按班固《艺文志》种别六经，其《春秋》家有《国语》二十一篇，注左丘明著。至汉司马子长撰《史记》，遂据《国语》、《世本》、《战国策》以成其书。当汉《左传》，秘而未行，又不立于学官，故此书亦勿显。惟上贤达识之士，好而尊之，俗儒勿识也。逮东汉《左传》渐布，名儒始悟向来《公》、《谷》肤近之说，而多归《左氏》。及杜元凯研精训诂，木铎天下，古今真谬之学一旦冰释，虽《国语》亦从而大行，盖其书并出丘明。自魏晋以后，书录所题，皆云《春秋外传国语》，是则《左传》为内，《国语》为外，二书相辅，以成大业。凡事详于内者略于外，备于外者简于内。先儒孔、晁亦以为然。自郑众、贾逵、王肃、虞翻、唐固、韦昭之徒，并治其章句，申之注释，为六经流亚，非复诸子之伦。自馀名儒硕士，好是学者不可胜记。历世离乱，经籍亡逸，今此书惟韦氏所解传于世，诸家章句遂无存者。然观韦氏所叙，以郑众、贾逵、虞翻、唐固为主而增损之，故其注备而有体，可谓一家之名学。惟唐文人柳子厚作《非国语》二篇，捃摭《左氏》意外微细以为诋訾，然未足掩其鸿美。左篇今完然与经籍并行无损也，庸何伤于道？因略记前世名儒传学姓氏别之：

后汉大司农郑众，字仲师，作《国语章句》，亡其篇数。

汉侍中贾逵，字景伯，作《左氏春秋》及《国语解诂》五十一篇，《左传》三十篇，《国语》二十一篇，《隋志》云二十卷。唐已亡。

魏中领军王肃，字子雍，作《春秋外传》、《国语章句》一卷，《隋志》云梁有二十二卷，《唐志》亦云二十二卷。

吴侍御史虞翻，字仲翔，注《春秋外传国语》二十一卷。

吴尚书仆射唐固，字子正，注《春秋外传国语》二十一卷。

吴中书仆射、侍中、高陵亭侯韦昭，字弘嗣，注《春秋外传国语》二十一卷。《隋志》云二十二卷，《唐志》二十一卷，与今见行篇次同。

晋五经博士孔晁注《春秋外传国语》二十卷，《唐志》二十一卷。

右按古今卷第亦多不同，或云二十一篇，或二十二卷，或二十卷。然据班《志》最先出，贾逵次之，皆云二十一篇，此实旧书之定数。其后或互有损益，盖诸儒章句烦简不同，折简并篇，自名其学，盖不足疑也。要之，《艺文志》为审矣。又按先儒未有为《国语》音者，盖外内传文多相涉，字音亦通故邪？然近世传旧音一篇，不著撰人名氏，寻其说乃唐人也。何以證之？据解犬戎树惇，引鄯州羌为说。夫改鄯善国为州，自唐始耳。然其音简陋，不足名书，但其间时出异闻，义均鸡肋。庠因暇辄记其所阙，不觉盈篇。今因旧本而广之，凡成三卷。其字音反切，除存本说外，悉以陆德明《经传释文》为主，亦将稽旧学，除臆说也。惟陆音不载者，则以《说文》、字书、《集韵》等附益之，号曰《国语补音》。其间阙疑，请俟鸿博。非敢传之达识，姑以示儿曹云。宋庠序。

议曰：皇上更化之元年，收召故老，褒表名节，开众正之路，发潜德之光。凡有关于人心风化者，次第修举。先是，侍讲朱公、张公及公，俱以一代儒宗，扶掖道统，经生学士，靡然向风，然皆不至大位，弗获尽宣其用，论者惜之。会有以朱公易名为请，上心悯焉，亟命有司定议。好尚既明，闻者兴起。于后连帅邦侯，钦承德意，相继条奏，故张公寻亦得谥。猗欤伟哉！真足以表揭民极，敷贲人文，垂万世无疆之福也。丕视功载，维彼二公蔚乎相望，矧并时同道、硕大光明有如公者，可无褒典，以诏来世乎？窃尝谓儒者之道，贯乎三极，续绝起坠，必待其人。周衰，孔孟没，而斯道无传。宋兴，二程作，而微言复阐。南渡以来，儒先凋落，学者不见前辈典型，漫失其真。公河岳间气，文献故家。自正献公修践相业，汲川诸贤遣子荥阳公亲受业于河南之门，独得宗旨。公承休济美，远有源流。擢进士高第、博学宏词科，公自视欿然，思欲会理成身，化今传后，以上接贤圣之绪。尝观其《读书记》有曰：「宁学圣人而未至，不欲以一善成名」。则公之所自期，人固莫窥其际矣。由是益极群书，尚论千古，凡天地之运化，万物之纠纷，世故之推移，人事之终始，悉加寻绎，夙宵靡皇。时朱公、张公与有志斯事，互相劘切，不为苟同，必求至于一是而止。文教宣昭，朋从簪盍，公翕受乐与，如海斯纳。操偏矫曲，如绳斯设；指迷迪昏，如斗斯揭。莫不随其气质，俾之成就。盖有自负其能、高视一世、壁立倚天者，及见公，降心屏气，敛锋藏锷，脱去故习，若未尝有挟者焉。此岂声音笑貌所能感动哉！乾道、淳熙间，孝庙锐意致理，登延英隽。公以儒官召。尝因轮对，劝帝求实学，用真儒。居亡何，以忧去。及起公史馆，犹举独运万机一说，反覆为帝言之。帝竦闻高论，深加器异，善类注目，待公施设，而公疾矣。沈痼累岁，人为兴戚。公左图右书，讲贯不辍，曾不以死生忧患累其心。自非学底于成，笃于信道，孰能与此？噫！学之难成久矣。细行之不矜，小者之或遗，皆未足以言成。惟公器可大受，力足超诣，而又虚己受人，博取约守，故其降才为成才，进德为成德，养性为成性。内之成己，外之成物，皆是学也。考之遗编，其学以孝弟忠信为本，收敛持养为要。其著书立言，无非明民至理。经世大法，曰《家范》，曰《家箴》，本末具举。读《诗》有记，大事有记，或参取毛、郑众氏之说，或昭明《春秋》绝笔之旨。其他纂述尚多，虽未论次，而人诵家藏，见者珍重。兹所以畅群儒之异同，示众言之折衷，卓然为世师表者欤。天而未丧斯文，少假公年，上之得君行道，使天下蒙被休泽；次之尽言明道，使后学及见全书，则公之初志，或庶几焉。方之古人，为世纯儒，则董仲舒而不失之迂；德备性全，其黄叔度之流，而言论风旨，尤为有传乎。九原如可作也，微公其谁与归！谨按《谥法》：「开物济务、通达强立曰成」。公学探几先，道昌天下，体立用具，言皆可行，非「开物济务」乎？充类知至，日著月明，任重道远，死而后已，非「通达强立」乎？谥曰成，于议为称。谨议。

燕人脍鲤，方寸切其腴以啖所贵。腴，鱼腹下肥处也。故杜子美诗云：「偏劝腹腴贵年少」。

《醢人》云：「羞豆之实，𨠑食糁食」。郑司农云：「𨠑食，以酒为饼」。贾公彦云：「𨠑，粥也，以酒𨠑为饼，若今起胶饼」。郑司农云：「糁食，菜餗蒸」。贾公彦云：「若今煮菜谓之蒸菜」。起胶饼盖今炊饼，蒸菜盖今裹鲭邪？蜀人凡果蔬皆渍之醯中以为蒸餗。《周官·醯人》云：「醯人掌五齐七菹。王举，则供齐菹醯物六十瓮」。齐即齑也，岂蜀人尚有古风邪？

在旁曰帷，在上曰幕，四合象宫室曰幄，坐上承尘曰帟。凡言设大次小次者皆幄也，大次在坛壝之外，小次去坛远矣。

凡言「货贿」，金玉曰货，布帛曰贿。货自然物，贿以人功乃成。

水钟曰泽，泽无水曰薮。

上于下曰赐，下于上曰献。若尊敬前人，虽上于下亦曰献。通行曰馈，上于下、下于上及平敌相与，皆可曰馈。

《大司徒》：「里宰以岁时合耦于锄」。郑康成云：「锄音助者，里宰治处，若今街弹之室，于此合耦」。今昆阳城中有汉街弹碑。

《土训》：「掌道地图，以诏地事，道地慝」。郑康成云：「地慝若瘴蛊然」。贾公彦云：「瘴即瘴气，出于地也；蛊即蛊毒，人所为也」。

《保氏》：教国子六艺，「三曰五射，四曰五驭」。郑司农云：「五射，白矢、参连、剡注、襄尺、井仪也。五驭，鸣和鸾、逐水曲、过君表、舞交衢、逐禽左」。贾公彦云：「白矢者，矢在侯而贯侯过，见其镞白。参连者，前放一矢，后三矢相连而去也。剡注者，谓羽头高，镞低，而去剡剡然。襄尺者，臣与君射，不与君并立，襄君一尺而退。井仪者，四矢贯侯，如井之容。鸣和鸾者，和者在式，鸾者在衡，升车则马动，马动则鸾鸣，鸾鸣则和应。逐水曲者，御者逐水势之屈曲而不坠水。过君表者，褐缠旃以为门，间容握驱而入，轚则不得入。舞交衢者，御车在交道，车旋应于舞节也。逐禽左者，御驱逆之，车驱禽兽使左，当人君所射。凡君自左射」。故公彦又云：「此当先郑别有所见，或以义而言」。以义而言则不可，言别有所见则可，又不知公彦何依据如是训释也。

《小宰》云：「听买卖以质剂」。《司市》云：「以质剂结信而止讼」。《质人》云：「大市以质，小事以剂」。郑康成云：「质剂为两书一札，同而别之，长曰质，短曰剂，若今下手书」。贾公彦云：「汉时下手书若今画指券」。岂今细民弃妻手摹者乎？不然，则今奴婢券不能书者画指节，及江南田宅契，亦用手摹也。

《太祝》：「辨九𢷎」。𢷎即拜也。一曰稽首，拜头至地也。二曰顿首，拜叩头至地也。三曰空首，拜头至手，所谓拜手也。唐人书末言「谨空」，盖空首也。九曰肃拜，但俯下手，若今时揖（于至反）。又曰：「介者不拜」。《左氏》曰：「为事故敢肃使者」。又曰：「推手曰揖，引手曰揖」。

宋子京别纸多云：「伏奉手毕」。南人谓笔为毕，因效之，盖以为手笔耳。子京乃谓手简（《尔雅》：「简谓之毕。」《学记》曰：「呻其佔毕。」）。

上古之人夜则伏，常苦恙蛊食人心，故晨兴相见，辄相问言：「得无恙乎」？

左思《蜀都赋》云：「邛竹缘岭，菌桂临崖。旁植龙目，侧生荔支」。故张九龄赋《荔支》云：「虽观上国之光，而被侧生之诮」。老杜亦云：「侧生野岸及江蒲，不热丹宫满玉壶。云壑布衣鲐背死，劳人害马翠眉须」也。龙眼惟闽中及南越有之，太冲自言，十年作赋，三都所有，皆责土物之贡，至于言「龙目」，亦不自知其失也。「云壑布衣」，盖言临武长唐羌也。

《左传》：子产曰「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夭昏」。大死曰札，小疫曰瘥，短折曰夭，未名曰昏。

荀卿云：「蟹六跪而二螯」。其实八跪也，盖古人作语时有省不省耳。扬子云：「蟹之郭索，后蚓黄泉」。语约而寡过也。

问：《周礼》，周之旧典礼经也，其疑比他经特甚。郑众按《书序》「成王既黜殷命，还归在丰，作《周官》」，谓为此官。贾公彦以「五年营成周，六年制礼作乐」，谓为此礼。所作果何时？公岂不能身致太平，何为自苦思虑，忧及来世，作为此书，以遗后世纷纷之论欤？孟氏谓公思兼三王，有不合者，仰而思之，坐以待旦，其精神心术尽在是与？诸侯恶其害己而去其籍，一厄也；始皇绝灭诗书，而搜求其籍烧之独悉，再厄也；至汉而其书始出，武帝不之信，不以寘之学官，又一厄也。三厄之馀，所谓阙文者往往于是失之欤？所幸者未尽亡于世，而疑信者半也。何休「六国阴谋」之诋，林孝存「渎乱不验」之排，所非果何见？唐太宗读之，则曰真圣作也；王通叹制作之备，则曰千载之上未有如周公者，所是果何据？折以「吾从周」之言，夫子岂欺我哉？王莽尝从之矣，而有列肆井区之扰；荆公尝从之矣，而有青苗、保甲之说。岂繁密琐碎必有公而后能行，而后世不敢一尝试欤？姑舍是而论，尤有可疑者。什一定赋，古制也，而或十而一，十而三，二十而五；用民不过三日，古制也，而丰年旬用三日，几十倍于前，古不足稽欤？周之兴也，关市讥而不征，而廛人有五布之歛；泽梁无禁，而玉府入䱷人之征，文王不足法欤？《酒诰》之戒商民也，曰「勿庸杀之」，而掌戮则有搏戮之政；《无逸》之戒成王也，曰「无淫于田」，而司马致禽馌兽之法特加详焉，《书》与《礼》异经欤？夫家之征，所以重闲民之禁也，而转移执事又以一职任焉；伪饰有禁，所以杜侈靡也，而王之金玉玩好则有掌焉，一经亦不必同旨欤？噫！公之书能信于孔、孟、文中子，而不能信于何休、林孝存之流；能行于周而不能行于王莽、荆公之时；能使太宗之叹服，而不能释武帝之疑，何欤？疑之而轻议者，行之而背驰者，其为不知等耳，于公何损？本朝名儒不为不知公者，复雠之事，伊川疑之；盟诅之设，横渠疑之；欧阳公疑征役，苏黄门疑封建，胡五峰疑宫阃。岂其非公全书，或有得以杂之欤？诸公之疑其非者，乃所以深信其是欤？果然，则公之心其能安于千载之下欤？若是者皆难通，试讨论焉。

明堂所以有五室者何？《尚书帝命验》曰：「帝者承天，立五府，赤曰文祖，黄曰神升，白曰显纪，黑曰无矩，苍曰灵府」。郑康成曰：「五府与周明堂同」。自夏以来，五室之制不改。周家以木室在东北，象木生于寅；火室在东南，象火生于巳；金室在西南，象金起于申；水室在西北，象水起于亥；土室居中者，象土总御五行，寄治四方，不专一隅之义也。其名，木室曰青阳，火室曰明堂，土室曰太室，金室曰总章，水室曰玄堂。青阳者，言春之色与阳之气。明堂者，夏为朱明，是其体之明也。太室者，太大也。土功最大，馀行比之为小，以其含容广大也。总章者，总，法也，章，明也。至秋万物已成，光明洁鲜云。玄堂者，玄，黑也。冬杀为阴，故取黑义。秦更制九室，其法不传。后汉之营明堂，遂改周制。张衡所谓复庙重屋八达九房者。或曰九室十二坐，以象九州十二月。宋营明堂，止为十二大屋，无户牖之制。齐从王俭议，更复五室。梁武帝欲有述作，乃下制，与群臣大议曰：「堂准《大戴礼》：『九室、八牖、三十六户，以茅盖屋，上圆下方』。郑康成据《援神契》，亦曰『上圆下方』，曰『八窗四闼』。明堂之义。本是祭五帝神，而九室之数，未见其礼。若以五堂而言，虽当五帝之数，面南则背叶光纪，面北则背赤熛怒，东面西面又亦如之，于事殊未可安。且明堂之祭五帝，则是总义；在郊之祭五帝，则是别义。宗祀所配，复应有室，若专配一室，则是义非配五；若皆配五，则便成五位。以理而言，明堂本无有室」。朱异以为：「《月令》『天子居明堂左个右个』。听朔之礼，既在明堂，今若无室，则于义诚阙」。制曰「若如郑义，听朔必在明堂，于此则人神混淆，恭严之道有废。《春秋》云：『介居二大国之间』。此言明堂左右个者，谓所祀五帝堂之南，又有小室，亦号明堂，分为三处听朔。既三处，则有左右之义。在营域之内，明堂之外，则有个名，故曰明堂左右个也。以此而言，听朔之处，自在五帝堂之外。神既有别，理无相干」。议遂不能定。天监十二年，虞㬭建言：「《周礼》，明堂九尺之筵，以为高下脩广之数。堂崇一筵，故阶高九尺。汉家制度，犹遵此礼，故张衡引『度堂以筵』者也。郑康成以庙寝三制既同，俱应以九尺为度」。制曰：「可」。于是燬宋太极殿，以其材构明堂十二楹，基准太庙。以中央六楹安六座，悉南向。由东第一青帝，第二赤帝，第三黄帝，第四白帝，第五黑帝。配帝总配享五帝，在阼阶东上，西向。大殿后又为小殿五楹，以为五佐室焉。后周采《三辅黄图》，欲建九室，不能成。隋牛里仁建言：「三代相沿，咸有损益，至于五室，确然不变。夫室以祭天，天实有五。若立九室四庑，所用布政视朔，自依其辰。郑司农谓十二月分在十二月青阳等左右之位，不云居室。康成亦言：每月于其时之堂而听政焉。礼图画个，皆在堂偏，是以须为五室」。唐高宗与群臣杂议，以五室为宜。故设昊天上帝于太室中央，南向；配帝于东南，西向；青帝于木室，西向；赤帝于火室，北向；黄帝于太室南户之西，北向；白帝于金室，东向；黑帝于水室，南向。其太昊、炎帝、轩辕、少昊、高辛之坐，各于五方帝之左，内向。差退勾芒、祝融、后土、蓐收、玄冥，坐于明堂廷中，各于其方，俱内向。故国朝从唐制，仪存《通礼》。臣按古谓明堂为五府，似五室之制，权舆于此。上世图籍沦闇不得，󲦤绅先生所能道者，又皆大较而言，不能纤细推处，故夏、周止云大享帝明堂，不言帝别一室。后世诸儒推而合之，分主五行，遂设神位，有其兴之，莫可废也。然汉制本为九室。薛综曰，堂后有九室，所以异周制云。若然，室在堂后，不为享帝之位明矣。故向背之间，梁武致疑；筵几之度，远而难质。今有司请以大庆殿即为明堂，仿古宜今，最为合礼。《周礼》书曰清庙明堂与路寝同制，此其验也。其五室权以幔幄为之，以明六天五帝蕝位，于礼无嫌。

按《虞书》，后夔曰：「戛击鸣球，搏拊琴瑟以咏，祖考来格」。孔安国传曰：「戛击，柷敔也。球，玉磬也。搏拊，韦为之。此舜庙堂之乐」。又曰：「下管鼗鼓，合止柷敔」。传曰：「堂下乐也。上下合止乐各有柷敔，故鸣球钟籥各自互见」。此则舜时堂上之乐差多于今矣。礼家之言曰，歌者在上，匏竹在下，贵人声也，而不及其他。《诗》称：「鼓钟钦钦，鼓瑟鼓琴，笙磬同音」。郑司农谓堂上堂下之钟磬与八音克谐也。《仪礼》「荷瑟升堂，笙人立于阶间」，亦其事也。自唐以来，凡祭天地，则乐县在坛下，钟磬从歌者位于坛上，埙及匏、竹立于坛下宫县之上。宗庙则县在庭，钟磬从歌者位于堂，匏、竹立于堂下。殿庭朝会如之。又据乐令，节鼓、歌工、琴、瑟、筝、筑在上，钟、磬、笙、和、箫、篪、埙在下。国朝大抵多遵唐旧法，惟登歌之制，若朝会则编钟在殿上之右，节鼓者一，歌者四，阮咸、九弦琴、七弦琴、筝、瑟、筑者各二，分列钟、磬之次；土与匏、竹三属皆二工，立于殿下。圆丘则悉坐坛上。宗庙会同之仪，咸有司摄事。乐悉升阶之仪，初无著令，乃诸工习常，自为差降耳。凡诸祭祀用乐者，天子不亲行，止用登歌，今列二图以志前后沿革云。

周官三百六十，而盐人属诸天官，其任至专，其责至重。及考其所掌之政令，而郑司农乃谓「受入教所处置」是也。盖受入处置一或失当，则为瘝官旷职，是岂容于不谨乎？海盐鲍郎盐场岁入三万五千六百石有奇，曩岁盐官兼领镇税，事务繁夥，赋课为难。嘉定庚辰，言路抗疏，上俞其请，始诏特置颛员。吴兴朱君不卑小官，毅然发轫籀挟，日一定式程，井井有条，清夷不紊。三载考绩，课额独登。会镇有阙政，暂烦共二，且将几年，曾不以代庖而有遐心。以文会友，以礼乡饮，以道理剖曲直。商旅阜通，闾里安辑，人皆曰所以幸吾邦者不浅。余谓记止是乎？亭民境壤与齐民接，挺私怙强，旧染成俗。亭民之谨畏者固不为，亭民之颉顽者不免也；齐民之恶少者所乐从，齐民之善良者不安也。君其爬罗，事功以兴；君其导齐，人心以格。亭民于是乎自爱，齐民由是以自适，又何其幸欤！虽然，此亦迹尔，要以廉勤为本，以公恕为守，故君子观其终，而后为不失。君今还朝，其能以条画事悉力而开陈之，则儒术之行，天下自富，岂特此时已哉！姑叙槩以示终誉。君名俯，字伯昂，中兴宰相之闻孙也。岁在甲申，日丙戌，黄寅序。

天子之礼，至尊无上。其居处则内有六寝六宫，外有三朝五门。其嫔御、侍卫、饮食、衣服、货贿之官，皆领于冢宰。其冕弁、车旗、宗祝、巫史、卜筮、瞽侑之官，皆领于宗伯。有师以道之教训，有傅以傅其德义，有保以保其身体。有师氏以微诏之，有保氏以谏其恶。前有疑，后有丞，左有辅，右有弼。其侍御仆从，罔匪正人，以旦夕承弼厥辟。出入起居，罔有不钦，发号施令，罔有不臧。在舆有旅贲之规（旅贲，勇士，掌执戈楯，夹车而趋。），位宁有官师之典（门屏之间谓之宁。），倚几有训诵之谏（工师所诵之谏书之于几也。），居寝有亵御之箴（𣊓，近也。），临事有瞽史之道，宴居有工师之诵。史为书（太史君举则书。），瞽为诗，工又诵箴谏，大夫规诲，士传言，庶人谤，商旅于市（旅，陈也，陈货物以示时所贵尚。），百工献艺（献其技艺以喻政事。）。动则左史书之，言则右史书之（其书《春秋》《尚书》有存者。），御瞽几声之上下（几，犹察也，察其存乐。）。不幸而至于有过，则又有争臣七人，面列廷争，以正救之。盖所以养之之备，至于如此。是以恭己南面，中心无为，以守至正。而貌之恭足以作肃，言之从足以作乂，视之明足以作哲，听之聪足以作谋，思之睿足以作圣，然后能以八柄驭群臣，八统驭万民，而赏无不庆，刑无不威，远无不至，迩无不服。傅说所谓「奉若天道，建邦设都，树后王君公，承以大夫师长。不惟逸豫，惟以乱民」，武王所谓「亶聪明，作元后，元后作民父母」，所谓「天降下民，作之君，作之师。惟其克相上帝，宠绥四方」，箕子所谓「皇建其有极，歛时五福，用敷锡厥庶民。惟时厥庶民于汝极，锡汝保极」，董子所谓「正心以正朝廷，正朝廷以正百官，正百官以正万民，正万民以正四方」者，正谓此也。何谓六寝六宫？曰，王大寝一，小寝五。大寝听政，故向明而治，故在前。小寝释服燕息也，故在后。其小寝一寝在中，四寝在于四角。春居东北，夏居东南，秋居西南，冬居西北，土王之月居中。后之六宫，正宫在前，五宫在后，其制如王之五寝。何谓三朝五门？曰，王宫之外门，一曰皋门，二曰雉门，三曰库门，四曰应门，五曰路门（又曰虎门，又曰毕门，此郑司农说也。康成以雉门在库门外而设两观。）。其朝在雉门之外者曰外朝，在路门之外者曰治朝，路寝之廷曰内朝（皋门之内，外朝也。朝士掌其法，小司寇掌其政。列三槐与九棘，设嘉石与肺石，而朝诸侯、听诏询大事在焉。应门之内，治朝也。司士正其位，宰夫掌其法，太仪正王之位，而王日视朝在焉。路门之内，燕朝也。太仪正其位，掌摈相，族人朝焉。《玉藻》曰：「朝服以视朝，退适路寝听政」，然则王日视朝于治朝，而退听政于燕朝矣。雉门之外悬治象，所以待民。应门之外设宗庙社稷，所以严神位。路门之外则九室，九卿朝焉。路寝之内亦九室，九嫔居焉。）。外朝之法，朝士掌之。左九棘，孤卿大夫位焉，群士在其后。右九棘，公侯伯子男位焉，群吏在其后。面三槐，三公位焉，州长众庶在其后。左嘉石，平罢民焉。右肺石，达穷民焉（小宗伯职曰建国之神位，右社稷，左宗庙，然则外朝在库门之外，皋门之内与。今司徒府有天子以下大会殿，亦古之外朝哉。周天子诸侯皆有三朝，外朝一，内朝二。内朝之在路门之内者，或谓之燕朝。）。何谓货贿？曰，有太府以受其货贿之入。关市之赋以待王之膳服，邦中之赋以待宾客，四郊之赋以待稍秣，家稍之赋以待匪颁，邦甸之赋以待工事，邦县之赋以待币帛，邦都之赋以待宗祀，山泽之赋以待丧纪，币馀之赋以待赐予。凡邦国之贡，以待吊用。凡万民之贡，以充府库。凡式贡之馀财，以供玩好之用。而金玉玩好，玉府掌之。良兵良器，内府掌之。王后世子衣服之用，则外府掌之。

《周礼·乐师》：「及彻，帅学士而歌彻」。郑司农谓将彻之时自有乐，故帅学士而歌彻。「三家者以雍彻」，说者谓天子祭宗庙用此以彻祭，随俎入奏《韶夏》，彻奠奏《雍》。唐祀天神以黄钟为宫，地祇以太簇为宫，人鬼以无射为宫，又以彻豆。今祭祀天地宗庙，无彻豆之曲，请考古以制乐章。

臣近以河北路差官置司，春夏放青苗钱与乡村坊郭人户，明取三分之利，每保须要第三等以上有物力人充甲头，督促峻责，逐县支俵，有伤国体。一路官吏，上下皆知不便，而以制置条例司是大臣主领，但人人腹非，而不敢公言。臣被顾三朝，而又职当安抚，实不忍雷同默默，遂详陈利害本末，乞更加博访。若臣言不妄，即乞尽罢诸路提举之官，只委逐路提点刑狱臣僚依常平旧法施行。所冀陛下洒然开悟，亟赐更改，使天下歌舞圣明，不为盛德之累。老臣献忠之心，岂有它也？今准都进奏院牒，却蒙制置司以臣言皆为不当，条件疏驳，乞申敕诸路，及直令进奏官张士程指挥本院，将晓谕中书劄子颁行天下。臣详制置司疏驳事件，即将臣元奏要切之语多从删去，唯举其大概，用偏辞曲为沮难，及引《周礼》国服为息之说，文其谬妄，上以欺罔圣听，下以愚弄天下之人，将使无复敢言其非者。臣不胜痛愤，须至再有辩列。欲望圣慈特纾亲览，然后降付中书、枢密看详，送御史台集百官定议。如臣所言不当，即甘从窜殛；若是制置司处置乖方，天下必受其弊，即乞依臣前奏，尽罢诸路提举官，只委提点刑狱臣僚依常平旧法施行，以慰众心。

一、臣前奏以元降敕语务在优民，不使兼并之家乘其急以邀倍息，而公家无以利其入。今乃乡村自第一等而下，皆立借钱贯百，其第三等以上人户更添数支给，坊郭人户有自己物业可充抵当、愿借请官钱者，依青苗例支借，不得过抵当物业价直之半。且乡村上三等并坊郭有物业人户，乃从来兼并之家也，今皆多得借钱，每得一贯令纳一贯三百文，则是官放息钱也，与元敕「抑兼并、济困乏」之意，绝相违戾。今制置条例司疏驳云：「言者以谓元降敕命云『公家无所利其入』，今河北提举官乃令取息三分，是与元敕绝相违戾，失信于百姓。本司今按《周礼》泉府之官，民之贷者取息有至二十而五，国之财用取具焉。今常平新法预俵青苗价钱，但约熟时酌中物价；若熟时物贵，即许量减市价纳钱，即是未定合纳实数。故河北提举官则约束州县，若情愿纳钱，不得过三分。至于京西、陕西等路提举官，则大抵约束不得过二分而已。此盖为量减时价指挥未有约定实数，恐遇纳时斛斗价例倍贵，州县量减钱数不多，却致亏损百姓，所以有此约束，即非法外擅为侵刻也。就诸路提举所纳，惟河北所约分数最多，然云不过三分之息，定取三分之息。若物价低平，即有合纳本色，不收其息；或只收一二分息之时，多少相补，比《周礼》贷民取息立定分数，已不为多。近降指挥，又令诸路预俵价钱，若遇物价极贵，亦不得过二分，即比《周礼》所取尤少」者。臣窃以既立太平之法，必无剥民取利之理，但汉儒以去圣之远，解释或有异同耳。按《周礼》：「泉府掌以市之征布，歛市之不售、货之滞于民用者，以其价买之物揭而书之，以待不时而买者，各从其抵」。郑众释云：「书其价，揭著其物也。不时买者，谓急求者也。抵，故价也」。臣谓周制，民有货在市而无人买，或有积滞而妨用者，则官以时价买之，书其物价以示民，若有急求者，则以官元买价与之，此所谓王道也。经又云：「凡赊者，祭祀无过旬日，丧纪无过三月」。郑众释云：「赊，贳也。以祭祀、丧纪，故从官贳买物」。唐贾公彦疏云：「赊与民不取利也」。经又云：「凡民之贷，与其有司辨之，以国服为之息」。郑众释云：「贷者，谓从官借本贾也，故有息，使民弗利，以其所贾之国所出为息也」。此所谓王道也。而郑康成释云：「以其于国服事之税为息也。于国事受园廛之田而贷万泉者，则期出息五百」。臣谓《周礼》园廛二十而税一，近郊十一，远郊二十而三，甸稍县都皆无过十二，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。漆林，自然而生，非人力所作，故税重。康成乃约此法，谓从官贷钱若受园廛之地，贷万钱者出息五百。公彦因而疏解，谓「近郊十一者，万钱期出息一千；远郊二十而三者，万钱期出息一千五百；甸稍县都之民，万钱期出息二千」。臣谓如此则须漆林之户取贷，方出息二千五百也。然当时未必如此。今放青苗钱，凡春贷十千，半年之内使令纳利二千；秋再放十千，至年终又令纳利二千，则是贷万钱不问远近之地，岁令出息四千也。《周礼》至远之地止出息二千，今青苗取利尚过《周礼》一倍，则制置司所言「比《周礼》贷民取息，立定分数已不为多」，亦是欺罔圣听，自谓天下之人皆不能辨也。且今古异制，贵于便时，《周礼》所载有不可施于今者，其事非一。若谓「泉府」一职今可施行，则上言以官钱买在市不售及民间积滞之货，候民急求则依元买价与之，民有祭祀、丧纪，就官中借物，限旬日、三月还官，而不取其利。制置司何不将此周公太平已试之法，尽申明而行？岂可独举注疏贷钱取息之利事，以诋天下之公言哉？郑康成又注云：「王莽时，贷以治产业者，但计赢所得受息，无过岁什一」。公彦疏解云：「王莽时虽计本多少为定，及其催科，惟所赢多少。假令万泉岁赢万泉，催一千；赢五千，催五百。馀皆据利催什一」。臣谓王莽时官贷本万钱，岁终赢得万钱，只令纳一千；若所赢钱更少，则纳息更薄。比今于青苗钱取利，尤为宽少。而王莽之后，上自两汉，下及有唐，更不闻有贷钱取利之法。今制置司遇尧舜之主，不以二帝三王之道上裨圣政，而贷钱取利，更过王莽之时，此天下不得不指以为非，而老臣不可以不辩也。况今天下田税已重，固非《周礼》什一之法，则又随亩更有农具、牛皮、盐钱、曲钱、鞋钱之类，凡十馀名件，谓之杂钱，每遇夏秋起纳官中，更将䌷绢斛斗低估价例，令民将此杂钱折纳。又，每岁将官盐散与人户，谓之蚕盐，令民折纳绢帛，更有预买、转运司和买两色䌷绢。如此之类，不可悉举，皆《周礼》田税什一之外加歛之物，取利已厚，伤农已深，柰何更引《周礼》国服为息之说，谓放青苗钱取利，乃周公太平已试之法？此则诬污圣典，蔽惑睿明，老臣得不太息而恸哭也！又，制置司所云「提举官约束州县，纳钱不得过三分、二分。盖为量减时价指挥未有约定实数，恐遇纳时斛斗价例倍贵，州县量减钱数不多，却致亏损百姓。若物价低平，即合纳本色，不收其息」。臣亦谓此论之不实也。缘小麦最为不耐停蓄之物，自来常平仓不籴，盖恐积留损坏。今岁诸路雨雪及时，二麦有望，麦价必贱，提举官必不肯令人户送纳本色。盖纳下本色，则无由变转。若于转运司兑换价钱，则诸处军粮支麦绝少，必难兑换。既难兑换，则占压本钱，下次却无钱散与人户。臣以此知制置司与提举官本无令人户送纳斛斗之意，故开此许纳见钱一门，将来只令言人户情愿送纳本色，则人户须至粜麦纳钱，岂不殃害百姓？惟陛下早悟臣言。

一、制置司云：「言者以谓三等户及城郭有物力户，即从来兼并之家，今乃立定贯百，许之贷借，即非抵兼并之意。又，河北提举官，每保须要上三等户一名，即上等人户，必不愿请。官吏既防贫户不能送纳，岂免差充甲头，以备代陪？又，河北提举官乃峻责州县，如人不愿请领，即结罪申报。若选官晓谕，人户却情愿请领，即当别作行遣。若选官晓谕，茍免捃拾，岂无贫下浮浪愿请之人，或须行散配？本司今按：乡村上三等及城郭有物业户内，亦有阙乏之人，就人取债，岂皆是兼并之家？今贷贫民有馀，则以俵此等人户，免令就私家取一倍之息，乃是元敕抑兼并之意。河北提举官每保须要上三等户一名者，盖为关防浮浪之人请去，将来难为催纳。若有上等户肯与同保，即非浮浪之人，自不须忧难为催纳；若无上三等户肯与同保，即自依准提举官公文，不许支俵，何须更行散配？若谓上三等必不肯请领，须是差作甲头，即自是抑勒，有违前法。况今年开封诸县已经俵散，甚有上三等户情愿请领，即非官吏抑勒。以近验远，事理可知。至于提举司约束官吏，如无人情愿请领，即结罪申报，别选官晓谕，乃只是关防因循避事坏法之人，即非迫胁官吏，须令抑配百姓。若提举官急于功利，讽令州县抑配与人，即诸路各有安抚、转运、提刑，其为朝廷委任，皆在提举之上。若有州县官员故欲隳坏新法，曲徇提举官抑勒百姓，自当纠举，依法施行，并具事状闻奏。岂宜以官吏违法之故，遂欲废法」？臣窃以乡村上三等及城郭有物业人户，非臣独知是从来兼并之家，此天下之人共知也。今制置司以为不是兼并之家者，只要多散青苗钱与之，而得利亦多也。其如元降敕意，本务拯济困乏，却将钱散与此等人户，则天下明知朝廷专以取利为意，实伤国体。制置司若谓《周官》有贷民之法，取之以道，于理无嫌，则今兼并之家例开质库，置课场；若恐取民倍息，以伤贫细，则所在皆可官自开置，以抑兼并。然自前世以来，恶其太近衰削，不忍为之。今青苗钱一事，无近于此乎？又云「每保须要上三等户一名者，盖关防浮浪之人请去，难为催纳」，此则抑勒之势，不假臣言而自明矣。又云「若谓上三等人户必不肯请领，须至差作甲头，即自是抑勒，有违前法」，此又殊不察事势人情，有不得已而为之者。且青苗之法，内有大臣力主，事在必行；外有专差之官，惟以散多为职办。州县官吏往往变抑勒而为情愿者，盖事势不得不惧，而人情不得不从也。监司之官，其于事势人情，亦何异此？九重高远，岂得尽知？唯陛下早赐辨察。

一、制置司云：「言者以谓躬行节俭，常节浮费，自然国用不乏，何必使兴利之臣四出，以致使远近之疑。本司今按：先王之政，未尝不以食货为始，张官置吏，大抵多为农事也。近世以来，农人尤为困苦。若朝廷但有徭役加之，初无岁时补助之法，自京畿陂防沟洫，多有不治，乃至都城侧近，绵地数百里，弃为污莱，父子夫妇，流离失业。四方遐僻，不可周知。一方水旱，则饿死者相枕藉，而流移者填道路。如前岁河北一饥，不免漕江淮之米以救之。然于人之流亡饿殍，未有补也。至于非泛用度，或不免就等第人户强借钱物，百姓典卖田产物业，以供暴令，此亦可谓国用之失。至于差役，困苦农民，使之失职，则士大夫之所共见，不待论说而后可知。故陛下即位诏书，丁宁以务农、理财、免人役为政事之急诫，方今宜忧，为在此也。今置提举常平广惠仓官兼管干农田水利差役事者，凡以为此而已，固非使之朘削百姓，以佐人主私费，亦岂得谓之兴利之臣，而以为致远近之疑」？臣详制置司所言提举常平仓官员不是兴利，今既明举贷钱取利之法，谓取之以道，于理无嫌，则非兴利而何？至于东南所差均输之官，亦皆兴利之臣也。且西川四路乡村，民多大姓，每一姓所有客户，动是三五百家，自来衣食贷借，仰以为生。今若差官置司，更以青苗钱与之，则客于主户处从来借贷既不可免，又须出此一重官中利息。其它大姓，则固不愿请领苗钱。又广南东西路，土旷人稀，水乡之俗，粗足生计，今亦置官司贷钱取利。故于远民，尤为不便，岂得不谓之以致远近之疑也？国家幅员至广，一方之有水旱，时所不免，然朝廷未尝不假贷粮种，尽救荒之政以济恤之，故得饥馑者复苏，流离者复安。自祖宗以来，可谓仁政充洽矣，而未尝曾就等第人户处强借钱物。唯是英宗皇帝及陛下即位之初，天下各有优赏，朝廷自京师应副未及，间有三两路州军曾于坊郭富民处权暂支借者，然亦即时辇还。今制置司指为「暴令」，以颁布天下，是唯知主张青苗之法，而不顾毁讟之甚，诚可骇也！唯陛下早赐省察。

一、制置司云：「言者以为坊郭人户既无青苗，不可贷借。本司今按常平旧法，亦粜与坊郭之人。今若俵散农民有馀，仍不许坊郭之人贷借，是令常平有滞积馀藏，而坊郭之人独不被赈救乏绝之恩也。《周礼》设贷民之法，即无都邑鄙野之限。今新法乃约《周礼》太平已试之法，即非专用陕西青苗条贯也」。臣详制置司此说尤为不实。盖自来常平仓遇岁年不稔、物价稍高、合减元价出粜之时，其乡村则逐处多下诸县取逐乡近下等第户姓名，印给关子，令收执赴仓，每户粜与三石，或两石以来；所是坊郭，则每日○细粜与浮居人户，每口五升，或一㪷以来。故民受实惠，甚济饥乏，即未曾坊郭有物业人户，乃来○粜常平仓斛斗者。此盖制置司以青苗为名，欲剩借钱与坊郭有物业之人，以望得利之多，假称《周礼》太平已试之法，以谓无都邑鄙野之限，以文其曲说，惟陛下深详其妄。

一、臣近准真定府路安抚使司公文，称：准河北都转运常平广惠仓司牒真定府，准制置条例司劄子，据河北都转运常平广惠仓司状，准朝旨于内藏库支到山东绢二十万疋，充常平本钱，寻分擘与诸州县出卖，必是破贷不了。欲将绢分作两等，上等每疋作一贯三百五十文省，次等每疋作一贯三百文省，召人户情愿依青苗见钱法请领。仰更切相度，如依减定价例，委是人户情愿，即依所申施行。如坊郭人户情愿请领者，亦听。常平司差帖殿侍康承丙称，自京般来绢二十万疋，唯有真定府未曾差人赴恩州请般。帖康承丙疾速往真定府管下县分，遍行催促，火急和雇脚乘，赴恩州请般，趁时支俵。勘会真定府于恩州支下绢三万疋，虽未般到，缘系准备充秋科青苗价钱，即不阙钱支用。若更差使臣下州府县分催促支散，及取索文字，深属张皇搔扰。牒臣本司请照会者。臣遂备录闻奏，庶朝廷见其为害之深，乞察臣前奏散青苗钱不便事理，早赐施行。却准中书劄子，奉圣旨，康承丙元系皮公弼等乞差充差使干当，兼累降指挥，令提刑司常切觉察，所散青苗钱，召人情愿，不得抑勒。或有抑配俵散，便令止绝，当职官员具姓名闻奏。劄与臣知者。臣勘会转运司昨将山东绢配卖与诸州军坊郭等第人户，每一疋估钱一贯五百三十文至一贯六百文以来，限半年纳钱，尚犹近下等第人户有破卖家财，方能贴陪送纳了当者。今常平提举官将山东绢二十万疋，上等者作一贯三百五十文，每一贯利二分，每疋已是一贯六百五十文省；下等者每疋作一贯三百文，并利亦是一贯六百文省，并随税只是百馀日省限纳足，与转运司配卖与坊郭人户价例全不相远，即于农民岂不为害？更差使臣督迫支俵，公文内动是火急之言，则州县小官唯是应命，茍免过咎，将抑配以为情愿，何处更可辨明？且制置三司条例司虽大臣主领，然终是定夺之所。今将绢二十万疋直行指挥，许散与乡村人户，依青苗法纳钱，及令坊郭人户愿请者亦听，则自来未见有定夺之司，事不关中书、枢密院，不奉圣旨，直可施行者。如此，则是中书外又有一中书也。然中书凡事亦须进呈，或候画可，方敢施行，未尝直便处分。唯陛下察其专也如此，则在外守职臣僚，其谁敢不禀从？望早赐辨察，使事归政府，庶于国体为便。

某闻天下有大物，宏深阔达至于无外，亘古今而不变，贯三才而两之，其致用甚明，而妙微莫测，违之者不可离，即之者不可既，惟圣人为能尽其事，古之人谓之道术。儒者，道术之所在者也。昔先圣祖述二帝之意，宪章文武之法，持以干世主而济斯民，至乎车辙之迹环天下而不售，退于洙泗之上，悼时命之不相，惧道术之无传，于是作六经而载之，以遗后世。探天地之心，索阴阳之隐，形鬼神之情状，原死生之始终，因消息满虚、奇耦逆顺之变，定吉凶悔吝，以明得失，崇盛德而广大业者，存乎《易》。颂文武之基，咏幽厉之灭，察礼义之存亡，观情性之邪正，因正变哀乐之差，言王道之成坏，劝明德而惩淫慝者，存乎《诗》。本尧舜之道，述三代之变，采东周之一得，录片善于费秦，因典谟训诰、征贡歌范之文，以明帝王之蕴，备稽古而应世变者，存乎《书》。异五礼之制，等三千之仪，谨度数之末节，畅隆杀之典训，因声明文物华质详简以为节文，通因革而记述作者，存乎《礼》。论咸章之律，述濩武之容，象帝者之所成，颂皇王之遗美，因声容节奏疾徐疏数之文以纪功德，察世变而观前圣之心者，存乎乐。举周公之成法，断鲁史之记事，诛穷奇之已死，拔元凯于无闻，别嫌明微，予夺褒贬，以成一王之法，正诛赏而弭贼乱者，存乎《春秋》。六经之作可谓盛，道术之意可谓明矣。学者得六经而读之，宜无待于人而自得焉。然孔子没，子夏退于西河之上，当是时，去孔子未久也，从之学者拟于夫子。孟子，孔子之孙子思之弟子也，视夫子盖百年耳。进退于齐梁之间，亲而师之者亦数百人。荀卿，出于孟子之后亦未远也，老于兰陵，李斯之徒，皆其弟子。夫子夏，孔门之高弟；孟荀，儒者之大成，人之从之，未足多怪。若董相之出于西京，马南郡、郑司农之在东汉，得遗经于煨烬之末，起礼学于绝灭之后，因训诂以测圣人之意，守章句以传师承之习，其视子夏、孟子、荀卿之徒远矣；然所在之地过于洙泗，天下之士闻其名者，莫不愿得而师之，赢粮而不以为劳，趼足而不能自已，跋涉河山之险，违弃桑梓之重，束脩而进者，率用千计，至以久次授业，不得见其眉宇，何哉？意可言而言不足以尽意，言可书而书不足以尽言也。惟言与书有不能尽者，则道术之传，虽资口耳方策，而口耳之间，方策之上，终不足以得道术。故诵《诗》读《书》，不若亲其人质疑问难，必资模范之益，虽有圣人之才，而师之道不可废也。虽然，董相当景武之际，黄老之习方炽，刑名之俗未革；马、郑在汉中世之后，世卿擅政，阍寺用权，而天下多事，皆非尊儒重道、清夷晏粲之时也。此三君子者，徒以道义私淑之人，尊高天下。当是时，士犹背流俗而独行，冒党禁而不顾，从而学之，若是之盛。使圣人在上，儒术尊明，进无壅遏之虞，退无异端之蔽，君子有卓然以德行道术当天下之选，居宗师之地，四海之士向风而影从，竭蹶而辐辏，宜有甚于两汉之人趋董相、马、郑之门者。恭惟国家艺祖以禹之盛德，当天意而契人心，揖逊雍容，光受大宝；太宗承之，遂以儒雅润色帝业，如成王之继文武，制礼作乐，揄扬歌颂，而生齿之类，不复目干戈而耳钲鼓矣。是后更五圣，历百有馀载，而道术益明，儒者益粹，光隆盛大，由三代以来未有如今日之至，非两汉之所拟议也。先生居今之时，昭然拥明天子之休命，宅成均之长，而当宗师之任，则先生之德义道术为何如矣；四海之士仰而慕之，又当何如矣。某不敏，生也七年而诵书，又七年而学为文，又七年而应科举，迨两尘乡书，窃取名第，二十有八岁。每念处平治之世，身无运粮荷戈之役，复幸父兄好善，少得从事于文学，苟不能探幽索奇，致远图大，攀前修之高躅，蹑奔逸之清尘，真自弃也。用是忘其愚且贱，窃有意于道术。宗师之门，心焉斯在，仰跂墙仞，积有日矣。谨录所业文三卷，古体诗一卷，修贽见之礼，俯伏仰俟进退之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