臣近以河北路差官置司，春夏放青苗钱与乡村坊郭人户，明取三分之利，每保须要第三等以上有物力人充甲头，督促峻责，逐县支俵，有伤国体。一路官吏，上下皆知不便，而以制置条例司是大臣主领，但人人腹非，而不敢公言。臣被顾三朝，而又职当安抚，实不忍雷同默默，遂详陈利害本末，乞更加博访。若臣言不妄，即乞尽罢诸路提举之官，只委逐路提点刑狱臣僚依常平旧法施行。所冀陛下洒然开悟，亟赐更改，使天下歌舞圣明，不为盛德之累。老臣献忠之心，岂有它也？今准都进奏院牒，却蒙制置司以臣言皆为不当，条件疏驳，乞申敕诸路，及直令进奏官张士程指挥本院，将晓谕中书劄子颁行天下。臣详制置司疏驳事件，即将臣元奏要切之语多从删去，唯举其大概，用偏辞曲为沮难，及引《周礼》国服为息之说，文其谬妄，上以欺罔圣听，下以愚弄天下之人，将使无复敢言其非者。臣不胜痛愤，须至再有辩列。欲望圣慈特纾亲览，然后降付中书、枢密看详，送御史台集百官定议。如臣所言不当，即甘从窜殛；若是制置司处置乖方，天下必受其弊，即乞依臣前奏，尽罢诸路提举官，只委提点刑狱臣僚依常平旧法施行，以慰众心。

一、臣前奏以元降敕语务在优民，不使兼并之家乘其急以邀倍息，而公家无以利其入。今乃乡村自第一等而下，皆立借钱贯百，其第三等以上人户更添数支给，坊郭人户有自己物业可充抵当、愿借请官钱者，依青苗例支借，不得过抵当物业价直之半。且乡村上三等并坊郭有物业人户，乃从来兼并之家也，今皆多得借钱，每得一贯令纳一贯三百文，则是官放息钱也，与元敕「抑兼并、济困乏」之意，绝相违戾。今制置条例司疏驳云：「言者以谓元降敕命云『公家无所利其入』，今河北提举官乃令取息三分，是与元敕绝相违戾，失信于百姓。本司今按《周礼》泉府之官，民之贷者取息有至二十而五，国之财用取具焉。今常平新法预俵青苗价钱，但约熟时酌中物价；若熟时物贵，即许量减市价纳钱，即是未定合纳实数。故河北提举官则约束州县，若情愿纳钱，不得过三分。至于京西、陕西等路提举官，则大抵约束不得过二分而已。此盖为量减时价指挥未有约定实数，恐遇纳时斛斗价例倍贵，州县量减钱数不多，却致亏损百姓，所以有此约束，即非法外擅为侵刻也。就诸路提举所纳，惟河北所约分数最多，然云不过三分之息，定取三分之息。若物价低平，即有合纳本色，不收其息；或只收一二分息之时，多少相补，比《周礼》贷民取息立定分数，已不为多。近降指挥，又令诸路预俵价钱，若遇物价极贵，亦不得过二分，即比《周礼》所取尤少」者。臣窃以既立太平之法，必无剥民取利之理，但汉儒以去圣之远，解释或有异同耳。按《周礼》：「泉府掌以市之征布，歛市之不售、货之滞于民用者，以其价买之物揭而书之，以待不时而买者，各从其抵」。郑众释云：「书其价，揭著其物也。不时买者，谓急求者也。抵，故价也」。臣谓周制，民有货在市而无人买，或有积滞而妨用者，则官以时价买之，书其物价以示民，若有急求者，则以官元买价与之，此所谓王道也。经又云：「凡赊者，祭祀无过旬日，丧纪无过三月」。郑众释云：「赊，贳也。以祭祀、丧纪，故从官贳买物」。唐贾公彦疏云：「赊与民不取利也」。经又云：「凡民之贷，与其有司辨之，以国服为之息」。郑众释云：「贷者，谓从官借本贾也，故有息，使民弗利，以其所贾之国所出为息也」。此所谓王道也。而郑康成释云：「以其于国服事之税为息也。于国事受园廛之田而贷万泉者，则期出息五百」。臣谓《周礼》园廛二十而税一，近郊十一，远郊二十而三，甸稍县都皆无过十二，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。漆林，自然而生，非人力所作，故税重。康成乃约此法，谓从官贷钱若受园廛之地，贷万钱者出息五百。公彦因而疏解，谓「近郊十一者，万钱期出息一千；远郊二十而三者，万钱期出息一千五百；甸稍县都之民，万钱期出息二千」。臣谓如此则须漆林之户取贷，方出息二千五百也。然当时未必如此。今放青苗钱，凡春贷十千，半年之内使令纳利二千；秋再放十千，至年终又令纳利二千，则是贷万钱不问远近之地，岁令出息四千也。《周礼》至远之地止出息二千，今青苗取利尚过《周礼》一倍，则制置司所言「比《周礼》贷民取息，立定分数已不为多」，亦是欺罔圣听，自谓天下之人皆不能辨也。且今古异制，贵于便时，《周礼》所载有不可施于今者，其事非一。若谓「泉府」一职今可施行，则上言以官钱买在市不售及民间积滞之货，候民急求则依元买价与之，民有祭祀、丧纪，就官中借物，限旬日、三月还官，而不取其利。制置司何不将此周公太平已试之法，尽申明而行？岂可独举注疏贷钱取息之利事，以诋天下之公言哉？郑康成又注云：「王莽时，贷以治产业者，但计赢所得受息，无过岁什一」。公彦疏解云：「王莽时虽计本多少为定，及其催科，惟所赢多少。假令万泉岁赢万泉，催一千；赢五千，催五百。馀皆据利催什一」。臣谓王莽时官贷本万钱，岁终赢得万钱，只令纳一千；若所赢钱更少，则纳息更薄。比今于青苗钱取利，尤为宽少。而王莽之后，上自两汉，下及有唐，更不闻有贷钱取利之法。今制置司遇尧舜之主，不以二帝三王之道上裨圣政，而贷钱取利，更过王莽之时，此天下不得不指以为非，而老臣不可以不辩也。况今天下田税已重，固非《周礼》什一之法，则又随亩更有农具、牛皮、盐钱、曲钱、鞋钱之类，凡十馀名件，谓之杂钱，每遇夏秋起纳官中，更将䌷绢斛斗低估价例，令民将此杂钱折纳。又，每岁将官盐散与人户，谓之蚕盐，令民折纳绢帛，更有预买、转运司和买两色䌷绢。如此之类，不可悉举，皆《周礼》田税什一之外加歛之物，取利已厚，伤农已深，柰何更引《周礼》国服为息之说，谓放青苗钱取利，乃周公太平已试之法？此则诬污圣典，蔽惑睿明，老臣得不太息而恸哭也！又，制置司所云「提举官约束州县，纳钱不得过三分、二分。盖为量减时价指挥未有约定实数，恐遇纳时斛斗价例倍贵，州县量减钱数不多，却致亏损百姓。若物价低平，即合纳本色，不收其息」。臣亦谓此论之不实也。缘小麦最为不耐停蓄之物，自来常平仓不籴，盖恐积留损坏。今岁诸路雨雪及时，二麦有望，麦价必贱，提举官必不肯令人户送纳本色。盖纳下本色，则无由变转。若于转运司兑换价钱，则诸处军粮支麦绝少，必难兑换。既难兑换，则占压本钱，下次却无钱散与人户。臣以此知制置司与提举官本无令人户送纳斛斗之意，故开此许纳见钱一门，将来只令言人户情愿送纳本色，则人户须至粜麦纳钱，岂不殃害百姓？惟陛下早悟臣言。

一、制置司云：「言者以谓三等户及城郭有物力户，即从来兼并之家，今乃立定贯百，许之贷借，即非抵兼并之意。又，河北提举官，每保须要上三等户一名，即上等人户，必不愿请。官吏既防贫户不能送纳，岂免差充甲头，以备代陪？又，河北提举官乃峻责州县，如人不愿请领，即结罪申报。若选官晓谕，人户却情愿请领，即当别作行遣。若选官晓谕，茍免捃拾，岂无贫下浮浪愿请之人，或须行散配？本司今按：乡村上三等及城郭有物业户内，亦有阙乏之人，就人取债，岂皆是兼并之家？今贷贫民有馀，则以俵此等人户，免令就私家取一倍之息，乃是元敕抑兼并之意。河北提举官每保须要上三等户一名者，盖为关防浮浪之人请去，将来难为催纳。若有上等户肯与同保，即非浮浪之人，自不须忧难为催纳；若无上三等户肯与同保，即自依准提举官公文，不许支俵，何须更行散配？若谓上三等必不肯请领，须是差作甲头，即自是抑勒，有违前法。况今年开封诸县已经俵散，甚有上三等户情愿请领，即非官吏抑勒。以近验远，事理可知。至于提举司约束官吏，如无人情愿请领，即结罪申报，别选官晓谕，乃只是关防因循避事坏法之人，即非迫胁官吏，须令抑配百姓。若提举官急于功利，讽令州县抑配与人，即诸路各有安抚、转运、提刑，其为朝廷委任，皆在提举之上。若有州县官员故欲隳坏新法，曲徇提举官抑勒百姓，自当纠举，依法施行，并具事状闻奏。岂宜以官吏违法之故，遂欲废法」？臣窃以乡村上三等及城郭有物业人户，非臣独知是从来兼并之家，此天下之人共知也。今制置司以为不是兼并之家者，只要多散青苗钱与之，而得利亦多也。其如元降敕意，本务拯济困乏，却将钱散与此等人户，则天下明知朝廷专以取利为意，实伤国体。制置司若谓《周官》有贷民之法，取之以道，于理无嫌，则今兼并之家例开质库，置课场；若恐取民倍息，以伤贫细，则所在皆可官自开置，以抑兼并。然自前世以来，恶其太近衰削，不忍为之。今青苗钱一事，无近于此乎？又云「每保须要上三等户一名者，盖关防浮浪之人请去，难为催纳」，此则抑勒之势，不假臣言而自明矣。又云「若谓上三等人户必不肯请领，须至差作甲头，即自是抑勒，有违前法」，此又殊不察事势人情，有不得已而为之者。且青苗之法，内有大臣力主，事在必行；外有专差之官，惟以散多为职办。州县官吏往往变抑勒而为情愿者，盖事势不得不惧，而人情不得不从也。监司之官，其于事势人情，亦何异此？九重高远，岂得尽知？唯陛下早赐辨察。

一、制置司云：「言者以谓躬行节俭，常节浮费，自然国用不乏，何必使兴利之臣四出，以致使远近之疑。本司今按：先王之政，未尝不以食货为始，张官置吏，大抵多为农事也。近世以来，农人尤为困苦。若朝廷但有徭役加之，初无岁时补助之法，自京畿陂防沟洫，多有不治，乃至都城侧近，绵地数百里，弃为污莱，父子夫妇，流离失业。四方遐僻，不可周知。一方水旱，则饿死者相枕藉，而流移者填道路。如前岁河北一饥，不免漕江淮之米以救之。然于人之流亡饿殍，未有补也。至于非泛用度，或不免就等第人户强借钱物，百姓典卖田产物业，以供暴令，此亦可谓国用之失。至于差役，困苦农民，使之失职，则士大夫之所共见，不待论说而后可知。故陛下即位诏书，丁宁以务农、理财、免人役为政事之急诫，方今宜忧，为在此也。今置提举常平广惠仓官兼管干农田水利差役事者，凡以为此而已，固非使之朘削百姓，以佐人主私费，亦岂得谓之兴利之臣，而以为致远近之疑」？臣详制置司所言提举常平仓官员不是兴利，今既明举贷钱取利之法，谓取之以道，于理无嫌，则非兴利而何？至于东南所差均输之官，亦皆兴利之臣也。且西川四路乡村，民多大姓，每一姓所有客户，动是三五百家，自来衣食贷借，仰以为生。今若差官置司，更以青苗钱与之，则客于主户处从来借贷既不可免，又须出此一重官中利息。其它大姓，则固不愿请领苗钱。又广南东西路，土旷人稀，水乡之俗，粗足生计，今亦置官司贷钱取利。故于远民，尤为不便，岂得不谓之以致远近之疑也？国家幅员至广，一方之有水旱，时所不免，然朝廷未尝不假贷粮种，尽救荒之政以济恤之，故得饥馑者复苏，流离者复安。自祖宗以来，可谓仁政充洽矣，而未尝曾就等第人户处强借钱物。唯是英宗皇帝及陛下即位之初，天下各有优赏，朝廷自京师应副未及，间有三两路州军曾于坊郭富民处权暂支借者，然亦即时辇还。今制置司指为「暴令」，以颁布天下，是唯知主张青苗之法，而不顾毁讟之甚，诚可骇也！唯陛下早赐省察。

一、制置司云：「言者以为坊郭人户既无青苗，不可贷借。本司今按常平旧法，亦粜与坊郭之人。今若俵散农民有馀，仍不许坊郭之人贷借，是令常平有滞积馀藏，而坊郭之人独不被赈救乏绝之恩也。《周礼》设贷民之法，即无都邑鄙野之限。今新法乃约《周礼》太平已试之法，即非专用陕西青苗条贯也」。臣详制置司此说尤为不实。盖自来常平仓遇岁年不稔、物价稍高、合减元价出粜之时，其乡村则逐处多下诸县取逐乡近下等第户姓名，印给关子，令收执赴仓，每户粜与三石，或两石以来；所是坊郭，则每日○细粜与浮居人户，每口五升，或一㪷以来。故民受实惠，甚济饥乏，即未曾坊郭有物业人户，乃来○粜常平仓斛斗者。此盖制置司以青苗为名，欲剩借钱与坊郭有物业之人，以望得利之多，假称《周礼》太平已试之法，以谓无都邑鄙野之限，以文其曲说，惟陛下深详其妄。

一、臣近准真定府路安抚使司公文，称：准河北都转运常平广惠仓司牒真定府，准制置条例司劄子，据河北都转运常平广惠仓司状，准朝旨于内藏库支到山东绢二十万疋，充常平本钱，寻分擘与诸州县出卖，必是破贷不了。欲将绢分作两等，上等每疋作一贯三百五十文省，次等每疋作一贯三百文省，召人户情愿依青苗见钱法请领。仰更切相度，如依减定价例，委是人户情愿，即依所申施行。如坊郭人户情愿请领者，亦听。常平司差帖殿侍康承丙称，自京般来绢二十万疋，唯有真定府未曾差人赴恩州请般。帖康承丙疾速往真定府管下县分，遍行催促，火急和雇脚乘，赴恩州请般，趁时支俵。勘会真定府于恩州支下绢三万疋，虽未般到，缘系准备充秋科青苗价钱，即不阙钱支用。若更差使臣下州府县分催促支散，及取索文字，深属张皇搔扰。牒臣本司请照会者。臣遂备录闻奏，庶朝廷见其为害之深，乞察臣前奏散青苗钱不便事理，早赐施行。却准中书劄子，奉圣旨，康承丙元系皮公弼等乞差充差使干当，兼累降指挥，令提刑司常切觉察，所散青苗钱，召人情愿，不得抑勒。或有抑配俵散，便令止绝，当职官员具姓名闻奏。劄与臣知者。臣勘会转运司昨将山东绢配卖与诸州军坊郭等第人户，每一疋估钱一贯五百三十文至一贯六百文以来，限半年纳钱，尚犹近下等第人户有破卖家财，方能贴陪送纳了当者。今常平提举官将山东绢二十万疋，上等者作一贯三百五十文，每一贯利二分，每疋已是一贯六百五十文省；下等者每疋作一贯三百文，并利亦是一贯六百文省，并随税只是百馀日省限纳足，与转运司配卖与坊郭人户价例全不相远，即于农民岂不为害？更差使臣督迫支俵，公文内动是火急之言，则州县小官唯是应命，茍免过咎，将抑配以为情愿，何处更可辨明？且制置三司条例司虽大臣主领，然终是定夺之所。今将绢二十万疋直行指挥，许散与乡村人户，依青苗法纳钱，及令坊郭人户愿请者亦听，则自来未见有定夺之司，事不关中书、枢密院，不奉圣旨，直可施行者。如此，则是中书外又有一中书也。然中书凡事亦须进呈，或候画可，方敢施行，未尝直便处分。唯陛下察其专也如此，则在外守职臣僚，其谁敢不禀从？望早赐辨察，使事归政府，庶于国体为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