熹未见颜色，比辄妄以名姓自通，方以僭渎自咎，乃蒙教答，又枉手帖之诲，降屈威重，谋及疏远。此古人之事，而执事者行之，甚盛甚盛。顾熹之愚，不足以当之。然敢无词以对？盖尝窃谓欲起膏肓之疾者，必攻其受病之处，而其用功之缓速，制药之寒温，又有不可以顷刻毫釐差者。今天下之病在膏肓者久矣，夫人而能知之，夫人而欲言之，顾以不当其任，则虽欲一效其伎而无所施耳。乃者天子以执事有廉靖贞孤之操，擢寘谏垣，纳用其言，屏去奸恶，皆所谓膏肓之馀證。海内有志之士知上之心盖已深悟隐疾之在躬，而欲假执事之药以去之也，又知执事之心所以姑从事于此者，盖亦以为之兆耳。其必将有以谴之，则夫所谓病本者可去无疑也。然而侧听累月，未有所闻，则又惧夫二竖子者知良医之伤己，而先为术以去之，以是忧疑，不知所定。尚幸圣心坚定，不入其言，而又进执事于台端之重，是必君臣之间已有一定之计，足以少慰士大夫心。然熹之愚窃独私忧过计，意夫奸贼窥见端倪，则其所以自为谋者，必将愈深愈切，而有先执事以发其机者。不审执事何以处之？盖伐木而剪其枝叶，不若斧其根；壅水而捍其波流，不若塞其源；鸣金鼓、耀戈甲而噪呼以逐虎，不若乘其方睡而毙之之速也。今执事则既撼而觉之矣，又犹欲缓视徐趋，以当其虓怒决裂之势，熹窃为执事者危之也。然此等小人有生以来，自朝至暮无非罪恶，不可殚数，且又人主素以倡优奴仆畜之，初不责以名检，而间者议臣乃复抉擿苛细而一一以陈之，其不纳则宜矣。唯其日侍燕闲，逢迎纵臾，使人主之心恬于逸欲，而法家拂士之言不得以进；狃于卑近，而正大久远之计不得以闻，贿赂公行，奸邪堵立，盖凡所以为天下国家之纲纪者，日倾月坏，而上下相蒙，莫敢以告，是则此一二人之罪所以上通于天，而深为今日膏肓之病者。执事诚能声此为罪，扬于王庭，深赞圣主去邪勿疑之志，又引同列之贤，合谋并力以决去之，则天下膏肓之病者庶几其可去矣。太平万岁，熹虽不武，尚能为执事诵之，不识执事亦有意乎？熹比因三月九日指挥，已略为明主言之矣。顾疏贱之言，未足取信，而或以取戾，谨已束装，恭俟严谴。惟执事者毋以为戒而亟深图之，则天下幸甚。亟遣此人，专此布禀，交浅言深，分疏礼简。盖区区之心深以古人之事望于执事，而不复以世俗之常态自疑，伏惟深察。然此书也，一读焉而采其意，然后削而投之火中，不足为外人道也。引领台寺，不胜拳拳。

〔小贴子〕此事所系不轻，其成否不可必，但义所当为，有不得而避者，愿早决计。万一不济，此心固无负于幽明，四方忠义之士必有闻风而兴起者。直言日闻，圣主之心终必感寤矣。葵藿野心，言及于此，不胜愤激痛恨之至。

（云云）不胜千万幸甚。又蒙不鄙，俯垂访逮，此见高明之度，虽以爵位德业之隆，而自视欿然，不自贤智至于如此，甚感甚感。顾熹至愚，本无知识，加以疾病废学，意见愈益阔疏，其将何以仰承嘉命？惟是平生所闻明公之节概风烈，凛然其非今世之士，其尊主庇民之略，盖素所蓄积也。今日得其位而施之于海内，有识仰首拭目以望膏泽之流亦有日矣。熹独窃意明公之优游不迫，盖将有所待而为之也。虽然，时难得而易失，古之圣贤盖有皇皇汲汲而坐以待旦者。唯明公不忘畴音之志而果断奋发，以乘其不可失之机，则宗社之休，生灵之幸也。

前蒙垂谕庙制，率易荐闻，未知中否。不蒙辨诘，殊失所望。然若果于台意无疑，则亦足自安矣。别纸下询，尤见谦德之盛，愈下而愈光。顾熹之愚，不足以有所发耳。夫宋公以外祖无后而岁时祭之，此其意可谓厚矣。然非族之祀，于理既未安，而势不及其子孙，则为虑亦未远。曷若访其族亲，为之置后，使之以时奉祀之为安便而久长哉？但贫贱之士，则其力或不足以为此，或虽为之，而彼为后者无所顾于此，则亦不能使之致一于所后。若宋公，则其力非不足为，若为之而割田筑室以居之，又奏授之官以禄之，则彼为后者，必将感吾之谊而不敢乏其祀矣。此于义理甚明，利害亦不难晓。窃意宋公特欲亲奉尝之，以致吾不忘母家之意，而其虑遂不及此耳。若果如此，则使为后者主其祭，而吾特往助其馈奠，亦何为而不可？伏惟高明试一思之，如有可采，愿早为之，使异时史策书之，可以为后世法，而宋公之事不得专美于前，则区区之深愿也。愚见如此，不审台意以为如何？

蒙喻及祔礼，此在高明考之必已精密。然犹谦逊博谋，及于浅陋如此，顾熹何足以知之？然昔遭丧祸，亦尝考之矣。窃以为众言淆乱，则折诸圣，孔子之言万世不可易矣，尚复何说？况期而神之之意，揆之人情亦为允惬。但其节文次第，今不可考。而周礼则有《仪礼》之书，自始死以至祥禫，其节文度数详焉。故温公《书仪》虽记孔子之言，而卒从《仪礼》之制。盖其意谨于阙疑，以为既不得其节文之详，则虽孔子之言亦有所不敢从者耳。程子之说意亦甚善，然郑氏说「凡祔，已反于寝，练而后迁庙」，《左氏春秋传》亦有「特祀于主」之文，则是古人之祔固非遂彻几筵，程子于此恐其考之有所未详也。《开元礼》之说，则高氏既非之矣。然其自说大祥彻灵坐之后，明日乃祔于庙，以为不忍一日未有所归，殊不知既彻之后，未祔之前，尚有一夕，其无所归也久矣。凡此皆有所未安，恐不若且从《仪礼》、温公之说，次序节文亦自曲有精意。如《檀弓》诸说可见。不审尊兄今已如何行之？愿以示教。若犹未也，则必不得已而从高氏之说。但祥祭之日未可撤去几筵（或迁稍近广处。），直俟明日奉主祔庙然后撤之，则犹为亡于礼者之礼耳。鄙见如此，不审高明以为如何？

伏奉赐教，获闻迩日起居之详，慰感亡以喻。信后暑雨应候，伏惟盛德所临，百神劳相，台候万福。熹亲旁粗遣，未有可言者。伏蒙教谕忠恕之说，自非爱予之深，不鄙其愚，岂肯勤勤反复如此？感幸深矣。但伏思之，终未有契处，不敢隐默，请毕其词，以求正于左右。熹前书所论忠恕则一，而在圣人、在学者，则不能无异，此正犹孟子言「由仁义行」与「行仁义」之别耳。孟子之言不可谓以仁义为有二，则熹之言亦非谓忠恕为有二也。但圣贤所论，各有所为而发，故当随事而释之。虽明道先生见道之明，亦不能合二者而为一也。非不能合，盖不可合也。彊而合之，不降高以就卑，即推近以为远，始倚一偏，终必乖戾。盖非理之本然，是乃所以为不一也。盖曾子专为发明圣人「一贯」之旨，所谓「由忠恕行」者也。子思专为指示学者入德之方，所谓「行忠恕」者也。所指既殊，安得不以为二？然核其所以为忠恕者，则其本体盖未尝不同也。以此而论，今所被教问曲折，可以无疑矣。不识尊意以为然否？若夫曾子所言发明一贯之旨，熹前书一再论之，皆未蒙决其可否。熹又有以明之。盖「忠恕」二字，自众人观之，于圣人分上极为小事，然圣人分上无非极致，盖既曰一贯，则无小大之殊故也。犹天道至教、四时行、百物生，莫非造化之神，不可专以太虚无形为道体，而判形而下者为粗迹也。此孔子所谓「吾无隐乎尔」者，不离日用之间。二三子知之未至而疑其有隐，则是正以道为无形，以日用忠恕为粗迹，故曾子于此指以示之耳。此说虽陋，乃二程先生之旧说，上蔡谢先生又发明之。顾熹之愚，实未及此。但以闻见之知推衍为说，是以不自知其当否而每有请焉。更望详览前书，重赐提诲，不胜幸甚！前日诸疑，亦望早赐镌譬，俾毋疑为望。时序向热，伏乞为道保重，以须环召。区区不胜大愿，不备。

前者累蒙诲谕范碑曲折，考据精博，论议正平而措意深远，尤非常情所及。又得吕子约录记所被教墨，参互开发，其辨益明。熹之孤陋，得与闻焉，幸已甚矣，复何敢措一词于其间哉？然隐之于心，窃有所不能无疑者。盖尝窃谓吕公之心固非晚生所能窥度，然当其用事之时，举措之不合众心者盖亦多矣。而又恶忠贤之异己，必力排之，使不得容于朝廷而后已。是则一世之正人端士莫不恶之。况范、欧二公或以讽议为官，或以谏诤为职，又安可置之而不论？且论之而合于天下之公议，则又岂可谓之太过也哉？逮其晚节，知天下之公议不可以终拂，亦以老病将归而不复有所畏忌，又虑夫天下之事或终至于危乱，不可如何，而彼众贤之排去者或将起而复用，则其罪必归于我而并及于吾之子孙，是以宁损故怨，以为收之桑榆之计。盖其虑患之意虽未必尽出于至公，而其补过之善，天下实被其赐，则与世之遂非长恶，力战天下之公议以贻患于国家者相去远矣。至若范公之心，则其正大光明固无宿怨，而惓惓之义实在国家。故承其善意，既起而乐为之用。其自讼之书，所谓「相公有汾阳之心之德，仲淹无临淮之才之力」者，亦不可不谓之倾倒而无馀矣（此书今不见于集中，恐亦以忠宣刊去而不传也。）。此最为范公之盛德而他人之难者，欧阳公亦识其意而特书之。盖吕公前日之贬范公自为可罪，而今日之起范公自为可书。二者各记其实而美恶初不相掩，则又可见欧公之心亦非浅之为丈夫矣。今读所赐之书而求其指要，则其言若曰：「吕公度量浑涵，心术精深，所以期于成务，而其用人才德兼取，不为诸贤专取德望之偏，故范、欧诸公不足以知之，又未知其诸子之贤而攻之有太过者。后来范公虽为之用，然其集中归重之语亦甚平平，盖特州郡之常礼，而实则终身未尝解仇也。其后欧公乃悔前言之过，又知其诸子之贤，故因范碑托为解仇之语以见意。而忠宣独知其父之心，是以直于碑中刊去其语，虽以取怒于欧公而不惮也」。凡此曲折，指意微密，必有不苟然者。顾于愚见有所未安，不敢不详布其说，以求是正，伏惟恕其僭易而垂听焉。夫吕公之度量心术，期以济务则诚然矣。然有度量则宜有以容议论之异同，有心术则宜有以辨人才之邪正，欲成天下之务则必从善去恶，进贤退奸，然后可以有济。今皆反之，而使天下之势日入于昏乱，下而至于区区西事一方之病，非再起范公，几有不能定者，则其前日之所为，又恶在其有度量心术而能成务也哉？其用人也，欲才德之兼取，则亦信然矣。然范、欧诸贤非徒有德而短于才者，其于用人，盖亦兼收而并取。虽以孙元规、滕子京之流恃才自肆，不入规矩，亦皆将护容养，以尽其能，而未尝有所废弃，则固非专用德而遗才矣。而吕公所用，如张、李、二宋，姑论其才，亦决非能优于二公者。乃独去此而取彼，至于一时豪俊跅弛之士，穷而在下者不为无人，亦未闻其有以罗致而器使之也。且其初解相印而荐王随、陈尧佐以自代，则未知其所取者为才也耶？为德也耶？是亦不足以自解矣。若谓范、欧不足以知吕公之心，又不料其子之贤而攻之太过，则其所攻事皆有迹，显不可掩，安得为过？且为侍从谏诤之官，为国论事，乃视宰相子弟之贤否以为前却，亦岂人臣之谊哉？若曰范、吕之仇初未尝解，则范公既以吕公而再逐，及其起任西事而超进职秩，乃适在吕公三入之时。若范公果有怨于吕公而不释，乃闵默受此而无一语以自明其前日之志，是乃内怀愤毒，不能以理自胜，而但以贪得美官之故，俛而受其笼络，为之驱使。未知范公之心其肯为此否也。若曰欧公晚悔前言之失，又知其诸子之贤，故因范碑以自解，则是畏其诸子之贤，而欲阴为自托之计，于是宁卖死友，以结新交，虽至以无为有，愧负幽冥而不遑恤。又不知欧公之心其忍为此否也。况其所书但记解仇之一事，而未尝并誉其他美，则前日斥逐忠贤之罪，亦未免于所谓欲盖而彰者，又何足以赎前言之过而媚其后人也哉？若论忠宣之贤，则虽亦未易轻议，然观其事业规模，与文正之洪毅开豁终有未十分肖似处，盖所谓可与立而未可与权者。乃翁解仇之事，度其心未必不深耻之，但不敢出之于口耳。故潜于墓碑刊去此事，有若避讳然者。欧公以此深不平之，至屡见于书疏，非但《墨庄》所记而已。况《龙川志》之于此，又以亲闻张安道之言为左验。张实吕党，尤足取信无疑也。若曰范公果无此事而直为欧公所诬，则为忠宣者正当沫血饮泣，贻书欧公，具道其所以然者以白其父之心迹，而俟欧公之命以为进退。若终不合，则引义告绝而更以属人，或姑无刻石，而待后世之君子以定其论，其亦可也。乃不出此，而直于成文之中刊去数语，不知此为何等举措？若非实讳此事，故隐忍寝默而不敢诵言，则曷为其不为彼之明白而直为此黯闇耶？今不信范公出处文辞之实，欧公丁宁反复之论，而但取于忠宣进退无据之所为以为有无之决，则区区于此诚有不能识者。若摭实而言之，但曰吕公前日未免蔽贤之罪，而其后日诚有补过之功；范、欧二公之心则其终始本末如青天白日，无纤毫之可议；若范公所谓平生无怨恶于一人者，尤足以见其心量之广大高明，可为百世之师表；至于忠宣，则所见虽狭，然亦不害其为守正，则不费词说而名正言顺，无复可疑矣。不审尊意以为如何？狂瞽之言，或未中理，得赐镌晓，千万幸甚！后书诲谕又以《昭录》不书解仇之语而断其无有，则熹以为吕公拜罢、范公进退既直书其岁月，则二公前憾之释然不待言而喻矣。不然，则《昭录》书成，欧公固已不为史官，而正献、忠宣又皆已为时用，范固不以墓碑全文上史氏，而吕氏之意亦恐其有所未快于欧公之言也，是以姑欲置而不言，以泯其迹，而不知后世之公论有不可诬者，是以启今日之纷纷耳。如又不然，则范公此举虽其贤子尚不能识，彼为史者知之必不能如欧公之深，或者过为隐避，亦不足怪，恐亦未可以此而定其有无也。《墨庄》之录出于张邦基者，不知其何人。其所记欧公四事，以为得之公孙当世。而子约以为绍兴舍人所记，此固未知其孰是。但味其语意，实有后人道不到处，疑或有自来耳。若《谈丛》之书，则其记事固有得于一时传闻之误者。然而此病在古虽迁、固之博，近世则温公之诚，皆所不免，况于后世，虽颇及见前辈，然其平生踪迹多在田野，则其见闻之间不能尽得事实，宜必有之，恐亦未可以此便谓非其所著也。丹朱之云诚为太过，然欧公此言尝为令狐父子文字繁简而发，初亦无大美恶，但似一时语势之适然，不暇择其拟伦之轻重耳。故此言者虽未敢必其为公之言，而亦未可定其非公之言也。此等数条，不足深论。然偶因馀诲之及而并讲之，使得皆蒙裁正，则亦不为无小补者。唯是所与子约书中疑「学道三十年」为后学之言者，则熹深惑焉，而尤以为不可以不辨。不审明公何所恶于斯言而疑之也？以道为高远玄妙而不可学邪，则道之得名，正以人生日用当然之理，犹四海九州百千万人当行之路尔，非若老佛之所谓道者，空虚寂灭而无与于人也。以道为迂远疏阔而不必学耶，则道之在天下，君臣父子之间，起居动息之际，皆有一定之明法，不可顷刻而暂废。故圣贤有作，立言垂训以著明之，巨细精粗，无所不备。而读其书者必当讲明究索，以存诸心、行诸身而见诸事业，然后可以尽人之职而立乎天地之间，不但玩其文词以为缀缉纂组之工而已也。故子游诵夫子之言曰：「君子学道则爱人，小人学道则易使」，而夫子是之。则学道云者，岂近世后学之言哉？若谓欧公未尝学此而不当以此自名耶，则欧公之学虽于道体犹有欠阙，然其用力于文字之间，而溯其波流以求圣贤之意，则于《易》、于《诗》、于《周礼》、于《春秋》皆尝反复穷究，以订先儒之缪，而《本论》之篇，推明性善之说，以为息邪距诐之本，其贤于当世之号为宗工巨儒而不免于祖尚浮虚、信惑妖妄者又远甚。其于《史记》善善恶恶，如唐《六臣传》之属，又能深究国家所以废兴存亡之几，而为天下后世深切著明之永鉴者，固非一端。其他文说，虽或出于游戏翰墨之馀，然亦随事多所发明，而词气蔼然，宽平深厚，精切的当，真韩公所谓仁义之人者。恐亦未可谓其全不学道，而直以燕、许、杨、刘之等期之也。若谓虽尝学之，而不当自命以取高标揭己之嫌耶，则为士而自言其学道，犹为农而自言其服田，为贾而自言其通货，亦非所以为夸。若韩公者，至乃自谓己之道乃夫子、孟轲、扬雄所传之道，则其言之不让益甚矣，又可指为后生之语而疑之耶？凡此又皆熹之所未谕者，盖尝反复思之而竟不得其说。恭惟明公以事业文章而论世尚友，其于范欧之间固已异世而同辙矣。至于博观今昔，考订是非，又非肯妄下雌黄者。且于六一之文，收拾编汇，雠正流通，用力为多，其于此事必不草草。况又当此正道湮微，异言充塞之际，馀论所及，小有左右，则其轻重厚薄便有所分，窃计念之已熟而处之亦已精矣。顾熹之愚，独有未能无疑者，是以不敢默默而不以求正于有道。所恨伪学习气已深，不自觉其言之狂妄。伏惟高明恕而教之，则熹不胜千万幸甚！

熹奉亲屏居，诸况仍昔。所忧所惧，大略不异来教之云，而又有甚者焉耳。躁妄之病，在贤者岂有是哉？顾熹则方患于此未能自克，岂故以是相警切耶？佩服之馀，尝窃思之，所以有此病者，殆居敬之功有所未至，故心不能宰物，气有以动志而致然耳。若使主一不二，临事接物之际真心现前，卓然而不可乱，则又安有此患哉？或谓子程子曰：「心术最难执持，如何而可」？子曰：「敬」。又尝曰：「操约者，敬而已矣。惟其敬足以直内，故其义有以方外。义集而气得所养，则夫喜怒哀乐之发，其不中节者寡矣」。孟子论养吾浩然之气，以为集义所生，而继之曰「必有事焉而勿正，心勿忘，勿助长」也。盖又以居敬为集义之本也。夫「必有事焉」者，敬之谓也。若曰其心俨然，常若有所事云尔。夫其心俨然肃然，常若有所事，则虽事物纷至而沓来，岂足以乱吾之知思？而宜不宜、可不可之几，已判然于胸中矣。如此则此心晏然有以应万物之变，而何躁妄之有哉？虽知其然，而行之未力，方窃自悼，敢因来教之及而以质于左右，不识其果然乎否也。《遗说》所疑，重蒙镌喻，开发为多。然愚尚有未安者，及后八篇之说并以求教。有未中理，伏惟不惮反复之劳，有以振德之。孔明失三郡，非不欲尽徙其民，意其仓卒之际，力之所及止是而已。若其心则岂有穷哉？以其所谓「困于豺狼之吻」者观之，则亦安知前日魏人之暴其边境之民不若今之胡虏哉？孔明非急近功、见小利，诡众而自欺者，徙民而归，殆亦昭烈不肯弃民之意欤。钦夫传论并熹所疑数条请求指诲，幸以一言决之。《味道堂记》诚非浅陋所敢当，故有前日之恳，非敢饰辞以烦再三之辱。既不蒙听察而委喻益勤，益重不敏之罪，谨再拜承命，不敢复辞矣。然须少假岁月，使得追绎先志之所存，俟其略见彷佛而后下笔，庶几或能小有发明，可以仰丐斤削耳。下喻行己临官之道，此在高明平日所学举而措之，则夫世俗所谓廉谨公勤有不足言矣。区区乃方有愧于此，其何以仰助万分之一乎？《祠堂记》推尊之意甚善，而所谓「人心天理不容亡灭，学者于此百世以俟圣人而已」者亦佳，但亦有可议者。如以字谓诸先生，一也。「立不教，坐不议，无言心成」，乃庄周荒唐之说，非圣贤授受本旨，二也。以穆、尹、欧阳文章末技比方圣学，拟不以伦，三也。明道无恙时，学者甚众。今曰未尝为师，四也。吕正献之未薨，伊川已去讲席，盖其道有非当时诸贤所及知者，是以难合，非特以两公之在亡为轻重。今曰二公薨而伊川去，五也。又曰正叔自谓道已大成，可以无愧，气象浅狭，恐非先生之志，六也。世传了翁所序明道《中庸》，乃吕与叔所著，了翁盖误。而今又因之，七也。摭其语而论之，其失如此。盖其大概切切然以辨谤释言为事，亦浅乎其知先生矣。尝爱《明道墓表》有云：「学者于道知所向，然后见斯人之为功；知所至，然后信斯名之称情」。盖此事在人随其所至之浅深而自知之，彼不知者岂可以口舌彊争，彼知之矣，则又何待较短长而后喻哉？《记》中所称「兼山氏」者名忠孝，《语录》中载其问疾伊川之语。然顷见其《易》书溺象数之说，去程门远甚。而尹子门人所记，则以为忠孝自党论起绝迹师门，先生没不致奠，而问疾之语亦非忠孝也。然则其人其学亦可见矣。愚见与所闻如此，不审明者谓之何哉？岁前报叶、魏登庸，蒋参预政，陈应求同枢密、知院事；南北之使，交贽往来；元夕有旨，州县张灯。山间所闻者不过如此，罗、李之除，则未知也。闻相麻以四事戒饬：理财用、省冗官、汰冗兵，其一则未闻。盖未尝见麻，但传闻尔。宰相带知国用，参政、同知皆入衔，并恐欲闻之。金声玉振之说，改定旧说，写呈求教，不知是否。《诸葛传》所疑琐细，不能尽录，其大者帖于册内矣。

伏蒙致政知县学士宠赐手书，喻以先契，伏读悲感，不可具言。且审即日春和，燕居清暇，寿体康宁，又窃忻慰。熹学晚无似，徒以少日习闻父兄师友之训，稍知用力于句读文义之间，区区自守，欲寡其过而未能。固不敢坐谈玄奥，惊世骇俗，以负所闻也。老丈过听，以为可教，辱先以书，语以渊源所自来者。顾熹何人，可以与此？属此跧伏，未有趋侍之期，引领向风，但切倾仰。程书固不能无误，亦恨未得面承，质其是非，姑因便风，寓此致谢。伏惟以时节宣，益绥寿祉，是所深望。

陈刚中诗，诸公跋语已具见其颠末。周君季宏持以示余，使题于后。顾熹复何能有所发明？但计绍兴庚申距今己未，六甲五子，适一周矣。胡、陈虽死，尚有生气，而彼纷纷者，果安在哉？嗟叹不足，姑窃识其左方。十月甲子，云谷老人朱熹书。

乾道四年秋，熹之友刘清之子澄罢官吴越，相过于潭溪之上，留语数日相乐也。一旦，子澄拱而起立，且言曰：「清之之五世祖磨勘工部府君仕太宗朝，佐邦计者十馀年。既殁而家无馀赀，独有图书数千卷。夫人陈氏指以语诸子曰：『此乃父所谓墨庄也』。海陵胡公先生闻而贤之，为记其事。其后诸子及孙比三世，果皆以文章器业为时闻人。中更变乱，书散不守。清之之先君子独深念焉，节食缩衣，悉力营聚。至绍兴壬申岁，而所谓数千卷者始复其旧。故尚书郎徐公兢、吴公说皆为大书『墨庄』二字，以题其藏室之扁。不幸先人弃诸孤，清之兄弟保藏增益，仅不失坠，以至于今。然清之窃惟府君、夫人与先君子之本意，岂不曰耕道而得道，仁在夫熟之而已乎？而不知者意其所谓或出于青紫车马之间，清之不肖，诚窃病焉。愿得一言以发明先世之本意，于以垂示子孙，丕扬道义之训，甚大惠也」。熹闻其说，则窃自计曰，子澄之意诚美矣，然刘氏自国初为名家，所与通书记事者尽儒先长者。矧今子澄所称，又其开业传家之所自，于体为尤重。顾熹何人？乃敢以其无能之辞度越众贤，上纪兹事？于是辞谢不敢当。而子澄请之不置，既去五六年，书疏往来以十数，亦未尝不以此为言也。熹惟朋友之义有不可得而终辞者，乃䌷绎子澄本语与熹所以不敢当之意而叙次之如此。呜呼！非祖考之贤，孰能以诗书礼乐之积厚其子孙？非子孙之贤，孰能以仁义道德之实光其祖考？自今以来，有过刘氏之门而问墨庄之所以名者，于此乎考之，则知其土之所出、庐之所入者在此而不在彼矣。盖磨勘公五子皆有贤名，中子主客郎中实生集贤舍人兄弟，皆以文学大显于时而名后世。第四子秘书监资简严，识大体，有传于《英宗实录》。子澄之先君子即其曾孙也，讳某，字某，官至某。仕既不遭，无所见于施设。今独其承家焘后之意，于此尚可识也。生二子，长曰靖之子和，其季则子澄，皆孝友廉静，博学有文。而子澄与熹游，尤笃志于义理之学。所谓耕道而熟仁者，将于是乎在。九年二月丙戌，新安朱熹记。

本贯徽州婺源县万年乡松岩里。

曾祖振，故不仕。妣汪氏。

祖绚，故不仕。妣汪氏。

父森，故赠承事郎。妣程氏，赠孺人。

公讳松，字乔年，以绍圣四年闰二月戊申生于邑里之居第。未冠，繇郡学贡京师。以政和八年同上舍出身，授迪功郎、建州政和县尉。丁外艰，服除，更调南剑州尤溪县尉，监泉州石井镇。绍兴四年召试馆职，除秘书省正字，循左从政郎。丁内艰，服除，召对，改左宣教郎，除秘书省校书郎。迁著作佐郎、尚书度支员外郎，兼史馆校勘。历司勋、吏部两曹，兼领史职如故。与修《哲宗实录》，书成，转奉议郎。以年劳转承议郎，出知饶州。未上，请间，得主管台州崇道观。满秩再请，命下而卒，绍兴十三年三月二十四日辛亥也。公生有俊才，自为儿童时出语已惊人。少长，游学校，为举子文，即清新洒落，无当时陈腐卑弱之气。及去场屋，始放意为诗文。其诗初亦不事雕饰，而天然秀发，格力闲暇，超然有出尘之趣。远近传诵，至闻京师，一时前辈以诗鸣者，往往未识其面而已交口誉之。其文汪洋放肆，不见涯涘，如川之方至而奔腾蹙沓，浑浩流转，顷刻万变，不可名状，人亦少能及之。然公未尝以是而自喜，一日喟然顾而叹曰：「是则昌矣，如去道愈远何」？则又发愤折节，益取六经诸史百氏之书伏而读之，以求天下国家兴亡理乱之变，与夫一时君子所以应时合变先后本末之序，期于有以发为论议，措之事业，如贾长沙、陆宣公之为者。既又得浦城萧公顗子庄、剑浦罗公从彦仲素而与之游，则闻龟山杨氏所传河洛之学独得古先圣贤不传之遗意，于是益自刻厉，痛刮浮华，以趋本实。日诵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之书，以用力于致知诚意之地。自谓卞急害道，因取古人佩韦之义以名其斋，蚤夜其间，以自警饬。繇是向之所得于观考者益有以自信而守之愈坚，故尝称曰：「士之所志，其分在于义利之间两端而已。然其发甚微而其流甚远，譬之射焉，失豪釐于机括之间，则差寻丈于百步之外矣」。又尝以谓「父子主恩，君臣主义，是为天下之大戒，无所逃于天地之间。如人食息呼吸于元气之中，一息之不属，理必至于毙。是以自昔圣贤立法垂训，所以维持防范于其间者，未尝一日而少忘，其意岂特为目前之虑而已哉」！是时宣和之季，士之干世至是已无可言者矣。旋属靖康之变，中朝荡覆。公在尤溪，方与同寮燕集，忽有以北狩之问来谂者。公闻震骇，投袂而起，大恸几绝。既而建炎再造，王室漂摇，未有所定。寇贼纵横，道路梗塞，固不暇于博求幽远，以尽一世人材之用。而公抱负经奇，尤耻自售以求闻达，以是困于尘埃卑辱、锋镝扰攘之中，逃寄假摄，以养其亲十有馀年。以至下从算商之役于岭海鱼虾无人之境，则已无复有当世意矣。会诏出御史胡公世将抚喻东南，公乃因谒见而说之曰：「古之为天下国家者，必有一定之计，以为子孙万世之业。未有俯仰依违，苟度朝夕，曾不为终岁之备而可以为国者也。今日庙堂之义固必有所谓一定之计矣，然未知其但欲襟凭江汉，控引荆吴以保东南而已乎？抑当克复神州，汛扫陵阙，据中原而抚三河也？盖尝闻之，不取关中，中原不可复；不取荆淮，东南不可保。唐唯不失关中，故更三亡，不失旧物。而吴孙氏东攻新城，西攻襄汉，乃所以保建业。其后桓温、刘裕虽能以江汉舟舻西入河渭，然既得之而不能守，则亦仅足以保东南而已。然则天下之大势可知已。今进既不能以六师之重通道荆襄，循汉沔以赴兴元，结连拓跋，控引五路，东向以图中原；退又不能移跸建康，治兵训武，北争荆淮，以为固守之计，而但蹙处一方，费日月于道涂，前不能有尺寸之利，后又无所保以为安，未知漂漂者竟何如耶」？胡公奇其言，壮其策，归即以闻于朝。而泉守、资政殿学士谢公克家随亦露章荐公学行之懿，不宜滞筦库，于是乃得召试。而发策者以中兴事业之难易后先为问，公即对言：「自古谋国有得失，而成功无难易。盖天下国家有至计，而国势之强弱、兵力之盛衰、土地之开蹙不与焉。唯能顺人心、任贤才、正纲纪，则天下之事将无难之不易。惟上之人惜时爱日而亟图之」。反覆驰骋，辩说纵横，出入古今，證验精博，日未昳，奏篇已上，累数千言而文不加点，高宗览而异焉。赵忠简公方以元枢受诏，西督川陕荆襄军事，欲奏取公为属。会太夫人属疾不果。既遂遭丧以归，而赵公卒亦不果行也。再召入对，时上已用张忠献公之策，进次建康，指授诸将，计日大举以复中原，国势亦小振矣。公始进见，欲坚上意，以遂中兴之业，即奏言曰：「陛下以圣哲之资，抚艰难之运，侧身焦思，累年于兹。而民困兵弱，虏伪侵凌，戡定之勋久而未集。意者陛下殆当抗圣志于高明，而辅之以睿智日跻之学，垂精延访，蚤夜汲汲，以求宗庙社稷经远持久之计；申明纪律，崇奖节义，而又以民心为基本，忠良为腹心，则臣有以知虏伪之不足忧而恢复大功指日可冀矣」。因论自古中兴之君唯汉之光武勤劳不怠，身济大业，可以为法。晋之元帝、唐之肃宗志趣卑近，功烈不终，可以为戒。反覆切至，而犹虑夫计画之间或未精审，无以服众心而成大功也，则又言曰：「人主操大权以御一世，必有所以处此者有以切中于理，然后足以深服天下之心，是以无为而不成。今万机之务决于早朝侍立逡巡之顷，未有以博尽谋谟之益，使其必当事理，以服人心。谓宜略放唐朝延英坐论之制，仰稽仁祖天章给札之规，延访群臣，博求至计，然后总揽参订，以次施行。则政令之出，上下厌服，天下之事无所为而不成矣」。顾又尝病士溺于俗学而不明君臣之大义，是以处于成败之间者，常有苟生自恕之心，而缺于舍生取义之节，将使三纲沦坠，而有国家者无所恃以为安，则又奏言：「宜鉴既往之失，深以明人伦、励名节为先务，而又博求魁磊骨鲠、沈正不回之士，寘之朝廷，使之平居无事正色立朝，则奸萌逆节销伏于冥冥之中。一朝有缓急，则奋不顾身以抗大难，亦足以禦危辱凌暴之侮，则庶几乎神器尊严而基祚强固矣」。上悦其言，而于光武、晋、唐之论尤所嘉叹。明日，以喻辅臣，且论元帝、肃宗之失，而尤以元帝区区仅保江左，略无规取中原之志为诮。乃诏改公京秩，仍典校中秘书。则当是之时，圣志所存亦可见矣。不幸适有淮西杀将叛兵之变，中外恫疑，异议蜂起，张公至为解相印去，而国论遂变，至欲尽撤两淮之戍，还建康以自卫。公深以为不可，因率同列拜疏言曰：「淮淝东南之屏蔽，昔人之所百战而必争者。今皆幸为我有，而无故捐之以资敌，非计之得也。若彼乘吾之郤长驱以来，不信宿而至江津，人心一摇，则建康虽有甲卒十万，亦将无所施矣。且其新民累岁安集，亦既有绪。今乃一朝而弃之，使其老稚狼狈而南来，丁壮忿憾而北去，其失人心以贻后患，抑又甚焉。即以宿卫单寡，必行今策，则愿毋庸尽撤，而使合肥、盱眙两戍所留各不下三万人，则亦足以固吾圉而折虏冲矣」。疏奏不省，而刘豫果数求援于虏以乘吾隙，议者方以为忧，而虏反忌豫强将不可制，一旦执而废之，遂不暇以我为事。不然，则亦殆矣。自是之后，庙算低回，上下解弛，北伐之谋日以益衰，顾望中原，坐失机会。而明年，车驾遂还临安矣。御史中丞常公同荐公恬尚有守，可任大事，因复召对。公即抗言：「当今国论不过两端，喜进取之谋者既以行险妄动而及于败，为待时之说者又以玩日愒岁而至于媮。二者不能相通，而常墯于一偏，是以成功不可见而均受其弊。故臣尝谓能自治以观衅，则是二者通为一说而无所偏废。盖能夙夜忧劳，率厉众志，则未尝不待时而不至于媮；审知彼己，必顺天道，则未尝不进取而不及于败。谋人之国者诚能如是以求逞于雠敌而有不得志者，臣不信也。然臣窃迹近事，则夫往年江上之捷，日者伪刘之废，中原之衅可谓大矣。而吾终未肯求所逞，岂非以行险妄动为不可以不戒，而于吾所以自治其国家者将益求其至欤？今日之势虽未至于危机交急，亦可谓迫矣。谓宜断自圣志，深思昔人爱日之义，忧劳庶政，无少怠忽。凡事之故常，非天下所以安危存亡者，悉归之有司，而日与辅相大臣一心戮力，明礼义、正纲纪、除弊政、振媮俗，抚循凋瘵之民，淬励士大夫而责之职业，凡以求吾所以自治者，然后谨察四方之衅，投隙而起，安受其烬以致天地之殛，则虽有智者亦不知为敌谋矣」。初，刘光世守淮西，御军无法，而寇至辄谋引避。既正其罪而夺之兵矣，寻有叛兵之变，庙议反谓由罢光世使然，更慰藉而宠秩之。张俊守盱眙，方撤戍时，犹命分兵留屯，而俊不受命，悉众以归，朝廷亦不能诘。公于是又言：「陛下有为之志未尝少衰，而天下之事每每病于不立，使中兴之烈未有卓然可见之效，臣窃不胜忧愤。而深惟其故，以为陛下诚能并进忠贤，修明纪律，惩陵夷委靡之祸，革姑息苟且之政，深诏大臣，号令所出，必务合于天下之正义，而毋恤匹夫徇私之怨，则威令必振，国势安强。虽桀骜之虏，亦将歛衽而退听，尚何病于事之不立哉」？上亦不以为忤，特命除郎，兼畀史笔。而常公犹以为此非所为荐论之本意，再论上前，言甚恳至。然事已行，不及改也。公至史院，会方刊修蔡卞所撰《哲宗实录》，而宣仁附传实公所分，所以辨明诬谤、分别邪正者，于体为尤重。而公考订精密，直笔无隐，论者美之。其后顾亦不免颇为他官所窜易，是以读者犹有憾焉。既而虏人亟遣使来请和，赵公以议小不合亦罢去，而秦丞相桧始颛政事，遂决屈己和戎之议矣。虏使名称既不逊，而所责奉承之礼又有大可骇者，于是众心共怒，军士至汹汹欲为变，夜或揭通衢，指桧为虏谍。都人汹惧，一时忠智之士竞起而争之，公亦亟与史院同舍胡公珵、凌公景夏、常公明、范公如圭五六人者合辞抗疏言曰：「虏人方据中原，吞噬未厌，何忧何惧而一旦幡然与我和哉？盖其纽于荐食之威，动辄得志，而我甚易恐，故常喜为和之说以侮我。又虑我训兵积粟，畜锐俟时而事有不可知者，故不得不为和之说以挠我耳。盖虏人和使即秦之衡人，兵家用之百胜之术也。六国不悟衡人割地之无餍以亡其国，今国家不悟虏使请和之得策，其祸亦岂可胜言哉！而执事者顾方以为吾为梓宫母后渊圣天属之故，遂不复顾祖宗社稷二百年付托之重而轻从之。使彼得济其不逊无稽之谋而藉躏以逞，将焉避之哉？昔楚、汉相持之际，项羽常置太公俎上，而约高祖以降矣。使为高祖者信其诈谋而遽为之屈，则自其一身且无处所，尚何太公之可还哉？唯其不信不屈而日夜思所以图楚者，以故卒能蹙羽鸿沟之上，使其兵疲食尽，势穷力屈而太公自归。此其计之得失，亦足以观矣」。其言之切如此，盖出公与诸公之意，而成于胡公之手。桧虽持其议不少变，然虏人狂谋因是亦有不得尽逞者，论者莫不壮之。然自是之后，边备遂弛，士气益衰，而兴复之谋上下皆以为讳，正堕公等所忧挠我之计。桧顾自以为得上心，始谋以次尽逐诸异议者，公因是亦数自求引去。而参知政事李庄简公又尝欲引以寘近班，以是桧尤忌之，固留不许。及虏使再至，独许归我河南地。公因轮对，又言：「陛下践艰难之运，十年于兹，虽有大有为之志，而于天下国家所以经远持久之计多有所未暇者。今者天启戎心，画地数千里以归于我，此虽异时之变未可以豫知，意者天其以礼悔祸，使陛下间于忧虞而大有为之志将有所使，此万世一时也。然天下之事每病于难立者，正以向一夫独见之言而略众口异同之论，是以谋始太锐而用计有未详也。愿考汉廷杂议之法，自今发政造事，陛下既与大臣谋谟于上，又令卿士大夫有忠虑者亦得以自竭于下，然后总揽群策而裁处其中，将举天下之事惟陛下之所欲为而无不成矣」。此于前日讲和之议犹欲三致意焉。又念国步日艰，人心未服，而天子无自将之兵，诸道无典戎干方之实，二三大将人拥重兵，强不可令，事盖有不可知者，则又数数建言，宜复武举，责实用，必其洞晓韬钤、长于绥御者，以储将帅之才。下州郡选骁勇悉送行在，以补周卫之缺。精择帅守，使蒐卒乘，以壮藩维之势。亦皆当世之急务，久长之至计，反复惓惓，不能自已。其于请建太学、明大伦，以倡节义之风而厉苟媮之习，则又平日之所深虑而每言之，所谓如人食息呼吸于元气之中，一息之不属理，必至于毙焉者，非若后来诸人承望风旨，但以课试文墨为粉饰太平之具而已也。然而国是已定，言无所入，由是公之求去愈力，而桧之怒公愈甚。十年春，遂使言者论公独以怀异自贤，阳为辞逊为罪，而出之外郡。然公去未几，而虏果败盟，复夺我河南地，悉其锐师，数道大入，如公所谓未可豫知者。于是中外大震，桧亦不知所为，周章回惑，至于视师之奏，援引乖错而不自知，闻者莫不窃笑而深忧之。幸而一时将卒犹有前日柬拔蒐练之馀，以故关陕、顺昌、橐皋之师连战大捷，虏乃引退，复议讲解，而梓宫母后始得南归，又如公等所论楚汉强弱之势。然桧遂掩己失而冒以为功，公夺主权，肆然无复有所忌惮矣。公固不能复为之屈，遂自请为祠官，屏居建溪之上，日以讨寻旧学为事，手抄口诵，不懈益虔。盖玩心于义理之微而放意于尘垢之外，有以自乐澹如也。旧喜赋诗属文，至是非有故不徒作，乃其文气则更为平缓，而诗律亦益閒肆，视诸少作，如出两手矣。然公自是不复起，年未五十而奄至大故，善人之类，莫不伤之。其后十馀年间，桧遂颛国秉，大作威福，诸与公同时被逐之人，大者削籍投荒，小亦弃置閒散。迄桧死败，其幸存者乃起复用，或至大官，而公皆已不及见矣。呜呼！熹尚忍言之哉！公性至孝，事太夫人左右无违。友爱诸弟，委曲将就，有人所难能者。与人交重然诺，不以生死穷达二其心。抚孤甥教之学，而经理其家事曲有条理，人无间言。接引后进，教诱不怠，闻人之善，推借如不及。至于邪佞嵬琐、简贤附势之流，与己异趣，则鄙而远之，或不忍正视其面。至其所以施于吏治者，亦皆果决明辨，抑邪与正，无所顾避。顾熹生晚，不及于闻见之详，故不得而记也。晚既属疾，自知必不起，而处之泰然，略无忧惧之色。手书告诀所善胡公宪原仲、刘公勉之致中、刘公子翚彦冲，属以其子，而顾谓熹往受学焉。其志道服膺，死而后已，垂裕后人，不使迷于所乡者又如此云。所为文有《韦斋集》十二卷行于世，外集十卷藏于家。始时吏部侍郎徐公度欲为之序，略言少日多见前辈，而自得从公及正平张定夫游，始得为文之法。会病革，不及脱稿，而今序则直秘阁傅公自得之文也。其论以为公诗高洁而幽远，其文温婉而典裁。至于表疏书奏，又皆中于理而切事情，亦为得其趣者。公娶同郡祝氏，封孺人，赠硕人。其父处士确有高行。硕人性慈顺孝谨，佐公事太夫人于穷约中，未尝一日不得其欢心。承接内外姻亲，下逮妾媵僮使，曲有恩意，后公二十七年卒。一男子，熹，今以朝奉大夫致仕。一女子，嫁故浏阳县丞刘子翔，蚤卒。孙男三：长塾，亦蚤卒；次野，将仕郎；次在，承务郎。女三，其婿脩职郎刘学古、迪功郎黄干、进士范元裕。曾孙男五，钜、钧、鉴、铎、铚。女九，长适文林郎赵师夏，馀或许嫁而未行也。公卒之明年，熹奉其柩葬于建宁府崇安县五夫里之西塔山，而硕人别葬建阳县崇泰里后山铺东寒泉坞。然公所藏地势卑湿，惧非久计，乃卜以庆元某年某月□□日奉而迁于武夷乡上梅里寂历山中峰僧舍之北。盖公之诗尝有「乡关落日苍茫外，尊酒寒花寂历中」之句。呜呼。此岂其谶耶？不肖子熹追慕攀号，无所逮及。窃惟纳铭幽堂，具著声烈，以告万世，盖自近古以来未之有改。而公赠官通议大夫，正第四品，准格又当立碑，螭首龟趺，其崇九尺，刻辞颂美，以表于神道，用敢追述其平生论议行实之大者如右，以请于当世立言之君子。伏惟幸垂听而择焉。谨状。庆元五年十二月日，孤朝奉大夫致仕、婺源县开国男、食邑三百户、赐紫金鱼袋熹状。

熹赖遗训，窃位于朝。获被庆恩，追荣祢庙，亦有年矣。比以钩党废锢，忧畏过深，以故及今，始克祗奉命书，以告于寝庙。惟我皇考，洞视今古，靡有遗情。陟降如存，尚克歆此，丕显休命。顾熹衰颓，年迫告休。使我皇考，未跻极品，而先夫人，亦未克正小君之号。流根之报，无复后期。永念及兹，痛恨何极！仰惟慈荫，俯鉴愚衷。尚启后人，不日昌大。熹瞻望恩灵，不胜感慕摧咽之至！谨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