臣读唐史，见白居易为翰林学士，因事进谏，语甚切直。宪宗不悦，谓宰相李绛曰：「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，致名位而无礼于朕。朕极难奈」。绛对曰：「居易所以不避死亡之诛，事无大小而必言者，盖酬陛下拔擢耳。陛下欲开谏诤之路，不宜阻居易之言」。宪宗曰：「卿言是也」。由是言多听纳。臣以居易被宪宗拔擢，才为学士，能尽忠极谏，以报恩遇。而况臣非才寒进，孤立无党，独蒙陛下误听，特力拔擢，位至宰相。犬马之诚，坚于报主。然自待罪两府，已逾二年，略无谋猷，上裨神圣。虽则日奉天颜，常亲黼座，所奏覆者率多冗细事务，常程文书，徒烦睿听，无益治体。以此为宰相职业，真所谓素餐尸禄，龊龊小谨而已，岂陈平所谓「宰相者，上佐天子，理阴阳，顺四时，外镇抚四夷，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」之义乎？房乔、杜如晦，唐之贤相。太宗犹常责之曰：「公为宰相，当须开耳目，求访贤哲。有武艺谋略、才堪抚众者，任以边事；有经明德修、立性明悟者，任以侍臣；有明干清悫、处事公平者，任以剧务；有学通古今、识达政术者，任以治人。此乃宰相之裨益也。比闻听受词讼，日不暇给，安能助朕求贤哉」？斯言之责，诚为至当。臣每侍丹扆，累闻德音，常以求贤致治为切务，推诚纳谏为至德。臣愚不能上副圣意，而陛下至仁，未忍以大义责臣，而臣独不内愧于心乎！臣复自念性本朴忠，言多蹇拙，幸得进对咫尺天威，凡所敷陈，或未详尽。臣尝观唐宰相赵憬奏章，欲上书论事。其略曰：「稽颡丹陛，仰对宸严，蹇纳易穷，遽数难辩。理详则尘渎颇甚，言略则利害不分。切闻贞观、开元之际，宰辅论事，或多上书，所冀获尽情理」。时德宗嘉纳之。今臣之愚，犹憬之志。此后有面陈口奏，顷刻之间，或蹇纳有所未尽，事理有所未周，即欲继上奏封，细陈理道，上裨睿圣访纳之勤，下尽微臣区区之蕴，固不敢妄陈偏见，亦不乞留中不出。惟冀圣慈，特赐详择。

臣某言：今月日，东头供奉官充待诏董士隆至臣所居奉宣圣旨，召臣入院充学士承旨者。纶出王言，擢预内庭之直；星驰使指，顿生陋巷之光。惴慄于中，彷徨靡措。伏以禁班亲近，莫如学士之荣；密命对扬，更优承旨之贵。自元和之置职，逮圣世之右文，常择有年德可任用之人，使专大号令兴废置之事。时则有若赵公之多闻博洽，郑絪之小心兢谦，崔群识明治乱之分，李绛言为国家之利，入赞基宥，上副圣情。乃如昧陋不肖之伦，岂称畴咨曰俞之命？伏念臣禀生不厚，操术无奇，姑缘门业之传，预数文林之末。历四朝之久，浸尘簪橐之联；荷二圣之知，置于喉舌之地。以天官掌选之重，兼金华进读之员。内省至愚，最为孤立。每自怜于介特，况已迫于衰迟。向祈辞剧而引年，再被发中之赐诏。复迁延于省部，实出优容；虽勉彊于簿书，愈深惕厉。岂谓伏蒙皇帝陛下矜怜孤直，曲赐生成，因图任于旧人，俾奉行于别旨。望复门之秘邃，恍若神游；念继世之遭逢，重为荣遇。惟先臣之昔仕，被仁祖之深知。再践禁林，常承于昼访；屡陈谠议，每见于褒称。怆徂岁之如流，偶遗孤之未殒。逮此非常之宠，复叨深厚之恩。对捧紫泥，感极而继之以泣；仰酬渥泽，力殚而岂敢爱生。惟当夙夜在公，靖共尔位。视砖花而直入，始务恪勤；问温木而不言，益思毖慎。谨职业之守，罄倾输之诚。知无不为，死而后已。臣无任。

臣闻「天子有诤臣七人，虽无道，不失其天下」，谓三公、四辅为七人之数。今之谏官即古之三公、四辅之职，其任得非重哉！择之可不谨乎？本朝谏院官多或至五六人，少犹不下三人，然皆出于清衷之自择。盖天子既以事委宰相，则天下之人悉趋附而无敢陈其不逮，故置谏官以相维之。其如位宰相者，必不喜谏官之敢言，理固然也。不尔，裴垍安得独称美于唐哉？为宰相者，则必自除附己者为之，乃不如不置也，徒自蔽于耳目而已。陛下博通古今，至于纳谏昌、拒谏危之说，如唐太宗终始纳谏而昌，唐明皇不能终而危之事，具布史策，不假臣言也。伏睹孙洙补郡，后来官阙而不填者旬月，得非难其人乎？臣窃见李绛有云：「圣王选当代之人，极其才分，自可致治，岂借贤异代治今日之人哉」！臣亦愿陛下据在朝之臣，择其老成谙练典故之士而置之谏列，以参听其议论，不无补于圣聪也，勿委宰相除之。若委而除之，则必取新进之士不敢异论者，不由检正并条例而升，则自编校与敕局而授矣。愿陛下兼听而广视之，取资深浅之人杂用，于以集众才之美，而济天下之务。幸甚。

元祐五年七月十五日，龙图阁学士、左朝奉郎、知杭州苏轼状奏。右，臣闻事豫则立，不豫则废，此古今不刊之语也。至于救灾恤患，尤当在早。若灾伤之民，救之于未饥，则用物约而所及广，不过宽减上供，粜卖常平，官无大失，而人人受赐，今岁之事是也。若救之于已饥，则用物博而所及微，至于耗散省仓，亏损课利，官为一困，而已饥之民，终于死亡，熙宁之事是也。熙宁之灾伤，本缘天旱米贵，而沈起、张靓之流，不先事奏闻，但务立赏闭粜，富民皆争藏谷，小民无所得食。流殍既作，然后朝廷知之，始敕运江西及截本路上供米一百二十三万石济之。巡门俵米，拦街散粥，终不能救。饥馑既成，继之以疾疫，本路死者五十馀万人，城郭萧条，田野丘墟，两税课利，皆失其旧。勘会熙宁八年，本路放税米一百三十万石，酒课亏减六十七万馀贯。略计所失共计三百二十馀万贯石，其馀耗散不可悉数，至今转运司贫乏不能举手。此无它，不先事处置之祸也。去年浙西数郡，先水后旱，灾伤不减熙宁。然二圣仁智聪明，于去年十一月中，首发德音，截拨本路上供斛㪷二十万石赈济。又于十二月中，宽减转运司元祐四年上供额斛三分之一，为米五十馀万斛，尽用其钱，买银绢上供，了无一毫亏损县官。而命下之日，所在欢呼，官既住籴，米价自落。又自正月开仓粜常平米，仍免数路税务所收五谷力胜钱，且赐度牒三百道，以助赈济。本路帖然，遂无一人饿殍者，此无它，先事处置之力也。由此观之，事豫则立，不豫则废，其祸福相绝如此。恭惟二圣天地父母之心，见民疾苦，匐匍救之，本不计较费用多少，而臣愚鲁无识，但知权利害之轻重，计得丧之大小，以谓譬如民庶之家，置庄田，招佃客，本望租课，非行仁义，然犹至水旱之岁，必须放免欠负借贷种粮者，其心诚恐客散而田荒，后日之失，必倍于今故也，而况有天下子万姓而不计其后乎！臣自去岁以来，区区献言，屡渎天听者，实恐陛下客散而田荒也。去岁杭州米价，每㪷至八九十，自今岁正月以来，日渐减落。至五六月间，浙西数郡，大雨不止，太湖泛溢，所在害稼，六月初间，米价复长，至七月初，㪷及百钱足陌。见今新米已出，而常平官米，不敢住粜，灾伤之势，恐甚于去年。何者？去年之灾，如人初病，今岁之灾，如病再发。病状虽同，气力衰耗，恐难支持。又缘春夏之交，雨水调匀，浙人喜于丰岁，家家典卖，举债出息，以事田作，车水筑圩，高下殆遍，计本已重，指日待熟。而淫雨风涛，一举害之，民之穷苦，实倍去岁。近者，将官刘季孙往苏州按教，臣密令季孙沿路体访。季孙还为臣言：「此数州，不独淫雨为害，又多大风驾起潮浪，堤堰圩垾，率皆破损，湖州水入城中，民家皆尺馀，此去岁所无有也」。而转运判官张璹自常、润还，所言略同，云：「亲见吴江平望八尺，间有举家田苗没在深水底，父子聚哭，以船筏捞摝，云，半米犹堪炒吃，青穟且以喂牛」。正使自今雨止，已非丰岁，而况止不止，又未可知。则来岁之忧，非复今年之比矣。何以言之？去年杭州管常平米二十三万石，今年已粜过十五万石，虽馀八万石，而粜卖未已，又缘去年灾伤放税，及和籴不行省仓阙数，所有上件常平米八万石，只了兑拨充军粮，更无见在。惟有粜常平米钱近八万贯，而钱非救饥之物。若来年米益贵，钱益轻，虽积钱如山，终无所用。熙宁中，两浙市易出钱百万缗，民无贫富，皆得取用，而米不可得，故曳罗纨，带金玉，横尸道上者，不可胜计。今来浙东西大抵皆粜过常平米，见在数绝少，熙宁之忧，凛凛在人眼中矣。臣材力短浅，加之衰病，而一路生齿，忧责在臣，受恩既深，不敢别乞闲郡。日夜思虑，求来年救饥之术，别无长策，惟有秋冬之间，不惜高价多籴常平米，以备来年出粜。今来浙西数州米既不熟，而转运司又管上供年额斛㪷一百五十馀万石，若两司争籴，米必大贵，饥馑愈迫，和籴不行，来年青黄不交之际，常平有钱无米，官吏拱手坐视人死，而山海之间，接连瓯闽，盗贼结集，或生意外之患，则虽诛殛臣等，何补于败。以此，须至具实闻奏。伏望圣慈备录臣奏，行下户部，及本路转运提刑、两路钤辖司，疾早相度来年合与不合准备常平斛㪷出粜救饥。如合准备，即具逐州合用数目。臣已约度杭州合用二十万石，仍委逐司擘画，合如何措置，令米价不至大段翔涌，收籴得足。如逐司以谓不须准备出粜救济，即令各具保明来年委得不至饥殍流亡，结罪闻奏。缘今来已是入秋，去和籴月日无几，比及相度往复取旨，深虑不及于事。伏乞详察，速赐指挥。臣屡犯天威，无任战慄待罪之至。谨录奏闻，伏候敕旨。

〔贴黄〕臣闻之道路，闽中灾伤尤甚，盗贼颇众。或云邵武军有强贼，人数不少，恐是廖恩馀党。转运司见令衢州官吏就近体访，虽未知虚实，然恐万一有之，不可不豫虑也。

〔又贴黄〕臣谨按《唐史》，宪宗谓宰臣曰：「卿等累言吴越去年水旱，昨有御史自江、淮按察回，言不至为灾，此事信否」？李绛对曰：「臣见淮南、浙江东西道状，皆云水旱。且方隅授任，皆朝廷信重之臣，茍非事实，岂敢上陈，此固非虚说也。御史官卑，选择非其人，奏报之间，或容希媚。况推诚之道，君人大本，茍一方不稔，当即日救济其饥贫，况可疑之耶」？帝曰：「向者不思而有此问，朕言过矣」。绛等稽首再拜，帝曰：「今后诸道被水旱饥荒之处，速宜蠲贷之」。又按本朝《会要》，太宗尝语宰臣曰：「国家储蓄，最是急务，盖以备凶年，救人命。昨者江南数州，微有灾旱，朕闻之，急遣使往彼，分路赈贷，果闻不至流亡，兼无饥殍，亦无盗贼之患。茍无积粟，何以拯救饥民」！臣近者每观邸报，诸路监司，多是于三四月间，先奏雨水匀调，苗稼丰茂，及至灾伤，须待饿殍流亡，然后奏知。此有司之常态，古今之通患也。丰熟不须先知，人人争奏，灾伤正合豫备，相顾不言，若非朝廷广加采察，则远方之民，何所告诉？

一、去年灾伤，伏蒙宽减转运司上供额斛三分之一，尽用其钱，收买银绢。命下之日，米价斗落。今灾伤连年，民力重困，又缘春夏之交，雨水调匀，多典卖举债出息，以事田作，指日待熟。而淫雨风涛，一举害之，穷苦更倍去岁。伏望悯察，特与宽减转运司上供一半。所贵米价不至翔涌，和粜得行，且免本路钱荒之弊。

一、杭州所出米谷不多，深虑常平收籴不足，有误来年支粜。乞许于苏州、秀州寄籴。

一、检准《编敕》节文，五谷不得收力胜钱。然元降指挥，止于今年四月终。伏望悯念两浙连年灾伤且无麦，须至候秋熟六月中为止。

右件如前。臣亦知京师仓廪之数，不可耗缺，所以连奏乞减额斛者，诚恐来年饥馑已成，二圣不忍坐视流殍，必于他路般运钱米赈济，为费且倍，而已饥之民，岂复有钱买米，并须俵散，有出无收，不如及早宽减上供米斛，却收银绢，实数纵有损折，所较不多。伏惟深念熙宁之灾，本缘臣僚不早擘画奏请，以致饿死五十馀万人，至今疮痍未复，呻吟未已，特望宸断，早赐准备，实一方幸甚（《苏文忠公全集》卷三一。又见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四五一，《国朝诸臣奏议》卷一○六，《历代名臣奏议》卷二四五，《右编》卷三一，万历《杭州府志》卷九二，《古今图书集成》职方典卷九五三，康熙《钱塘县志》卷一一，嘉庆《嘉兴县志》卷三一。）。

水旱饥：原缺，据《七集·奏议集》补。

右，臣今月二十五日西头供奉官充待诏盛倚至臣所居，奉宣圣旨，召臣入院充学士者。成命莫回，惊使华之促召；一家竦听，望云阙以驰情。实儒者之至荣，岂平生之敢望？窃以翰墨之任，始自有唐；供奉至尊，讲闻前辈。北廊奏事，有如李绛之忠；中禁论兵，复数毕諴之智。迨我祖宗之盛，最优文学之臣。时举旧章，多蒙召对。顷自恭默之后，稍虚顾问之常。方今圣德日跻，群臣属目。盖将虚前席以博问，继夜烛而畴咨。宜得俊良，密侍燕语。如臣草野微陋，章句拙疏。十载江湖之间，自群鱼鸟；五迁台省之要，永愧冠裳。敢谓乏人，遽令至此？兹盖伏遇皇帝陛下，天心广大，海德并包。物无一介之遗，意求万目之举。临朝访道，有元老之在前；燕处清心，授众正而自助。从容盛德，循致承平。尘露之微，海岳奚补？修列圣之故事，今将其时；因闻见以纳忠，臣亦有志。臣无任感天荷圣激切屏营之至，谨录奏谢以闻。谨奏（《栾城集》卷四八。又见傅增湘校本《圣宋名贤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》卷四上，《古今事文类聚》新集卷二○，《永乐大典》卷一○二五，《唐宋元名表》卷一，《渊鉴类函》卷七二。）。

谨奏：原无，据丛刊本补。下同。

臣闻情生于爱，爱生于见，见生于目之所遇与左右之所接。所遇所接，果顺于己则喜，喜则赏之。赏之者，非懋其功也，赏其顺己而已耳。所遇所接，果逆于己则怒，怒则罚之。罚之者，非罚其罪也，罚其逆己而已耳。如是则赏罚出于喜怒，喜怒出于逆顺，可谓之公而无私乎？赏罚徇私，其何以砺世磨钝，大有为于天下乎？圣人无我，故忘情，忘情故忘逆顺，忘逆顺故忘喜怒。故赏一善而天下之为善者劝，知其非私善也；罚一恶而天下之为恶者沮，亦知其非私恶也。一赏一罚，归之至公，而我无容心焉，人其不心悦而诚服者乎？陛下所以号令天下，使人知所趋、知所避、知所行、知所止者，赏罚而已。昔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。是怒也，岂发于目之所遇与左右之所接哉！彼仇方横肆凶暴，侵犯王室，臣愿陛下如文王、武王，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，有赏有罚，惟平惟一。至于应酬万几，进退取予之际，断之至公，以慰天下之望。

臣闻人君职在论相。昔舜有天下，选于众，举皋陶，不仁者远；汤有天下，选于众，举伊尹，不仁者远。皋陶赞舜去四凶，而后九德咸事，庶绩其凝；伊尹赞汤革夏，而后咸有一德，格于皇天。是知不仁者远，不能播其恶于众，始能使众贤和于朝，更相汲引以成大功也。以人君身居九重，其弥缝燮理，镇抚表正，但仰成于朝而已。高宗得傅说而商中兴，宪宗得裴度而唐中兴。臣愿陛下于稠人广众中，不以亲疏，不以远近，不以梦，不以卜，虚心考验，参以国人左右之言，爰立作相，俾之应变守文。果得其人，能率厉众志，交修不逮，其在位皆节俭正直，小大之臣，咸怀忠良，以持天下之正，以成天下之务，天下其有不大治者乎？陛下果尊道德，远邪佞，与大臣言钦而信，毋使小人参焉，与贤者游亲而礼，毋使不肖者与焉，用贤勿贰，去邪弗疑，斯言行而天下治矣。《书》曰：「知之非艰，行之惟艰」。知之不行无益也，行之不至无益也，兹事在陛下力行之而已矣。

臣伏闻李绛见宪宗于浴堂殿，帝曰：「比谏官多朋党，论奏不实，皆陷谤讪，欲摘其尤者，如何」？绛曰：「此非上意，必憸人以此荧误上心。自古纳谏昌，拒谏亡。夫臣进言于上岂易哉，君尊如天，臣卑如地，加以雷霆之威，彼昼夜思度，如欲陈十事，俄而去五六，及将以闻，则又惮而削其半，故上达者才十二。何哉？干不测之祸，顾身无利，虽开纳奖励，尚恐不至，若谴诃之使杜口，非社稷利」。帝曰：「非卿之言，我不知谏之益」。且人君深居严密，又以旒纩蔽其聪明，所以见天下之是非，闻天下之情伪者，盖用谏官代为耳目，俾奸邪谗慝不敢掩其不善而见其善者也。唐高祖、太宗初即位，尝赏孙伏伽、苏世长以激谏臣。恭惟陛下，声色货利，弗迩弗殖，舍己从人，乐取诸人以为善，固无可谏者。至于臣下，怀奸藏慝，嫉贤蔽善，敢肆欺罔、苟朋比者，当使耳目之臣广其闻见，沥心弹纠，毋有所隐，以绝后艰。

臣闻天下之事，为于可为之时则成，为于不可为之时则败，成败之机，间不容穟。是以古人有时哉不可失之语。恭惟陛下，继离之照，法乾之刚，故见几而作，炳果断而罔后艰，成败之几，不出昭回之鉴，臣复何言。臣诚心祗思徇国，久荷眷遇，臣非木石，能不自知？然臣每见事有当行，请之必力，言既拙直，势甚孤危。愿陛下察臣之衷，力赐保祐，使全骸骨，以尽馀年。臣之悃诚，言不尽意。

《唐·李绛传》：宪宗曰：「谏官论奏不实，欲黜其尤者一二人」。绛曰：「夫人臣进言于上，岂易哉？君尊如天，臣卑如地，加以雷霆之威，彼昼度夜思，始欲陈十事，俄而去四五。及将以闻，则又惮而削其半，故上达者财十二。何哉？干不测之祸，顾身无利耳」。

臣谓李绛之言，姑欲释宪宗一时之怒耳。如谓天尊地卑，君臣之势难合每如此，则不可也。夫至理所在，犹刍豢之悦口。人臣之进说，诚有当于人心，切于事情，亦何难听之有？当于人心，切于事情，而不听，则庸君耳。不然，则进说者其诚不足以动人主耳。言出于爱君之臣，而君非庸常不材之资，又何至每以为难如此！古人譬以石投水，又云「从谏如转圜」，曾何嫌疑之有！是则圣君贤臣相与之道也。

敕：学士职亲地禁，而承旨为之长，宜得年德俱高而文采绝人者。自朕临御，未始假人。具官某博洽之学，瑰伟之文，方其少时，见谓秀出。更践中外垂三十年而益进，业益精，名实堀然，在诸儒右。晚还朝廷，进掌文翰，论议英发，裨益为多。则受顾问被密旨者，宜属之谁耶？昔李绛、裴垍辈开陈治道，料敌制胜，元和之政，实有赖焉。惟汝勉之，罔俾二三子专美有唐，则朕汝嘉。可。

享敝帚以千金，诚乖自见；取铅刀于一割，大竦众闻。感藏情涂，愧溢眉宇。窃以唐室详于取士，词科尤盛得人。陆贽以建议而济兴元之功，李绛以忠谟而辅元和之治，杜遵素削权于诸镇，裴中立服叛于两河，巍峨勋庸，辉映简牍。乃若梦得夸毗于显仕，宗元附丽于要臣，科选虽优，操行何取？先帝懋廉能之众，诏书复词藻之科，文治猬兴，卿材辈出。大明继照，众畯鼎来，推择至公，劝奖尤厚。自非文列班、扬之伯仲，六籍探奇，学通游、夏之渊源，三冬擅富，服匿识单于之器，实沈穷大夏之神，则何以上副旁求，元膺妙简？如某者会稡小伎，襱襶顽姿。风流莫簉于淹中，恢博顾惭于稷下。未识晏楹之奇字，迥殊汲冢之多闻。糟粕习传，岂免轮人之议；虫鱼缀缉，坐贻伧父之讥。迫就养于亲庭，勉争雄于场籍。怀铅学者，每玷上游；充赋王畿，屡尘第等。茂恩解褐，荣路彯缨。读书未逮于五千，补掾聊同于百六。栖栖奥渫，踽踽喧嚣。平亭日困于丹书，商榷寖疏于黄卷。聊吟《招隐》，屡作《抵疑》。耻为南郭之吹竽，每望西山而拄颊。静言计议，勉自激昂。汩没而抗尘，则殆昧乘时；进修而应令，则未为枉己。文战更思于借一，疲兵自贾于当千。髦士云翔，贵游波委。敏捷争先于倚马，华菁各擅于雕龙。岂期晚生，首玷清举。矧是三经之选，亦收一日之长。丹桂腾芳，已冒鲁山之一第；青钱中选，敢图阳峤之八科。揣分无堪，归恩有自。此盖伏遇某官丕扬贤业，光辅圣时，务长育于人材，不遗忘于微贱。黍力吹于寒谷，芑过采于中乡。遂致琐材，获阶寸进。骏称千里，由吴坂之提撕；珍擅二都，本华阴之拂拭。某敢不退量侥冒，更务就将。不专事于辞华，益惇修于器业。黄香学浅，方求未见之书；任昉恩深，行献感知之赋。

宪宗以元和九年秋讨，至十有二年冬十一月然后元济就独柳之诛。尝私怪宪宗以英锐之资而制一孺子，据上人之势而讨一叛臣，圜天下之兵而搏蚍蜉蚁子之聚，将李愬、光颜之朋而与赵玉、仁清为敌，当吴、蜀、江东、泽潞、易定、魏博厎平之后，破竹迎刃之势，而致讨于蕞尔之三州，碫石投卵，未足为易。宜其咄嗟谈笑之间，摧灭破荡，顾乃涉四年而后定，尝窃迟之。论者曰自希烈盗蔡而少诚踵之，弥四十年，民不知天子之恩泽，习暴掠，嗜搏斗，宛然有夷貊风。又赵翼其北，承宗为之援，齐隐其东，师道为之谋，内恃陂浸以为阻，是以拿兵累年，官军仅克其一县，厎定若此艰难也。尝窃迹其事，政以当时庙堂有二失五败而已。讨蔡之役未竟，而堂堂之师又出于镇、冀之郊。于时李绛谓蔡镇不可并取，韦贯之请释镇州专力淮西，张弘靖谓戎事并兴，鲜克有济，请俟淮西平乃治承宗，而谋适不用。方且命刘总兴武强之役，诿郗士美举柏乡之战，是以势分力屈，兵不坚决，其失一矣。李逢吉险谲，王涯暗沓，非惟才识不足属大事，且忌裴度有功，阴图阻止，排抵中伤，訾訾百绪，而帝不之察。顾使与度并肩当国，由是二子得与钱徽、萧俛辈共为首鼠，而屡有休师之请。逮至十二年，逢吉始罢，十三年涯始出，不既晚耶？其失二矣。杜牧论兵，谓元和诛蔡，天下乾耗，四岁不能取，由五败不去也。寻牧之言，诚中时病。当是时，调兵诸道，名为客军。每战，客军居前，主人在后，志羸力弱，多致败衄，此董重质所深恨也。则牧以不蒐练为一败，信矣。韩愈请四道置兵，道率三万，乘时逐利，一日俱纵，则蔡首尾不救，可以责功。吴武陵欲分三大将环贼而屯，以实期授濒蔡诸将，而以三期绐贼，皆指日破贼计也。而不议出此，是以师老兵屈，饷亿不继，天子至出禁钱以赡军，程异讽诸路输货，李鄘先诸道籍府库，皇甫镈且因是得宰相。则牧以不责实料食为二败，信矣。韩弘为都统，以官齐王锷为耻，陈书自列，遽授司徒，班锷上；他时诸将告捷，辄累日不怡，逗挠若此，而受赏每与诸将埒，虽裴度犹畏之，至避「更张琴瑟」之语。则牧以赏重为三败，信矣。袁滋去斥堠，与贼通好，六月无功，而止贬为刺史；高霞寓轻悍寡谋，统制不善，败于铁城，而旋召为将军；严绶有磁丘之衄，令狐通有马塘之败，而未闻斥责以励将卒。则牧以轻罚为四败，信矣。崔峻为监军，李义成为制将，谋画不同，进退掣肘，一曰为偃月，一曰为鱼丽，三军万夫，目翔惝恍之间，贼骑之来，每至折北。则牧以不专任责成为五败，信矣。乡使二失五败无可议之迹，则缓不过岁月无蔡州矣，何至旷日持久而后胜，相府有横尸之祸，陵戟有燔毁之辱乎！议者徒见德宗合十六道兵以讨少诚，溵河、广利、五楼之役相次而败，尺地一级无得焉，未几怵韦皋之说，听贾耽之计，而复其官封，终其身不能臣也；宪宗由裴度而得李愬，由愬而得王士良，而得吴秀琳，由秀琳而得李祐，遂定袭蔡之谋而赤叛者之族，遂以德宗为稔寇，宪宗为成功，殊不知宪宗特贤于德宗耳。

宪宗再驾成德，出入十年，叛涣之臣讫不能羁致阙下。问罪之师方兴，含糊之诏已行，偷安留毒，纵蛇豕而勿之搏。元和史策未尝书某日克赵，而司农赋入，卒无镇、冀之半菽焉。论者皆以厌兵纵敌、威令不振归过章武，愚则以为群臣谋算乖失，谤有所分矣。丁未诏书赦承宗而班师者，谋失于白居易；庚辰诏书赦承宗而受地者，谋失于田弘正。初，承宗拒命，劫囚薛昌朝，拒却景宗信。于是诏削官秩，遣神策、河中、河阳、浙西、宣歙兵进讨，时元和四年冬十月也。虽吐突承璀非制将之才，郦定进有丧师之悔，然精兵剽帅，云翔电合，张茂昭有木刀沟之胜，刘济有饶阳、束鹿之捷，高霞寓多获铠仗，田季安自办饷亿，卢从史逗挠顾望，阴相啸结，又已缚送京师矣，贼势困蹙，上书请罪，譬釜鱼喘息，势不支久。朝廷诚能遣名将督战，以代承璀，则削平逋寇，咳唾间尔。居易反谓不亟罢兵且有四害，其说与李绛、权德舆相表里。呜呼！居易风节挺立，唐名臣也，至此则不得无罪。其后承宗益桀，谋援蔡兵，燔河阳仓，断建陵戟，杀丞相，伤御史，于是绝其朝贡，出河东、义武、卢龙、魏博之师进讨之，时元和十年秋七月也。时虽营屯杂置，主总不一，然诸镇锐兵凯捷踵至，燕人败之于武彊，魏人败之于南宫，郗士美兵锐整，最有功，帝以为能办我事，于是殷侑招谕而听命，柏耆胁说而承宗已破胆矣。于时齐、蔡既平，而贼无唇齿之振，譬如破竹数节之后，迎刃而解。朝廷诚能遣一乘之使，缓颊钩说，使籍地自效，不听则举兵剿灭之，临淄、渤海之地可全有也。弘正反因其请救而表于上，欲效三军、质二子而缓兵，朝议不欲忤弘正而猥徇其请，于是十三年四月诏罢兵而赦承宗矣。呜呼！弘正去污效顺，唐功臣也，至此则不得无罪。机会一跌，百年不复。承宗得完首领，宪宗有失刑之议，成德之地终唐不能有，不于二子而谁责乎！帝之讨蔡也，沮议百出，钱徽、萧俛之徒交请罢兵，惟韩愈谓持之不坚，伤威捐费，毅然致诛，由是师出有功。至成德之役，则摇于浮议而志不坚决，所谓师老力惫，而讫无成也。成败异变，功业相反，无他，断与不断而已。

用兵有六要，而敌之坚脆不论也。抵排浮议则计不摇，要结外援则力不困，师整而壮则有剽疾之功，将专而勇则无折北之虑，孤其势则我益强，捣其虚则我滋实，六者兼备而敌已困于冥冥矣。尝观会昌泽潞之役，刘稹有可诛之形，武宗有决诛之志，而丞相德裕有能诛之功。指踪受胜，六要且举，兹所以堂堂潞子之邦，讫不沦于篡逆也。迹夫刘悟死而从谏欲主留务，宝历之君违李绛之计而徇王守澄之请，于是举五州而弃之。已而擅兵长子，阴连训、注，致论二萧欲清君侧。迨至从谏，因崔士康而以符节自擅，谢医拒使，检商阁货，胁其君而剿其民，上愤下怨，所谓可诛之形也。武宗以内地叛涣，锐意征讨，使者不入则谪隶恭陵，贼使远来则杖死京兆，彼能缓茂卿之赏而不疑，禽太原之兵而不赦，李悟乞降而不从，崔碣请纳而远逐，群臣议罢兵者誓戮之于境上，兹所谓决诛之志也。至于巨谋纤计，算不失一而六要具举，则又出于德裕。何谓抵排浮议则计不摇？始议用兵，沮梗百绪。或曰刘悟挈十二州还天子，当使遗育；或曰从谏兵强食足，未易可破。廷臣皆媕娿趣和，并为一谈，独德裕以赢缩胜负为兵家之常，而慨然以身任责，故谢却陈夷让易置李宗闵，而贼已丧胆矣。何谓要结外援则力不困？上党之地，前触魏，侧肘赵。魏人驰劲骑不三四日，兵交于漳水西矣；赵人出坚甲不五六日，兵合于泜水东矣；形利势便，封略相错也。德裕因敕李回谕旨，使二镇出兵，于是王元逵次临洺，何弘敬栅肥乡，左排右掖，而贼无炊火焉。何谓师整而壮则有剽疾之功？异时团诸道兵，有所讨伐，尺布斗粟仰给公上，多迁延以耗供亿，甚者约贼令解守备，得一屯一县，则献公要赏。德裕因敕诸将直取州勿攻县，故邢、洺继降，而刘稹气索矣。何谓将专而勇则无折北之虑？异时阍寺掌兵，进退掣肘，监军取精剽士以自随，而以疲琐者备行阵，师小不利，则卷旂自遁，大兵辄随以北。德裕建请诏本道付宰司，乃下监军不得干凡事，百人取一为卫。又王宰观望而薄责，由是石卫以胜闻；李产佐逗遛而遣代，由是乌岭以捷奏。何谓孤其势则我益强？李丕善长短术，军中雅疾之，脱族自归，议者疑为贼遣。德裕建议讨贼，半载始有降者。廪赐不厚，何以劝馀？于是擢刺忻州，而贼妪恸泣。未几，裴问以邢归赵，王钊以洺款魏，高玉、魏元谈辈以次降附，而贼无与战矣。何谓捣其虚则我滋实？先是，河朔诸将死，即如吊祀，申以册赠之使，重以宣慰之人，度军中便宜，乃与节，军中不许，始用兵，大抵不半岁不能定，故謷将逆子因得固巢穴，积叛谋。德裕请乘其未备讨之，于是仓皇号恸，而二十六载之逋寇平矣。或曰刘悟以此始，则郭谊以此终，殆天道好还。愚独以为一出德裕之功也。至贼平之后，以郭谊衅斧而不赦，畏诸将请地，以卢弘正团结其州，又见其谋画之善。《诗》云：「式固尔犹，淮夷卒获」。德裕有焉。史臣谓武宗用一德裕，遂成其功，谅哉！

庆历四年，上于迩英阁出御书，有三轴，凡三十五事：一曰遵祖宗之训，二曰奉真考之业，三曰念祖宗艰难，四曰思真宗爱民，五曰守信义，六曰不巧诈，七曰亲顾学，八曰精六艺，九曰慎言语，十曰待耆老，十一曰崇静退，十二曰求中正，十三曰惧贵骄，十四曰保勇将，十五曰尚儒术，十六曰议释老，十七曰重良臣，十八曰广视听，十九曰功无迹，二十曰戒喜怒，二十一曰明巧媚，二十二曰杜希旨，二十三曰从民欲，二十四曰慎盈满，二十五曰伤暴露，二十六曰哀鳏寡，二十七曰访屠钓，二十八曰讲远图，二十九曰绝朋比，三十曰斥谄佞，三十一曰察小忠，三十二曰监迎合，三十三曰罪己为民，三十四曰损躬抚军，三十五曰求善使过。又出《危竿谕》一篇，述居高慎危之意。上顾侍读丁度等曰：「朕观书之暇，取臣僚章奏及进封事目有深意可施于政治者，为此书以分赐卿等」。度洎侍讲曾公亮、杨安国、王洙等既拜赐，因请注释其义，上许之。其后度等上《答迩英圣问》一卷，曰：「陛下上念祖宗，下思政治，述安危成败之迹，忠邪善恶之事，询谋下臣，使进裨补。窃思自古求治之主，靡不欲兴理道，安邦国，纳忠正，退奸邪，广聪明，致功业。然行此数事，在明与威、断尔。明则不惑，威则善柄，断则能行。总是三者，守而勿失，非圣人孰能为？臣等尝读《唐书》，见宪宗英悟，留心庶政，宰臣陈说政要，必往复诘问。既尽其理，则曰：『凡事言之则易，躬行则难。卿等既为朕言之，则当行之，勿空陈而已』。李绛对曰：『非知之难，行之惟艰。天下之人从陛下所行，不从陛下所言。惟愿每言之，则必行之』。宪宗深所嘉纳。今臣等亲承圣训，敷明治要，亦愿陛下日与辅臣举此事目，推而行之，毋使唐之君臣专美前代也」。上览之终篇，指其中体大者六事付中书、枢密院，令奉行之。

臣尝因奏对，语及祖宗时事，蒙圣谕曰：「此朕之家法也」。臣闻之竦然，私窃庆幸，仰见陛下存心图事，未尝不以祖宗为法。臣以是知大业之必复，而天下不足治也。今臣讨绎旧训，得仁宗皇帝御书之目三十有五。由其目而寻之，则奉先守业、修身为政、用人御下、安邦固本之道，举在是矣。臣愿陛下书之屏几，置之座右，起居对之，以无忘仁祖之法，亦陛下之志也。

《前汉·魏相传》：「相好观汉故事。及便宜章奏，以为古今异制，方今务在奉行故事而已。数条汉兴以来国家便宜行事，及贤臣贾谊、晁错、董仲舒等所言，奏请施行之」。

臣尝观孝宣承武帝以来奢侈，军旅弊坏之极，励精政事，欲就中兴之功，故专任魏相协济艰难。当是时，纪纲法度之在天下者，宜将一切更张，以便目前之急。相乃不然，独奏请施行汉兴以来故事，其言疑若迂阔，不切于时，然帝皆施行之，卒能功光祖宗，何哉？盖汉自高祖创业开基，以至文、景恭俭而继，以贾谊、晁、董之徒相与论议，则当时所行，见于后世，无非致治之明效，为子孙者要当谨守勿失。不幸遭武帝以雄才自恃，变乱旧章。又孝昭在位不久，而有昌邑之乱，天下思祖宗之遗德，而欲一反前日之治。是犹痿人之不忘起，盲者之不忘视，此魏相之所以取二十三事区区为上陈之。后世徒知孝宣之中兴，而不知其所行者，皆祖宗故事也。岂独汉为然哉。唐史称太宗之治，制度纪纲之法，后世有以凭藉扶持，能永其天命。故文宗读《太宗政要》，慨然慕之。及即位，锐意于治，卒致太和之政，号为清明。然则祖宗故事无负于子孙明矣。臣恭闻神宗皇帝尝问司马光曰：「汉守萧何之法，久而不变，可乎」？曰：「何独汉也。夫道万世无弊，夏、商、周之子孙苟能常守禹、汤、文、武法，何衰乱之有」？其后神宗皇帝谓辅臣曰：「大凡前世法度有可行者，宜谨守之。不问利害如何，一一变更，岂近理邪」？故臣以魏相所言，而验神宗皇帝圣训，则知祖宗故事不可轻废也如此。

《唐书·李绛传》：「宪宗尝盛夏对延英，帝汗浃衣。绛欲趋出，帝曰：『朕宫中所对，惟宦官、女子。欲与卿讲天下事，乃其乐也』」。

臣闻人君深居九重，而欲周知天下之事，则必延访公卿，不倦听纳，此固甚盛德也。然好逸恶劳者，人之常情，而况安于崇高富贵之资，惑以左右近习之奉？则清燕之暇，能以讲论为乐者，盖亦鲜矣。至于祈寒盛暑，犹不忘昼访之勤，则又鲜焉。宪宗承德、顺之后，朝廷衰弱，方镇悍彊，纪纲法度颓靡欲尽。使其徇常情之易惰，苟朝夕以自逸，则社稷大计忽焉去矣。今乃不然，却宫掖之娱而留听于宰相，忘汗浃之烦而引对于延英，非夫慨然发愤、有志于兴复者，不能尔也。观元和之治，能使彊藩悍将皆欲悔过效顺，唐之威令几于复振，则知所以致此者，忧勤之效也。其后文宗亦以恭俭儒雅，锐意于治，每延英对宰臣，率漏下十一刻，而辍朝、放朝，悉以双日。除吏召见，必加访问，则其忧勤愿治，视宪宗岂有愧哉！然其仁而少断，终不能恢张王室，史氏所以讥之。呜呼！文宗不如宪宗，固已明矣。然宪宗晚节不兢，信用非人，则又去汉之光武远甚。光武当汉祚陵夷，奋然特起，遂能拨乱反正。及陇蜀既平，海内向于无事，宜宴安矣。然且日昃视朝，引公卿讲论，至夜分乃寝。故虽身济大业，兢兢如不及，是谓以此始之，以此终之，真万世之明主也！《书》曰：「终始惟一，时乃日新」。可不念哉！

《前汉·薛宣传》：「谷永上疏曰：『帝王之德，莫大于知人。知则百僚任职，天工不旷』」。

臣闻天下安危治乱，系乎君子小人之进退。君子进则治安，小人进则危乱，此理甚易明也。然人君昧知人，则众谗可以毁有德，众誉可以进无功，黑白颠倒于前，而胸中不知所定。如是，则小人必得志，而君子去矣。君子去则小人引类而进，相为朋奸，百僚孰肯任职？天工安得不旷？故曰「帝王之德，莫大于知人」也。夫人君未尝不欲知人，而人之是非邪正，亦不难知，惟其好恶蔽之，故聪明有所不及耳。是以古之圣人于用舍之际，尤所致慎。昔李德裕为相，入谢，即戒帝辨邪正，专委任，而后朝廷治。其说以谓：「正人一心事君，无待于助；邪人必更为党，以相蔽欺。君人者以是辨之，则无惑矣」。故臣尝谓知人之道，最人君之不可忽者。以帝尧之圣，而《书》犹谓「知人则哲，惟帝其难之」，则聪明不及尧者，可不知戒乎！汉武帝信任张汤，而疏汲黯，盖有所蔽也。夫汤怀诈面欺，为小人明矣。而汲黯犯颜直谏，近古社稷之臣，岂可与汤同日而语哉？然汤每朝奏事，语国家财用，日旰，天子忘食，丞相取充位。至黯则以严见惮，而终不用。然则武帝可得为知人乎？唐明皇之于张九龄、李林甫，亦犹是也。林甫以武惠妃荐而得宰相，九龄谔谔有大臣节，两人自不侔矣。至帝欲相牛仙客，九龄执不可，而林甫以谓「天子用人，有何不可」者。由是帝疏薄九龄，罢其政事，且专任林甫，而卒相仙客。人谓安禄山反，为唐室治乱分时，而崔群谓罢九龄、相李林甫，治乱固已分矣。呜呼！九龄文章风度，见称一时；而林甫奸邪无学术，仙客起于胥史，则三人贤不肖明甚。而明皇用舍如此，惜哉！以是见帝皇知人，卓然不惑于群议，不牵于好恶，亦难矣。故自古以来，得是道者未始不治，而反此则乱亡随之，不可以不察也。

《唐书·房玄龄传》：「太宗曰：『公为仆射，当助朕广耳目，访贤材。比闻阅牒讼日数百，岂暇求人哉』？乃敕细务属左右丞，大事关仆射」。

臣尝谓宰相于事，无所不统，而专以进用人材为职。盖天下事，非人材不能举。自朝廷以至郡国，各有司存，宰相惟当择人而任之。不然，欲以区区一身，亲丛脞之务，则本末颠倒，一日万几，将有不胜应者，尚安能运动枢极，而代天理物乎？房玄龄，唐之贤相，然日阅牒讼数百，勤则至矣；而牒讼非宰相事，此太宗告之所以广耳目、访贤才之说也。且人主之治天下，譬如作室必得匠，委之求材，大杗细桷，欂椳闑，无所不有，室乃可成。故宰相之求材有如匠氏，则多蓄而广备，一旦用之，官足以效其人之能，人足以任其官之事，众治毕举，而宰相之职固以绰绰然有馀裕矣。又何必疲精劳神于茶盐烦碎之间，而后谓之贤乎！是以文帝问陈平以决狱、钱谷之事，皆置而不对，而丙吉出逢道路斗争死伤之民，委而不问。彼诚知宰相自有体，非细务所能干也。至于何武、薛宣居位，虽有可纪，然而人皆号为烦碎无大体，故当时亦无荐贤、拔士之名。是所谓留意末务，而不知本者矣。大抵人君之职在论相，而宰相之职在用人。苟惟君相各尽其职，故纷纷细务诚不足治。昔明皇用姚崇为相，崇尝于帝前次序郎吏，帝左右顾不答，乃谓高力士曰：「我任崇以政，大事吾当与决。至用郎吏，崇顾不能，而重烦我邪」？崇由是进贤退不肖，而天下治。观此然后知明皇委任责成之意，初无愧于太宗。惜其晚节不兢，信用非人，遂有天宝之祸。《书》曰「慎厥终，惟其始」，可不戒哉！

《唐书·许孟容传》：「孟容元和初再迁京兆尹。神策军自兴元后，日骄恣，府县不能制。军吏李昱贷富人钱八百万，三岁不肯归。孟容遣吏捕诘，与之期使偿，曰：『不如期，且死』！一军尽惊，诉于朝。宪宗诏以昱付军治之。再遣使，皆不听，奏曰：『不奉诏，臣当诛，然臣职司辇毂，当为陛下抑豪彊。钱不尽输，昱不可得』。帝嘉其守正，许之。京师豪右大震」。

臣闻唐有天下二百年，兵法无虑三变。及其末也，天子亦自置兵于京师，谓之禁军。自兴元后，禁军始盛，盖德宗惩艾泚贼，踵鱼朝恩故事，以左右神策诸军分委窦文场、霍仙呜等主之，而朝廷威柄始下迁于中人矣。贞元中，御史崔薳以巡囚入右神策，中尉奏之，德宗杖薳四十，流崖州。由是小人得志，乘时怙宠。积而至元和之初，根株盘结，凶焰益炽，虽宪宗刚明果断，莫之谁何。许孟容一京兆尹，乃敢捕其军吏，断以必死，宪宗欲赦之，而终不奉诏。呜呼！若孟容，可谓守正不阿者矣。盖以道变法者，君上也；以死守法者，有司也。君上以法付之有司，要在必行，故虽诏命，亦有所不当受，况可夺于权势乎！其后柳公绰亦拜京兆尹，方赴府，有神策校乘马不避，即时榜死。宪宗怒其专杀，公绰曰：「此非独试臣，乃轻陛下法」。帝曰：「既死，不以闻，可乎」？曰：「臣不当奏。在市死，职金吾；在坊死，职左右巡使」。帝乃解。臣既读《许孟容传》，乃参以柳公绰榜杀军校事，然后知宪宗之初，固已深得御下之术。何以言之？当是时，兵柄在人，如倒持太阿，小不得意，祸随踵发。故孟容捕军吏则诏欲赦之，公绰戮军校则怒其专杀而不以告。盖如是而后能安两军之情，且使知夫有司之法，不容于苟免也。谓非得驭下之术，能如是乎？大抵人主威权所以能久固而不夺者，以法在故也。彼既犯吾有司，要当以人徇法，不当以法徇人。法行于下，则主威彊于上矣。苏轼尝谓奸臣之始，以台谏折之而有馀，及其既成，以干戈取之而不足。然则孟容、公绰之举，过台谏远甚，所以消沮奸萌而助朝廷之势如何哉！使宪宗末年能不变其初，则中兴之业，孰得而少之？

《前汉·陈平传》：「项王使使至汉，汉为太牢之具。举进，见楚使，即阳惊曰：『以为亚父使，乃项王使也』！复持去，以恶草具进楚使。使归，具以报项王，果大疑亚父」。

臣闻「兵者，诡道也，故以诈立，以伪动」，皆古人用兵之机。方楚、汉之争，天下以势度之，汉不敌楚明矣。勇悍强仁，霸于一时，所当者破，所系者服，名闻诸侯，声动天地，孰能与项王抗哉？然终为汉禽者，以计得之。汉三年，羽数击绝汉甬道，汉王乏食，请割荥阳以东为汉。羽欲听之，范增不可，乃急围荥阳。汉王与陈平金四万斤，以间楚君臣。当是时，羽以勇，范增以智，二人者同力协谋，相辅以图汉。汉力日屈，而楚军势张甚，孰不谓汉危亡可跂足待也。而不知平之间言已入矣。夫羽之为人，自恃其勇以盖一世，然其智实出增下。间有论说，虽彊从之，胸中固已不平，一闻间言，安得不疑乎？及其遣使至汉，汉复伪设太牢之具，以为待亚父使。且增方为楚之谋主，而谓私交于汉，决无是理。使归具报，而项王遂疑之，则以平之言先入故也。夫项王所以与汉战而数得利者，徒以范增在耳。鸿门之会，若从增言，岂复有汉哉？此高祖所以畏其人，不得不用间以图之也。增去而死，项羽相继以败。后世知羽之兵败于垓下，而不知增去之日，败證以见；知高祖之得天下者，以杀项羽而灭之，而不知能去范增，羽当自灭。兵法曰：「非奇谲无以破奸息寇，非阴谋无以成功」。观项羽有一范增不能用，卒以成禽，则奇谲、阴谋，信乎其不可少矣。自古兵交，使在其间，待之之术，可不深思而熟讲之哉？

《两朝宝训》：「判刑部石宗道与详覆官梁如圭等荐方偕、淳于佺、韩中正为详覆官，仁宗指中正姓名问宰相王钦若曰：『是吏部尝引对，坐失入人罪，不与改官者乎』？钦若曰：『然』。上曰：『用法不当，非习律令者也，其可以为法官乎』？命劾宗道等。钦若等退，相顾叹曰：『上天纵睿明彊记如此，非群臣所及也』」。

臣尝谓人主必有过人之聪明，然后能察君子小人之情状。盖天下君子常少，小人常多。君子直道以事上，固不论也；若夫小人为奸，其可不察哉？饰是非，点白成黑，或誉过其实，或毁损其真，相与蔽欺，杂然陈于前，而人主以一己耳目，广览兼听，必欲每事洞然其情，非大过人之聪明，其能不颠倒眩惑乎？仁宗皇帝以天纵之姿，留神政治，如石宗道不能以韩中正面欺，非聪明过人，何以及此？臣试论之。夫官为详覆，刑狱所系，居其任者，尽循三尺以示至公，犹惧或失，而况不习律令，安能办职哉？宗道判刑部，宜于此尽心，而乃谬荐中正以为详覆。中正尝坐失入人罪，而不得改秩，其事见于畴昔引对坐之时。宗道私窃自料，以为人主万机之烦，决不能记此，遂敢面欺，必且讳其所犯，以幸不察。然而仁宗一见觉之，宗道即被罪，此聪明之实，所以能服天下也。当是时，王钦若为宰相，盖先朝旧德也。宗道欺君，其罪固大矣，钦若得为无罪哉？朝廷进用人材，未有不由宰相者。其人有过，而宰相不知，以荐于上，虽曰不明，犹或可恕；今宗道主举中正，仁宗方以失入事问其人是否，而钦若应声以为是，则中正之不可用，钦若固已熟知之矣。知其人之不可用，听宗道之言而固容之，必待人主问而后对，非朋奸罔上而何？臣以是知钦若非忠臣也。且一详覆官用非其人，于朝廷举措未为大害，然必劾之者，罪在罔上耳。苟于其微置而不问，则小人欺君之计日浸以长，后之启拟必有大于此者，其害政未易言也。古之所贵于慎微者以此。故臣尝谓治天下之术在用人，而用人之术在察知其情状。若共工之象恭，鲧之方命，自驩兜、四岳咸荐之，而尧独能察焉，以为不可。观诸此，然后知仁宗皇帝用人之术上与尧合。图治功者，可不念哉！

《唐书·李珏传》：「杜悰领度支有劳，帝欲拜户部尚书，以问宰相。陈夷行答曰：『恩权予夺，愿陛下自断』。珏曰：『祖宗以宰相天下事皆先平章，故官曰平章事。君臣相须，所以致太平。苟用一吏、处一事皆决于上，将焉用彼相哉』」？

臣窃谓人主之操术无他，慎择宰相，委任而责其成功，如是而已。至于人材之用舍，爵禄之予夺，则执其柄以诏王，实宰相之职。唐文宗任陈夷行、李珏等为相，岂不欲以朝廷事尽付之，而责其效职哉？杜悰拜户部尚书，而夷行无所可否，乃曰「恩权予夺，陛下自断」。呜呼，是安用彼相邪！夫本在于上，末在于下，本末而上下之分定，治功所以成也。夷行身为相臣，而用一吏、处一事皆决于人主，不知其所任何事哉？虽然，当开成中，夷行亦号一时贤相，不幸与李珏、杨嗣复等并用。嗣复得君，与珏为党，故夷行疾之，数争事于上前。一日，文宗以王彦威为忠武节度使，史孝章领邠宁，议皆出于嗣复。及夷行对延英，帝问除二镇当否？夷行曰：「苟自圣择，无不当也」。嗣复曰：「若用人尽出上意而当固善，如小不称，下安得嘿然」。臣以是知夷行介特而悻直，意谓嗣复辈党与既成，则进退人材与己相违，故于除用，不肯任责。且人主用人悉从执政启拟，是谓合天下之公议，不然命由中出，必有招权卖恩，而私于人主者。为夷行计，便当与上别白是非，若其人果贤，虽不由于启拟，用之不害为公；有如不材，宜白去之，不当循嘿自避，以取诮于后世也。大抵文宗有励精图治之资，其失在于不能去朋党耳。尝曰：「窦易直劝我凡宰相启拟，五取三，二取一。彼当劝我择宰相，不容劝我疑宰相」。然则文宗岂不知任相之道哉？至于党人成于下，主听乱于上，见讥史氏，此其于知人之明有所未尽，而朋奸得以欺之也。傥能即夷行应答之际，诘其所因，慨然破嗣复之党，而正夷行唯阿不任责之罪，则唐之威令当是复振矣。文宗不知出此，惜哉！

《唐书·李绛传》：「宪宗尝称太宗、明皇之盛，曰：『朕不佞，欲庶几二祖之道德风烈，无愧谥号，不为宗庙羞，何幸而至此乎』？绛曰：『陛下诚能正身厉己，遵道德，远邪佞，进忠直。与大臣言，钦而信，无使小人参焉；与贤者游，亲而礼，无使不肖与焉。去官之无益于治者，则才能出；斥宫女之希御者，则怨旷销。将帅择，士卒勇矣；官师公，吏治辑矣。法令行而下不违，教化笃而俗必迁。如是，可与祖宗合德，号称中兴，夫何远之有？言之不行，无益也；行之不至，无益也』。帝曰：『美哉斯言！朕将书诸绅』」。

臣窃谓自古人主未尝无愿治之志，然焦心劳思，变法更令，若将措天下于唐虞三代之上；而夷考其治，终有愧于前世者，其故何哉？稽其名不求其实，慕其时不行其道，故用力虽多，功效蔑如也。且唐有天下，传世二十，德业之盛，无如太宗。故除隋之乱，比迹汤、武；致治之美，庶几成、康。至于明皇，虽晚节不兢，而开元之政，亦后世罕能及之。然观二君所以能致此者，岂无其要哉？不过李绛所言数事而已。臣请得以备论之。夫人主诚能正身厉己，则所以表天下者，动用周旋，举得其正，孰得而违之；遵道德，远邪佞，进忠直，则所以取于人者，是非好恶，悉由至公，孰得而惑之。与大臣言钦而信，无使小人参焉，则委任之重，所以责成功者专也；与贤者游亲而礼，无使不肖与焉，则礼貌之隆，所以资启沃者深也。去官之无益于治者，则窃位素飧之人退，而材能自出矣；斥宫女之希御者，则承恩负宠之人寡，而怨旷自销矣。将帅择而士卒勇，则外侮不患乎不却；官师公而吏治辑，则内政不患乎不举。以至法令行而下不违，教化笃而俗必迁，是皆人主夙夜躬行，无一敢怠者。太宗、明皇用此以致贞观、开元之治，其效不彰彰可考哉！非独太宗、明皇为然，虽尧、舜三代圣哲之主，其所行亦不出此，是宜宪宗有问，而李绛对之悉也。《书》曰：「监于先王成宪，其永无愆」。又曰：「丕显哉，文王谟！丕承哉，武王烈！启佑我后人，咸以正罔缺」。夫祖宗之谟、烈，垂之天下，所以启佑后人，为之后者，亦监其成宪举行之而已。宪宗有言：欲无愧谥号。则其措意施设，岂不韪哉。观其慨然发愤，志平僣叛，能用忠谋，不惑于群议，卒收成功，以至元和之治，唐室号称中兴，则二祖之道德风烈如绛所云者，信乎其能行之矣。至于不克有终，与明皇同讥史氏，此无他，由其信用非人，所以驯致其祸，莫之悟也。呜呼，惜哉！

《仁宗君臣政要》：「上尝问都知王守忠曰：『卿出入中外，闻有甚议论』？守忠曰：『皆言陛下仁慈圣德。但朝廷好官美职，及清要差遣，皆是两府亲旧方得进用，陛下不曾拔擢一孤寒之臣，寘于清近』。又曰：『天下事皆由宰相，陛下不得自专』。上默然良久，曰：『任人者兴王之本，自任者失道之君。故君知其道，臣知其事。朕若一一自任，非无为责成之理』。守忠愧拜而退」。

臣尝观苏轼颂仁帝皇帝之德曰：「未尝行也，而万事莫不毕举；未尝视也，而万物莫不毕见」。非有他术也，善于用人而已。惟其善于用人，是以穆然无为，坐视其成功。呜呼！仁宗皇帝可谓得君人之道矣。夫君人者有四海之大，应万几之烦，不委之人，曷以济哉？故必延登一时老成名德之士，寘之廊庙，而使之修其德业。政事无巨细，悉以责其成；人材无内外，悉以听其用。吾于此尚复何为？恭己正南面而已矣。《传》曰：「上必无为而用天下，必有为而为天下用」。此不易之理也。自昔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所以用天下而有馀者，亦岂弊弊然以其身亲之哉？至于后世不能慎择大臣，为大臣者又复怀奸挟私，不能仰称委任之意，于是人主始欲收其柄，而不使之专也。故进擢才能，关决事务，一切劳其心志而自为之，若将与臣下争功者，名之曰「忧勤」，其实以上兼下，非秉本执要之道。顾如是区区，亦焉用彼相哉？恭惟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，所任执政皆极当世之选，如韩琦、范仲淹、富弼尤其彰彰者。方是时，百官效职，而人无弃材，庶功即叙，而事无遗策，真所谓人主穆然无为，坐视其成功者也。而王守忠乃云「陛下不曾拔擢一孤寒之臣，寘于清近」，又曰「天下事皆由宰相，陛下不得自专」；守忠小人，将以是疏间君臣而行其私。赖明圣觉之，以谓「任人者兴王之本，自任者失道之君」，大哉王言！兹所以为仁宗也欤。夫以仁宗临御之久，在列精白承休，而守忠何者乃敢阴肆其说，乱惑主听，以此见小人应对之际，不可不察也。昔宇文士及谓唐太宗南衙群臣面折廷诤，陛下不得举手。明皇尝引鉴默不乐，左右曰：「自韩休入朝，陛下无一日欢，何自戚戚不逐去之」？然则自古小人处心积虑，乘间进说，未尝不欲导人主于非义，惟在听之如何耳。若仁宗之聪明，能使谗者愧拜而退，盖可为万世法也。

《三朝宝训》：「端拱元年，太宗谓宰相曰：『国之兴衰，视其威柄可知矣。五代乘唐季丧乱之后，权在诸侯，征伐不由朝廷，怙势内侮，故王室微弱，享国不久。太祖光宅天下，深究兹弊。暨朕纂位，抑亦徐图其事，思与卿等慎守法制，务振纪纲，以致太平』」。

臣观人君所以能号令天下者，威柄在我而已。方太平无事，朝廷之纪纲法度具在，虽有奸雄，孰敢妄作？故操持予夺之权，未尝不出于上也。至于末世，人习宴而不知有鸩毒之祸，凡所以驭下之具悉从废坏，是以国势骎弱，主权暗移，使匹夫孺子尺兵在手，皆足以作难，况奸雄哉？唐有天下二百年，而高祖、太宗之纪纲法度固无不善也。天宝以后，日渐陵夷，方镇擅权，连城相望，彊臣悍将，拿兵忿争，而尾大不掉之患，终唐世莫之能救。五代承之，其弊尤甚。当是时，威柄在人，天子惴惴然不得摇手。呜呼，天下岂有是理哉！迹其祸败之由，盖以制之不早，所谓养虎而自遗患者也。观德宗姑息藩镇，至有终身不易地者。宪宗用吉甫为相，岁馀凡易三十六镇，殿最分明。神策军使王驾鹤者，典卫兵久，权振中外，德宗将代之，惧其变，以问崔祐甫，祐甫曰：「是无足虑」。即召驾鹤，留语移时，而代者已入军中矣。大抵朝廷之势，得人则张。彼祐甫相德宗，吉甫相宪宗，皆能有所设施，故其效昭然，有足称者。惜乎二宗之德业俱不克终，遂使唐祸胚胎，卒抵败乱。岂不以假其术智，特以排难于一时，而不知复收其柄，立以法善其后故也。故臣尝谓国势所恃以安彊者，莫重于兵，而所以危国者亦莫甚于兵，顾上之人御之之术如何耳。方无事时，听受节制，若女子然，东西唯命，吾尚何忧；及其植党渐固，而挟之以恣横，豢养滋丰，而纵之以骄侈，于是怙势长恶，始有慢命不虔之事。圣人虑祸于未萌，岂不思有以制之乎？昔者晁错欲削诸侯，而七国亟反，盖削之非计也，曾不若主父偃之策之为善耳。偃之说以谓使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，则其国自弱。然则为唐室计者，外而藩镇，内而彊臣悍将，其权固不可遽夺也；傥能用偃之说，而众建偏裨以分其威，稍令出戍以散其党，则庶几阴夺其势，而主柄专于上，岂不伟哉！唐柳泽有言：「勿谓何伤，其祸将长。勿谓何害，其祸将大」。太宗皇帝能于立国之初，监前代之失，欲收其威柄以致太平，则其先见之明，后世所当法也（《华阳集》卷二二。）。

宪宗：「宗」原作「者」，据四库本改。

柏台五院之游，屡经冒进；兰省六卿之列，首玷超除。更被诏函，兼陪辞禁。宠荣并集，愧惧交深（中谢。）。伏念臣涉学迂疏，起家寒琐。寸心许国，但知直道而行；片言得君，肯借游谈之助。悼奇节之未有，惭它技之猗无。祇以孤忠，数叨异数。择笏而赐李绛，独蒙曲误之知；前席而见贾生，每奉清闲之燕。念殊恩之难报，宜严谴之必加。岂谓忽拜明缗，骤跻华序。从事铨衡之地，力已弗胜；寓直翰墨之林，才将焉强。靡容俯偻，深积战兢。此盖伏遇皇帝陛下睿智先知，英武大度。勤于接下，图宣王复古之功；宽以用中，得成汤立贤之道。矜怜狂直之末，躐寘畯髦之先。臣敢不外竭罢驽，中存丹赤。上山涛之启事，何敢不公；草陆贽之诏书，终忧靡称。

李绛有云：知人诚难，尧舜以为病。然循其名，验以事，所得十七。朕体是道，进退群材于贤不肖之间。以尔儒学之英，名冠多士，行义之洁，善及一乡。蚤游著作之庭，高尚其事，未老而归。予欲举廉靖以励士风，岂借贤异代哉？其还旧班，以服新命。亟弹冠而就道，勿俟驾而有辞。

后汉窦固使假司马班超与从事郭恂俱使西域。超行，到鄯善，鄯善王广奉超礼敬甚备，后忽更疏懈，超谓其官属曰：「此必有北虏使来，明者睹未萌，况已著耶」？乃召侍胡，诈之曰：「匈奴使来，今安在」？侍胡惶恐曰：「到已三日，去此三十里」。超已闭侍胡，悉会其吏士三十六人，与饮，酒酣，因激怒之曰：「卿曹与我俱在绝域，今虏使到才数日，而王广礼敬即废，如令鄯善收吾属送匈奴，骸骨长为豺狼食矣」。超曰：「不入虎穴，不得虎子。当今之计，独有因夜以火攻虏，使不知我多少，必大震怖，可尽歼也。灭此虏，则鄯善破胆，功成事立矣」。众曰：「当与从事议」。超曰：「从事文俗吏，闻此必恐而谋泄」。众曰：「善」。初夜，超遂将吏士往奔虏营，顺风纵火，前后鼓噪。虏众惊乱，斩其使及从士三十馀级，众百许人悉烧死。明日乃还，召鄯善王广，以虏使首示之，一国震怖。广叩头愿属汉，无二心，遂纳子为质。因复使超使于寘。是时匈奴遣使监护于寘王国，超既至，其王广德礼意甚疏，又其俗信巫，巫言「神怒，欲求汉使騧马祠我」。广德遣国相私来就超请马，超密知其状，令巫自来，斩其首，送广德，因责让之。广德素闻超在鄯善诛灭虏使，大惶恐，即杀匈奴使者而降超。于是诸国皆遣子入侍。西域与汉绝六十五载，至是乃复通焉。

议曰：班超提数十众深入异域，悬命它国，而能斩使树威，俾两国落胆内附，遂通西域，可谓不辱君命矣。夫人各有能有不能，任当其能，则众人所甚难且优为之，超之功可致也。茍非其才，而责以重任，虽天下之势拥九有之师，束手自持，受制远虏矣。利害之相去，何啻什伯耶？李绛为宪宗言任贤岂容易哉，信夫！

李绛元和中为翰林学士，帝怪前世任贤以致治，今无贤可任，何耶？对曰：「圣王选当代之人，极其才分，自可致治，岂借贤异代治今日之人哉？天子不以己能盖人，痛折节下士，则天下贤者乃出」。帝曰：「何知其必贤而任之」？对曰：「知人诚难，尧舜以为病。然循其名，验以事，所得十七。夫任官而辨廉，措事不阿容，无希望依违之辞，无邪媚愉悦之容，此近于贤矣。贤则当任，任则当久。贤者中立而寡助，举其类则不肖者怨，杜邪径则怀奸者疾，一制度则贵戚毁伤，正过失则人君疏忌。夫用贤岂容易哉」？帝曰：「卿言得之矣」。帝每有询访，随事补益，所言无不听。遂欲以相，而倖臣吐突承璀宠方盛，忌其进，阴有毁短，帝乃出承璀淮南监军。翌日，拜绛中书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后绛以足疾求免，罢为礼部尚书，帝乃召承璀于淮南。

议曰：自古愿治之君，未尝不欲进贤退不肖，而贤者未易进，不肖者未易退，惑于忠邪之辨故也。盖君子难于进，而不阿意以求合，礼貌衰则去之。小人逢君以固宠，植党以示私，假义理之言以饰其奸，必行而后已。故君子之道常不胜。夫用贤岂容易哉？绛之言是也。宪宗知绛之贤、承璀之奸，黜承璀而相绛，固善矣。及绛之罢，而即召承璀，何惑之甚欤？是徒以无贤可任为患，而有贤不能任也。弘志之祸，殆有以致之。呜呼！史称宪宗刚明果断，能用忠谋，而于进退贤不肖之际且尔，况庸君暗主无意于治者耶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