归去来兮，人生之乐无如归。舍躯命而不保，兹明哲之所悲。悼前言于既往，舌驷马兮焉追。持孤愿以取戮，丛一身之百非。心耿耿兮如醉，泪浪浪兮沾衣。情犬马兮恩厚，命蝼蚁兮力微。乃瞻帝阙，梦驰心奔。俯步驽蹇，曾嘶君门。筋力已竭，皮骨空存。烟不染突，酒离空尊。纵伤戚之盈抱，遣饥渴而违颜。先众馁而独饱，非素怀之所安。偶只影而南骛，度桂岭之遥关。赖皇明之独照，迈曦娥而监观（逸句二。）。稽白刃于槁颈，察忠精之枅枅。归去来兮，息心猿之外游。觅波镜而不得，奚泡像之可求。听自他之可幻，寂闲忙之两忧。吾既知之矣，又将以告乎朋俦。事海无际，身如轻舟。葵转动以倾日，狐终尽而首丘。金百死而不化，水万折而东流。审物性之莫夺，戒馀习之未休。已矣乎！岫云舒卷各有时。出者自出，留者自留，谁能比迹而同之？华胥非一途，游寝不可期。谅饥穰之莫易，聊致力于耘耔。感子牟之昨梦，继《天保》而成诗。虽死生之事大矣，安之若命复何疑？

尧、舜、禹皆以「若稽古」为训。「若」者顺而行之，「稽」者考其当否。必使合于民情，所以成帝王之治。天子之孝与士大夫之孝不同。

臣切惟天下万事，而人主所当问者一事而已，用人是也。尧舜之法，试而后用，是以九年然后见伯鲧之罪，历试然后知大舜之圣。不试而用，其失多矣。陛下欲开言路，首还邹浩，取其有既往之善，可谓得已试之材，允合人心，无可正救。而闻御史中丞安惇尚缘往事论浩罪恶，欲寝已成之命，自明前举之当。其说以谓先朝之事，且当遵承；国是所系，不可轻改。臣请以祖宗故事明其不然。昔唐介之忤仁庙也，内指贵妃，外诋宰相，窜于岭表，昭示天下。是则邹浩尽忠之言，何异于唐介？先帝一时之怒，何异于仁祖？仁祖有日新之意，久而变通，是以还介于一年之内。先帝有日新之意，未及改命，而弃天下于数月之间。爱君之人，念此伤痛，光续前绪，正在今日。岂有事事不改而可以谓之善继，天下皆非而可以执为国是乎？国家一继一述，皆本于孝。善继人之志，善述人之事。以太平之久，自尧舜三代乃至汉唐，皆不及焉。一人有庆，兆民赖之，孰大于此？若夫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，则是孟庄子之所谓孝耳，战战兢兢，何足为天子道哉？陛下居武王继述之位，而执法之臣扬孟庄子不改之说。曲徇其请，则臣下享因循之利；从公议，则圣主被愆忘之讥。非上误朝，一以私意，风宪之职，当如是乎？然则邹浩既来，安惇可去矣。虽圣度宽容，姑尔含贷，而明示好恶，亦不可缓。黜幽之典，宜自安始。伏望即降指挥，以警列位，天下幸甚。

安惇奏浩是先朝所弃，不当复用，国是所系，不可轻改。臣切惟是非之心，人皆有之。古之圣王，以百姓之心为心，故朝廷所谓是非者，乃天下之公是非也。是以国是之说，其文不载于二《典》，其事不出于三代，唯楚庄王之所以问孙叔敖者，乃战国一时之事，非尧舜之法也。然其言「夏桀、商纣不定国是，而以合其取舍者为是，不合其取舍者为非」，则是孙叔敖之意亦不敢以取舍之私害天下之公是非也。若取舍简择，一以私意，合我者是，异我者非，此楚庄王所不取也，岂圣时之所宜用哉？所有国是故事一件，谨录奏闻。

臣窃睹陛下近因日食，诏许中外臣民实封言事，天下之忠言必自此而进矣。然而求言之诏普逮于臣民，而乞言之礼未加于黄耇。窃虑耆德故老，久去朝廷，或在谪籍，或已得谢，忠于徇国，意欲有言。泛然应诏则非旧弼之体，密贡封事则有强聒之嫌，若非圣问俯及，隆谦示敬，则黄耇之言或不乐告。是以周家忠厚，尊事黄耇，秦穆改过，复询黄发，《诗》、《书》所载，圣主之所宜行也。愿因侧身惧变之时，明示养老乞言之礼，必有嘉谟，来助初政。格王正事，无先于此。伏望陛下上禀慈闱，议而行之，天下幸甚。

邹浩尽忠之言以爱君忧国为心，先帝一时之怒无终绝言者之意。惇居风宪，理当助浩，默而坐视，愧责已多，况如前日之所为者乎！极天下公议所非以为国是，极人臣不改之孝以为善述，昔以误朝，今以非上，原情定罪，安可已乎！伏望检会前奏，早赐施行。

臣闻道合则从，不合则去，非特君子保身之义，是亦人臣事君之礼。义所以明可否，礼所以别嫌疑，见可则行，有嫌则避，此大臣之所当知也。臣伏见左仆射章惇独宰政柄，首尾八年，迷国误朝，罪不可掩，天下怨怒，丛归一身。自陛下临御以来，海内之人欲甘心于惇者如猬毛而起，赖圣度包容，爱惜事体，故惇虽求去，而圣恩不许。臣窃以谓惇之求去是也，陛下之不许非也。先皇帝奄弃天下，海内讴歌，归于有德。皇太后顺自然之叙，合天下之公，倚成于天，躬定大策。惇于此时，意语乖倒。陛下以天地之量，置其言于度外，益加礼貌，如恐不及。自古人君宽仁大度，未有如陛下今日者也。然而惇处可嫌之地，持不合之意，察其愧谬，无以自容，故先帝之陵土未复，而惇欲委使事而去也。夫泰陵命使，朝廷之大典；送往慎终，臣子之厚意。惇于泰陵岂不欲致其厚哉？势不可留，知难而去。考之公议，可许无疑。但令使事不乏，则朝廷之大典举矣。然则惇之去留，国体所系，臣愿陛下速发德音，允其所请。

臣窃谓朝廷之事，当行者不可犹豫，未行者不可漏泄。当行而犹豫，谓之不断；未行而漏泄，谓之不密。意外不测之变常生于此，古人既往之事可考而知也。陛下改用大臣，明示好恶，前日之所谓国是者，陛下既察其非矣。章惇以社稷自任，蔡卞以经义教之，当此之时，共忧国事，必不以二圣之所行为是也。彼皆以王安石自比，固宜以进退为心。卞则安坐而不动，惇则备礼而求去，其于上圣之所行，能无正救之心乎？皇太后不宰之功发于至慈，陛下无已之报方在舜心。天佑命之，俾我元嗣慈孝之治实冠前古，我家之庆不求而至。此内外之所以欢欣，而和气之所以充溢也。然而天道难谌，事当儆戒。卞等立其私说，变礼名实，为国政之害者，其大有三：一则以继述神考为名，违其就者谓之不孝，而实有负诬之心。二则以厚于先帝为名，违其说者谓之至薄，而实有轻欺之意。三则假经义之糟粕，窃安石之绪馀，依语而行，蔽惑上下。违其说者，谓之非圣人，加人以至恶之名，陷人以难名之罪。谋发于蔡卞之心，事成于章惇之手，胁持上下，果断必行。此二人者，外示睽间，而心手相资，无事则相忘，有急则相应，自然必致之理也。臣十四日密章所论，深思熟虑，然后敢发，在陛下断之而巳。犹豫不决，理必生事。又况今日所行之命，已有可密而不密者矣。机既不密，又不时断，执中无权，必有后悔。所以念难谌之道，而儆无虞之时者，其可忽乎！愿陛下上禀慈闱，熟议而速断之也。臣愚不胜惓惓爱君之心。

臣闻古人有言曰：「虑善以动，动惟厥时，时至不行，反受其殃」。此忠臣之所当行，而明主之所宜虑也。章惇罪恶既大，陛下不复听信，犹在相位，岂所宜哉？且惇尝求去，而陛下不许，此固足以彰圣人宽大之德，然而疑则不用，用则勿疑，乃圣主任臣之法，疑而用之，实为不可。陛下之所以未从其请者，不过以先帝山陵在近，不欲以使事改付他人而已。若审如此，所谓执一而废百也。祖宗故事，山陵命使，必以先朝宰相。是以丁谓既去，则改命冯拯，王圭既死，而蔡确代之。拯之与确，皆是旧相。当时若无旧相，亦须改命他人，执一守株，非所以权大事也。今自惇之外，先朝旧相未致仕者，更有一人，范纯仁是也。虽以奸党得罪，而天下皆以为贤；虽有目疾，而其心不盲。陛下若举而相之，可以收天下之心。昔先帝起惇于谪籍之中，欲用纯仁，自有此例。若纯仁以疾不来，则是去就在纯仁者也。擢任辅相，事出独断，自唐以来，虽见任宰相，不得预闻。臣以孤外之踪，遽敢及此者，臣非敢荐纯仁也，为陛下思所以去惇之策，无出于此也。臣请缕缕言之。盖自绍圣以来，蔡卞造作奸言，假托经义，负诬神考，轻欺先帝，唱为国是，以行其私。凡惇之所行为天下之害者，其谋皆发于卞。干纪紊政，其事不一。然原其乖背之始，则不过妄论继述两字而已。用孟庄子之小孝，违武王之大孝，务以恶名，胁持上下。二圣已察其欺伪，而卞等不悛，持此益固。论夫妇之终始，语兄弟之厚薄，阴谋密计，何所不至。当此之时，陛下若斥逐章惇，而不以宰相为山陵使，彼必以谓陛下不厚于泰陵矣，然则惇未可以斥逐也。今其请去，则不可不从也。永泰陵使不可以他人为也，然必先朝宰相为之，然后可也。设使惇未肯求退，则在陛下似亦难处。今惇自请，则不过许之而已矣，何所疑哉？然而欲命先朝宰相以代山陵使，则舍范纯仁其谁乎？臣谓陛下若相纯仁，则可以慰天下思贤之心，可以示二圣用平之意，可使有罪之人必无反侧，则是一举而众美具也。出命之日，永泰使事权付先朝执政，以待纯仁之来。若纯仁不来，则权付之人，自可行矣。非是不使旧相，盖由旧相辞免，则次官将命，于理为顺。又况纯仁目疾，自不妨陛下他日别命宜相之人也。臣愚不避小嫌，竭忠尽虑，若蒙省察，速使惇去左右，则忘身徇国之人始敢安枕而卧矣。时不可失，机不可玩，愿陛下深念而决行之也。天下之故，反覆无常，当以人事辅成天意。古人既往之迹可證可验，非臣笔端所可具述。臣不胜拳拳爱君之心，惟陛下赦其僭易，采其所言，断而行之，天下幸甚。

〔贴黄〕臣十一日劄子云：「祔庙以前，且当明辨邪正；躬揽以后，乃可大明黜陟」。诚恐惇等未去之时，机事不密，为害不细。伏望陛下用臣前章，且以职名出惇于外，然后合集众智，共议典刑，缓而不迫，举事必当。先朝宰相苏颂致仕，命为中太一宫使。纯仁若以疾不来，则此例似可行也。若得纯仁居京，则有事可以访问，养老乞言，无大于此，何必过示优假，如司空重事之类，使其处此而不安乎？范纯仁乃臣妻党之亲，臣虽未识纯仁之面，而今日之言，不能无嫌，臣不敢以小嫌而废公议也。

臣二十二日奏禀职事，因论朝廷之议未及瑶华，而先赏何大正等，失于太遽。盖以当时诏旨以谓「内禀两宫，外咨宰辅」，宰辅之意，人所共喻，两宫之训，外人不知。但闻秘狱初兴，推鞫嫔御，狱词既具，遂及中宫。朝廷皆以为当行其事，遂告于天地。国威所胁，谁敢出言？至于今日，言路既开，是以大正之徒敢陈既往之事，意虽可取，言亦无难。况闻大正所陈，其事不一，请复瑶华者乃其所言之一事而已。然而外议詾詾，溢语相传，皆以谓陛下之所以赏大正者，将欲复瑶华故也。当时预议执政，即今皆在朝廷，忧废者之复兴，恐身祸之莫测，虽知圣度之宽大，亦虑言者之沸腾。使其各有惧心，盖由恩及大正。臣故曰赏之遽也。虽然，前日之事，以母仪之动静，而定是非于狱辞，兹固非所以习天下而尊堂陛也。又况当时推劾事由，郝随按牍虽存，岂足尽据？设有冤抑，理合辨明。然而训果出于两宫，则先帝当时不得不从；事既干于泰陵，则陛下今日安可轻改？假使昔者两宫无坚确之命，先帝有尝悔之心，大正疏远，何由得知？然则朝廷莫大之政，国家难处之事，未可以卒然而议也。臣愿陛下先思昔者所以致此之因，然后罪之赦之，皆得其宜矣。臣谓致此之因，生于元祐之说也。以继述神考为说，以雠毁宣仁为心，其于元祐之事，譬如刈草，欲除其根。瑶华乃宣仁之所厚，又于先帝本无间隙。万一瑶华有预政之时，则元祐之事未必不复。是以任事之臣过于久远之虑，若刈草而去其根，则孟氏安得而不废乎？知经术者独谋于心，宰政柄者独行于手，心手相应，实同一体。方其造谋之时，自谓密矣，而见微之士原始知终。彼患失安位之人不能正救，虽有可罪，然而《春秋》之法，专责造意之人而已。臣愿陛下考往验今，询谋于众，或采刍荛之论，或乞黄耇之言，议之既熟，乃发威断。大明诛意之法，则首恶者惧；曲示含垢之恩，则获免者众。如此，则事体无伤，谪罚不广。耿育宣布所起之言可示于天下，仁祖专责范讽之意可法于今日。天下静扰，系此一事，愿陛下上禀慈闱，详择施行，天下幸甚。

臣闻「先甲三日易，后甲三日难」。谏而不早，足以取名，而于事无益。忠臣之义，但求有益而不顾取名。臣今日先事之言，为欲有益于朝廷也。臣伏闻殿中侍御史龚夬言翰林学士承旨蔡京告讦周穜等语言事，乞罢黜京，而朝廷谓京无过，不以夬之所言为信。夬既不得其言，难以复在言职，虽朝廷未加斥逐，理当求去。夬尚未去而臣已言及，此其所以为先事之言也。盖言事之官，乃朝廷耳目之所寄也，耳目不通，则有蒙蔽之患。故自祖宗以来，奖励言官，屈意听纳，养其劲气，不使小挫，非重其人，所以重朝廷之耳目也。自绍圣以来，七年之间，五逐言者。初逐常安民，次逐孙谔，次逐董敦逸，次逐陈次升，次逐邹浩。此五人者，皆与蔡京所见不同。虽其间或以他罪被逐，而京之所恶则无不去者。今夬之言京，又将罢去，则是两朝言官前后六人无不为京而去也。陛下以圣德嗣位，上法祖宗，内禀慈训，数月之间，德泽广被，内外安静，人情欢悦，此千载之一时也。今若缘此一事又去言官，臣恐后之言者人人不已。可惜安静之势忽成纷纷，其于初服岂能无累？若待临事而谏，孰若先言之有益也？臣愿陛下察夬所言忠于为国，特回睿听，曲赐允从。庶使敢言之士意向朝廷，蒙蔽之风自此衰息。伏望陛下上禀慈闱，议其可否。小臣狂妄，冒犯天威，陛下矜赦，幸甚。

〔贴黄〕臣近曾面奏，为蔡卞是臣之举主，而臣言其罪，虽于公议无愧，而私议未安。臣之自劾求去，固有日矣。今所言者，非自为也，非为夬也，为朝廷耳目之官耳。伏望圣慈特赐矜察。

臣伏闻王安石《日录》七十馀卷，具载熙宁中奏对议论之语。此乃人臣私录之书，非朝廷之典册也。自绍圣再修《神宗实录》，史官请以此书降付史院，凡日历、时政记及《神宗御集》之所不载者，往往专据此书，追议刑赏。夺宗庙之美以归故臣，建掌书之官以修私史，考之往古，并无此例。唯唐武宗时宰相李德裕引郑亚之徒改修《宪宗实录》，增损笔削，专美其父。其后宣宗即位，追念宪考，不能平也，故大中三年九月制曰：「委国史于爱婿之手，宠秘文于弱子之身。擅敢改张，罔有畏忌。夺他人之懿绩，为私门之令猷」。于是德裕、郑亚皆从贬窜。盖以国史、实录皆欲显扬宗庙之美，非人臣之所得私也。神考之信任安石，虽成汤之于伊尹，不过如此。安石密赞之言，强谏之语，何必尽宣于外，然后见君臣相得之盛乎？昔者周公之训曰：「尔有嘉谋嘉猷，则入告尔后于内，尔乃顺之于外」。曰：「斯谋斯猷，惟我后之德」。安石《日录》所载嘉谋嘉猷，既入告而发于命令，则斯谋斯猷皆神考之德也，岂可以继志述事为名而专绍人世之美乎？伏惟陛下若稽如尧舜，继述如武王，弃斥人臣不改之小孝，光神考日新之圣绪，忍使裕陵之美，皆为私史所攘？改而正之，理不可缓。所有绍圣《神宗实录》，愿诏史臣别行删修，以成一代不刊之典（《国朝诸臣奏议》卷六○。又见《通鉴长编纪事本末》卷一二九，《玉海》卷四八，《宋史全文》卷一四，《历代名臣奏议》卷二七六。）。

「史官」原作「之书」，据《长编纪事本末》、《历代名臣奏议》改。

蔡卞痛斥流俗，力主国是，以不仕元祐为高节，以不习诗赋为贤士。自谓身之出处可以追配安石。陛下建皇极之道，推旷荡之恩，好平恶偏，去彼取此，察流俗之可宥，知国是之当审，所以善述神考之政，而增光先帝之绪者，卞之所是，与此不合。道合则从，不合则去，此人臣之大节，而安石之所以为贤也。今卞持不合之意，处宜去之时，迟回固位，复何所待？安石进退，似不如此。愿以臣章示卞，自为去就。

臣近具劄子言：「尚书左丞蔡卞持不合之意，处宜去之时，迟徊顾位，复何所待？愿以臣章示卞，使卞自为去就」。未蒙施行。续具奏状言：「先帝嗣位之初，事有更改，大臣之预议论者，卞皆笑其阿随，疾其奸罔。至于太学之士尝习诗赋者，卞皆薄之，目为元祐进士，为其徇时而改所习也。今陛下继志述事，光续前烈，好平恶偏，弃彼取此，凡卞之所谓是者浸已更改，卞亦幡然而从，不复固执。此与元祐阿随之臣殆无以异。躬不自厚，用违其言；动静失时，因累国体。臣之所论，安可已乎？乞并臣前章，皆以示卞」。未蒙施行。续又具劄子言：「卞以安石自任，俯视侪辈。朝廷诛赏系其爱憎，人材废兴唯所取舍。矜其执守，坚若金石。时异事变，则随而不执，默据高位，恬不知动。伏望圣慈特降睿旨，检会前件劄子奏状，允臣所请，皆以付卞，使卞自为去就」。未蒙施行。续又具奏状言：「臣恭惟哲宗皇帝念神考有为之艰，惩元祐纷更之速，笃于继述，一于委任。七年之间，专用一相，虚心注意，可谓至矣。误朝迷国，罪在臣下。而议论之人，推考往事，不知先帝圣意所起，詾詾之言，或干陵庙。爱君之士，追痛不已，愤疾章惇，欲正其罪。臣谓惇为宰相，既专且久，怨怒所丛，咎责固大，此天下之所共喻也。然而惇迹易明，卞心难见。用《春秋》责意之法，则难见之罪，安所逃乎！盖自绍圣以来，卞以经术自任，以安石自比，托继述于诏令，寓好恶于刑赏。痛斥流俗，则至于诛绝言路；深嫉元祐，则至于雠毁宣仁。体之大者，唯此二事，末流之祸，不可胜言。凡惇之所行，其谋皆发于卞，立为成说，胁持上下，自谓出于安石，孰敢不信。名曰国是，孰敢不从？惇虽强梁，在其术内，奉行其说，唯恐不及，见卖而不知，受绐而不悔，势穷力极，而尚未改也。昔者王安石尝谓神考曰：『流俗权重，则天下之人归流俗；陛下权重，则天下之人归陛下』。神考用其说者，所以收天下之权也。自熙宁之末，安石去位，神考操驭臣之柄，不间彼此，用人惟己，立贤无方，熙宁流俗，稍复收召。当此之时，四海之士皆洗心而自新，愿受知于君父，是以天下之权常在神考。然则流俗之所以为流俗者，神考既赦其往愆而不复罪矣，卞亦何心，追咎不已，违神考日新之绪，胶熙宁趣变之迹。守此意者谓之守正，立此说者谓之特立，非其类者指为邦朋，议其失者指为邦诬。于是用其所谓守正特立之士，去其所谓邦朋邦诬之人，合乎此者我所谓是，不合乎此者我所谓非。总其所谓是，名之曰国是；总其所谓非，名之曰流俗。是以天下之士，以流俗见恶者十有六七。既恶其人，因废其言，持平者谓之两可，献忠者谓之诽谤。遂使天下之士钳口结舌，朝廷之所见闻者不过三数人耳。人人畏祸，谁复敢语！自去年邹浩既贬，御史所劾，巧于诏旨之外，文致深罪，近自侍臣，远及寒士，流离窜斥，朝野震伤。以言为讳，至于如是，安惇之罪，人所切齿。然而见微之士寻考根源，则痛斥流俗，本出于卞，及其末流，势自如此。然则邹浩之贬，有自来矣。故《春秋》责意之法不可以不明也。宣仁圣烈皇后有大功德于天下，哲宗皇帝尝语近臣曰：「宣仁，妇人之尧舜也」。崇报之心，岂有极乎！然以失职之臣，不加将顺，恨奸党之得用，愤流俗之见与，章疏密补之言请降于外，理诉自私之语深摘其过。设负冤抑，亦不得伸；意或忠嘉，亦坐重谴。凡元祐之所行，必扫荡而后已，如刈草而去其根焉，则宣仁所厚如瑶华者，安得而不废乎？奉行其事，虽在惇等，然而见微之士寻考根源，则深嫉元祐，本出于卞，及其末流，势自如此。然则瑶华之废，有自来矣。故《春秋》责意之法，不可以不明也。卞以经术自任，以安石自比，而误朝迷国，乃至如此！祸根罪首，实出其心，公议沸腾，罪不可掩。陛下以天地之度，无所不容，优假大臣，务在体貌，卞于进退，礼当如何？而乃用违其言，恬不知动。是以臣之前章，姑请示卞，欲以观其去就，屡渎天听，未赐允从。圣德宽大，非臣浅陋所能窥测，然臣之职事，义不可已。乞以臣章，降付三省」。未蒙施行。臣窃惟痛斥流俗，而至于诛绝言路，深嫉元祐，而至于雠毁宣仁。卞唱此说，立为国是，胁持上下，逆天违人。致使海内有詾詾之言，我家有难处之事。若谓所行皆当，亦宜固守不移，今复安位，随而不执。大臣如此，尚可与之谋国事乎？臣职在谏省，忝司耳目，凡今日之所极论，皆曩时之所亲见，为国寒心，非一日也。虽圣德宽大，容贷如天，而渠魁胁从，亦当区辨，岂可并恕而俱释乎？伏望圣慈采恤公议，速示威断，以警列位。

臣尝谓绍圣大臣负诬神考，轻欺先帝，皆托于继述之说。而唱此说者，尚书左丞蔡卞也。傅会经义，变乱名实，以继述神考为名，以纂绍安石为主。谓熙宁所弃之士，皆是流俗；谓神考不能知人，后复收用，致使老奸之类，共成元祐之恶。故于元祐之事，如刈草然，然锄其根，然后王氏之志得尽行矣。此其所以立说之本意也。计画安排，自有次叙，不动声色，而其事皆行，则以章惇愚闇，在其术内而不知故也。视其所以，观其所由，察其所安，则负诬轻欺之迹皆可见矣。卞当元丰之时，与王震之徒皆自小官骤见超擢，被遇之恩可谓厚矣，所以报神考者宜如何哉！元祐之初，国政大改，卞于此时身为侍从，若使不忘神考，亦当略吐一言。坐视纷更，曾无献替，周旋数郡，安佚八年。至先帝躬揽之初，乃政事必更之日，复𥙿陵之大美，合天下之至公，千载难逢之会，在此时也。卞乃乘时射利，先植其私，薄神考而厚安石，欺先帝而罔天下。元丰旧臣有如此者，不谓之负神考乎？臣窃观神考有为之初，王安石、吕惠卿相与谋国，共进人材，非安石之所与，朝廷不用也，非惠卿之所取，安石不荐也。此两人者，食息虽异，其心则同，发乎议论，如出一口。及夫事久变生，情移虑改，胶漆之友，化为仇雠，一门之士，分为两党，国论为之詾詾。神考厌其纷纷，安石一退于钟山，不复收召，惠卿宣力于外郡，绝迹庙堂。二人一例见疏，两党未尝偏弃。威福既归于公上，名器不假于私门。当此之时，四海之士无彼无此，孰亲孰疏，皆洗心而自新，愿受知于君父。卞之初进，适在此时。神考自擢而试之，非必私厚于安石。以何琬之事观之，安石有过，尚不假借，卞若有罪，岂以安石之婿而不敢治乎？神考之所以服天下者公平如此，后嗣之所当述也。卞欲自媒其身，敢为欺蔽，安石际会遭逢之美挟之而备论，神考抑扬始终之意掩之而不言。惠卿之所以负安石者讲之详矣，神考之所以沮安石者当论之乎？孔子曰：「爱而知其恶，憎而知其善」。盖虽圣人不免有过，虽小人未必无善，不以爱憎之私而变善恶之公者，孔子之心也。神考之与孔子岂异哉？而卞之自立爱憎，诳惑士类，其所爱也，虽恶必取，其所憎也，虽善必弃。爱憎阴循于安石，取舍显违于神考。而其所以上罔先帝而下欺天下者，皆以为神考之心也，不谓之诬神考乎？且神考之志欲远继三代，神考之事欲永利生民。十九年之间，念念缉熙，日日变通。至于元丰之末，而天下之事异于熙宁者多矣。虽当时奉法之臣时有误谬，而圣人救弊之意本欲日新。先帝继述之初，但以宽平为务，卞为不道，力沮圣谟。用安石过时之说，改神考日新之绪。凡神考之所以膏润斯民者，皆以为安石之泽也；神考之所以作新多士者，皆以为安石之教也。立私门之所好以为国是，夺宗庙之大美以归私史。其意以谓深得安石之道者唯我一人，可以为先帝不召之臣者亦莫如我。同我者是，异我者非。其所是也，谓之国是；其所非也，谓之流俗。所陈于先帝之前者，其道如此。不敬其君，可谓甚矣，不谓之轻先帝乎？神考有言曰：「朕惟君子多识前言往行，故能刚健笃实，光辉日新」。大哉圣考之训，后嗣之所宜法也。盖古之圣贤，非止一人，前言往行，贵乎多识，岂当独识一安石而已乎？自绍圣以来，王氏之好恶达于天下，公家之名器用于私门，以臣改君，下变上守。托继述于诏令，嫁怨怒于同列，以平论为两可，以稽古为俗学，以直词为诽谤，以深计为妖言。作于其心，害我国政。自谓经义之大旨他人莫晓，《日录》之本意唯我独知。而所以告乎先帝者，以为继述之道不得不然，不谓之欺先帝乎？凡此四者，其事皆托于继述，其说皆唱于蔡卞。上动天变，下失人心。恭惟陛下继神考之志，述哲宗之事，奉先追远，不敢少懈。而大臣之中，负诬轻欺有如卞者，赦而不治，不足为宽。伏望议正典刑，以厌公议。

臣近者五具奏状、劄子，为言蔡卞事，皆未蒙施行。按卞迷国不道，以私灭公，知有王安石，不知有神考。阴谋密计，迹不可见，而国家大患皆生于卞。神考在位十九年，凡润泽生民之事，卞皆掠为安石之美。其理乖倒，不可以训示天下，然而所行之事，皆以继述神考为名，故天下之人无敢议者。且如元祐章疏，皆是当日臣僚纳忠之言，卞以私意讽谕，请降于外，取舍简择，专任己见，以言为罪，公然行遣，以戒天下敢言之士。遂使进言之人，所入文字惟乞留中，不敢深说。此岂一朝一夕之患乎？初，元丰得罪之人，元祐许其理诉，所以通冤抑而尽下情也。进状之人各求辨雪，既是词讼之粗语，岂有先王之法言？卞以私意讽谕，字字点检，一语不当，便加黜罚。非独杜绝诉冤之士，亦以罗织无罪之人。卞虽快意于一时，而深为朝廷之后患。然其立说，以谓章疏之言，讥毁神考，理诉之事，形迹先朝，必须如此施行，方名继述之义。既以此说胁持上下，于是人皆杜口，而恣其所行，左遮右防，不犯其手。故臣前章以谓惇迹易明，卞心难见。尧舜黜幽之典，必黜难见之罪；《春秋》诛意之法，必罪造意之人。陛下圣学高明，洞照今古，尧舜之所不赦，《春秋》之所必罪者，亦圣时之所宜行也。且卞之自比安石，似是而非，欺惑上下，人所切齿。故臣之前章先论其所以似是而非者，然后因流俗、元祐之说以明其罪。盖救其末流，不若先塞其源；剪其枝叶，不若先锄其根。卞之所以自托于安石者，蠹国害政之根源也，臣安敢舍此而论其末乎？伏望检会前章，皆付三省特降指挥施行。

臣伏见龙图阁待制、新差知荆南府事邢恕，昨者自谓亲闻司马光所说北齐宣训事，谓光等有凶悖之意，遂以其语告于章惇，而光及范祖禹等缘此贬窜。又以文及甫私书达于蔡确母明氏，谓刘挚、梁焘、王岩叟皆有奸谋，而挚等家族几至覆灭。今朝廷赦宥光等，尽复其官，矜恤之恩，遍及存没，则是恕前日之所行不为陛下之所信也。按恕尝以反覆诡诈得罪先朝，昔者抗疏自列之言今可考也。恕之得罪于公议固亦久矣，今宠以华职，付以大藩，中外沸腾，不以为允。伏望圣慈特降睿旨，原情定罪，以协公议。谨录奏闻，伏候敕旨。

臣闻周公作《立政》，戒成王曰：「其勿误于庶狱庶慎」。盖虽成周之盛时，亦以误狱为戒。神考熙宁诏曰：「狱讼非其情欤」？盖恐天下治狱之吏有饰辞鍜鍊之失也。夫周公之于庶狱戒其有误，神考之于狱讼虑失其情，先圣后圣，岂异意哉！臣伏见元符三年六月十八日敕看详诉理所：「改正过元祐诉理之人，依元符元年六月二十五日指挥外，其后来接续奏降指挥更不施行。其已施行者并依今来指挥」。除言语不顺别作一项外，蒙改正者七百馀人，其所洗涤可谓众矣。无罪者既蒙洗涤，则看详之官如蹇序辰、安惇者安可以不加罪乎？谨按惇奏曰：「凡得罪于元丰之间者，若特出睿断以劝沮天下，则人臣不当辄为理雪。或经有司勘断，必是情法相当，上下方敢施行，未审当时有司如何理雪」。臣窃谓鞠狱断罪而使情法相当，若非皋陶作士，不能如是。周公之戒其有误，神考之虑其非情者，正恐情法不能相当故也。今曰有司勘断必是情法相当，如此，则是元丰之时九州内外为有司者皆皋陶也，其为谄诳，不亦甚乎？且元符有司即元丰有司也，去年邹浩之狱，在京及新州所连逮者凡数百人。按法定罪，则浩为厚诬君父，其党为同恶相济；若言其情，则浩为尽忠于朝，其党为厚于亲戚朋友。其情如此，而用法如彼，可以谓之相当乎？安惇官为执法，职在献替，尚且率其僚属共为诬谄，而乃谓元丰有司所勘断者能使人人情法相当，此可以欺天下乎？又如司马光宣训之语，究治刘挚等事，或缘凶悖之意或以奸逆之谋，按法定罪，则几至赤族；若论其情，则尽出诬罔。然则元符大臣致人以罪，情法相违尚乃如此，而谓元丰有司能使情法相当，孰敢以为然乎？如曰出于睿断以示劝沮，臣下不当辄为理雪，以理观之，亦未然也。臣请以近事明之。熙宁、元丰旧例，开封府公事或情轻法重，或情重法轻，则贴例取旨，或封入请宝，临时轻重，皆出睿断。自元祐以来，知开封府臣僚请改旧法，不复贴例，喜怒任情，高下其手。请宝得旨之事虽经睿断，而故失出入实由开封。如此之类，若复申明改正，又何累圣人之劝沮乎？又有司所勘公事，依例差官录问，有国以来未之改也。自绍圣四年正月以后，开封府所勘公事，一面画旨，直行奏断，更不录问。衔冤之人或有枉横，既无覆审，何由自达？虽缘本府取旨，事经睿断，而请不录问者实由有司。如此之类，若复申明改正，又何累圣人之劝沮乎？先帝知其然也，于是改此二法，请宝公事依旧贴例，而直行奏断者依旧录问。自此而后，开封不敢越例而有请，罪人得因审覆而自诉。方此二法未改之时，开封公事勘断有失，孰敢以为睿断之误乎？盖人主变通之道，无所胶执，事有未便，改之而已。昔虽未改，今亦当改。此乃今昔相成之道，前作后述之理。是以复行审问，再行贴例，则是哲宗之所自改也；召还邹浩，叙复光、挚，则是先朝之所欲改，而今日之所当述也。善继祖宗之绪，共述一家之美，亦何先后彼此之间乎？以今视昔，则元丰应世之事，或因或改，皆圣人之迹耳。迹不可泥，何独有司勘断之事而必欲保其无误哉？为此说者，不过欲赞誉元丰，而自以为尽忠于神考耳。神考盛德大业，高厚如天地，光明如日月，非凡愚讥赞所能加损；况其所赞誉者元丰有司而已，岂不陋哉！《传》曰「善继人之志，善述人之事」，武王之孝也；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，孟庄子之孝也。若以孟庄子为法则，是元丰之事皆不可改，非特诉理而已。若以武王善述为心，而不泥圣人已陈之迹，则改正看详诉理之事可谓合于公议矣。蹇序辰、安惇受大臣讽谕，意有所在，因谓诉理之事形迹先朝，必须如此施行，方名继述之义，遂使朝廷纷纷之事不已。考之公议，合正典刑，伏望圣慈，特示威断。

臣近闻众论，火星之行，颇失常度，历氐犯房，今乃在房心之间。臣切考历代《天文志》，荧惑犯房，将相恶之。若房心之间，则天子之明堂也。臣虽不晓天文，然而房心两位，最为易见。恐太史占知，有所隐避，不敢尽奏，臣不可以无言也。臣伏闻仁祖之训曰：「国家虽无大异，亦当常自修警，况因谪见乎」？

〔贴黄〕心为宋之分野，火星乃天王之位，前星乃太子之位。今幸未陵犯，臣先事而言者，亦冀有补而已。自陛下即位以来，正阳之月，日有食之，肆赦求言，所以图消复也。而星变继作，厥异甚大，安可以不思其故哉！董仲舒曰：「国家将有失道之败，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；不知自省，又出怪异以警惧之；尚不知变，而伤败乃至」。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，而欲止其乱也。陛下圣德日跻，切于至治，上法祖宗，内禀慈训，孜孜勉勉，不敢皇暇。而日星之变，重有谴告，非天心仁爱之深，何以得此？革否为泰，转灾为祥，在陛下一念之顷耳。臣闻应天消变，不在文采，非祝禳之所能除也。

〔又贴黄〕齐有彗星，齐侯使祝禳之。晏子曰：「无益也，祗取诬焉！天道不谄，不贰其命，若之何禳之也！且天之有彗，以除秽也；君无秽德，又何禳焉！若德之秽，禳之何损？《诗》曰：『惟此文王，小心翼翼；昭事上帝，聿怀多福。厥德不回，以受方国』。君无违德，方国将至，何患彗？《诗》曰：『我无所监，夏后及商，用乱之故，民卒流亡』。若德之尚乱，民将流亡，祝史之为，无能补也」。公悦，乃止。非末术之所去也。宋景公仁人之言，而能使荧惑退舍者，非空言而已也。根于诚心而发于言也。

〔又贴黄〕宋景公时，荧惑在心。公惧，召李子韦而问曰：「荧惑在心，何也」？子韦曰：「天罚也。宋分野曰心，祸当君身。虽然，可移于相」。公曰：「相所使治国也，而移焉，不祥」！子韦曰：「可移于岁」。公曰：「岁饥民饿必死，为人君，欲杀其民以自活，其谁以我为君乎」？子韦还走，北面再拜曰：「臣敢贺君。天之处高而听卑，君有仁人之言三，天必赏君。今夕星必徙舍」。是夕也，星三徙舍，如子韦言。老子曰：「能受国之不祥，是谓天下之王也」。咸平元年二月，彗出营室北，真宗谓宰相曰：「其祥安在」？吕端等言：「变在齐鲁之分」。真宗曰：「朕以天下为忧，岂独一方耶」？其年十月，遂用李沆为宰相，王旦为参知政事。此二人者，天下之所谓贤也。举天下之贤而用之，则可以解天下之忧。真宗消变之术，如此而已。臣愿陛下用真宗消变之术，察朝廷未正之事，勿牵众论，取其皆合人心，则合天心矣。汉元之时，萧望之、周堪、张猛等，与石显、许、史之徒议论交战，邪正未决。当此之时，有夏寒日青之变。而许、史之徒，以为堪、猛用事之咎。于是势孤者危，有力者胜。臣尝以谓天下大器也，譬如一舟。舟平则安，舟偏则危。自绍圣以来，宰舟之人，实右而虚左，舟势不平，几于倾覆。观者胆落，亦已久矣。自陛下即位以来，好平恶偏，损诸右而迁于左，十损一二，舟势尚偏。臣愿陛下察用偏同济之人，采旁观胆落之语，广诹博访，而审其所以然也。且星文之变，昭示天下，已数日矣。惟京师阴雨，见之最晚，则是远方之所已知，而陛下有未知也。幸而蒙蔽忽开，阴云披剥，垂象粲然，警示陛下，天心仁爱，可见于此。传曰：「人之所欲，天必从之」。决去奸佞，改用忠良，以合人心之所欲，天意得矣。臣故曰：革否为泰，转灾为祥，在陛下一念之顷耳。臣愚不知忌讳，惟陛下裁赦，幸甚。

〔又贴黄〕淳化二年，荧惑犯房，其年宰相吕蒙正、枢密使王晓、参知政事王沔、陈恕皆罢，而改用寇准等。太宗以是年大旱，延近臣问时政得失。枢密直学士寇准对曰：「天人之际，应如影响。大旱之證，盖刑有所不平。顷者祖吉、王淮，皆侮法受赃。吉既伏诛，家且籍没；而淮以参知政事沔之弟，止杖于私室，仍领濠州定远主簿。用法重轻如此，亢暵之咎，殆不虚发也。太宗大悟，明日见沔切责之。是岁擢准枢密副使，徙同知枢密院事。今陛下左右之臣，在绍圣中负诬神考，雠毁宣仁，而不能奉承哲宗继述之意，同心合谋，非一人也。愿陛下躬揽之初，速正其罪，且无使有侥倖茍免之人，则用法轻重不至于不平矣。消弭天变，莫大乎此。臣愿陛下以臣此语，深加意虑」。

〔又贴黄〕臣窃闻仁祖尝采前世灾异有应者，编次为十二卷，御制序引，名曰《洪范政鉴》。遇有天变，则考其所因，以为修省之资。今其书必在禁中，臣愿陛下法仁祖之夤畏，留意修省，以福天下。

臣伏睹七月初八日德音，应河北、京西路被水人户，如可以优恤事件，令安抚、转运、提点刑狱、提举司疾速条具奏闻。臣窃谓朝廷恩宥遍及天下，唯此两路偏蒙优恤之惠者，以逐路有水灾故也。今陕西、河东自用兵之后，加以凶歉，公私匮竭，人物凋弊，甚于水灾。而德音优恤之文，不及陕西、河东，臣窃以为不可。至如条具优恤事件委之安抚、监司，此亦文具而已，朝廷实惠未必及民也。盖安抚、监司被受德音，下于诸州，州达于县，备礼施行，循例报应，文移往复，动涉时月，迨于条具奏闻，而优恤之民已填沟壑久矣。朝廷优恤之意非不急也，而州县行遣之叙悠悠如此，岂非文具而已乎？夫持文具以为优恤之政，而欲使被灾之民得复其所，兹固难矣。又况天下诸道，三路为重，均有耗伤，而止恤其一，未可以为平也。臣谓平恤诸路，莫如专遣两使，一往河北、京西，一往陕西、河东。如治平、熙宁故事，以安抚察访为名。以陛下初政，作朝廷施惠之意，达于诸道。民之饥馑流亡、愁苦疲怨之状，皆得以实入告。自帅臣、监司而下，慰其劳苦，而劾其欺缪。事有方急而宜缓，法有未便而当改者，皆得专达。至于讲究边防，熟图利害，事或干于机密，而非诏之所能该者，皆令面禀圣训而奉行之。如此，则根本之地均被德泽，人心感悦，可召和气，以广陛下前日所以特降德音之意。谨录奏闻。

〔贴黄〕神考尝谓近臣曰：「昨来西师，兵夫死伤者不下二十万，有司失入死罪，其责不轻。今无罪置数十万人于死，朝廷不得不任其咎」。绍圣边事，兵夫死伤之数倍增于昔，今日朝廷安可以不任其咎？虽频推恩惠，尚未足以慰陕西、河东之民，岂可置此两路而独恤河北、京西乎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