。昔侯君集学兵于李靖，靖曰：「中原无事，吾教君集禦戎狄而已」。则用兵中原与禦戎狄异矣。今东北之寇用兵于中原也，燕云之帅禦戎狄者，不识知其说者今有其人否？宜令两制而上各举所知堪为将帅者，有智勇足以敌忾待暴、久沉下僚未为世用者，令监司郡守皆得以名闻。或自负材武不为人知者，亦使得自陈，询事考言，有可采者，不次用之，则鼓刀贩缯之杰必有为时而出者。未尝求之，不可谓天下之广咸无其人焉，此尤宜留意也。

问：古者以农教战，以战教农，农战非异道也。自夏后少康，有田一成，有众一旅，而法始兴。至周井九百亩，其中为公田，数起于五、成于八，此陈法所从出也。兵法曰「馀奇为握」，盖大将所居，以制四面八陈。而要其说，四为正，四为奇，所谓奇正者，于八陈安所设也？以为非古欤？万二千五百人以为军，万之有二千，二千之有五百，则「馀奇为握」，其意犹是也。诸葛武侯用以彊蜀，叠石八行以遗后世，而天下莫或知者，将其法已亡，无所从考也？抑前者微其传，后者昧其习耶？不然，无所贵于兵，不足尽究耶？夫「鱼丽鹅鹳」、「伍承弥缝」之说，于传具在，岂皆无考乎？唐太宗南征北伐，遂一天下。而李靖长于为阵，其状屡化无常，乍方乍圆，忽然而阴，忽然而阳，靖亦多才矣哉！上以常德立武事，练将训兵，皆有图法，将本三代之意、合诸家之术而修诸有司，农隙讲事。则诸君之学无所不在，盍少卑之，使有司得详乎？

胶东王、岷州都督道彦遣使告谕党项，申国威灵，多有降附。李靖之击吐谷浑也，朝廷复厚币遗党项令为乡导，首领拓跋赤辞诣靖军，请诸将曰：「往者隋人来击吐谷浑，我每资军用，而隋人无信，必见侵掠。今将军若无他心，我当资给粮运；如或我欺，当即固险以塞军路」。诸将与之歃血而盟，赤辞信之。道彦既至阔水，见赤辞无备，遂袭之，虏牛羊数千头。于是诸羌怨怒，屯兵野狐峡，道彦不得进，为赤辞所乘，死者数万人。

右《淮安王神通传第十》。隋人欺诞，结怨党项，隋灭而党项怨之未忘也。彼不贪厚币而轻许我，盟约坚定，而后助我军。口血未乾，遽往袭之，是蛮夷常信而中国常欺。边将贪小利，败远图，自古而然。况所得不如所亡，利亦果安在哉？夫一丧师未足道，而使四夷言中国乃不可信如此，后虽欲为信，可得哉？道彦不诛，唐无政也。

李靖复定襄、常安之地，斥土界自阴山北至于大漠。御史大夫温彦博害其功，谮靖军无纲纪，致令虏中奇宝，散于乱兵之手。太宗大加责让，靖顿首谢。久之，太宗曰：「隋将史万岁破达头可汗，有功不赏，以罪致戮。朕则不然，当赦公之罪，录公之功」。

右《李靖传第十七》。靖破萧铣，下东南数十城，号令严肃，军无私焉，谓无纲纪，诬甚矣！且彦博自忠良，帷幄献替，何庸害将帅之功？或者以职事所闻言之。然太宗至引隋将诛死事责靖，是忘其大功而疑其所未必然者，亦过矣！岂自古人臣功大难赏，人主所忌，必借一事豫折伏之，如是以为驾驭之策乎？则与所谓「有功见知则悦」者，岂不异意也哉！

太宗将伐辽，召靖，谓曰：「公南平吴会，北清沙漠，西定慕容（吐谷浑也。），惟东有高丽未服，公意如何」？对曰：「残年朽骨，惟拟此行，病期瘳矣」。太宗悯其老，不许。

右《靖传》。房乔将死，惟谏伐辽。而靖老病，闻命踊跃。靖才智信堪此行，然战将耳，非知远经国器也。

予读《赵充国传》，观其用兵决策若可以有奇功，然提大兵对五万之先零，持久数年而不决，其取之也，又未有奇变可喜之功。盖尝疑其多畏而少断，及见其言兵势、国之大事，当为后法，而后知其非徒然也。夫先零之事微矣，然其规略即古之谋臣智士之遗法也。古之善计者，未尝一日不志于功名，而不肯为徼幸之利，而其术本于观时，时非吾之所能为，而吾能引而致之，不然则安坐以待其疲，舍是未有肯妄动者。夫提兵决战，斩级捕虏与敌斗，吾可以有功，而不可以无患也。未可以无患则变生不常，而胜负未有所在。谋人之国都，而吾之胜负未有所在，是天下之危道也。充国救罕幵以离其支党，遣其降者以乱其腹心，培之于覆亡，乃徐待其势，而后振之。夫充国岂以力战决死为必败哉？以为善战者，其法不当出此故也。昔予尝怪武帝用卫青、霍去病，出万死百战以践蹂匈奴之强。此两人斩馘降虏不可胜数，单于远遁，漠南空虚，而终不能得志，至其晚年，汉与匈奴两不振矣。唐太宗与颉利临渭水而盟，方是时，内有太宗之雄，而李靖、李绩为之将帅，致颉利于室中而闭其门，覆军杀将，何求而不可？太宗竟不出此。而其后颉利危殆，国中空虚，李靖以五千骑谈笑而灭之。夫武帝之无大功，何也？战匈奴之强，而不能致匈奴于弱而后战。而太宗之明，知颉利之方强，虽足以取而未可以无患。李靖以孤军而功过卫、霍之百战，彼惟投其时故也。其后太宗举国以取高丽，猛将锐卒自以无前，而顿兵坚城，逡巡而退，何则？盖苏文之雄，而欲以亡国处之，过矣！高宗之时，盖苏文既死，则用一李绩取之而有馀。夫绩之才岂过太宗哉？敌之时异也。句践与范蠡百计而谋吴，句践不能忍而欲发也数矣，蠡独不可，而至稻蟹之变，则遂起而不疑，何则？彼之至计不独以战为也。故充国以善战之才谋五万之众，至百计蹙，取弥年而后成，彼非恶速也，以为此用兵之法也。

前之所论者，智将勇将之轻重矣，试更言智与勇之效。古之伐匈奴，而能力战深入致死不顾者，莫如卫青、霍去病。青凡七出而去病凡六出，其为攻战不为不多，当其出也，必有所俘斩。计两人之出，杀掠不知其几何，则其为捕虏不为不至。如史之所载，元狩四年，两军之讨匈奴者，出塞之马十有四万，比其返也，存者三万而已。自是推之，则士卒之耗，铠甲之亡，而货财辎费所以振赡三军者，自始至终几不可计矣，则其为用财不为不厚。夫攻战如此之多，捕虏如此其众，而用财如此之广，则虽尽得匈奴之国，系单于而献之阙下，不足多怪。而二将之功止于俘斩获掠，而不能大有所经制，仅能筑区区之朔方，降惧诛之浑邪而已。愚尝论汉匈奴之盛与唐之突厥，其初未甚相远也。然冒顿之盛，尝一至晋阳，自是而后，侵盗边境杀掠吏民则有之矣，不闻遂能涉中原、近都邑而惊近甸之民。而突厥之盛，自隋以来，侵边境杀吏民者，乃其所常患。以太宗之威强，与李靖、李绩之勇智，而颉利长驱中原，至犯天下都邑，盖尝一至渭桥，与太宗隔水而阵。则太宗突厥之初，以事考之，比之武帝之匈奴则又甚矣。而李靖三千骑出恶阳岭，捣其不意而破坏其腹心，一战而复定襄，即披其巢穴，卒以奇策而擒颉利。当是时，俘获之众尚千万计，则颉利之势亦未至于甚弱，然复定襄、常安之地，踰阴山，绝大漠，唐遂以无突厥之患。夫匈奴于汉未大盛也，何卫、霍费心竭力之多，而武帝竭财历时之久，而所得之效止于斥地数郡，得一降将。而李靖用力如此其少，费财如此之简，而历时如此之速，又能大破积强之突厥，至覆其国而虏其君。呜呼！何其所遇之敌则同，而用力之劳逸与成功之巨细异耶？盖卫、霍勇将也，知战而已，不足于谋。李靖智将也，谋与战二者无所不可。知战而已，则其用力固多而不足于谋也，所以数出而少功。谋与战二者无所不可，则当其战也，非苟胜而已。谋定虏中，斩一夫如得万夫，破一阵如陷万阵，捣其要害，中其危病，则用力少而为功多者，固无足怪。夫战有时，动有机，因其时，敌不能支，乘其机，敌不暇思。夫卫、霍岂足与言时与机之动哉，直战而已矣！彼其失时与机而犹能胜者，特出于其勇，使无勇则败矣。靖之御突厥，大率再战而已，提兵再战而收卫、霍百战之效者，乘时趋机而不独取办于战故也。而或者以谓卫、霍当匈奴之盛，而靖当突厥之饥馑。如武帝之深入穷追，历岁之久，其蹂践焚荡之所残，孕重堕殰之所失，叛降离贰之所分，雨雪饥馑之所困，不可胜计，单于乃更思和亲之利，则其国亦尝衰矣，以谓所遇盛衰之不同者，非也。夫青之渡漠，盖尝一对单于而不能得，苏建失军而不敢戮。而去病之降浑邪，至戮八千人，而常弃大军，天幸不至亡失。夫伐不测之匈奴而不遇其军者，皆李靖之所深惜，而去病之服浑邪，何独倚斩艾之威，盖已危矣，至于不戮苏建而弃大军，此宜靖之所深笑。故愚以是知卫、霍勇将而已。夫用勇将者，足以快意目前，然多费历时而少大功。用智将者，虽滞于伺待，然费轻省战而收奇功可见矣。盖宣帝之时，先零扰乱，而赵充国叹曰：「往者举可先行羌者，吾举辛武贤，而丞相御史乃用义渠安国，竟沮败羌。吾尝谓耿中丞，积粟三百万斛，虏不敢动矣，今所积才四十万石而已。失此二策，故羌人敢为不顺，所谓失之毫釐，差以千里」。而辛武贤乃始区区于力征深入，以谓足以制敌。呜呼！智将之收功者，常在于未兆之前，而勇将之成败，乃在于胜负之后。则夫勇将之功，是智将之所遗，而智将之设施，勇将终身由之而不悟也。彼卫、霍者，勇将之尤者，而犹如此，况其下者乎？

臣尝怪项梁教项籍以兵法，籍略通其意，不肯卒学，而汉武欲教霍去病以孙、吴，去病曰：「顾方略如何耳，不至学古兵法」。其后籍与高祖角驰于中原，将诸侯之兵入关定秦，遂伯天下，而去病之方略虽不足称，然将轻锐之卒入不测之虏，转斗千里，踰险阻，涉荒绝，而未尝失，此亦必有以过人者。又尝怪近世之士大夫，其雄俊辨博好立武事而以将帅自许者，皆能深言既往之成败，而讲导兵家之学术，或旁取深探，虽占卜测候之馀技不遗，然用之而未见有可称之功如古之将帅者。则尝窃疑之，以谓用兵者，果无事于古人之绪馀，而一切自己出也。虽然，天下之事，岂有不学而自得者哉？况夫兵者，其术亦多矣，是岂可以私意妄作而徼胜也。盖思之至，而后知其故。古之善战者，不必学，非不学也，不学其言而已，若夫昔人之意，则既得之矣。故史称项籍曰：「略知其意，又不肯学」。啖炙者，岂有知其美而不尽脔哉？故不肯学者，非不学也，一得其意通之足矣。后之言兵者，皆传昔人之言者，宜昔人之言有穷，而用兵之变无极，不能泮然尽悟昔人之心，而徒欲以有穷之言而待无极之变，呜呼！不终日而言已穷矣。弈人之教弈也，操图置势以教不能，非使学者之不少变也，要以寓其巧于是，使学者因是得吾巧耳。故善学者充其巧而遗其迹，乃欲操一定不移之势，而无顾于敌者之情，则亦败而已矣。故以谓用兵而不学者，不可与言兵；而必胶于古人之迹者，亦不足用兵。居学与不学之间，而通古人之意，而悟其致巧之妙者，天下之善战者也。尝试论之，战之术多矣，有事不可而时可者。昔者高祖与项籍分天下而半居之，陈平、张良为之一言，卷甲逐楚，不顾败亡，而灭籍于垓下。夫千里而逐利，又犯强敌，兵之所甚忌也，而高祖不顾者，何也？项籍有可亡之时，而所犯之忌不足以害之故也。是之谓事不可而时可者也。有事不可而人可者。韩信提兵于井陉，客战远斗，不虞赵之绝其喉，殴兵而纳其阈中。夫远斗而士无宿粮，敌险而轻犯者，败之道也，而信不顾者，何也？知赵之愚将不足以知此，虽示之以吾所忌而不能察故也。此之谓事不可而人可者。唐太宗以气胜颉利于国都之中，而李靖勒兵于北边，腹背而束之，则颉利之众可以徒手而就缚。然太宗有必胜之势，不肯少动，与之盟而安归之者，何也？夫颉利之困未能一败而覆之，不能无虑于后，则不若徐养而伺其变。此之谓事可而时不可者。以苻坚之强，而东晋之陵迟，江左之卑陋，关中之富强，而王猛不肯南下而窥晋者，何也？晋之人弱矣，而我之势非有深根不拔之固，悉众远斗而国无至安之势，则外胜不足以纾内祸，故苻坚不听而秦亡。此之谓人可而时不可者。故当其可也，微害小祸不顾而必为；当其不可也，敌有大利而不敢动。凡此四者，盖略矣。昔之为书教后世以兵者，于此四者岂可以言尽哉！设将言之，是犹谈西子之美者也。言西子者，能言其美而已，所以为美者，岂能发之以言而使后世因吾言而遂见西子也哉？言之不足恃也如此。而后世不务求昔人之意，或则废而不学，或则学而不舍。夫废而不学，是未尝知有西子之美者也；学而不舍，是欲因昔人之言而见西子者也。何怪乎不足以言兵乎？盖魏武号为深明《孙子》，而为之解说最为简略，彼以谓《孙子》之意，言虽多，可以尽之耶？姑开其端可也。

负薪有廊庙之忧，固善矣，其如廊庙之耻何！曰：廊庙顾岂无忧哉？特与负薪异耳。且天下之患莫大于同乐而异忧，作《负薪对》。

今上即位元年正月初，金贼以我疆埸之臣无状，斥候不明，遂豕突河北，蛇结河东，直抵京师城下。金贼非汉老上单于之比也，其兵亦无老上单于十四万之众也，彼时烽火照甘泉宫，望长安犹踰百里而远，今何为使我直有城下之师，犯孔子《春秋》之大禁？天其或者警惧汉文帝者犹浅与？负薪忧其九失而有三策。皇帝陛下初下亲征之诏，远近闻之，靡不思奋，咸曰是我太祖皇帝之旧章也，今皇上真似之也。太祖皇帝受天眷命，即位之四月，昭义军节度使李筠叛，习五代之馀衅，自恃其兵为之勇，可称其山河之壮。太祖亲征，倍道兼行，其劳至于圣躬负石马上，使太行不得以为险。即日城破，筠投火以死。盖是举也，枢臣廷祚为太祖献策曰：「宜出师击之」。西京向拱曰：「陛下宜速济大河，历太行，稍缓之则使贼炽矣」。控鹤左厢都校马全义，亦于泽州城下进言曰：「缓之适足以资其奸便」。全义中矢，拔去，被血以先士卒，筠不得不与火俱灭之，速也。是岁九月，扬州李重进自谓周室之勋旧，继以叛闻。太祖亲征，复如李筠与火灰烬。筠则北结刘旻，重进亦南通李景，其祸心不浅。而不及掩耳于迅雷，则奈何。嗟夫，金贼之势逼于前日，而銮舆之出异于他日者，陛下无谋臣如廷祚、如拱，而将无如全义者乎！如其有能成陛下之初志者，天地为之威怒，风雷为之震击，跛者起而喑者呼，宁论女子童稚奋袂之勇哉？或曰：如陛下即位之初何！曰：陛下即位之初，孰如太祖当宋之为宋，方四月之初哉！或曰：论兵则我寡彼众。曰：战之胜负不在兵之众寡，而在将之能否。有古以来，不可胜言也，莫若以今事著明之。太祖在周时，以百骑却虏枭将高模翰之兵数万于瓦桥关之北，开宝初，太祖命田钦祚以兵三千于定州，背城以破虏六万。于时军中有三千打六万之谣，至今塞上儿童犹以此语为戏不忘也。借曰兵寡，岂无三千？背京师城而阵，当见人人如田将军也。关北百骑，则待陛下之临戎，复如真宗皇帝改元之二年，乘六龙幸大名，北虏不及望天戈而大败遁去。越五年，御龙辔幸澶渊，北虏才及望天戈，不及战，自败而请和。是我不速于和，而既利则能久者也。于时上相毕士安开其谋，次相寇准坚其行，殿前高琼效控马渡河之力，皆赖上意先定于前年之征也。太祖再出征，真宗亦再出征，若其问罪河东，则太祖、太宗皆一出征，陛下不一出征乎？其失之一也。图功以威克爱者，政典也。政典者，军政之典也。治国之常道，则威与爱均也。方有事时，汉景不能诛晁错，则天子之威令不申，而晋室亡，六胡之乱已肇也。唐肃宗之威令不申，而有郭子仪、李光弼为将，不能平幽蓟。武宗之威令申，以石雄、张仲武为将，而足以讨泽潞。近者周世宗即位之三月，亲征刘旻及契丹于上党，其爱将樊爱能、何徽败绩，世宗立取而斩之，将校股慄，思用命，而刘旻在太原亦为之破胆失据。世宗之师由是出无不胜，而四方僭叛相顾失色，中国之威一日而振，实为我有宋之驱除也。国家不幸有败国徼乱之臣，为万世之羞，非战将一日失律之比者，曰京、曰贯、曰黼、曰攸、曰（缺。）方金贼在城下时，宜枭以视之，又醢以赐之，因有诏敕曰：「此醢非他物也，为人臣而不忠者。不度事之利害，不虑国之安危，天命予一人戮之，凡食者诫焉无怠」。彼金贼虽非人类，而犬豕亦有掉瓦怖恐之号，顾弗之惧哉？舍此而不为，其失之二也。兵出无名，事故不成，明其为贼，适乃可服，古兵法之言也。唐高宗时，薛仁贵为苏定方讨贺鲁而言之，遂克成功。今国家于金贼曾不遣一介之使，问其所以来者何名也。彼素臣事契丹，乃一日灭契丹之国。自建隆以来，臣事我有宋，复一日举乌合之众顿于坚城之下，果何名哉？设如我与国也，玉帛初陈，车传未息，相与之新，当如是乎？无乃疆埸相侵乎？请责之疆埸之臣。否则将帅失信乎？请责之将帅之臣。今日果何名也邪？执事者既不责金贼之无名，又不名其所以为贼者，重可惜也。何则？自古兵之大禁，乘车深入则败，猖狂不制则亡，贪人金币则灭，有所恃而骄则众相残，淹时而兵老则下必图其主帅，金贼俱犯此五者，我取而歼焉可也，执事者似未之明也。苟不明乎此，则败亡反在中国矣，可不念乎？金贼之君不知何人，恐非冒顿之暴勇、颉利之狡谋可与为比也。其谋臣郭药师者，唯能与我阉贯为谋，而贪墨无耻如中行、说辈，借以资其身取富贵耳，恐亦不可比禄东赞之辞婚，可以动唐太宗，尚结赞之狂谋，几能擒浑瑊。如郭药师者，使得一粗晓边情部队将说之，不过一二言而唾叱之矣，刑馀而又责之贯，实在部队将之下者也。大抵不知其君则视其将，不知其众则视其国，不知贫富则视其器械，不知其所为则视其所好。金贼之将如郭药师，则其君可知也。其国之东西几何，南北又几何，朝臣高丽，暮臣契丹，介于奚霫、室韦、靼达之间，实彼群族帐之所贱者。今亟兴师乘马而南，则其众可知也。器械必资铜铁竹箭胶漆之上品，举非彼之所产，宜其窳顿不刚，惟中国之器是求，则其贫富可知也。金贼之嗜好，大在金币子女，细及耳目玩物，则其所为可知也。凡百亡国灭身之具，何其备邪！昔侯景所与同恶，无非驽才，其党自叹曰：「乖僻至是，安得不败」？金贼似景，皆暴起而灭必速也。苟明乎此，则何惮而不取以歼焉？既此之不明，其失之三也。金贼不避利，求割地以河为界，执事者不尽河以赐之，姑赐高阳府、中山府、太原府暨其郡县，无虑名城将百数，自以为有谋也。不知今天下者，太祖之天下也，孰敢以寸土不在王会图哉？高阳、中山者，我太祖、太宗暨周世宗躬冒矢石，艰难而得之者，乃一日谈笑而弃之邪？太原则太祖、太宗相继亲征，冒矢石甚于河北，其艰难则久于河北，真宗自谓先帝竭四海之力以得太原，顾弗重邪？又忍如堕甑而弃之邪？执事不可，重谕之曰：彼初称女真时，在我太祖朝尝盗我白沙塞三马，适尔贡马之使在阙下，太祖命执之不遣佥年，渤海之使为女真以表谢过则释之。其在太宗时，女真困于契丹之三栅，控告乞援亦卑恭甚矣，不谓敢睥睨中国之地于今日也！此其失之四也。金贼其何厌，敢肆求黄金重币，不知其几何，但闻国家府库空竭，下捃于公卿大夫士家，细不遗乎闾里民庶，其上逮宫帏供奉之器，则苟有人心者，不忍言也。方唐吐蕃纵横凌轹时，入京城劫掠黄金，则必有之，亦不闻明言求金于王城也。其在盐州、夏州者，则尝求金矣，是吐蕃施于盐州、夏州者，金贼傲侮于京城也，不已甚乎！执事者何不谕之曰：府库者，祖宗之府库也，国家于经费之外，未尝敢以一毫赏无功也。且国家初未尝相聚歛之臣，亦无事于府库之富也，安得有金以满溪壑之欲哉！在我国家之初，女真岁以市马于中国而资富，其后女真服事契丹，则中国但知有契丹之马，而不知有女真之马也。女真之名马遂亦绝种，得非天以其马畀中国而不畀契丹乎？女真又安得而私邪？以故不逞而南，唯以无马为恨，涂路剽掠而未知已也。彼穷饿不得吾市之金，乃无名之求邪？夷狄皆贪而多诈，唯女真之贪而多诈，高丽犹贱之，雍熙间尝为吾使者诉之也。以黄金弃之溪壑，此其失之五也。《春秋》重信，盟生于不信，《春秋》是以诛盟，中国诸侯之盟固在所诛，况以中国盟夷狄乎？又况以王人与盟乎？隐二年，唐之盟鲁，与戎盟也，此《春秋》始隐之一端也。僖八年，洮之盟。二十九年，翟泉之盟。王人与盟也，此《春秋》责齐晋之重者也。兵而不已至于盟，盟而不已至于质子，则又《春秋》之所不诛也。在汉唐时，但闻夷狄有质子于中国，不闻中国有质子于夷狄，礼则然也。金贼一日于王城下盟誓而质子，苟有明《春秋》之大臣，则其责当如何，无乃失中国之所以尊者乎！彼如有求质子而及亲王也，何不谕之曰：亲王者，上皇之子也，陛下方如尧亲九族，忍弃上皇之子于胡虏乎？如质陛下之子，则方就外傅，未任武部之事邪。彼虽犬羊，亦未必忘父子兄弟之亲也，闻此言，恐亦耸然自失矣。又如求质宰相，则当谕之曰：宰相者，陛下之股肱也，何可一日不相与以成一体乎？邦昌者，虽不知为何等人，既命之为宰相，则当待之以宰相也。彼亦号有君臣，则宜知宰相之重矣，亦闻此言而得安乎？虽然，质固何有哉？曹公因韩浩私吕布，不顾夏侯敦之被质，著令有持质者皆并击弗顾，由是劫质者遂绝，此曹公所以能振威于中国也。中国不得其所以为尊者，其失之六也。然金贼一日得吾瀛、定、并门重镇，未必能为其强；其得吾金币无虑数十万，未必能为其富。何则？夷狄喜相吞并斗争，是其犬羊狺吠咋啮之性也。唯其富者最先亡，古今夷狄族帐大小见于史册者百十，今其存者一二，皆以其财富而自底灭亡者也。今此小丑，不指日而灭亡，是无天道也。唯有一事大可惧者，又特遗之以谋臣也，遂将使此小丑得以其强者为强，富者为富，可不惧乎？国家以契丹归朝官悉遣归于此小丑，无乃执事者未之思乎？盖此色人布满州郡，无虑万数，远者十数年，近者三四年，且尝预官联，临局务，亦有喜读书，通吏事者。其便弓马多膂力，喜战斗，则又其性习然也。且其中国之事体人物，靡有不知其孰强孰弱，孰能孰否，与夫道里孰远孰近，孰险孰易，皆得以为此贼之谋，其害一也。此色人在中州，初颇喜自陈其高曾之家世，曰此大家者吾之同祖也，曰此郡县者吾坟墓犹存也。幸今复为王民，亦颇买田种艺，与人家婚姻，其意不浅矣。亦颇有惜中国不用贤，多遗才，为司马公而叹息者。今一旦阻其慕王风之心，投之于犬羊猪彘之群，则以其苦心为彼蘖谋，其害二也。且彼与金贼亦有平日怨嫌不相能者，或当南北战斗时，兵刃相残之酷者。今又一旦快彼贼心，其害三也。彼携老幼恸哭，驾胡车弯弓露刃而行，籍籍道路间，言曰：「投彼死尔，孰若死在此」？以故所过之处，闭户避之，既宿而去，则居者相贺。如其为彼用也，亦可虑哉，其害四也。金贼陆梁于城下时，此辈亦有请质妻孥，愿与之格斗者。庙堂之谋曾不知出此，而州县固不敢上闻矣。此一大便而资以为彼小丑之用，其害五也。彼归自契丹，而乃复归之于金贼，不知为何名也。无乃示怯于金贼者过甚乎？其害六也。使彼顾盼之间，禠中国之衣冠，复夷狄之态度，弱者羞恧，强者怨恨，道路为之咨嗟，非王者无外之度，非天无不覆之美，其害七也。明有此七害，而议者不过曰：庙堂有徙戎之论，为日久矣，适此时而徙之，不贻中国他日之害也。复请之曰：如可徙也，岂无异日？执事者幸少待之，徙之金贼，孰若待我国家庙堂之议成，复疆理幽蓟之旧土，使彼复有仕于彼乎？且诸葛亮于南蛮四郡，皆因其土人而任之矣。借此万馀人皆无所知解，直以增彼驰突之数，固亦不可。彼小族实难得生齿，所以汲汲是求也。昔朱克融辈方饥寒于京师时，从宰相乞一饱之日而不可得，安知复有幽燕故巢，不忝其祖滔之风，终为唐室之害哉？如不用宣和七年以前诏书，复存之于中国，其失之七也。此贼蚁聚于城下时，大臣不知画谋，不知一日纵敌，百世为害，战士不肯尽力，留贼以累君父。圉人养虎自贻害，不胜责也。传曰：「无伏节死难之臣，孔子伤焉」。可不信乎！设不能有钟鼓举而歼之，尚可震而逼之，合而围之，使鸟不得渡，马不得嘶，此贼不忿而相搏以死，则无食而饿死矣。奈何既不得攻，又不得围，纵其游骑散卒，或百或十，朝出而残一邑，又明日出而残一邑。王畿根本之地，富室最多，适足以资其流血成沟也。王畿荡灭将尽，遂及辅郡诸县镇，走官吏如鸡犬，取故相家孙女姊妹缚马上而去，执侍帐中，远近胆落，不暇寒心。然非金贼残之也，实官军残之也。方贼入一邑时，未闻官军一人袭而来救，咸谓彼出不意，而我适不为之备也。以故知阉贯前日臧底河之败，士卒死者十万，不减永洛之酷，朝廷莫得而闻也。贯蹙，熙河经略使刘法出师，为西贼掩而杀之，如携童稚，朝廷受百官班，贺西师之捷也。近而刘延庆于雄州北僵尸百馀里，而弃金帛军实于乱尸之中，不可称数。并取雄州弓手，天下称为枭勇，而契丹素所畏者，贯悉杀之，朝廷既不正典刑于延庆，而贯寻封王矣。法制之兵当如是乎？其失之八也。或曰国家征兵于方镇而未至也，前与之和矣，曰城下之盟，有以国败，不能从也，是《春秋》之法也，敢不守而行之？韩信之伐齐，先有郦食其与齐和矣；李靖之灭颉利，唐俭深入虏庭而和矣；薛仁贵之取九姓，先受其降，而知降者伪，则不若悉坑之之威也。是皆《春秋》之法也，何独古人以制胜，今则失之，无乃天下之士恶言孔子《春秋》之弊乎？虽然，征兵于方镇而不急奔命者，其故何也？汉陈豨反于代，高祖以羽檄征天下兵，未有至者，高祖乃躬选壮士于邯郸，盖豨之罪未白于天下也。唐代宗有吐蕃、党项京师之危，诏诸道兵，四十日无一人入关者，吐蕃、党项虽为天下所嫉，而程元振、李辅国凶阉之不君，复为天下之所忌也。天下岂不曰元振、辅国者，吾家之吐蕃党项也？塞上之吐蕃、党项，吾力可及，而吾家之吐蕃、党项，吾力之不可及也。今阉贯之凶燄出元振、辅国上，既未枭而醢之，尤为天下之所忌也，然实因兵制驱之而然者，何则？兵在州郡，则兵驯而州郡重；兵专命将则兵骄而州郡轻，盖将重则州郡不得不轻，将骄则兵不得不骄。惟州郡轻则帅府轻，帅府轻则京师轻，此天下之势也。祖宗之兵寓于州郡，命其守臣曰知州军，以某军重某州也，其将则州都监是也。州郡都监平日事其守臣卑且谨，则其兵无自肆也，此祖宗之兵制也。开宝之兵三十七万，是谓必胜之兵。至道之兵六十六万，是谓威武之兵。天禧之兵九十一万，是谓太平之世保大之兵。庆历之兵一百二十五万，是谓昊贼之后应变之兵。皆以根抵京师，而枝干四方，宜其百世莫得而加损于一日也。乃有大臣喜变更祖宗之法度，兵制亦不得而存，合数州之兵以为一将，将重而州郡轻矣。州虽有兵之营幕而窘于月食时衣，其号令之所加，进退之所系，则在将而不在守臣，以都监而领剩员，厢军之外，不知将司一事也。将兵视州民如胡越，将官待守臣如寇雠，又有大可惧者。幸宗庙社稷之灵，无回戈吞噬之变，则昧者未之谕也。唯司马温公，熙宁中在洛下，见留守前宰相韩绛，以数十老弱之卒，奉旨祷雨中岳，而将兵有出城之禁，奏疏论之。曾布帅太原，躬自不胜将司之无礼，而终不以将法为非也。此者不幸有金贼之役，如徵旧制之兵，则诏至一州之日，则一州之兵奔命而东，上不必待于他州，切恐他州之我先也，州兵之急于用也。今征新法之将兵，而将兵分隶数州，必合而起之，又各仰其州之钱粮以资之，是州兵一日之事，为将兵累日之事也。将兵之不可急用也如此。国家承平日久，人材不甚相远，都监之材武不知视将官果何如，唯阉孺之役，商旅之族，乃得超授将官，而都监孤寒，以考第平进者，不敢与之比也。此州郡兵制之失，使其赴援不时之弊也。若其京师兵制之失，使其寡弱不足以为京师之重，而威乎天下者，亦其自变更祖宗之旧制也。祖宗知汉唐都雍与洛，以山河为险，人可兼而有也。今都汴阳，无山河为险，而唯以人为固，乃屯重兵于京城之下，或分粮于京畿之邑，他人莫得而轻重之，唯我以之为用，是本朝以兵设险，险于雍洛之河山也。奈何喜变更之大臣，销去祖宗傅城之兵营，曰坐縻太仓无用也，曰阙额之金因得以为利也，闲地可以利室庐也。大臣而浅且陋一至于此，安知百世之安危哉？宋守约自以并营为功，闻于一时矣，使我翊卫京城之兵营，十无一存者矣。今之贵臣强宗，则为别馆园囿，与夫道宫释宇者，皆昔之营地也。后生但誇今日游地之雄，孰知昔日宿兵之雄哉？倘如祖宗之旧制，城外之兵营棋布相望，而謦欬之音日夜彻乎数百里之间，使四夷来朝贡者远而望之，于郁葱佳气之外，有森然不敢仰首之威光，则被金贼虽欲喘息于城下，而无以留旦暮也。祖宗以兵为险，而城不必高，池不必浚也，吾之京师是谓天邑，是谓神皋，其守唯在四夷也。由是观之，祖宗京师之兵制，优于唐之时府卫多矣。唐之府卫远，而不若我之近也；唐之府卫勤于命将，而我初不命将以私之也。内外兵制系国家安危，其失之九也。幸而有三策焉，曰：命威望之大臣以守魏，而高阳可保也；命威望之近臣以守镇，而中山可保也。在唐则魏博重于镇冀，镇冀重于幽燕，魏博、镇冀合而制幽燕者也。祖宗于河北建四郡，而河东唯太原一镇，其旨微矣。今不得已，于晋于潞，或择建一镇，或各建一镇，则太原可保也。此重镇之策也。于河北、河东慎择守臣，文武并用，待之则厚，委之则专，于转运使、提点刑狱之外，无繁破旁午之使者，以蹂践之，抟啮之，则金贼虽得吾州县，而无得乎人者，安能一日而居哉？大要如太祖时，郭进于邢州，李汉超于关南，何继筠于镇定，贺惟忠于易州，李谦溥于隰州，姚内斌于庆州，董遵诲于通远，王升于原州，不减唐李抱真于泽潞，马燧于太原。虽曰崎岖于剧贼之中，而威震于华戎之上，吾民既安矣，何恤乎小丑？夫然后于民给复者五年，末之犹三年，明诏曰：「山泽之利，与尔共之，吾不禁也。盐食之货，尔专有之，吾不与也。尔无种粮，则吾给之；尔无牛耕，则吾畀之；尔无农器，则吾铸之」。于是乎十数年流转四方之民，不约而无远迩来归矣。唐宣宗何德以复累世所亡河湟之地哉？而能以恩惠顾于既归之后，犹不失《春秋》重民之道也。此内治之策也。远交而近攻者，范睢之谋，唐太宗为能用之也。王者之师不必出，而以夷狄攻夷狄，则王者之师不战也。国家之制迁贼命于藩罗支，其制元昊亦命乎唂厮罗，是世效忠顺以报朝廷者。一旦灭之为郡县，今熙河是也，自是夷狄怨中国多矣，德之不以为恩也，疆埸之上无日无烽火之警。今因金贼陆梁之后，丕然大变其政，得重使如唐贾林、本朝曹利用之类，以告室韦奚霫靼达诸蕃，鸣金贼之罪而四攻之，金贼何地以苟活哉？若高丽则金贼素所臣事者，我之厚高丽者如何，其为我缓急之役当如何，将见金贼虽苟活，不可得也。《春秋》之功莫大乎存亡国，孔子犹书卫人立晋，不与齐侯之专封，而大天子之命也。今天子为能命韩昉辈访耶律之后，礼而立之，则九夷八蛮罔不仰中国之至仁，服陛下之丕德，非特为耶律氏再生骨肉之恩也。仁之所施者深，则诚之所归者广，于是乎耶律氏为我藩篱，蚤虱金贼而汤栉之，凡厥涿蓟诸郡，恐却之而必以归也。汉光武不肯从藏宫、马武之谋，因匈奴衰乱而取之，乃立南单于以制北单于。唐太宗虽曰灭颉利而立突利可汗，使率其故部，示不灭人之国也。故曰兵所以存亡继绝，救乱除害也，今何惮而不为！此外交之策也。唐太宗有郭子仪为将，吐蕃内侵，相继五年。德宗有李晟为将，而吐蕃内侵，相继三年。则今日之忧，未易以一冬一春必也，庙堂之上可遽缓带乎？借如三镇之地已无及，而三镇之馀犹可及也。今日之师已无补，而明年之师或尚可补也。皮肤之疾愈而却医可也，心腹之疾犹存而医未易却也。

《蒋列女碑》，唐先天中苏许公奉敕撰也。其载蒋氏能以忠烈教子，使不应文华之召详已。经五代兵火之乱，湮没已久。余为富川之二年，始购得板本于郡之厅事，因市石募工，并与魏郑公所撰《隋书·列女传》刻之，立于钟山寺仁智堂。而又访寻蒋氏邱墓所在，使禁护樵采，且以劝夫为人母者教子忠孝事上之意，非特为好事者口实而已。余乃至冢侧，见寺观俨然，有合掌石刻，备蒋氏传曰：钟伏波母者，临贺蒋氏女也。父讳骞，字宗闵。由○陵湘沅入南，封贺城太守，素持释行。隋开皇二年奉敕号迦叶公，卒葬于观东立城冈面南。二子，长士雄，次士略。士雄仕陈，为伏波将军。陈主以士雄岭南酋帅，虑其返覆，每质蒋氏于都下。□晋王平江南，以士雄在岭表，欲以恩义致之，遣蒋氏归临贺，母子□会□拜□□□□冢□□□□□□。未几，闻虞子茂作乱，举兵□掠，遣同寇钟文华召士雄，士雄将应之，蒋氏谓士雄曰：「我在扬都，备尝辛苦。今逢圣化，母子聚集，□身不能上报，焉得为逆哉！汝若禽兽为心，背德忘义，吾当自杀于汝前。子不闻上祖太尉繇公辅魏王，勋及于今日，犹传庙享，子盍尽忠继之」？士雄奉戒󶸯止。则建寺观□戍冢西，恳告于皇天曰：「臣妾措褫，祝延圣祚，憭怖子息忠良」。遂一神人素衣白马□之，一夜大石自山巅䂽于地，合掌寺观西□□□□□南道石大马迹印。蒋氏承天之庥，复为书与子茂，喻以祸福。子茂不从，寻为官军所败。上闻蒋氏甚异之，封安乐县君，敕赐长生观延寿寺□□四年□□李靖巡抚□□□□□□光晖□贤□□□□遣归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常植万□□忠□□□□□甚辅□□。其寺观碑铭，因五代乱坏，迄皇祐四载，侬寇群侵，前令刘珣诣此求安果遂，时再刻于合掌石。□□□□熙宁元年，奉敕赐寿圣寺。因此观修饰未完，今远孙钟克谐圆成祝圣。余虽刻碑于钟山，且未悉其灵毓，乃重写观寺碑铭，仍刻合掌石上，赞忠贤之德，行永化□仁，扬圣道之神功，同增帝德。元符三年中秋月，富川县王端礼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