光奉宸恩，镇临近服，风声所被，人士同归。恭惟某官德盛而行高，学优而文富。名成于实，既久而弥芳；政出于仁，所居而称治。荐更中外，显有勋猷。倦青琐之追趋，思黄堂之偃息。颍虽文学之国，近罹水旱之忧。仓廪既倾，饥寒并解，鲸鲵就戮，金鼓不鸣。方兹安养之秋，乐得循良之吏。斯民相庆，举兴五裤之心；下吏自怜，独有二天之覆。

晁错曰：「人君必知术数」。又曰：「五帝神圣，其臣莫能及，而自亲事」。操是说，盖未尝知治体也。夫天下大器，非智力所能胜也。舜之惇五典，庸五礼，用五刑，皆因天而已，未尝为也。虽股肱耳目付之臣，而不自用，况以术数而自亲事乎？使后世怀谄者误其君，挟术以自用，必质是言也，其为祸岂浅哉！若吴楚之反不在错，天下已知之矣，景帝用谗邪之谋以诛错，其失计不已甚乎？当是时，兵之胜负，国之安危，未可知也，而诛其谋首，岂不殆哉！而在庭之臣，无一人为错言者，盖变起仓卒，各欲侥倖于无事，而莫敢以身任之也。然而错亦有以取之矣。夫汉之有七国，未若鲁之三家也。孔子堕三都之城，而三家无敢不受命者，则其处之必有道矣。孟子曰：「子以为有王者作，则鲁在所损乎？在所益乎」？孟子而得志，固将损之也。错无硕德重望以镇服其心，而强为之谋，其召乱而取祸，盖无足怪者。武帝时，淮南王欲反，独畏汲黯之节义，视公孙弘辈如发蒙耳，则天下果非智力可为也，以一汲黯犹足以寝淮南之谋，况不为黯者乎？

景帝燕兄弟，欲以天位传梁王，窦婴以汉约阻之，忤太后旨，可谓不阿矣。及为丞相，推毂士类，专用儒术，虽籍福之辨不能迁惑其所守，直己以往，不挠权贵，其节义有足称者。至晚节末路，失位不得志，而与灌夫相为引重。二人者并位公侯，显名当世，其平生意气何其壮哉！田鼢以外戚进显，淫奢无度，尊己以下人，壮夫义士宜耻出其门；而二人者乃幸其临况以为名高，其志慕又何其污也！盖骛势荣者势穷则辱，而气随以夺，其理然矣。若灌夫者，勇悍不逊，有死之道焉，终以一朝之忿亡其身，非自取与？窦婴区区复锐于为救，果何益哉！故卒与俱灭，是亦不知量也。田鼢规利卖国，其不族幸矣。

景帝称窦婴「沾沾自喜，多易，不足以任宰相」，因持重而相卫绾。夫「自喜，多易」，固不足以持重是也，而求持重者必如卫绾，则已甚矣。古之知人者，不观其形而察其情，得其妙而遗其似。夫天下之善恶，其似者固未必是，而其真者或不可以形求也。绾，车戏之贱士也。其椎鲁庸钝，偶似夫敦厚长者之形耳。夫敦厚之士，其用之也，必有蒙其利者矣，岂谓其无是非可否，如偶人而已者也。苟以是为长者而用之，则世之可谓持重者多矣。夫恶马之奔驰不可也，求其无奔驰可矣，得偶马而爱之，可乎？景帝之相绾也，是爱偶马之类也。帝之恶周亚夫也，曰：「此鞅鞅非少主臣也」。卒杀之。夫天下之情，其未见于利害之际者，举不可知而要之，易劫以势者易动以利，不轻许人之私者不轻行其私。亚夫之不纳文帝于细柳与夫不肯侯王信，可谓不可以势劫而无私意矣。伏节死义与夫见利而心不动，非轻势而灭私者莫能。可以相少主、共危难者，意非亚夫不可，而帝乃反之，是徒以其刚劲不苟，其形若难制而嫚上者，故杀之而不疑。呜呼！景帝者，求人于形似而失之者也。盖昔者高祖求傅如意者而不可得，得一周昌能强项面折，而高祖遂以赵主委之。夫昌之不能脱如意于死，其势盖有所迫，而所以任昌者，固相危弱之道也。嗟夫！周昌以此见取，而亚夫乃用是不免，则景帝之与高祖，其观人也亦异矣。

司马相如虽以文章事武帝，而慨然有君子之风，盖其心不专以其技易宠禄，又有不忍欺其所知者。东方朔论上林苑害民田，号为正谏，咈人主之欲，而相如《上林》，其终所陈与方朔何异？且相如事景帝，游梁，羁旅不偶，亦思泰矣。起而逢其合，持末技以求售，此常人之情，惟恐失其意也。爱恶未可必，而谏及之，此其心似不志于利者也。其后为帝开夜郎，通西南夷，既至蜀，得其父老之说，颇自悔其失，作书为谕蜀而实以风。夫既已开其利于前矣，徐觉其害，又不忍默默，此其心似不忍自欺者，与夫遂非而忍愧者亦异矣。始相如亦自以慕蔺相如，彼其从来有足观者矣。

窃审光奉明纶，统司圜法，恭惟欢庆。伏以某官学迈伦类，文俪典坟，久次儒林之游，荐当使指之重。承流之惠，乡人方结于去思；督铸之权，朝命盖从于私请。想在朝夕，即归禁严。某向以里闾，每通书问。校文藏室，辱许同升；总课钟官，偶先承乏，并为事契，弥跃懦衷。

四月十九日，宣德郎、知磁州武安县事兼兵马监押臣晁说之谨昧死再拜上书于皇帝陛下：臣伏闻《春秋》正始之义，莫大于即位之始。恭惟陛下即位之始，德音宽大，民心说豫。一日四方万国莫知其然，而同声驩呼相庆，盛矣哉！天命之所授者，人心之所归也。窃以陛下始初清明，黜阉宦之诡随者一二人，斥侍卫之不正者数十人，散后苑之奇工数百人，天下之士莫不知陛下之尚祖宗之恭俭也。前日海巡，亲事官星散民间，专以防民之口，伺民疑似之过，使道路惴惴然不敢以目者，一切罢去。天下之民至于指天吐气，觉身有宇宙之宽，沛然游泳之适，皆曰复得祖宗之京师以居矣。昔唐褚遂良当高宗时贬死爱州，其后更明皇宪宗之盛不得归葬。何幸陛下一日即位，锡鸿恩，俾刘挚、梁焘、范祖禹等葬自岭南，听子孙叙用，实度越前王，有漏泉之泽也。甲子诏书褒扬赵普殊勋，官职其子孙，于是乎又有以见陛下思念祖宗创业之艰难，使天下咸知国家太平之基有自也。恭惟陛下积是数者之甚盛德，宜乎日月光明，五星有度，乃四月朔日有蚀之者。五行灾异之说，阴阳胜复之论，臣不敢为陛下道也。天意若曰：陛下方崇明德，其适见以左右陛下乎？古之明君以无灾而惧，曰：「天其忘予，良有以也」。陛下恻然发德音，赦宥四京，诏中外臣庶实封直言圣躬之阙失，若左右之忠邪，政令之否臧，风俗之美恶，朝廷之德泽不下究者，闾阎之疾苦不上闻者，悉心毋有忌讳，诚得其所以戒惧，而仰足以奉天意也。臣虽至愚贱，不觉感极以泣曰：何幸今日复睹国家之有此诏也！第五伦坐长安市中，每读建武诏书而叹息曰：「此圣主也」！臣意今日复有伦辈者多也。如臣之愚贱，辄敢罄芹日之诚，献刍荛之言凡十事，以奉明诏之万一，惟陛下赦其狂瞽财幸。其一曰祗德，其二曰法祖宗，其三曰辨国疑，其四曰归利于民，其五曰复民之职，其六曰不用兵，其七曰士得自致于学，其八曰广言路，其九曰贵多士，其十曰无欲速，无好名高。何谓祗德？臣闻帝王居天下之崇高，因天下之利势，不患乎力之不足以治，而患乎不以德为治也。如其检身积思，夙夜勉勉，以祗厥德，则有才而不自用，内聪明而不自肆，虽学而若无所知，虽文而若无所能，虽辨智而虚己恭默。既与人而不猜忌，好谋而莫之蔽，任贤而名实称，享治隆而克永终，动必稽古，为必畏天，与天下四海同其安乐而为法，使世世可继，传之子孙，帝王无穷也。此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躅也。苟其德之不祗，而力之为尚，如汉武帝之雄才大略，适足以罢中国；唐明皇之聪明无不及，而不免禄山之叛；梁武帝内外之学俱博且善，而身辱国危；梁元帝之文足以著书，而身执国分；随炀帝博辩多智，而招江都之祸；隋文帝驱驾豪杰，平一天下，而猜忌杀戮，国不再传；唐德宗强明文藻，阳尊贤士，而以猜忌阴亲小人，出居奉天；晋武帝好谋善断，远平敌国，而近蔽于妻子，社稷用倾；晋元帝人材众多，无任贤之实，竟不能兴晋之统，而致石头之辱；宋文帝元嘉之治，独隆于数百年间，而元凶之酷，亦以云甚。呜呼，德之为治，可不勉哉！昔自三代而降，帝王之德莫盛于汉文，居明光宫，天下断狱三人，后世莫之及已。议者皆患汉文不能尽贾谊之材，使其功烈犹有可愧焉者，臣愚独以谓不然。盖谊之言不纯于德化，实未与文帝之意相当，文帝非不知用而实不欲用也。夫闻贾谊之言，而不轻于作为，不诱于功名，挺然不改其清净无为之操，此汉文之所以致盛德者也！盖自古愿治之君，溺于名人可喜之论，而不惮变更祖宗法度，轻于作为，自欲暴功名于百王之上，而卒贻天下后世之大患者不一也，臣是以知汉文之为盛德也。景帝之材业皆非文帝比，而后世之称治君必曰文景，以配成康，何也？盖景帝之继文帝，不必创有所能，而能不改文帝之恭俭，不失文帝之德化，是亦文帝也。逮夫武帝兴，而文景之风坠矣。君子谓汉道于是乎始衰矣，不待元、成间也。武帝之材业实视景帝为优，有尊诗书之名，有修礼乐之观，岂不美哉？而兵穷绝域，刑及反唇，利悉秋毫，天下骚然，不胜其声。使斯民不睹诗书礼乐之有益云者，无它焉，不如文景之有德也。武帝尝从容问东方朔曰：「吾欲化民，岂有道乎」？朔对曰：「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成、康，上世之事，经历数千载，尚难言也，臣不敢陈。愿近述孝文皇帝之时，当世耆老皆闻见之。贵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身衣弋绨，足履革舄，以韦带剑，莞蒲为席，兵木无刃，衣缊无文，集上书囊以为殿帷，以道德为丽，以仁义为准。以是天下望风成俗，昭然化之」。武帝淫侈如此，而欲使民独不奢侈失农事，之难者也。武帝诚能推甲乙之帐，燔之于四通之衢，却走马示不复用，则尧舜之隆，宜可与比治矣。善乎，朔之此对直以孝文为尧舜，谓唯孝文之恭俭可以救当世之弊也。使朔之对不知出于此，而迎意谀悦，陋文帝之恭俭；高引阔鹜，增武帝之盛气，则朔者汉家之罪人也。然朔之言，岂独为汉之利哉？臣愿陛下视今日宫中有可推者推之，不必甲乙帐也；有可却者却之，不必走马也。不役耳目而不期正百度，百度自正，天下自治也。何谓法祖宗？臣闻人君之于国，犹人臣之于门户。北称崔、卢，南称王、谢，文质风流之不同，有祖考之旧存焉。继世守文之君，何必厌百年之积累，而欲新一日之耳目哉？昔仲康昆弟之于太康，述大禹之戒也；伊尹之于太甲，明言汤之成德也；周公之于成王，罔非文武之诰教也。汉宣帝称汉家自有制度是也。天下固非一道，如其近求诸祖宗而不合，则远考之古王未为晚也。周公之诰康叔，先之以「祗适乃文考」，而后使「往敷求于商先哲王」，乃卒使之「别求闻由古先哲王」，是其序也。夫祖宗之德，孰可得而私哉？《皇矣》言文王之德而本之于太王、王季，《大明》言武王之德而本之于王季、文王，所以致其盛也。自古以来未有如本朝太祖、太宗、真宗、仁宗、英宗、神宗，圣圣相继之盛者也。后世继成守文之君，宜其宪章发扬之不暇，而陋彼《皇矣》、《大明》之诗。乃者朝廷命令之辞、臣下敷奏之言，掩不发扬重光之赫奕，徒誇岁月之新美，不知何说邪？臣窃睹周公作《无逸》戒成王，历序太王、王季、文王之德，而不及武王。召公作《公刘》戒成王，尊道公刘之业，而不及文王、武王。古之人宁舍近取远，探其原而致其盛，未有简祖宗而自剪伐者也。祖己言于高宗曰：「典祀无丰于昵」。良可念哉！臣不知乃者其文不足以发扬欤，其实未足取法欤？惟我祖宗之德泽宿于民心，而耆老尚多能道之，讴歌不忘也。施设举措之详，则国史存焉。臣愿陛下俯察民心，仰鉴国史，祗承祖宗之典刑，其恭俭勤劳，宜于今日乎？而受谏纳言，好于今日乎？尊贤贵士，诚于今日乎？用兵用刑，深于今日乎？取于民者多寡于今日乎？躬自允迪，以福斯民，实在陛下，臣不胜天下之愿也。昔在仁宗时，尝诏李淑为《三朝训鉴图》，既又诏富弼为《祖宗故事》，石介作《三朝圣政》，录之上，仁宗嘉纳焉。神宗因众书诏近臣作《宝训》，则夫祖宗之典刑宜乎光明盛大，不可掩也。神宗因马法之弊，为王圭等言：「朕于是愧见文彦博」。圭言：「当时改旧法，自是王安石主议」。神宗为之叹息。或欲更馆虏使之食馔者，神宗言：「固知日不变馔为不堪，是太祖之所定著，不欲更也」。新作原庙，世王太祖后之类，又皆神宗奉祖宗之意也。臣载惟祖宗旧章，有若费而省，若可废而不可以已者。务以美意示天下，其待天下忠且厚也，臣固不能悉疏之，辄敢言其一二近而易复者。如科场有诏申重求士之意，盛夏恤刑有诏丁宁钦恤之意，守令朝辞赐以七条，皆足以感人心而使自格正，不专设徒隶之刑、左右阱以待之也。天下之士以故贵礼义，尚廉耻，方以犯义不及其乡人为愧，何必有司刑戮之云哉？惜乎旷数十年来，未闻朝廷下一诏书劝厉风俗，或求贤赏善，或劝农复租，乃使斯民战战，以苟免朝夕为幸，可不惜哉！其害近而方炽者，河北盐法也。仁宗尝因王拱辰欲榷河北盐，已而闻张方平之言亟罢。神宗又尝因章惇欲榷河北盐，复闻文彦博之言而罢。今卒榷之，使河北商旅失业，兵民食味不调，税入不足，其不法宗祖之过也。何谓辨国疑？臣窃观世之奸宄，嫉害忠良，冰炭不相生，若有不共戴天之雠。无以决其私忿，必假君父以藉口，使闻之，心知其非而语不敢辩，当其责者义有所不得辞。于是乎群小人意得竞进，以一言而杀百君子矣。不幸不祥其如是也，阴贻天下之祸莫甚于此也。然彼不祥之言曰擅议宗庙，或曰非毁先帝，类皆见于末世弱君强臣更相倾夺之际，而盛时无有也。绍圣群臣指元祐为党，其犹可也，至于其流及上，以元祐之党非毁我神考。不知国家隆盛如此，神宗之盛德如此，何为亦得此耶？真不幸哉！天下有识之士，不丧忠义之心者，无不痛心疾首，欲辩之，厥路无由。幸陛下一日清明，得以昭陈，因以晓于无穷之来世，实天下之幸也。彼绍圣之臣徒知快其私忿，曾不顾我神考在位十九年间，焦心劳思，百度修举，皆以固社稷而惠百姓，何所负于天下，何所慊而非谤可起哉？天下之愚夫愚妇，尚未之有萌此心者，二三大臣独何事而乃为此乎？盖甚非人情也。如司马光之进退，唯我神考为能全其高，制序以宠其书，且命侍读以其书闻于迩英阁。如文彦博之耆旧，唯我神考为能发其不言之功，赐筵赋诗以宠其归，恩礼莫与比者。如苏轼之献言，惟我神考许以国士，夺之于众人必杀之地而再生之。臣窃以谓此三人者，恨不能死以徇我神考于地下耳，尚何自而非毁之乎？所谓元祐之党人之心，盖皆此三人之心也。德之不报，毁之何端耶？如以谓元祐垂帘之际，二三大臣言辞有抑扬，政事有异同，可指以为言，则亦不谅之甚也。昔成王之时，召公宅洛邑，周公营成周，而舍文、武之丰、镐，是周、召不忠于文、武也？陈平、周勃谓高后王昆弟诸吕，无所不可，是平、勃不忠于高祖也？霍光辅昭帝，不循武帝之旧，乃罢榷酤，轻徭薄赋，是霍光不忠于武帝也？尧舜之相继，宜无可议者，舜于五礼，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贽尚何苦而修之耶？神宗熙宁之初，鉴嘉祐、治平之末，士忸于安乐，而或失之因循颓堕，可更张振起之，适足以崇祖宗之丕谟，为神宗之丕烈也。由是观之，政事之异同，非所宜言。而奸宄之害忠良，假君父以藉口，不纳之死地则不已，其亦明矣。伏惟陛下聪明博达，必有以超然烛此无疑。将见陛下发德音，复死者之官爵，还生者之禄食，因以发扬神宗巍巍之烈，成我神考前日在御之意，不损我神考知人之明，使天下后世于神宗无间然矣。所谓二三臣者，有所不足道也。天下之士。固已日夜颙颙，伏望明诏之下，幸陛下留意加察，无徘徊也。臣愚窃又有私忧过计，以谓陛下聪明无所牵制，灼见此一日之疑，以诏天下后世，固善矣，抑亦末也。奈何绍圣大臣肆其私意，欲表里迁就其说，谓前日神考之史为诬谤之书，率然委一二新进末学重修国史，特起后世之疑也？后世学士大夫耳目不相接，见新史之美而疑旧史之恶，谓新史之公而指旧史之私，不知其初固自公且美也，其害又岂不大哉？臣虽未尝见旧史，而敢谓旧史必不敢为之诬谤。何则？实无自而诬谤之故也。盖史也者，不可得而私，不可得而不实。史官苟非许敬宗辈，则莫之敢侮于斯也。其为重修之议者，不过大臣自为之地也。如神宗谓吕惠卿矫蹂轻诬；邓绾操心颇僻，赋性奸回；曾布、惠卿自陷不义；章惇之得罪黜湖州；王安石才吕嘉问，屡进除目而屡却之，卒黜嘉问；安石约王韶不以熙河实费奏闻，而率不能欺；安石之退八年，而礼遇日薄；富弼之死则自制祭文以哀之，天下之人皆叹仰神宗之明圣。共所闻见如此者，不知新史官为神宗而书之乎？其与大臣为地而讳不书乎？臣愿陛下独运不惑之智，诏神考旧史并行不毁，以祛后世之疑，不特当今之幸也。太宗患国初承学之士所撰《太祖实录》不足以尽创业之大美，诏张洎等重修《太祖实录》，与今之好问者犹多求旧史以考同异，是旧史之不可掩如此。不若因之以公天下，而不措意于其间也。且夫初欲增美者，犹不能塞后世异同之辩，而初谓辩谤者能免后世二三之议乎？昔司马迁作《史记》在汉武帝时，所载汉高祖、惠帝、吕后、文帝、景帝、武帝之得失，无所畏忌，至今言者曰汉高祖、吕后、惠、文、景、武帝之得失，其如是止耳。班固作前《汉书》在后汉明帝时，所载前汉二百三十年间君臣之得失，皆无畏忌，至今言者曰前汉二百三十年间君臣之得失，其如是止耳。陈寿作《三国志》在晋武帝时，所载晋宣帝、景帝、文帝之于魏、蜀、吴事，虽不得如迁、固之肆，然微而显，婉而可观，至今言者曰晋之取魏并吴、汉，其如是也，岂不与天下为公乎？未闻汉、晋之君以谤前烈，罪迁、固、寿辈也。幸陛下更以往事加察。何谓归利于民？臣观《春秋》宣公十九年冬书「初税亩」，君子曰，讥井田之法坏而税什二，自宣公始也。哀公十有二年春书「用田赋」，君子曰，讥其既什二而税田，又什二而歛财，其恶则不自哀公始，因有以用之也。呜呼，圣人之远利辨恶，如是其严哉！然自后世视之，宣公之税亩犹为至公至薄之税也，哀公之田赋犹为至良至平之赋也，董仲舒称汉屯戍力役三十倍于古，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是也。不知圣人复出于今，当如何其书耶？今之赋役又几十倍于汉耶？本朝因唐杨炎并租庸调之二税以为税矣，近又纳义仓，是再租也。五等之民岁纳役钱，是再庸也。岁有常役则调春夫，非春时则调急夫，否则纳夫钱，是或再或三以调也。其征于民者固已悉矣，又复为举放利息之术曰常平钱，曰预买钱，曰蚕盐钱，又复广设名目，悉笼遗利，曰课利钱，曰课利钱，曰过月钱，曰施利钱。其微尚多，有司且难于条对也，不知斯民嗷嗷然，何以胜其责乎？有一身而丛此数责者，将何以久乎？以故庙堂之上命令之先务，公卿大臣之谋谟者钱也。刑罚之所重，虽杀人可赦，而钱不可赦也。使者旁午，文移急于星火，谴诃无所不至，惟钱是恤也。凡百执事能催科歛散者为贤，不能催科歛散者为不贤，又从而谴黜之。其欲民之知廉耻，远刑罚，足以养生送死，备水旱之灾，无流离死亡之患，不亦难乎？比年文儒日盛而廉耻不兴，刑罚日峻而盗贼不息，空仓廪以赈济而民不得饱，其原盖在于此也。自古固亦有为富国之术者，皆有谓而为之也。齐桓公因山泽之利盛兵车，欲以霸天下也；秦孝公因关中之饶开阡陌，欲以并天下也；诸葛亮因巴蜀之产，欲灭魏吞吴，复汉天下也。是三者富国之术止如是，而其名甚大也。如汉武帝之初，承文、景恭俭积累之后，太仓之粟红腐而不可食，都内之钱贯朽而不可较，百姓家给人足，不啻富矣。其后日寻干戈，无岁不大举，府库俱空，造盐铁酒榷之利，犹不能足。而利孔百出，民不聊生，置搜粟都尉，拜丞相为富民侯。以此而富国，为何名也？彼暴君昏主以宫室园籞之费，耳目声色之蠹，宦官女子无赀之赏，而务富国者末也，臣所不忍言也。国家受命于兹百四十有一年，寸纸之出，旦昼之移，威信万里，礼乐法度粲然具备，而圣圣相继，其上非区区新造之小国欲利也，其次非穷兵黩武之欲利也，其下又非纵度败礼之欲利也，不知财利之臣，何事而进乎？臣窃闻太祖躬见五代重歛斯民之困，尝语近臣曰：「更一二年，仓库有储，当放天下三年税赋」。呜呼，大矣哉！开辟以来未之有也！固不忍税赋外有取于民也。太宗时，通事舍人焦守节监榷易院，增课利，太宗曰：「通事舍人改官须为閤门副使，若以财利羡馀而进此职，则守边宣力之臣曷以劝」？守节乃迁内副使。呜呼，太宗之不植货利又如此，名器之慎也。而近日进羡馀者，视多少而得官有高下，或望轻资浅而为待制，或不读书而为馆职，恐非太宗之意也。夫祖宗之裕于民者既如此，逮夫景德、祥符间，斯民富且庶矣。当是之时人人乐业，庐里之中，鼓乐之音，远近相闻，熙熙然殆不知帝力也。然是时亦尝乏兵食矣，有司请下转运经度，真宗未之许也。其喻有司曰：「下转运司经度，则不免役民，其出帑以给之」。斯民又安得不如是其裕如也？以故虽有旱乾水溢之时，而无流离死亡之民。比年以来，一谷不登，千里受弊。失时不雨，岂但狼狈，而使有沟中之忧也。河北荐饥，一大郡有流民至十馀万人，处其小郡亦无虑万人，虽小邑亦数千人。母弃婴儿，父食壮子，荼毒万状，颇骇闻见。赖祖宗含养之久，天地社稷之灵而无他也。其为赈济之方虽勤日夜，无所爱惜，然驭既奔者难为力，拯已沉者难为功也。朝廷何不循其本？与其厚散于凶年，宁若寡取于平岁，无置官以专利，而归利于民也。神宗一日手诏王安石曰：「访闻市易务日近买卖大段苛细，市井之人颇藉藉怨谤，以为朝廷将浸淫尽收天下物货自作经营。可子细察访，速与戒约止绝，止令依魏宗元擘划施行」。奈何贱有司不能遵奉神宗美意，卒尽收天下物货？神宗因张方平之对，不鬻阏伯微子之庙，批出曰：「慢神辱国，无甚于斯」。宜夫言利者永绝意于祠庙，而贱有司不能遵奉神宗美意，卒鬻天下祠庙，又复奈何。神宗后因王安礼之言，尽蠲市易累年之息万万计，一日之中，出囹圄、脱桎梏者，不可胜数。天下欣欣然。神宗即有意罢市易法，蔡确挠之不果。司马光移王安石书言，光乞罢制置司，追还诸路常平使者。主上以安石未肯。是归利于民者，神宗之意也。大抵后之善其先者，当推其意，而必固守其迹，斟酌于时，不必曲徇于文。尧舜异德，文武不同业，断可识矣。唯陛下幸察，诏有司归利于民，使民得自利，不劳置使者以为德，不待开府库以为惠，不必发仓廪以哺其饥，上逸而下安也。或曰，常平钱二分之息耳，亦可罢乎？臣窃以谓常平二分之息，实朝廷大惠也，而患有司不能推行其法，贪黩之民不足以行法，使朝廷之大惠为大害也。盖名则二分之息，而实有八分之息。何则？农民之用不足，不免称利于富家者，事之常而无足议者也。而近举于邻疃，远举于聚落，为力甚易。其请常平钱于县司，则有往来道路、居止舍屋之费，又出息一分也。甲头纸笔之费，又出息一分也。设法虽严，人情寻常不免之费，又出息一分也。请纳之费同之，是谓八分之息。其父兄之训严者，妻孥之累笃者，乃能以八分之息毕一岁之事。如或不严不笃，则遨游廛市之间，顾盼之际，所请之钱空手矣。使民至于父子相夷，风俗滋弊，其利害轻重可胜计哉？今夫严父母之厉幼子，使手不得执钱，恐移其志也。人君之视民，犹父母之视其子矣，不处就田野，远城市，而以耒耜锄芟为职，而纳之于邪，使见异物而迁其心，非所以迪民也。古之人论知人之术，犹要之货财，而其仁其不苟得者贤之。今乃与此无知贪黩之小民而共财，不亦难乎？方其请给之时，不知所害也如此。及夫彼纳之时，卖田毁屋，弃妻鬻子，鞭朴是加，其害百端，理无足怪也。弱者由是转而为奴仆，强者由是起而为盗贼，奸黠者由是肆其欲，为邻里之害，循良者由是受侵陵而不得申，虽无足怪，亦足怜也。彼如称利于富家，固酷于常平二分之息，而其害不至是也。盖彼无连甲保识之累，可与者斯与之。县司则无由尽识其人之面目，况审其人之虚实，不得不严于连甲保识之令，而令虽严，其浮伪相保，卒亦奈何！或一人逃亡则累一甲，或一甲逃亡则累一乡矣。彼又无税户之限，可与者斯与之。县司非税户则不可与，而与之者或非所欲，欲之者或不可与，难乎为法也。夫民之吉凶丧祭，意外有欲，朝莫叩富家之门，可得者斯得之，又不必以孟春之给也。及其纳息，不一而足，或多或寡，或钱或货，一钱已上，左右手受之矣。不如县司必责子母之钱，一日俱至，执钞旁立庭下，以待勾稽也。其所与之期可先可后，又不如县司必以二限而刑且随之也。由是言之，输官二分之息，实有所害，而民间子母相侔，得其利也。夫其害之因缘而生者又有三焉：一曰刑不可省，二曰兼并不可抑，三曰商旅不可行。何则？今之民力大屈，为盗贼犹不耻，况于一日县司开府库而名欲惠之乎？方且劳劳然患不得，既得之患不多，宁暇恤后日之害乎？求前日抑勒不欲之弊，盖已不复有也。前日民力犹从容，与廉耻之心犹存，似或知畏而远后患，故有不之欲者。今惟逞欲而务得，及其输纳之时，下不争则不已，上不刑则不足，有司遇如是，不知有他术乎，抑唯刑之为术也。盖一人或可宽假，而千百人不可滋，千百人可宽假，而县令甘以身受刑乎？刑其可省乎？县令守文，不肯取新纳旧，或许之而新不足数，退有同保之累，进有刑禁之严，使民尽四支之敏，无以为一钱之地。如不叩急于富家，则何以塞责？姑求塞责苟免，宁论私家之利今日厚薄耶？兼并之人乘斯时而意得矣。以故兼并之人唯患县司散常平钱之不急，而甚至乐岁年之不登也。兼并其可抑乎？商旅与农贸易，不劳质剂，皆指秋成以为期。今秋成之时，一人在门，一人在野，征常平钱不足，何暇商旅之恤乎？商旅其可行乎？呜呼，风俗之弊，一至于此，可谓甚矣。不生于民之自致，而上之人有以致之，可不惜哉！何时而已耶？且夫天有常时，地有常产，民有常力，其间相去不能千万也。今常平之利取于民者，岁复一岁，不顾其弊，卒使何以堪之乎？试以一邑为之言，小邑岁俵常平钱二万贯，而纳息钱二千贯，十年之后复有母钱二万贯，三十年后积有母钱六十万贯矣。夫三十年之后，民力凋瘵将如之何也？果使何以堪之乎？为国家计者，宁顾目前一日之利而已乎？此有重可惜也。上重则下覆，首大则尾蹶，其可忽诸？且斯民者，国家之民也，非有齐晋不相输之患。或藏于民，或藏于府库，其地异耳，其实一也。唯藏于民，则民富而国亦富，将不胜其利也。唯藏利于府库，则国富而民贫，将不胜其害也。子曰：「百姓足，君孰与不足」？尚复何言耶？然此百姓之至愿，而在位者或未之欲也。何则？朝廷开财利之涂，为富国之术，则彼苟进污媚之辈，得以民为货，有显绩以受美官，应高格，当以重赏。非若富民而无赫赫之功，此又陛下之不可不察者也。伏惟陛下在龙德宫时，行有乞丐，必以济之。逮夫一日临莅天下，推是心蠲天下之利，归之于民，臣不胜天下之愿也。《易·乾》之「九二，见龙在田，德博而化」；「九五，飞龙在天」，同云风从而万物各得其类也。臣愿陛下速诏有司，悉归利于民，无曰初即位，谦逊未遑，而观周公七月万寿无疆之庆，鄙子产乘舆溱洧之惠，远荣夷公专利之徒，察芮良夫王室将卑之戒。既罢常平法，即以提举官职事归之转运司，俾出利于一孔，赋用取其于一官，农民官吏各得其职，将见陛下从欲以治也。今转运司所在空乏，军储不支，可为寒心者，提举司攘其利，闭其用也（《嵩山文集》卷一。又见《古文渊鉴》卷五六，《曹南文献录》卷六一。）。

富：原无，据四库本补。

负薪有廊庙之忧，固善矣，其如廊庙之耻何！曰：廊庙顾岂无忧哉？特与负薪异耳。且天下之患莫大于同乐而异忧，作《负薪对》。

今上即位元年正月初，金贼以我疆埸之臣无状，斥候不明，遂豕突河北，蛇结河东，直抵京师城下。金贼非汉老上单于之比也，其兵亦无老上单于十四万之众也，彼时烽火照甘泉宫，望长安犹踰百里而远，今何为使我直有城下之师，犯孔子《春秋》之大禁？天其或者警惧汉文帝者犹浅与？负薪忧其九失而有三策。皇帝陛下初下亲征之诏，远近闻之，靡不思奋，咸曰是我太祖皇帝之旧章也，今皇上真似之也。太祖皇帝受天眷命，即位之四月，昭义军节度使李筠叛，习五代之馀衅，自恃其兵为之勇，可称其山河之壮。太祖亲征，倍道兼行，其劳至于圣躬负石马上，使太行不得以为险。即日城破，筠投火以死。盖是举也，枢臣廷祚为太祖献策曰：「宜出师击之」。西京向拱曰：「陛下宜速济大河，历太行，稍缓之则使贼炽矣」。控鹤左厢都校马全义，亦于泽州城下进言曰：「缓之适足以资其奸便」。全义中矢，拔去，被血以先士卒，筠不得不与火俱灭之，速也。是岁九月，扬州李重进自谓周室之勋旧，继以叛闻。太祖亲征，复如李筠与火灰烬。筠则北结刘旻，重进亦南通李景，其祸心不浅。而不及掩耳于迅雷，则奈何。嗟夫，金贼之势逼于前日，而銮舆之出异于他日者，陛下无谋臣如廷祚、如拱，而将无如全义者乎！如其有能成陛下之初志者，天地为之威怒，风雷为之震击，跛者起而喑者呼，宁论女子童稚奋袂之勇哉？或曰：如陛下即位之初何！曰：陛下即位之初，孰如太祖当宋之为宋，方四月之初哉！或曰：论兵则我寡彼众。曰：战之胜负不在兵之众寡，而在将之能否。有古以来，不可胜言也，莫若以今事著明之。太祖在周时，以百骑却虏枭将高模翰之兵数万于瓦桥关之北，开宝初，太祖命田钦祚以兵三千于定州，背城以破虏六万。于时军中有三千打六万之谣，至今塞上儿童犹以此语为戏不忘也。借曰兵寡，岂无三千？背京师城而阵，当见人人如田将军也。关北百骑，则待陛下之临戎，复如真宗皇帝改元之二年，乘六龙幸大名，北虏不及望天戈而大败遁去。越五年，御龙辔幸澶渊，北虏才及望天戈，不及战，自败而请和。是我不速于和，而既利则能久者也。于时上相毕士安开其谋，次相寇准坚其行，殿前高琼效控马渡河之力，皆赖上意先定于前年之征也。太祖再出征，真宗亦再出征，若其问罪河东，则太祖、太宗皆一出征，陛下不一出征乎？其失之一也。图功以威克爱者，政典也。政典者，军政之典也。治国之常道，则威与爱均也。方有事时，汉景不能诛晁错，则天子之威令不申，而晋室亡，六胡之乱已肇也。唐肃宗之威令不申，而有郭子仪、李光弼为将，不能平幽蓟。武宗之威令申，以石雄、张仲武为将，而足以讨泽潞。近者周世宗即位之三月，亲征刘旻及契丹于上党，其爱将樊爱能、何徽败绩，世宗立取而斩之，将校股慄，思用命，而刘旻在太原亦为之破胆失据。世宗之师由是出无不胜，而四方僭叛相顾失色，中国之威一日而振，实为我有宋之驱除也。国家不幸有败国徼乱之臣，为万世之羞，非战将一日失律之比者，曰京、曰贯、曰黼、曰攸、曰（缺。）方金贼在城下时，宜枭以视之，又醢以赐之，因有诏敕曰：「此醢非他物也，为人臣而不忠者。不度事之利害，不虑国之安危，天命予一人戮之，凡食者诫焉无怠」。彼金贼虽非人类，而犬豕亦有掉瓦怖恐之号，顾弗之惧哉？舍此而不为，其失之二也。兵出无名，事故不成，明其为贼，适乃可服，古兵法之言也。唐高宗时，薛仁贵为苏定方讨贺鲁而言之，遂克成功。今国家于金贼曾不遣一介之使，问其所以来者何名也。彼素臣事契丹，乃一日灭契丹之国。自建隆以来，臣事我有宋，复一日举乌合之众顿于坚城之下，果何名哉？设如我与国也，玉帛初陈，车传未息，相与之新，当如是乎？无乃疆埸相侵乎？请责之疆埸之臣。否则将帅失信乎？请责之将帅之臣。今日果何名也邪？执事者既不责金贼之无名，又不名其所以为贼者，重可惜也。何则？自古兵之大禁，乘车深入则败，猖狂不制则亡，贪人金币则灭，有所恃而骄则众相残，淹时而兵老则下必图其主帅，金贼俱犯此五者，我取而歼焉可也，执事者似未之明也。苟不明乎此，则败亡反在中国矣，可不念乎？金贼之君不知何人，恐非冒顿之暴勇、颉利之狡谋可与为比也。其谋臣郭药师者，唯能与我阉贯为谋，而贪墨无耻如中行、说辈，借以资其身取富贵耳，恐亦不可比禄东赞之辞婚，可以动唐太宗，尚结赞之狂谋，几能擒浑瑊。如郭药师者，使得一粗晓边情部队将说之，不过一二言而唾叱之矣，刑馀而又责之贯，实在部队将之下者也。大抵不知其君则视其将，不知其众则视其国，不知贫富则视其器械，不知其所为则视其所好。金贼之将如郭药师，则其君可知也。其国之东西几何，南北又几何，朝臣高丽，暮臣契丹，介于奚霫、室韦、靼达之间，实彼群族帐之所贱者。今亟兴师乘马而南，则其众可知也。器械必资铜铁竹箭胶漆之上品，举非彼之所产，宜其窳顿不刚，惟中国之器是求，则其贫富可知也。金贼之嗜好，大在金币子女，细及耳目玩物，则其所为可知也。凡百亡国灭身之具，何其备邪！昔侯景所与同恶，无非驽才，其党自叹曰：「乖僻至是，安得不败」？金贼似景，皆暴起而灭必速也。苟明乎此，则何惮而不取以歼焉？既此之不明，其失之三也。金贼不避利，求割地以河为界，执事者不尽河以赐之，姑赐高阳府、中山府、太原府暨其郡县，无虑名城将百数，自以为有谋也。不知今天下者，太祖之天下也，孰敢以寸土不在王会图哉？高阳、中山者，我太祖、太宗暨周世宗躬冒矢石，艰难而得之者，乃一日谈笑而弃之邪？太原则太祖、太宗相继亲征，冒矢石甚于河北，其艰难则久于河北，真宗自谓先帝竭四海之力以得太原，顾弗重邪？又忍如堕甑而弃之邪？执事不可，重谕之曰：彼初称女真时，在我太祖朝尝盗我白沙塞三马，适尔贡马之使在阙下，太祖命执之不遣佥年，渤海之使为女真以表谢过则释之。其在太宗时，女真困于契丹之三栅，控告乞援亦卑恭甚矣，不谓敢睥睨中国之地于今日也！此其失之四也。金贼其何厌，敢肆求黄金重币，不知其几何，但闻国家府库空竭，下捃于公卿大夫士家，细不遗乎闾里民庶，其上逮宫帏供奉之器，则苟有人心者，不忍言也。方唐吐蕃纵横凌轹时，入京城劫掠黄金，则必有之，亦不闻明言求金于王城也。其在盐州、夏州者，则尝求金矣，是吐蕃施于盐州、夏州者，金贼傲侮于京城也，不已甚乎！执事者何不谕之曰：府库者，祖宗之府库也，国家于经费之外，未尝敢以一毫赏无功也。且国家初未尝相聚歛之臣，亦无事于府库之富也，安得有金以满溪壑之欲哉！在我国家之初，女真岁以市马于中国而资富，其后女真服事契丹，则中国但知有契丹之马，而不知有女真之马也。女真之名马遂亦绝种，得非天以其马畀中国而不畀契丹乎？女真又安得而私邪？以故不逞而南，唯以无马为恨，涂路剽掠而未知已也。彼穷饿不得吾市之金，乃无名之求邪？夷狄皆贪而多诈，唯女真之贪而多诈，高丽犹贱之，雍熙间尝为吾使者诉之也。以黄金弃之溪壑，此其失之五也。《春秋》重信，盟生于不信，《春秋》是以诛盟，中国诸侯之盟固在所诛，况以中国盟夷狄乎？又况以王人与盟乎？隐二年，唐之盟鲁，与戎盟也，此《春秋》始隐之一端也。僖八年，洮之盟。二十九年，翟泉之盟。王人与盟也，此《春秋》责齐晋之重者也。兵而不已至于盟，盟而不已至于质子，则又《春秋》之所不诛也。在汉唐时，但闻夷狄有质子于中国，不闻中国有质子于夷狄，礼则然也。金贼一日于王城下盟誓而质子，苟有明《春秋》之大臣，则其责当如何，无乃失中国之所以尊者乎！彼如有求质子而及亲王也，何不谕之曰：亲王者，上皇之子也，陛下方如尧亲九族，忍弃上皇之子于胡虏乎？如质陛下之子，则方就外傅，未任武部之事邪。彼虽犬羊，亦未必忘父子兄弟之亲也，闻此言，恐亦耸然自失矣。又如求质宰相，则当谕之曰：宰相者，陛下之股肱也，何可一日不相与以成一体乎？邦昌者，虽不知为何等人，既命之为宰相，则当待之以宰相也。彼亦号有君臣，则宜知宰相之重矣，亦闻此言而得安乎？虽然，质固何有哉？曹公因韩浩私吕布，不顾夏侯敦之被质，著令有持质者皆并击弗顾，由是劫质者遂绝，此曹公所以能振威于中国也。中国不得其所以为尊者，其失之六也。然金贼一日得吾瀛、定、并门重镇，未必能为其强；其得吾金币无虑数十万，未必能为其富。何则？夷狄喜相吞并斗争，是其犬羊狺吠咋啮之性也。唯其富者最先亡，古今夷狄族帐大小见于史册者百十，今其存者一二，皆以其财富而自底灭亡者也。今此小丑，不指日而灭亡，是无天道也。唯有一事大可惧者，又特遗之以谋臣也，遂将使此小丑得以其强者为强，富者为富，可不惧乎？国家以契丹归朝官悉遣归于此小丑，无乃执事者未之思乎？盖此色人布满州郡，无虑万数，远者十数年，近者三四年，且尝预官联，临局务，亦有喜读书，通吏事者。其便弓马多膂力，喜战斗，则又其性习然也。且其中国之事体人物，靡有不知其孰强孰弱，孰能孰否，与夫道里孰远孰近，孰险孰易，皆得以为此贼之谋，其害一也。此色人在中州，初颇喜自陈其高曾之家世，曰此大家者吾之同祖也，曰此郡县者吾坟墓犹存也。幸今复为王民，亦颇买田种艺，与人家婚姻，其意不浅矣。亦颇有惜中国不用贤，多遗才，为司马公而叹息者。今一旦阻其慕王风之心，投之于犬羊猪彘之群，则以其苦心为彼蘖谋，其害二也。且彼与金贼亦有平日怨嫌不相能者，或当南北战斗时，兵刃相残之酷者。今又一旦快彼贼心，其害三也。彼携老幼恸哭，驾胡车弯弓露刃而行，籍籍道路间，言曰：「投彼死尔，孰若死在此」？以故所过之处，闭户避之，既宿而去，则居者相贺。如其为彼用也，亦可虑哉，其害四也。金贼陆梁于城下时，此辈亦有请质妻孥，愿与之格斗者。庙堂之谋曾不知出此，而州县固不敢上闻矣。此一大便而资以为彼小丑之用，其害五也。彼归自契丹，而乃复归之于金贼，不知为何名也。无乃示怯于金贼者过甚乎？其害六也。使彼顾盼之间，禠中国之衣冠，复夷狄之态度，弱者羞恧，强者怨恨，道路为之咨嗟，非王者无外之度，非天无不覆之美，其害七也。明有此七害，而议者不过曰：庙堂有徙戎之论，为日久矣，适此时而徙之，不贻中国他日之害也。复请之曰：如可徙也，岂无异日？执事者幸少待之，徙之金贼，孰若待我国家庙堂之议成，复疆理幽蓟之旧土，使彼复有仕于彼乎？且诸葛亮于南蛮四郡，皆因其土人而任之矣。借此万馀人皆无所知解，直以增彼驰突之数，固亦不可。彼小族实难得生齿，所以汲汲是求也。昔朱克融辈方饥寒于京师时，从宰相乞一饱之日而不可得，安知复有幽燕故巢，不忝其祖滔之风，终为唐室之害哉？如不用宣和七年以前诏书，复存之于中国，其失之七也。此贼蚁聚于城下时，大臣不知画谋，不知一日纵敌，百世为害，战士不肯尽力，留贼以累君父。圉人养虎自贻害，不胜责也。传曰：「无伏节死难之臣，孔子伤焉」。可不信乎！设不能有钟鼓举而歼之，尚可震而逼之，合而围之，使鸟不得渡，马不得嘶，此贼不忿而相搏以死，则无食而饿死矣。奈何既不得攻，又不得围，纵其游骑散卒，或百或十，朝出而残一邑，又明日出而残一邑。王畿根本之地，富室最多，适足以资其流血成沟也。王畿荡灭将尽，遂及辅郡诸县镇，走官吏如鸡犬，取故相家孙女姊妹缚马上而去，执侍帐中，远近胆落，不暇寒心。然非金贼残之也，实官军残之也。方贼入一邑时，未闻官军一人袭而来救，咸谓彼出不意，而我适不为之备也。以故知阉贯前日臧底河之败，士卒死者十万，不减永洛之酷，朝廷莫得而闻也。贯蹙，熙河经略使刘法出师，为西贼掩而杀之，如携童稚，朝廷受百官班，贺西师之捷也。近而刘延庆于雄州北僵尸百馀里，而弃金帛军实于乱尸之中，不可称数。并取雄州弓手，天下称为枭勇，而契丹素所畏者，贯悉杀之，朝廷既不正典刑于延庆，而贯寻封王矣。法制之兵当如是乎？其失之八也。或曰国家征兵于方镇而未至也，前与之和矣，曰城下之盟，有以国败，不能从也，是《春秋》之法也，敢不守而行之？韩信之伐齐，先有郦食其与齐和矣；李靖之灭颉利，唐俭深入虏庭而和矣；薛仁贵之取九姓，先受其降，而知降者伪，则不若悉坑之之威也。是皆《春秋》之法也，何独古人以制胜，今则失之，无乃天下之士恶言孔子《春秋》之弊乎？虽然，征兵于方镇而不急奔命者，其故何也？汉陈豨反于代，高祖以羽檄征天下兵，未有至者，高祖乃躬选壮士于邯郸，盖豨之罪未白于天下也。唐代宗有吐蕃、党项京师之危，诏诸道兵，四十日无一人入关者，吐蕃、党项虽为天下所嫉，而程元振、李辅国凶阉之不君，复为天下之所忌也。天下岂不曰元振、辅国者，吾家之吐蕃党项也？塞上之吐蕃、党项，吾力可及，而吾家之吐蕃、党项，吾力之不可及也。今阉贯之凶燄出元振、辅国上，既未枭而醢之，尤为天下之所忌也，然实因兵制驱之而然者，何则？兵在州郡，则兵驯而州郡重；兵专命将则兵骄而州郡轻，盖将重则州郡不得不轻，将骄则兵不得不骄。惟州郡轻则帅府轻，帅府轻则京师轻，此天下之势也。祖宗之兵寓于州郡，命其守臣曰知州军，以某军重某州也，其将则州都监是也。州郡都监平日事其守臣卑且谨，则其兵无自肆也，此祖宗之兵制也。开宝之兵三十七万，是谓必胜之兵。至道之兵六十六万，是谓威武之兵。天禧之兵九十一万，是谓太平之世保大之兵。庆历之兵一百二十五万，是谓昊贼之后应变之兵。皆以根抵京师，而枝干四方，宜其百世莫得而加损于一日也。乃有大臣喜变更祖宗之法度，兵制亦不得而存，合数州之兵以为一将，将重而州郡轻矣。州虽有兵之营幕而窘于月食时衣，其号令之所加，进退之所系，则在将而不在守臣，以都监而领剩员，厢军之外，不知将司一事也。将兵视州民如胡越，将官待守臣如寇雠，又有大可惧者。幸宗庙社稷之灵，无回戈吞噬之变，则昧者未之谕也。唯司马温公，熙宁中在洛下，见留守前宰相韩绛，以数十老弱之卒，奉旨祷雨中岳，而将兵有出城之禁，奏疏论之。曾布帅太原，躬自不胜将司之无礼，而终不以将法为非也。此者不幸有金贼之役，如徵旧制之兵，则诏至一州之日，则一州之兵奔命而东，上不必待于他州，切恐他州之我先也，州兵之急于用也。今征新法之将兵，而将兵分隶数州，必合而起之，又各仰其州之钱粮以资之，是州兵一日之事，为将兵累日之事也。将兵之不可急用也如此。国家承平日久，人材不甚相远，都监之材武不知视将官果何如，唯阉孺之役，商旅之族，乃得超授将官，而都监孤寒，以考第平进者，不敢与之比也。此州郡兵制之失，使其赴援不时之弊也。若其京师兵制之失，使其寡弱不足以为京师之重，而威乎天下者，亦其自变更祖宗之旧制也。祖宗知汉唐都雍与洛，以山河为险，人可兼而有也。今都汴阳，无山河为险，而唯以人为固，乃屯重兵于京城之下，或分粮于京畿之邑，他人莫得而轻重之，唯我以之为用，是本朝以兵设险，险于雍洛之河山也。奈何喜变更之大臣，销去祖宗傅城之兵营，曰坐縻太仓无用也，曰阙额之金因得以为利也，闲地可以利室庐也。大臣而浅且陋一至于此，安知百世之安危哉？宋守约自以并营为功，闻于一时矣，使我翊卫京城之兵营，十无一存者矣。今之贵臣强宗，则为别馆园囿，与夫道宫释宇者，皆昔之营地也。后生但誇今日游地之雄，孰知昔日宿兵之雄哉？倘如祖宗之旧制，城外之兵营棋布相望，而謦欬之音日夜彻乎数百里之间，使四夷来朝贡者远而望之，于郁葱佳气之外，有森然不敢仰首之威光，则被金贼虽欲喘息于城下，而无以留旦暮也。祖宗以兵为险，而城不必高，池不必浚也，吾之京师是谓天邑，是谓神皋，其守唯在四夷也。由是观之，祖宗京师之兵制，优于唐之时府卫多矣。唐之府卫远，而不若我之近也；唐之府卫勤于命将，而我初不命将以私之也。内外兵制系国家安危，其失之九也。幸而有三策焉，曰：命威望之大臣以守魏，而高阳可保也；命威望之近臣以守镇，而中山可保也。在唐则魏博重于镇冀，镇冀重于幽燕，魏博、镇冀合而制幽燕者也。祖宗于河北建四郡，而河东唯太原一镇，其旨微矣。今不得已，于晋于潞，或择建一镇，或各建一镇，则太原可保也。此重镇之策也。于河北、河东慎择守臣，文武并用，待之则厚，委之则专，于转运使、提点刑狱之外，无繁破旁午之使者，以蹂践之，抟啮之，则金贼虽得吾州县，而无得乎人者，安能一日而居哉？大要如太祖时，郭进于邢州，李汉超于关南，何继筠于镇定，贺惟忠于易州，李谦溥于隰州，姚内斌于庆州，董遵诲于通远，王升于原州，不减唐李抱真于泽潞，马燧于太原。虽曰崎岖于剧贼之中，而威震于华戎之上，吾民既安矣，何恤乎小丑？夫然后于民给复者五年，末之犹三年，明诏曰：「山泽之利，与尔共之，吾不禁也。盐食之货，尔专有之，吾不与也。尔无种粮，则吾给之；尔无牛耕，则吾畀之；尔无农器，则吾铸之」。于是乎十数年流转四方之民，不约而无远迩来归矣。唐宣宗何德以复累世所亡河湟之地哉？而能以恩惠顾于既归之后，犹不失《春秋》重民之道也。此内治之策也。远交而近攻者，范睢之谋，唐太宗为能用之也。王者之师不必出，而以夷狄攻夷狄，则王者之师不战也。国家之制迁贼命于藩罗支，其制元昊亦命乎唂厮罗，是世效忠顺以报朝廷者。一旦灭之为郡县，今熙河是也，自是夷狄怨中国多矣，德之不以为恩也，疆埸之上无日无烽火之警。今因金贼陆梁之后，丕然大变其政，得重使如唐贾林、本朝曹利用之类，以告室韦奚霫靼达诸蕃，鸣金贼之罪而四攻之，金贼何地以苟活哉？若高丽则金贼素所臣事者，我之厚高丽者如何，其为我缓急之役当如何，将见金贼虽苟活，不可得也。《春秋》之功莫大乎存亡国，孔子犹书卫人立晋，不与齐侯之专封，而大天子之命也。今天子为能命韩昉辈访耶律之后，礼而立之，则九夷八蛮罔不仰中国之至仁，服陛下之丕德，非特为耶律氏再生骨肉之恩也。仁之所施者深，则诚之所归者广，于是乎耶律氏为我藩篱，蚤虱金贼而汤栉之，凡厥涿蓟诸郡，恐却之而必以归也。汉光武不肯从藏宫、马武之谋，因匈奴衰乱而取之，乃立南单于以制北单于。唐太宗虽曰灭颉利而立突利可汗，使率其故部，示不灭人之国也。故曰兵所以存亡继绝，救乱除害也，今何惮而不为！此外交之策也。唐太宗有郭子仪为将，吐蕃内侵，相继五年。德宗有李晟为将，而吐蕃内侵，相继三年。则今日之忧，未易以一冬一春必也，庙堂之上可遽缓带乎？借如三镇之地已无及，而三镇之馀犹可及也。今日之师已无补，而明年之师或尚可补也。皮肤之疾愈而却医可也，心腹之疾犹存而医未易却也。

谓周公用天子之礼乐者诬也，不然，《春秋》讥鲁之郊禘，何邪？且汉景帝赐江都王以天子之旌旗，君子贬之矣。或者既诬周公而又蔑乎礼乐，其与曹、马为媒乎！

世之论者以为袁盎质直好义，辩论人主前，挺然有忠臣之节。愚独以为不然。盎阴持纵横变诈之术，阳为忠直，以幸人主之知，快私情于一己，卖声名于天下。此固暴悍勇鸷之小夫闻其风而悦之，忠实笃厚之君子未尝不鄙其为人也。绛侯诛诸吕，安刘氏，功高天下，文帝见而加敬，亦先王畏相之义也。盎以为绛侯有骄主之色，不宜礼之太过。幸而文帝宽厚，置而不问，倘秦二世、隋炀帝闻此言，绛侯不知死所矣。又况盎兄与绛侯交游欢甚，借使绛侯有骄主色，盎何不请间而规之，彼必闻而改也。文帝初未尝询绛侯得失，而盎辄以危言中之，亦足以发明盎之少恩矣。淮南王之迁蜀，盎力争之，以谓一旦蒙犯霜露，客死道旁，则有杀弟之名。既而淮南王至雍而死，文帝哭之甚哀，悔初不用盎之言。盎既不规文帝之失，又从而誉之，以谓淮南王之死不足悔也。且以淮南王为当迁耶，则盎初不宜以为非；以谓不当迁耶，则终不宜以为是。此与反覆卖国之人何以异哉？盎与晁错有隙，错议削七国，七国举兵西向，以诛错为名。汉廷诸公相顾失色，盎独宣言于廷曰「不足忧也，今破矣」，疑若有必胜之策。及景帝屏人与语，但言斩错以谢七国，兵可无血刃而罢。错既斩于东市，而七国之兵不退，则是假天子之威以报私雠耳，忠于国者固如是乎？至如斥赵谈骖乘，却慎夫人坐，责丞相不下士，皆有为而发，非出于诚心也。昔汲黯折张汤、诋公孙弘，灌夫侵田鼢、骂程不识，固有盎之风矣。然此两人者以朴忠自信，虽面折大臣无所阿避，察其心实无他也。司马迁称盎「仁心为质，引义慷慨」，岂知言哉！

伏审茂膺宸命，荣拜儒师。偶称庆之未遑，遽移书之先辱。谦光有晔，愧汗欲流。恭惟某官异禀天麟，希珍庙琏。英躔高步，曾却敌于万人；仙籍巍登，俄飞声于四海。惟妙学足以发明奥典，惟卓行足以振起颓风。故朝廷为官择人，辍北门之上幕；而庠序量材授职，汰东郭之滥竽。伟哉道将兴欤，闻之谁不喜者！况某望风有素，仰德惟深。觌睟表以非遥，聆好音而增慰。其为感忭，莫可敷陈。

祗奉恩辉，宠除漕寄。凡依庇赖，交集欢愉。恭惟某官学贯儒流，望高时论。以尽言不讳而挹巍第，以忠愬无隐而光谏垣。跻峻职于西清，扈慈闱于南上。预元戎之婉画，曲尽吁谟；领将漕之提封，更荣申命。行闻召节，入冠从班。某猥以散材，获居属郡。钦闻光渥，第极归依。

人主读经则师其意，读史则师其迹。然读经以《尚书》为先，读史以《唐书》为首。盖《尚书》论人主善恶为多，《唐书》论朝廷变故最盛。

朝廷立法不可不严，有司行法不可不恕。不严则不足以禁天下之恶，不恕则不足以通天下之情。汉之张释之、唐之徐有功，以恕求情者也。常衮一切用法，四方泰清，莫有获者，彼庸人哉！天下后世典狱之官，当以有功为法，以衮为戒。

人主欲明而不察，仁而不懦。盖察常累明，而懦反害仁故也。汉昭帝明而不察，章帝仁而不懦，孝宣明矣而失之察，孝元仁矣而失之懦。若唐德宗则察而不明，高宗则懦而不仁。兼二者之长，其惟汉文乎！

祖宗法度不可废，德泽不可恃。废法度则变乱之事起，恃德泽则骄佚之心生。自古德泽最厚莫若尧舜，向使子孙可恃，则尧舜必传其子。至于法度，莫若周家之最明，向使子孙世守，则历年至今犹存可也。

仁义者，人主之术也。一于仁，天下爱之而不知畏；一于义，天下畏之而不知爱。三代之主，仁义兼隆，所以享国至于长久。自汉以来，或得其偏，如汉文帝过于仁，宣帝过于义。夫仁可过也，义不可过也。

名器之贵贱以其人。何则？授于君子则贵，授于小人则贱。名器之所贵，则君子勇于行道，而小人甘于下僚；名器之所贱，则小人勇于浮竞，而君子耻于求进。以此观之，人主之名器可轻授人哉！

周厉王监谤，秦始皇偶语者弃市，徒能禁于一时，岂能禁之于万世？观厉王之恶，至秦之世而不可禁；始皇之恶，至汉之世而不可禁。非惟不能禁于后世，而又必有明白其是非者。贤君所以专务修德，而乐闻善言；当时之臣，故亦乐告以善道，而成一代之治安。彼二主不达此，规规然徒禁一时之论难，行事不善，使人不敢议其非，或致亡于一朝，而取讥评于万世，不亦误哉！然想当时未必其身亲为不善也，必有奸佞之臣济之，此可以为世戒。

可爱非君，可畏非民。后世荒淫之君所为不善，故君不知民可畏，而知民可虐；民不知君可爱，而知君可怨。是君民为仇也，安得无颠覆之祸？

仁义礼智，所以为立身之本，而阙一不可。故孟子以恻隐之心为仁之端，而无恻隐之心则非人；以羞恶之心为义之端，而无羞恶之心则非人；以辞让之心为礼之端，而无辞让之心则非人；以是非之心为智之端，而无是非之心则非人。李林甫为宰相，在廷之臣皆非人也。掊克生灵，无恻隐之心；阿附宦官，无羞恶之心；势利相倾，无辞让之心；上下雷同，无是非之心。夫一端之亡，亦非人矣，况四端俱亡，安得谓之人？宜乎有天宝之乱也。

君明君之福，臣忠臣之福。君明臣忠，则朝廷治安，得不谓之福乎？父慈父之福，子孝子之福。父慈子孝，则家道隆盛，得不谓之福乎？俗人以富贵为福，陋哉！

老子曰：「祸兮福所倚，福兮祸所伏」。指国家而言。故晋武平吴，何曾知其将乱？隋文平陈，房乔知其不久。祸福倚伏者，其在兹乎！

唐德宗之恶过于纣，孟子曰：「贼仁者谓之贼，贼义者谓之残。残贼之人，谓之一夫」。何则？仁义所以治天下之本，而纣皆残贼之，遂失天下。观德宗之恶，讵止于贼仁义哉？社稷不亡幸矣！

奸邪之人乱国政，李林甫是也；庸鄙之人弱国势，张禹是也。荀子曰：「权出于一者强」。谓权出于一则主势不分，而君道尊矣。后世宰相侵君之权而不令终者多，贤如李文饶，尚不能免此，况李林甫之徒哉？为人臣者，视此以为戒。

秦暴如火，天下怨之。怨而不离者，扶苏在焉。及扶苏死，二世立，而秦亡。贤主之国家为何如！

王者富民，霸者富国。富民，三代之世是也；富国，齐、晋是也。至汉文帝行王者之道，欲富民而告戒不严，民反至于奢；武帝行霸者之道，欲富国而费用无节，国乃至于耗。

教化者朝廷之先务，廉耻者士人之美节，风俗者天下之大事。朝廷有教化，则士人有廉耻；士人有廉耻，则天下有风俗。或朝廷不务教化，而责士人之廉耻；士人不尚廉耻，而望风俗之美，其可得乎？

君子在朝，则天下必治，盖君子进则常有乱世之言，使人主多忧而善心生，故天下所以必治。小人在朝，天下必乱，盖小人进则常有治世之言，使人主多乐而怠心生，故天下所以必乱。

正者天下之所同好，邪者天下之所同恶。而圣贤未尝致忧于其间，盖邪正已明故也。至于邪正未明，则圣贤忧之。观少正卯言伪而辩，行僻而坚，孔子则诛之。杨墨一则为我，一则兼爱，孟子则辟之。皆邪正未明而惑人者众，此孔孟之所汲汲。

继志述事，《礼记》独指武王、周公，不可执此而行。使宣王继厉王志，述厉王事，可乎？

石守道采摭唐史中女后奸臣宦官事，各以其类作三卷，目之曰《唐鉴》，而言曰：「巍巍巨唐，女后乱之于前，奸臣坏之于中，宦官覆之于后」。考其所论，可为万世鉴，惜乎不推其本而言之。故人主欲惩三者之患，其本不过有二：以内则清心，以外则知人。能清心，则女后不能乱之；能知人，则奸臣不能坏之，宦官不能覆之。请借明皇一君而论，开元能清心矣，能知人矣，武后、惠妃、萧嵩、杨思勉岂能易其志？及天宝之际，不能清心矣，不能知人矣，而杨贵妃、李林甫、高力士遂乱其心。清心知人，其人主致治之本欤！

天下之变，不起于四方而起于朝廷。譬如人之伤气，则寒暑易侵；木之伤心，则风雨易折。故内有李林甫之奸，则外有禄山之乱；内有卢杞之邪，则外有朱泚之叛。《易》曰：「负且乘，致寇至」。不虚言哉！

三代法度，秦尽变之，然独不去肉刑。以此用心，安得不遽灭？

汉宣帝诘责杜延年治郡不进，乃善识治体者。夫治郡不进，非人臣之大罪，而宣帝必欲诘责之，何耶？盖中兴之际，内之朝廷，外之郡县，法度未备，政事未修，民人未安堵。或治郡不进，则百职废矣，乌可不责之？夫一郡尚尔，况天下乎？予谓汉宣帝识治势。

汉武帝知汲黯之贤而不用，唐太宗知宇文士及之佞而不去，何其误耶？夫人主知贤而不能用，未若不知之为善；知佞而不知去，未若不知之为愈。苟知贤而不能用，则善无所劝；知佞而不能去，则恶无所惩。虽然，武帝知贤而不用，犹愈于元帝知萧望之之贤而反罪焉；太宗知佞而不去，犹愈于德宗知卢杞之奸而复用焉。观元帝、德宗之与武帝、太宗，岂不相寥绝哉？

三代之治在道而不在法。三代之法贵实而不贵名，后世反之，此享国与治安所以不同。

士之立朝，要以正直忠厚为本。正直则朝廷无过失，忠厚则天下无嗟怨。二者不可偏也，一于正直而不忠厚，则渐入于刻；一于忠厚而不正直，则流入于懦。汲黯正直，所以辟公孙弘之阿谀；忠厚，所以辟张汤之残刻。武帝享国五十五年，其臣之贤，独此一人而已。武帝反不用，其为君可知。

立朝之士当爱君如爱父，爱国如爱家，爱民如爱子。然三者，未尝不相赖也。凡人爱君则必爱国，爱国则必爱民，未有以君为心，而不以民为心者。故范希文谓居庙堂之上则忧其民，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，谅哉！

士之立身，要以名节忠义为本。有名节，则不枉道以求进；有忠义，则不固宠以欺君矣。

朝廷大奸不可容，朋友小过不可不容。若容大奸，必乱天下；不容小过，则无全人。

孔子曰：「道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民免而无耻」。以君言之，则宣帝、明帝；以臣言之，则赵广汉、张敞得之。又曰：「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」。以君言之，则文帝、景帝；以臣言之，则龚遂、黄霸得之。君臣优劣，于此可见。

圣人无欲，君子寡欲，众人多欲。

路温舒之见高矣！宣帝初立，政之宽猛，中外未尝见之，而路温舒首以尚德缓刑为戒，援引古今，至于千言。其后盖宽饶、杨恽以无罪见戮，果符温舒之言。呜呼，人臣见几而能谏，人主闻善而能徙，然后君臣两尽其道。温舒见而能谏矣，宣帝闻善不能徙，惜哉！

昔季氏伐颛臾，孔子曰：「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，而在萧墙之内也」。其后阳货果囚季桓子，圣人之言可不为万世法哉？自三代而下，人主不师孔子之言，不戒季氏之事，而被萧墙之害者多矣。

成汤处心过于武王，成汤放桀于南巢，惟有惭德，曰：「予恐来世以台为口实」。武王以受罪浮于桀，曰：「今朕必往，则岂复有惭德哉」？又《汤誓》、《汤诰》数桀之恶浅，而《泰誓》数纣之恶深。善乎，古人谓纣虽无道，不如是之甚者，诚知武王之心欤！

人君纳谏之本，先于虚己。禹拜昌言，故能纳谏；德宗强明自任，必能拒谏。

人之立身可常行者在德，不可常行者在威。盖德则感人也深，而百世不忘；威则格人也浅，而一时所畏。然德与威不可偏废也，常使德胜威，则不失其为忠厚之士；苟威胜德，则未免为锻鍊之流。观羊祜与杜预俱守襄阳，后人思祜之深而思预之浅者，岂祜尚德而预尚威乎？

中人之性，由于所习。见其善则习于为善，见其恶则习于为恶。习于为善则举世相率而为善，而不知善之为是，东汉党锢之士与夫太学生是也。习于为恶则举世相率而为恶，而不知恶之为非，五代君臣是也。

西汉人才可与适道，东汉人才可与立，三国人才可与权。杜钦、谷永可与适道，而不可与立，故附王氏；陈蕃、窦武可与立，而不可与权，故困于宦官；至于诸葛孔明，然后可与权。夫人才至可与权，则不可以有加。

张良近太公之材略，诸葛近伊尹之出处。然良佐高祖，论其时则宜，语其德则合。亮处三国，则才大任小，惜哉（《豫章文集》卷一一。）！

周、孔之心使人明道。学者果能明道，则周、孔之心，深自得之。三代人才得周、孔之心，而明道者多，故视死生去就如寒暑昼夜之移，而忠义行之者易。至汉唐以经术古文相尚，而失周、孔之心。故经术自董生、公孙弘倡之，古文自韩愈、柳宗元启之，于是明道者寡，故视死生去就如万钧九鼎之重，而忠义行之者难。呜呼，学者所见，自汉唐丧矣！

曾子曰：「可以托六尺之孤，可以寄百里之命，临大节而不夺」。君子之学，亦志于斯而已矣。阅古今而不知成败，见小节而闇于大道，虽学足以通天人，智足以周事物，吾不知其人也。祸福莫大于死生，利害莫大于安危。人能轻千金之躯，以任天下之重，祸福不惧，死生不易，虽曰未学，吾必谓之学矣。天下无事，虽腐儒小生弄刀笔有馀；事出意外，又能究其本心、而不失其素志者，寡矣！晁错号称「智囊」，本造六国之谋，知吴必反者，宜其遭变而不动，慨然以身任之，乃反以危事委人主，而自处于万全。此其智已乱矣！错犹若此，而况其下者乎。吾观周亚夫之将也，可谓安静有守而不动者矣。梁孝王日夜请救，而亚夫卒坚壁不出；军夜惊，相攻至帐下，而亚夫卒坚卧不起。夫不救梁，不过梁亡而诛耳，而汉无可几之道。军夜惊不起，不过匕首窃发，而军无可乘之隙。以死生而易安危，亦可谓任重而道远矣！至于谏临江之废，拒王信之封，所谓严嫡庶之分；守高祖之约，可谓真宰相矣。而太史公独称其用兵而不取其守节，曰：「足智而不学，守节而不逊，卒以穷困」。呜呼！此为景帝讳也。景帝不道，至于杀无罪元勋之臣，太史公不能直书其恶，乃讥亚夫之短，以为自取者，可为流涕太息也！亚夫之不学，岂其似绛侯厚重少文耶？刘氏微其父子，几亡矣！何不学之有哉！亚夫之不逊，岂其以面折廷争，而为庸主所不堪耶？鬻拳惧君以兵，君子犹能与之，而守节者安得以不逊罪之哉？孔子曰：「仁者必有勇」。勇盖仁者之馀事也。亚夫独以兵见称，岂不遗其大而录其细耶？

贾谊说文帝以诸侯强大，天下之势如病尰，失今不治，必为痼疾。文帝入，绛、灌、东阳、冯敬之言，未尽施行，而谊亦不幸死矣。晁错得幸景帝，乃请诸侯之罪过，削其支郡，于是七国连兵西乡，以诛错为名。吴王谋反已兆于高帝之言，岂为错发哉？袁盎一说，错遂灭其宗族，悲夫！使谊不死，景帝之时，绛、灌旧臣无在者，谊必得志，得志必尽行其策，则晁错之祸，谊其当之耶？谊之不幸而死，乃谊之所以为幸也。祸福倚伏无形，其不易知如此。班固称谊天年早终，虽不至公卿，未为不遇也，固亦有见于斯耶。

右，臣近承尚书工部符，备到七月十八日敕节文：京东路州军增修城壁楼橹，仰当职官随宜修治。勘会本府昨五月内，先准圣旨修城。寻行相度，据旧城外今添帮城身，底阔一丈四尺，高六尺；增筑马面团敌，创建楼橹一千八百六十馀间。合起夫八十馀万，收买木植一百六十三万馀条，计合用钱二十一万贯有零。自臣到任，亲再检视，以劳费浩大，民力不易，兼元料有大计虚费不实去处，遂别措置裁减。据旧城外止合添帮城身底阔一丈，高三尺，及造楼橹一千间，比元料计减人夫五十馀万工、木植一百馀万条件，合用钱七万馀贯。其合用人夫仍欲召募，日支工食钱米，于民即无骚动，已具状奏闻去讫。臣窃惟本府当东南之冲，内屏王室。汉吴楚七国举兵西乡，关中震惊，景帝遣周亚夫将三十六将军距于洛阳，相持三月。然卒挫其锋而遁死者，梁孝王力限之于此，而不得西之效也。唐安禄山叛幽蓟，安庆绪遣其下尹子琦将同罗、突厥等劲兵十馀万来攻，卒能保有江淮，使不敢长驱，唐得保有其财用以济中兴者，张巡、许远以死守之于此，而不得逞之效也。盖尝以此考之，自东南而来，如汉之吴楚，由西北而下，如唐之尹子琦，皆以睢阳为襟喉，则控扼之要，利害岂与他郡比哉！又况本朝王业所基，见奉三圣神御于离宫，夹辅京师，号为陪都，其形势又非汉唐之比，则府城势决不可不修，以为非常之备。今有司之所较者，不过目前之费而已。臣今来裁减之数止是七万馀贯，朝廷岂当以此毫末之费，而不为王业本基之计乎？契勘发运司并江西转运司见拖欠本府宣和五年以后年额，合应副斛斗二十七万石。臣今来更不敢上干朝廷别作施行支降钱本，只乞于今来上供斛斗内截留十万石，依准去年御笔指挥，充三年带纳之数，亦可变转了办。目今秋田收刈不远，若不乘农事稍隙之时疾速下手，并力营治，窃恐迁延至冬，必不及事。臣已一面收簇本府诸色桩管经费、系省钱，先次兑那使用，径自择日兴工外，欲望圣慈特赐开允，许臣依数截留上件斛斗拨还，庶几不误年计。谨录奏闻，伏候敕旨（《石林奏议》卷一。又见《历代名臣奏议》卷三一六。）。

原书于各组奏议之前标著其时所任官职。此篇标「应天尹」，意即为叶梦得知应天府时所上。兹于校记中注明。以下仿此。

方叔壮猷，夙任兴周之寄；召公为保，载勤分陕之行。孚号载飏，裔夷震叠。伏惟某官忠诚许国，术略佐时。总御六师，早席将门之旧；廓清四海，屡扶王室之危。憬彼犬戎，复干虎旅。虽王赫斯怒，所歼者渠魁；而民怀有仁，愿适者乐土。况仇葛来苏之望，皆灵台乐德之人，不待招携，咸知效顺。倒戈内附，岂惟见于前徒；免胄纵观，孰不归于吾父？一蒙开纳，尽洗腥膻。某久幸从游，欣闻播告。莫遂瞻承之志，徒深庆抃之诚。

触热载涂，已交印绶；承流问俗，具布教条。欢谣初播于里闾，翰墨既勤于尺牍。伏惟某官材周远用，世号名卿。奏刀砉然，所遭皆迎刃而解；揽辔沃若，有往非著鞭可先。久屈祠官，暂烦便郡。虽长沙国小，未足以回旋；而淮阳政清，何妨于卧治？顾惟老病，屡请归閒。念桑梓之相依，从游已旧；方荆榛之未剪，戎路尚艰。重惭推毂之无堪，犹获同舟而共济。何从会面，坐极驰诚。

古者持国任事，有四臣焉：杜患于未兆，弭菑于未形者，贤臣也。祸结而排之使安，难立而戡之使平者，功臣也。国安矣，挈而错之危；世治矣，汩而属之乱者，非愚臣即奸臣也。盖奸臣之不足者忠，愚臣之不足者知。忠、知不足而持国任事，祸之府也。昔者，晁错尝忠于汉矣，而其知不足以任天下之大权也。是以轻发七国之难，而其身先戮于一人之言，可不谓愚乎？彼错者为申、韩之学，锐气而寡恩，好谋而喜功之臣者也。自孝景之居东宫，而错说之以人主之术数也，固已智宠之矣；及其即位，而以天下听之。彼挟其君之以天下听之也，欲就其所谓术数之效，是以轻为而不疑，决发而不顾，卒以忧君危国，几成刘氏之大变。而后世之士犹或智之，独子云乃谓之愚。子云之愚错也，非以其智不足以卫身而愚之也，亦以其不能杜七国未发之祸而故趣之于乱也。东诸侯之势诚强矣，强而骄，骄而反，其理也。然而束之而使无骄，御之而使无反者，岂固无术耶？而错之策曰：削之不削，皆且反也，削之则反速而祸小，不削则反迟而祸大。是错之术无他，趣之以速反而已。错之所谓祸小者，以吾朝削其地而暮得其民故也。安有数十年拊循之民，一旦而遂不为之役也？吴王所发五十万之众者，皆其削郡之民也。连七国百万之师，西向而图危关中，乃曰祸小者，真愚也！夫七国之王，独吴少尝军旅，为宿奸故恶，其六王皆骄夫孱稚，非有高材绝器，挟智任术足以就大计者，其谋又非前缔而宿合之也。今一旦徜徉相视而起，皆吴实迫之，欲并以为东帝之资耳。当孝文之世，濞之不朝发于死子之隙，而反端著矣，贾谊固尝为之痛哭矣。然而孝文一切包匿，不穷其奸，而以恩礼羁之，是以迄孝文之世三十馀年而濞无他变也。濞之反于孝景之三年，而其王吴者四十三稔矣。齿发固已就衰，而乡之勇决之气与夫骄悍之情、窥觊之奸皆已沮释矣。今一旦奋然空国西向，计不反顾者，濞岂得已哉，有错之鞭趣其后以起之也。昔高帝之王濞者三郡，且南面而抚其国者四十馀年。错之任事，一旦而削其二郡，楚、赵、诸齐皆以暗隐微慝夺其封国之半，彼固知其地尽而要领随之，是以出于计之无聊，为一决耳。向使景帝袭孝文之宽假而恩礼有加焉，而错出于主父偃之策，使诸侯皆得以其封地分侯支庶，以弱其势，则濞亦何事乎白首称兵，冀所非望，而楚、赵、诸齐不安南面之乐，而甘为濞役也？吴王反虏也，固天人之所共弃，未有不至于败灭者，然亦幸其未为晓兵者也。使其诚晓兵，则关东非汉有，而错之罪可胜戮哉？方濞之起也，其谋于宿将，则曰必先取梁；其谋于新将，则曰必先据洛。二策者，皆胜策也。而吴王昧于所用，故败亡随之。其曰必先取梁者，梁王景帝之亲母弟，国大而强，北距泰山，西界高阳。今释梁不下而兵遂西，则汉冲其膺，梁捣其吭，不战而成擒矣。此宿将以先取梁为功者，图全之策也，所谓以正合者也。洛阳阻山河之固，扼西兵之冲，积武库之械，丰敖仓之粟。今不疾据而徐行留攻，则汉骑腾入梁楚之郊以蹙之，败可立待也。此新将以先据洛为功者，立奇之策也，所谓以奇胜者也。二策者皆胜策也。虽反国之虏无所恃之，亦兵家之至数也。幸其当时无以双举而并施之以教之也，是以吴王用其攻梁而不用其据洛，此所以亟败也。所谓双举而并施者，锐师卷甲以趣洛阳，重兵疾攻以覆梁都。虽无能入关，而山东举矣。知取梁而不知取洛，则汉兵得以东下；知据洛而不知取梁，则梁兵得以蹑后。使锐师据洛而重兵攻梁，洛已据，则汉兵不能即东；汉兵不东，则必举梁，梁举而山东定矣。幸其不出于此，乃屯聚而不分以压梁壁。梁未及下，而亚夫之辈驰入荥阳而壁昌邑矣。求战不得，欲去不可，徬徨无所之，而坐成擒。故曰，幸其未为晓兵者也。向使吴王两用其策，而又假田禄伯以偏师提之以趋武关，周丘长驱，遂历城阳之北，反虽不迟，而祸实大矣。呜呼！孰谓晁错非真愚者哉！

兵有所必用，虽虞、舜、太王之不欲，固常举之；有所不必用，虽蚩尤、秦皇之不厌，固当戢之。古之人君有忘战而恶兵，其敝，天下皆得以陵之，故其势蹙于弱而不能振；有乐战而穷兵，其敝，天下皆得以乘之，故其势蹶于强而不知屈。然则兵于人之国也，有以用而危，亦有以不用而殆矣。西汉之兴，历五君而至于孝武。自高帝之起匹夫，诛强秦，蹙暴楚，已而平反乱，征不服，迄终其世，而天下伏尸流血者二十馀年。吕后、惠、文乘天下初定，与民休息，深持柔仁不校之德。其于兵也固惮言而厌用之也，可谓知天下之势矣。孝景之于汉也，盖威可抗而兵可形之时也，然而即位未几，卒然欢于七国之变，故其志气创艾，亦姑安天下之无事，未暇为天下之势虑也。然其为汉之势，亦浸以趋弱矣。孝武帝以雄才大略，承三世涵育之泽，知夫天下之势将就弱而不振，所当济之以威强而抗武节之时也。方是时也，内无奸变之臣，外无强偪之国，而世为汉患者独匈奴耳。夫匈奴自楚、汉之起，乘秦之乱，复践河南之地，而其势始强。高帝尝以三十万之众困于白登之围，盖士不食者七日，已解而归，不思有以复之，而和亲始议矣。高后被其嫚书之辱，临朝而震忿矣，终之以婉辞顺礼慰适其桀骜之情。凡此者，皆欲与民息肩，姑置外之而不校也。孝文之立，其所以顺悦输遗者甚至，饰遣宗女，以固其欢，盖送车未返，而彼已大举深入矣，候骑达于甘泉、雍都。其后乍亲乍绝，盖为寇患，至于近严霸上、棘门、细柳之屯以卫京都。以孝文之宽仁慎静，摄衣发愤，亲驾而驱之者再，乃至乎辍饭搏髀，而思颇、牧之良能也。孝景之世，其所以悦奉之情与夫遗给之数又加至矣，然其寇侵之暴信然其不止也。由是观之，汉之于匈奴，非深惩而大治之，则其为后患也可胜备哉！是以孝武抗其英特之气，选徒习骑，择命将帅，先发而昌诛之。盖师行十年，斩刈殆尽，名王贵人，俘获百数，单于捧首，穷遁漠北。遂收两河之地而郡属之，刷四世之侵辱，遗后嗣之安强。至于宣、元、成、哀之世，单于顿颡臣顺，谒期听令以朝，位次比内诸侯。虽曰劳师匮财，而功烈之被远矣。使微孝武，则汉之所以世被胡患，其戍役转饷以忧累县官者，可得而预计哉！甚矣，昧者之议不知求夫天下之势、强弱之任所当然者，而猥曰文、景为是慈俭爱民，而武帝黩于兵师祈祝，至与秦皇同日而非诋之，岂不痛哉！使孝武不溺于文成五利之奸以重耗天下，攘虏之役止于卫、霍之既死，而不穷贰师之兵，则其功烈与周宣比隆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