臣闻周公作《立政》，戒成王曰：「其勿误于庶狱庶慎」。盖虽成周之盛时，亦以误狱为戒。神考熙宁诏曰：「狱讼非其情欤」？盖恐天下治狱之吏有饰辞鍜鍊之失也。夫周公之于庶狱戒其有误，神考之于狱讼虑失其情，先圣后圣，岂异意哉！臣伏见元符三年六月十八日敕看详诉理所：「改正过元祐诉理之人，依元符元年六月二十五日指挥外，其后来接续奏降指挥更不施行。其已施行者并依今来指挥」。除言语不顺别作一项外，蒙改正者七百馀人，其所洗涤可谓众矣。无罪者既蒙洗涤，则看详之官如蹇序辰、安惇者安可以不加罪乎？谨按惇奏曰：「凡得罪于元丰之间者，若特出睿断以劝沮天下，则人臣不当辄为理雪。或经有司勘断，必是情法相当，上下方敢施行，未审当时有司如何理雪」。臣窃谓鞠狱断罪而使情法相当，若非皋陶作士，不能如是。周公之戒其有误，神考之虑其非情者，正恐情法不能相当故也。今曰有司勘断必是情法相当，如此，则是元丰之时九州内外为有司者皆皋陶也，其为谄诳，不亦甚乎？且元符有司即元丰有司也，去年邹浩之狱，在京及新州所连逮者凡数百人。按法定罪，则浩为厚诬君父，其党为同恶相济；若言其情，则浩为尽忠于朝，其党为厚于亲戚朋友。其情如此，而用法如彼，可以谓之相当乎？安惇官为执法，职在献替，尚且率其僚属共为诬谄，而乃谓元丰有司所勘断者能使人人情法相当，此可以欺天下乎？又如司马光宣训之语，究治刘挚等事，或缘凶悖之意或以奸逆之谋，按法定罪，则几至赤族；若论其情，则尽出诬罔。然则元符大臣致人以罪，情法相违尚乃如此，而谓元丰有司能使情法相当，孰敢以为然乎？如曰出于睿断以示劝沮，臣下不当辄为理雪，以理观之，亦未然也。臣请以近事明之。熙宁、元丰旧例，开封府公事或情轻法重，或情重法轻，则贴例取旨，或封入请宝，临时轻重，皆出睿断。自元祐以来，知开封府臣僚请改旧法，不复贴例，喜怒任情，高下其手。请宝得旨之事虽经睿断，而故失出入实由开封。如此之类，若复申明改正，又何累圣人之劝沮乎？又有司所勘公事，依例差官录问，有国以来未之改也。自绍圣四年正月以后，开封府所勘公事，一面画旨，直行奏断，更不录问。衔冤之人或有枉横，既无覆审，何由自达？虽缘本府取旨，事经睿断，而请不录问者实由有司。如此之类，若复申明改正，又何累圣人之劝沮乎？先帝知其然也，于是改此二法，请宝公事依旧贴例，而直行奏断者依旧录问。自此而后，开封不敢越例而有请，罪人得因审覆而自诉。方此二法未改之时，开封公事勘断有失，孰敢以为睿断之误乎？盖人主变通之道，无所胶执，事有未便，改之而已。昔虽未改，今亦当改。此乃今昔相成之道，前作后述之理。是以复行审问，再行贴例，则是哲宗之所自改也；召还邹浩，叙复光、挚，则是先朝之所欲改，而今日之所当述也。善继祖宗之绪，共述一家之美，亦何先后彼此之间乎？以今视昔，则元丰应世之事，或因或改，皆圣人之迹耳。迹不可泥，何独有司勘断之事而必欲保其无误哉？为此说者，不过欲赞誉元丰，而自以为尽忠于神考耳。神考盛德大业，高厚如天地，光明如日月，非凡愚讥赞所能加损；况其所赞誉者元丰有司而已，岂不陋哉！《传》曰「善继人之志，善述人之事」，武王之孝也；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，孟庄子之孝也。若以孟庄子为法则，是元丰之事皆不可改，非特诉理而已。若以武王善述为心，而不泥圣人已陈之迹，则改正看详诉理之事可谓合于公议矣。蹇序辰、安惇受大臣讽谕，意有所在，因谓诉理之事形迹先朝，必须如此施行，方名继述之义，遂使朝廷纷纷之事不已。考之公议，合正典刑，伏望圣慈，特示威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