程子尝谓，韩退之《原道》之文，非其胸中识见之高，安能于千百载之下辨别是非断然如此。然其言止及于治天下之道而未及乎性命之蕴，其于本末犹有未备。若张子之《西铭》，则《原道》之祖宗也。自今观之，汉、魏、晋以来溺于权谋功利之习，无有能言《大学》之道以觉当世者，独韩子于《原道》之篇主正心诚意以为说，是其所见固已超出乎诸儒之等夷矣。然其所以为言，则断自正心诚意以下，而不及夫所谓致知格物者，何哉？夫欲明《大学》之道而不自致知格物以推之，岂惟天下国家之理有所未尽，反之吾身亦将有所不察，此张子《西铭》之书所从以作也欤。先生尝谓正曰：「乾阳坤阴，此天地之气塞乎两间，人物之所资以为体；乾健坤顺，此天地之志，为气之帅，而人物之所得以为性。某初读《西铭》时便得此意，其后因补葺之以释《西铭》云」。先生之于《西铭》，因张子之意而推明之，精粗本末无不曲尽。然此二语者，盖先生之释《西铭》之纲领，而学者之所当知也，览者更自求之。嘉定六年三月戊辰，门人度正谨书。

始正为程氏之学，未得其门，诵其书若迂阔于事，其甚者又若谬于圣人，正心不敢慢，益敬以信，久之其言稍稍若可晓者。会举进士，贡行在，欲访程氏徒党传其学，至则颐正郭氏、南轩张氏已相继殂谢，独晦庵朱公无恙，当其时朱又去国，莫知可问。归至夷陵，我宗人伯兼善甫访舟次，旧闻名德，齿以兄之，察其举动果异。比往谢，拜其母于堂，道家世外，问所学，则曰：「吾乡郭先生程氏的孙也，受兼山之学，笃于《中庸》，隐长杨山，晚年道益尊。济幸得登其门，闻诲言一二」。正闻颐正久矣，恨不见，闻善甫说大喜，愿请益。出《论语》一篇，皆善甫手笔记其师说者。因举「吾与点也」章，又举《乡党》篇，其说宏博，若决江河东注之海，虽百川纷纭往复曲折、经营天下无一勺凝滞。为留二日，又出《易》、《中庸》赠行，曰：「子归求之，郭氏之学尽在是矣」。于是慨然太息，悼旧学之谬，放黜异说，非圣人之道不存，优游于斯，卒得之于孟子之性善，自是卓卓始有可立之地。然譬之行道之人将如京师，得其道矣而道阻且脩，难乎一日遂至而历览国中之胜也，则亦汲汲焉而已矣。叔父明仲，少力学业进士，有声于时。已而排于有司，年几五十，困折不遂，退处于家，不怨不尤，辟斋以读书，欲反己内观，求所未到，遂取曾子之言名其斋曰省，而移书于正曰：「子为我记之」。正晚生，固辞不获命，则序列其所闻者以塞责焉。虽然，窃尝闻之矣，曾子之学本于守约而动反诸身，子思之《中庸》、孟子之七篇盖得于曾子，其学也，斯可谓之至矣。然程氏之徒有为其学者曰某，一日三检身焉。彼欲以曾子律己者，程子曰，若是者失之矣。叔父老于风波，年高德劭，又能深味群言，得曾子所以存心体验而充广之，造次颠沛无须臾离焉，则所谓一以贯之者，当不烦绳削而自合矣。愿叔父教之。

乡前辈伍公诰字醇甫，治平四年进士第五人，以操行职业为王荆公所荐。久之，除四宫院教授以殁。殁而祀于安成学宫，已而中废，废而今复，祀于时县，俾公之孙绍宗主祀事。绍宗述其祖德数百言，大略以为公虽受知半山，然清不与新经、《字说》之议，浊不与青苗、保甲之科，舂容其间，宁甘僚底以死，若以是自异于一时影附之流者。余曰：不然，不与可也，与亦奚不可？程子有云：「新法既行，小人以刻薄害天下。向使君子未与之敌，俟其势久，自缓委曲，平章其害，应不至烈」。是则程子之于青苗且欲平其争矣。窃意伍公之在当时，万不为刻薄之小人，安知其不为程子也？涪翁诗有云：「荆公六艺学，妙处端不朽。诸生用其短，颇复凿户牖」。是则涪翁于新经又欲采其妙矣。窃意伍公之在当日，万不为用短之诸生，安知其不为涪翁也？不与可与，亦奚不可，顾在我何如耳。书以谂绍宗，或能操尔祖之志云。

东平李君公略，自号木斋。间以谂予，予曰：「古盖有端木其氏、干木其名、子木其字、木心人其号者，抑是之取乎」？公略曰：「非也，非敢自拟于是。顾平生狷急，往往以语言忤物，欲为椎鲁木强而不能，早闻《论语》『木讷近仁』之义，因窃取其警焉。特未知蒙庄氏所称形如槁木、望之如木鸡者何如也，试为我订之」。夫仁道至大，夫子何取于形之不外饰欤？故其言也讱，木讷类也，则亦许之以仁；巧言令色反乎木讷也，则直以「鲜仁」目之。人患不木讷耳。然尝观之木，质朴坚韧之中，盖有闿动发生者。在于其形不于其心，非所以论仁，亦非所以论木也。人有心，木亦有心。仁人心也，心之德也。且孰为木之心？春，盛德在木，是木之德具于心者也，春也即仁也。木神则仁，是木之神妙于心者也，仁也亦春也。程子曰：木，仁之气象，恻隐之心，春之气象。木也，春也，仁也，盖合三者而言。此木讷之所以为仁，质朴坚韧之所以为闿动发生也。公略其以形求之乎？以心求之乎？天下固有形似而心非者。彼南郭子綦以形之徒劳，行若驰而莫之止也，终身役役而无功也，嗒然隐几，使如槁木焉，似矣。然心可使如死灰乎？纪渚氏以鸡之欲斗，虚憍而恃气也，应向景而疾视也，养之三月，使如木鸡焉，亦似矣。然其德全者，岂吾所谓心之德乎？信斯言也，是率天下而不仁也。毫釐之差，千里之谬，盖不可以不辨。公略有文墨议论，尝为吴兴纠曹，又为台省掾，皆有声。质直而好义，志仁而无恶，不肯媕阿容悦，固已知木讷之义矣，余犹疑于形似之间，故以是语焉。

梅溪刘公之孙景渊甫自号「碧潭」，盖寒山子诗语也。所谓「无物堪比伦，教我何如说」者，亦不为无见。但以指晶莹作用者而言，与程子「人生而静，以上不容说」之意，虽同而实异。夫静极而动，主静工夫又在此意后。大率渣滓去得尽净，则彻上彻下，可达天德。明镜、止水，同此一理。「碧潭」两字，彼固不得而专之也。学者于此，须见得动静互根、体用一源，则卑不溺于物欲，高不沦于空寂矣，否则殆不免指心见性之偏也。碧潭妙龄而静，忘其昔日之富贵，安贫读书。倘念虑澄然之际，知其所用力之地，不为外物回夺变迁，则墨言而儒行亦可也。晦翁晚岁颇取寒山子诗，予不能记此诗在其间否，姑以意言如此。然亦赘矣，观者当有以识之。

人莫不乐佚游、乐宴乐，而仁者乃独乐山。何取于山而乐之？夫山屹然停而峙，寸云触石，千里霮霨，而山之静自若也。草木之盛，有时衰落，而山之静亦自若也。一举目之间，全体呈露，岂不与吾心同一静乎？而吾之所谓静者何如也？人生而静，以上不容说，仁人心也，所以主静而立人极者。非礼不动，复也；终食无违，主一也。皆静也，山之体也。吾非乐乎山，乐其静者与吾同也。孔子曰「仁者乐山」、「仁者静」，既言仁者之体段，又言仁者之性情。惟深于体仁者知之，不仁者不知也。彼其胸次胶胶扰扰，私欲万端，山自陈乎前不见也，见而不乐也。无它，静躁之不同也。乐佚游、乐宴乐，固有以夺其所好矣。或曰：「孟子之言仁，曰『火然泉达』，无乃与夫子异者」？孟子盖指仁之流行发见者而言，此盖言心之苗裔，而其体则未始不静也。不然，智者利仁，亦岂自戾其说乎！眉山程尧封，沧洲尚书诸孙，天姿明敏，故能动心忍性于忧患之馀，以「静山」名其书斋，曰人见其为山，吾见其为仁，将求其所谓静者焉。予深嘉之。程子尝曰「静中自有春意」，深得仁者气象。予每味斯言，而其乐有不能已。并以语尧封，庶几为静山斋中观省之助云。

三代盛时，礼乐制度、学校伦教，修设明备，外物莫干其藩，厥后寖衰以微。东汉明帝时，竺法兰摩腾首负《四十二章经》至白马寺，符丈六金身之梦，上所崇信，趋者澜倒，诸人先生徒持空言以抗，曾莫之止，日蔓月滋。唐会昌五年以前，不啻二十七万馀僧，宋天禧以后，不啻三十九万，何其盛也！一盛一衰，相与消长，势使之然。昔伊川程子尝游觉海惠林精舍，见众衲方食，忽叹曰：「三代威仪，尽在是矣」。彼其拜则膜拜，衣则条衣，非可比而同之三代，程子之言顾若是，何欤？礼失必求之野，或者观其会而得其意欤？方其于于而来，脱斐屦而升，临席而坐，不语而食，蔬食菜羹，必祭如，必斋如，雍容可观，古意犹有存焉者，故程子有慨于衷，不觉喟然而叹欤？礼仪三百，威仪三千，其目繁多，要不必尽同，亦取其意之存乎古者而已。它可类推，特未知佛氏所谓三千威仪、八百细行，同乎否乎。维松江普照寺有千僧堂，自唐乾元。宋淳祐丙戌，由回禄之厄，无复旧观。崇教六师祖祥之所建、潼川北涧之所建者，又悉为瓦砾之场。至元丙子，万户沙侯来镇是邑，与慧悟兴教大师某相为倡率，首创钟楼、库堂、西庑，而千僧堂未遑暇也。又四年己卯，里人赵架阁施所居堂为之。因陋就简，意未称，临化之际，专以此事属其后人。于是徒弟通辨大师，其铢积寸累，且募檀施。大德癸卯，于旧址重建其堂，完明周密，风日不到，设坐备物，使僧众得以如法而住，翻诵经帙，下自己功夫。出则听说法，申祝赞，功德无量。因来求文以记。逆施之人，当去未去，视彼临化洒脱明了、一办大事者为何如？且强立文字，以传久远，海会之丛林有具眼者，不得献笑乎？重说偈言曰：

盛哉海会，千僧之堂。是为普照，选佛之场。其有禅客，白丹霞说。若去选官，不如选佛。霞问选佛，当在何所？选佛之堂，江西马祖。万中选千，千中选百。于百之中，又选其一。愈选愈少，其义伊何？人以为少，我犹曰多。有知此堂，愿发所造。窗几静深，床坐完好。夏有疏簟，冬有重席。摄衣而起，振履而出。千僧齐唱，一口百声。千口万声，清彻朗朗。有大导师，默然晏坐。忽狮子吼，唤醒悯惰。闻者震越，得大警悟。须臾之顷，万善咸具。凡诸佛子，皆得度已。稽首首照，朝夕弹指。

圣人以体天地之撰，以类万物之情，而与造化并者，其功用固无论也。及其至也，范围天地而不过，曲成万物而不遗，而反有以主乎造物者，其功用之博约，道体之精微，岂苟简拘泥者所能读哉！汉唐传注者数百家，大抵泥于文辞，淫于术数，杂以荒唐之说，未真得圣人之心者。迨至皇朝，邵子始明象数之源，程子断以义理之正，先师文公先生、先父西山先生又推衍以致其极。伯氏节斋蚤受是书，沉潜反复，积之有年，精神之极，神明通之，著为《训解》，意、言、辞、象分为四卷，数有条目。其言平易而精深，简洁而该贯。夫深莫深于象数，而象数于是而益明；微莫微于义理，而义理于是而益著。钩深阐微，诚若极思而后得者，自然至于圣人无思之妙。凡伏羲之画、文王之彖、周公之象、孔子之传，如星之陈，四面布列，旋绕居仰，如日之升，大明普照，周遍华夷，故即卦爻推其义，彖、象、传、辞皆可逆而知之也。至于易有太极之说，知至知终之义，正直义方之语，皆义理之大原，为后学之至要，实发前贤之所未发者，其书之作也亦奇矣！与学者授受于讲论之间，毫分缕析，众物之微，超然揭指晓谕，使人开心明目，获见羲、文、周公于数千载之上，忘其身世生于数千载之下，是以求其书者日众。友人詹枢惧传写之差，讹舛之易，故谨录之，以广吾兄之传，以予习闻其说，俾为序引。顾沈小子，何足以发挥而播扬之！然书之成也不易，读其书者可以易而得之乎？理愈精，言愈约，惟深味者能识之，不敢僭书诸首端，附著其说于此，以与四方学者共讲焉，庶乎有以得其中之旨趣矣。

始心传年四十馀，朋友为言当读《易》，意忻焉乐之。既而终日蒙然，如眇者之视，莫知《易》之为何书也。后十年复取读之，首求诸王氏书，多所未喻；次考张子书，乃粗窥其梗概；最后读程子书，则昭若揭蒙矣。程子之书，义理之会也，然其言犹若不专为爻画而出。于是以先君子《本传》暨晦庵先生《本义》参焉，而后圣人画卦命爻之情，无复馀蕴矣。顾诸先生之言尚有不能尽同者，因复颇为参释，随日书之，以备遗忘。间有鄙见，可以推明诸先生之说者，亦附著之。乌乎！程子尚矣，先君子之学不肖孤不敢妄有称赞，晦庵书最后出，世之学者往往未究其蕴，而反以象占之说为疑。同志者于此傥有取焉，然后知程、朱二传不可相无，而晦庵之为书其条理愈密，其意味愈长，诚未可以骤窥而轻议也。乃若先君子之说，则类多与晦庵合，第先君子专自圣人画卦之意求之，晦庵兼自圣人命爻之意求之，此为小异，要亦相表里耳。嘉定九年岁次丙子春三月甲申，陵阳李心传谨序。

嘉定十有七年月正元日，皇帝御大庆殿朝百官，诏尚书都省曰：「朕惟伊川先生绍明道学，为宋儒宗。虽屡被褒荣，而世禄弗及，未称崇奖儒先之意。可访求其后，特与录用」。德音传播，天下诵之。盖自伊川之被荐而入经筵，逮今百四十年矣。愚不佞，盖尝网罗中天以来放失旧闻，编年著录，次第送官，因得窃考道学之废兴，乃天下安危国家隆替之所关系，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惇、京、桧、侂之际也。程子曰：「周公殁，圣人之道不行；孟轲死，圣人之学不传」。夫道即学，学即道，而程子异言之，何也？盖行义以达其道者，圣贤在上者之事也；学以致其道者，圣贤在下者之事也。舍道则非学，舍学则非道，故学道爱人，圣师以为训，倡明道学，先贤以自任，未尝歧为二焉。自数十年，不幸憸邪谗谄之小人立为道学之目以废君子，而号为君子之徒者亦未尝深知所谓道、所谓学也，则往往从而自讳之，可不叹哉！子曰：「道之将行也与，命也；道之将废也与，命也」。故今参取百四十年之间道学废兴之故，萃为一书，谓之《道命录》，盖以为天下安危国家隆替之所关系者，天实为之，而非惇、京、桧、侂之徒所能与也。虽然，抑又有感者。元祐道学之兴废系乎司马文正之存亡，绍兴道学之兴废系乎赵忠简之用舍，庆元道学之兴废系乎赵忠定之去留。彼一时也，圣贤之道学，其为厄已甚矣，而义理之在人心者，讫不可得而泯也。孟子曰：「圣人之于天道也，命也，有性焉，君子不谓命也」。故由孔子之言，则有天下国家者可以知所戒；由孟子之言，则修身守道者可以知所任。至若近世诸公，或先附后畔，或始疑终信。视其所以，则先附后畔皆出于一时利害之私，而始疑终信则由夫动心忍性，增益其所不能而致此也。又有或出或入之士，义利交战于中，而卒之依违俯仰，以求媚于世，盖所谓焉能为有、焉能为亡者必也。见善明，用心刚，而卓然不惑于生死祸福之际，于道学也其庶几乎。嘉熙三年己亥夏五月之吉，朝奉大夫、守尚书工部侍郎、兼秘书监、兼史馆修撰、兼修玉牒官、仁寿县开国男、食邑三百户、赐紫金鱼袋李心传序。

维咸淳五年岁次己巳，十有一月朔，越二十有六日，门人金履祥，谨以清酌庶羞致祖道之奠，昭告于先师北山先生子何子曰：呜呼先生，道德之隆。孰能形容，已有鲁翁。昔我侑奠，能言一二；今此祖行，祗言微意。念昔多歧，中心漾漾，既得鲁翁，指我宗师。甲寅季秋，时始受学，「截断为人」，一语梦觉。谓古圣贤，一敬畏心，曾子终身，临渊履冰。然所敬畏，匪拘匪慑，常以为重，则罔或越。谓凡事物，用各不同，曷云万殊，一理所通。盖凡事物，有恰好处，万殊一本，维此之故。谓昔程子，上蔡初来，曰此可望，展拓得开。予亦谓子，于此可进，难乎有常，戒尔所病。出入师门，馀十五年，受教虽多，愧负师言。閒关悠悠，绪业未卒，今丧夫子，嗟悔何及！比岁卜居，求义所安，先生曰然，大书「仁山」。先生既没，我始成室，揭揭庭颜，依依典则。北山之南，先生所盘；南山之北，先生所宁。伏哭柩前，诀此一奠，哀我斯文，曷以报称！寻恰好处，存敬畏心，终期展拓，不辱师门。呜呼哀哉，尚飨！

程子曰：先儒皆以静为见天地之心，不知动之端，乃天地之心也。非知道者，孰能识之？

天地之化，包括无外，运行无穷，万类散殊，品物形著。圣人作《易》，所以体天地之撰，而夫子赞《易》，独于《复》之一卦系之曰：「复其见天地之心」。夫以卦而论，则卦之六十有四，爻之三百八十有奇，皆天地之心所寓也。以时而论，则春生夏长，万宝秋成，形形色色，生生性性，皆天地之心所为也。而圣人谓天地之心，独于《复》有见焉，盖六十四卦，固天地之用，不难见也，惟《复》乃见天地之心。春敷夏长，万物生成，皆天地之迹，不难见也，惟《复》乃见天地之心。夫所谓天地之心者何也？仁也。生生之初也，语其象，则《复》卦一爻是也。夫当穷冬之时，五阴在上，天地闭塞，寒气用事，风霜严凝，雨雪交作，万物肃杀之极，天地之间，若已殆无生息，而一阳之仁，乃已潜回于地中。吁！此天地生生之所以为化生万物之初乎？异时生气磅礴，品物流行，皆从此中出。故程子谓一阳复于下，乃天地生物之心也。盖其仁意浑然，而万化之全美已具；生气闯然，而一毫之形迹未呈。此其所以为天地之心，而造化之端，生物之始也欤！故邵子《冬至吟》有曰：「一阳初动处，万物未生时。元酒味方淡，太音声正希」。夫淡者，味之本，为醪为醴，皆从此生。希者，声之真，翕如纯如，皆从此变。而又终之曰：「此言如不信，更请问庖牺」。愚谓此一爻象天地之心，乃庖牺画卦之始。今人但见六十四卦更互交错，却不知孔子独于《复》之一阳赞之曰「天地之心」，何也？此一阳爻，正是伏羲画卦之始也。周子见此意本于先天一图，所谓天根者也。盖有生生之心，是以有天地生生之用。伏羲画卦，先从天地之心画起，故先画一阳爻，以其相生，于是而有偶，又乘之而为四象，又乘之而为八卦，又乘之而为六十四卦，皆一画之生，而此心之用也。此一道理直看，则此一阳六十四卦之始，是为天地生生之心，《太极图说》见之。横看则卦气《剥》为纯坤，天地生物若已尽矣，而一阳又复，是为天地不穷之心，《先天图》见之。程子又曰：「先儒皆以静为见天地之心，盖不知动之端乃天地之心也，非知道者，孰能识之？夫《复》卦一阳在下，便见动之端。先儒如王弼辈，乃解为动在于地，是为静见天地之心。盖看卦象不明，所以看道理不出。大抵才说静时，便是死杀，是固亦天地之迹。如何见天地之心？惟于极静之中，而乃有动之端焉，是乃天地之心也。然以理而论，则静不足以见天地之心，而动之端乃天地之心；以人心而论，则动不能见天地之心，而静可以见天地之心，何则？人之所以失其良心，迷此仁性，而终不能见天地之心者，盖其欲动情胜，而常失之于动也。夫物之感人无穷，人之好恶无节，此心所存，逐物而动，则飞扬升降，幻贸驰驱，安能体认义理，充养仁心？其于天地之心，固然莫知也。故学者亦须收视反听，澄心定虑，然后可以玩索天理，省察初心，而有以见天地之心。所以《复》之《象》曰：「先王以至日闭关，商旅不行，后不省方」。《记》仲冬之月亦曰：「君子斋戒，处必掩身，去声色，禁嗜欲，安形性」。凡此，无非说静之工夫。虽曰古人如此，凡以养此阳气之微，然古人所以见得道理分明，保得仁心全固，亦是以此工夫得之。故静之工夫，古人以此养阳气之微。学者当以此观义理之妙，则天地之心岂不跃然而可见哉！故又尝谓有天道之复，有吾心之复。天道之复，前所说是也；吾心之复，则凡善念之动是也。盖四端之心，无时不发，而就中恻隐之心最先且最多。此正天地之心在吾心者。大抵人虽日营营于人欲之中，孰无一线天理之萌？此即吾心之复也。人自不察，亦自不充耳。所以不察不充，正由汩于动而不能静之故。故学者须是于此下耐静工夫。察此一念天理之复，充此所复天理之正，而敬以持之，学以广之，力行以践之，古人求仁之功，盖得诸此。然则茂对天时之复，以反求吾心之复，惟诸君勉之！

是知《复》者，特此心之初耳。说《复》之后，无以长养之，则复者失矣。朱子所谓复而不固，则屡失屡复者也。自天地之有此《复》也，日长日盛，进而为《临》，又进而为《泰》，又进而为《大壮》，又进而为《泰》，又进而为纯《乾》矣。人心之有是复也，亦必日增日长，进而为《临》之大，为《泰》之通，又进而为《大壮》之动，以及《夬》之刚决，《乾》之不息，而与天合德焉，此又《复》之后工夫也。又况凡事莫不有复，如学宫既废而新，则为学校之复；纲常既晦而明，则为世道之复；国家既危而安，则为国势之复。贤卿帅出镇大邦，作兴学校，崇建明伦堂，此学校之复也。纲常既废而复明，国势阽危而复振，在诸君子，必有得于《复》之义而充《复》之功用者，幸不废焉。

「性也」之性，是气质之性，「有性焉」之性，是天地之性，此固不待言，惟二「命」字难分。「有命焉」之命一节，是气之理；「命也」之命一节，是理之气。何以谓气之理？是就气上说，而理亦在其中，为之品节限制。何以谓理之气？是就理上说，而气却在于其中，有清浊厚薄之不同。盖理气未始相离，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，气以成形，而理亦赋焉，犹命令也。然理则一，而气则有清浊厚薄之不同，所以在人便有智愚、贤否、贵贱、贫富之异，而理固无一而不在焉，此皆所谓命也。但「命也」之命，自其清浊厚薄者言之，则全属气；「有命焉」之命，因其贫贱富贵之分限言之，则便属理。「命也」之命在前，「有命焉」之命在后，然方其清浊厚薄，便自有贫贱富贵。然才有贫富贱贵，便自有上下品节，所以总谓之命。但其上一截，清浊厚薄全属气，到贫富贵贱各有品节，则属理，此两「命」字所以同、所以异者如此。

仁义五者，非命也。到得所值不同，则命也。故程子、朱子当初于此五者之命，见其说不去，却把命也推上去，说清浊厚薄所值不同，以补其语意，此说尽之矣。五者之命，程子清浊厚薄之说尽之。夫清浊厚薄，气也，而清浊发于所知，厚薄发于所值。自其清者言之，则仁之于父子也自至，义之于君臣也自尽，礼之于宾主也自节，智自能辨贤否焉，圣人自能吻合乎天道；自其浊者言之，则于父子而仁有所窒，于君臣而义有未充，于宾主而礼有未合，于贤否而智有所昏，于天道固不能如圣人之自然吻合。此命之有清浊也。自其厚者言之，则为父而得其子之孝，为子而得其父之慈，为君而得其臣之忠，为臣而遇其君之敬，宾主之相得，贤否之会避，圣人而得位、得名、得禄、得寿。自其薄者言之，则子孝而有瞽瞍之父，父慈而有朱均之子，君贤而有管、蔡之臣，臣忠而有龙逢、比干之戮，为主而晋侯见弱于齐，为宾而鲁君不礼于楚。以言乎智，则晏婴而不知仲尼，以言乎圣与天道，而孔子不得其位，此命之厚薄也。气化流行，纷纶错揉，化生人物，随处不同。或清或浊，或厚或薄，四者相经相纬、相揉相杂而发于心，验于身，遇于事，各有不同者。清者生知安行，而浊者则反是，厚者气数遇合，而薄者则不同，此所以谓之命也。程子发此四字，《或问》兼存两说，尝以是质之何先生矣。先生曰：「然」。故笔之。「目之于色也」以下五句，是气质自然之欲，故断之曰「性也」，此是顺结。「仁之于父子也」以下五句，是人心自然之理，乃结之曰「命也」，此却反结，何耶？曰，「目之于色」五事，是就人身言「仁之于父子」五事，是就人事言。有此形气，便有此五者，故曰性；就人事言，则所处所遇自是有不同，故曰命。然人以前五者，在人身为性，而求必得之，故孟子指出天分，谓各有限制之不同，故曰「有命焉，君子不谓性」。人以后五者，在人事为命而不求尽，故孟子指出源头，谓本有义理之不异，故曰「有性焉，君子不谓命」。谓之「君子不谓性」，则知一谓之性者，世人之言也；谓之「君子不谓命」，则知一谓之命者，亦世人言也。故朱子有世人之说。履祥又闻之王先生曰：《孟子》后断「命也」一句，是歇后语。

颜伯奇父为录事参军于建康，不有其餐钱，营小轩听事之后以为便坐，摘取明道子程子之话言，榜之曰「存爱」，而谓予记之。予于伯奇父同官，而交又厚，乃不辞而言曰：一轩方丈而赢，名之侈矣，焉用记。然其名轩之意与义有足记者。君子之欲仕，非谓其位之足以荣其身也，亦曰有位则可以济乎人而已耳。位有高卑，斋有广狭，济可必也。济之广狭，吾安能必之哉？盖有爱物之心，斯有爱物之事，不必高位而后可也。苟有是心，则随其力之所及而民受其赐。使仕者人人皆存是心，则天下之大，将无一夫不受其赐矣。惟其不然，故民之得其所者不能什一，而冤失职者什九也。夫爱物之心，一存一否之间而效之相绝如此，则爱其可暂忘耶！夫爱者，仁之发也，善之端也。有人焉，体仁而尽此善，则其仕也，自己而物，皆天理之流行。爱自存也，非存之也。降此而心能存于爱物，则其仕也优，而庶乎仁之功矣。虽然，特未易也。利害辐辏，志气交驰，爱物之念其存者几，苟不兢兢于此，则始终舛戾，何可胜算？轩之名且记者用此。今夫一命之士多矣，岂皆泊然无爱于心。爱有公私，势无两大。彼私其爱者，知有己而已，而物我之爱卒两失之。于己之私爱云者，非吾所谓爱也。伯奇父既异于彼矣，因轩之名，味名之义，于爱物之心既存之又存之，一念一虑存之，此伯奇所用力而󶽸然不自足者。他日流风所感，后来者坐于此，而惕然有省，怡然有得，则伯奇父之美不孤矣。不然，则此轩乃胚胎厉民之所也，其何爱之存？伯奇父，姑苏人，名椅。伯奇父，字也。遥师考亭于学禁方张时，守其训甚于亲炙之者。与人简易，而守义不可夺，如蔺相如之璧，不雕饰揣摩，以搂大官之知，其所长也。嘉定七年正月中浣日，雉山周师成记，汴人赵师夏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