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唐书·褚遂良传》：「太宗曰：『朕行有三：一，监前代成败，以为元龟；二，进善人，共成政道；三，斥远群小，不受谗言』」。

臣闻天下之道二，治与乱而已矣。行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之事则治，行桀、纣、幽、厉之事则乱；进贤退不肖则治，好近小人而不闻正论则乱。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与夫桀、纣、幽、厉，虽去今数千百载，而其经世成败之迹存诸方册，可考而知。其成者昭然为可仰也，其败者惕然为可畏也。由其所致，以验吾之所为，合于善者从而勉之，近而恶者从而改之，则师古之道，于是乎在。乃若舍夷途而弗遵，蹈覆辙而不知戒，未有不入于乱亡之域，宜乎太宗监之以为元龟欤。至于进善人共成政道，斥远群小不受谗言，臣谓人主唯能监前代成败以为元龟，则于此二者勉而行之，宜无难焉。盖人者国之宝也，群小者国之贼也，犹冰炭之不可相入，枭鸾之不可并翼而栖也。故一善人进，则群贤类至，不肖无所容，必能使其君受直言而行正道，如是而欲天下之不治，不可得也。一小人进，则群小类至，君子无所容，必能使其君听谗说而由邪径，如是而欲天下之不乱，亦不可得也。太宗既能监前代矣，则知夫治生乎君子，所以进善人共成正道；知夫乱生于小人，所以远群小而不受谗言。呜呼！太宗以英武之姿，取孤隋，攘群盗，拨乱反正，慨然行此三者，用能致贞观之治，亦可谓盛王矣。然史氏有言，人之立事无不锐于治而工于初，至其半则稍怠，卒而漫澶不振。观太宗之三事，始非不勤，而终之实难。何以言之？乾阳毕工，隋人解体，可以监矣，乃诏发卒治洛阳宫，而乾阳之役复兴。张玄素以谓袭亡国之弊，同归于乱。所谓元龟者，果安在哉？魏徵尝谓太宗在贞观初亲君子，斥小人；比来轻亵小人，礼重君子。重君子也恭而远之，轻小人也狎而近之。又曰：贞观之初求士如渴，比来由心好恶。以众贤举而用，以一人毁而弃；虽积年任而信，或一朝疑而斥。使谗佞得行，守道疏间。然则进善人，远群小，其不克终，亦可知矣。且前代不可不监也，善人不可不进也，群小不可不远也，为治之道无出此三者，信能行之久而不变，帝王之德，曷以尚之？奈何太宗有区区之志，而持之不坚，所以后世君子之欲成人之美者，莫不叹息于斯焉。

《后汉·马援传》：「建武四年，隗嚣使援奉书洛阳。世祖使来歙持节送援西归陇右。隗嚣与援同卧起，问以东方流言及京师得失。援说嚣曰：『前到朝廷，上引见数十，每接燕语，自夕至旦，才明勇略，非人及也。且开心见诚，无所隐伏，阔达多大节，略与高帝同。经学博览，政事文辩，前世无比』。嚣曰：『卿谓何如高帝』？援曰：『不如也。高帝无可无不可；今上好吏事，动如节度，又不喜饮酒』。嚣意不怿，曰：『如卿言，反复胜邪』？然雅信援，故遂遣长子恂入质」。

臣尝谓中兴之主，自夏少康、周宣王以来，功业之盛莫如光武。世之议者，见其起于兵间，破寻邑百万之师，而王郎、铜马、赤眉、青犊之属相继扫荡，遂以为专用威武平定天下。及观马援之言，然后知光武所以成功，固有出于威武之外者。方隗嚣据阨守险，名震西州，自以天水富盛，士马最彊，将欲北收西河、上郡，东取三辅之地，按秦旧迹，表里山河，其志岂肯为光武屈哉？虽光武亦自谓不能屈也。故遣使往来，卑辞厚礼，言必称字，用敌国之仪以慰藉之。当是时，举天下奸雄割据之徒，比权量力，桀骜难制，莫嚣若也。马援告以光武大略，而嚣意辄不怿，遽以为胜高帝，于是遣子入质，惕然畏服之不暇。夫嚣初未尝亲见光武之为人也，且光武才明勇略固非人敌，则英睿之姿已足以盖众矣。开心见诚，无所隐伏，则大信不疑，已足以结人心矣。既阔达多大节，而又博学文辩；既好吏事，而又动如节度；不喜饮酒，则其于经世变通之略，修身励行之事，盖恢恢然有馀裕矣。然则汉室陵夷之后，有能兼是众美，杰然独出于天下之上，以图中兴之业，则神器大宝不归是，将安归乎？此嚣之所以闻其风声不期服而自服也。《孟子》曰：「以力服人者，非心服也，力不赡也；以德服人者，中心悦而诚服也」。故臣尝论帝王之就功业，当以德为主，而威武为之辅。明王慎德，四夷犹将咸宾，况区区一隗嚣，何足道哉！虽然，光武才明勇略、阔达多大节，与夫经学博览，固人之所难能也；至于好吏事，动如节度，不饮酒，此细行耳，常人亦能之，乃以是称光武，何哉？盖以帝王之资，处富贵崇高之势，侈心胜之则易以纵，怠心乘之则易以忽。纵而不知戒，忽而不知勉。其视细行，虽躬行若无难者，殆有所甚难焉。唯光武为能克己奋励，不敢自暇自逸，此所以特异于众，非中才庸主所可同日语也。故由光武以观中兴事业，则修德来远，其效昭然，可不勉哉！

刘向《新序》：「颜渊侍鲁定公于台，东野毕御马于台下，定公曰：『善哉，东野毕之御』！颜渊曰：『善则善矣，虽然，其马将失』。定公不悦，以告左右，曰：『吾闻之，君子不谗人乎』！颜渊不悦，历阶而去。须臾，马败闻矣。定公命躐席而起，曰：『趋驾，请颜渊』。颜渊至，定公曰：『向寡人曰：善哉，东野毕之御也。吾子曰：善则善矣，虽然，其马将失。不识君子何以知之也』？颜渊曰：『臣以政知之。昔者舜工于使人，造父工于使马，舜不穷其民，造父不尽其马，是以舜无失民，造父无失马。今东野毕之御也，上车执辔，御体正矣；周旋步骤，朝礼毕矣；历险致远，而马力殚矣，然求不已，是以知其失也』。定公曰：『善，可少进与』？颜渊曰：『兽穷则触，鸟穷则啄，人穷则诈。自古及今，有穷其下能无危者，未之有也』」。

臣读书至于《五子之歌》曰：「予临兆民，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」。然后知人君虽以崇高之资，享天下之奉，忧思危惧，殆未尝一日敢自安也。盖民恃君以生，而君则恃民以固邦本；民不得其生，必将召乱起祸，本实先拨，何以保邦？其犹朽索驭马，而驰骋不已，决至于奔逸颠仆，岂可不畏哉？是以民有馀于生，则资民以致治者，恭己南面，其乐亦有馀也。马有馀于力，则乘马以致远者，安意肆志，其适亦有馀也。颜渊知是道矣，所以因毕野之御，而以舜不穷其民，造父不尽其马告于定公，使定公察御马之道，以明夫治民之术，则鲁国其庶几乎。臣观古之治民者，薄其赋歛，取之以什一，则以富其财也；宽其征役，使之以时，而丰年不过三日，则以优其力也。民之所以为生者，财与力而已矣。舜不穷其民，盖知其所本在者。观其临下以简，御众以宽，则凡民穷之政，必无有也。自舜以至禹、汤、文、武，率由是道。奈何后世一切反之，殚天下之财，不足以充无厌之欲；竭天下之力，不足以供不急之务。使夫安俗乐业之众，悉为穷民，卒抵于乱亡而后已。故曰人欲静，徭役毒之；世方敝，裒刻穷之。此非独桀、纣、秦、隋为然，汉、唐亦然也。汉民之穷，自武帝始；唐民之穷，自明皇始。武帝以征伐，明皇以奢淫，是皆纵一己之乐，而贻祸于天下者也。《孟子》曰：「有布缕之征，米粟之征，力役之征。君子用其一，缓其二；用其二而民有殍，用其三而父子离」。夫为王民而至于父子离，则其穷极矣，不亡何待？故御马者上车执辔，体既正矣；周旋步骤，礼既毕矣；历险至远，而马力已殚矣，然犹求焉，马未有不失者也。是以善治天下者，不穷其民，惟舜能之；善为御者，不尽其马，惟造父能之。虽然，造父不常有也，而舜岂世出哉？颜渊曰：「舜何人也，予何人也」！有为者亦若是。故臣尝谓帝王惟能恭俭节用，而不穷其民，是亦舜而已矣。

《唐鉴》：「唐太宗曰：『人主唯有一心，而攻之者甚众。或以勇力，或以辩口，或以谄谀，或以奸诈，或以嗜欲。辐辏攻之，各求自售，以取宠禄。人主少懈而受其一，则危亡随之』」。

臣窃谓人主以眇然之身，宅万方之上，一事有失，不足以成大功；一行或亏，不足以备盛德。自尧、舜、禹、汤以至文、武，皆以功德盛大传于后世者，岂有他哉，定其心术而已矣。《书》曰：「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」。心之在人，危且微如此，而事物万变，日交乎前，则所以定之者，可不知其道乎？方其虚一而静，独观昭旷，无有系累，则好恶公，是非白，尚谁得而惑之？惟夫私情内萌，偏见妄作，方寸汩乱而不知其守，此奸邪之所趣，而谗贼之所入也。或以勇力，或以辩口，或以谄谀，或以奸邪，或以嗜欲，辐辏攻之，其不至于颠倒败坏者几希矣，何独一事之失，一行之亏乎！且以汉、唐观之。庸昏之主固不必言，如孝武、明皇，亦坐此而致败。孝武当文、景之后，雄才大略，可与有为者也。奈何秉心不正，左右前后之人观其向者，投合所好，如张汤、杜周以惨刻而受知，东方朔、郭舍人以猾稽而得幸，李延年之谀媚，江充之阴狡，与夫台池苑囿之观，弋猎犬马之戏，相与攻之，卒至于海内骚动，而汉室因以中衰。明皇励精政事，开元之际，几至太平，亦云盛矣。然侈心一动，穷天下不足以为乐，则有宇文融以言利进，韦坚、杨慎矜以裒刻显，李林甫之奸邪，杨国忠之淫蛊，相与攻之，而明皇溺其所甚爱，忘其所可戒，卒至于天宝之祸，不可救药。观二君之事，靡不有初，鲜克有终，后世所以惜之。范祖禹以为人主之心不可以有偏好，盖好有所偏，必将迷而不返。以万乘之国而迷其所好，则一时憸佞便嬖皆将承意顺旨，以侥倖恩宠，唯恐其不至。于是优赏滥赐，上下相蒙，虽有彊谏力争之士，能遽回其势乎！故臣尝论人主之于天下，唯当清静寡欲，求所以安宗庙、定社稷、活百姓之道而力行之，舍是皆不足留意。唐太宗知夫人主一心，而攻之者甚众，自谓少懈而受其一，则危亡随之。呜呼，若太宗可谓知治道矣。祖禹作《唐鉴》而撮取其语，岂无意哉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