臣闻神宗有为之叙始于修政事，政事立而财用足，财用足而根本固。此国家万世之利，而今日所当继述者也。臣近缘都司职事，看详内降劄子，裁减吏员冗费，以防加赋之渐，为久远虑，天下幸甚。然今日朝廷之计，正以乏财为患。西边虽已罢兵，费用不可卒补，遂至于耗根本之财，坏神考之政，加赋之渐，兆于此矣。臣昨守无为，奉行诏令，窃见一年之内连下五敕，而天下诸路三十年蓄藏之物皆已运之于西边。堕先政于罢兵之后，资国计于冗费之馀，譬如决江河之大防，蓄沟浍之小润，非曰无涓涓之助，何以补汤汤之流？大违神考之心，殊乖继述之义。臣职事所及，理不可默，今撰到《国用须知》一本奏闻。

臣伏见仁祖之时，臣寮上言曰：「周制冢宰制国用，唐宰相兼盐铁转运使，或判户部，或判度支。然则宰相制国用，从古然也。今中书主民，枢密主兵，三司主财，各不相知。故财已匮而枢密院益兵不已，民已困而三司取财不已。中书视民之困，而不知使枢密院减兵、三司减财以救民困者，制国用之职不在中书故也」。臣谓当仁祖之时，官制未立，自元丰以来，制国用之职在三省矣。户部右曹之所掌，乃天下财用之根本也。神考理财之政，所以法先王而虑万世，元祐之臣虽有纷更，然天下所积财物，朝廷亦不尽取。今则一年之间，连下五敕，凡提举司所积钱取之殆尽。竭天下根本之财，坏神考理财之政，继志述事，岂宜然哉？今具五次朝旨下项。

一、元符三年九月八日敕：「府界诸路见管坊场钱，除本路一年合支数外，将剩数更留一半准备支用，馀一半特令起发上京，应副朝廷支用」。

一、元符三年十一月十九日敕：「府界诸路见管常平役钱，除本路一年合支数外，将剩数更留一半准备支用，馀一半特令起发上京，应副朝廷支用」。

一、建中靖国元年二月二十三日敕：「诸路提举司将见在抵当息钱并起发上京，应副朝廷支用」。

一、建中靖国元年三月初一日敕：「诸路提举司将见在量添酒钱，依抵当息钱已得旨挥施行。今后支使不尽钱数，并封桩，准备朝廷支用」。

一、建中靖国元年三月初二日敕：「府界诸路提举司所管钱物，除依旨挥起发及除留出本年合支散外，馀剩更留一半，钱数不多，深属阙少籴本。今于元祐年中所纳助役钱内拨一半充常平籴本，馀一半许榷货务召人入便，或计置起发上京，兑那往三路添助常平籴本」。

臣切惟神考立法之意，取民之财，还以助民。故天下诸路，州州县县各有蓄积，将以待非常之用，不使有偏乏之处。故右曹钱物不得与别司交杂，违条辄用者徒二年。自元丰七年以常平等积剩财物补助边费，岁取二百万缗为额，只以三年为期。盖不欲多费天下民财以资边用。神考爱民之虑，可谓深矣远矣。今当绍述此意，岂宜取三十年间根本蓄藏之物，一切大违成宪，而偏用之于一方乎？且上件五项所取之类，以天下计之，万数不少。于此类内，河东、陕西、京西三路之拨与提刑司者其数几何？河北路交拨与措置籴买司者其数几何？川陕西路具桩管数目关邻路召人入便，及与茶马司对数交兑者其数几何？臣谓凡此八路，那移兑拨，皆主于边费而已，自馀路分起发入京西飞于塞下者，又不知其几何。然则天下蓄积之物，皆运之于边矣。若使一劳而久佚，暂费而永宁，则三十年积之而一日用之，犹足以济一时之权，成不得已之计。今则不然，但剔割诸路以补一方之疮痍而已。臣恐一方疮痍补之未合，而天下乏财之患有不可深言者矣。臣生长南方，不能周知四境之事，且为东南之。西边财用匮竭，则供亿调度必取诸东南。东南积剩之物，今于无事之时，既巧取而偏用之矣，或有东南意外不庭之患，又将取之于何地乎？臣切考唐武德以后，开拓边境，地连西域，置都督，列州县。开元中置节度以统之，军城戍逻，万里相望。然而当此之时，糗粮出于屯田，马牛出于监牧，戍卒缯布取足于山东而已，未尝罄天下之积以从事于一方也。今五敕之所取，非岁岁常有之数。方主议臣充位之时，赖此纾目前之急；为庙堂久远之虑，当如之何！制国用者既不恤此，议弃地者又执偏见，不询众庶之论，不尽边臣之说，各以私意自复其言，因循相仍，驯致大患，纵以阙乏为忧，不过请行鬻爵之类耳。神考创法比隆于三代，彼中世之陋法，如鬻爵之类，乃熙宁初议之所不取也。当时条例司臣寮参议论者，今为辅相，忍不为陛下一言之乎？又况神考自有为之初，以至法度之成，忧勤不倦，非一日之积也。所以建子孙万世之业，为四海无疆之虑。何意今日继述先绪，乃复遽取中世之陋法而行之者也。使财用有馀，则朝廷议论自不至此。然则神考十九年焦劳之虑，特为今日目前之费尔，岂不痛哉！又闻献议之臣欲裁损州郡供给，减削吏人请受，以佐国用。枢密院减罢陕西诸路准备官员数以节冗费。此不得已之计，非无毫发之助也。然使神考理财之政不为庙堂所坏，则臣寮议论亦不至此。此等不得已之事，不免渐渐为之，则算间架，除钱陌，贷富人钱谷，卖御史告身之类，安保其不渐为也？主议大臣既去之后，设有此事，则其敛谤欲使何人当之？故凡户部不得已之下策，皆非神考大有为之初意也。渐用不得已之策，顿改大有为之意，名曰「建中」而偏为过甚之举，名曰「继述」而大违神考之绪。甚矣，其可痛也！陛下嗣位之初，肆赦天下，大弛逋欠，此乃真宗之所尝行，而神考之所欲为也。绍圣役法有「一倍三料」之文，神考素意，欲候岁久积多则时一弛之，所以远继成周驭民之法，而俯取汉文弛租之政，以悦斯民，以召和气，以为后嗣之式也。夫上之所弛者其数既多，则下之所获者不为侥倖。《周官》「八则」，所谓予以驭其幸者，虽非日行之常事，是乃驭民之美意。陛下式祖宗而行之，可谓得继述之义，而人臣之所宜将顺者也。然方国用匮乏之时，而所弛之物其数太多，故所谓倾天下之财而使无孑遗者，言者之所当虑也。然赦敕之所放，陛下所以广恩惠；五敕之所取，大臣所以备边乏。广恩惠以收人心，有益之事也；因边费而坏成法，无益之举也。又赦敕所放，其数止于二千馀万；五敕所取，其数不知其几万万也。陛下为有益之事以法祖宗，其数又少，方乏财之时，尚不可以不言；大臣为无益之举以坏先宪，其数甚多，方乏财之时，安可以不虑乎？切惟神考承祖宗久安之绪，熙宁之初，国用匮乏，而理财之政未修也。王安石曰，有天下者岂以乏财为患哉？于是讲理财之法，立天下之政，缉熙增损十有馀年。至于元丰之间，法度成就，然后州州县县皆有蓄积，天下无偏乏之处，将以待非常之用。则所谓有天下者不以乏财为患，信不诬矣。今则不然，耗根本之财，坏已成之法，虽西边用度目前不乏，而天下方匮乏，患将由此而作矣。盖神考为子孙万世之虑，故政事既立，而天下无乏财之患。今日坏神考之法，则天下之患，必自乏财而生，此必然之理也。且自祖宗以来，天下诸路转运司或有非常之用，必须干告朝廷。既在经费之外，于理自合应副，然自熙宁以前，常患无可应副者，以理财之政未修故也。由元丰以来，根本蓄积之财，州州县县聚如江海，法防坚固，内外充溢，转运司经费之外，设有干求，以此应副，不患不足。然而神考爱惜民财，谨守交杂之法，转运司虽有干求，亦不轻与。故当时转运使刘攽之徒妄有乞贷者，皆被谪罚。今则边方用度百倍于昔，转运司匮乏迫窘异于平时，虽有乞贷，理合应副。然朝廷于其所请，例皆峻拒。朝廷岂为爱惜民财，谨交杂之法乎？良以乏财而已矣。诸路误以乏财废事，为转运使者，安肯受无名之谪乎？夫州州县县蓄积之物，一年之内皆以五敕取之，而尚以乏财为患，可不虑哉？臣愿陛下诏宰臣制国用，修户部右曹之政，明提举官覆奏之法，委官选吏，会计五敕所起都数若干，已到若干，未到若干；自馀八路那移兑拨以充边用者若干；陕西、河东边费，除系本路钱物及朝廷以钱应副外，已用五敕所及外，应支五敕所起者，其数各若干；除已用应支外，所馀之数尚有若干。凡已往之费，不可追究，未来之费，所宜会也。前此朝廷遣使会计边费已用之数，所得者簿历盈车，不可覆考，重有烦费，无补于事。今臣所论者右曹根本之财而已，不知五敕所起可以为西边几年之用否。困天下之力，坏神考之政，而数年之后未免阙绝，庙堂之上今亦可以觉悟矣。惟陛下熟计之，幸甚。

臣瓘去年五月十八日对紫宸殿，奏劄子云：「臣闻王安石《日录》七十馀卷具载熙宁中奏对议论之语，此乃人臣私录之书，非朝廷之典也。自绍圣再修《神考实录》，史官请以此书降付史院，凡《日录》、《政记》、《神宗御集》之所不载者，往往专据此书追议刑赏，夺宗庙之美以归臣下。故臣愿诏史官别行删修，以成一代不刊之典」。其日蒙批付三省，后不闻施行。盖绍圣史官请以《日录》降付史院者，今为宰相故也。臣位下人微，轻议大典，诚以宗庙至重，义不敢默。盖惟神宗皇帝体道用极，宪天有为，自得师臣，授以政柄，虽尹暨汤，咸有一德，无以复异。而嘉谋嘉猷，实出我后。以言乎经术，则微言奥义，皆自得之；以言乎政事，则改法就功，取成于心。是则神考之独志，而安石之所以归美者也。用事之臣闇于此理，托奉宗庙，独尊安石，假绍述于诏令，寓好恶于刑赏。至于纂记私言，如嗣考事，遂使密赞之语宣扬于外，而一朝大典，祖述故事，但专美于人臣，不归德于我后。淩压宗庙，以植其私，事之乖谬，莫大于此。岂惟负神考在天之灵，抑亦失安石事君之意，臣所以惓惓而不能已也。因以所见，撰成《日录辨》一篇，具状奏闻。

臣闻四时合守一节，天首无节也，有变而已。人君如天，人臣如四时，故臣宜守节，不可变也；君当制变，不可守一节也。《坤》之用六，人臣之职，一吐其言，终身不变。《乾》之用九，人主之道，变其往事，无所不可。如上天寒暑之变，或霜或雨，在我而已，运而无积，岁功乃成。故曰「王省惟岁」，岂与四时同守一节而已哉！盖以天言之，则四时分守，合而成岁功；以人言之，则臣下执节，变而为主道。主道可变也，臣道不可变也。王安石守其节，神考变之，故人主之权不分于下。绍圣大臣以不改安石为节，而敢变神考之事，其理乖倒，可谓甚矣。然则人臣之节、人主之变，不可不辩也。

臣闻《周官》司徒之教有六德、有六行、有六艺。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，所谓六艺也。教亦多术矣，而艺居其末；艺亦多术矣，而书居其末。元丰中，王安石《进字说表》云：「先王立官以教之者，谓司徒六艺之教也」。又曰「盖将以合乎神旨者布之海内」。神考读其说而好之，玩味不忘，可谓合乎神旨矣，然不以布之海内者何也？以教化之本不在文字故也。神考之所以教天下者，可谓知本矣。绍圣中，用事之臣必以《字说》颁之海内，违神考之心矣。又况咀嚼庄老之言而不由其道，斥绝稽古之学而求利于已。晋之王衍尝用此术，倡为虚无，鼓舞天下。朝野翕然，谓之一世龙门，后进之士莫不景慕仿效，选举登朝，必由于衍。矜高浮诞，遂成风俗。于是人心支离，天下分为南北者三百馀年。当时识者以谓王衍之罪过于桀纣，言其以荒唐之学、偏私之说蒙蔽人主，而养成天下之乱也。景德元年，王钦若请幸金陵，当是之时，若无寇准，则天下分裂久矣。既往之事，今可监也。天佑我宋，今日以前，幸无不虞之变，故钦若之讨未及施行，南北之士复得同心以向陛下。然而王衍之言入于骨髓，涤除痕垢，非一朝一夕之所能也。唯愿一经一史，缉熙尧舜稽古之学，则天下之士皆当观上而化矣。

臣闻善继人之志、善述人之事者，天子之孝也，武王是矣。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者，卿大夫之孝也，孟庄子是矣。神考之初，当百年宜改之运，改英祖者多矣，乃所以为善继善述也。《书》曰：「一人有庆，兆民赖之」。此神考之大孝也。

臣闻尧曰：「咨尔舜，天之历数在尔躬。允执厥中，四海困穷，天禄永终」。舜亦以命禹。盖历数在躬，则有天命也；允执厥中，则尽人事也。天人两得，则四海不穷，而天禄永固矣。尧之所以命舜，舜之所以命禹者如是，则祖宗之所以命陛下者亦可知矣。陛下奄有神器，以天之历数在圣躬也。今所以保四海而固天禄者，在允执厥中以奉天而已。无过不及之谓中，不高不下之谓中，不左不右之谓中。如天之有北辰，众星之所拱也；如地之有洛邑，道里之所均也。如五行之有土，万物之所以生也；如五脏之有胃，百骸之所以立也。知其理而言之者，儒生之所能也；体其道而行之，则非圣人不能也。列子论出石入火之事，以谓仲尼能之而能不为也。能高而不为高，可谓中矣。故六经之道高，而不可不中者也。岂唯六经为然哉，老子之道可谓高矣，然以百姓心为心，则取域中之大焉，有去甚之说焉。老尚如此，况吾儒乎？显诸仁，藏诸用，一弛一张，而不失乎中者，然后足以经世也。今天下学者求治道于庄老，而于汉唐之事皆不取焉，失于高矣，故不中也。又天下之士，一南一北，彼用则此废，此用则彼废，失于偏矣，故不中也。不中，则如车轮无毂，不能转物。不能转，则为物所转，此自然之理也。尧曰四句，自有次叙，故历数在躬，则当允执厥中；允执厥中，然后永保天禄。

臣闻唐穆宗山陵时，久雨时寒，役人饥冻颇甚，至有持锸抱彗而死者。敬宗悯之，于是治路人夫各赐之绢。臣谓绢者有限之物，岂得人人而与之？兼诸色应奉之人例皆劳苦，所可矜者非特治路人夫而已也。国家自裕陵以前，大事既毕之后，即降德音下两京等处，凡干应奉之人悉蒙恩恤。惠而不费，非赐绢之比也。乃者泰陵应奉之人，缘雨水异常，州县督责甚于他时，所以叙其情而悯其劳者亦宜加厚。惟陛下留意，幸甚。

右，臣闻汉高祖即位之初，所先封者皆故旧亲爱之人。用张良之言，急封雍齿，于是群臣人人有自坚之意。唐太宗即位之初，秦府旧人未迁官者皆有咨怨，房乔以为请，而太宗答曰：「设官分职，以为民也，当择贤才而用之。今不论其贤不肖，而直言怨嗟，岂为政之体乎」？臣愚以谓张良之谏有益于高祖，房乔之请无补于太宗。此二君者，一则有听谏之明，一则有察言之公。故当即政之初，不失用人之理。此汉唐既往之善，初政之所当稽也。臣伏闻太常少卿温益除给事中、兼侍读。按益知潭州日，有新州羁管人邹浩道过本州，晚投僧寺，就宿寄食。而益差本州兵马都监遣浩出门，续令走卒数辈逼浩登舟，使之冒风夜渡而去。浩以言事得罪，既经行遣，不知所过州军更缘何事催辱逼逐，使至于此？又分司安置人范纯仁、刘奉世、韩川、吕希纯、吕陶皆在本路，并为益所侵困。当时用事大臣以益为是，而天下公议以益为非。今陛下召还邹浩，厚礼纯仁，而奉世之徒皆已叙复，所以合天下之公是非也。益之所为又已达于圣听，谓宜躬揽之初，正益之罪，而乃擢置侍从，处之经筵，付以封駮之任，非缘端府旧僚，何以致此？臣愿陛下用尧舜大公之法，稽汉唐既往之事，罢益新除，黜之于外，使天下皆知陛下不以故旧之私恩而废天下之公议也。如是，则一除之失，何足以累圣政；而不吝之明，适足以新盛德。臣不胜惓惓爱君之忠，惟陛下加听，幸甚。

臣闻《书》曰：「万邦黎献，共惟帝臣」。《诗》曰：「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」。故东西南北之人皆可任也。成汤大有为之时，所专任者伊尹一人而已矣，然而孟子曰：「汤执中，立贤无方」。所谓无方，则立于朝廷者非一人而已也。臣谓神考之用人，正与成汤相似。熙宁之初，专任王安石；熙宁之末，则立朝廷者不主一人而已矣。是以天下洗心之士，无彼无此，皆愿为神考之用，而朝廷之上，平无偏党。成汤之用人，何以加此！绍圣大臣以纂述王安石为主，托继述之文，借朋党之说以屏除异己之人。因司马光，则谓洛人皆不可用；因吕大防，则谓陕人皆不可用；因刘挚，则谓东人皆不可用。故自绍圣以来，西北士大夫皆无望于朝廷，甚非神考所以立贤无方之意。臣谓善救弊者先救其偏，此陛下今日之急务也。盖无方之说可以救一时之弊，可以为初政之法。

臣闻用人惟己，亦成汤之事也。臣尝谓，立贤无方，则朝廷不偏；用人惟己，则臣下无党。为君之难，在此两者。成汤所以能由此道而为后王之师者，始于执中而已矣。中则不偏，中则无党，无偏无党，王道荡荡。神考熙宁之初，立贤有方，用人惟安石；熙宁之末，立贤无方，用人惟己。一弛一张，得文武之道；有始有卒，见圣人之心。此陛下今日之所当法也。

臣闻为善者可爱，为恶者可憎。《礼》曰：「爱而知其恶，憎而知其善」。则是可憎者有可爱也，可爱者有可憎也。此乃圣人经世大公之法，人主用之，两平之术，非两可也。前日朝廷之上深疾两可，凡安石之所可，而神考之所谓不可者，必改神考之不可，以从安石之可。执一而废百，其为乖谲也甚矣。然则一可者偏，两可者平。平者之言，必有可采。臣故曰两可可问。孔子曰：「我则异于是，无可无不可」。无所不可，其可多矣，况两可乎？此正是圣主制变之所当务也。

臣尝谓治虏之术，自三代以来，未有如本朝之得计也。坚守无失，是以久无边患。方彼民捕鱼之时未有争也，而仁祖所以止绝之者，杜其争端而已。所谓图难于其易，而为之于未有也。老子曰：「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，天下之大事必作于细」。又曰：「其安易持，其未兆易谋，其脆易泮，其微易散。为之于未有，治之于未乱。合抱之木，生于毫末；九层之台，起于累土；千里之行，始于足下。为者败之，执者失之。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，无执故无失。故民之从事者，常于几成而败之。慎终如始，则无败事矣」。仁祖在位四十二年，事无大小，图难于易，慎终如始，无为也，无执也，是以无败无失。孔子曰：「有始有卒者，其唯圣人乎」。仁祖是也。

臣闻《易》曰：「穷则变，变则通，通则久」。是故天下之事，穷则必变，变而后通。人不通之，天必自变，此必然之理也。乃者用事之臣以私灭公，势力已穷，犹不悔悟。先帝有欲变之心，而左右无将顺之臣，焦劳忧悔，奄弃天下，摧伤痛恨，海内所同。陛下受天眷命，增光前烈，慈孝之治，欣然以和，未有更张，人心已服。朝廷之宽大可必，生民之休息有期，讴歌所归，鼓舞相庆。然而臣愚以谓既往之迹无足追论，未来之事所可深虞。今西边虽已罢兵，然正是大军之后，假使诸路丰熟，此方必有凶年。民物凋残，加以水旱，人不饱暖，何事不生？又况河北居民流亡太半，仓廪匮竭，城壁不完，恃北虏之不来，我因循而无备。老胡耄矣，馀日几何，其孙好杀，理必生事。朝廷自侍从而上，多是东南之人，西北事宜，久不诹访。虽云造作边事不在今日，然恐意外之变适出此时，若不先事而图，恐有后时之悔。可防之患，安得不思，思而防之，又有大于此者。太宗谓侍臣曰：「外忧不过边事，皆可预防；唯奸邪无状，若为内患，深可惧也。帝王用心，常须慎此」。呜呼，太宗之训可谓明矣，有状者以为可防，无迹者以为可惧。今日之事，盖亦有无迹而可惧者矣，朋党是也。唐宪宗问李绛曰：「人言外间朋党太盛，何也」？李绛对曰：「朋党言之则可恶，寻之则无迹」。呜呼，人之为邪至于无迹可寻，岂不深可惧乎？臣以唐事考之，牛李二党皆党也，然而李德裕之党多君子，牛僧孺之党多小人。何以知其然邪？德裕之徒忌克自任，不同己者则显然排斥，故其为党也有形而可见。僧孺之徒忌克自私，不同己者则闇然挤陷，故其为党也无迹而难寻。此二党者皆明主之罪人也，然彼善于此，不可不辨。故臣因论太宗圣训，而以无迹者为尤可惧焉。方今大明既升，凤德在上，乃邪朋消散之始，是至治必成之时。然而成则有败，始则有终。老子曰：「人之从事，常于几成而败之。慎终如始，则无败事矣」。故臣有思患预防之说。

臣伏睹近降圣旨，六曹尚书独员上殿，及文臣带一路兵钤及监司职任者，朝辞日并须上殿指挥更不施行。臣窃惟尚书之职，其选甚高。自行官制以来，多自此官而除执政，朝廷所以待之可谓厚矣。元丰之末，始有不得独员上殿之法。绍圣之初，寻即改正，所以示优礼而去疑贰也。今复罢此指挥，其故何哉？监司当一路之寄，兵钤受方面之托，以人主之好恶达于远方，不使一对清光，何由面禀圣训？况先朝之法行之已久，别无大害，不必轻改。臣今欲乞六曹尚书许独员上殿，及文臣带一路兵钤及监司职任者，朝辞日并须上殿，皆依旧施行。

臣访闻卫州近进瑞麦，有一茎数穗者。仁祖之时，眉州彭山县尝贡献此瑞，仁祖曰：「可谓真瑞矣」！于是赐田夫束带以劝赏之。臣窃见近年以来，天下之俗争言祥瑞，而农夫憔悴，南亩空虚。大兵之后，边民相食，河北流亡，至今未复。卫州亦河北之地，而有秀麦之瑞，是天以丰年之祥慰陛下之焦劳也。乞于所进呈之日，出于圣意，依仁祖故事，特降睿旨。庶使天下之民知陛下务农之意，益助和气，以为永久生灵之福。

仁宗听讲《诗》，至《匪风》曰「谁能烹鱼，溉之釜鬵」，仁宗曰：「老子谓治大国若烹小鲜，其义类此。然则古人之兴喻，其情岂相远也」？侍读丁度对曰：「烹鱼烦则碎，治民烦则散，非圣学之深，何以见古人求治之意乎」！

臣按古之圣君，适当大有为之时者，或创业，或革弊，不免有所烦也。仁祖以清净无为之道，持盈守成，四十二年，终始如一，盖得烹鲜之说而躬行之耳。臣故曰，汉文之术出于老子，而仁祖之治多似汉文。神考谓汉文吾无间然，则绍述仁祖之意可知也。

韩琦范仲淹并为枢密副使。

臣瓘曰：韩、范二人先以朋党见疏，今复并用。臣愚尝谓，若欲辨朋党，先须除忌讳。仁祖之初，范仲淹、杜衍、富弼、韩琦之徒当时指为朋党，朝廷行遣仲淹，书其罪恶，两次榜于朝堂。景祐中敕榜则以谓仲淹「憸言罔上，立党挟私，躁率诋欺，密行离间」。宝元中敕榜则以谓仲淹「挟朋相援，奸利自营，结阴好以济仇，托强辞而市直」。当时谏官乘势挤排，和其言者如出一口。据此两次敕榜，则是仲淹以奸憸败露，永可弃绝。及仁祖翻然悔悟，所谓奸憸者忽取其正直，所谓诋欺者忽以为忠信。如上天寒暑阴晴之变，非臣下常情所可测度。后并韩琦并用，皆大合于公议，天下谓之「韩范」。神考为韩琦作神道碑，实戴其美。当景祐、宝元之间，欧阳修论朋党，引商纣、桓灵之事，触犯忌讳，无所不至。仁祖取其议论，不罪其言，故天下公议终不见掩。臣所谓若欲辩朋党，先须除忌讳者，仁祖已试之效也。神考熙宁之初，专任王安石。自安石与吕惠卿纷争之后，天下有王党、有吕党。神考于王党之可用者亦用，吕党之可用者亦用，故二党之祸不及朝廷。而于既往之事，缘此悔悟，从而改旧者多矣，未尝悔过而执吝也。夫惟不吝，然后用人惟己，此神考之所以合乎成汤者也。盖改过不吝，则忌讳自除；用人惟己，则朋党自消。臣故曰，若欲辨朋党，先须除忌讳。

以殿中侍御史唐介为尚书工部员外郎、直集贤院。初，介为台官，弹宰相文彦博，忤旨贬岭南。未几复殿中侍御史里行、知复州，寻遣中使召为殿中侍御史。论者以谓天子优容言事之臣，近古未之有也。至是介避言责，又欲安全之，故有是命。

臣瓘曰：臣尝谓天之运也，譬如车轮之转，高者复下，下者复高，其变无常，不可执也。「执者失之」，老子之大戒。仁祖之责唐介，一年之间，即复召用。不唯于唐介如是，凡言官之斥逐者无不然也。言章及于大臣，则大臣必罢；若大臣复用，则言者亦还。正如车轮之往来流转，而无所执也。上意不偏，下亦无党。其妙昏昏，非众目之所能睹；其理闷闷，非众心之所能思。此仁祖自得于独知者也，岂外入之善乎！庄子曰：「天道运而无所积，故万物生；帝道运而无所积，故天下归；圣道运而无所积，故海内服」。仁祖用人之术，可谓如天运而无所积矣，天下之所以归，而海内之所以服也。臣尝考唐时，牛李之党，自牛僧孺对策之后，至李德裕死于崖州，一报一复，凡四十一年，而后朋党之祸息。仁祖在位四十二年，所用之人，其类不一，然不至立党而相攻者，以上无偏执，运转在我，故机圆术妙，足以转天下，而不为天下之所转也。臣谨按古之朋字，即凤字也，一己在上，而众鸟从之。人主用人惟己，则天下之人皆来朋我；若威福在下，则臣下各自立朋。此自然之理也。

老子曰：「贵以贱为本，高以下为基」。

臣瓘曰：文帝纳贾谊讥切之言，养臣下以节，不辱大臣。于是堂陛愈高，而基本愈固。《易》曰：「以贵下贱，大得民也」。何以异于此哉！臣尝谓自三代以降，善治天下者无如孝文，然其术出于老子。故仁祖之于老氏也，取其简约；而神考之于汉文也，谓无间然。盖老异于孔，而其本则同；汉劣于周，而善亦可取。此二圣之所以垂训也。仁祖皇祐四年，谓辅臣曰：「朕临御以来，命参知政事多矣，其间忠纯可纪者，蔡齐、鲁宗道、薛奎而已。宰相王曾、张知白，皆履行忠谨，虽时有小失，而终无大过。李迪亦朴忠自守，第言多轻发耳」。庞籍对曰：「才难，自古然也」。上复曰：「朕记其大，不记其小」。臣三复圣训，因考王曾、知白之所以见重于仁祖者，盖能以清净之术助无为之化。所谓大而可纪者，其在兹乎！

昔审刑院断绝公案，仁宗喜曰：「天下至广，而断刑若此，有以知刑讼之至简，有司无稽迟也」。乃下诏奖法官，而付其事于史官。

臣窃见元丰中，开封府狱空，神考大喜，擢知开封府王安礼为尚书右丞，下至胥吏，悉获赉赏。自是而后，内外有司皆以狱空为悦。盖仁祖以讼简赏法官，而神考以狱空擢府尹，所以示仁民之意一也。老子曰：「民常不畏死，奈何以死惧之？若使民常畏死，而为奇者，吾得执而杀之，孰敢」！谓祖宗不以刑威惧民，盖有得于老子云。

帝谓辅臣曰：「比臣僚有言星变者。且国家虽无天异，亦当常自修警，况因谪见乎？夫天之谴告人君，使惧而修德，亦犹人主知臣下之过，先以戒饬，使得自新，则不陷于咎恶，此天心之仁也」。

臣瓘曰：仁祖于臣下之过，先以戒饬，而许其自新，此天德也。故天所谴告，终亦消复。《书》曰「惟先格王正厥事」，如斯而已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