治天下者，不尽人之财，不尽人之力，不尽人之情，是三者可尽也，而不可继也。彼治天下者，不止为一朝一夕之计，固将为子孙万世之计也。为万世之计，而于财、于力、于情，皆使之不可继，则今日尽之，将如来日何？今岁尽之，将如来岁何？今世尽之，将如来世何？是以圣人非不知间架之税，足以尽榷天下之利，而每使之有馀财；非不知闾左之戍，足以尽括天下之役，而每使之有馀力；非不知钩距之术，足以尽擿天下之诈，而每使之有馀情。其去彼取此者，终不以一时之快而易千万世之害也。古之人有行之者，汉文是也。露台惜百金之费，后宫衣不曳地，可谓不敢轻靡天下之财；匈奴三入而三拒之，未尝敢穷兵出塞，可谓不敢轻用天下之力；吴王不朝，赐以几杖，张武受赂，赐之金钱，可谓不敢轻索天下之情。当是时，流泽淳厚，极炽而昌。使心一向于靡民财，则固可以建神明通天之台，固可以备千乘万骑之驾，固可以泛沙棠木兰之舟，固可以设鱼龙曼衍之戏，而文帝不为；使心一向于用民力，则岂无绛、灌之将，岂无「表、饵」之策，岂无南、北之军，岂无铜虎之符，而文帝亦不为；使心一向于索民情，则命晁错以任术数，命郅都以按刑狱，命朱建以治纵横，命周汤以穷暴酷，而文帝又不为。文帝可为而能不为，以其所馀贻厥子孙，凡四百年之汉，用之不穷者，皆文帝之所留也。及至武帝，志大而心劳，功多而志广，材智勇敢之臣，与时俱奋。桑弘羊之徒，算舟车、告缗钱，以罔天下之财，其心以文帝之所以不能取，自我始取之也；卫青之徒，绝大漠、开朔方，以竭天下之力，其心以文帝之所以不能举，自我始举之也；张汤之徒，穷根柢、究党与，以尽天下之情，其心以文帝之所以不能察，自我始察之也。取文帝之所不能取，举文帝之所不能举，察文帝之所不能察，则弘羊、张汤、卫青之属果胜文帝耶？盖文帝为天下计，而弘羊、张汤、卫青之属为一身之计，故不同也。惟其为一身之计，故兴利之臣则曰：「穷乏者汉之民也，非吾民也，罔汉民之财则可以钓吾之爵位，何爱焉？至于财尽而散，则他日司会之责耳」。武力之臣则曰：「疲敝者汉之民也，非吾民也，竭汉民之力则可以钓吾之爵位，何爱焉？至于力竭而乱，则他日将帅之责耳」。典狱之臣亦曰：「煅炼者汉之民也，非吾民也，探汉民之情则可以钓吾之爵位，何爱焉？至于情尽而变，则他日执政之责耳」。利在于己，害在于君，利在于近，害在于远，此所以安为而不顾也。呜呼！桑弘羊、卫青、张汤之属，方欲谋身，固不暇为汉虑矣。而武帝独何为弃六世之业，以快二三臣之欲耶？君子以是益知文帝之不可及也。虽然，举事求可继，非惟人君为然也，至于人臣谋身者亦如之。白起为秦将，长平之事，坑赵卒四十万，是不可继之师也，可一不可再也。起惟顾身而不顾国，故竭智力于一举，以侥倖不次之赏，岂复料其再驾于赵哉？及秦复命之伐赵，卒不行而死，非恶行而乐死也，虽欲行而法不容再行也。使起预知己之复用师也，则必抚纳新附，还定新集，不为长往不来之计矣。故求为可继者，非特为国，亦为身也；求为不可继者，非特不为国，亦不为身也。吾又论之，以为小人之戒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