女子愿为之有家，已奉通婚之约；吉事卜先于近日，遽闻亲迎之期。虽告虔之贽未修，而传命之邮远逮。欲辞不可，为愧徒深。

邻邦相望，夙钦阀阅之高；二姓通婚，愿卜丝萝之好。虽惭非偶，盖喜同声。伏承令侄女某人传庆大家，已深明于女诫；而某第四孙通仕郎某诵书黄石，私窃慕于祖风。既寅缘姻娅之有初，且考验蓍龟而协吉。匪媒不得，先驰尺素之诚；其新孔嘉，伫俟千金之诺。

纲比以小儿坚乞回授封号事上干钧听，方惧冒浼，乃蒙特为开陈，俯从所请。非参政留念之力，何以得此？举室荣感不可言。坚以宫祠任满，束装造朝，已令申乞呼召，面别谢悃。傥辱与进，略赐提耳之诲，使晚学小生得所矜式，幸甚幸甚！右谨具呈。资政殿学士、左太中大夫致仕张纲劄子。

纲上问尊丈承事：伏惟寿体康胜，眷集均休！江右有需委，毋惜垂谕。纲上问。

去秋解维，适丈丈小违和。别来以僻尤，杳不闻耗。春中，刘参议从者能言之，云已康宁矣，良以为善。偶头风，不果亲作书，万万情察。纲拜。

余自少多病，药裹关心，人有善方，辄就抄录，久之集其所得，疏为二十八条，名之曰《安乐国》。闭门无事，卧游国中，阅虫鸟草木之变，擢其可用，俾各效灵，庶几身获安乐，非敢以医为事也。而丁氏甥伯升性颇似舅，亦复好蓄医方，从予求得其本，喜津津见颜间，若将用是救人疾苦者。余谓甥之用心则善矣，然此不可易也。用药当如用兵，药有方，犹兵之有书。孙、吴之书行于天下旧矣，兵家者流舍此无以胜敌，而霍去病乃谓：「顾方略何如不至，学古兵法，得无以权术之妙，有非书之所能尽者。要在变而通之，自得于言意之表，则战胜攻取，暗合孙、吴」。盖如是，然后为名将。尝试考观医方，种种之病，无所不疗。然病有百变而变不同，药有同功而用各异，精微之旨，方岂能述？斟酌损益，存乎其人，而后生晚学，仅能窥其藩篱，便谓世间之病吾已尽得，按方投剂，可使立愈。意直徼倖于一中，曾不知毫釐之失，为害滋大，可胜惜哉！古人有言：「知兵之将，人之司命」。今余所集二十八条，皆安乐国中兵也，尺籍伍符，指呼在我。苟得其要，则麾左而左，麾右而右，可以出奇应变，策勋于五苦六辛之间，如其不然，暗中杀人，虽不以梃与刃，相去几何？呜呼，此真不可易也，慎之哉！

刁倪老行年七十有五，而气貌不衰，出入起居如少壮。一日，携八座胡公《挂剑帖》来示余曰：「吾老矣，尝预作死计，求挽诗于胡，乃得此。他日吾有不讳，胡以诗来，即瞑矣」。余窃怪之，曰：「挽诗所以写哀，特为死者作也。公方矍铄，示人意象，未肯伏老，何忽须是？不祥莫大焉」！公曰：「然。寓形宇内，百年一瞬，人苦不自悟也。今吾幸有田畴足以给衣食，有诗书足以遗子孙，结庐数椽，青山相对，翛然终日。家自酿酒，不问美恶，客来辄醉。自谓如此，已足了一生，尚何求？独送死一段，正须料理。念于胡有葭莩亲，知我平生，莫胡详也，吾故欲其有作，以慰地下。尝见陶渊明既述《五柳传》，又作文以自祭。白乐天亦传醉吟本末，而自铭其墓。二公皆前世贤者，犹汲汲于身后。老夫不能文也，求诗于人以待尽，虽愧陶、白，不犹愈于贪生而忘死者乎」？余三复斯言，然后知公为达，因语公曰：「公寿骨高，当享期颐，谁能为公移书以谢季子宝剑，诚大惠也。欲挂在二十年外，且请洗削藏之，毋以迫人」。公大笑，因命书于帖后。

臣仰惟皇帝陛下总揽权纲，慨然念治，登进群彦，中外布列，而尤惠顾近辅，以礼终始之。乃绍兴二十有七年九月辛未，以臣上章引疾，乞罢参知政事，奉外祠，诏弗许。恳请数四，特除资政殿学士、知婺州。辛巳，既临遣，又敕中使驰至江亭，赐臣御书一封，通犀带一条，以宠其行。臣自初有请，凡三对便坐，愚衷委曲，尽荷圣知，慰谕悯怜，恩礼已极。敢意非常之赐，复此下逮，跪捧惭惧，莫知所措。因窃自念材力驽下，得谢久矣。一旦蒙召用，再忝从班，不阅岁遂参国论，任益重，报效益无闻。加病且老，分当摈弃，尚何足惜？而于其去也，乃轸皇慈念及衣服之微，而假以异数如此。非独臣拜宠若惊，一时观瞻骇叹，亦谓比年所未有也。尝闻周宣王之遣申伯，则以路车、乘马；命韩侯，则以淑旂、绥章。盖侯伯分土而守，天子思所以大镇抚之，于是乎有赐。然二贤之美，特托诗人以传后。至若人主亲御翰墨，发为奎章，锡命自天，昭示隆眷，则以今视昔，万万有光焉。夫宣王能慎微接下，故其臣无不自尽以奉其上。臣缪列侯爵，守兹南邦，膺受渥泽，庶几跂望古人。惟是德不足而荣遇过之，大惧弗克钦承，以陨越于下，区区自尽之忠，其敢忽忘！既袭藏宝带，传示不朽，复以宸翰恭勒坚珉，不唯继二诗以侈上恩，抑将使学士大夫知君父所以待遇臣子之意，各思自勉云。

某自丱角，闻先祖少傅言，家旧有唐朝告敕数卷，三张族长主之，今不知安在。盖张氏本河朔人，有仕唐官于润者，因家金坛。分派而居，张桥、赤冈、希墟，各为一族。历年既久，张桥、赤冈失其世次，唯希墟家谱见于石刻，自先考太师而上七世讳鍪者，为希墟始祖，合前二族号「三张家」。其间世次既难尽考，亦莫知族长为谁，以故祖诰藏匿不出。绍兴四年，某自给事中罢归，暇时集宗党，谕意密令搜访。又数年，始得之，乃上柱国铣、扬州六合县主簿连制书二通。幅缝舛脱，字多漫灭，至有○落坏甚不可识读，则去之，而取其可以编次者，命工装为一卷，题曰《张氏唐朝制书》。唐人善笔札，观此书墨迹，一一可爱。又郭尚父、李司空、贾元靖，皆元勋重望，而苏、顾、奚、徐，亦一时胜流，列名其上。自乾元至今，传四百馀年，开卷一读，如见乎其人，竦然生敬。开宝初，南唐违命侯犹未归朝，方欲调兵旅拒，而远祖尝以衣冠户携是书免充军名，卷末有二徐署衔，即铉、锴兄弟也。旧云三通一十七缝，今亡三之一。又宝应、贞元年号，以脱缝先后不伦，而二徐书押亦无复见，皆为可惜。呜呼！张氏衣冠，其来旧矣。二祖在唐虽以官微，事业无所见，然其流芳馀泽，传及后人，已坠而复振，则当时庆源所积，可不论而知矣。某老病，岂能久生，恐来世不知宗姓本始，故特为题识。凡我子孙，宜谨藏之！

曹子建赋洛神，正如说梦；虎头痴绝，遂以为画本；僧步隆又从而摹之。人物态度，恍如目击，是邪非邪？着想颠倒，以见世间种种虚幻仗法，庄严便为实相。有能悟解诸法海，一切应作如是观。

被褐禄蔌不受戒，杯盘狼藉无籍在。浪说蓬莱三万里，醉乡便是仙世界。

老江画山水造微入妙，一时好事者访求遗墨，几与隋珠赵璧争价，不知明仲安所得此？宜善藏之，无使通灵之物变化而去。

胸中丘壑，发之毫素，居然有万里势。閒窗永日，鸣琴对之，便觉众山皆响。

夫人贤而有文，盖得于庆善所作志铭旧矣。今又见此遗篇，字画劲丽，词致清婉，使人三复竦然。余虽姻家，不及一拜堂上。然风味不凡，自可想见，抑知志铭为实录也。

刚巽顷任国子监丞，余官太学，相从甚久。为人纯笃雅重，有前辈典刑。今即世不知几年，一见遗墨，恍如对面，怆然久之。又得其女庆善先夫人所寄女弟手帖，真草累幅，皆闺房箴训，情致缱绻，若不能自已者。以是知夫人笃于恩义，盖有似其先人云。

山谷劝其弟侄读书，一帖中三致意焉，丁宁恳切，唯恐其或怠。盖非独私其弟侄而已，凡厥后学，皆当敬佩斯言，永以为训。

能鼓琴者识琴，能击剑者识剑。故必能书，然后知古人笔法。叔元出示豫章公墨迹一卷，余手拙不能书，何足以识之。但见其行草变态纵横，势若飞动，而风韵尤胜。非得夫翰墨三昧，其孰能臻此？公尝谓蓄书者以韵观之，当得其髣髴。今反复此帖，知公言为确论。

余家旧有米帖数卷，兵火中失之。其间一纸叙京口江山形胜，最为奇特，或谓有《瘗鹤铭》苖裔。今观此书，笔势雄彊，大似京口帖，使人对之，恍然念青毡不忘也。

《前汉·魏相传》：「相好观汉故事。及便宜章奏，以为古今异制，方今务在奉行故事而已。数条汉兴以来国家便宜行事，及贤臣贾谊、晁错、董仲舒等所言，奏请施行之」。

臣尝观孝宣承武帝以来奢侈，军旅弊坏之极，励精政事，欲就中兴之功，故专任魏相协济艰难。当是时，纪纲法度之在天下者，宜将一切更张，以便目前之急。相乃不然，独奏请施行汉兴以来故事，其言疑若迂阔，不切于时，然帝皆施行之，卒能功光祖宗，何哉？盖汉自高祖创业开基，以至文、景恭俭而继，以贾谊、晁、董之徒相与论议，则当时所行，见于后世，无非致治之明效，为子孙者要当谨守勿失。不幸遭武帝以雄才自恃，变乱旧章。又孝昭在位不久，而有昌邑之乱，天下思祖宗之遗德，而欲一反前日之治。是犹痿人之不忘起，盲者之不忘视，此魏相之所以取二十三事区区为上陈之。后世徒知孝宣之中兴，而不知其所行者，皆祖宗故事也。岂独汉为然哉。唐史称太宗之治，制度纪纲之法，后世有以凭藉扶持，能永其天命。故文宗读《太宗政要》，慨然慕之。及即位，锐意于治，卒致太和之政，号为清明。然则祖宗故事无负于子孙明矣。臣恭闻神宗皇帝尝问司马光曰：「汉守萧何之法，久而不变，可乎」？曰：「何独汉也。夫道万世无弊，夏、商、周之子孙苟能常守禹、汤、文、武法，何衰乱之有」？其后神宗皇帝谓辅臣曰：「大凡前世法度有可行者，宜谨守之。不问利害如何，一一变更，岂近理邪」？故臣以魏相所言，而验神宗皇帝圣训，则知祖宗故事不可轻废也如此。

《唐书·李绛传》：「宪宗尝盛夏对延英，帝汗浃衣。绛欲趋出，帝曰：『朕宫中所对，惟宦官、女子。欲与卿讲天下事，乃其乐也』」。

臣闻人君深居九重，而欲周知天下之事，则必延访公卿，不倦听纳，此固甚盛德也。然好逸恶劳者，人之常情，而况安于崇高富贵之资，惑以左右近习之奉？则清燕之暇，能以讲论为乐者，盖亦鲜矣。至于祈寒盛暑，犹不忘昼访之勤，则又鲜焉。宪宗承德、顺之后，朝廷衰弱，方镇悍彊，纪纲法度颓靡欲尽。使其徇常情之易惰，苟朝夕以自逸，则社稷大计忽焉去矣。今乃不然，却宫掖之娱而留听于宰相，忘汗浃之烦而引对于延英，非夫慨然发愤、有志于兴复者，不能尔也。观元和之治，能使彊藩悍将皆欲悔过效顺，唐之威令几于复振，则知所以致此者，忧勤之效也。其后文宗亦以恭俭儒雅，锐意于治，每延英对宰臣，率漏下十一刻，而辍朝、放朝，悉以双日。除吏召见，必加访问，则其忧勤愿治，视宪宗岂有愧哉！然其仁而少断，终不能恢张王室，史氏所以讥之。呜呼！文宗不如宪宗，固已明矣。然宪宗晚节不兢，信用非人，则又去汉之光武远甚。光武当汉祚陵夷，奋然特起，遂能拨乱反正。及陇蜀既平，海内向于无事，宜宴安矣。然且日昃视朝，引公卿讲论，至夜分乃寝。故虽身济大业，兢兢如不及，是谓以此始之，以此终之，真万世之明主也！《书》曰：「终始惟一，时乃日新」。可不念哉！

《前汉·薛宣传》：「谷永上疏曰：『帝王之德，莫大于知人。知则百僚任职，天工不旷』」。

臣闻天下安危治乱，系乎君子小人之进退。君子进则治安，小人进则危乱，此理甚易明也。然人君昧知人，则众谗可以毁有德，众誉可以进无功，黑白颠倒于前，而胸中不知所定。如是，则小人必得志，而君子去矣。君子去则小人引类而进，相为朋奸，百僚孰肯任职？天工安得不旷？故曰「帝王之德，莫大于知人」也。夫人君未尝不欲知人，而人之是非邪正，亦不难知，惟其好恶蔽之，故聪明有所不及耳。是以古之圣人于用舍之际，尤所致慎。昔李德裕为相，入谢，即戒帝辨邪正，专委任，而后朝廷治。其说以谓：「正人一心事君，无待于助；邪人必更为党，以相蔽欺。君人者以是辨之，则无惑矣」。故臣尝谓知人之道，最人君之不可忽者。以帝尧之圣，而《书》犹谓「知人则哲，惟帝其难之」，则聪明不及尧者，可不知戒乎！汉武帝信任张汤，而疏汲黯，盖有所蔽也。夫汤怀诈面欺，为小人明矣。而汲黯犯颜直谏，近古社稷之臣，岂可与汤同日而语哉？然汤每朝奏事，语国家财用，日旰，天子忘食，丞相取充位。至黯则以严见惮，而终不用。然则武帝可得为知人乎？唐明皇之于张九龄、李林甫，亦犹是也。林甫以武惠妃荐而得宰相，九龄谔谔有大臣节，两人自不侔矣。至帝欲相牛仙客，九龄执不可，而林甫以谓「天子用人，有何不可」者。由是帝疏薄九龄，罢其政事，且专任林甫，而卒相仙客。人谓安禄山反，为唐室治乱分时，而崔群谓罢九龄、相李林甫，治乱固已分矣。呜呼！九龄文章风度，见称一时；而林甫奸邪无学术，仙客起于胥史，则三人贤不肖明甚。而明皇用舍如此，惜哉！以是见帝皇知人，卓然不惑于群议，不牵于好恶，亦难矣。故自古以来，得是道者未始不治，而反此则乱亡随之，不可以不察也。

《唐书·房玄龄传》：「太宗曰：『公为仆射，当助朕广耳目，访贤材。比闻阅牒讼日数百，岂暇求人哉』？乃敕细务属左右丞，大事关仆射」。

臣尝谓宰相于事，无所不统，而专以进用人材为职。盖天下事，非人材不能举。自朝廷以至郡国，各有司存，宰相惟当择人而任之。不然，欲以区区一身，亲丛脞之务，则本末颠倒，一日万几，将有不胜应者，尚安能运动枢极，而代天理物乎？房玄龄，唐之贤相，然日阅牒讼数百，勤则至矣；而牒讼非宰相事，此太宗告之所以广耳目、访贤才之说也。且人主之治天下，譬如作室必得匠，委之求材，大杗细桷，欂椳闑，无所不有，室乃可成。故宰相之求材有如匠氏，则多蓄而广备，一旦用之，官足以效其人之能，人足以任其官之事，众治毕举，而宰相之职固以绰绰然有馀裕矣。又何必疲精劳神于茶盐烦碎之间，而后谓之贤乎！是以文帝问陈平以决狱、钱谷之事，皆置而不对，而丙吉出逢道路斗争死伤之民，委而不问。彼诚知宰相自有体，非细务所能干也。至于何武、薛宣居位，虽有可纪，然而人皆号为烦碎无大体，故当时亦无荐贤、拔士之名。是所谓留意末务，而不知本者矣。大抵人君之职在论相，而宰相之职在用人。苟惟君相各尽其职，故纷纷细务诚不足治。昔明皇用姚崇为相，崇尝于帝前次序郎吏，帝左右顾不答，乃谓高力士曰：「我任崇以政，大事吾当与决。至用郎吏，崇顾不能，而重烦我邪」？崇由是进贤退不肖，而天下治。观此然后知明皇委任责成之意，初无愧于太宗。惜其晚节不兢，信用非人，遂有天宝之祸。《书》曰「慎厥终，惟其始」，可不戒哉！

《唐书·许孟容传》：「孟容元和初再迁京兆尹。神策军自兴元后，日骄恣，府县不能制。军吏李昱贷富人钱八百万，三岁不肯归。孟容遣吏捕诘，与之期使偿，曰：『不如期，且死』！一军尽惊，诉于朝。宪宗诏以昱付军治之。再遣使，皆不听，奏曰：『不奉诏，臣当诛，然臣职司辇毂，当为陛下抑豪彊。钱不尽输，昱不可得』。帝嘉其守正，许之。京师豪右大震」。

臣闻唐有天下二百年，兵法无虑三变。及其末也，天子亦自置兵于京师，谓之禁军。自兴元后，禁军始盛，盖德宗惩艾泚贼，踵鱼朝恩故事，以左右神策诸军分委窦文场、霍仙呜等主之，而朝廷威柄始下迁于中人矣。贞元中，御史崔薳以巡囚入右神策，中尉奏之，德宗杖薳四十，流崖州。由是小人得志，乘时怙宠。积而至元和之初，根株盘结，凶焰益炽，虽宪宗刚明果断，莫之谁何。许孟容一京兆尹，乃敢捕其军吏，断以必死，宪宗欲赦之，而终不奉诏。呜呼！若孟容，可谓守正不阿者矣。盖以道变法者，君上也；以死守法者，有司也。君上以法付之有司，要在必行，故虽诏命，亦有所不当受，况可夺于权势乎！其后柳公绰亦拜京兆尹，方赴府，有神策校乘马不避，即时榜死。宪宗怒其专杀，公绰曰：「此非独试臣，乃轻陛下法」。帝曰：「既死，不以闻，可乎」？曰：「臣不当奏。在市死，职金吾；在坊死，职左右巡使」。帝乃解。臣既读《许孟容传》，乃参以柳公绰榜杀军校事，然后知宪宗之初，固已深得御下之术。何以言之？当是时，兵柄在人，如倒持太阿，小不得意，祸随踵发。故孟容捕军吏则诏欲赦之，公绰戮军校则怒其专杀而不以告。盖如是而后能安两军之情，且使知夫有司之法，不容于苟免也。谓非得驭下之术，能如是乎？大抵人主威权所以能久固而不夺者，以法在故也。彼既犯吾有司，要当以人徇法，不当以法徇人。法行于下，则主威彊于上矣。苏轼尝谓奸臣之始，以台谏折之而有馀，及其既成，以干戈取之而不足。然则孟容、公绰之举，过台谏远甚，所以消沮奸萌而助朝廷之势如何哉！使宪宗末年能不变其初，则中兴之业，孰得而少之？

《前汉·陈平传》：「项王使使至汉，汉为太牢之具。举进，见楚使，即阳惊曰：『以为亚父使，乃项王使也』！复持去，以恶草具进楚使。使归，具以报项王，果大疑亚父」。

臣闻「兵者，诡道也，故以诈立，以伪动」，皆古人用兵之机。方楚、汉之争，天下以势度之，汉不敌楚明矣。勇悍强仁，霸于一时，所当者破，所系者服，名闻诸侯，声动天地，孰能与项王抗哉？然终为汉禽者，以计得之。汉三年，羽数击绝汉甬道，汉王乏食，请割荥阳以东为汉。羽欲听之，范增不可，乃急围荥阳。汉王与陈平金四万斤，以间楚君臣。当是时，羽以勇，范增以智，二人者同力协谋，相辅以图汉。汉力日屈，而楚军势张甚，孰不谓汉危亡可跂足待也。而不知平之间言已入矣。夫羽之为人，自恃其勇以盖一世，然其智实出增下。间有论说，虽彊从之，胸中固已不平，一闻间言，安得不疑乎？及其遣使至汉，汉复伪设太牢之具，以为待亚父使。且增方为楚之谋主，而谓私交于汉，决无是理。使归具报，而项王遂疑之，则以平之言先入故也。夫项王所以与汉战而数得利者，徒以范增在耳。鸿门之会，若从增言，岂复有汉哉？此高祖所以畏其人，不得不用间以图之也。增去而死，项羽相继以败。后世知羽之兵败于垓下，而不知增去之日，败證以见；知高祖之得天下者，以杀项羽而灭之，而不知能去范增，羽当自灭。兵法曰：「非奇谲无以破奸息寇，非阴谋无以成功」。观项羽有一范增不能用，卒以成禽，则奇谲、阴谋，信乎其不可少矣。自古兵交，使在其间，待之之术，可不深思而熟讲之哉？

《唐书·褚遂良传》：「太宗曰：『朕行有三：一，监前代成败，以为元龟；二，进善人，共成政道；三，斥远群小，不受谗言』」。

臣闻天下之道二，治与乱而已矣。行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之事则治，行桀、纣、幽、厉之事则乱；进贤退不肖则治，好近小人而不闻正论则乱。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与夫桀、纣、幽、厉，虽去今数千百载，而其经世成败之迹存诸方册，可考而知。其成者昭然为可仰也，其败者惕然为可畏也。由其所致，以验吾之所为，合于善者从而勉之，近而恶者从而改之，则师古之道，于是乎在。乃若舍夷途而弗遵，蹈覆辙而不知戒，未有不入于乱亡之域，宜乎太宗监之以为元龟欤。至于进善人共成政道，斥远群小不受谗言，臣谓人主唯能监前代成败以为元龟，则于此二者勉而行之，宜无难焉。盖人者国之宝也，群小者国之贼也，犹冰炭之不可相入，枭鸾之不可并翼而栖也。故一善人进，则群贤类至，不肖无所容，必能使其君受直言而行正道，如是而欲天下之不治，不可得也。一小人进，则群小类至，君子无所容，必能使其君听谗说而由邪径，如是而欲天下之不乱，亦不可得也。太宗既能监前代矣，则知夫治生乎君子，所以进善人共成正道；知夫乱生于小人，所以远群小而不受谗言。呜呼！太宗以英武之姿，取孤隋，攘群盗，拨乱反正，慨然行此三者，用能致贞观之治，亦可谓盛王矣。然史氏有言，人之立事无不锐于治而工于初，至其半则稍怠，卒而漫澶不振。观太宗之三事，始非不勤，而终之实难。何以言之？乾阳毕工，隋人解体，可以监矣，乃诏发卒治洛阳宫，而乾阳之役复兴。张玄素以谓袭亡国之弊，同归于乱。所谓元龟者，果安在哉？魏徵尝谓太宗在贞观初亲君子，斥小人；比来轻亵小人，礼重君子。重君子也恭而远之，轻小人也狎而近之。又曰：贞观之初求士如渴，比来由心好恶。以众贤举而用，以一人毁而弃；虽积年任而信，或一朝疑而斥。使谗佞得行，守道疏间。然则进善人，远群小，其不克终，亦可知矣。且前代不可不监也，善人不可不进也，群小不可不远也，为治之道无出此三者，信能行之久而不变，帝王之德，曷以尚之？奈何太宗有区区之志，而持之不坚，所以后世君子之欲成人之美者，莫不叹息于斯焉。

《后汉·马援传》：「建武四年，隗嚣使援奉书洛阳。世祖使来歙持节送援西归陇右。隗嚣与援同卧起，问以东方流言及京师得失。援说嚣曰：『前到朝廷，上引见数十，每接燕语，自夕至旦，才明勇略，非人及也。且开心见诚，无所隐伏，阔达多大节，略与高帝同。经学博览，政事文辩，前世无比』。嚣曰：『卿谓何如高帝』？援曰：『不如也。高帝无可无不可；今上好吏事，动如节度，又不喜饮酒』。嚣意不怿，曰：『如卿言，反复胜邪』？然雅信援，故遂遣长子恂入质」。

臣尝谓中兴之主，自夏少康、周宣王以来，功业之盛莫如光武。世之议者，见其起于兵间，破寻邑百万之师，而王郎、铜马、赤眉、青犊之属相继扫荡，遂以为专用威武平定天下。及观马援之言，然后知光武所以成功，固有出于威武之外者。方隗嚣据阨守险，名震西州，自以天水富盛，士马最彊，将欲北收西河、上郡，东取三辅之地，按秦旧迹，表里山河，其志岂肯为光武屈哉？虽光武亦自谓不能屈也。故遣使往来，卑辞厚礼，言必称字，用敌国之仪以慰藉之。当是时，举天下奸雄割据之徒，比权量力，桀骜难制，莫嚣若也。马援告以光武大略，而嚣意辄不怿，遽以为胜高帝，于是遣子入质，惕然畏服之不暇。夫嚣初未尝亲见光武之为人也，且光武才明勇略固非人敌，则英睿之姿已足以盖众矣。开心见诚，无所隐伏，则大信不疑，已足以结人心矣。既阔达多大节，而又博学文辩；既好吏事，而又动如节度；不喜饮酒，则其于经世变通之略，修身励行之事，盖恢恢然有馀裕矣。然则汉室陵夷之后，有能兼是众美，杰然独出于天下之上，以图中兴之业，则神器大宝不归是，将安归乎？此嚣之所以闻其风声不期服而自服也。《孟子》曰：「以力服人者，非心服也，力不赡也；以德服人者，中心悦而诚服也」。故臣尝论帝王之就功业，当以德为主，而威武为之辅。明王慎德，四夷犹将咸宾，况区区一隗嚣，何足道哉！虽然，光武才明勇略、阔达多大节，与夫经学博览，固人之所难能也；至于好吏事，动如节度，不饮酒，此细行耳，常人亦能之，乃以是称光武，何哉？盖以帝王之资，处富贵崇高之势，侈心胜之则易以纵，怠心乘之则易以忽。纵而不知戒，忽而不知勉。其视细行，虽躬行若无难者，殆有所甚难焉。唯光武为能克己奋励，不敢自暇自逸，此所以特异于众，非中才庸主所可同日语也。故由光武以观中兴事业，则修德来远，其效昭然，可不勉哉！

刘向《新序》：「颜渊侍鲁定公于台，东野毕御马于台下，定公曰：『善哉，东野毕之御』！颜渊曰：『善则善矣，虽然，其马将失』。定公不悦，以告左右，曰：『吾闻之，君子不谗人乎』！颜渊不悦，历阶而去。须臾，马败闻矣。定公命躐席而起，曰：『趋驾，请颜渊』。颜渊至，定公曰：『向寡人曰：善哉，东野毕之御也。吾子曰：善则善矣，虽然，其马将失。不识君子何以知之也』？颜渊曰：『臣以政知之。昔者舜工于使人，造父工于使马，舜不穷其民，造父不尽其马，是以舜无失民，造父无失马。今东野毕之御也，上车执辔，御体正矣；周旋步骤，朝礼毕矣；历险致远，而马力殚矣，然求不已，是以知其失也』。定公曰：『善，可少进与』？颜渊曰：『兽穷则触，鸟穷则啄，人穷则诈。自古及今，有穷其下能无危者，未之有也』」。

臣读书至于《五子之歌》曰：「予临兆民，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」。然后知人君虽以崇高之资，享天下之奉，忧思危惧，殆未尝一日敢自安也。盖民恃君以生，而君则恃民以固邦本；民不得其生，必将召乱起祸，本实先拨，何以保邦？其犹朽索驭马，而驰骋不已，决至于奔逸颠仆，岂可不畏哉？是以民有馀于生，则资民以致治者，恭己南面，其乐亦有馀也。马有馀于力，则乘马以致远者，安意肆志，其适亦有馀也。颜渊知是道矣，所以因毕野之御，而以舜不穷其民，造父不尽其马告于定公，使定公察御马之道，以明夫治民之术，则鲁国其庶几乎。臣观古之治民者，薄其赋歛，取之以什一，则以富其财也；宽其征役，使之以时，而丰年不过三日，则以优其力也。民之所以为生者，财与力而已矣。舜不穷其民，盖知其所本在者。观其临下以简，御众以宽，则凡民穷之政，必无有也。自舜以至禹、汤、文、武，率由是道。奈何后世一切反之，殚天下之财，不足以充无厌之欲；竭天下之力，不足以供不急之务。使夫安俗乐业之众，悉为穷民，卒抵于乱亡而后已。故曰人欲静，徭役毒之；世方敝，裒刻穷之。此非独桀、纣、秦、隋为然，汉、唐亦然也。汉民之穷，自武帝始；唐民之穷，自明皇始。武帝以征伐，明皇以奢淫，是皆纵一己之乐，而贻祸于天下者也。《孟子》曰：「有布缕之征，米粟之征，力役之征。君子用其一，缓其二；用其二而民有殍，用其三而父子离」。夫为王民而至于父子离，则其穷极矣，不亡何待？故御马者上车执辔，体既正矣；周旋步骤，礼既毕矣；历险至远，而马力已殚矣，然犹求焉，马未有不失者也。是以善治天下者，不穷其民，惟舜能之；善为御者，不尽其马，惟造父能之。虽然，造父不常有也，而舜岂世出哉？颜渊曰：「舜何人也，予何人也」！有为者亦若是。故臣尝谓帝王惟能恭俭节用，而不穷其民，是亦舜而已矣。

《唐鉴》：「唐太宗曰：『人主唯有一心，而攻之者甚众。或以勇力，或以辩口，或以谄谀，或以奸诈，或以嗜欲。辐辏攻之，各求自售，以取宠禄。人主少懈而受其一，则危亡随之』」。

臣窃谓人主以眇然之身，宅万方之上，一事有失，不足以成大功；一行或亏，不足以备盛德。自尧、舜、禹、汤以至文、武，皆以功德盛大传于后世者，岂有他哉，定其心术而已矣。《书》曰：「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」。心之在人，危且微如此，而事物万变，日交乎前，则所以定之者，可不知其道乎？方其虚一而静，独观昭旷，无有系累，则好恶公，是非白，尚谁得而惑之？惟夫私情内萌，偏见妄作，方寸汩乱而不知其守，此奸邪之所趣，而谗贼之所入也。或以勇力，或以辩口，或以谄谀，或以奸邪，或以嗜欲，辐辏攻之，其不至于颠倒败坏者几希矣，何独一事之失，一行之亏乎！且以汉、唐观之。庸昏之主固不必言，如孝武、明皇，亦坐此而致败。孝武当文、景之后，雄才大略，可与有为者也。奈何秉心不正，左右前后之人观其向者，投合所好，如张汤、杜周以惨刻而受知，东方朔、郭舍人以猾稽而得幸，李延年之谀媚，江充之阴狡，与夫台池苑囿之观，弋猎犬马之戏，相与攻之，卒至于海内骚动，而汉室因以中衰。明皇励精政事，开元之际，几至太平，亦云盛矣。然侈心一动，穷天下不足以为乐，则有宇文融以言利进，韦坚、杨慎矜以裒刻显，李林甫之奸邪，杨国忠之淫蛊，相与攻之，而明皇溺其所甚爱，忘其所可戒，卒至于天宝之祸，不可救药。观二君之事，靡不有初，鲜克有终，后世所以惜之。范祖禹以为人主之心不可以有偏好，盖好有所偏，必将迷而不返。以万乘之国而迷其所好，则一时憸佞便嬖皆将承意顺旨，以侥倖恩宠，唯恐其不至。于是优赏滥赐，上下相蒙，虽有彊谏力争之士，能遽回其势乎！故臣尝论人主之于天下，唯当清静寡欲，求所以安宗庙、定社稷、活百姓之道而力行之，舍是皆不足留意。唐太宗知夫人主一心，而攻之者甚众，自谓少懈而受其一，则危亡随之。呜呼，若太宗可谓知治道矣。祖禹作《唐鉴》而撮取其语，岂无意哉！

《两朝宝训》：「判刑部石宗道与详覆官梁如圭等荐方偕、淳于佺、韩中正为详覆官，仁宗指中正姓名问宰相王钦若曰：『是吏部尝引对，坐失入人罪，不与改官者乎』？钦若曰：『然』。上曰：『用法不当，非习律令者也，其可以为法官乎』？命劾宗道等。钦若等退，相顾叹曰：『上天纵睿明彊记如此，非群臣所及也』」。

臣尝谓人主必有过人之聪明，然后能察君子小人之情状。盖天下君子常少，小人常多。君子直道以事上，固不论也；若夫小人为奸，其可不察哉？饰是非，点白成黑，或誉过其实，或毁损其真，相与蔽欺，杂然陈于前，而人主以一己耳目，广览兼听，必欲每事洞然其情，非大过人之聪明，其能不颠倒眩惑乎？仁宗皇帝以天纵之姿，留神政治，如石宗道不能以韩中正面欺，非聪明过人，何以及此？臣试论之。夫官为详覆，刑狱所系，居其任者，尽循三尺以示至公，犹惧或失，而况不习律令，安能办职哉？宗道判刑部，宜于此尽心，而乃谬荐中正以为详覆。中正尝坐失入人罪，而不得改秩，其事见于畴昔引对坐之时。宗道私窃自料，以为人主万机之烦，决不能记此，遂敢面欺，必且讳其所犯，以幸不察。然而仁宗一见觉之，宗道即被罪，此聪明之实，所以能服天下也。当是时，王钦若为宰相，盖先朝旧德也。宗道欺君，其罪固大矣，钦若得为无罪哉？朝廷进用人材，未有不由宰相者。其人有过，而宰相不知，以荐于上，虽曰不明，犹或可恕；今宗道主举中正，仁宗方以失入事问其人是否，而钦若应声以为是，则中正之不可用，钦若固已熟知之矣。知其人之不可用，听宗道之言而固容之，必待人主问而后对，非朋奸罔上而何？臣以是知钦若非忠臣也。且一详覆官用非其人，于朝廷举措未为大害，然必劾之者，罪在罔上耳。苟于其微置而不问，则小人欺君之计日浸以长，后之启拟必有大于此者，其害政未易言也。古之所贵于慎微者以此。故臣尝谓治天下之术在用人，而用人之术在察知其情状。若共工之象恭，鲧之方命，自驩兜、四岳咸荐之，而尧独能察焉，以为不可。观诸此，然后知仁宗皇帝用人之术上与尧合。图治功者，可不念哉！

《唐书·李珏传》：「杜悰领度支有劳，帝欲拜户部尚书，以问宰相。陈夷行答曰：『恩权予夺，愿陛下自断』。珏曰：『祖宗以宰相天下事皆先平章，故官曰平章事。君臣相须，所以致太平。苟用一吏、处一事皆决于上，将焉用彼相哉』」？

臣窃谓人主之操术无他，慎择宰相，委任而责其成功，如是而已。至于人材之用舍，爵禄之予夺，则执其柄以诏王，实宰相之职。唐文宗任陈夷行、李珏等为相，岂不欲以朝廷事尽付之，而责其效职哉？杜悰拜户部尚书，而夷行无所可否，乃曰「恩权予夺，陛下自断」。呜呼，是安用彼相邪！夫本在于上，末在于下，本末而上下之分定，治功所以成也。夷行身为相臣，而用一吏、处一事皆决于人主，不知其所任何事哉？虽然，当开成中，夷行亦号一时贤相，不幸与李珏、杨嗣复等并用。嗣复得君，与珏为党，故夷行疾之，数争事于上前。一日，文宗以王彦威为忠武节度使，史孝章领邠宁，议皆出于嗣复。及夷行对延英，帝问除二镇当否？夷行曰：「苟自圣择，无不当也」。嗣复曰：「若用人尽出上意而当固善，如小不称，下安得嘿然」。臣以是知夷行介特而悻直，意谓嗣复辈党与既成，则进退人材与己相违，故于除用，不肯任责。且人主用人悉从执政启拟，是谓合天下之公议，不然命由中出，必有招权卖恩，而私于人主者。为夷行计，便当与上别白是非，若其人果贤，虽不由于启拟，用之不害为公；有如不材，宜白去之，不当循嘿自避，以取诮于后世也。大抵文宗有励精图治之资，其失在于不能去朋党耳。尝曰：「窦易直劝我凡宰相启拟，五取三，二取一。彼当劝我择宰相，不容劝我疑宰相」。然则文宗岂不知任相之道哉？至于党人成于下，主听乱于上，见讥史氏，此其于知人之明有所未尽，而朋奸得以欺之也。傥能即夷行应答之际，诘其所因，慨然破嗣复之党，而正夷行唯阿不任责之罪，则唐之威令当是复振矣。文宗不知出此，惜哉！

《唐书·李绛传》：「宪宗尝称太宗、明皇之盛，曰：『朕不佞，欲庶几二祖之道德风烈，无愧谥号，不为宗庙羞，何幸而至此乎』？绛曰：『陛下诚能正身厉己，遵道德，远邪佞，进忠直。与大臣言，钦而信，无使小人参焉；与贤者游，亲而礼，无使不肖与焉。去官之无益于治者，则才能出；斥宫女之希御者，则怨旷销。将帅择，士卒勇矣；官师公，吏治辑矣。法令行而下不违，教化笃而俗必迁。如是，可与祖宗合德，号称中兴，夫何远之有？言之不行，无益也；行之不至，无益也』。帝曰：『美哉斯言！朕将书诸绅』」。

臣窃谓自古人主未尝无愿治之志，然焦心劳思，变法更令，若将措天下于唐虞三代之上；而夷考其治，终有愧于前世者，其故何哉？稽其名不求其实，慕其时不行其道，故用力虽多，功效蔑如也。且唐有天下，传世二十，德业之盛，无如太宗。故除隋之乱，比迹汤、武；致治之美，庶几成、康。至于明皇，虽晚节不兢，而开元之政，亦后世罕能及之。然观二君所以能致此者，岂无其要哉？不过李绛所言数事而已。臣请得以备论之。夫人主诚能正身厉己，则所以表天下者，动用周旋，举得其正，孰得而违之；遵道德，远邪佞，进忠直，则所以取于人者，是非好恶，悉由至公，孰得而惑之。与大臣言钦而信，无使小人参焉，则委任之重，所以责成功者专也；与贤者游亲而礼，无使不肖与焉，则礼貌之隆，所以资启沃者深也。去官之无益于治者，则窃位素飧之人退，而材能自出矣；斥宫女之希御者，则承恩负宠之人寡，而怨旷自销矣。将帅择而士卒勇，则外侮不患乎不却；官师公而吏治辑，则内政不患乎不举。以至法令行而下不违，教化笃而俗必迁，是皆人主夙夜躬行，无一敢怠者。太宗、明皇用此以致贞观、开元之治，其效不彰彰可考哉！非独太宗、明皇为然，虽尧、舜三代圣哲之主，其所行亦不出此，是宜宪宗有问，而李绛对之悉也。《书》曰：「监于先王成宪，其永无愆」。又曰：「丕显哉，文王谟！丕承哉，武王烈！启佑我后人，咸以正罔缺」。夫祖宗之谟、烈，垂之天下，所以启佑后人，为之后者，亦监其成宪举行之而已。宪宗有言：欲无愧谥号。则其措意施设，岂不韪哉。观其慨然发愤，志平僣叛，能用忠谋，不惑于群议，卒收成功，以至元和之治，唐室号称中兴，则二祖之道德风烈如绛所云者，信乎其能行之矣。至于不克有终，与明皇同讥史氏，此无他，由其信用非人，所以驯致其祸，莫之悟也。呜呼，惜哉！

《仁宗君臣政要》：「上尝问都知王守忠曰：『卿出入中外，闻有甚议论』？守忠曰：『皆言陛下仁慈圣德。但朝廷好官美职，及清要差遣，皆是两府亲旧方得进用，陛下不曾拔擢一孤寒之臣，寘于清近』。又曰：『天下事皆由宰相，陛下不得自专』。上默然良久，曰：『任人者兴王之本，自任者失道之君。故君知其道，臣知其事。朕若一一自任，非无为责成之理』。守忠愧拜而退」。

臣尝观苏轼颂仁帝皇帝之德曰：「未尝行也，而万事莫不毕举；未尝视也，而万物莫不毕见」。非有他术也，善于用人而已。惟其善于用人，是以穆然无为，坐视其成功。呜呼！仁宗皇帝可谓得君人之道矣。夫君人者有四海之大，应万几之烦，不委之人，曷以济哉？故必延登一时老成名德之士，寘之廊庙，而使之修其德业。政事无巨细，悉以责其成；人材无内外，悉以听其用。吾于此尚复何为？恭己正南面而已矣。《传》曰：「上必无为而用天下，必有为而为天下用」。此不易之理也。自昔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所以用天下而有馀者，亦岂弊弊然以其身亲之哉？至于后世不能慎择大臣，为大臣者又复怀奸挟私，不能仰称委任之意，于是人主始欲收其柄，而不使之专也。故进擢才能，关决事务，一切劳其心志而自为之，若将与臣下争功者，名之曰「忧勤」，其实以上兼下，非秉本执要之道。顾如是区区，亦焉用彼相哉？恭惟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，所任执政皆极当世之选，如韩琦、范仲淹、富弼尤其彰彰者。方是时，百官效职，而人无弃材，庶功即叙，而事无遗策，真所谓人主穆然无为，坐视其成功者也。而王守忠乃云「陛下不曾拔擢一孤寒之臣，寘于清近」，又曰「天下事皆由宰相，陛下不得自专」；守忠小人，将以是疏间君臣而行其私。赖明圣觉之，以谓「任人者兴王之本，自任者失道之君」，大哉王言！兹所以为仁宗也欤。夫以仁宗临御之久，在列精白承休，而守忠何者乃敢阴肆其说，乱惑主听，以此见小人应对之际，不可不察也。昔宇文士及谓唐太宗南衙群臣面折廷诤，陛下不得举手。明皇尝引鉴默不乐，左右曰：「自韩休入朝，陛下无一日欢，何自戚戚不逐去之」？然则自古小人处心积虑，乘间进说，未尝不欲导人主于非义，惟在听之如何耳。若仁宗之聪明，能使谗者愧拜而退，盖可为万世法也。

《三朝宝训》：「端拱元年，太宗谓宰相曰：『国之兴衰，视其威柄可知矣。五代乘唐季丧乱之后，权在诸侯，征伐不由朝廷，怙势内侮，故王室微弱，享国不久。太祖光宅天下，深究兹弊。暨朕纂位，抑亦徐图其事，思与卿等慎守法制，务振纪纲，以致太平』」。

臣观人君所以能号令天下者，威柄在我而已。方太平无事，朝廷之纪纲法度具在，虽有奸雄，孰敢妄作？故操持予夺之权，未尝不出于上也。至于末世，人习宴而不知有鸩毒之祸，凡所以驭下之具悉从废坏，是以国势骎弱，主权暗移，使匹夫孺子尺兵在手，皆足以作难，况奸雄哉？唐有天下二百年，而高祖、太宗之纪纲法度固无不善也。天宝以后，日渐陵夷，方镇擅权，连城相望，彊臣悍将，拿兵忿争，而尾大不掉之患，终唐世莫之能救。五代承之，其弊尤甚。当是时，威柄在人，天子惴惴然不得摇手。呜呼，天下岂有是理哉！迹其祸败之由，盖以制之不早，所谓养虎而自遗患者也。观德宗姑息藩镇，至有终身不易地者。宪宗用吉甫为相，岁馀凡易三十六镇，殿最分明。神策军使王驾鹤者，典卫兵久，权振中外，德宗将代之，惧其变，以问崔祐甫，祐甫曰：「是无足虑」。即召驾鹤，留语移时，而代者已入军中矣。大抵朝廷之势，得人则张。彼祐甫相德宗，吉甫相宪宗，皆能有所设施，故其效昭然，有足称者。惜乎二宗之德业俱不克终，遂使唐祸胚胎，卒抵败乱。岂不以假其术智，特以排难于一时，而不知复收其柄，立以法善其后故也。故臣尝谓国势所恃以安彊者，莫重于兵，而所以危国者亦莫甚于兵，顾上之人御之之术如何耳。方无事时，听受节制，若女子然，东西唯命，吾尚何忧；及其植党渐固，而挟之以恣横，豢养滋丰，而纵之以骄侈，于是怙势长恶，始有慢命不虔之事。圣人虑祸于未萌，岂不思有以制之乎？昔者晁错欲削诸侯，而七国亟反，盖削之非计也，曾不若主父偃之策之为善耳。偃之说以谓使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，则其国自弱。然则为唐室计者，外而藩镇，内而彊臣悍将，其权固不可遽夺也；傥能用偃之说，而众建偏裨以分其威，稍令出戍以散其党，则庶几阴夺其势，而主柄专于上，岂不伟哉！唐柳泽有言：「勿谓何伤，其祸将长。勿谓何害，其祸将大」。太宗皇帝能于立国之初，监前代之失，欲收其威柄以致太平，则其先见之明，后世所当法也（《华阳集》卷二二。）。

宪宗：「宗」原作「者」，据四库本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