臣伏见金贼败亡远遁，尚犹窃据东京。近者虽诸道收复故疆，迤逦渐近王畿，秋冬扫灭可待，然臣所部，控扼大江，为国藩篱，与他路事体不同，其职守所当举，不敢不过为堤备，内以屏翰王室，外为大军声援，使敌人望风知畏，以称陛下万全之举。谨取会本司及属部州军自虏人侵犯中原前后被受朝廷指挥，有合检举预行讲究事，其大要有八，逐一开具，合取自圣裁。今具下项：一曰申饬边备。检会绍兴三年十一月枢密院劄子节文，具下枢密院奏，诸路防秋，各有屯守，养锐蓄力，规画已定。奉圣旨，令都督府及诸路将帅加意防守，增修边备，精练士卒，明审间探，严兵待敌，勿致疏虞。臣契勘边防之事，其目不一，虽大号令一当听禀朝廷，然有司之守见于常法，自当夙夜上下，协力振举，兵法曰：「善战者先为不可胜，以待敌之可胜。不可胜在己，可胜在敌。不可胜者守，可胜者攻」。又曰：「用兵之法，无恃其不来，恃吾有以待之；无恃其不攻，恃吾所不可攻」。昔齐师侵鲁，疆吏来告，威公曰：「疆埸之事，慎守其一，而备其不虞。姑尽所备，事至而战，又何谒焉」？此古守疆之道也。然威公知其说而不能行。《春秋》书「公追戎于济西」，说者以为公不能预备，戎至而不知，逮其去而后始追之，故书以为戒。然则为其所不可胜，恃其所不可攻者，其可斯须忽乎？昨和议之后，兵革少息，沿流诸郡，例多废弛。畏慎者恐涉生事，但保目前；怠堕者窃幸苟安，岂思日后？故虏兵初闻，人人畏骇，皆有迁避奔走之意。虽有官守者，亦顾望相持。及兀术败走，军声骤振，捷奏交上，则复皆谓江淮决保无事，不必更为过计。常情所及，安知远虑？夫战胜者易骄，谋中者易怠，常胜之家，难与虑敌，光武之所深忧。窃虑亦合明降指挥，监司守令下及巡捕之官，各修其职，常若寇至。有合申明事务，以时上闻，无得循习，坐废职业。二曰分布地分。检会绍兴四年十月枢密院两次劄子，备坐下刘光世、吕祉奏，分定刘光世所管沿江地分，上流自池州东流县管下佛池洲至江州界，下流自太平州当涂县管下磁姥山接连建康府界，皆是光世所管。镇江府、承、楚一带，系韩世忠所管。续除张俊浙西江东宣抚使，本府界系张俊所管。臣契勘本路自池州至镇江府，皆是沿江地分，共一千馀里。昨来既系刘光世、张俊两军分守，故虏人侵淮甸，凡经三月有馀，卒不敢窥江岸。今来张俊虽屯太平州，近者又闻岳飞分兵下守池州，略有旧制，然逐人既领三京、河南北两路招讨，将来进师中原，逐旋起发前去，即沿江诸州并皆空虚，都无指准。昔匈奴入上郡、云中，汉文帝以令勉屯飞狐，苏意屯勾注，张武屯北地，以捍其外；而内以保京师者，复以周亚夫次细柳，刘礼次霸上，徐厉次棘门，分列要害之地，以相表里。唐代宗时，吐蕃、回纥入寇至奉天，以郭子仪屯泾阳，分布麾下，各当一面，以李忠臣屯渭桥，李光进屯云阳，马璘、郝廷玉屯便桥，以次前拒，故皆无患。今诸将方图中原，不容更分其馀力，兼使守江。若但令预先以今来地界依旧分画，使有定处，如遇进讨，迤逦追破虏人，濒江自在腹内，不必过虑；万一或须退守，则引兵而归，各着部分，便可坚壁固守，临时不致纷扰。故曰：善战者，其势险，其节短，纷纷纭纭，斗乱而不可乱。窃虑亦合明降指挥，略如前日预行约束，张示形势，可使敌人传闻，知我有备，亦足慰安远民。三曰把截要害。检会绍兴四年九月枢密院劄子，备坐枢密院奏：沿江采石渡、罔沙夹、马家渡一带，分命刘光世、韩世忠各遣军马择地屯泊，各有差定兵将住泊去处。后来韩世忠移屯镇江府，续差张俊策应两路，其本府靖安、石步至东阳、下蜀，接连浙西，亦系张俊差定兵将住泊去处。臣契勘本府及太平、池州三处，贼马可以过处甚多，前件所具，止是大略。今据取会到太平州界内即有荻港渡、三山、大信渡等，池州界内即有丁家洲、杨山、清溪、李河、雁汊、赵屯、港口等，皆是自来置巡检紧切守把。今所管土军，每处各不及百人，其馀不置巡检，犹有二三十所，既不可遍守，亦须量度地里远近，于其要会，别行屯戍，使缓急上下应援得及，则力不足者知所倚仗。昔苏峻作乱，自和州渡江，孔坦劝王导早守江口，陶回为庾亮言：「峻知石头有重戍，不敢直下，必向小丹阳南道步来」。亮不能从，峻果由此路径至都城。其后诸将战不利，郗鉴度贼必入吴，即于丹徒立大业、曲阿、庱亭三垒，贼果来攻大业，不克而败。其地今皆在本府及镇江界内，可考而知。盖攻其所不备，兵之要务，以此推之，凡可冲犯，岂可不防？杜充惟不知此，故虽有数万众，聚而为一，初无部分向着，一旦望风奔溃，今日安得不戒？窃虑亦合明降指挥下诸将及守臣，逐一相度，凡可过渡去处，择其紧慢，或兵或民，预定戍守之所，以待临时分拨，为决不可犯之计，以防意外之患。四曰约束舟船。检会绍兴三年十月枢密院劄子：淮东安抚司申明，已责委江都、泰兴两县约束沿江乡村人户，遇将贼马紧急，预行摇驾舟船离岸等事，令沿江州县依此施行。臣契勘长江之险，非黄河与淮之比。河、淮不唯皆狭，河峻急，所向不可当，淮水浅而易涉；独江势深阔平缓。自春秋、刘、项以来，齐、楚、燕、赵用兵越淮与河，皆浮梁可济，未尝深计。至长江，惟孙策乘汉末乱离，无与为敌，故能乘间长驱，径入三吴。及苏峻狂悖，掩晋不备，遂抵都城。自孙权定都秣陵之后，逮晋、宋及梁，自北来犯者苟有守备，皆薄江而止，莫敢睥睨。中间虽曹操尝至濡须，曹丕尝至广陵，魏太武尝至瓜步，亦逡巡顾视，反不敢轻进，况今兀术小丑乎？守禦之计，未论其他，但能严断舟楫箄筏，彼自无以为计。今可乘以渡者非止舟楫，其木筏与芦荻柴束皆可为用。公私舟船固不可以数计，而商贩木筏类皆聚于北岸，真州所在山积，芦荻亦是出产去处。若便行禁止，则有搔扰之弊；若缓急旋图，则势必无及。惟当命有司籍见公私舟船数目，晓谕，遇有缓急，则许令所在一面拘收尽过南岸。不唯可绝虏人劫夺占据，若或不得已至于水战，则舟皆吾舰，人皆吾兵，不必更广制造及别籍水军。真州木筏芦荻，并限以八月前尽数发入镇江及浙西。其江州向上木箄，八月后并权住，不得放下，已过者候到本府，尽令解拆。窃虑亦合明降指挥，重立刑禁，责付守臣收执，以待临时施行。但严禁无故轻举，阻节往来，人自不扰。五曰团结乡社。检准绍兴五年枢密院劄子，具下枢密院奏节文，内召募土豪乡兵把隘，奉圣旨，沿江州军守臣、逐路宣抚、安抚司疾速讲究。其土豪乡兵并先行籍定人数，以备缓急使唤，即不得因而勾集，致有搔扰。至绍兴六年六月，枢密院劄子坐下臣寮上言：缘诸路帅宪司，夏秋之交不复询问有无盗贼，循例检举，于界首各立寨栅，聚集保伍，因而决挞，妨废生业。遂降圣旨：除沿海地分外，其馀州县不得乱有勾集。臣契勘，自古兵民，皆有所统。《周官》，在民者五家而上谓之比、闾、族、党，在军者五人而上谓之卒、伍、师、旅，同出一法。此虽常谈，然用众之道，未有散而不属，能号令开阖者也。今军固有部分行伍，而民之在乡村者亦有保伍，在坊郭者亦有保甲。但承平日久，未尝资民为用，故施之不过租税盗贼之间而已。军兴以来，士不知古，一变而为乡兵之论，于是遂欲驱农亩耒耜之民与正兵参用，不教而责之战，无事而聚之役，食无常廪，用无常器。朝廷既不得已从之，遂致人言，因有再降指挥。窃详诏令，但戒不问有无盗贼，妄乱勾集，若所当用，岂可因噎废食？今所谓团结者，非民兵之谓也，特以保伍旧法少加损益，令自相纠率，各集强壮，推择所信服以为首领。官为立为条约，假借名目，约见多寡之数，籍而不用，揭以示众，无事但藏其籍，有警按籍下令各守其地。正兵控守之馀，令弥缝其所不及，外张声势，以自保其乡里而已。民虽至愚，若惩往岁之弊，不幸寇得踰江，强者奔迸远徙，骨肉离散，弱者坐受杀戮，同于鸡犬，资用剽劫，室庐焚荡，孰若上下相维，各奋其力，使不得犯我之为愈乎？民能保其土，则国能保其险，理之必然者也。周制，用民不过一人，以馀为羡卒，至田与追胥，尚犹竭作。宋文帝禦魏太武，尽户发丁，虽公卿子弟，亦皆从役。此虽不可为法，亦可见其所以能自全者。窃虑亦合明降指挥，许令守臣预行讨论，量为措置，以图民利，上佐国势。有蹈前失，重寘典刑。六曰明审斥堠。检准绍兴四年十二月枢密院劄子：勘会斥堠全藉寅夜举放烟火，务要不失捍禦。昨刘光世在池州驻劄，将管下沿江地分并置烽火。所有建康府、浙西沿江一带并无烽台斥堠。奉圣旨，令江东、浙西安抚司措置施行。臣契勘用兵斥堠，不惟敌势厚薄、军行远近，所待以前知，兼亦虑奸人唱为浮言，动摇民听，我无以验，或致有误朝廷施设。晋袁耽守历阳，石季龙游骑十馀匹至，耽遽以为言，遂至朝野危惧，王导以宰相假黄钺出征，已乃知其妄。石勒在葛陂，军士饥，死亡过半，至有劝之纳款者。元帝会天下兵，守之而不知，乃纵使去，后遂不可复制。此斥堠不明之过也。昨建炎间，虏骑已至江上，本府守臣犹误以为李成，遂致失守。斥堠探伺，条目固多，烽火最为紧急。魏王基攻西陵，为今峡州，孙权遣戴烈、陆凯拒之，暮举火西陵，鼓三终达吴郡。古之用兵盖如此。今虏人近在东京，濒江相去无数百里，其动息尚不能的实尽知。日近攻围顺昌，前后累战，多是事已方得关报，至今人数多寡，议者犹有异同，则缓急何以取信？所有传送递角，比者戒约虽已严，然事待奏而后知，亦恐缓慢。至于间探，亦须所在严立赏罚，广布耳目，相与参照，非臣所得独与。惟是烽火，本府昨自承指挥，上元、江宁、句容共置烽台三十馀处，通连浙西，不为无补。今大军屯泊淮上，与前日事体不同，淮北动息，尤宜速闻。旧制，沿边三路烽火皆有成法，人多知之。若令更加条具，取其简易可行者付之于外，远近同为一体，不至乖牾。窃虑亦合明降指挥，令自淮南庐、寿以来，增置烽台，通江南岸。旧管去处，专委郡县，候贼马警动，即举以施行。七曰措置积聚。检准建炎四年七月枢密院劄子：检会三年六月圣旨节文，乡村居民出来顾恋产业，若必行清野之法，窃恐盗贼未至，民情先摇；若置而不问，又恐佐敌资粮，反为民害。仰守令监司更切措置，多印文榜，直说事因，使民间通晓，务求安全外，有粮斛草薪之类难于般移，亦须预行措置。臣契勘虏人前后侵犯，敢肆深入，皆是资粮于我，故恬无所惮。昨自伪立刘豫之后，盗有土疆，认为己有，其抄掠劫夺，取之于民，固已有限，与前不同。是以绍兴六年至于淮甸，无成而归，亦坐粮乏自困之一也。近修和议，中原诸州积粮甚多，皆是贼豫苛敛裒克，以为猖蹶之备，可见奸谋。臣初闻警，即尝具陈请，首欲措置，盖正为此。今来从伪诸郡以次收复，仓廪所馀无几。淮北虽近秋成，本不产稻，将来为我师过淮之备，纵贼得之，不能般辇前来，亦不足计。惟有淮南地分水田尚多，今秋所入，安得不预图？善用兵者，不必全抗以力。刘、项相拒荥阳、成皋之间，必计敖仓得失。垓下之败，正以彭越、田横往来绝楚粮道，张良、陈平知其食尽，以为天亡。唐初群盗纷起，亦倚洛口诸仓为重。事之利害，彼此均同。我欲讨彼，当须先讲粮道，则彼来侵我，岂能无食可全？所有淮北地分，将来准备大军进讨，合用粮斛，有司自宜别有措画。其淮南直至江岸，庐、寿、滁、和，皆前日虏人宿师之地，若能依险自为山寨之类，即趣令各择利便，早定其所，般辇粮斛，以备入保。其大军屯驻，亦须计榷，委自两路漕臣，以次津发。但令前后相继，不至乏绝，不可多存。若有人无粮，纵能轻入，何敢久住？其馀金帛马草之类，皆依仿并行。窃虑亦合明降指挥，饬江东、淮南当职官吏，同为措置。贼若知此，与清野何异？实为上策。八曰戒覈官吏。检会前降指挥，内一项：敌人去冬深入，其诸州郡守臣等，不能召募忠义勇敢人兵留处城中，悉力捍禦，共为死守之计；又不能措置般移粮食，迁徙人民，择深山大泽，率众固守，束手端坐。敌人既至，则以一身逃遁，致使一城生灵，枉遭涂炭。奉圣旨，下江浙诸州，如敢依前失行措置，止以一身逃避者，当明正典刑。臣契勘，朝廷措置既已备具，号令既已明审，唯在守之以人。承平之时，一官不治，止废一官，一邑不治，止废一邑，利害无所相关。至于用兵，则环千里之地，成败得失，皆相与为先后。譬之一身，手足耳目各有所司，苟废其一，身与之俱。故不可使一官不修其职，一人不尽其力。昨承平既久，玩习成风，例不肯以身任责，苟简文具，姑应目前，一遭警急，皆望风先遁，远出疆界，遂使生灵陷于涂炭，井邑鞠为丘墟。及至事定徐还，往往反以收复论功。事既出仓猝，且所干人众，难以尽责，因得原释。昔陈豨反代赵，周昌奏，常山二十五城亡其二十城。汉高祖曰：「守尉反乎」？对曰：「不」。上曰：「是力不足，亡罪」。日近新疆，敌人骤至，城守之计，初无素备，有官守者弃而来归，朝廷推此，以广仁心，苟免降屈，贷而不问，犹之可也。若江南诸郡，入有城郭，出有兵将，所恃有民，所资有食，咫尺行阙，动干大势，岂可不责之以必守乎？而人情习惯，妄恃宽典，尚无慷慨激昂之志。夫守以兵者必责之将，守以民者必责之吏。兵不可使一卒怯而轻退，将必先之；民不可使一夫惧而轻散，吏必先之。将能死敌，然后兵能死战；吏能死职，然后民能死守。窃虑亦合明降指挥，应备禦之事既已备具，将来或有警急，辄弃官守，妄作缘故逃避出界之人，并依军法从事，必罚无赦。庶无玩令，稍知事君之义。右，上件所陈，皆是朝廷已行之命，臣但将案籍检举，参验古事，稽察人情，择其可以施行，责付官吏者，讲之于无事之时，行之于有警之日，宁可有备而不用，不可当用而无备。是用辄敢尘犯天威，伏惟陛下宽贷而曲赦之。臣无任惶惧激切屏营之至。谨录奏闻，伏候敕旨。

〔贴黄〕臣闻兵家先声后实。臣所陈皆是朝廷已行命令，州县职事所当为，但欲检举申饬，上下协心，行之得人，使敌人望风知畏，不敢轻动而已，并无劳民费财之弊。昔孙权以苇荻为疑城，殆同儿戏，而曹丕远惧；苻坚淝水之败，望见八公山草木皆成人形而遁去。今若预令将士分守其地，乡社团集有所，传之四远，以张国威，即广军声过于苇荻草木远甚。伏乞睿察。

〔又贴黄〕臣今来所陈正是本道职事，不敢兼及旁路。然界分远近，上连下接，如淮东沿海，事体一同，利害均一。如蒙采取，即淮东、浙西亦合依此施行。伏乞睿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