臣伏见金贼败亡远遁，尚犹窃据东京。近者虽诸道收复故疆，迤逦渐近王畿，秋冬扫灭可待，然臣所部，控扼大江，为国藩篱，与他路事体不同，其职守所当举，不敢不过为堤备，内以屏翰王室，外为大军声援，使敌人望风知畏，以称陛下万全之举。谨取会本司及属部州军自虏人侵犯中原前后被受朝廷指挥，有合检举预行讲究事，其大要有八，逐一开具，合取自圣裁。今具下项：一曰申饬边备。检会绍兴三年十一月枢密院劄子节文，具下枢密院奏，诸路防秋，各有屯守，养锐蓄力，规画已定。奉圣旨，令都督府及诸路将帅加意防守，增修边备，精练士卒，明审间探，严兵待敌，勿致疏虞。臣契勘边防之事，其目不一，虽大号令一当听禀朝廷，然有司之守见于常法，自当夙夜上下，协力振举，兵法曰：「善战者先为不可胜，以待敌之可胜。不可胜在己，可胜在敌。不可胜者守，可胜者攻」。又曰：「用兵之法，无恃其不来，恃吾有以待之；无恃其不攻，恃吾所不可攻」。昔齐师侵鲁，疆吏来告，威公曰：「疆埸之事，慎守其一，而备其不虞。姑尽所备，事至而战，又何谒焉」？此古守疆之道也。然威公知其说而不能行。《春秋》书「公追戎于济西」，说者以为公不能预备，戎至而不知，逮其去而后始追之，故书以为戒。然则为其所不可胜，恃其所不可攻者，其可斯须忽乎？昨和议之后，兵革少息，沿流诸郡，例多废弛。畏慎者恐涉生事，但保目前；怠堕者窃幸苟安，岂思日后？故虏兵初闻，人人畏骇，皆有迁避奔走之意。虽有官守者，亦顾望相持。及兀术败走，军声骤振，捷奏交上，则复皆谓江淮决保无事，不必更为过计。常情所及，安知远虑？夫战胜者易骄，谋中者易怠，常胜之家，难与虑敌，光武之所深忧。窃虑亦合明降指挥，监司守令下及巡捕之官，各修其职，常若寇至。有合申明事务，以时上闻，无得循习，坐废职业。二曰分布地分。检会绍兴四年十月枢密院两次劄子，备坐下刘光世、吕祉奏，分定刘光世所管沿江地分，上流自池州东流县管下佛池洲至江州界，下流自太平州当涂县管下磁姥山接连建康府界，皆是光世所管。镇江府、承、楚一带，系韩世忠所管。续除张俊浙西江东宣抚使，本府界系张俊所管。臣契勘本路自池州至镇江府，皆是沿江地分，共一千馀里。昨来既系刘光世、张俊两军分守，故虏人侵淮甸，凡经三月有馀，卒不敢窥江岸。今来张俊虽屯太平州，近者又闻岳飞分兵下守池州，略有旧制，然逐人既领三京、河南北两路招讨，将来进师中原，逐旋起发前去，即沿江诸州并皆空虚，都无指准。昔匈奴入上郡、云中，汉文帝以令勉屯飞狐，苏意屯勾注，张武屯北地，以捍其外；而内以保京师者，复以周亚夫次细柳，刘礼次霸上，徐厉次棘门，分列要害之地，以相表里。唐代宗时，吐蕃、回纥入寇至奉天，以郭子仪屯泾阳，分布麾下，各当一面，以李忠臣屯渭桥，李光进屯云阳，马璘、郝廷玉屯便桥，以次前拒，故皆无患。今诸将方图中原，不容更分其馀力，兼使守江。若但令预先以今来地界依旧分画，使有定处，如遇进讨，迤逦追破虏人，濒江自在腹内，不必过虑；万一或须退守，则引兵而归，各着部分，便可坚壁固守，临时不致纷扰。故曰：善战者，其势险，其节短，纷纷纭纭，斗乱而不可乱。窃虑亦合明降指挥，略如前日预行约束，张示形势，可使敌人传闻，知我有备，亦足慰安远民。三曰把截要害。检会绍兴四年九月枢密院劄子，备坐枢密院奏：沿江采石渡、罔沙夹、马家渡一带，分命刘光世、韩世忠各遣军马择地屯泊，各有差定兵将住泊去处。后来韩世忠移屯镇江府，续差张俊策应两路，其本府靖安、石步至东阳、下蜀，接连浙西，亦系张俊差定兵将住泊去处。臣契勘本府及太平、池州三处，贼马可以过处甚多，前件所具，止是大略。今据取会到太平州界内即有荻港渡、三山、大信渡等，池州界内即有丁家洲、杨山、清溪、李河、雁汊、赵屯、港口等，皆是自来置巡检紧切守把。今所管土军，每处各不及百人，其馀不置巡检，犹有二三十所，既不可遍守，亦须量度地里远近，于其要会，别行屯戍，使缓急上下应援得及，则力不足者知所倚仗。昔苏峻作乱，自和州渡江，孔坦劝王导早守江口，陶回为庾亮言：「峻知石头有重戍，不敢直下，必向小丹阳南道步来」。亮不能从，峻果由此路径至都城。其后诸将战不利，郗鉴度贼必入吴，即于丹徒立大业、曲阿、庱亭三垒，贼果来攻大业，不克而败。其地今皆在本府及镇江界内，可考而知。盖攻其所不备，兵之要务，以此推之，凡可冲犯，岂可不防？杜充惟不知此，故虽有数万众，聚而为一，初无部分向着，一旦望风奔溃，今日安得不戒？窃虑亦合明降指挥下诸将及守臣，逐一相度，凡可过渡去处，择其紧慢，或兵或民，预定戍守之所，以待临时分拨，为决不可犯之计，以防意外之患。四曰约束舟船。检会绍兴三年十月枢密院劄子：淮东安抚司申明，已责委江都、泰兴两县约束沿江乡村人户，遇将贼马紧急，预行摇驾舟船离岸等事，令沿江州县依此施行。臣契勘长江之险，非黄河与淮之比。河、淮不唯皆狭，河峻急，所向不可当，淮水浅而易涉；独江势深阔平缓。自春秋、刘、项以来，齐、楚、燕、赵用兵越淮与河，皆浮梁可济，未尝深计。至长江，惟孙策乘汉末乱离，无与为敌，故能乘间长驱，径入三吴。及苏峻狂悖，掩晋不备，遂抵都城。自孙权定都秣陵之后，逮晋、宋及梁，自北来犯者苟有守备，皆薄江而止，莫敢睥睨。中间虽曹操尝至濡须，曹丕尝至广陵，魏太武尝至瓜步，亦逡巡顾视，反不敢轻进，况今兀术小丑乎？守禦之计，未论其他，但能严断舟楫箄筏，彼自无以为计。今可乘以渡者非止舟楫，其木筏与芦荻柴束皆可为用。公私舟船固不可以数计，而商贩木筏类皆聚于北岸，真州所在山积，芦荻亦是出产去处。若便行禁止，则有搔扰之弊；若缓急旋图，则势必无及。惟当命有司籍见公私舟船数目，晓谕，遇有缓急，则许令所在一面拘收尽过南岸。不唯可绝虏人劫夺占据，若或不得已至于水战，则舟皆吾舰，人皆吾兵，不必更广制造及别籍水军。真州木筏芦荻，并限以八月前尽数发入镇江及浙西。其江州向上木箄，八月后并权住，不得放下，已过者候到本府，尽令解拆。窃虑亦合明降指挥，重立刑禁，责付守臣收执，以待临时施行。但严禁无故轻举，阻节往来，人自不扰。五曰团结乡社。检准绍兴五年枢密院劄子，具下枢密院奏节文，内召募土豪乡兵把隘，奉圣旨，沿江州军守臣、逐路宣抚、安抚司疾速讲究。其土豪乡兵并先行籍定人数，以备缓急使唤，即不得因而勾集，致有搔扰。至绍兴六年六月，枢密院劄子坐下臣寮上言：缘诸路帅宪司，夏秋之交不复询问有无盗贼，循例检举，于界首各立寨栅，聚集保伍，因而决挞，妨废生业。遂降圣旨：除沿海地分外，其馀州县不得乱有勾集。臣契勘，自古兵民，皆有所统。《周官》，在民者五家而上谓之比、闾、族、党，在军者五人而上谓之卒、伍、师、旅，同出一法。此虽常谈，然用众之道，未有散而不属，能号令开阖者也。今军固有部分行伍，而民之在乡村者亦有保伍，在坊郭者亦有保甲。但承平日久，未尝资民为用，故施之不过租税盗贼之间而已。军兴以来，士不知古，一变而为乡兵之论，于是遂欲驱农亩耒耜之民与正兵参用，不教而责之战，无事而聚之役，食无常廪，用无常器。朝廷既不得已从之，遂致人言，因有再降指挥。窃详诏令，但戒不问有无盗贼，妄乱勾集，若所当用，岂可因噎废食？今所谓团结者，非民兵之谓也，特以保伍旧法少加损益，令自相纠率，各集强壮，推择所信服以为首领。官为立为条约，假借名目，约见多寡之数，籍而不用，揭以示众，无事但藏其籍，有警按籍下令各守其地。正兵控守之馀，令弥缝其所不及，外张声势，以自保其乡里而已。民虽至愚，若惩往岁之弊，不幸寇得踰江，强者奔迸远徙，骨肉离散，弱者坐受杀戮，同于鸡犬，资用剽劫，室庐焚荡，孰若上下相维，各奋其力，使不得犯我之为愈乎？民能保其土，则国能保其险，理之必然者也。周制，用民不过一人，以馀为羡卒，至田与追胥，尚犹竭作。宋文帝禦魏太武，尽户发丁，虽公卿子弟，亦皆从役。此虽不可为法，亦可见其所以能自全者。窃虑亦合明降指挥，许令守臣预行讨论，量为措置，以图民利，上佐国势。有蹈前失，重寘典刑。六曰明审斥堠。检准绍兴四年十二月枢密院劄子：勘会斥堠全藉寅夜举放烟火，务要不失捍禦。昨刘光世在池州驻劄，将管下沿江地分并置烽火。所有建康府、浙西沿江一带并无烽台斥堠。奉圣旨，令江东、浙西安抚司措置施行。臣契勘用兵斥堠，不惟敌势厚薄、军行远近，所待以前知，兼亦虑奸人唱为浮言，动摇民听，我无以验，或致有误朝廷施设。晋袁耽守历阳，石季龙游骑十馀匹至，耽遽以为言，遂至朝野危惧，王导以宰相假黄钺出征，已乃知其妄。石勒在葛陂，军士饥，死亡过半，至有劝之纳款者。元帝会天下兵，守之而不知，乃纵使去，后遂不可复制。此斥堠不明之过也。昨建炎间，虏骑已至江上，本府守臣犹误以为李成，遂致失守。斥堠探伺，条目固多，烽火最为紧急。魏王基攻西陵，为今峡州，孙权遣戴烈、陆凯拒之，暮举火西陵，鼓三终达吴郡。古之用兵盖如此。今虏人近在东京，濒江相去无数百里，其动息尚不能的实尽知。日近攻围顺昌，前后累战，多是事已方得关报，至今人数多寡，议者犹有异同，则缓急何以取信？所有传送递角，比者戒约虽已严，然事待奏而后知，亦恐缓慢。至于间探，亦须所在严立赏罚，广布耳目，相与参照，非臣所得独与。惟是烽火，本府昨自承指挥，上元、江宁、句容共置烽台三十馀处，通连浙西，不为无补。今大军屯泊淮上，与前日事体不同，淮北动息，尤宜速闻。旧制，沿边三路烽火皆有成法，人多知之。若令更加条具，取其简易可行者付之于外，远近同为一体，不至乖牾。窃虑亦合明降指挥，令自淮南庐、寿以来，增置烽台，通江南岸。旧管去处，专委郡县，候贼马警动，即举以施行。七曰措置积聚。检准建炎四年七月枢密院劄子：检会三年六月圣旨节文，乡村居民出来顾恋产业，若必行清野之法，窃恐盗贼未至，民情先摇；若置而不问，又恐佐敌资粮，反为民害。仰守令监司更切措置，多印文榜，直说事因，使民间通晓，务求安全外，有粮斛草薪之类难于般移，亦须预行措置。臣契勘虏人前后侵犯，敢肆深入，皆是资粮于我，故恬无所惮。昨自伪立刘豫之后，盗有土疆，认为己有，其抄掠劫夺，取之于民，固已有限，与前不同。是以绍兴六年至于淮甸，无成而归，亦坐粮乏自困之一也。近修和议，中原诸州积粮甚多，皆是贼豫苛敛裒克，以为猖蹶之备，可见奸谋。臣初闻警，即尝具陈请，首欲措置，盖正为此。今来从伪诸郡以次收复，仓廪所馀无几。淮北虽近秋成，本不产稻，将来为我师过淮之备，纵贼得之，不能般辇前来，亦不足计。惟有淮南地分水田尚多，今秋所入，安得不预图？善用兵者，不必全抗以力。刘、项相拒荥阳、成皋之间，必计敖仓得失。垓下之败，正以彭越、田横往来绝楚粮道，张良、陈平知其食尽，以为天亡。唐初群盗纷起，亦倚洛口诸仓为重。事之利害，彼此均同。我欲讨彼，当须先讲粮道，则彼来侵我，岂能无食可全？所有淮北地分，将来准备大军进讨，合用粮斛，有司自宜别有措画。其淮南直至江岸，庐、寿、滁、和，皆前日虏人宿师之地，若能依险自为山寨之类，即趣令各择利便，早定其所，般辇粮斛，以备入保。其大军屯驻，亦须计榷，委自两路漕臣，以次津发。但令前后相继，不至乏绝，不可多存。若有人无粮，纵能轻入，何敢久住？其馀金帛马草之类，皆依仿并行。窃虑亦合明降指挥，饬江东、淮南当职官吏，同为措置。贼若知此，与清野何异？实为上策。八曰戒覈官吏。检会前降指挥，内一项：敌人去冬深入，其诸州郡守臣等，不能召募忠义勇敢人兵留处城中，悉力捍禦，共为死守之计；又不能措置般移粮食，迁徙人民，择深山大泽，率众固守，束手端坐。敌人既至，则以一身逃遁，致使一城生灵，枉遭涂炭。奉圣旨，下江浙诸州，如敢依前失行措置，止以一身逃避者，当明正典刑。臣契勘，朝廷措置既已备具，号令既已明审，唯在守之以人。承平之时，一官不治，止废一官，一邑不治，止废一邑，利害无所相关。至于用兵，则环千里之地，成败得失，皆相与为先后。譬之一身，手足耳目各有所司，苟废其一，身与之俱。故不可使一官不修其职，一人不尽其力。昨承平既久，玩习成风，例不肯以身任责，苟简文具，姑应目前，一遭警急，皆望风先遁，远出疆界，遂使生灵陷于涂炭，井邑鞠为丘墟。及至事定徐还，往往反以收复论功。事既出仓猝，且所干人众，难以尽责，因得原释。昔陈豨反代赵，周昌奏，常山二十五城亡其二十城。汉高祖曰：「守尉反乎」？对曰：「不」。上曰：「是力不足，亡罪」。日近新疆，敌人骤至，城守之计，初无素备，有官守者弃而来归，朝廷推此，以广仁心，苟免降屈，贷而不问，犹之可也。若江南诸郡，入有城郭，出有兵将，所恃有民，所资有食，咫尺行阙，动干大势，岂可不责之以必守乎？而人情习惯，妄恃宽典，尚无慷慨激昂之志。夫守以兵者必责之将，守以民者必责之吏。兵不可使一卒怯而轻退，将必先之；民不可使一夫惧而轻散，吏必先之。将能死敌，然后兵能死战；吏能死职，然后民能死守。窃虑亦合明降指挥，应备禦之事既已备具，将来或有警急，辄弃官守，妄作缘故逃避出界之人，并依军法从事，必罚无赦。庶无玩令，稍知事君之义。右，上件所陈，皆是朝廷已行之命，臣但将案籍检举，参验古事，稽察人情，择其可以施行，责付官吏者，讲之于无事之时，行之于有警之日，宁可有备而不用，不可当用而无备。是用辄敢尘犯天威，伏惟陛下宽贷而曲赦之。臣无任惶惧激切屏营之至。谨录奏闻，伏候敕旨。

〔贴黄〕臣闻兵家先声后实。臣所陈皆是朝廷已行命令，州县职事所当为，但欲检举申饬，上下协心，行之得人，使敌人望风知畏，不敢轻动而已，并无劳民费财之弊。昔孙权以苇荻为疑城，殆同儿戏，而曹丕远惧；苻坚淝水之败，望见八公山草木皆成人形而遁去。今若预令将士分守其地，乡社团集有所，传之四远，以张国威，即广军声过于苇荻草木远甚。伏乞睿察。

〔又贴黄〕臣今来所陈正是本道职事，不敢兼及旁路。然界分远近，上连下接，如淮东沿海，事体一同，利害均一。如蒙采取，即淮东、浙西亦合依此施行。伏乞睿察。

敕具官：朕遭时艰虞，东狩吴会，顾瞻旧都，永怀创守，未尝不中夜以兴、当馈而叹也。尔奋自校长，不忘国恩，独以貔虎之师，屡挫奚虏之气，辑绥民社，祗奉寝园，遂定洛京，益张武卫，朕甚嘉之。进阶三等，以旌尔功；仍陟兵防，俾持使节。是皆超躐，宜体眷知。尔其益厉于忠勤，朕亦无爱于爵禄。腾声懋绩，岂不韪哉。可。

纵未能如疏广之散而利于人，亦岂肯效张武之受而损其节。小心惴惴，以货其能，取乎谗口，嗷嗷多言，亦可畏也。

治天下者，不尽人之财，不尽人之力，不尽人之情，是三者可尽也，而不可继也。彼治天下者，不止为一朝一夕之计，固将为子孙万世之计也。为万世之计，而于财、于力、于情，皆使之不可继，则今日尽之，将如来日何？今岁尽之，将如来岁何？今世尽之，将如来世何？是以圣人非不知间架之税，足以尽榷天下之利，而每使之有馀财；非不知闾左之戍，足以尽括天下之役，而每使之有馀力；非不知钩距之术，足以尽擿天下之诈，而每使之有馀情。其去彼取此者，终不以一时之快而易千万世之害也。古之人有行之者，汉文是也。露台惜百金之费，后宫衣不曳地，可谓不敢轻靡天下之财；匈奴三入而三拒之，未尝敢穷兵出塞，可谓不敢轻用天下之力；吴王不朝，赐以几杖，张武受赂，赐之金钱，可谓不敢轻索天下之情。当是时，流泽淳厚，极炽而昌。使心一向于靡民财，则固可以建神明通天之台，固可以备千乘万骑之驾，固可以泛沙棠木兰之舟，固可以设鱼龙曼衍之戏，而文帝不为；使心一向于用民力，则岂无绛、灌之将，岂无「表、饵」之策，岂无南、北之军，岂无铜虎之符，而文帝亦不为；使心一向于索民情，则命晁错以任术数，命郅都以按刑狱，命朱建以治纵横，命周汤以穷暴酷，而文帝又不为。文帝可为而能不为，以其所馀贻厥子孙，凡四百年之汉，用之不穷者，皆文帝之所留也。及至武帝，志大而心劳，功多而志广，材智勇敢之臣，与时俱奋。桑弘羊之徒，算舟车、告缗钱，以罔天下之财，其心以文帝之所以不能取，自我始取之也；卫青之徒，绝大漠、开朔方，以竭天下之力，其心以文帝之所以不能举，自我始举之也；张汤之徒，穷根柢、究党与，以尽天下之情，其心以文帝之所以不能察，自我始察之也。取文帝之所不能取，举文帝之所不能举，察文帝之所不能察，则弘羊、张汤、卫青之属果胜文帝耶？盖文帝为天下计，而弘羊、张汤、卫青之属为一身之计，故不同也。惟其为一身之计，故兴利之臣则曰：「穷乏者汉之民也，非吾民也，罔汉民之财则可以钓吾之爵位，何爱焉？至于财尽而散，则他日司会之责耳」。武力之臣则曰：「疲敝者汉之民也，非吾民也，竭汉民之力则可以钓吾之爵位，何爱焉？至于力竭而乱，则他日将帅之责耳」。典狱之臣亦曰：「煅炼者汉之民也，非吾民也，探汉民之情则可以钓吾之爵位，何爱焉？至于情尽而变，则他日执政之责耳」。利在于己，害在于君，利在于近，害在于远，此所以安为而不顾也。呜呼！桑弘羊、卫青、张汤之属，方欲谋身，固不暇为汉虑矣。而武帝独何为弃六世之业，以快二三臣之欲耶？君子以是益知文帝之不可及也。虽然，举事求可继，非惟人君为然也，至于人臣谋身者亦如之。白起为秦将，长平之事，坑赵卒四十万，是不可继之师也，可一不可再也。起惟顾身而不顾国，故竭智力于一举，以侥倖不次之赏，岂复料其再驾于赵哉？及秦复命之伐赵，卒不行而死，非恶行而乐死也，虽欲行而法不容再行也。使起预知己之复用师也，则必抚纳新附，还定新集，不为长往不来之计矣。故求为可继者，非特为国，亦为身也；求为不可继者，非特不为国，亦不为身也。吾又论之，以为小人之戒。

问：古之制邦用者，量入以为出。约于出而丰于入，固非治世之事，其入至一二而其出不啻倍蓰十百，则亦理之所无也。成周画千里之畿，以地计赋，所入固有彝矣。按其所出之目，错见六职，未易条举。其体大用钜三焉：祭祀也，宾客也，官师舆隶之供奉也。一岁之祭，槱燎狸沈，副辜肆献，并列交作。取天官之属，舍其卿士大夫府史胥吏之徒，犹三千六百有奇，以一例六。殆踰数万千里之入，抑何以赡之？至于宾客之费，则尤不可以理推者。邦中之赋以待宾客，郊甸县稍关市山泽之征皆不与焉。先儒谓其赋二十而一，地最狭而赋最轻，入之鲜者，莫若此也。及按宾客之籍，侯服岁一见，甸服二岁一见，以至于男、于采、于卫、于要，至疏且远者也，大抵六岁略遍焉。推掌客所载，等之王国。置其公、侯、伯礼之重者，姑以子、男论；置其饔飧饩物之重者，姑以禾米论。其一见也，出入三积。其一积也，米三十车，车为米二十四斛；禾三十车，车为禾三十束。成周抚封盖千有八百国，辐辏麇至。试均之于六岁，岁以三百子男国计之，为斛者六十四万有奇，为束者八十一万。上之为公侯伯加之，为飧饔饩费，固不可胜计。以区区邦中二十取一之赋待之，是纳升勺之水而泄之以尾闾也。然未闻以不足为虑，可不深求其故耶？汉氏度官用以赋民，文帝除民田租，景帝三十税一，山海舟车之利皆未领于县官，所入不既鲜矣乎？方是时，京师南北军之屯，皆仰给大农，而吏禄之差，三公月三百五十斛，中二千石月百八十斛，二千石月百二十斛，下至百石吏犹月十六斛。自佐史至丞相，具员凡十三万二百八十有五，月之所廪盖踰百万斛。此犹经费之有秩者也。匈奴间岁盗边，陈武之出率十万，张武之出车千乘、骑十万，吴、楚七国之叛，至发三十六将军，天下之震动如此。其他巡幸之役，祷祠之费，束帛之赐，不为无事，抑安所取此？计臣不以阙告，既甚可疑，而都内贯朽，太仓粟腐，复大可疑。在周疑不足者也，而不闻其不足。在汉非有馀者，乃至于有馀。求其说而不得，盍推其本末源流以对。

文帝宽仁恭俭，为汉贤君，惜乎君人之量不洪，未免为盛德之累。诸吕既诛，惠帝无子，所当立者高帝子耳。高帝见在子，唯帝与淮南王。帝长而贤，天命人心不约而合，故平、勃定策迎帝者，岂私也哉？顺天命、因人心也。且楚汉相攻，平、勃身履目击之。高亡屡矣，卒并天下，韩、彭、英、卢一有非觊，相继菹醢。高后擅朝，诸吕用事，寻亦诛灭。天命归汉，殆不容释，平、勃尚何望耶？帝可以判，然而犹豫不决者，盖高后杀赵王，齐王几及于难；燕王早世，又杀其子；后欲徙帝王赵，患将及矣。帝逊辞以谢之，仅乃得免。帝惩诸王之祸，惴惴然朝不谋夕，一旦人以天下与之，非意所及，且喜且惊，故谋及群臣，谋及卜筮，迟疑而不敢进。先之以薄昭以察其情，继之以宋昌以观其变。当是时，帝之心何如哉！即位之夕，夜拜宋昌为卫将军，张武为郎中令，何乃匆匆如此？数月之间，又封昌为壮武侯。朱虚、东牟尝有立齐王之意，帝追恨而黜其功，章以失职，怏怏而死，兴居遂有不轨之谋。夫昌以劝进而得封，章、兴居以欲立齐王而被黜，帝之所存，亦可见矣。昔晋侯赏从亡之功，介之推曰：「天未绝晋，必将有主，主晋祀者，非君而谁？天实置之，二三子以为己力，不亦诬乎」？盖天之所命，非人力所能为，岂以昌一言之劝，章、兴居一言之异，而为得丧乎？帝于此切切焉，是不知有天道也。或谓夜拜昌、武，非遽欲贵之。帝自代有天下，疑汉大臣皆不附己，故以亲信代处要任，盖所以虑患于未然。此文帝私忧过计耳。绛、灌始诛诸吕，握玺将兵，呼吸之间，有关存亡，不以此时图危社稷，帝已正位，君臣之分定矣，欲何为哉？夫君人者当以天下为量，汉臣即代臣也，帝乃畏忌大臣，宠任亲信，而预防之，自分畛域，示人以疑，使人有危惧之心，亦非自全计也。唐魏徵尝劝建成早除秦王，薛万彻尝帅东宫兵以攻秦府，二人者罪不容诛，太宗不惟赦之，又复用之，位极将相，不以为疑。至于秦府旧人迁官，反出东宫、齐府之后，惟才是择，不以新旧为间。如太宗，可谓有君人之量也。若夫文帝恭俭爱民，有非太宗所能及者；傥以大体责之，视太宗有间矣。故曰，君人者当以天下为量。

义利之分，孟子辨之详矣。而赏以劝善，刑以惩恶，圣人所以御天下之大权者，犹未离于利乎？有所利而为善，有所畏而不为恶，则其入人也亦浅矣。尧舜之治天下，不赏而民劝，大怒而民威。故罪疑惟轻，功疑惟重。岂亦知其效入人之浅乎？然皋陶之陈谟，以典礼赏罚同出于天，而非有轻重之别也。苟无所事乎其用，则赏罚亦自外来耳，安在其为天乎？三代之用赏罚，大概犹法唐虞，而记礼者载其先后之用甚详，又以为至周而穷。岂世变之极，而赏罚之用始重乎？抑其出于天，而三代始赖其用也？《春秋》圣人经世之志，而独以代天子之赏罚，则圣人起而治天下，必不能以易此矣，亦何怪于汉宣帝之专恃赏罚以为治乎？「惟辟作福，惟辟作威」，《洛书》之所明载，而儒者终以为治天下者不取必于赏罚，亦知夫劝惩之效浅也。谓赏罚不取必于劝惩，则无以御天下；谓其为惩劝而设，则赏罚亦利耳。利者，人道之末也，则皋陶之所谓天者岂诬乎？

耳之于声也，目之于色也，鼻之于臭也，口之于味也，四肢之于安佚也，性也，有命焉。出于性，则人之所同欲也；委于命，则必有制之者而不可违也。富贵尊荣，则耳目口鼻之与肢体皆得其欲；危亡困辱则反是。故天下不得自徇其欲也，一切惟君长之为听。君长非能自制其柄也，因其欲恶而为之节而已。叙五典，秩五礼，以与天下共之。其能行之者，则富贵尊荣之所集也；其违之者，则危亡困辱之所并也。君制其权，谓之赏罚；人受其报，谓之劝惩。使为善者得其所同欲，岂以利而诱之哉！为恶者受其所同恶，岂以威而惧之哉！得其性而有以自勉，失其性而有以自戒。此典礼刑赏所以同出于天，而车服刀锯非人君之所自为也。天下以其欲恶而听之人君，人君乃以其喜怒之私而制天下，则是以刑赏为吾所自有，纵横颠倒而天下皆莫吾违。善恶易位，而人失其性，犹欲执区区之名位以自尊，而不知天下非名位之所可制也。孔子之作《春秋》，公赏罚以复人性而已。后世之用赏罚，执为己有以驱天下之人而已。非赏罚入人之浅，而用之者其效浅也。故私喜怒者，亡国之赏罚也；公欲恶者，王者之赏罚也。外赏罚以求君道者，迂儒之论也；执赏罚以驱天下者，霸者之术也。

肉刑之兴，说者以为起于苗民，而尧参取而用之。「报虐以威」，盖将以戒小人，而非出于圣人之本心也。故舜多为之涂以出民于刑，祇以施诸怙终者；而穆王之训刑为尤详。然则虽圣人欲去之久矣，安在其为孝文姑息之仁也？而世儒之道古者，必以为井田、封建、肉刑皆圣人之大经大法，不可废也。治天下而不用肉刑，徒以启小人犯法之心耳。故曰：肉刑之刑，刑也。汉魏之际，往往数议复之而不果，以至于本朝，而刑轻于三代矣。法家者流以仁恕为本，惟学道之君子始惓惓于肉刑焉，何其用心之相反也？推之天理，验之人事，而要诸古今之变，究其所从始，极其所由终，必有至当之说。

昔者圣人别人类于禽兽之中，而去其争夺戕杀之患。盖必执生杀之权，而后谓之刑政也。则肉刑固已草具，而未有其法耳。苗民始多为戕人之具以淫用之。尧惧其为世训也，故取而次第品节之，使必若苗民者然后罹此刑耳。故曰：「报虐以威」。舜又多为之法以出之，而夏于赎刑为尤详。商人执刑罚以督奸，伤肌肤以惩恶，盖严其所当用者耳。夫既多为之涂以出之，而不严其所当用者，是教人以轻犯法也，岂圣人制刑之本意哉。文、武尤谨于庶狱，而成、康措而不用至于四十馀年。穆王耄荒，而训刑以诘四方，使知刑者圣人爱民之具，而非以戕民也。汉兴，承秦之馀烈，先王之法度尽废，而肉刑块然独存。文帝感一女子之言而慨然除之，于是可与语变通之道矣。井田封建，自黄帝以来，极十数圣人之思虑，所以维持而奉行之者，惟恐其一事之不详而一目之不精也。至于肉刑，则多为之涂以出之，惟恐其或用耳，岂可同日而语哉。圣人之恐其一事之不详而一目之不精者，今既尽废而不可复举矣，独惓惓于圣人之恐其或用者，纵使可用，无乃颠倒其序乎！使民有耻，则今法足矣；民不赖生，虽日用肉刑，犹为无法也。礼节民心，乐和民声，政以行之，刑以防之。四达而不悖，则王道成矣。吾闻诸圣人者如此。

郦食其教高祖以示诸侯形势之制。方天下未定之际，形势固不可以授之人，盖惧其自伐也。天下已定，固当以天下为家，以四塞为形势。而萧何方惓惓于壮宫室，娄敬方劝据秦地以临制天下，何其狭也！高帝宽仁爱人，念天下汹汹数岁，本不敢轻用其力；豁达大度，欲示天下以至公，而庶几于周家之义。然卒为宗臣所移犹可也，而竟移于羁臣之说，何哉？岂三代公天下之道，后世真不可复行乎？抑人心多自疑，而其流遂如此也？不然，则在德不在险，是真书生之谈耳。

万物皆备于我，而一人之身，百工之所为具。天下岂有身外之事，而性外之物哉！百骸九窍具而为人，然而不可以赤立也，必有衣焉以衣之，则衣非外物也；必有食焉以食之，则食非外物也；衣食足矣，然而不可以露处也，必有室庐以居之，则室庐非外物也；必有门户藩篱以卫之，则门户藩篱非外物也。至是宜可以已矣。然而非高明爽垲之地则不可以久也；非弓矢刀刃之防则不可以安也。若是者，皆非外物也。有一不具，则人道为有阙，是举吾身而弃之也。然而高卑小大，则各有分也；可否难易，则各有力也。徇其侈心，而忘其分不度其力，无财而欲以为悦，不得而欲以为悦，使天下冒冒焉惟美好之是趋，惟争夺之是务，以至于丧其身而不悔。然后从而告之曰：「身与心内也，夫物皆外也。徇外而忘内，不若乐其内而不愿乎其外也」。是教人以反本，而非本末具举之论也。二帝三王未尝不择形势而居之，而周公于宫室之制，闳大端丽，欲用以为万世之法。夫岂以形势为德之辅，而宫室为德之华哉，此帝王所以备人道而与天下为公也。萧何娄敬盖亦知天下之势而已，而未知圣人本末具举之道，故使论者犹有疑焉。且谚有之：「衣则成人，水则成田」。此岂有内外轻重之异哉？世儒之论所未及也。

帝、王之号名殊，而其道一也。然学者知称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，而名号与谥终不可得而别。以「尧」、「舜」、「禹」为名，则汤、文、武独以谥举，可乎？通以为号，则咨尔舜禹者，必非号也。汤之子孙，以「甲」、「庚」、「丙」、「壬」为号，则「汤」不得以谓之谥，然而所谓「予小子履」者，则汤既有其名矣。后世之言谥法者，遂次尧、舜、禹、汤于其中，夫岂其然乎？文武之子孙各以谥显，而善恶一付之天下之公论，虽孝子慈孙不得加私意于其间也。《春秋》之公侯伯子男，其卒葬例以「公」书，又何所贵于圣人之笔削乎？亦无怪后世之孝子慈孙因得以致其隐恶之义也。圣人酌古今而裁之中道，必有俟百世而不惑者。

自风气初开，人极肇建，于是有君臣上下之分，而为之号以尊异之，未有名字之为别，而文物之可观也。及其久也，有号而后有名，有名而后有字，有字而后有讳，有讳而后有谥。上则追王其先祖先公，下则施及其文子文孙，旁则庇其本支族属，推其姻连亲党，隆于朋友，不遗故旧，以广亲亲之道于天下，然后为忠厚之极则，人道之至文，此周家所以独备于三代也。孔子作《春秋》，既已品节而尽用之矣。然名之曰「幽」「厉」，而国恶不讳，无以致君父之敬；列爵各从其实，而直情径行，无以尽臣子之心。故《春秋》兼隐恶之义，从尊君之文，而人文于是大备，后世无以复加矣。过是以往，则人心无穷，不可以尽徇；而天下至众，不可以文欺也。故尧、舜、禹、汤循而至于周道之文也。《春秋》之义，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。后世之欲行恩义于《春秋》之外者，徇人心而欺天下者也。

吕不韦市子楚以为奇货，此战国策士朝暮反覆之谋，君子之所不道。而汉文立未数月，乃脩代来功，宋昌既封侯，而六人者皆官至九卿。宣帝惓惓旧恩，至侯五人而未止也。天之立君，本为斯人计，犹不以逸豫其君之身，顾何有于平时自结于其君以觊非望者乎？将相大臣以天下之义迎立代王，犹逡巡而不敢进，既已立矣，夜拜宋昌为卫将军，领南北军，而张武实行殿中，将相大臣今犹未足信耶？昔者王代而今为天下主，必自代来者而后足信，何其示天下以狭耶！贪天之功以为己力，宋文帝能忍于徐羡之、傅亮、谢晦，而王华、王昙首之徒自是而用事焉。使后世反覆多诈之人常觊天下之有变，以幸一日之富贵，其必自宋昌始矣。汉高帝用其私心于丰沛，而生长之地亦有异恩焉，是纳吾身于一邑，而教天下以侥倖，岂所以为天下主哉！南阳之恩虽小杀，而此义卒不可废。人主一时之私恩，又可为万世之常法乎？裁恩义而中持衡焉，使开国承家者有所据以为常行之道，揆之以《春秋》之义，则必有以处此矣。

晋文公在外十九年，从亡者非一，而三士称焉。及其反国也，郤縠实当国政，狐偃、赵衰盖始为卿，而贾佗、臼季之徒未有列也，郤縠死，先轸以下军之佐代之，当时以为上德，则从亡之劳不论矣。颠颉就诛，魏犨几不免，而介之推不及禄。荣辱可否，与众同之，幸不幸一归诸命，不以亲疏厚薄为等降也。《易》曰：「君子知柔知刚，知微知彰，万夫之望」。自古圣贤之举事，与夫后世英雄豪杰，必寄腹心于同起共事之人者，彼其察事见情常先乎众人，非以其为故旧而特亲之也。至于左右亲昵，讵肯以得国有天下而任之以政哉！富厚安荣，不欲以天下国家而俭其素所亲耳。《春秋》之义，所以重君臣恩义之始终而不及其私者，固所以防人心之流也。文帝裁绛侯以大义，而卒不任宋昌张武以国政，彼其轻重浅深必有以知之矣。丙吉之端简厚重，虽微旧故，是可不任之以政乎！宣帝忍于霍光，而惓惓于五人者，非但亲疏有以蔽之，而权利所在，固争之端而怨之府也。周公谓鲁公曰：「君子不施其亲，不使大臣怨乎不以，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，无求备于一人」。此圣人所以裁恩义而中持衡者，其诸《春秋》之所不废欤！丰、沛、南阳，以生长之地而沾异恩，雨露之所被，日月之所照，近而易入者常先得之。此亦天下之公义，而厚薄之殊绝则为私心耳。夫人心之正，万世之常法也。茍其不役于喜怒哀乐爱恶之私，则曲折万变而周道常如砥也。唐太宗惓惓于天策学士，而秦府旧人则与东宫、齐府均其用舍，盖亦庶几于恩义之平矣。呜呼！安得皇极之主而共叙之哉！

圣人以常典卫中国，以封疆限夷狄，明其不可参也。然民命之所在，不当以夷狄、中国为别，故兼爱之说兴而通和之义行。甚者至欲以女妻之，冀以舅甥之恩而获一日之安。彼惟不习于礼义也，故谓之夷狄，而可以人伦而縻之乎？暗哉娄敬之智也！一日作俑，而其流至于不可胜言矣。然合中国而君之，既不能却夷狄于塞外，又不能忍一日之辱，坐视民生之涂炭而莫之救，是诚何心哉？此齐景公所以涕出而女于吴也。孟子之所不敢废，则娄敬岂得为过乎？略其事而取其心，虽宋虢之息民，圣人不得正色而诛之也。

有中国必有夷狄。待夷狄之常道莫详于周，而其变则备于《春秋》矣。方舜禹之时，蛮夷猾夏，则命士以明刑而已。至汤有来享来王之事，而未有其礼也。周公相成王，朝诸侯于明堂，而列四夷于四门之外；分天下为五服，而以周索、戎索辨其疆，盖不使之参于中国也。宣王伐猃狁，至太原而止，而蛮荆使之来威而已。此周道之所以中兴也。幽王之乱，而中国、夷狄混而为一矣。其后楚始僭王，以夷狄之道横行于中国；吴越奋自南方，以与晋楚争伯，而晋楚不能抗。此商周而上夷狄未有之祸也。圣人有忧焉而作《春秋》，其所以致夷夏之辨亦难矣。戎狄之种类不一，而杂出于中华，以致其猾夏之祸。圣人一切以周道治之，而不使参中国之事也。诸侯与之会盟则讥之，伯主穷追远讨则黜之，要使各安其疆则止矣。至于吴楚，则非周道之所能尽治也。方其始之僭窃也，固已斥而弃之于夷狄矣。及其能从中国之会盟，则人之；能行聘礼，则爵之；能正中国所不能正之罪，能讨中国所不能讨之敌，则酌轻重以许之。及其行诈谋，用狄道，则斥而弃之如故也。然而窃伯可也，分伯可也，专伯则不可；人可也，子可也，公侯则不可；而况于僭王乎！是圣人于中国、夷狄混然无辨之中而致其辨，则所以立人道、扶皇极以待后世也。吴楚之祸极矣，圣人岂不知后世必有夷狄之尤猾者，踵其辙以抗衡于中国，庶几《春秋》之义尚可覆而行也。汉之匈奴，唐之回鹘吐蕃，本朝之契丹，岂可以待夷狄之常道而待之，徒曰不可参于中国而已乎！彼固越疆而来参，窃中国之文以自尊异，逞夷狄之威以自飞扬矣。然而妻之以女则不可，藉其力以平中国则不可。盖惧夷狄、中国之无辨也。汉唐之已事可以鉴矣。本朝去是二祸，而岁以金缯奉之，不复至于交兵，则既享其福矣，独使之并帝，则汉唐之所未有也。专中国之祸，岂一朝一夕之故哉！是皆当时之廷臣不讲《春秋》之过也。今中原既变于夷狄矣，明中国之道，扫地以求更新可也；使民生宛转于狄道而无有已时，则何所贵于人乎！故扬雄之言曰：「五政之所加，七赋之所养，中于天地者为中国」。王通之言曰：「天地之中非他也，人也」。盖「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」。

史臣美之曰「专务德化」，专之一字，其渊矣乎。盖人主之心，贵乎纯一而无间杂，苟其心之所用有间杂之病，则治道纷然无所底丽，而天下有受其弊者矣。何也？一人之心，万化之原也，本原不正，其如正天下何？是故人主不可不先正其心也。此心既正，纯矣而固，一矣而无二三，培事物之根，浚至理之源，择善而固执之，不以他道杂之，虽非常可喜之说欲乘间而进，吾无庸受焉，则终始惟一，无间杂之病，施之治道，岂不粹然而明，浑然而全欤。有如守其一而复欲兼其二，主于此而复欲得于彼，方寸之间，扰扰焉初无定见，长驭远揽，求以备前人之所未备，则治道駮矣。故夫处心不定者，皆害治之本；而执德不回者，乃运化之枢。人主其可不纯用其心也哉。大抵治道有本原，不得其本而泛然求之于其末，则胸中扰扰，日见其多事矣。抑不思治原于一心，心既扰扰，则以刑罚，说者或以刑罚为务；以征伐，说者或以征伐为务；以聚歛进者，或以聚歛为务；否则心主乎嗜欲，主乎便佞，又否则主乎广宫室，广台榭，而天下不胜其扰矣。呜呼，唐、虞、三代之君臣，夫岂无所用心于为治者？然其平居讲论，惟曰「惟精惟一」，曰「德惟一」，曰「纯亦不已」，曰「之德之纯」。究其言，疑若迂阔而不切事情，及穷其理，则治道复无出乎此。何也？专精纯诚者，合百为于一致，舛驭进退者，散志虑于多端；故视庭搏鼠者歌必不成，而蚊虻挫精者射必不善。吁，人之一心恶可二其用也哉！又况民以德而化，德以一而进，德不进于己，则化不形于民。民化于德，德化于心，心不一则德不进，德不进则民不化。此其源流本末所在，为君者要在端其本也。秦人不知务本，一意于严刑酷罚，务以束天下而震之，一时治效，君益尊，民益卑，疑足以过古，而一夫作难，七庙为隳，夫岂他哉，心蠹于功利，视德化为不急之务故尔。孝文惩之，以宽易暴，以德易刑，自农桑之外无馀说，自涵养之外无馀事。千里之马非不可受也，受之恐杂吾之诚心也；百金之台非不可作也，作之恐间吾之诚心也。宁屈于尉佗之不臣，毋宁伐之以伤吾之德；宁屈于张武之受赂，毋宁诛之以伤吾之和。与单于偕之大道，而扶杖之老思见德化之成。则帝之心可谓纯任德化，而无间杂之失矣。史臣之美，孰谓其过。

人君当以实意示天下，而不可以虚名欺天下。盖法制严切，不足以回天下矫为之心；而情意真实，自足以动天下感激之念。有若保赤子心诚求之之意，则裕民之语不为虚；有至诚乐与贤者之意，则敕吏之语为不诬；有苟得其情哀矜勿喜之意，则厚俗之语为不妄。不然，胥空言尔，天下其可以空言感动乎？古人诚实相与之风与世阔远，而上下之交相疑者非一世也。有恳恻以爱民者矣，减膳彻乐，忧动天颜，发廪赈荒，亲屈车驾，然泽浮于赈贷而饿殍相望，恩多于涓滴而涸辙者自如。有操切以御吏者矣，三岁诛赏，举行周礼，董正治官，动引《周官》，然能肃其形而不能善其心，可杀可辱而不可夺其贪利之念。有变色以正俗者矣，诏扶寡弱而强犷者抑，诏崇朴厚而浮靡者诛。然乘坚策肥，武断乡曲之平民；撞钟击鼓，惊动愚俗之耳目。此岂尽天下之罪耶？盖平时脧削膏血之垂尽，民痛而不知，或虽求之，则伪而不诚，此意不能掩于民矣。一旦乃多为哀怜抚恤之言，曰痛在朕躬，曰支体伤则心憯怛也，人谁信之？平时动以格律相绳束，与贤者而不诚，虽与之则勉而不乐。此意已暴白于士大夫矣，一旦乃深以辞语相诘责，曰吾于天下贤士大夫可谓无负矣，人谁肯之？平时执朴持斧以鞭其俗而临其民，得情则喜而不哀，虽哀之则貌而不爽，此声已彻于天下之耳矣。一旦乃勤勤恳恳，以君子长者望于人，曰朕嘉与海内更始也，宜其从者亦貌，而不从者其心。甚矣哉，后之人主每欲以虚名欺世也！甚矣哉，后之人心滋不可以虚名欺也！移民移粟，惠亦渥矣，而糜烂赤子之意，梁氏刻骨恨焉。一札十行，言亦甘矣，而谣言辄易之意，东都之士夫憾焉。闭城门搜踰侈，名正辞顺矣，而忿嫉富室，有必欲破坏之意，西京之风俗不能平焉。真实德意既不足以动天下而入其心，始则嘉言以柔之，继则小惠以媚之，又其甚则严刑峻法以劫之。盖诸术毕试矣，而屹然者终不可动，而后竦焉知天下之有人心也。愚每谓后世惟文帝、太宗庶几有古意者，而执事之问适及焉。懿哉，文帝、太宗之为君也！凛乎士民之上而知其不可欺也，其能以意待天下而不以名罔天下者乎。二君初年，太仓之储朝不谋夕，旱蝗之灾岁无虚日，民力非不困也，四海之富举听一人，而以天下俭其身，甘衣弋绨，此岂人情所安耶？天灾流行，国家代有，而以民饥由己，至自吞蝗，此岂矫饰所为耶？二君深居九重之奥，而心思所到，无终夕不澈于穷阎委巷之下，若亲与之周旋而尝其疾苦者。当时之民固感其君求民痛痒，语切而情真，所以焦心劳体靡皇宁处，咸以我民之故，亦皆勉力尽瘁，丰殖本业，以宽吾君旦夕之忧。吾故知夫海内之富庶不在赈贷之日，而油然生于一弋绨之间；斗粟三钱之俗不在蠲赋之时，而恻然动于吞蝗之后矣。张武倚旧臣而招赂，长孙凭帝戚以纳缣。耳目所及者如此，吏治良不韪也，声其罪于天下，而与众共弃之，吾固有辞，彼亦甘心，而加赐厚遗。非私其亲也，非懦于用法也，吾宁示以廉耻以触其悔悟之机，毋遽律以国宪以成其不美之意，无严刑峻法之及其身，而有深愧重责之切其心。当时之吏固感其君推诚待下，不我鄙夷，不以一眚绝人之终身，不以一二人而尽薄其徒，亦皆洗濯心志，精白承休，以答吾君期待之厚。吾故曰明诏饬吏，严则严矣，不如金钱之一赐；临轩而策，亲则亲矣，不如赐帛之一愧。风俗之侈靡，言者流涕，习俗浇讹，请施法律，风俗甚不满人之意也。二君不与之角胜于空言之末，相仇于文法之中，而玄默以镇之，躬行以待之。盖谓俗以侈丽相誇则富者得志，人各有心，自顾穷陋，有耻不若人之意，是其情可哀而其机可转也。天子革舄，则曳丝缘履者于汝安之乎？天子蔬食，则轻冒宪纲者是诚何心哉？以隆尊綦贵而自贬损如此，所以愧富者之心，所以安贫者之念，富者亦可以毋奢矣，贫者亦可以毋耻矣，兹非转俗之机乎？当时之风俗果相与感其君忧劳天下，良亦自苦，吾侪小人何忍唱成浮薄，以徇一时流俗之见，而使吾君以万乘之贵而不得享一日之欢？斯民自顾而不可安，眇然一动念之顷，而方炽之侈靡已转移于玄默之中，未革之浇讹已潜消于躬行之日矣。有天下者固所以容天下而非与之为敌也。二君之心渊乎天地父母之心也，其所谓容天下者乎！后之立人上者不能容之，而求以胜之，胜之不已，至于交相为敌也，猜防顾虑，譬天下于狙猿之牧，而设奇出巧。上以苟政苟道待其俗，揣摩臆度，意国中皆陷阱之设；而深情厚貌，下亦以不肖之心应其上。悲夫！以上下之大义而转为相仇责之辞，俗则薄矣，上亦已甚矣乎！君子思古之世道术相忘，一语一话，家人唯诺，疑忌仇责，奚为于父子之间？噫！古往矣，深言之无益，祗重人悲酸而已。肆我主上，执古道以御今，诚心实德，神人信之，盖凛凛汉、唐二君之上，故常临人以父母之心，而不敢以一毫之苟道轻侮天下。勤恤民瘼，真见其恻怛而非伪也；爱护衣冠，真见其乐与而非貌也；拯救风俗，真见其哀民罪己而忿嫉于顽也。精神心术，宜足以感召天下于冥冥之中，而乃若捍而不应，何耶？室无盖藏，民弃而趍末；廉隅失守，士转而奔竞；侈靡相高，风俗乘流而俱逝。三嗅之馀，无一足起人意者。如是则一切以罪天下可也，而上之人惟曰岂天下以我为不用情欤？不然，责己者略而望人者太备欤？吾惟三自反而已，天下何辜焉。嗟乎！茅茨之俭，尧民化焉。今吾君未尝兴一浮费，哀民生之不易，一丝一粒之奉，必念吾赤子得无有啼饥号寒者乎？宫中之隐，纤悉微细，可以布之海内而无所愧，民之趍末，盍亦少思乎？三风之刑，商人有焉，今吾君未尝用一重罚。不杀士夫，我祖家训，必甚不得已，而镌降及之。迟之岁月，复拂拭湔洗而用之，而不为全人者几希。有官守盍亦少愧乎？利口之惩，周人有焉，今吾君未尝形一怒言，视一世奔趍于澜倒之中，欣欣而自喜，于我心有戚戚焉者，若己推而纳之，伤其薄而哀其愚，有敩而无杀。浮靡之俗盍亦少戢乎？十年宵旰，不动声色，冥思默想，冀以精神格一世，用功深于二君矣。率土臣民，若小与大，狃常习故，不能丕应徯志，以答其君，计效劣于汉唐矣。此固凡有心知者之所共念也。然帝王惟以天地处其心，有反己之兢业，无忿人之设施。吾惟曲加抚恤，而民力无不裕之理；吾惟开心见诚，而士风无不化之理；吾惟痛自尅励，而风俗无不厚之理。示天下以真实之政，而语天下以不得已之意，调伏其不平之气，诱触其易动之机，毋沮毋激，毋骇人情，毋耸物听，徐俟其自定，而静听其所归。彼将相率而告语曰：吾君德我深矣，其迟迟而望我久矣，严刑酷罚非不能我施也，特不用尔，盍相与洗心涤虑，改视易听，相从于善，以毋负明君之美意，毋为治世之罪人？如其不然，是天下皆无人心，而崇高之势亦无如之何也。今天下已凛凛有向化之意矣，惟上之人少需之。

臣对：臣闻求道有本原，行道有功用，自本原而达之功用，则天下之治可以不劳而举矣。盖道无近功，惟志趣之高远者为足以极其功；道非小用，惟力量之凝定者为足以大其用。自有天地以来，所以脉络世教、纲维人极于不泯不绝之地者，皆非偶然之故也。太极之理流行散见于万类之殊，常人得之由之而不知者也，故必有待于超出乎亿兆人之上者为之君师焉，以一人之心融天地之心，以天地之心觉天下之心。帝之所以为帝，王之所以为王，同此心也，亦同此道也，同此学也，亦同此功用也。然则有帝王之心者，斯能有志于帝王之道；有帝王之学者，亦岂不能进于帝王之用哉！恭惟皇帝陛下英姿天挺，圣学日新，自临御以来，孜孜汲汲，既知求此道之用以用其心，则知推此心之用以用天下。其间大震怒、大拂乱，所以撄宵旰之怀、关玉食之抱者，殆非可以一二计也。陛下端居凝邃，加意讲求，所以压万变之纷纭，镇群疑之汹涌，阴以为天下国家之计者，盖陛下求道得力处也。夫求道既有所得，则夫坚始者之念，以就来者之图，勉今日之诚，以为后日之虑，不以仅定为无恐，不以苟安为自足，凡尧舜三代之所以根柢乎盛治者，是政陛下行道用力处也。因其力之有所得，充其力之有所用。天地之眷厚矣，所以答天地之眷者当何如？祖宗之托重矣，所以奉祖宗之托者当奚若？丕绪之承，今九年矣，所以充拓事业者当何修而至？陛下诚能因其力之有所得，充其力之有所用，自身而家，所以正人伦而系风化者，不可不谨其表倡之几；自家而国，所以别贤否而定名义者，不可不致其微渐之虑；自国而天下，所以谨修攘而全爱敬者，不可不极其勉励之诚。其效證于尧舜三代之所已行，其监具于秦汉以下之所并见，其事信于经训史册之所可考。陛下诚于本原之地而极其神，不徒以曰诵曰讲者为常准，则学之为王者事，宜在陛下方寸间耳，臣又何敢容其喙！请以所闻于师者，拜手稽首，以复陛下之问，惟陛下少垂听焉，臣昧死上愚对。臣伏读圣策曰：「盖闻学之为王者事，由尧舜三代至于今日，未之有改也。而或以为古今有殊时，帝王有异治，世道有升降，各因其时以为治，而无一定之论。吁，有是哉」！臣有以见陛下有志于帝王道统之传，而为昧者发道与时异之叹也。臣闻道与心一，帝王之心与万世一。尧之授舜，舜之授禹，三圣授受，相传一道，载之于《书》。人心、道心之分，惟危、惟微之辨，或生于形气之私，或原于性命之正。惟其形气之并生，虽上智不能无人心；惟其性命之各正，虽下愚不能无道心。故人心每患于难制，而道心每患于难明。难制故危，而安之者常寡；难明故微，而知之者几希。惟精则决择详审，而致知之功深；惟一则主宰坚定，而力行之用久。是以一中之执，万世惟允。成汤传之为昭德建中，文武传之为顺则立极。帝王之治，所以蒸为雍熙，薰为泰和，而无一民一物之不得其所者，皆此道之功用也。夫以功用之散于天下者若是其明著，而根本之敛于一心者犹不敢废夫讲贯之忱。故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之所以号为汲汲于学者，果为何事也？岂非以危微数语肇启其端，故心法之传异世同轨？成汤之礼制，文武之克宅，莫不皆致力于本原之地。虽其时之相去若有不同，而道之相传未尝不一。自世之昧者观之，泥于迹而不求于心，索于治而不求于道。舜、文一也，或疑其劳逸之殊，而不揆其符节之合；商、周一也，或疑其文质之异，而不通夫损益之因。善乎，董仲舒之言曰：「继治世者其道同，继乱世者其道异」。盖其所以异者，世之治乱而已，所谓道则未尝不同焉。故韩愈亦曰：「尧以是传之舜，舜以是传之禹，禹以是传之汤，汤以是传之文武」。即仲舒之所谓继，求韩愈之所谓传，则六七君子之心越宇宙而同神，历千载而一日，又孰谓其世有升降而因时为治，果无一定之论乎？然则能知帝王之无异心，则知帝王之无异道；知帝王之无异道，则知帝王之无异效矣。臣伏读圣策曰：「夫统理民物，为天下君，膺天地之眷顾，蒙祖宗之付托，若是其重，而本原之地无所据依，以善斯世，不可也。是以尧、舜之帝，禹、汤、文、武之王，莫不从事于学。如饥之必食，渴之必饮，未尝外道以出治，舍经以求治也」。臣有以见陛下以天地祖宗之寄为不可忽，以尧舜三王之道为必可行，而欲讲学以求道，即道以求治，而又知所用力之地也。臣闻帝王之心与天地一，祖宗之心与帝王一。帝王，代天地以裁成其化者也；祖宗，法帝王以会通其用者也。故求帝王之治者，当求帝王之道；求帝王之道者，当求帝王之心。心法明则道法著矣，道法立则治法举矣。世去古远，正学不传，生民不见帝王之泽，至治之主盖不世出，而天地之生圣人乃间见于千载之后。艺祖皇帝肇造区夏，拨乱立极，读书而叹后世刑网之密，盖有以契夫天地生育之心矣。仁宗皇帝绍休圣绪，继体守成，讲《易》而得六情六气之说，盖有以契夫天地动静之心矣。夫以祖宗讲明学问，稽式帝王，既无一而不契于天地之心，则夫两间之所眷祐于国家而遗陛下以无疆之休者，要非人力之所倖致也。陛下讲学所以朝夕不倦，寒暑不辍，而必欲与帝王之心同一运量者，盖欲以慰祖宗之托而答天地之眷焉尔。故观乎天地，则见帝王矣；观乎帝王，则见祖宗矣。何则？天地付陛下以此位者也，帝王同陛下以此道者也，祖宗传陛下以此心者也。心得其正，则此道为有宗；道得其正，则此位为无忝。位正而道益可行，道正而心益可制。动息造次，常以天下为忧；安舒暇豫，略不以有位为乐。夫如是也，真知夫天地之所付者至大，而不敢以自小矣；真知夫帝王之所同者至公，而不敢以自私矣；真知夫祖宗之所传者至重，而不敢以自轻矣。自是而充之，以学力所到，日益月新，心术所存，天宽地大，举一世之人济济于雍熙泰和之域，浑浑乎如四时之春，而不见有炎风朔雪之惨者，皆此心之推也。惟陛下益反诸心而用力焉，则功用岂有难致者哉！臣伏读圣策曰：「朕以眇陋，嗣承丕绪，于今九年，昧旦而朝，咨诹辅弼，延纳英隽，日御经筵，曰诵曰讲，咸有常准」。臣有以见陛下统临于上，愈尊而愈谦，问学之勤，愈久而愈不替也。臣闻帝王之学厥有本原，惟谨养乎心术之微，不徒为诵说之务；惟深探夫造端之自，不徒为外饰之求。宫庭深邃，燕佚易失；声色满前，志念易汩。四海九州之大，非空言所能维持；一日万几之繁，非小智所能经理。然所以维持而经理之者，其本会于圣心运量之中，其用形于圣学贯通之后，则是心不可以不尽，学力不可以不充也久矣。故有一念之纵肆，则不足以充此学；有一息之间断，则不足以充此学。外庭固学矣，内庭其可息乎？经筵固学矣，退处其可懈乎？端人正士固与学矣，便嬖使令其可与亵乎？陛下有志于帝王之事，固出于圣心之实然，抑帝王所以兢兢业业，儆戒无虞，孳孳汲汲，悠久不息者，得非陛下之所当深勉，而不徒为言语诵说之末而已者乎？陛下即位固九年矣，然外而疆土之未清，内而奸宄之未靖，陛下而念及此，得不以周之克商，九年大勋未集而勉其忧勤乎？陛下每朝，固咨辅弼、延英隽矣，然内而邪正之未明，外而贪廉之未判，陛下而念及此，得不以舜之三考黜陟，庶绩咸熙，而为几康之戒乎？不然，以可致之资而不能致，以可为之时而不能为，以可豫备之岁月而自惰于不备不虞之域，若是而曰讲诵有常，臣甚不知陛下讲诵之谓矣。陛下苟能以帝王之心为心，则必深求帝王用力之要。凡六经所载，得之于经筵之所诵讲者，诚非徒以讲诵为也。口以诵之，必反心而载惟；学以讲之，必闻义而力徙。故于至善之所当止，则必如好好色，使之眼明心悦可也；于不善之所当改，则必如恶恶臭，使之影灭迹绝可也。学有如是，则本原正矣。本原既正，则自身而家，自家而国，自国而天下，无一政之不立，无一事之不举，功用之著其可以限量既耶？臣伏读圣策曰：「六经之道，所以该贯天人，维持世变者至纤至悉，不可胜穷，而《通鉴》一书又所以著历代之美恶，以劝戒于后者。莫先于修身而齐家，进君子而退小人，严名分而遏乱萌，修政事而靖边疆，恤民隐而惧天变」。臣有以见陛下会经训之精粗，明史册之劝戒，而欲用力于君德治道之大者也。夫经所以载道也，史所以纬经也，人主之学所以讲经与史者，盖欲为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之用者也。臣尝以是观之，六经皆所以言天人，而至于该贯其道，则莫详于《易》与《春秋》之为书；六经皆所以维持世变，而所谓至纤至悉，则莫大于《易》与《春秋》之为用。《易》者，六艺之原也。卦有阴阳，固所以明天道也，而吉凶悔吝未始不以人言之，则《易》之所以维持世变者，宜乎极其所谓变通鼓舞之道，而不可以致诘也。《春秋》者，史记之约也。义有褒贬，固所以明人道也，而灾异所书，未尝不以天言之，则《春秋》之所以维持世变者，宜乎定天下之邪正，而乱臣贼子皆凛乎其知惧也。即《易》与《春秋》之旨而槩之六经之道，则维持世变，至纤至悉而不可胜穷，自修身齐家至于恤民隐而惧天变者，可以类推矣。虽然，此经之所以载道者然也。至于史之所以纬夫经者，则自周之衰以讫五代之季，其间安危理乱之分，成败兴亡之故，上下数千年间，皆若烛照龟卜而不可掩。然以善论世变者观之，汉大纲仅正，而万目则未甚举；唐万目举，而大纲又不能正。则其所以正人伦而系风俗，别贤否而定名义，谨修攘而全爱敬，大槩不可以帝王之功用并言者，要亦有由矣，是乌可不为本原之论哉！空谷而足音，晦冥而日月，绝无仅有之中而求其粗合于古帝王之道，惟文帝一人而已。昔孝宗皇帝与大臣论古今治乱，因曰：「自汉唐以来人君，惟汉文帝粗能知道。自文帝之外人君，非惟不知道，亦不知学」。大哉王言，深于考论夫后世人主之为学者乎！试即文帝之粗知道者观之，虽其礼文之事犹或多缺，然刺取六经，盖亦髣髴于王者之意。故当时之治蔼然，犹有王者气象。非粗知道者，其孰能之？自其躬玄嘿，丽道准仁，而修身之道粗明。所幸夫人衣不曳地，而齐家之道粗立。张武受赂，益愧其心，吴王不朝，赐以几杖，而治国之道又粗审。以至弃细过而绝戎隙，成军礼以张国势，务休息而专德化，警灾异而求直言，凡可以为平天下之道者，亦粗于此而加之意。然则文帝之所以为汉德之盛者，岂非粗知道之效欤？夫惟文帝粗知六经之道，既足以致后世之治，后世考论文帝之史，则当劝其所以为文帝者，而戒其所以不如文帝者；当劝夫文帝之可以到帝王者，而戒夫文帝之终于未到帝王者。则治道功用，又岂容外吾心而求之乎？臣愿陛下反求此心，加意力行，以可到帝王者自勉，以未到帝王者自励。此则在于用力不用力耳，乌患其有难行者哉！臣伏读圣策曰：「朕深惟经训史策日陈于前，文字繁多，途辙迂阔，求其所以寘力者，乃即燕閒，窃有慕古人缉熙光明之义，日就月将，躬履神会。盖以基治道之本，一人心之归，使普天率土，若士与民，悉共由于理义而无本末舛逆之患、上下异向之风，顾不韪欤」！臣有以见陛下加意于缉熙之诚，用力于本原之地，而欲推而达之于治道功用之大也。夫经之与史，虽文字之繁，而关于君德治道者，则未尝无纲领之要。夫「缉熙光明，日就月将」，此诗人之所述，而成王用力为学之实也。至于曰躬履、曰神会，此则陛下心术纯明，义理融贯，能以诗人之所述者究心，而又以成王之所学者用力也。盖躬之所履，皆力行之事；神之所会，皆致知之功。行无不力，则缉熙矣；知无不致，则光明矣。以陛下之躬履神会，求成王之缉熙光明，而又形诸心画，发诸圣制，布尧言于天下，断断然以为自天子至于庶人壹是皆以脩身为本，而知夫学之有益于人国矣。举天下之大，家传人诵，皆灼灼然知陛下缉熙光明之懿，殆与成王不可以异观矣。抑成王之所以谨养其心，以为讲学之本也，陛下亦尝实用其力乎？臣考诸《诗》曰：「敬之敬之，天维显思，命不易哉」！群臣告成王以用力之大者也。而谆勤恳切之意，又必继之以「无曰高高在上，陟降厥士，日监在兹」，盖欲其知天之监无往而不在，无时而不然，而敬之为敬，无一动之或违，无一息之可弛也。成王于此，灼知用力之要，谦虚挹损，形之于言，曰：「惟予小子，不聪敬止」。必加之以日就月将之诚，懋之以缉熙光明之益，积而至于亿万年天休之敬。以是而论，则知「缉熙光明」乃为学之要，而「敬之敬之」又缉熙光明之要也。今陛下既即燕閒，慨慕于古，其事非不伟也；至于古所以谨处燕閒，无微而不敬者，兹又陛下切身之事，而治道之所由以基，人心之所由以一，义理之所由以克广者也。盖敬者，主一无适之谓，彻上彻下之道，陛下与成王所谓缉熙光明之实，而二帝三王所以传授心法之准的也。故也䌷绎心思，续续不已，充广心地，恢恢有馀，而后可以言缉熙。清明一有纷汩，志虑一有间断，气象一有褊狭，则不足谓之缉熙矣，而可以为敬乎？必明善诚身，动与理觉，尽心知性，静与理融，而后可以言光明。物欲少有障蔽，血气少有昏蒙，智识少有凝滞，则不足谓之光明矣，又可以为敬乎？陛下之所谓躬履，盖履此敬也；陛下之所谓神会，盖会此敬也。以是而基治道，使天下国家之治如尧舜三代之盛可也；否则规摹弗立，玩愒小康，本末之不能无舛逆者，皆治世之累也。以是而一人心，必使远近风俗之化如尧舜三代之美可也；否则仪刑弗谨，观听莫新，上下不能不异其向者，皆风俗之弊也。陛下能反求此心，常守此敬，内主乎一而不病乎杂，外无所适而不徇乎私，本正而末自随，上倡而下必应，阴消其舛逆之患，潜格其异向之风，则其感动意思，殆与七十子之服孔子者同一机括也。臣愿陛下以真存心，则躬履神会，自不能掩其功用之著。由是而充之，则以成王之学造帝王之道，惟陛下加之意而已。圣策又曰：「若夫商政治之得失，求民俗之利病，论士习之厚薄，则有所未暇。盖以本原既立，则他可以序举也」。臣窃谓陛下之言及此，岂非天下之幸，而天地祖宗之望陛下者乎！盖政治之得失，每系于君道转移之间；民俗之利病，实关于君政修废之顷；士习之厚薄，亦视夫君心之好尚者如何。陛下不屑屑于三者之计，必谆谆于本原之正者，岂非以用力于本原者既善，则三者之效特举而措之耳。故《中庸》论为天下国家有九经，而曰所以行之者一。《大学》言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之道，亦以脩身在正心者为之本。陛下讲明于此，盖亦熟矣，继今而后，极致知之善，尽力行之诚，因全体之明，求大用之著，必刚以制欲，必勇以力行，必恭俭以约己，必渊静以养心。如是则本原既正，三者之序断断乎其可举。不然，外有讲学之文，内无讲学之实，诿本原之论以盖其事体之失，假脩饬之具以掩其修省之愆，戒酒有箴而无益于制心，缉熙有记而无益于进德，若是而曰政治之未暇问，民俗之未暇问，士习之未暇问，是自置天下国家于圣度之外，又安足以为本原之论哉！昔孝宗皇帝圣训有曰：「朕心未尝放下，一日间天下定行一遭」。孝宗之所以经营于念虑者若是其详且悉，曾谓其以本原之是正而一切付天下之事于未暇问乎？圣谟洋洋，载在国史，皆陛下之所当体而行之者也。臣愿陛下益反之心曲，加其真实无伪之功，广推于外，旁达其运量不穷之妙，则本原在于圣心矣，凡陛下策臣以经史之所当讲者皆可以序而举，况于是三者之务哉！圣策之所以幸教臣者亦已至矣，而陛下谦冲温粹，犹终之曰：「子大夫奉对于庭，其以有得于经史者，䌷绎而毕陈之，朕将亲览」。臣仰见陛下咨访不倦，嘉与草茅之贱求本原之纤悉，非徒为是诹采之文具也。臣窃闻六经之书，致治之成法也；史之为史，亚乎六经者也。夫致治成法既皆具于经，而史又亚乎经之道，则凡天下国家之治，非徒本原之是正而已。至于纤悉节目，所以救习俗之失、防人心之微者，经之与史盖相贯通而互发明也。陛下既俾臣等䌷绎而毕陈之，臣不能罄竭肤浅之万一，以为陛下告，不惟下负所学，抑亦上负陛下之谆诲矣。然臣之所尤拳拳于陛下而不能自已于纳忠者，其说盖有三焉：一曰固民心，二曰肃军心，三曰正士大夫之心。盖民者国之命脉也，兵者国之精神也，士大夫者又国之医师砭剂也。为人上者当使命脉坚强，精神运动，常致谨夫医师砭剂之用，以为元气调养之方，则立国之势，自隐然有安靖和平之功用矣。臣请竭其愚而终言之。《书》曰：「民惟邦本，本固邦宁。怨岂在明，不见是图」。此言民不可以不固，怨不可以不弭也。今之所以固民者何如耶？田闾困于科率，市井困于征求，商贾困于抽敛，富家大室困于奄没之刑。叠是数困，犹未已焉，远近怨咨不可闻也。乖戾之气上熏于天，激而为江闽之盗，滋而为辅近之奸，涨而为都会之灾，溢而为边陲之警，延而为数千里之旱，岌岌殆哉！国家命脉，一缕千钧，深可虑也。昔光武中兴，邓禹劝之以立高祖之业，救万民之命。先朝范镇亦曰：「欲备契丹，莫若宽天下之民」。此皆所以为命脉计也。陛下亟图之，则其證犹可起也，否则非臣之所敢知矣。《书》曰：「其克诘尔戎兵，以陟禹之迹，至于海表，罔有不服」。此言卫国以兵，诘之者有其道，则服之者有其机也。今之为兵者何如耶？自核实之不加，而兵益以冗；自训练之不精，而兵益以惰；自豢养之不戒，而兵益以脆；自等级之不严，而兵益以骄；自刻剥纵弛之相蒙，而兵又流于叛且溃矣。夫国家竭民之力以养兵，盖资之以卫吾国也，今乃不冗则惰，不惰则脆，不脆则骄，不骄则叛，不叛则溃，习于纵敌而不习于死敌，利于为寇而不利于禦寇，敢于犯上而不敢于卫上，于是士卒得以陵偏裨，偏裨得以陵主帅。闽南之纷乱方迩，而继之以江右之陆梁；西蜀之惊荡方传，而因之以淮东之奔迸。姑息养祸，浸以成风，蔓草难图，忧未歇也。昔晋文公城濮之战，见其师少长有礼，而知其可用。艺祖皇帝始明军法，使以阶级相承，小有违犯，咸伏鈇锧，是以上下有序，无征不服。此皆所以为精神计也。陛下其亟图之，则其患犹可弭也，否则非臣之所敢言矣。夫固国以民，卫国以兵，二者命脉之所关，精神之所系，一日不可忽焉者也。然所以护养其民、调伏其兵者，惟有士大夫以为医砭尔。夫圣人养贤以及万民，而命将遣帅以卫中国者，亦以重戍役车徒之责。今之为士大夫者，臣又不知其果何如邪？陛下以培固邦本为心，而监司守令则行之以朘削膏血之政；陛下以运动国势为心，而曰将曰帅则乘之以消沮士卒之私；陛下以兴利除害、信赏必罚为心，而内外大小之臣则应之以虚诞苟且、偷安旦暮之计。是无怪乎上之真德实意不能宣达于其下，下之吞声隐气不能通达于其上。上下隔绝于势分之交违，则夫民怨而思乱，兵怨而思叛，亦其理之所必至也。昔汉宣帝欲安渤海之警，得一龚遂，单车至府，宣布教令，慰安牧养，盗为之悉平，而民不患其不安者，以得人而安之也。唐马燧之在河东，驭马厮役教以骑射，比及二年，得精兵二万，而兵不患其不强者，以得人而制之也。是以国朝开基之初，藩侯不抚百姓，则有断不容之之戒，至于南征北伐，战胜攻取，兵不过二十万者，亦惟以曹彬、潘美为将耳。此其于国家砭剂之用，明效大验，彰彰然足以为后人嘉赖维持之地，盖汉唐之美独盛于一代者也。今陛下所慕者帝王之道，所鉴者汉唐之言，所取者祖宗贻谋之善，则其所谓一军民之心者，要莫先于正士大夫之心；而其所以正士大夫之心者，又不过先正陛下之心而已。董仲舒有言曰：「人君正心以正朝廷，正朝廷以正百官，正百官以正万民，极而至于四方远近之一于正」。此又自本原而达之功用，古今不易之至论也。惟陛下于此而实用力焉，则天下幸甚，宗社幸甚。臣无任，昧死谨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