窃恐陛下左右亲近者，知陛下求嗣心切，一向希宠望幸，各有诞育之意，人人争进，则陛下虽欲制伏其心，不可得也；虽欲保惜圣躬，亦不可得也。如此，则臣实为陛下忧之，为宗庙社稷忧之。臣尝为上相，义同股肱，当与国家共其祸福，不得不忧及此也。陛下若不以臣为狂妄，即乞以臣此意，一一宣谕亲近之人。臣必料亲近者皆有保惜圣躬之心，各便省悟，而能长守富贵，即于陛下，自然无忧，实天下之幸也，宗庙社稷之幸也！圣嗣既系天命，自有天时，不可以人力强致。臣受陛下深恩，出于恳切，不觉语及于此。臣不敢避死，陛下若肯听纳，然后赐臣以死，实亦甘心。

臣妻妾晏氏，于今月九日，入内浇奠仁宗皇帝及奉慰皇帝、皇太后，伏蒙圣慈，宣赴御座前，问臣所患次第，仍令说与臣者。晏氏至家，以陛下宣问之语尽说向臣。愚夫愚妇，相对感泣。所蒙问臣肌体因甚不大瘦弱，伏缘臣所患，只为元初左胫疮口径方七八寸，走失气血极多，至今此一支自胯股下至膝腕，酸软无力，即于赃腑若无相干，所以肌体不至大段羸瘦。然比来请假以前饮食减半，盖由端坐，绝少运动所致也。又问臣因甚不只在京将息，须乞出外。伏缘臣在假半年以上，已是大段多时，又相度得所患全无减退，向去朝参，卒未有期，久占重位，密院阙人干当，事体不便，臣心不自安，所以乞一闲郡养疾，所贵不妨朝廷别差人密院供职。兼为臣年命见在一倒射运中，据术者云，是甲辰年正月生，目下大运到壬申，壬来射甲，事属不顺，故谓之倒射。倒射者，为灾至深。甲本主禄，于法合射却禄位，所以须著罢权减禄，方可应得天灾，即灾祸有所减。夫天灾者是天降谴怒也，今若不顾天怒，并无恐惧之心，依旧执大权，请厚禄。扬扬然出入朝廷，日在帝王左右，奉行天下赏罚，则天须增其谴怒，臣必死矣。臣实则惧天怒，恐遂死灭，是故以此血恳上告君父，欲乞暂罢极职，出守一郡，权位俸都且减削。则上天知臣有畏天之心，肯舍重权厚禄，其倒射灾祸虽不能全免，或不致于死灭。所以切告陛下，欲乞一郡者，只为此也。又问臣若是臣寮有灾便要回避，帝王有灾不知甚处回避。此益足以见陛下眷臣至厚，留臣至切之意也，臣将何以报如此恩德？然《礼》曰「儗人必于其伦」，帝王与臣下不是伦类，不可比儗。况又圣凡绝然不同，岂可同日而语哉？大抵臣下有灾，为官者须是罢权位、减俸禄，退就闲散之地，即灾患稍息矣。无禄者须是谨身省事，杜门不出，畏惧官方条法，即刑祸亦轻矣。惟帝王所具之福，与天地等，然亦不能无灾。若有灾眚动于天下及宗庙社稷，尤须恐惧修省，上畏天命，小心翼翼，兢兢业业，求民间疾苦，罢宫禁奢侈，以至减珍膳、撤声色、身衣素服、不御正殿，此乃帝王回避灾谴之道也。茍或以天子自尊，傲忽天命，但极己欲，不恤人事，谓神道至幽而不足信，谓天灾难考而不足忧，积累凶灾，直至成祸，而天不降祐，人不归心，则大事去矣。其甚者以至流离播越，覆亡宗社，天下四海，遂属他姓。以此观之，与夫臣下一身之灾、一命之殒，规规屑屑，其大小岂不甚异乎？又问云，赐此物去充医药之费，因甚须更辞逊。臣前来苏利涉、陈承礼传宣，回时已曾各具手劄子极陈愚恳，今更不敢重叠布叙，恐烦圣听。大抵只是为私家闲居，并无分毫勤效，坐受厚赐，于臣实是不安，又绝无使用之处，所以不敢承领。屡烦君父之命，实知死罪，不是饰逊，掠取虚名。今既丁宁戒谕，更不敢避，谨已祗受，上感圣恩。其前后陈乞情理，更望陛下稍回天造，略赐矜察，臣的是忧死，须至恳告圣慈，乞与臣残喘。一二年间，或得不死，却再受陛下驰策，亦不为晚。臣因上答圣问，不免喋喋哀鸣披沥。

臣伏为今来恩命出于殊常，面辞者三，上文字奏免者再，于今未闻报可。此盖天听高邈，愚衷未达，不避烦渎，须至更尽区区。伏惟圣明曲赐垂纳，非独臣之幸也。臣窃闻制词叙述陛下即位时，以臣方在忧服，无可称道，乃取嘉祐中臣在中书日尝议建储，以此为效，而推今日之恩。此乃当直学士执笔之际不得其词，遂巧为之说，然迂远已甚矣。嘉祐中，臣虽曾泛议建储之事，仁宗尚秘其请，其于陛下，则如在茫昧杳冥之中，未见形象，安得如韩琦等后来功效之深切著明？假如取臣前议为劳，此特丝毫之微，何足加赏。今陛下录臣先帝时微劳，曷若报皇太后今日之大恩？恭惟先帝无子，立陛下为嗣，中外皆知当时尽出皇太后密谕，料陛下亦自知之。又窃闻陛下初立为皇子，召居禁中，其时先帝为左右奸人所喋，不无小惑。内外之人，以至陛下旧邸诸亲，无一人敢通信问者。陛下饮食悉皆阙供，皇太后亦不敢明然主之，但晓夕惶恐，百方为计，偷送食物之类者甚多。陛下岂不省之乎？洎先帝晏驾之夕，中外惶骇，皇太后立陛下于仓卒中，天位遂定。无何，三两日后，陛下以积忧成疾，天下万务无所禀决，大臣列奏，请皇太后权同听政，此决不是皇太后本意，盖不得已从大臣之请也。陛下才康复，皇太后即日还政，退居深宫，此天下之人有识无识尽知，皇太后始终无所负于陛下也。臣自去岁六月初被召还朝，充位枢府，凡百机务，先于陛下处奏定指挥，次至帘前关白而已，并无一字可否，一依先得圣旨，如此者凡近一年。此足见皇太后尽至公之心，不以尊且亲有所凌压，而辄生异同也。臣又思皇族中，于仁宗洎皇太后，校其亲疏，与陛下同者多矣，就众多中独取陛下为嗣，今日贵为天子，富有天下，其为恩德，可与天地比其高大。陛下如何报答，则可以称副？而反于仁宗不能谨祭祀，于皇太后不能备孝养，此皆人子常分，尚多阙失，况敢更望他有所报乎！陛下向者服药，天下之人自不惊怪。今陛下清明刚健，专决万务，而祭祀孝养之阙，殊无增加，皆如故，朝廷臣僚始知陛下孝心果不至，非疾恙使之然也。臣实不谕圣意何缘而若此。若为仁宗尝有小惑，则陛下终不得立矣，是所惑不能害陛下大事。若为皇太后不当垂帘，则又元因陛下服药，从大臣之请，况复今来已尽还政于陛下矣，垂帘终不能分陛下之权也。臣潜料二大节当其时皆陛下所不乐者，不能不慊于心也。然今则二事已过，尽可释然，岂宜蓄怀为恨而终不可解耶？《谷风》所谓「忘我大德，思我小怨」者也。此是刺周幽王诗，陛下岂可忽虞舜之大孝，慕幽王之乱风？臣甚为陛下痛惜之。皇太后垂帘日，尝谓臣与胡宿、吴奎曰：「无夫孤孀妇人，无所告诉」。臣等共闻此语，实为伤心。窃料中书亦闻其说。又向者窃闻先帝诸公主，陛下易其所居，以安己女，此知者尤甚动心，亦未尝闻陛下略加恩煦。恭惟先帝临御天下四十二年，仁恩德泽入人骨髓，以至遍及虫鱼草木。臣事先帝亦三十馀年，自布衣擢至首相，其恩德可谓至大，今日不忍见其孀后、幼女失所如此，而臣反坐享陛下迁宠，还得安乎？仁宗与皇太后于陛下有天地之恩，而尚未闻所以为报，臣于陛下不过有先时议论丝发之劳，何赏之可加？陛下忘天地之大恩，录丝发之小劳，可谓颠倒不思之甚也！大凡以仁恩道德感人者，其所感深；以爵位金帛感人者，其所感浅。深则人至死不忘，浅则人有时而移。惟愿陛下外则以仁恩道德训天下、结人心，内则以纯孝恭恪奉仁宗、事太后，则臣虽歠菽饮水，奔走陛下左右，以死无悔；茍未然也，陛下虽日加爵位金帛之宠，臣终不感恩，亦万无可受之理。臣又念天下事粗存祖宗法制，百官行之，万方奉之，况陛下方在谅阴，未烦圣虑。其所急而宜先者，惟是仁宗一后五女，所谓孤遗，而百官万方力不能及，其休戚只系于陛下一人之手者。切在陛下照恤之，恩怜之，则天道助，人情归，子子孙孙自然享福无穷矣。夫幽则有天道，明则有人情，陛下勿谓天冥冥而无所闻，人蚩蚩而无所知，遂不顾恩义，略无畏惮也。臣谓幽明之间，天人之道，昭然甚可畏也。自古盛明之君，未尝不钦天道，顺人情，则国祚长远；昏乱之主，未尝不逆天道，背人情，则国祚短促。祸福之来，疾如影响。陛下若都不以天道人情为急，而但务从己之所为，异日别致忧患，则非所以主持宗社之计也。恭闻陛下在藩邸时屏去声色杂伎艺，惟留心经史，遂博通古今之学，诚一代之英主也，而何独于仁宗、皇太后孝心有所不至如此之甚乎！臣赋性狂愚，不识忌讳，谨此辞免恩宠，妄进瞽说，惟圣慈矜容而纳其一二，不胜大幸。

圣诏云：「鸿惟仁宗皇帝，欲报之德，昊天罔极。皇太后子育朕躬，方以天下之养承颜于朝夕，矧敢曰养之至乎」！臣谓天下为人父母者，咸愿陛下践此说，行此心。盖家家欲其子孙化之而尽为孝子顺孙也。况近在陛下左右，日夕辅导，倾耳凝听，有甚于天下之人心也！但闻陛下于仁宗祭祀、皇太后孝养略有加于前，则臣唱一为十，传达于士大夫，使展转宣布于天下，以慰天下为人父母者之心，且以广吾君至孝之德于外，遂成孝治之朝也。所恨近日寂无他闻，与服药时所闻者都无小异，此臣所以不得不竭尽肝胆，思有补于圣明也。又诏曰：「今既勖朕以事亲之道，而拒君命不受，岂其言之戾耶」？此乃视草学士不尽见臣文字始末，故有相戾之语耳。臣累奏劝陛下尽事亲之道如此之切，反自违君命者，盖有上之所说云尔，岂可便谓之戾乎？又诏曰：「朕初政而下反汗之命，何以示天下」！臣谓帝王号令，无故中辍，诚为不可。缘臣忝冠枢密，预执政八人之列，已出陛下殊常之命，然臣之来，在陛下即位服药后数月矣。今陛下推恩，策立勋臣七人者而独遗臣，在圣意诚必难处，遂并臣及之，此陛下固当然也。而臣自知于陛下无分寸劳效，辄恳辞之，亦当然也。若不自愧耻，随众受之，陛下天地为量，必能恕臣之贪猥，其如朝廷士大夫以臣为何如？天下有识者闻之，又以臣为何如？臣位居百辟之上，而为人指目如此，岂不玷辱陛下命令乎！命令至此而不反者，是谓遂非，是谓不能更化也。以此乃知向之与臣迁拜，是陛下不当行而勉行之；后因臣再三辞避而罢之，是理合追还，不为反汗明矣。韩琦等七人勋烈彰灼，明如星月，中外执笔之士歌咏之不暇，况已批答断来章，除授供职，伏望圣慈促令入谢，以快群望。臣即乞速诏学士院允其所请，两皆得宜，亦所以免频聒宸听也。

臣愿陛下奉仁宗祭祀，尽恭谨之道；事皇太后颜色，极诚实之礼。若勤勤不已，则孝德自然彰闻于外，京师翕然歌咏，传达天下，遂成风教，陛下可不劳而治。此时推恩数倍今日，臣自不辞让。君臣之际，两得其宜，岂不美欤！岂不盛欤！

仆射是正二品官，师长百僚，使相者文武中并是第一等俸禄，臣因病退，反有此授，固不敢当。真宗以前惜此官禄，未尝轻有除拜。仁宗冲幼即位，不曾检详祖宗故事，兼当时执政者徇私，亦欲自为地，遂开此例。终仁宗一朝，罢相罢枢密使者，皆除使相，其间最为不可者数人，并以不称职及过恶彰露，台谏官互有弹劾，本合得罪黜削，而亦皆除使相，领大藩，人情非常不允。臣其时正在中书，以仁宗暮召学士，次日宣制，无由进说。陛下临御以来，未曾除人，可从今以去，一一谨惜。若此等爵禄泛泛者容易付与，别或有大贤才，或有立功立事之人，陛下更何以爵禄旌赏之？使相以上，只有三师三公，其品秩虽崇，而俸禄甚少，比使相绝然不侔也。愿立法自臣始。

臣伏自陛下践祚以来，未对天表，蒙差入内供奉官李从政传宣抚问，密旨丁宁。特荷非常之眷，绝出流品，仰戴恩德，天地莫量。方属疾恙所缠，步趋殊梗，不得入奉冕旒，略舒臣节。辄以病中传闻一二事，不避斧钺之诛，附李从政上奏，伏惟圣明，一赐观省，不胜大幸。臣窃闻陛下始临御，好博采兼听，务广聪明，此古圣王之所尚而君道之至美也。四方鼓舞歌颂，以谓臣下情伪、时政得失，必不能逃圣览，而太平可立致也。然其间事体有万类，人品有百端，自古人君采听之际，至难至慎。得其人则必以正道，而忠以告之，所说固有益于时也。不得其人则专务窥伺，循情阿旨，变曲直者有之，挟爱憎者有之，以至陷害忠良，援引邪僻，张皇威福，耸动观听，大则规取官职，小则希求货财。事至如此，则人君采听之至德，翻成亏损之大弊也。何哉？盖自古以来，君子常寡，小人常众，人君采听之际，故得人常少，不得人常多。得人少故好事常不足，不得人多故恶事常有馀。何谓也？君子力行仁义，尊主庇民，为好事也。君子则惟道是从，不计身之进退。用则进而行道，不用则退而无闷也。小人则不然，惟利是向。若为正道所抑，其身不得进，则蹙蹙不肯休。千歧万路，不顾名节，经营钻刺，得其进而后已也。既以进身为急，惟知富贵之可乐，则何道之肯守？何善之肯为哉？又况君子常为小人所胜，故从古以来，治世少而乱世多者，此也。缘君子则可以致治，小人只以致乱也。若是君子小人并立于朝，实所难辨。盖小人外则文饰其词，所说理道不减于君子，而其心及其所为迹则如水火之异也。《书》曰「知人则哲，惟帝其难之」。注云：「帝，谓尧也」。夫尧为大圣人，仲尼比之如天，而尚未尽得知人之道，况乎居尧之下者哉？自三代以降，诸侯失国，天子失天下，子孙散而为皂隶，宗社废而为丘墟者，皆因用小人而致之也。由此观之，小人岂当亲而用之，又岂当信而任之耶？臣以谓帝王都无职事，所以别君子小人，乃帝王之职也。然千官百职，岂尽烦帝王辨之乎？但精求任天下之事所谓大臣者，不越十数人，不使一小人参用于其间，则千官百职，委诸大臣分而选之，因而渐及天下，州县之吏，莫不得人矣。顾虽欲乱，不可得也。恭惟陛下天赋睿明，神受英略，守祖宗之基业，行尧舜之道德，博取众人之善，欲尽万物之情，为君之难，无甚于此。然愿陛下勿谓所采既广，便望所得必多。其间须防奸诈小人，惑乱圣听。奸谋似正，诈辞似忠，疑似之间，不可不早辨也。大抵人君生杀权在乎手，不患人不谄奉而密附之也，只患人不肯尽忠而有失即谏也。谄奉则顺情而喜人君，喜则富贵可得也；谏之则逆耳而怒人君，怒则殃祸可致也。顺情而取富贵者，小人也；逆耳而受殃祸者，君子也。取富贵者，百则百，千则千；其不避殃祸而欲致人主于无过之地者，百千人中未有一二。此惟在陛下审察之，谨择之。既得其人，则专信之，力行之，无容奸佞破坏，则朝廷自理，万方无事，陛下可高枕也。又闻昔贤有「英俊沈下僚」之叹，形于讽咏。若英俊果沈滞于下，诚宜急取进之，以服士心。其有内行不守，素履非嘉，绩效无闻，公论不与，所以久而不用。如此之辈，必恐使其朋党诉以冤抑，妄陈危苦之状，以动渊衷。亦愿陛下深察，究其所从来之迹，直俟见其实而进退之可也。又闻王者端拱垂衣以治天下，然所以劝奖群动而能役使之，俾自奔走于职业者无他，惟官与赏二柄而已，舍此复有何道哉？官谓爵位，赏谓金帛，茍德称其官，功协其赏，虽官至高、赏至厚，不为过也。先王所以重惜之而不妄与人者，非吝之也，盖恐德不称、功不协，人有不平之论，则无以为劝也。近日上殿，臣僚颇蒙面赐绯紫者，臣不知当赐与未当赐，但闻多于往时耳。爵位、金帛，固不可非次而与之。其馀唯章服华显，人亦贵重，亦可以为劝奖之物；若赐之不以劳，又不以年，其有劳有年而得之者不以为贵而反耻之，为不足劝也。陛下凡所赐与，本使人知感而劝，令勤其职也。若徒俾侥倖者喜，而有劳有年者耻而不劝，则是弃之也，何劝励之有焉？《书》曰「车服以庸」，《传》曰「惟名与器，不可以假人」。唐有中书令衣绯、宰相衣绿者，以此知不可不稍贵之惜之，以为劝奖之一端也。臣少而康壮，已不及人，今既老且病，志气衰索，固无所取，而妄以狂瞽之说尘浼天听者，实恃陛下虚怀待物，无所不容，乃敢然也。惟圣慈特赐详览，恐亦有补。

臣在河阳，于七、八月间，东有人自京师来，北有人自河朔来，亦有南自蔡、许，西自陕、洛来者。皆云：「公以病求解使相，章奏频切，上将许之，却为上尽疑今之两府大臣，复欲用公入相。公既未能步趋拜起，则必召公作宫观使，且留都下，以备访问时政得失」。臣辄每问来者：「此皆朝廷大机宜、大除拜，理当至密，外人何由得知」？来者则云：「此固不可得而知也」。臣虽闻此说，然终不之信，以谓陛下必不如此。既而传闻韩琦、文彦博、陈升之、郭逵相次皆求罢免，又非备礼，并有必去之意。以至侍从及主兵之人，各有去位之意。其未求去者，非欲不去，盖为求去者已多，未敢有求尔。虽勉彊且住，谁复更肯尽心乎？若后有许去者，则必节次更有人求去，上挠宸衷。臣续闻此说，略无虚日，则臣向之不信，亦成疑矣。今又蒙差臣充集禧观使，尽如两月前四方传来之语，都无小异，如何使臣不信哉？捧诏之日，汗流惊骇，岂有此等国机大事，预令四方人皆知？四方尚知，则两府大臣安有不知者邪？陛下既如此疑贰，则执政者不得不求去也。臣晓夕思惟，必虑陛下微失防谨，政事泄漏，使人人不安，各怀疑惧，而尽欲解去。此田文所谓「主少国疑，大臣未附，百姓不信」，正如今日陛下之事。然魏王时自然如此，今此则或恐陛下圣虑偶有未周，而致其疑也，致其未附也，致其不信也。陛下必欲解其疑，使之附而信，莫若罢臣新命，推诚以待诸人。必若其间有难久留者，则当徐图去就，所贵事体两全。况韩琦已下七人，尽是两朝顾命大臣，各有忠义之心，岂宜轻议出处，以招天下云云之论哉？臣若贪冒恩宠，便为观使，优游辇下，医药尤便，亦无一郡之责，于臣之幸，天下无比。然却有所大不便者，何哉？臣若遂居观职，陛下虽都不遣中使传宣抚问，京师四方之人亦疑日有使至也。虽或遣使，只是问疾，而都不问及他事，京师四方之人，亦疑凡百朝政，皆来问臣也。虽或遣使时复问事，臣都不敢答一语，京师四方之人亦疑凡百朝政，臣皆刺口，议论其短长也。陛下试思之此三节，果能使人不疑乎？臣知万无不疑之理也。若皆疑之，则今两府八人者，还有不解体者乎？臣亦知万无不解体者也。汉宋昌云「公事公言之，若言私，王者不受私」。今乃使臣于闲宫观中，静坐窃议朝廷之政，致见任大臣一一解体，是公耶？是私耶？臣亦知京师四方之人，不论贤不肖，必皆谓之私也。臣徇从陛下私窃之恩，而辄便当之，则是臣如何人耶？不惟取罪今世，至于千古之下，亦不能逃责矣。臣获罪责于今古之人，固不足惜，然于陛下为君之道，治国之体，还无所损乎？臣亦知所损无大于此也。伏缘天下治乱安危之际，全系天子任人当与不当，若当则更系信与不信尔。齐晏子谓用贤而不信是大不信，岂可目为常事而容易措置乎？大凡罚一人，众皆惧而不敢犯则罚之；赏一人，众皆悦而有所劝则赏之。寻常赏罚，尚须如此谨重，况用舍大臣，岂宜仓卒乎？今陛下欲用臣一人，反使众大臣皆解体而不肯住，则陛下岂宜遂其事而必行之哉？夫人情亦不难回，但请陛下如臣所乞，速放令臣早还本任。仍更临朝，分明宣谕大臣云：「朕欲一见富弼者无他，只为是先朝旧人，都无固必。他既坚来辞免，即却令归河阳，天下事岂在一富弼乎？吾自有诸贤倚赖，无所忧虑」。即众心自安，何必更敢求去乎？陛下若决能用臣此说，则前失尚可十救五六；若终不用臣说，则大臣与侍从兵辇官，往往离心离德，无术可救，无事可回，即陛下更与何人共谋国事哉？惟愿圣慈，万万熟虑，幸不一向坚用前意而不移，用误大事。臣又闻陛下询访太多，听信太杂，因而小人各有希望之心，无所不说。说者既众，是非溷淆，此说已行，他说又夺，展转相效，无有纪极。陛下所闻之事盈塞于心，万务日生。何暇辨别，则所行必有当否，所用必有差失。政无一定之论，人无自保之心，上下纷纭，包藏祸患。臣前附李从政所奏劄子，正为此也。更望圣慈并此文字，时赐一览，非臣之幸，乃宗社生灵之幸也。

臣有不合自陈而须至冒犯诛戮陈于冕旒之前者，盖事不获已也。伏望圣慈宽其罪戾，使得毕其诚，不胜大幸。臣近日方知有人闻于陛下，曰「富某本无病，乃托疾避事」。又曰「所患已愈，必不复起，自谓仁宗旧相，不欲更在朝廷」。其辞意痛害深切，大抵云云皆此类也。事是臣传闻，未知虚的。假使的然有之，臣仰认陛下知臣之深，终必不信。然臣仓皇恐骇，自无容措之地。或对案不食，或通夕不寐，不知身世之所在。此谗者固亦无他，只因臣久患足膝，累辞陛下恩宠，不喜臣者缘而造作谤毁，必欲陷臣于不测之罪也。臣之有病无病及所患愈与未愈，累曾披沥，更不叙述。今直具臣历事三朝垂四十载，前后皆有避恩辞宠之迹，不只今日辄敢昧死陈露，上烦天听，此所谓合自陈而须至陈之，盖不获已者也。臣于仁宗天圣末，初忝名第。自绛州通判回，召试馆职。臣以不善作赋，寻会免试，只求外任。朝廷特令试以策论，自后登制科人遂以为例。庆历二年，契丹以嫚书遣使，欲复关南旧地，朝廷差臣报聘。臣其时初知制诰，两次于北界往来，其契丹自要割地，朝廷自许和亲二事，皆行罢议，只添岁与之物。还时，朝廷便议行赏，臣累曾面告仁宗：「臣昨奉使，只为边防久废武备，是致于敌帐前不敢以死力争，深恐激起干戈，朝廷全无枝梧，大成边患，遂且量增金帛，以为疑兵之计尔，即未是久长之策。臣不足为功，乞不行赏。臣若受赏，乃是臣安稳朝廷之心，他日契丹复有渝盟，必误国家大计，是因臣受赏而致也。惟望朝廷急修武备，急选将帅，俟其有隙，因而吊伐，以雪今日邀盟之耻」。仁宗不纳，须欲与臣推恩。初授臣礼部员外郎、枢密直学士，累表辞之。不数月，又授臣翰林学士，亦累表辞之。其时已有数人近侍臣寮，妄指他事谗臣奉使不了，乞斩于都市。次年三月中，又与贾昌朝并命。昌朝以馆伴授参知政事，臣以奉使授枢密副使，臣又力持前说，累章恳辞而罢。至七月，再授臣枢密副使，臣更不曾上章，直携所降纶诰上殿，又叙前恳面辞，仁宗从之，遣中使送纶诰于中书而罢。臣恐恩命未已，因累乞外任，不允。八月中，复授臣枢密副使，臣亦欲携纶诰上殿面恳。是日适会西人朝辞，已班于紫宸殿，仁宗尚坐垂拱，急传宣云：只候卿入密院班。即驾过紫宸，累遣都知御药院及诸中使督迫推拥。臣为紫宸立班多时，及久滞圣驾，不得已且赴密院班。方俟西人辞讫退班，再求上殿求免，传宣不许，遂径诣中书，复陈除授未便之理。宰相章得象、晏殊谓臣曰：「曾看纶诰否」？臣对以既不敢受此恩命，即纶诰亦未敢观览。得象等复曰：「前日进入敕诰，上次日临朝传宣，谕得象等曰，富某坚不肯以奉使为功，云恐久远误事。今来诰词中尚说奉使，必又不受，不如更不叙此一节，但只作朝廷特命，必然难辞。今诰中已落下奉使一事，但请观之」。臣退而展读，诚如得象等所说，臣知必不可辞，遂勉而受之。然自此谗言愈起，日甚一日，其所谗者，尽是窃弄威权，惑乱朝廷，谓臣欲谋废立。以至使其党学臣等三两人所书字体，伪写作臣等往复简帖，商量废立之事，又别使人缴进，此所以取仁宗必信之谋也。臣其时恐惧，如坐燃薪之上，自亦不敢安于其位。若便求退，必亦不许，遂与参知政事范仲淹窃议云：「吾辈上为朝廷尽忠竭节，而为群谗陷害如此深切。未顾一身性命，各且保取家族，但求得一事出去，避此谤陷，他辈得进，则自然稍息」。仲淹深以为然。臣即因保州军乱，乃坚乞得河北宣抚，仲淹亦得宣抚河东、陕西两路，遂各且出使。约数月，果然仲淹就知邠州，臣就差知郓州兼西路安抚使。相次，会臣一相识秘阁校理石介病死于兖州，又有人谗臣怨望朝廷，石介诈死，却是富某密使入北敌，结连起兵，富某欲以安抚司一路兵应之，则朝廷危。即日遂罢臣安抚使。在郓州逾二年，移臣知青州，亦兼东路安抚使。谗者自知北兵无验，又别谗臣，云北敌结连不起，富某却遣石介往登、莱州，结连金坑无赖凶恶数万人，欲举兵为辞。朝廷以至累遣本路监司相度，拟发石介墓以观其死之虚的。兼当时所遣之官，至今犹有在者，所造终无成而罢。久之，河北水灾，其流民尽来京东界内，臣青州安抚部下尤多。朝廷以臣粗曾安恤，遂以为劳，寻授臣礼部侍郎。臣以此事是安抚使本职，累上章辞恳不拜。不久，齐州两营禁兵谋叛，欲应贝州城下。有隔路密来告臣，且云窃发有日。其时适会一中使张从训来青州干当，臣以事急，遂权牒本官及密牒齐州，寻皆捕获推究，斩配百人。朝廷又以为劳，再授臣礼部侍郎。臣复用前恳，累上章不拜。在中书为首相，丁母忧归西京持服，仁宗五遣中贵人及御药院使臣诏臣起复。臣每次沥恳拜章，愿满三年之制，终免起复之行。英宗朝，臣作枢密使，以足疾假满，求解枢职，凡二十馀章，始遂所请，乃除授右仆射、使相、判河阳。臣以恩泽太厚，又上八章，方只减罢仆射，而使相依旧。洎至河阳踰年，陛下已即位，臣又累表乞免相。伏蒙圣慈，曲赐允许，又蒙两次授臣集禧观使，欲令且在左右。陛下此意，于臣尤为优绝。臣以久病及事体未便，沥恳辞免，皆蒙矜允，各许归藩。此以上所陈辞避三朝恩宠，并是辞而得允者，方敢叙述。其不得允者，即更不敢备载。今朝廷诸司，尽有当时行遣照据，臣私家亦有当时所上章表粗存，不敢辄有一语，妄以增损，上惑天听也。陛下试观臣上项所陈，乃见臣前后重叠辞免官职，自有本末，不独只于陛下今日，意外狂狷而屡有辞避，烦渎圣明也。夫富贵者，人之所欲。臣至为庸浅，本亦好富贵，喜功名，其如事有无可奈何而须当辞者遂辞之，即不是乐处贫贱而甘在人下也。所以前后辞免恩命，不是无名，盖各有所谓，皆出于无可奈何。或以己所不能而辞，或以夷夏事理不便、恐误国家大计而辞，或避谗解祸、以出使为名而辞，或以干本职公事不足为劳而辞，或以丁忧去官不当起复而辞，或以久病在告不能供职而辞，或以恩泽太厚而辞，或以病守闲郡、不敢坐享高官厚禄而辞，或以所患未能趋朝、及于事体未安而辞，皆出于无可奈何而必当辞之也。在中外之人，则谓臣所辞皆以为允，其如不喜臣者，尽以为非。又恐臣粗得虚名，异时复用，所以常自有心，及使其朋类依约影响，架造谗谤，大则欲臣陷于死祸，小则欲臣永废不用。臣每静思生平，未尝有一事复人之雠，立朝唯务包容含忍，且欲共成国家之务。而谗人所以不容臣者无他，只是忌前好胜，不欲臣有寸长片善在己之上。又臣为相日，憸佞险恶小人多不得进，以此，臣所以常被陷害而侧目相视也。臣每观书传，见从古以来君臣之间，无不患谗人之为患也。《尚书·舜典》曰：「谗说殄行，震惊朕师」。注谓惊动我众人也。《毛》诗《采葛》篇曰：「一日不见，如三岁兮」。注谓臣下惧谗，一日不见君，如三年也。又《采苓》篇曰：「舍旃舍旃，茍亦无然」。注谓为善者，谤讪之人欲使舍而贬退也。又《青蝇》篇曰：「营营青蝇，止于棘。谗人罔极，交乱四国」。注谓蝇之为蛊，污白使黑，污黑使白，喻谗人变乱善恶也。又《巷伯》篇曰：「取彼谮人，投畀豺虎。豺虎不食，投畀有北」。注谓曰北方冱寒而不毛，疏谓欲冻死之也。又曰：「有北不受，投畀有昊」。注谓欲昊天制其罪也。又《十月》篇曰：「无罪无辜，谗口嚣嚣。下民之孽，匪降自天。噂沓背憎，职竞由人」。此外又有「浸润媒孽，翕訾交斗，铄金销骨，投杼掇蜂」。如此等语极多，不可悉数。以至周、孔大圣，荀、孟大贤，尚不能免，臣本何人，而望免夫谗舌谤口之毁，不亦难乎？所赖者，三朝圣人，察臣愚短，本无他肠，力赐主张而保全之也。在陛下垂眷老臣，尤为深笃，臣所恨病患，未能便就死地，上报圣恩万分之一。近日又蒙圣慈，专遣中使，押赐国医，诊视调理，恩宠转厚。自此臣恐不喜者愈生憎嫉，而谗谮益至也。虽陛下天纵明圣，洞见忠邪，老病孤危之臣，必保首领，其如臣心，自不安宁，恐以忧死。与其惊忧而死，不若死于国事。又缘未能舍杖，亦未免用人扶策，行步拜起，尚甚艰梗，所以未敢受京师差遣如观使者，以此故也。若陛下且欲驱策，即乞一近下路分，扶病宣力，所贵在外任出处自便，管事之馀，不妨将养衰体也。昔孙膑刖足，犹立战功；葛亮舆尸，尚能走敌。臣之才力，固不逮二子，然且当竭尽驽蹇，以免避事之谤尔。俟臣疾体平复，路分中或无败事，即别听陛下任使，亦未为晚。犬马之恳，惟圣情裁照。

臣昨在汝州，窃闻河北流民来许、汝、唐、邓州界逐熟者甚多。臣以朝廷前许请射系官田土，后却不令请射，尽须发遣归还本贯。臣访闻流民必难发遣得回，既已流移至此，又却不得田土，徒令狼狈道路，转见失所，遂专牒本州通判张恂立便往州界诸县流民聚处一一相度。或发遣情愿人归还本贯，或放令前去别州，或相度口数给与民田土，或自令樵渔采捕，或计口支散官粟。诸般救济，庶几稍可存活。内只有给田一项，违著朝廷后来指挥。比欲奏候朝旨，又为流民来者日益多，深恐救恤稍迟，转有死损，遂且用上项条件施行去后，方具奏闻。寻准中书劄子，奉圣旨一依奏陈事理，其后来者即教不得给田，候春暖劝谕令归上路。后方知其馀州军所到流民，不拘新旧，并只用元降朝旨，尽不许给与田土。臣其时以急于赴召，不及再有奏陈。自襄城县至南薰门共六程，臣见缘路流民，大小车乘及驴马驰载以至担仗等，相继不绝。臣每逢见逐队老小，一一问当，及令逐旋抄劄。只路上所逢者，约共六百馀户，四千馀口。其逐州县镇以至道店中已安下，臣不见者，并臣于许州驿中住却一日，路上之人臣亦不见者，比臣曾见之数，恐又不下一二百户，三二千口。都计约及八九百户，七八千口。其前后已过，并今未来及有往唐、邓、莱州等处，臣所不见者，又不知其数多少。扶老携幼，累累满道，寒饿之色，所不忍见。亦有病而死者，随即埋于道傍，骨肉相聚，号泣而去。臣亲见而问得者，多是镇、赵、邢、洺、磁、相等州下等人户。以十分为率，约四五分并是镇人，其馀五六分即共是赵州与邢、洺、磁、相之人。又十中约六七分是第五等人，三四分是第四等人及不济户与无土浮客，即绝无第三等已上之家。臣逐队遍问，因甚如此离乡土，远来他州。其间甚有垂泣告者，曰本不忍抛离坟墓骨肉及破货家产，只为灾伤物贵，存济不得，忧虑饿杀老小，所以须至趁斛斗贱处逃命。又问得有全家起离，来更不归者；亦有减人口暂来逐熟，候彼中无灾伤，斛斗稍贱即却归者；亦有去年先令人来请射或买置田土，稍有准备者；亦有无准备望空来者。大约稍有准备来无一二，馀皆茫然，并未有所归，只是路上逐旋问人，斛斗贱处便去。臣窃闻有人闻于朝廷，云流民皆有车仗驴马，盖是上等人户，不是贫民，致朝廷须令发遣却归本贯。此说盖是其人只以传闻为词，不曾亲见亲问，但知却有车乘行李次第颇多，便称是上等之人。臣每亲见有七八量大车者，约及四五十家，二百馀口；四五量大车者，约及三四十家，一百馀口；一两量大车者，约及五七家，七十口。其小车子及驴马担仗之类，大抵皆似。大车并是彼中乡村相近邻里，或出车乘，或出驴牛，或出绳索，或出搭盖之物，递相并合，合作一队起来，所以行李次第力及大户也。今既是贫下之家，决意离去乡土，逃命逐熟，而朝廷须令发遣却回，必恐有伤和气。臣亦曾子细说谕，云朝廷恐你抛离乡井，欲拟发遣却归河北，不知如何。其丈夫妇人皆向前对曰：「便是死在此处，必更难归。兼一路盘缠已有次第，如何得归？除是将来彼中有可看望，方有归者也」。此已上事并是臣亲见亲问，所得最为详悉，与夫外面所差体究之人不同。簿、尉、幕职官畏惧州府，州府畏惧提、转，提、转畏惧朝省，不敢尽理而陈述。或心存谄妄，不肯说尽灾患之事；或不切用心，自作卤莽。申陈不实者，万不侔也。伏望圣慈，早赐指挥，京西一路。如流民到处，且将系官荒闲田土及见佃人占剩无税地土，差有心力、向公官员四散分俵，各令住佃，更不得逼逐发遣，却归河北。其馀或与人家作客，或自能樵渔采捕，或支官粟计口养饲之类，更令中书检详前后条约，疾速严行指挥约束。所贵趁此日月尚浅，未有大段死损之人，可以救恤得及。

臣伏见近岁以来，灾异频数，天文变于上，地理震于下，人情恐惧，物论纷纭。臣被诏至都，复用为相，虽蒙给假治疾，未遑朝见而坐于私室，如在冰渊。况蒙累遣使臣，促令陛对，惊惶陨越，寝食不安。然偶于灾异之间，或闻有说者不近正道，臣甚忧之。比俟入见日面具开陈，又恐差缓，盖救患不可不急，施惠不可后时。臣夙夜揣摩，事无大于此者。今遽以狂瞽，上渎冕旒，切望圣慈，更赐裁择。伏闻陛下自始即位，躬亲万几，每有凶灾，忧形玉色，孜孜询访，以求闻失，此真得修讲朝政，答谢天谴之道也。然臣窃知累有人奏，请凡百灾变，皆系时数，不由人事者，不知有之乎？若诚有之，此乃奸人谄佞之说，上惑圣聪，臣所谓不近正道者也。陛下明睿英哲，必不信纳。又虑奸人口才捷给，能以甘辞，致陛下或时信之。信则恤灾救患，答谢天谴之意，有时而怠。怠则亏陛下之德，损陛下之政，不为宗社生民之福，无甚于此焉。臣上所云天变地震，此天下皆知之，皆见之，大可惧者也。昔仲尼作《春秋》，不书祥瑞而独书灾异者，盖欲以警戒人君，使恐惧修德，以应天地之变，不闻以灾异归之于时数也。至西汉董仲舒传仲尼《春秋》之学，对武帝策曰：「臣观天人相与之际，甚可畏也。国家将有失道之败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。不知自省，又出怪异以警惧之。尚不知变，而伤败乃至」。董仲舒为西汉群儒之首，所陈灾异，谓尽由朝政而致，岂虚语哉！亦不闻以灾害怪异归之于时数也。夫上天之变，幽眇高邈，下民或有不见而不知者。若数路地震之异，河北特甚，则人皆见之而亲被其害，不可讳也。因而人民流散，舍弃坟墓骨肉而适他土，去如鸟兽，茫茫不知所止，饿冻病疾，死于道路者不少，甚可痛惜也。孟子对梁惠王曰：「涂有饿莩而不知发，人死，则曰『非我也，岁也』。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，曰『非我也，兵也』？王无罪岁，斯天下之民至焉」。孟子独得圣人之道为最深，而劝梁惠王专尚仁政，不可罪岁，是亦足以为后世法。陛下宜深信而行之，可以回灾异为嘉祥，变祸患为纯嘏，致宗社生民之福，岂有穷也！其奸人亏德损政，谄佞不正之语，必不可令眩惑于其间也。又臣少时读书，颇尝探寻天人之理，窃怪有唐韩愈、柳宗元、刘禹锡三子谈天皆不得其要，臣今试陈其梗概。夫太极既判，遂生两仪，形而上者曰天，形而下者曰地。天地之间，盖载者曰万物。万物至众，不出乎动与植而已。植物不灵，不能有所运用造作。惟动物为有命，比植物为灵，然亦未能为善恶，知喜怒。独夫人，又动而有灵者也。可以为善，可以为恶者，是人人自为者也。自为善、自为恶者皆小焉，天地亦随而应之以祸以福。故《书》曰「作善降之百祥，作不善降之百殃」，《易》曰「作善之家，必有馀庆；作不善之家，必有馀殃」。盖祥与殃祇及其人与家者也。夫所谓可以喜可以怒者，非人人之喜怒也，天下人之喜怒也。天下人之喜怒，实系乎帝王之所为而然也。帝王所为之政和，则天下人喜，人喜则其心亦和。和气既生，充于上下，天地自然以和气应之。天地气和，则阴阳顺，百谷成，衣食自丰，夭横不作，故民跻富寿，常怀乐康，虽欲使之为乱而叛去，必不可得也。若帝王之政不和，则天下之人不喜，不喜则悲愁怨怒，心亦不和。不和之气既生，天地自然以不和之气应之。天地之气不和，则阴阳不顺，百谷不成，衣食不丰，夭横并作，故民皆穷困离散，父母兄弟妻子不能相保，其不思为乱而叛去者，未之有也。天下之喜怒，所以能感动天地，致祸于国家如此之可必者何也？本缘天地万物，通是一气所生，无有纤间。惟是气之清者为天，气之浊者为地，清浊之馀气，散于天地之间，是为万物，万物之最灵者为人。以此观之，天地万物，同为一类，则最灵之人，岂不能以众喜众怒之气感动天地而致福致祸于国家者乎？是故先圣以万物中，独以人配天地，谓之三才。是知人者，与天地本同而末异，体均而气通，不可轻视虚用之也。为帝王者，宜先以仁政调和人心，使之安乐自固而不叛去，以为国家永永之福。舍此而望天地顺成，天下无事，决不可得也。《尚书·洪范》九畴，八曰庶徵，谓人君行肃、乂、哲、谋、圣五善道，则雨、旸、燠、寒、风五气时而为其休徵，乃百谷用成，俊民用章，家用平康也。人君行狂、僭、豫、急、蒙五恶道，则雨、旸、燠、寒、风五气常而为其咎徵，乃百谷用不成，俊民用微，家用不宁也。夫雨、旸、燠、寒、风，虽先后说之，实则一也。然而可以为休，可以为咎者，只系乎人君为善为恶而遂分也。《洪范》者，二帝三王所行之常道也。后之君人者，当信而师尚之，不可谓陈迹不信用也。信之则为福，不信则为祸。《书》又曰：「天视自我民视，天听自我民听」。又曰：「天聪明，自我民聪明，天明畏，自我民明威」。夫天本无心无耳目，亦无喜怒爱威，作《书》者假视听聪明以为之说，故《易》曰「圣人以神道设教」者是也。其实只缘天地人本是一气，善恶动静必然相应合若符契，间不容发，无谓天人形体隔绝至远，便谓两不相干而不以为信也。气既相贯，气动则应。人有喜怒，天应如响，亦犹冬至一阳生，夏至一阴生。其气眇然，人不可得而见，惟以葭灰验之，无不刻期以应。天下人喜怒之气能感动天地之气，亦皆刻期而应也。是故治天下者，直宜以仁政悦民心，和民气，使其气自通于天地。日星山泽，又皆有神灵主之，则必能默观君人者所为善恶及人之善恶，助其自然之气，降福降祸，岂不尤速耶？岂不尤可惧耶？以此益见天地灾变不可尽归之于时数，而不修人事以应之。然可以归之时数者，故时亦有焉，独尧水汤旱是也。夫尧、汤之为君，必不使人心有不和之气以感动天地而致其水旱也。盖尧、汤大圣人，其佐亦贤，上下协心戮力，无一夫不获，无一物失所，故其水旱不得已可以归之于时数也。然虽有水旱之灾，而不闻有重役横敛、劳民惊众之事，亦不闻有流移播散、冻馁死亡于道之人，惟闻常有九年之蓄，民无菜色，而天下奉尧、汤亦如无水旱之时。爱之如父母，敬之如神明，人心熙熙，和气不减，乃是虽遭水旱而民不被其害，国不忧其危也。自秦汉以降则不然，凡有灾变怪异，皆由时君世主不能举直错枉，用贤退不肖，复有不能行善道、施仁政、悦民心、和民气，此其以人事致天地灾异必然之理也，必不可归之于时数也。灾异既作，又不能恐惧修省，行消复之道，坐视苍生赤子弃坟墓，离乡土，父母妻子兄弟奔逃播徙，不能相保守，往往君自君，臣自臣，民自民，不相为恤而不加救拯。民既如此被其害，而不悲愁怨怒，以思为乱者，鲜矣。民既怨怒思乱而国不危者，又鲜矣。彼既上下乖戾，不能同心协力，以致灾变害民而危亡其国，乃妄欲比尧、汤水旱，以己之所致灾异归于时数，是欺天欺民之甚也，胡可信耶？夫地者，至大至厚至静，不可动摇之物也。古今固亦有震动之时，随其所震大小远近，必灾患以应之，然未尝闻数路皆震也。震且不一，有日或十数震者也，又不一日而止，有至今踰半年尚震而未止者也，是岂不为大灾害耶？大怪异耶？此陛下正当穷究致震之由，推至诚，行至德，思所以厌塞其变，以谢天之谴告焉。不然，则恐董仲舒所谓「败伤乃至」者，必将不能免也。陛下即位未久，而天下但闻圣德勤俭恭孝，不闻有过，此变非由陛下而致。然陛下若不为祖宗任其事，则天地之变，谁复可以任之哉？陛下既任其事，则固宜兢兢业业，夙夜忧勤，登用正人，兴行正道，思与天地合其德而济之以不懈，使天下皆知陛下恐惧修省，视民如伤，悦其心，和其气，则天地之气亦和而应之。茍如此，何患灾异之不息，人民之不安乎？其奸人谋身害国，罪在杀无赦。其所说，愿陛下绝之，不复留于心术而稍有所惑。其为宗社之福，邦家之庆，必不出乎此也。若陛下万一惑其所说，以灾异归于时数，而圣怀坦然，不以为惧，有司之不职者不加择，政事之不平者不加治，万民穷困失所者不加恤，天下人心必益愁怨而不喜，则阴阳之气何由而和，天地之变何由而息也！大凡奸佞之人，阿谀巧诈，善移人主之意。其说虽目前可喜，而终无益于世。其大指已达者不过欲持身固禄，未达者不过欲希进厚己，而都不以生灵祸福、国家安危为念也。是可谓大忍人也，大奸邪也。夫违天贼民，背公弃理，臣故曰罪在杀者也。此须陛下详观其语，熟察其意，复以其人前后所为而参考之，则邪正自见，必不能逃圣鉴矣。臣蒙陛下召作宰相，以疾尚未能一对天表，而不避忤犯，辄敢恳恳如此之切者，何哉？盖观今灾变不与常等，实恐奸人以脂韦善柔之说，移陛下忧劳之志，安陛下克责之心，而致陛下不专心于救患恤灾，以误陛下至大之事也。惟圣慈深赐裁察，非臣之幸，乃天下之幸，宗庙社稷之幸。

〔贴黄〕臣以此奏词颇繁多，然以诚激于中，惟恐陛下未赐信，察臣所以务尽犬马之志，故不觉词之多也。然直书实事，文字鄙拙，不敢徒事章句而已。伏望陛下万几之馀，时赐一览，必亦粗有裨益。如陛下未以为狂妄之罪，即臣方敢更以管穴之见，仰尘天听也。

今天地变动，人情不安，时运艰厄如此。譬如常人，身有小变动，尚以占其祸灾，况于三才皆不顺理，此岂小变？陛下当以至诚恻怛应之。地道宜静，至于动，则非其常，应之亦宜以静而已。

臣伏蒙圣造，擢冠宰司。虽步履尚艰，稍稽入觐，屡得宽告，跧跼私门，然不敢安居，常思当今切务，欲伸报塞。而事颇纷综，固非笔墨可尽，今且以一事最大者仰尘天听，伏惟圣慈，更赐裁察。夫君臣之道，本是一体。君者，元首也；执政者，股肱心膂也；谏官、御史、侍从论思者，耳目也；内外群有司者，筋肌支节血脉也。体若具备，方能成人；为君者上下之官亦具而无阙，方能成国。为国者，正如为人之体也。人之体，一脉不和则为疾矣；君之国，一官不和则为害矣。体之不和，为疾最大者，股肱心膂也；国之不和，为害最大者，执政也。夫执政者，辅赞万机，为国大臣，日至君前，议论天下之事，赏善罚恶，进贤退不肖，喜怒系乎人情之舒惨，邪正系乎朝廷之盛衰，是执政者，天下之所观望，群有司之所师表也，执政不和，则群有司安得而和哉？群有司不和，则万务安得而治哉？万务不治，则天下之民受其弊矣。民既受弊，则国家衰乱随之，此万万必然之理也。是故为国者欲求治且安，非天下人和不可也；欲天下和，非中外官司皆和不可也；欲中外官司皆和；非执政先和不可也。执政者，乃朝廷教令之所出，而天下治乱之所系也，安得不和也？《尚书》皋陶曰：「同寅协恭，和衷哉（注：衷，善也。）」。周武王曰：「纣有亿兆夷人，离心离德；予有乱臣十人，同心同德（注：夷，平也。）」。康王曰：「三后协心，同厎于道（注：三后，周公、君陈、毕公也。）」。夫三后皆当时圣贤，此足见圣贤若不和，亦不能同致其道也。且夫执政者和则类无猜嫌，所议皆合，事必极其理，尽其善，然后行下，人固悦服而禀从之。承流宣化，风动草偃，遂使天下蒙其利，则岂有不治而安者乎！及其至也，乃能致升平，而令国家享祚于数百年者矣。昔西汉陈平为右相，周勃为左相，勃既诛诸吕，平以勃功高，遂以右相推勃。及平对文帝决狱治粟，事有条理，勃自知能不如平，复推平为右相也。唐太宗召宰相房乔议政，乔以杜如晦能断大事，如晦复谓乔善嘉谋，而太宗卒用乔策。兹四相者，非用心至和，以天下为任，安肯互相推荐，为国远虑如是之切，而不自争胜邪？此乃臣前所谓执政者和则致时升平，使国家享祚数百年之明效也。若执政者不和，则议事之间，动有疑贰。或忿争于官府，或辨列于君前，咸蓄不平之心，必无至当之论。假使彊自牵合，终成乖戾。互相厌苦，阴肆倾挤，门下宾朋，助为摇撼，彼此窥伺，是非纷挐，忿逞私憾之雠，何恤公家之事！既行于下，人不悦服而不肯禀从，沦胥展转，遂至天下受其弊，则岂有不衰而乱者乎？其甚者，至有贾祸召乱，为国大患而不可救者矣。昔唐宪宗相裴度，时方镇跋扈，度劝帝用兵诸道，叛乱者悉皆归服，宪宗遂成中兴之业，王室大振。既而误用李逢吉为相，逢吉大奸邪，嫉度功业，令门下朋党号八关十六子者，兴造谤讪，百般中伤，以至撰作谣谶，谓度有天分。宪宗既惑，度遂罢去，寻致河朔、徐、汴再陷贼庭，王室复弱矣。僖宗用郑畋、卢携为相，争黄巢邀请节旄事，携以畋语至切，遂拂袂投砚而起，喧于都下，然众议畋语为是，携议为非。时又用宰相王铎为都统出讨黄巢，携大不悦，益固执不与巢节旄，只授以率府率。其意欲激黄巢之怒，使铎功不成，以快己志，殊不以天下安危为虑。而僖宗不明，终用携议。巢果大怒，拥众百万，自岭表横行天下。是时大乱，无一州一县不用兵者。俄而两京陷没，僖宗幸蜀，生民涂炭之极，自古无比。久之，巢虽渐败，而朱温自巢军投来，终移唐祚，自号大梁。兹二相者，营私徇己，用心不公，挤陷忠良，败坏时政，或剪弱王室，或覆亡宗社，为臣至此，陨族何偿？此臣前谓贾祸召乱，为国大患而不救者之明效也。以此足见执政者和与不和，实系乎天下治乱之本、存亡之机也。如人股肱心膂之疾，可以丧其生也。至于谏官、御史、侍从论思及内外群有司者，亦不可谓其职小而容有不和也。茍有不和，则如人耳目筋肌支节血脉之疾，安得为其小而不治之使和平哉！周武王曰：「纣有臣亿万，惟亿万心；予有臣三千，惟一心」。夫三千者，举其内外官也。成王曰：「庶官惟和，不和政厖」。《礼》曰：「和者，天下之达道也」。汉刘向亦曰：「众贤和于朝，则万物和于野」。昔贤又以烹调鼎鼐、更张琴瑟、操执辔驭、合炼药石，设多方以为谕者，或大或细，未有不以和为主也。为君者不可不察也，不可不审其所择也。夫内外大小之官，所以致其不和者何哉？止由乎君子小人并处其位也。盖君子小人，方圆不相入，曲直不相投，贪廉进退不相侔，动静语默不相应，如此而望议论协和，政令平允，安可得耶？安可幸而致邪？《易·泰卦》「君子道长，小人道消」，则时自泰矣；《否卦》「小人道长，君子道消」，则时自否矣。若使君子小人并位而处，其时之否泰，必无两立之理。君子常寡，小人常众，则小人必胜，君子不胜。君子不胜，则奉身而退，乐道无闷。万一小人不胜，则阴相交结，互为朋比，驾虚鼓扇，白黑杂糅，千歧万辙，眩惑主听，必得其胜然后能已也。小人既胜，则益复肆毒于良善，枭心虺志，无所不为。所以自古泰而治世少，否而乱世多者，亦止乎小人常胜，君子常不胜之所致也。小人但能乱，不能致治。若小人或能致治，则《易》更九圣，必不于小人道长之时谓之为否也。凡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，大抵诸圣以意象配君子小人而分善恶，至多不可悉数也。《易》曰：「小人不耻不仁，不畏不义，不见利不劝，不威则不惩」。夫小人者，圣贤无不鄙而恶之。故《易》曰：「小人而乘君子之器，盗思夺之矣」。《诗》曰：「忧心悄悄，愠于群小」。此皆圣贤鄙恶小人之甚者也。《书》曰：「君子在野，小人在位，民弃不保，天降之咎」。此谓用小人则民叛，而天降灾也。仲尼曰：「君子中庸，小人反中庸」。荀子亦曰：「君子小人相反也」。夫小人所为，既与君子相反戾，则安可使之并处哉？所议安能得其协和哉？夫天子无官爵，无职事，但能辨别君子小人而进退之，乃天子之职也。自古称明王明君明后者无他，惟能辨别君子小人而用舍之，方为明矣。至于烦思虑，亲细故，则非所以用明之要也。夫前车者，后车之所望也；古事者，今事之所鉴也。仲尼删《书》，于尧舜大禹，皆称曰「若稽古」。傅说戒高宗，亦曰「事不师古，以克永世，匪说攸闻」。恭惟皇帝陛下禀上圣之资，嗣累朝之业，缵服未久，勤劳已至。更望考前世盛衰治乱之迹，近代安危存亡之机，凡于选求，力辨邪正。所喜者未可遽用之，所怒者未可遽弃之，《礼》曰「爱而知其恶，憎而知其善」者是也。又人所毁者，未必为恶，人所誉者，未必为善，仲尼曰「众恶之必察焉，众好之必察焉」者是也。孟子尤于进退善恶之说至详。齐宣王问曰：「吾何以识其不才而舍之」？孟子对曰：「国君进贤如不得已，将使卑踰尊，疏踰戚，可不慎欤？左右皆曰贤，未可也。诸大夫皆曰贤，未可也。国人皆曰贤，然后察之，见贤焉，然后用之。左右皆曰不可，勿听。诸大夫皆曰不可，勿听。国人皆曰不可，然后察之，见不可焉，然后去之」。夫一国之人皆曰贤，皆曰不可，亦不可不谓之出于众议，而不可不从之也。孟子尚以谓未可信而进退之，犹复躬自察焉。直俟王亲见其果贤，则用之；亲见其果不可，则去之。此所以大防奸人朋比，毁正誉邪也，亦所以防偏见者，以丹素甘辛而好恶之差也。盖恐用舍或爽，则所损多也，实慎之至也。茍如是而失之者尚恐不免，然亦鲜矣。陛下君临天下，必不得如孟子之辞，尽闻天下所议论。若夫左右之说及在廷诸人之语，则皆可闻之矣。然固未可遽信而遽行，更在博询而参校之也。所询者，须询于可询者也，询之必不肯误陛下也。若询及奸险浮薄不正之人，则向所谓爱憎毁誉偏见者皆有焉。有之则邪正错乱，是非混淆。陛下至英至睿，亦莫得而辨之也。兹事虽自古圣王亦以为至难，皋陶曰：「在知人，在安民」。禹曰：「惟帝其难之」。帝谓尧也，仲尼独取尧舜，比之如天，尚以知人安民为难，况自尧而后者哉？由是而语，陛下可不慎之慎之又慎之？大抵有天下者，得人则治而安，不得人则乱而危，至甚则又遂系乎存亡也。臣前所援据特一二而已，但且欲證臣狂瞽，非臆说焉。其有在方策者，比比皆是，不可殚引，陛下开卷则见之矣。惟望慎之慎之又慎之也。臣昨蒙陛下召从僻左之外，起于衰病之中，祗是念其旧人，授以国柄。辞不获免，夙夜惊惶。若非傍假众贤，共成大政，则臣虚薄老朽，立见败事。况夫四海至广，万机至烦，更藉天下之才，以济天下之务，所以不避烦渎之罪，愿陛下持古鉴今，选贤与能者，乃犬马之至诚也。惟圣情开纳，则非臣之幸，乃宗庙之庆，生灵之福也。臣死罪死罪。

君子小人之进退，系王道之消长，愿深加辨察，勿以同异为喜怒、喜怒为用舍。陛下好使人伺察外事，故奸险得志。又多出亲批，若事事皆中，亦非为君之道；脱十中七八，积日累月，所失亦多。今中外之务渐有更张，大抵小人唯喜生事，愿深烛其然，无使有悔。

臣于今月二日，率百寮拜第二表，上陛下尊号及请听乐。今日早，蒙降第二批答，所上尊号不允，己断来章。在庭数千人，无不相顾称叹，谓古之帝王虽甚盛德者，无以过之。陛下即位未久，万方歌颂者，不可胜道。今又作此一事，人益悦服。茍美利之德，相继不绝，自中及外，由士大夫以至黔庶，转相告报，则何忧乎天地灾变不息？臣实内极欣抃，贺陛下非常之美也。然听乐，批答不许而未有断章指挥，臣窃虑圣慈未欲遽拂群情，更容上一二表而止，又虑陛下用服除常典，不得已且从众请。此臣所以更竭愚管，窃有所陈也。初二日，臣与曾公亮已下共闻宣谕，以久旱未雨，尚欲避殿自责。臣退而惭惕，无地容身。然臣虽万千其数，忧惧以及于死，终不若陛下一人内发至诚，侧身修省，则立可以感动上下神祇也。昔周成王不知周公之圣，天大雷电，以风拔木偃禾，王悟出郊，即时天雨反风，岁则大熟。宋景公时，荧惑守心，公有三善辞，荧惑亦即时退度。是知人君修德消变，天应如响，只恐诚意有所未至耳。伏自去秋以来，灾变特异，人情恐骇，于今不宁。在于寻常谴告，尚须损膳彻乐，岂于今来，反欲于降圣节日，令百寮称觞上寿而有听乐作欢之理哉？圣意以北使在馆，且欲循用常礼。臣谓当此之际，正是陛下以中国之大，天子之尊，推行至德，以彰示敌国之时也。臣见仁庙康定元年，日食正旦，在日者之说最为不祥。臣时作谏官，立上章乞避殿撤乐，以应天变，其贺正北使只令就馆宴设。而参知政事宋庠力劝仁宗不纳臣议。臣别日面奏，云昨朝廷已却遣人使敌，恐敌庭举行此礼，则大为中国之羞也。久之，奉使者回，果云是日敌主传宣，日蚀，皇帝不听乐，只令就馆宴南使。仁宗思臣前奏，深以为悔，然事已不及矣。今来听乐之请，伏望陛下亦如尊号拒而不从，并圣节上寿，亦乞权罢，则上可以答复天谴，下可以慰悦人望。陛下至诚至德，孰曰不能感动天地？亦所以使敌人知中国天子所为，与寻常相远万万也。

臣今日与曾公亮以下议于十五日拜表陛下御正殿、听乐、复膳，此实臣子之至意也。臣等不可不请，陛下不可不从。然窃观陛下近日戒惧谦损，深自刻责，虽古之圣帝明王，无以过此。陛下答上天不可谓不至，上天报应陛下不可谓不速。夫避殿、减膳、彻乐，此三大事诚合典礼。然陛下浚发之至，惟于诞日特罢称觞，最为至切者。盖此事谄佞易为进说，上下易为取惑，而陛下聪哲英悟，断然不疑，促降诏书，即日宣布。独此一事，所以遽能感动天地，当日得雨，幽灵降格，如在目前，圣意天心，合如影响，人情欣悦，和气顿生。矧令戎使日睹中国异事，尤为陛下非常之庆也。然臣之极为喜者，又甚于此。何哉？缘累年灾变，实为至多，地震朔方，益可惊骇，时览奏报，至今未已。天有常道，必不虚发，臣大为朝廷忧之。今陛下一发至诚，行所难行之事，上天立有报答，明白卓越，昭示天下，乃知天意谆谆，未厌宋德。更俟陛下恐惧修省，常若不及，远离奸佞，亲近忠良，恭畏上天，始终不改，即灾异可弭而太平可致也。此臣所以为极喜又甚者也。伏愿陛下无以今日雨泽为喜，当以累年灾变为惧，兢兢业业，日谨一日。凡百举动，常为义理之所存，对接上天，近若咫尺，祗畏惕厉，夙夜无忽，如诞日甘泽之应者，自此必常有焉。苟异于斯，渐生逸豫，则天意人事，实未可知。盖修德致雨，其速如此，万一于德有损，其灾应岂有缓耶？惟陛下念之不忘，乃天下之幸也。今上表所请，或令再三而允，所贵始末相应也。

臣于今月十四日因具劄子奏，欲上表请陛下听乐、复膳，还御正寝。因进愚虑，乞陛下无以今日感应为喜，而当以累年灾变为惧，益修圣德，以答天意。十五日晚夜漏上后，伏蒙陛下特赐内降一封，亲洒宸翰，密布渊旨，捧读之次，惊喜交极。其略曰：「置之枕席，铭诸肺腑，终老是戒」。夫狂瞽之见，何足当圣意如此之厚！昔汉文帝集上书囊为殿帷，唐明皇写《无逸图》置于内殿，宪宗以自古君臣善恶事迹，画于屏风，施诸便殿。臣校之今日，陛下过于三主远甚。何也？上书囊乃天下议论所贮，《无逸》篇乃周公之辞，屏风画君臣事迹，乃古先众戒所聚。今陛下只以臣一妄庸人所说，而遽已置之枕席，是所谓市骨始隗之意。若果有真贤出而为朝廷谋谟天下之事，则陛下待之将如何耶！臣故曰陛下过三主远甚者，以此也。又曰：「更愿公不替今日之志，则天灾不难弭，太平可立俟也」。此臣尤所惕惧战汗，达旦不寐，终日不食。臣本何人，徒荷陛下误听，付以大柄。臣前在政府，气壮志锐，尚何所补？今者且病，气志凋耗，陛下复何望焉？然臣不敢不勉，惟日力疾，少副陛下所以用之之意。第恐才业空疏，尚不驱逐目前之务，况营道致治乎？又况弭天灾、立太平乎？惟是图报之心，死而后已，岂有替于今日哉！然臣向者已尝为陛下粗陈其一二，臣只能举朝廷得失告诸陛下而止矣。必欲变祸为福，反灾为祥，须在陛下信纳主张而力行，修至德而尽至诚，则方能感动天地，招来善应。《书》曰：「皇天无亲，惟德是辅，民心无常，惟惠之怀」。又曰：「民罔常怀，怀于有仁，鬼神无常享，享于克诚」。陛下上事天，下安民，修至德，推至诚，此皆必然日行之事，不可斯须而离也，离之则弭天灾、致太平也远矣。又不止于远，董仲舒所谓「天出灾害而不知省，出怪异而不知变，伤败乃至」者，臣恐必将有焉。更望陛下忧勤厉翼，夙夜不懈，皇天监于上，生民应于下，则陛下可奠枕而卧，垂衣而治矣。犬马之恳，笔舌难尽。

清时窃禄，难逃素食之讥；白首佐朝，遂起蔽贤之谤。幸圣明之洞照，举毫发以无遗。顾此薄材，尚容具位（中谢。）。切念臣业非经远，识寡通方。少因章句之科，得偕群俊；长脱簿书之秩，获事三朝。仁宗之顾遇匪轻，英庙之丁宁尤甚。旋属大人继照，飞龙在天，思肯搆于先基，忽遐遗于万物。涧蘋何美，杂圭璧以荐羞；槽驭已疲，复骅骝之共驾。殚力虽劳于负岳，小心更甚于履冰。果不克堪，遂贻弹劾。如安石者，学强辩胜，年壮气豪，论议方鄙于古人，措置肯谐于僚党？至使山林末学，草泽后生，放自得之良心，乐人传之异说。蘋蘋者子，譊譊其书，足以干名，足以取贵。拖绅朝序者，非安石之党则指为俗吏；圜冠校学者，异安石之学则笑为迂儒。叹古人之不生，恨斯文之将丧。臣窃观安石平居之间，则口笔丘、旦；有为之际，则身心管、商。至乃忽故事于祖宗，肆巧讥于中外，喜怒惟我，进退其人。待圣主为可欺，视同僚为不物。台谏官以兹切齿，谓社稷付在何人；士大夫罔不动心，以朝廷安用彼相。为臣及此，事主若何！臣非不能秉笔华衮之前，而正其非；覆身青蒲之上，而排其失。重念陛下方当渊默尧、舜，中和禹、汤，同天德之尚阙，待人臣之有体。徒高唇吻，莫补聪明。且区区晋都，尚有相先之下佐；况赫赫昭代，岂有不和之大臣！愚念及斯，众言陋此。伏乞陛下特申雄断，大决群疑。正安石过举之谬，以幸保家邦；白臣等后言之罪，而俾归田里。如其尚矜微朽，处以便藩，不唯有遂于物情，亦以不妨于贤路。如是则始终事圣，史传不附于奸朋；去就为臣，物议庶归于直道。

切知陕西用武，诸路入讨，至今已是数月，调发输敛，不无劳费。陛下躬亲万务，勤于访逮，臣所恨未能一效死力，少宽陛下西顾之忧。且念灵、夏数州，自太宗割赐之后几及百年，所存惟是空垒而已。今所得城壁，切恐未偿所费。既已克下，又须守禦，自此劳费，卒无已时，臣又有愚虑者，伏缘西夏与北敌视朝廷常为犄角之势，盖北敌山前后十八州，每恐朝廷有复取之意。庆历初，因元昊叛，仁宗不免讨伐，而北敌遂有嫚书兴割地之隙。其书大意自谓我与西夏是舅甥之国，南朝不合加兵。臣不能尽记其辞，惟记一句，云「殊无忌器之嫌」，此大可见其意也。臣其时两使北廷，每见元昊遣人在彼。密令询问，云来借兵。此皆臣始末亲经目睹，不是剽闻。以昔校今，不敢谓必无此事。今北敌亦须疑朝廷既平西夏，即移兵北伐，必有借助西夏之谋，不可不过虑及此也。更或二敌相应，两下起事，即国用人力如何枝梧其间？军情民心，须常加防察，不可使至于此极也。况今天威已振，王师已捷，或且令退修边备，讲守禦之策，更俟表里定葺，别图后举，以为万全之计，亦为未晚。伏乞陛下特赐详择而审处之。

臣伏为本州散青苗钱斛事，朝廷置狱推勘，州县官吏，不敢惜罪。臣已三上章，乞独坐臣重责，特赐矜贷其馀官吏。兼第三奏乞于青苗事上，但有诸般违犯，不以轻重，臣亦合一面招认。近日又闻勘院推究职官中有人将简帖与外县官员，令不散青苗钱斛，见行移文牒往来数次。臣窃观朝廷力行支散青苗钱斛，必谓有利于天下。然以臣所闻四方群议，此事害多利少，故臣愚意不愿支散。又缘忝为长吏，不欲明行废格新法，将来合散夏料之时，即指挥州司依例举行。窃恐诸县便行支散，遂勘会得管干钱斛官徐公衮、权观察支使石夷庚，各曾往诸县提点，遍识知县、县令，臣因令密与书题，不得支散。兼令丁宁说，向若乱有广行支俵，将来人户逃移，带却官本钱斛，县司上下公人必著摊陪。兼徐公衮、石夷庚并曾执覆「若如此，恐致不便」，臣即时叱去。二人既不敢违臣指挥，亦曾因书传臣之意，谕与诸县，遂亦不敢俵散。昨来不散青苗钱斛，其罪决不在他人，而臣专主其事，情状甚明，所以臣前来已三上章奏，乞独坐重责，正为此也。以臣今来招伏罪犯并向之三奏中事理，并乞降下推院，令照会取勘。切念臣之意，却欲粗存事体。若明行指挥州县不得支散，即是显格朝廷新法；若便依法尽令支散，即恐向去催督不前，必致逃移却贫下人户，又使县司上下公人枉遭陪填家业，两皆不便。所以臣及期举行条法者，是免废格之名；复密谕县官不令俵散者，是不欲使贫民逃窜，及不致县司公人陪填家业，似两得其便也。今朝廷既令尽理根究，臣亦须至尽理申陈，盖事不获已也。臣今且说青苗一事，天下之人不以贤不肖，皆知为害愈久愈深，只是朝廷不知，此亦无可奈何。况自初行法，内外大小臣寮及被逐者台谏官论列不一，曲尽弊病，又闻后来弊病转多。臣以老病昏塞，不能一一条上，但乞圣慈检聚前后臣寮理会青苗文字，集百官议定，便见利害。臣如此略具辨明者，只为因朝廷根勘，故难隐默，即不是彊自文饰，茍求免过。所有今来本州不散青苗钱斛，并是臣独见，情愿当伏严谴，虽死无悔。其徐公衮以下州县官吏，只有不合随顺臣指挥愆过，即望圣慈察其情理，别无深切，特与矜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