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喻谤》之篇，论势利二客由径而入，排斥义命二友，其意甚美，然制作之体似未尽善也。某尝论古人戏作之文，唯扬子云《解嘲》、韩退之《进学解》乃为尽善，如孟坚《宾戏》、崔骃《达旨》，已费辞而理不足。不审以为如何？

府君讳轸，字德载，姓陈氏。将作丞、赠吏部侍郎讳肃之曾孙，尚书郎、累赠秘书监讳希古之孙，国子博士致仕讳孝标之子。秘书公历官州郡，往来东平，乐其土风，自浮阳徙家，遂老焉。隐居栖迟，长吏希见。质行孝谨，诸儒皆服。以女归我皇祖，实生先公，积封燕国太夫人。先公早孤，鞠于外祖父，诸舅内兄弟，幼学相好，恩敬甚笃。府君举进士，数不中，士操弥励，乡评惟允。宁氏积善，庆在魏舒；羊公受封，爵加蔡袭。以先公执政，恩授假承务郎，调大名府馆陶县主簿，徙寿州下蔡县尉，用举者迁商洛县令。陆鲁望之词采，老无名第；崔亭伯之行义，身终邑长。建中靖国元年春三月己巳，以疾卒官，享年六十。是岁秋八月壬寅，葬郓州须城县庐泉乡酅上里。夫人李氏，皇州副使藻之女。子男文仲、行方、忠恕、信臣。女嫁张隆礼、张服膺。蜀郡家产，本无儋石；武威妻子，自操井臼。呜呼哀哉！前葬，诸子哭且曰：「酅上之葬，自我曾大父、若祖、若从祖凡五，皆先丞相实铭之，死且不朽。今子不以铭，谁当为者」？某孤藐易感，遁离多忧，伤中表之沦落，览遗文而增慕，不敢以辞，乃论次而为之铭曰：

猗嗟商洛，廉靖自终。说无《隽永》，赋有《幽通》。夜壑移舟，悲泉息马。城郭辽海，子孙燕社。载形新刻，实嗣遗文。千古如在，德音不泯。

某启：前日匆遽，略布所闻，性又懒于作字，殊愧草率。昨日蒙枉车骑，重辱翰墨之贶，并诘其说。夫所称汉唐及本朝述作之士凡十二家，非以其馀为不足称也，盖取其盛者言之耳。且在汉则有刘向、王褒、董仲舒、枚皋父子、张衡、崔骃、傅毅、蔡邕，在唐则有王、杨、卢、骆、沈、宋、陈子昂、李峤、燕、许、元、白、皇甫湜、孙樵，此尤其卓荦著见于世者。至于魏、晋、齐、梁以降，代不乏人，列于文苑、艺文传者，姓氏亦班班可考。本朝文物之盛，度越前代，则有若王黄州、杨文公、刘子仪、李邯郸、二宋兄弟、曾子固，以及张文潜、秦少游之流载于国书、传于士大夫之口者，亦已众多，未可以一二数也。仆窃不自料，亦尝猎其英华，涉其波流矣。凡诸家之作，或有传者，或不传者，或有好之者，或有不好之者。若夫所举十有二家之作，则未有不好之者矣，未有不传之者矣。是犹米之有稻粱，肉之有刍豢也，人皆嗜之。孔子登东山而小鲁，登泰山而小天下。孟子观水有术，必观其澜，盖谓是也。今阁下疑仆独称十有二人，何其鲜也。盖十有二人，皆所谓杰出者，然亦岂能遽掩诸家之善哉？且扬雄之赋，学相如作也；班固之书，学史迁作也；韩愈之文，学孟子作也。本朝诸公之文，学韩愈作也。然则虽举十有二家，仆尚以为多，而阁下又以仆比之富商大贾，自托于贫窭之人，而求益焉。仆诚无以益阁下，顾可以益阁下者，不过十有二家之书尔。观其为书也，汪洋浩博，千变万化，涉之者不见其涯涘，窥之者不见其阃奥。譬之如衡阳之林，岱阴之麓焉，伐寻抱不为之稀，艺拱把不为之数。又如钟山之玉，泗滨之石焉，累圭璧不为之盈，采浮磬不为之索，亦可谓盛多矣，其为富商大贾何加焉？阁下好学多闻，喜蓄异书，于此必已深探而熟观之，更少加之以意，则如是而权轻重，如是而知取予，如是而懋迁有无，皆可取之而逢其原也。则阁下之富，又将孰禦？凡人奇伟所闻，简忽所见，愿阁下勿以世所共传而忽之。六经之文，天下所共传，自古及今，用之而愈无穷，未闻舍此而他求也。若夫圣人之术，固在于躬行，亦岂敢谓仆之自得哉。孔子曰：「文莫吾犹人也，躬行君子，则吾未之有得」。又曰：「行有馀力，则以学文」。虽然，文非学者之先务，而圣人之术，亦非文不传。韩愈亦云：「仆之为古文，学古人而不得见，则兼通其辞。通其辞者，本于志也」。前辈述作之指，大抵如此，阁下其裁之。

百川异趋，必会于海，然后九州无浸淫之患；万国殊途，必通诸夏，然后八荒无壅滞之忧。会通之义大矣哉！自书契以来，立言者虽多，惟仲尼以天纵之圣，故总诗书礼乐而会于一手，然后能同天下之文；贯二帝三王而通为一家，然后能极古今之变。是以其道光明百世之上，百世之下不能及。仲尼既没，百家诸子兴焉，各效《论语》，以空言著书（《论语》，门徒集仲尼语。），至于历代实迹，无所纪系。迨汉建元、元封之后，司马氏父子出焉。司马氏世司典籍，工于制作，故能上稽仲尼之意，会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、《世本》、《战国策》、《楚汉春秋》之言，通黄帝、尧、舜至于秦汉之世，勒成一书，分为五体：本纪纪年，世家传代，表以正历，书以类事，传以著人。使百代而下，史官不能易其法，学者不能舍其书。六经之后，惟有此作。故谓周公五百岁而有孔子，孔子五百岁而在斯乎！是其所以自待者已不浅。然大著述者，必深于博雅，而尽见天下之书，然后无遗恨。当迁之时，挟书之律初除，得书之路未广，亘三千年之史籍，而跼蹐于七八种书，所可为迁恨者，博不足也。凡著书者，虽采前人之书，必自成一家言。左氏，楚人也，所见多矣，而其书尽楚人之辞；公羊，齐人也，所闻多矣，而其书皆齐人之语。今迁书全用旧文，间以俚语，良由采摭未备，笔削不遑，故曰「予不敢堕先人之言，乃述故事，整齐其传，非所谓作也」。刘知几亦讥其多聚旧记，时插杂言。所可为迁恨者，雅不足也。大抵开基之人，不免草创，全属继志之士，为之弥缝。晋之《乘》、楚之《梼杌》、鲁之《春秋》，其实一也。《乘》、《梼杌》无善后之人，故其书不行。《春秋》得仲尼挽之于前，左氏推之于后，故其书与日月并传，不然，则一卷事目安能行于世！自《春秋》之后，惟《史记》擅制作之规模，不幸班固非其人，遂失会通之旨，司马氏之门户自此衰矣。班固者，浮华之士也，全无学术，专事剽窃。肃宗问以制礼作乐之事，固对以在京诸儒必能知之。傥臣邻皆如此，则顾问何取焉？及诸儒各有所陈，固惟窃叔孙通十二篇之仪以塞白而已。傥臣邻皆如此，则奏议何取焉？肃宗知其浅陋，故语窦宪曰：「公爱班固而忽崔骃，此叶公之好龙也」。固于当时已有定价，如此人材，将何著述？《史记》一书，功在十表，犹衣裳之有冠冕，木水之有本原。班固不通，旁行邪上，以古今人物彊立差等。且谓汉绍尧运，自当继尧，非迁作《史记》厕于秦、项，此则无稽之谈也。由其断汉为书，是致周秦不相因，古今成閒隔。自高祖至武帝凡六世之前，尽窃迁书，不以为惭；自昭帝至平帝凡六世，资于贾逵、刘歆，复不以为耻；况又有曹大家终篇，则固之自为书也几希。往往出固之胸中者，《古今人表》耳，他人无此谬也。后世众手修书，道傍筑室，掠人之文，窃钟掩耳，皆固之作俑也。固之事业如此，后来史家奔走班固之不暇，何能测其浅深？迁之于固，如龙之于猪，奈何诸史弃迁而用固，刘知几之徒尊班而抑马？且善学司马迁者，莫如班彪。彪续迁书，自孝武至于后汉，欲令后人之续己，如己之续迁，既无衍文，又无绝绪，世世相承，如出一手，善乎其继志也。其书不可得而见，所可见者，元、成二帝赞耳，皆于本纪之外，别记所闻，可谓深入太史公之阃奥矣。凡《左氏》之有「君子曰」者，皆经之新意；《史记》之有「太史公曰」者，皆史之外事，不为褒贬也。閒有及褒贬者，褚先生之徒杂之耳。且纪传之中，既载善恶，足为鉴戒，何必于纪传之后，更加褒贬？此乃诸生决科之文，安可施于著述，殆非迁、彪之意。况谓为赞，岂有贬辞？后之史家，或谓之论，或谓之序，或谓之铨，或谓之评，皆效班固，臣不得不剧论固也。司马谈有其书，而司马迁能成其父志；班彪有其业，而班固不能读父之书。固为彪之子，既不能保其身，又不能传其业，又不能教其子，为人如此，安在乎言为天下法！范晔、陈寿之徒继踵，率皆轻薄无行，以速罪辜，安在乎笔削而为信史也！孔子曰：「殷因于夏礼，所损益可知也；周因于殷礼，所损益可知也」。此言相因也。自班固以断代为史，无复相因之义，虽有仲尼之圣，亦莫知其损益，会通之道，自此失矣。语其同也，则纪而复纪，一帝而有数纪，传而复传，一人而有数传。天文者，千古不易之象，而世世作《天文志》；《洪范》五行者，一家之书，而世世序《五行传》。如此之类，岂胜繁文！语其同也，则前王不列于后王，后事不接于前事。郡县各为区域，而昧迁革之源；礼乐自为更张，遂成殊俗之政。如此之类，岂胜断绠！曹魏指吴蜀为寇，北朝指东晋为僭；南谓北为索虏，北谓南为岛夷。《齐史》称梁军为义军，谋人之国，可以为义乎？《隋书》称唐兵为义兵，伐人之君，可以为义乎？房玄龄董史册，故房彦谦擅美名；虞世南预修书，故虞荔、虞寄有嘉传。甚者桀犬吠尧，吠非其主。晋史党晋而不有魏，凡忠于魏者目为叛臣，王凌、诸葛诞、母丘俭之徒抱屈黄壤。《齐史》党齐而不有宋，凡忠于宋者目为逆党，袁粲、刘秉、沈攸之之徒舍冤九原。噫！天日在上，安可如斯？似此之类，历世有之，伤风败义，莫大乎此。迁法既失，固弊日深，自东都至江左，无一人能觉其非。惟梁武帝为此慨然，乃命吴均作《通史》，上自太初，下终齐室，书未成而均卒。隋杨素又奏令陆从典续《史记》，讫于隋，书未成而免官。岂天之靳斯文而不传与？抑非其人而不祐之与？自唐之后，又莫觉其非，凡秉史笔者，皆准《春秋》，专事褒贬。夫《春秋》以约文见义，若无传释，则善恶难明；史册以详文该事，善恶已彰，无待美刺。读萧、曹之行事，岂不知其忠良；见莽、卓之所为，岂不知其凶逆。夫史者国之大典也，而当职之人不知留意于宪章，徒相尚于言语，正犹当家之妇不事飨飧，专鼓唇舌，纵然得胜，岂能肥家？此臣之所深耻也。江淹有言：「修史之难，无出于志」。诚以志者宪章之所系，非老于典故者不能为也，不比纪传，纪则以年包事，传则以事系人，儒学之士皆能为之，惟有志难。其次莫如表，所以范晔、陈寿之徒能为纪传，而不敢作表、志。志之大原起于《尔雅》，司马迁曰书，班固曰志，蔡邕曰意，华峤曰典，张勃曰录，何法盛曰说，馀史并承班固，谓之志，皆详于浮言，略于事实，不足以尽《尔雅》之义。臣今总天下之大学术，而条其纲目，名之曰「略」。凡二十略，百代之宪章，学者之能事，尽于此矣。其五略，汉唐诸儒所得而闻；其十五略，汉唐诸儒所不得而闻也。生民之本在于姓氏，帝王之制各有区分。男子称氏，所以别贵贱；女子称姓，所以别婚姻，不相紊滥。秦并六国，姓氏混而为一，自汉至唐，历世有其书，而皆不能明姓氏。原此一家之学，倡于左氏，因生赐姓，胙土命氏，又以字、以谥、以官、以邑命氏，邑亦土也，左氏所言，惟兹五者。臣今所推，有三十二类，左氏不得而闻，故作《氏族略》。书契之本，见于文字，独体为文，合体为字。文有子母，主类为母，从类为子。凡为字书者皆不识子母，文字之本出于六书：象形、指事，文也；会意、谐声、转注，字也；假借者，文与字也。原此一家之学，亦倡于左氏。然止戈为武，不识谐声，反正为乏，又昧象形，左氏既不别其源，后人何能别其流？是致小学一家，皆成卤莽。经旨不明，穿凿蜂起，尽由于此。臣于是驱天下文字，尽归六书，军律既明，士乃用命，故作《六书略》。天籁之本，自成经纬，纵有四声以成经，横有七音以成纬。皇、颉制字，深达此机，江左四声，反没其旨。凡为韵书者，皆有经无纬。字书眼学，韵书耳学，眼学以母为主，耳学以子为主，母主形，子主声，二家俱失所主。今欲明七音之本，扩六合之情，然后能宣仲尼之教，以及人间之俗，使裔夷之俘皆知礼义，故作《七音略》。天文之家，在于图象，民事必本于时，时序必本于天。为《天文志》者，有义无象，莫能知天。臣今取隋丹元子《步天歌》，句中有图，言下成象，灵台所用，可以仰观，不取《甘石》本经惑人以妖妄，速人于罪累，故作《天文略》。地理之家，在于封圻，而封圻之要，在于山川。《禹贡》九州皆以山川定其经界，九州有时而移，山川千古不易，是故《禹贡》之图，至今可别。班固《地理》主于郡国，无所底止，虽有其书，不如无也。后之史氏正以方隅郡国并迁，方隅颠错，皆因司马迁无《地理书》，班固为之创始，致此一家俱成谬举。臣今准《禹贡》之书而理川源，本《开元十道图》以续今古，故作《地理略》。都邑之本，金汤之业，史氏不书，黄图难考。臣上稽三皇五帝之形势，远探四夷八蛮之巢穴，仍以梁汴者四朝旧都，为痛定之戒，南阳者疑若可为中原之新宅，故作《都邑略》。谥法一家，国之大典，史氏无其书，奉常失其旨。周人以讳事神，谥法之所由起也。古之帝王存亡皆用名，自尧、舜、禹、汤至于桀纣，皆名也。周公制礼，不忍名其先君。武王受命之后，乃追谥太王、王季、文王，此谥法所由立也。本无其书，后世伪作《周公谥法》，欲以生前之善恶，为死后之劝惩。且周公之意，既不忍称其名，岂忍称其恶？如是，则《春秋》为尊者讳，为亲者讳，不可行乎周公矣。此不道之言也。幽、厉、桓、灵之字，本无凶义，《谥法》欲名其恶，则引辞以迁就其意。何为皇颉制字，使字与义合，而周公作法，使字与义离？臣今所纂，并以一字见义，削去引辞而除其曲说，故作《谥略》。祭器者，古人饮食之器也。今之祭器，出于《礼图》，徒务说义，不思适用，形制既乖，岂便歆享。夫祭器尚象者，古之道也。器之大者莫如罍，故取诸云山；其次莫如尊，故取诸牛象；其次莫如彝，故取诸鸡凤；最小者莫如爵，故取诸雀。其制皆象其形，凿项及背，以出内酒。惟刘杳能知此义，故引鲁郡地中所得齐子尾送女器有牺尊，及齐景公冢中所得牛尊、象尊以为證。其义甚明，世莫能用，故作《器服略》。乐以诗为本，诗以声为用，风土之音曰风，朝廷之音曰雅，宗庙之音曰颂。仲尼编《诗》，为正乐也，以风、雅、颂之歌为燕享、祭祀之乐。工歌《鹿鸣》之三，笙吹《南陔》之三，歌间《鱼丽》之三，笙间《崇丘》之三：此大合乐之道也。古者丝竹有谱无辞，所以六笙但存其名，序《诗》之人不知此理，谓之有其义而亡其辞，良由汉立齐、鲁、韩、毛四家博士，各以义言诗，遂使声歌之道日微。至后汉之末，《诗》三百仅能传《鹿鸣》、《驺虞》、《伐檀》、《文王》四篇之声而已。太和末，又失其三。至于晋室，《鹿鸣》一篇又无传。自《鹿鸣》不传，后世不复闻《诗》。然诗者人心之乐也，不以世之兴衰而存亡。继风雅之作者，乐府也。史家不明仲尼之意，弃乐府不收，乃取工伎之作以为志。臣旧作《系声乐府》，以集汉魏之辞，正为此也。今取篇目以为次，曰《乐府正声》者，所以明《风》、《雅》；曰《祀享正声》者，所以明《颂》；又以《琴操》明丝竹，以《遗声》准逸诗。《语》曰：「《韶》，尽美矣，又尽善也；《武》，尽美矣，未尽善也」。此仲尼所以正舞也。《韶》即文舞，《武》即武舞，古乐甚希，而文武二舞犹传于后世，良由有节而无辞，不为义说家所惑，故得全仲尼之意。五声八音十二律者，乐之制也，故作《乐略》。学术之茍且，由源流之不分；书籍之散亡，由编次之无纪。《易》虽一书，而有十六种学：有传学，有注学，有章句学，有图学，有数学，有谶纬学，安得总言《易》类乎？《诗》虽一书，而有十二种学：有诂训学，有传学，有注学，有图学，有谱学，有名物学，安得总言《诗》类乎？道家则有道书，有道经，有科仪，有符箓，有吐纳内丹，有炉火外丹，凡二十五种皆道家，而浑为一家可乎？医方则有脉经，有灸经，有本草，有方书，有炮炙，有病源，有妇人，有小儿，凡二十六种皆医家，而浑为一家可乎？故作《艺文略》。册府之藏，不患无书，校雠之司，未闻其法，欲三馆无素餐之人，四库无蠹鱼之简，千章万卷，日见流通，故作《校雠略》。河出图，天地有自然之象，图谱之学由此而兴；洛出书，天地有自然之文，书籍之学由此而出。图成经，书成纬，一经一纬，错综而成文。古之学者，左图右书，不可偏废。刘氏作《七略》，收书不收图，班固即其书为《艺文志》，自此以还，图谱日亡，书籍日冗，所以困后学而隳良材者，皆由于此，何哉？即图而求易，即书而求难，舍易从难，成功者少。

登观汉窦宪大将军请以傅毅为记室，崔骃为主簿，班固为护军。宪府文章之盛冠于当世。唐郑从为招讨使，表刘崇龟、赵崇为判官，刘崇鲁推官，李渥掌书记，崔泽直使，时比太原为小朝廷。宪、从何人，乃能收天下之公选，使当时议者谓宪府有文章之盛，太原有小朝廷之称？而况望隆本朝，具瞻所属，言动去取辄为当世重轻，岂可不示之以好恶之公耶？盖今日收拾人才，所以备异日为国家用也。固当略去位貌，推至诚以交其肺腑，俾得以尽胸中蕴蓄，气味投，议论合，然后鸾凤鸿鹄，飞鸣不离其群。倘或狃于人情，后寒畯而先贵游，郁公评而徇私祷，缓急不得其方，乃有乏材之叹，是犹驾驽蹇于修途，伏骐骥于辕下，不知抱骏骨而远逝者不吾得也。伏望台慈奏辟荐举之际，略加考察，恐此曹将来为门下之累，人或得而议及焉，则于盛德所损非细。登无侥觊之嫌，知效诚而已矣，取之弃之，信之疑之，侧躬俟命。

楚屈原述《离骚》，为《九歌》、《九章》，赴河而死。其徒宋玉和之，又为《九辨》。自是文人才士依仿焉。又如枚乘作《七发》，傅毅作《七激》，张衡作《七辨》，崔骃作《七依》，曹植作《七启》，张华作《七命》。唐兴，作者尤多。或者以此曹区区之文，冀其有致身之阶，果其然耶？请折衷为之说。

夫待人以必能者，不能则丧气；倚事之必集者，不集则挫心。士之怀奇抱策，出而佐时，必期得君以展尽其底蕴，而上赴功名之会矣。岂意中遭挠败，而功名不克就，此固丧气挫心，而忧愤怨刺之言所以发舒于外，而不顾死亡之祸也。昔楚屈原为三闾大夫，因罹谗毁，流放江湖，乃述《离骚》，为《九歌》、《九章》，援天引圣而卒不见省，遂赴河而死，其亦蹈此者欤！若屈原者可谓浅中浮外，而不知大体者也。盖为臣之道莫善于全节，而次之以全身。苟道不足以正君，智不足以弭乱，谏不行，言不听，则继之以死，故甘斧锧，安鼎镬而不悔者，冀以区区之身一悟主上而纳之于善，如龙逄以之死夏，比干以之死商也。脱或不幸，忠谋而君不从，正谏而主不信，以独见之明而知祸乱之不救，杀身之无益，则超然远去，虽高爵重禄亦不足以系其心而介其意，姑全其身以没于世，如微子以之去商，百里奚以之去虞也。若屈原者，其亦知此乎？奈何不知出此，而乃蔽于待人以必能，倚事之必集，而卒于不遇，遂丧气挫心以发其怨愤之言，而为《离骚》之文，以葬于江鱼之腹。呜呼，使屈原而稍知全其身以没于世，则必不忍为此。及夫其身既没，其后宋玉从而和之，又作《九辩》，自是文人才士依仿为文，如枚乘作《七发》，张衡作《七辩》，崔骃作《七依》，曹植作《七启》，张华作《七命》，以至唐兴，作者尤多，皆愿附于《离骚》之间，遂谓之《楚辞》，是皆不能自用其才，而乃甘为忧愤怨刺之言以讥讽于时。不然贾谊何以少年属文于郡中，自负为王者之佐，而亦不能自用其才，一以不遇，过湘为赋以吊屈原，其后卒以自伤哭泣至于夭绝，其亦屈原之徒有以激之欤！吁，后之为国家者，其于忠义之士，名节之流，当在屈己礼遇，虚心优容，使引鉴皆明目，临池无洗耳。若然，则变故之世，颠沛之时，尚冀其有回天之力，复国之勋，况兴平之际，治安之朝，何其不能成功乎！

伏承策勋东观，正位承明。惟此官乃侍从之阶，故今代以选抡为重。昔人之进者固多矣，蜀士之贤者可考焉。淳夫在元祐之时，庄叔当绍兴之末。皆历大著作之任，遂为修记注之官。以公之才，何彼之愧？承天未老，固无乳媪之讥；孙绰可称，允为文人之冠。矧为钜美，方萃高门。父子并兼史官，古今无此荣遇。盖谈、迁未始联事，而彪、固亦非同时。崔骃三世相承，止于传业；应奉五叶不绝，姑曰承家。岂若无异论于三传之中，施隔屏于一堂之上。行并仪于禁路，实增焕于周行。某曾直玉堂，尝勤藻翰。以为行庆趋迁之命，是故少稽酬答之言。今虽愧于后时，切自欣于先见。即期展谒，聊复抒诚。

策勋东观，正位承明。惟此官乃侍从之阶，故今代以选抡为重。昔人之进者固多矣，蜀士之资者可考焉。淳夫在元祐之时，庄叔当绍兴之末，皆历大著作之任，遂为修记注之官。以公之才，何彼之愧？承天未老，固无乳媪之讥；孙绰可称，允谓文人之冠。矧惟钜美，方萃高门。父子并兼史官，古今无此荣遇。盖谈、迁未始联事，而彪、固亦非同时。崔骃三世相承，止于傅业；应奉五叶不绝，姑曰承家。岂若无异论于三《传》之中，施隔屏于一堂之上。行并仪于禁路，实增焕于周行。某冒直玉堂，尝勤藻翰，以为行庆超迁之命，是故少稽酬答之言。今虽愧于后时，窃自欣于先见。即期展谒，聊复纾诚。

论东都之明、章，不可不论西都之文、景。盖明之忌刻似景，而章之长厚似文。参前證从，则景帝之失浮于明帝，而肃宗之善过于文皇也远，要不可以无辨。西汉自高帝创业，嘉与宇内从事于广大乐易之域，宽仁一念，为汉家社稷之根本。文帝继之，仁增而愈高，泽浚而愈深。为景帝者不过守高祖立国之意，益从而培植之，则汉家之元气日充，民心之戴汉愈固。夫何刑名之习先入其心，任用酷吏郅都、宁成之徒，以毒天下，至使公卿大臣骈颈就戮，高、文累世之泽，殆几斩焉。河汾氏不以之预七制之列者，盖惜之也。若夫明帝之察慧，咎不在帝而在光武，光武矫先汉之枉，凡事必过用其聪明。方明帝为东海王时，正在童丱之中，而能知垦田之弊，光武即期之以察慧，至以庶代嫡，而不以为过，不知人之一心先入为主，虽终其身湔洗不尽。明帝既以慧察见喜于光武，异时设施，君子得以觇其终。是则帝之刻薄，光武有以遗之。非如景帝之忌刻，出于天姿之固然，非其父祖之过。故曰景帝之失浮于明帝者，以此。章帝承明帝苛政之后，亦难乎其为继矣。而章帝则能代虐以宽，除苛解娆，如楚王英之狱、淮阳之囚，知其无辜，必为之洗濯其旧染，而更除其禁锢。轻徭薄赋，与天下休息，而又能容受直言。朱晖之面折廷诤，则温辞以慰劳之；崔骃之为人告讦，不特恕其罪，又从而宠褒之。盖其性姿本自慈祥，凡所设施，有厚无薄，一时风俗骎骎近古。是以明帝苛政之失，未遽形见，盖有章帝以盖前人之愆也。若文帝承高惠之馀，故家遗俗，一本宽仁，帝盖习闻而稔见之，故能谨守家法，罔敢失坠。非如章帝亲承前世之苛政，能反而为今日之恺悌也。是以为文帝之宽仁易，章帝之长者难，故曰章帝之善过于文皇远矣。呜呼，以文帝之宽仁，不幸而有景；以明帝之慧察，乃幸而有章。读史者试思之。

似孙叙曰：经始乎仲尼，终乎仲尼；传疏始乎王弼、孔安国、郑玄，终乎颜师古、孔颖达；史始乎太史公，终乎太史公；史注始乎崔骃、司马贞、张守节，终乎先公太史。然则孰为始、孰为终哉？言其始，则前乎此孰可作也；言其终，则后乎此孰可继也。呜呼，此其所以为事之极、功之至者乎！太史公述陶唐以来，至于麟止，自黄帝始，作本纪十二、表十、书八、世家三十、列传七十，为篇百三十，为字五十二万六千五百，为《太史公书》。先公太史推本经传，旁罗百氏，错综群言，凡五百万言，为《太史公书注》。呜呼，繇《典》、《谟》而知尧、舜、禹，因《誓》、《诰》而推夏、商、周，无非辛甲典商史也，无非史佚典周史也。史无完史，孰考孰稽？太史公凿天之初，完古之阙，成仲尼之所俟，涉猎贯穿，驰骋古今数千载间。前乎所未有，后乎所不得及，此其所以成始成终乎。先公太史深悯夫自刘向、扬雄，仅称迁有太史才，班固之论，昧乎求备，是岂知太史公万分一者。又悼夫司马贞、张守节之传此书者，往往背本而从末，疏古而略今，亦未足以表章太史公之志。极意覃思，尽力此书，积功二十年，史注始成，足以答太史公之所望。似孙不肖，获承先人绪业，唯念太史公执迁手泣曰：「予死，毋忘吾所论著，尔其念哉」！迁俯首流涕曰：「小子不敏，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，不敢阙」。先公既绝笔，乃悉整以论正，与太史公书并传，藏之名山，副在京师，以俟后圣君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