宝庆三年某月，南雄州始立周子、二程子、朱子之祠于学，教授三山陈应龙以书属建人真某为之记。某曰：四先生之道高矣美矣，抑某之愚，未能窥其藩也，将何词以记之！虽然，昔尝闻其略矣。道之大原出于天，其用在天下，其传在圣贤，此子思子之《中庸》所以有性道教之别也。盖性者智愚所同得，道者今古之共由，而明道阐教以觉斯人，则非圣贤莫能与。故自尧舜至于孔子，率五百岁而圣人出。孔子既没，曾子、子思与邹孟子复先后而推明之。百有馀岁之间，一圣三贤，更相授受，然后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之所以开天常、立人纪者，粲焉昭陈，垂示罔极。然则天之生圣贤也，夫岂苟然哉！不幸战国、嬴秦以后，学术泮散，无所统盟。虽以董相、韩文公之贤，相望于汉唐，而于渊源之正、体用之全，犹有未究其极者，故仅能著卫道之功于一时，而无以任传道之责于万世。天启圣朝，文治休洽，于是天禧、明道以来，迄于中兴之世，大儒继出，以主张斯文为己任，盖孔孟之道至周子而复明，周子之道至二程子而益明，二程之道至朱子而大明，其视曾子、子思、邹孟氏之传，若合符节，岂人所能为也哉？天也。然四先生之学，岂若世之立奇见、尚新说、求出乎前人所未及耶？凡亦因乎天而已。盖自荀杨氏以恶与混为性，而不知天命之本然；老庄氏以虚无为道，而不知天理之至实；佛氏以刬灭彝伦为教，而不知天叙之不可易。周子生乎绝学之后，乃独深探本原，阐发幽秘，二程子见而知之，朱子又闻而知之，述作相承，本末具备。自是人知性不外乎仁义礼智而恶与混非性也，道不离乎日用事物而虚无非道也，教必本于君臣父子夫妇昆弟而刬灭彝伦非教也。阐圣学之户庭，祛世人之矇瞆，千载相传之正统，其不在兹乎？呜呼，天之幸斯文也其亦至矣！南雄为郡，邈在峤南，士习视中州，号称近厚。夫以近厚之资，迪之以至正之学，必将有俛焉自力者。然陈君之所望于学者，果焉属耶？天之命我，万善具全，一毫有亏，是旷天职，昔之君子凛然渊冰，没世弗懈者，凡以全吾所受焉耳。嗟后之世何其与古戾也，利欲之风深入肺腑，理义之习目为阔迂，己之良贵弃置如弁髦，而轩裳外物，则决性命以求之弗舍也。吁，是可不谓之大惑乎！志于道者，其将奚所用力乎？缅观往昔，百圣相传，敬之一言，实其心法。盖天下之理，惟中为至正，惟诚为至极。然敬所以中，不敬则无中也，敬而后能诚，非敬则无以为诚也。气之决骤轶于奔驷，敬则其衔辔也；情之横放甚于溃川，敬则其堤防也。故周子主静之言，程子主一之训，皆其为人最切者，而子朱子又丁宁反覆之。学者傥于是而知勉焉，思虑未萌，必戒必惧，事物既接，必恭必敬，动静相因，无少间断，则天德全而人欲泯。大本之所以立，达道之所以行，其不由此欤！陈君幸以为然，则愿以此刻于祠之壁，为学者观省之助。若夫诵其言而不反诸躬，惟其名之趍而匪实之践，是岂四先生立教之意哉？又岂陈君所望于南邦之士者哉？

程子曰：「骄气盈，吝气歉」。文公曰：「骄者吝之枝叶，吝者骄之本根，未有骄而不吝，未有吝而不骄」。此一章更当熟思。盈与歉各是一病，文公乃以为二者相因而生，又谓骄生于吝，何也？盖吝者气不足也，惟其无浩然之气，所以鄙陋局促，容受不得。内而德善未有少进，便自以为有馀；外而势位稍或高人，便有陵忽之意。俗谚所谓「器小易盈」，正此谓也。惟其小而吝，是以易骄盈。使其有江河之量，无不容受，则虽德至于圣贤而不以为足，位至于王公不以为可矜。前章所谓弘毅，弘则规模广大而不吝矣，不吝则不骄矣，正当参玩也。

斋铭所疑，无非切问。注释「志学」「从心」一段，词义精密，非有涵泳省察之功，不能及此。但详味铭之始末，所谓「人之晞圣，资盖鲜夷，亦或仅有」，而言人之能有志于晞圣，此资质绝难得。来谕乃以人皆可为尧舜，凡人与圣人资性本自一般破之。但铭辞元只下一资字，恐未可草草看。且资性二字，亦不可不别。若论性之本体，则性即理也，无有不善。夫人皆可以为尧舜，故孟子有道性善，必称尧舜以实之，所以明人之性善，不以贤且知有馀，愚不肖为不足。今止言资，则别有说。资字虽于经无明證，然以字义言之，谓之资质、资禀、才资，大抵只是气质之类。气质之性却未免有昏明清浊，得气之清明者为圣人，或昏或浊者凡人。为人能于此亟加澄治之功，而自此充而为尧舜，亦无不可。然则谓之鲜夷，亦不妨否？来教又以《同人》之卦「同乎人者，同此资也」，取义又别，又有比而同之之病。「我材甚良，载年孔当，舍彼旧辙，靡为物降」，却方说三十而立以后事。至「命以义知」，即知命也；「心非外假」，即嘿识心通也。此以下遂言「至于不踰，夫孰禦者」，则彼其词意，于志学节次亦甚分明。但说到立字，不甚痛快，诚有如来教之所谓疏略者。至于「虽则云然，有言于兹，是二非一，必也贯之」，以我晞圣，则犹是二；以身体之，从向上着实充去，则方是一，故曰「必也贯之」。若逐段做去，乃是非一。须是贯得精粗无二，特熟与不熟有差别耳，却不须说以何而贯之。「曾参之忠，端木之恕」，两说稍似间断，亦尝如来谕所及者。面质叶丈，其说乃谓此二语互发，作文固多有此体。因复举程氏之说，所谓「维天之命」等语问之，渠云：此忠恕之极至处，在学者分上，要切己体认，只是从尽己推己、中心如心之类推寻将去，乃为切近。如世间人所谓忠于君父，忠于友朋，及恕心、恕法之类，大槩同此一说。忠即体，恕即用，即所谓大本达道，不可拆看也。来教又于一贯之后，将子思违道不远之语衮说在下，不知在高意，亦尝分别否？盖曾子之忠恕，在圣人分上言之，程子所谓动以天者是也。子思之所谓忠恕，乃在学者分上言之，所谓尽己推己之类是也。此处亦不可糊涂看过。来谕又云，己者忠也，不施所欲于人，恕也。但尽己之谓忠，本在尽字上发明忠字。今只一个己字，便说己者忠也，却恐语脉太快，意义反未足，更详思之，却以下教。从心所欲不踰矩，古注元是有如字一音，旧见先儒多只作平声读，义味稍深长。盖言圣人至此，则随其心之所欲，而自不踰矩。胡氏所谓「随所意欲，莫非至理。心即体，欲即用，体即道，用即义」，最为详密。今来却增一丝旁，作放纵之纵。固是古注亦有此音，前辈亦有从此说者。但云在他人之心一纵，其失如何；惟圣则能纵心，却不出矩。词义俱似未莹。来谕又谓自志学至纵心之序，所以示学者，使之措其功，此说固不差。但见诸说中，惟朱氏所云「圣人生知安行，固无积累之渐，故其心自能至此也。是其日用之间，必有独觉其进而不及知者，故因其近似以自名，欲学者以是为则而自勉，非心实自圣而姑为是退托也」，此一段义比诸家稍密，并以录呈。

来教所谓资性之说，本之于《易》之资生，继之以孟氏之性善之论，以及于伊洛气禀之说。先指大本，乃及其次，源流固自正当。但资之与性，字义各别，亦须别白令分晓。董子所谓「有能致之资」，注云：「资，材质也」。程子铭李仲通之墓，亦曰：「刚柔杂揉兮，美恶不齐。圣虽学作兮，所贵者资。便儇皎厉兮，去道远而」。前辈论资字，只是作如此说，难以与性字混而言之。若夫所谓资生，则资取也，言乾道之元，万物之所取以为始者。资字只训资取、资藉之资，却是必欲以是解资质之资，固亦可以牵合；但要求一实字以證此资，令一语可尽，不费杂说，则须当如董子、程子之说。某非强为叶丈主张者，但见其「人之晞圣，资盖鲜夷」之句，与明道「圣虽学作，所贵者资」二语，词意直是相类，元非害义，似亦可以放过也。大抵门下之所论者，皆是性之本体，故人可以为尧舜及同人于野之说，自其同者言之。而叶丈之文，乃言气质有清浊厚薄之异，故谓之鲜夷，自其异者言之。至意与用字各自不同，故不免有如来教之所疑尔。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此意便与「施诸己而不愿，亦勿施于人」同理。己者忠也，只说恕便有忠在其间。若分出一己字作忠字，便伤于凿，语意反不浑然。如何？更详思之。从心只从本字，作平声读，似不费力。今仍欲增一丝旁，作放纵之纵，亦说得去。但来教难仆从心之说曰：「从心所欲，则欲出于心；人之有欲，即从心出，不待至七十方从心出」。此则不然。欲虽人之所有，然欲有善不善存焉。若圣人，既以生知之质，学力又到，至七十时随其心之所欲为而自不踰则，此殆与门下放纵之说自不相远。独区区之意，欲从陈氏、胡氏诸家之说者，盖谓避得放纵字，少病耳。有如来教，必欲从放纵之说，则大意元自同，更无用辩。

开禧中，余始识辅汉卿于都城。汉卿从朱文公最久，尽得公平生语言文字。每过余，相与孰复诵味，辄移晷弗去。余既补外，汉卿悉举以相畀。嘉定元年，余届成都，度周卿请刻本以幸后学。余曰：「余非敢靳也，所为弗敢传者，恐以误后学耳」。周卿艴然曰：「奚至是」？余曰：「子知今之学者之病乎？凡千数百年不得其传者，今诸儒先之讲析既精，后学之粹类亦广，而闽浙庸蜀之锓刻者已遍于天下。若稍损赀用，则立可以充厨牣几。苟有小慧纤能，涉其大指，则亦能以缀说缉文。或以语诸人，则亦若稍尝从事焉者。奚必诵先圣书而后为学乎，亦取诸此而足矣。且张宣公以程子之意类聚孔、孟言仁，而文公犹恐其长学者欲速好径之心，滋入耳出口之弊。脱是书之行，其无乃非公所云云者乎！吾甚惧焉」。周卿由是姑徐之，后数年，竟从余乞本刊诸青衣。彼不过余所藏十之二三耳，然余且谓周卿曰：「子其以此意著于篇端，俾学者毋袭是弊也」。其后李贯之刊于江东，则已十之六七；今史廉叔所得黄子洪类本，则公之说至是几无复遗馀矣。廉叔将板行，以余有志于斯也，属叙所以作。余为言尝所以告周卿者，廉叔曰：「然则已诸」？曰：巳之无伤。虽然，安于小成、甘于自弃者，气质之偏而无以矫之也，而秉彝好德之心谁独无之？余前所忧，盖为世之专事乎耳目口笔，苟以哗众取宠而无志乎远且大者也。傥不忍自薄其身，则无宁身深体孰玩，以为求端用力之标准者乎！今未可槩以是为疑而閟其传，盍遂以此冠篇而并刻之，将听学者之自择焉。子洪名士毅，姑苏人，尝类文公集百五十卷，今藏之策府，又类注《仪礼》，未成书云。

某闻之程子曰：「圣贤之言不得已也，有是言则是理明，无是言则天下之理有阙焉」。又曰：「后之人始执卷则以文为先，平生所为多于圣人，然有之无补，无之无阙」。窃尝以是读圣贤之书，如《易》《书》《诗》《春秋》，篇具一体，不相袭沿。至于曾子、子思、孟子，亦皆孔氏不言之意，非为是以求闻于世也，不则无以宅天衷、奠民极、障人欲、祛世迷，凡不得已而有言也。自灵均而后，始有文辞之士，或竞相摹拟，或刊落陈言。千七百年，何啻数千百家，然而所谓无是言则理有阙者，自汉毛、董而后至近世诸儒宗，盖可屈指，而所谓有之无补、无之无阙者，则不知其几千百家矣。某自少已知有清江彭公，论谏炳炳，心乡往之。其后得公《内治圣监》之书，自正始于家，刑善于国，凿凿乎疏而理也。又得《止堂训蒙》之书，自一本二气、五常五典，娓娓乎密而辩也。又于公之子钦见公手泽与楼、刘诸老为公铭竁，则益瞿然自失，曰是学之正传而吾不得亲炙之也。庐陵李公鼎受知于公有年矣，今将漕湖南，而公之子铉来为属，乃以公平生所为文刻诸湘西精舍，移书某命识篇首。于是尽得公言行本末，披诵累日。呜呼，所谓无是言则天下之理有阙者，非此其是与！公始读程子《易传》，知为学之要，又从朱、张子问辩讲切而学益成。繇是尊闻行知，造次理道。居而训子孙，淑朋类，必孝弟谨信，志道依仁也，必穷理格物，谨独守约也；出而告君父，敩世子。必正心修身，事亲刑家，畏天爱民也，必尊儒务学，简修劝忠，别慝瘅恶也。盖言未有不根诸理，而理未有不求诸近，非若异端之诬民、文士之哗世也。绍熙定省之议，伏墀扣额，恳恳然有号泣随亲，起敬起孝之意。至如陈源依冯城社、间谍两宫，韩侂胄出入宫闱、与闻大政，脱少婴忤，流窜随之，公尽力排抵，无少回挠。刘文节公以论吴端出台，公以博士争之。公非有当言之责也，油然发衷，不能自已。呜呼，是言也，使见用于绍熙，则二圣重欢，必有以感移人心、迓续天命，而内禅之事毋遽也；见思于庆元，则政归中书，必有以登吁众正、绍开丕平，而学禁边议之纷纷不作也。伊尹之告太甲，曰「惟朕以怿，万世有辞」，曰「嗣王克终厥德，实万世无疆之休」。盖古人处君臣之变，一言一动为万世喜，为万世忧。然则公于此而无言也，不亦阙之甚与！文集凡四十有七卷，《训蒙》《圣监》与《别集》不与。绍定三年秋九月己丑朔，临邛魏某序。

右，枢密直学士蒋堂希鲁二诗，前诗遂翁者，乃公自号也。元厚之赋淮漕司庭桧诗，有「孤根元是遂翁移」之语，即指公也。少愚则白云张氏字也。公再守杭，白云自蜀游杭，道旧赋诗，情思蔼然，而笔画劲直有法，尤为可宝。传谓公脩洁，遇事不少屈，好学工文词，尤耆作诗，而伊川程子记蜀守，亦称公损遨乐、毁淫祠、修府舍三事，观此盖可想见其为人矣。或曰之二诗盖装背失次，后诗当在前，乃白云留杭日面致，故书名；前诗当在后，乃白云去杭后寄往，故称私号。亦未知然否。

王氏之盛也，江南学者争称门生；其黜也，讳焉。苏氏之学争尚于元祐，而讳称于绍圣以后，又大显于阜陵褒崇之日。至程子诸儒，亦莫不随时之抑扬而为轻重。迨近世，则朱、张子诸儒一话一言散落人间者，无一不显，予之精力弊于题识。虽然，予甚惧焉。李君盍为我语诸同志，其相与用力于不睹不闻，以庶几无负于诸老先生之训。

某被命南迁，涉绥宁境，戴令翿见其子立本，问奚字，曰仁夫。明年，令满戍，之靖请辞，仁夫侍侧，谒余字义。余语之曰：学之道莫大于求仁。仁本我有，而恶乎求之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，及其长也，无不知敬其兄也。是理也，至切至近，而人由之不知也。有子即人所共知者而还以示之，曰：「君子务本，本立而道生。孝弟也者，其为仁之本与」！其示人可谓切近。释者曰：「先能事父兄，然后仁道可大成」。程子虑不达者误谓孝弟乃仁之本，又疑孝弟与仁异体也，则蔽之曰「孝弟是仁之一事」，谓行仁自孝弟始，其义滋益晓然。呜呼，仁夫！其无以他求，其亦内反诸心，凡家庭屋漏之隐、日用饮食之近，随事而著，皆是物也。是本既立矣，日引月长，其油然而生也，庸可已乎！《书》曰「宅心知训」，仁夫其尚懋敬哉！

周元公先生自庆历间与程大夫为友，二程子从之游盖昉乎此，横渠张子则于二子而有闻焉。前倡后承，积百馀年而后其道大明。绍兴初，胡文定公始请爵程子兄弟而从食于先圣先师。绍兴末，向侯子忞始祠元公于舂陵。至隆兴、乾道以来，则三先生辙迹所蔇皆有祠，而横渠张子以降，亦随其所历而与享之。朱文公、张宣公前后所为祠记，盖不知其几矣。文公、宣公既各赐谥，某奉使潼川，遂以四先生易名为请，俞音风厉，由是郡国皆有祠。某虽不佞，猥嗣记载，为文者又已七八矣，盖非其乡邑、非其仕国亦无不祠焉。余表兄高瞻叔定子守长宁，始至，属士于学而告之以人位两间、天赋甚厚、自待太凉，其末勉之以希圣希贤，毋以小伎自足。又叹师道之不明也，于是祠四先生于学，而朱、张二子配焉。移书某，令叙所以作。顾在他人犹弗敢辞，矧吾兄乎？然而学益久而忧益深，记益多而疑益甚。盖古不以绘象事鬼神，不以非族享鬼神，《记》谓「释奠于其先师」，释者曰：「如《礼》有高堂，《乐》有制氏，《书》有伏生，《诗》有毛公，亿可以为之」。《记》谓「释奠者必有合」，释者曰：「如唐虞有夷夔，周有周公，鲁有孔子，各自奠之。若国无先圣、先师，则与邻国合」。夫三代之学者，有专经授徒如汉儒者乎？有人所师表而白首不见用者乎？若有功烈如夷、夔、周公则祭于大烝，又岂学者所得祠乎？审如传者之说，此必为秦汉以后之制。而况古所谓庠序，皆为乡民行射饮、读教法之所，事已则返于闾塾，事亲从兄，亲师取友，亦未有越乡违家、群居聚食如汉中世以来之学校者。故余于今之郡国祠先贤于学，谓事虽甚美而古未有考。或闻而笑之曰：「迂哉，必古之合而后可书，则先儒之记是祠也，无乃非与」！曰：不然也。余所谓忧益深疑益甚者，徒以风气日异、去本愈远耳。三代之王也，域九州以居民，不特天子诸侯有君师之职也，公卿有师保之义，里居有父师、少师之教，故民聚而教行。极于春秋、战国之乱，民散久矣，然犹有圣贤在下聚而教之。孔、孟氏没，俗流世坏，然专门名家之儒犹足以为之师也。故生则职教于里闾，没则释奠于学校，习是经也则祀是师，居是邦也则祀是贤。记礼之儒，释经之士，习见其事而笔之于书，而有国有家者相承不废，事虽不纯于古，不犹愈于日降日下、师废而民散者乎？父诏子承，师传友习，以工文艺为儒者之巨擘，以决科第为稽古之极功，以善权利为用世之要道。间有不肯自混于俗，则入佛入老，凿空架虚，疑周公、仲尼未睹此秘。不有周、程诸子为图为书，披聋发瞽，如是而为极为仪、为性命、为仁义礼知、为阴阳鬼神，即躬行日用之常示穷理致知之要，则人将泯泯愦愦，无所于闻。然则于师异指殊之久，犹赖诸儒之书发药而维持之，则是祠也，非扶世觉民之大务乎！虽然，余于此又有疑焉。自比岁以来，不惟诸儒之祠布满郡国，而诸儒之书家藏人诵，乃有剽窃语言，袭义理之近似以眩流俗，以欺庸有司，为规取利禄计，此又余所甚惧焉者。士登斯堂，盍相与共惟斯义，为其人以思之，除其害以持养之，则又郡侯所以望于吾䣊者，并儳言之。

盱江聂公善之以书来言曰：「吾比守赣，会峒猺弗宁，人情疑惧。吾为之任能物官，练士峙粮，凡以惠无告、扰弗若者，力所逮为，秋毫无所爱也，民用绥静，神罔恫怨。徒以心剿力疲，引分宜去。帝临有赫，照知厥衷，赋万寿宫之禄以华其归。重惟劳肄之久，一旦措诸安地，食寝有节，息游以时，腹心耳目复为我有，亦天下之至安且乐，未易与人言也。吾犹惧其狃于绕而怠乘之，则名吾堂曰『安乐必敬』，子为我书之」。予复以请曰：「孰与『敬安』之为简且严乎」！公曰：「诺哉，子并为记之」。予嘿识是语，盖太公《丹书》曰「敬胜怠者吉，怠胜敬者灭」，凡此不下百言，皆治心修身之事。武王得之，铭于几杖盘鉴、于带屦弓剑、于觞豆、于楹、于户牖，而「安乐必敬」云者，席之左端十六铭之首也。其文未必尚父所作，而荀卿、贾傅读之，大戴氏记之，况其书大较以敬为主，则圣门传心之要也，是恶可以无纪？予读《春秋传》，最爱臼季之语，曰「敬，德之聚也，能敬必有德」。夫自宫庭屋漏、日用饮食，推之应事接物，达之治国平天下，此孰非天命之流行？使斯须之顷放焉而不之收，则气得以帅志，物得以操己，而吾之存焉者寡矣。是故敬焉者，所以存此心而根万善者也。然而常人之情，困心衡虑，徵色发声，则心有主而德常聚，无法家拂士，无敌国外患，则心无主而德流，是犹物为主而我为客也。姑又以浅者言之，祈寒甚暑，人情之所惮也，而在宗庙、朝廷若对大宾、临大敌，则忘之；临私朝、返内寝，则寒暑已操其柄；至于燕居，则凡以避喧趋爽、塞向即炎之备，靡不毕陈矣。呜呼，是孰为致然邪！人能充类以求，随事而察，而有以真知其为天之所命，则必将竦然知畏，其于不睹不闻之顷、宴安佚乐之时，有必不敢自画者矣。程子曰「主一之谓敬，无适之谓一」，视臼季之言则义愈密而词弥约，学者滋有以用其力矣。公盖深知此味，将循名责实者也，予尚申言之，以求是正云。

公讳彦约，字简甫，南康军都昌人。嘉定九年，了翁与公分乘使传于蜀道，为忘年交。上践阼踰月，召公及真公德秀、邹公应龙，公以明年二月入见，又得同侍上左右。公尝经帷进读《三朝宝训》至太宗取士、章圣选官皆以德行为先，乃言曰：「古人以德行为才，十六才子自齐圣广渊、明允笃诚、忠肃恭懿、宣慈惠和，凡皆德行之所发见。后世以欺诈暴虐为才，如狄之酆舒、晋之知伯、齐之盆成括皆以才称，卒于败事，其实小人，本非才也」。了翁闻而叹曰：「义理之不明久矣，程子言才禀于气，气有清浊，禀其清者为贤，禀其浊者为愚。然后知无不善者性也，可为善者情也，苟无其才则徒善不能以有行。又尝以是观诸近世，如先正大老以诚心实德绥靖家邦者才也，以正学卓识统承洙泗者才也，以深醇尔雅丕变文弊者才也。若口道先王语而聚歛以剥下、深文以残民、开边以殄国如王、吕、章、蔡，而尚曰才之云，则吾曹公之所耻也」。公以孝友著于家，以忠信得乎朋友，以岂弟行诸郡国，以忠忱格于君父，呜呼！公之所谓才，非公不足以当之。公之先避唐末之乱，繇宣之南陵徙都昌之龟山。自龟山后十有二世，皆以经行称于乡。曾大父克，大父敦礼，皆不仕。父兴宗，故左从政郎、鄂州司理参军，累赠光禄大夫。妣黄氏，封太安人，赠齐安郡太夫人。公少迈爽，六岁而孤，知哀戚。年十八后，三与宾贡，擢淳熙八年进士第，授广德军建平尉。丁齐安忧，服除，调桂阳军录事参军，改辰溪令。未上，又辟司法参军，改宣教郎知饶州乐平县。秩满入都，会择边守，政府以公应诏，主管江西安抚司机宜文字。开禧元年，以前诏差知澧州，未及上。明年，端明殿学士薛公叔似以湖北宣谕升宣抚京西湖北，辟公主管机宜文字。其冬虏围襄、安，游骑至汉阳军，盗贼蔽野而军阙守，以公摄事。至军未几，虏大入枣阳、信阳，而襄阳将帅，内自相戕。公绝江见薛，勉以持重。搜土豪得许卨，俾总民兵；赵观，俾防水道；党仲升，俾将宣抚司军屯郡城。十一月乙未，虏兵重围安陆；辛丑，游骑闯汉川。公授观方略，俾渔者拒守南河。十二月丁未朔，虏骑至南河之北，观逆击，斩其先锋。虏造战舰，观火之。大军继进，自十二月辛未至三年正月丁丑朔，昼夜殊死战，北渡追击，虏自是不敢近汉阳。时安陆被兵已久，群盗蜂起，公命仲升、卨擒捕，皆骇散。三月，以守禦功进秩二等，即授汉阳。宇文公绍节代吴公猎为宣抚治鄂，兼领江陵，公言：「不筑枣阳不足以守随，守随而德安安矣；不筑信阳不足以守安，守安而黄安矣；不筑神马坡、樊城不足以守襄，守襄而光化安矣」。且言沿江师少，和不可恃。又谓：「京湖之势以鄂渚为腹心，以江陵、德安为两臂，其馀犹十指。襄州虽大，不过骈拇巨擘耳。今若顺腹心臂指之势，则宣阃不当兼江陵，若都统制在襄则副都统当在江陵」。所论皆切中事机。嘉定改元，诏求言，公上封指陈剀切。会绍节以公政绩闻，诏任满与监司差遣。八月，除荆湖北路提举常平茶盐，会鄂州与湖广总领财赋皆阙，以公摄事。首劾贪吏，罢厢官受讼，还富民桩籴之谷，劝以减价出粜，免荻场经量悉归诸民，蠲米谷薪炭之征，岁不下数万缗，代偿前官市物缗钱。以舟运败者千数，株连瘐死，公取开禧二年以前负者悉蠲之，馀各有差。先是，公初领常平事，每以湖北旱蝗为虑，亟言于朝，丐籴以备春旱，又乞假鄂帑官缗以贷下户种粮。明年旱，三月，公由鄂还治常德，下教列郡，选僚属二人兴发劝分，具有科条。澧州奉行不虔，逮吏鞫之，一道皆耸。十月，改提点刑狱。十二月，改湖南路转运判官。先是，开禧三年，盗起郴而桂阳吏不以实闻。桂阳当湖南、江西、广东三路之脊，山川险绝，盗窟其间。江西群不逞相挺而起，东践吉、南安，西逼郴、衡，南蹂韶、石，北抵攸，环数千里盗区，朝廷调江鄂军，降敕榜，捐官资、缗钱，名捕渠魁，累岁不得要领，而江西专以招安诲盗，诡降覆出，朝廷患之。公以壬午被命，甲申上道，三年正月庚寅朔领漕事于益阳。时贼已破安仁、茶陵、桂阳三邑，迫攸县，长沙汹惧，公亲至攸督运，人心乃定。会帅去，以公摄事，朝廷下江西招安之请于帅司，公谓犯众怒，损国威，持不可。三月，除直秘阁知潭州、荆湖南路安抚。公规置稍定，乃督诸将逼贼巢而屯，贼李新败死，李如松、钟安诚、李文杰稍稍出降。时郴盗李孟一谋攻桂阳，公趋屯命诸将分禦，贼知有备，乃间道突韶之乐平，公命守隘俟其归。越三日，贼夜登百丈岭以遁，公移军蹙之，贼大溃。官军焚其栅，遁入顶头寨，又围之。渠率李元砺率众数千来援孟一。先是罗世传与元砺有隙，密请于公，乘其出穴而攻之。公录赏格以报而供其乏，世传果擒元砺以献。公以除夕还长沙，四年正月庚寅复出督战，二月戊午破顶头寨，生擒孟一，馀党悉平。世传恃功桀骜，池州都统制方深交之，欲委世传尽统前后洞，悉撤湖南、江西两路之戍。公固争不可，宰士不悦。九月，世传猖獗，如公所料。公白于朝，俾许国纠合前后洞丁讨平之。公以衡之水口、郴之青要、桂阳之上犹皆要地，而阔远不相应援，朝廷用其议，析茶陵、桂阳、郴县诸乡置酃、资与桂东三县，移潭、衡州禁军阙额衣粮以召募土丁，省冗员以选辟令佐，至今便之。以功进直龙图阁。五年春，以吏部郎官召，而谤书浸闻矣，六月上印还家。先是时相之弟守潭，兄子守吉，已而盗起，躏吉摇潭，遂以公与王公居安代二郡守。盗平第功，嫌不便于前人，故二守之赏不及而归，后反以烦言罢免，此于公奚损，而朝廷黜陟之权病矣。公庆元间由龟山徙居南康城下，既又得地数十亩于城东三里外，为圃曰「湖庄」，筑室读书，罕至城市。时宰语人曰：「人言曹长沙与人争功，二年无一字至庙堂，此岂竞进者耶」！七年，忽被命主管武夷山冲佑观。八年，以元职除利州路转运判官，兼知利州。明年关外艰食，公先以本司所储减价尽粜，又辍缗钱赈赡，劝分免役，通商蠲税，丐僧牒于朝，告籴于邻路以济。公忧蜀边，著《病夫议》以风，大抵谓制总节制三司，权分而议不一，知事者不敢任事，畏事者常至失事。领帅权者当近边境，当拥亲兵；有兵权者当领经费，当宽用度。其他如训忠义，覈间探，条理甚详。厥后四川制阃虽暂徙利州，而兵财异掌，卒莫能合。是岁秋，命董四川类省试，讫事以病求归。十年二月，差知宁国府，寻命守泸州，而公已出峡。八月，差知隆兴府、江南西路安抚。会江东西大旱，公入竟，罢吉、抚州糯米籴本盐钞，不以赋民，遣吏鬻之淮东，籴及时而民不病。十二年，蜀边被兵，朝论以《病夫议》善识时务，且因蜀人之思，五月乙未朔，除大理卿，壬寅除权户部侍郎。公力辞，未报，六月辛巳，除宝谟阁待制知成都府。公体朝廷选用，不敢礼辞，乞赴阙奏事，不报。再移书庙堂请对，权相惮其来，八月甲子朔，改知福州。公且行且辞，十月丙子，以集英殿修撰知潭州。公再上祠请，乃得提举亳州明道宫。十四年冬，提举常德府桃源万寿宫。明年正月朔，除焕章阁待制提举嵩山崇福宫。洎上访落，以公为兵部侍郎，兼同修国史、实录院同修撰。三辞不获命，谒告踰月。宝庆元年二月入对，首劝上讲学，防近习乘间；次言当以庆历、元祐听言为法，以绍圣、崇、观讳言为戒；卒言祖宗爱民之意上通于天，宜敕边吏，不当效尤丑虏，结怨吾民。上嘉劳再三。会下诏求言，公封章言：「给舍欲正君臣之分，而陛下宜自伸兄弟之恩」。时朝廷方以言为讳，故公及之。九月，兼侍讲。未半月，除礼部侍郎，兼职依旧。二年六月谢病，除宝谟阁直学士提举佑神观，兼侍读，公求去愈力。三年，除兵部尚书，力辞不拜。四月，除宝章阁学士知常德府，陛辞，劝上以修身讲学为要，献唐张蕴古、赵师民二箴，请图之坐右，且奏求言虽切而下情犹未通，爱民虽勤而横敛犹未革。上曰：「其病安在」？公曰：「台谏专论人主，不及时政，下情安得通？苞苴公行于都城，则州县横歛无可疑者」。时权相专忌，人以公言为难。公又奏夷狄盗贼之患，惟在处置得宜，一曰守道，二曰固本，三曰通财，四曰稽众，五曰爱民。上顾问五者何先，奏曰：「稽众为先」。是日经筵进读《高宗宝训》彻章，公辞锡赉，弗许；辞常德之命，又弗许。五月，再提举嵩山崇福宫。公还故居之上陇，贸赐金，会宗族。病弗已，自草遗表，其略云：「望陛下精勤务学，恭俭修身。屈己以求直言，不恶其讦；守信以禦外侮，不邀其功。塞炎荒迁谪之门，绝馈遗往来之路。疾奸贪以宽民力，进恬退以厚士风」。病革，遗令歛以布素，不含珠玉，不用巫觋、浮屠，三月而葬。又言自陈致仕，不可叙阀阅。绍定元年十二月己巳晦，卒于正寝，年七十有二。明年三月己丑，诸孤奉柩葬于都昌县汇泽乡枥田之原，公自卜也。卒官太中大夫，职宝章閤学士，爵都昌县开国子，食邑六百户，诏以华文阁学士、通议大夫致仕。遗表闻，诏赠宣奉大夫，官其后二人。公元配萧氏，国子祭酒、礼部侍郎之敏之女，先四十有五年卒，累赠淑人。继室黄氏，通判潮州瑰之女，封淑人。子男五人：士充，早卒；士况，宣教郎、新知岳州巴陵县事；士规，故儒林郎、宁国府太平县主簿，后公三日而卒；士兖，承务郎、新蕲州都大监辖蕲口镇仓库、兼烟火公事；士冕，承务郎。女三人：长适成忠郎、前监宁国府泾县酒税牛斗极，次适同郡陈畤，幼适湖口萧九式。长、次女皆先卒。孙男八人，女二人。公笃实爱民，出于天禀。其为政精密，务尽理道，所至救荒恤菑，蠲逋已责，宽酒搉，裁商征，察廪庾，谨储籴，茍利于民，如己渴饥。至议役法，尤切切注意，所为条教皆通疏缜密可为法。嘉泰都城灾，公上书时相，乞宽党禁，人所难言。公之行师专以胜残去杀为本，封章奏篇，必以杀平民、戮降附、张虚捷为拂天理，绝民望，失祖宗仁爱之德，非痛革此弊不可以祈天永命。自汉阳乘边，惟行此志。二年湖南，所诛惟各捕首恶十数，未尝轻戮一人。方贼未平，增捕生之赏视旧十倍，或谓斩级亦当立赏，公曰：「此非蛮夷比，朝为峒寇，夕为省民，吾固欲生之耳」。故首恶既摺，胁从易散。公才禀素高，辅以讲学。朱文公守南康，兄弟亲炙之，为白鹿洞书院诸生。后十四年，见文公于长沙，又述所知行而请益焉。其师友渊源盖如此，是以理明行修，出入中外垂三十年，人以其进退为时重轻。考诸近世名卿而观公之所成就，信乎公之所谓才者矣。平生所著《舆地纲目》十五卷、《昌谷类稿》六十卷、《经幄管见》七卷，藏于家。公殁之六年，士况抵予书曰：「无禄先君即世，墓道之石未有以铭也，大惧幽潜未昭，将诸孤死且不瞑。莫如子也知我父者，敢流涕百拜以请」。予每叹昔之人选于众，听于国人，旁蒐一世之才，仅济一世之用，而且廪乎有不给之虑也。后世俗薄民散，才既鲜少，又率以党论迭为偾兴。一则常以其半置在閒散，故才不周用；次则久閒者多君子，而小人虽閒不肯久也；三则弃之聪明未衰之日，而用之老疾交侵之后（下缺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