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居无事，温寻旧学，其乐无涯，世间升沉，安足论哉？纸尾见教，良感不鄙。文蔚谓以水之清论性之善非不当，但水论到清浊，则涉乎气质矣。所以水不能皆清，就其清之中，亦有不同。有清之甚者，有虽清而不能莹彻者。盖水之清浊，繇地气之美恶，人之气质之性，何以异此？恶者，气质之不美，即水之浊者；善者，气质之美，即水之清者。然气质虽美，而淳漓亦有不同。如水虽清，而等级亦有不一。若乃就下，则水之本然之性，而《洪范》论五行，亦曰水、曰润下。故孟子有「人无有不善，水无有不下」之说，斯则极本穷源之论。程子谓「性即理」是也，理岂有不善者哉？是乃万物之一源，非若气禀之有不同矣。人心道心，《中庸序》论之备矣，谓「或生于形气之私，或原于性命之正」，继之以「人莫不有是形，虽圣人不能无人心，亦莫不有是性。虽下愚不能无道心，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，而人心每听命焉，则危者安，微者著，而动静云为之间，自无过不及之差矣」。文蔚窃谓古今之论，未若此数语之明且正者。尊兄盖未之深考，谓其所论之皆不然，固不可，但毫釐之间，更少分别，遂不觉其意之偏耳。文蔚既荷有讲切之益，不敢不尽诚，或有未然，便来更赐镌晓。

下谕所录师训，每恨智识短浅，无以尽先生之意。但于听教之际，或未了了，即不敢录，庶几不失所传，以为后来之惑。顷尝遍阅诸录，其他虽非文蔚所敢知，间有曾是当时同侍教之人，录文蔚所问答者，或牵引数事作一事说，或以数日话头各是一事者作一日说，首尾乖剌，殊觉可怪。文蔚拟欲再拾其遗，别作一录，庶见本来问答之目。目今未就，俟脱稿，当访便请益。所教《论》《孟》二条，足知非草草看过。推此言之，一书之中，必多有所得，并赐警策，尤所愿望。吾党甚孤，欲专意内修，有如尊兄所言，岂易多得！恨相距差远，未缘合并，何当盍簪以究此怀。文蔚年非不（缺，）但老人新年九十三岁，赖庇幸安。迫于菽水之养，未免营营为可愧耳。

所评《存存斋铭》，谓立之之语与圣门不相似，德辉多赞咏之辞，少进修之功，诚如高明之见。但子融之铭自「人物之生」至「允怀勿去」都好，可见有用力之实。只是自「率性谓道」至「新而又新」，此四句断却意脉，非止「精义入神」一语与存之之义不相切近。渠意到此，盖欲说入成功处，不知前辈言语直是亲切不走作。虽「静虚动直」一语说著，至「新而又新」又依前说做工夫上去，殊觉无序。尊兄谓程子之说有二义，就《易》本文求之，只如《遗书》之意耳。若子融铭斋，则取经解之义也。尊兄以铭斋之义论之，谓毕竟所存者何物，岂非吾所具于禀受之初者乎？然是物也既具于我矣，因何而亡之。知其所以亡，则存之之功始有所措矣。大抵尊兄意思不苟，凡事必欲寻个下手处，以此为学，何患不进。但所引下三语谓此存之之法，似更有可商量。盖人之所得于天者，浑然完具，本无丧失，所以亡者，固是为物所诱，将欲胜此物。诚必有其道，胜得物欲之诱，则天理存矣，未能胜得物欲之诱，虽欲存之，不可得也。观所论欲闲邪以存诚，寡欲以养心，然邪岂易闲？欲岂易寡？闲得其道，则欲将寡矣；不得其道，但见灭于东而生于西，欲未易寡也，此未为用功得力处。文蔚记去年侍先生于精舍，一夕坐间，举一学者问象山先生以为学之道，象山曰：「某只是先立其大者」。因曰：「看此说他之学，亦自得其要」。遂称赞孟子之说曰：「此语最有力，且看他下一个立字，卓然竖起，此心便是立，所谓敬以直内也」。又言「只是要常惺惺」。上蔡云：「敬是常惺惺法，今学者只争一个不常惺惺。孟子言求放心，非是心放出去，又讨一个心去求他，如人睡著觉来，睡是他自睡，觉是他自觉。觉即是惺，若此心常惺，群妄自然退听」。文蔚用此言下功，果如所教。今吾辈且将孟子「先立乎其大者」一章细玩，便是先生示人端的处。若但言闲邪寡欲而不得其要法，则诚未易存，欲未易寡也。惟中间「操则存」一语，却是吃𦂳。子融勿忘、勿助之语，乃是存之之法当如此，不然，则有急迫悠悠之病。下两句云：「终始念兹，久怀勿去」。未见其不力。鄙见如此，不审高明以为如何。或有未能，更乞警诲。

《论语》「莫我知也夫」，此一条文理亦不难晓。向年文蔚曾随文解义，质于先生，皆不以为然，竟不曾剖判。后来文蔚因别看文字，意先生之意或出于此，未及质正，先生已弃诸生矣，至今为恨。先生曰：「此却是个有思量底事，却要在不思量处得」。

国君夫人父母终无归宁之礼，使大夫以宁于兄弟，非国君夫人则无此制，然严于礼法者，父母终亦以不归为美。「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，兄弟弗与同席而坐，弗与同器而食」，观此则可知矣，今世俗不能行也。

上爻为主，专以此爻而占吉凶，亦须以下爻参验，但所重不在下爻耳。

以一卦言之，则内卦为贞，外卦为悔。三爻皆变，则以本卦为贞，之卦为悔，是用本卦彖辞占。然所谓彖辞，卦下之辞，便是所谓系辞也，非「彖曰」以下之辞。

滕文公为世子，将之楚，过宋而见孟子。孟子道性善，言必称尧、舜。世子自楚反，复见孟子，孟子曰：「世子疑吾言乎，夫道一而已矣！成覸谓齐景公曰：『彼丈夫也，我丈夫也，吾何畏彼哉』？颜渊曰：『舜何人也，予何人也，有为者亦若是』。公明仪曰：『文王我师也，周公岂欺我哉』？今滕绝长补短，将五十里也，犹可以为善国。《书》曰：『若药不瞑眩，厥疾不瘳』」。

孟子之在当时，齐、梁之君非不知其为贤也，未尝委国以听其教。滕虽小国，文公方为世子，因之楚，过宋而见孟子。见之之意必不苟，而又受教之诚，故孟子道性善，言必称尧、舜。夫人之为不善者，以不知性之本善故也。性善之说，《孟子》七篇之纲领。孔子固不甚言性，虽或言之，而亦未尝直指其善。性善之说，自孟子发之。盖人之为性，实天之所命，其理则为仁义礼智，其情则为恻隐羞恶辞逊是非。以之事亲从兄，以之忠君弟长，以之应事接物，无往而不得其当，则性之本善可知也。然天命之性，固无不善，而气禀之质，不能皆齐。故或清而或浊，或厚而或薄，或者徒见清浊厚薄之不齐，遂以为性不能皆善。殊不知本然之性未尝不善，而有清浊厚薄之不齐者，杂于气质而然也。荀子言性恶，固不识性。扬子谓善恶混，韩子谓性有三品，是皆以气质言，或以其才言，而非性之本也。故孟子既道性善，而言必称尧、舜，观尧、舜则性善可知，此孟子道性善所以言必称尧、舜也。盖道无古今，人无智愚，为之则是性善故也。文公方以为疑，孟子遂援成覸之言、颜子之论、公明仪之说，谓彼丈夫也，我丈夫也，舜何人也，予何人也，文王我师也，皆不以彼为高而己为卑，谓圣贤与我同类。苟为圣贤之事，是亦圣贤而已。虽然，果如是也，何后世圣贤之不多得哉？盖资禀既不同，而用力有勇怯。苟以卤莽灭裂之功，而欲以变卑污不美之质，谓质之不可变也，则亦自诬甚矣。故《中庸》于学问思辨笃行之五者，必欲加弗措之功，则虽愚必明，虽柔必强。而孟子亦有若药不瞑眩、厥疾不瘳之语。盖赋性虽出于天，而成功则在乎人，可为而不为，与为之而不勇，其为自弃一也。然自本然气质之辨不明，而世之言性者不知有毫釐之差，遂不知所以为善。我朝濂溪先生以无极、太极明性之体，以阴阳五行万物化生言性之气，其说固已明矣。至程先生发为「论性不论气不备、论气不论性不明」之论，尤为深切。于是孟子之言，始大彰明于天下，而诸儒之惑可不攻而自破矣。学者于此，必知讲论切磋以明其理，勇决果断以行其事，变化其气质以复其本然之善可也。奈何志趣卑陋者则视性理之说为迂阔，而求胜于言语者又不能真体而实践之，以可为尧、舜之性反甘心与禽兽无别，亦可哀也已。判府侍郎识为政之本，以建学立师为重，以尊贤育材为急，广七贤之祠以示表范，盖将使士之学于此者，推七先生之学以续孔、孟之传，因孔、孟之传而得尧、舜之心，意至厚也。文蔚衰晚无闻，误蒙进之讲席，辞不获已，敢摭《孟子》道性善一章，以求教于先达及诸同志。其当其否，未能自信，因其不及而有以釐正之，窃有望焉。

三代取士之法，乡举里选，以观其德行道艺。自六德六行之外，而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即其艺也。是六者，乃日用常行之间不可缺一，皆实用矣，然犹曰德成而上，艺成而下，未始无等级之殊。是则三代人材，安得不极其盛，而在位者又岂容有虚诞之流也。后世科目之设，则自乡举里选之法坏始，有所谓明经、进士。虽曰明经，汉儒则专训诂，唐人则记帖括，不求圣人所以作经之意。进士虽以文章议论取，然文章不足以经国，议论无补于济时，徒事黼藻言词，脍炙人口，以追媚时好而已。宜乎人心日漓，世变日下，使斯民不得蒙至治之泽，以复三代之隆也。我朝虽仍唐旧，以进士之科取士，然教养有素，往往繇是科而进者多为名臣。有如射策彤庭，天子亲擢，而膺首选者，又皆挺拔之士，至有不数年而登宰辅者。功名事业，书之史册，足以耀今而垂后，前后盖历历可考矣。然始第之时，人则荣其科甲；既仕之后，人将观其操履，考其学术，窥其器识，而要诸其所成就，则膺是选者荣矣哉！亦难矣哉！吾友徐君仁伯，幼负隽声，长抱壮志，人固知一第不足以为浼。今明天子即位之十年，果以忠言直气耸动旒冕，大魁天下，自世人观之，亦足以少酬其志矣。予视仁伯，犹谦谦然若有所未满，是其志必将大有所为也，岂以科目自多者所可同日语哉？因将之官，惠然来访，听其言议风旨，有非常人所知者。予既嘉之，又从而怂恿之，勉厉之。仁伯与予宿有讲学之盟，恨予言之不尽，必不以为僭。绍定癸巳七月癸卯朔，颍川陈文蔚序。

文蔚闻之，道之大原出于天，而传之者人。传之者，非谓有物亲相畀付，盖有见而知之者，有闻而知之者。见闻虽不同，其为知道则一。何者？道在天地间，古今之所公共，非人之所得以私，患人不能求之耳。苟能一日用其力，六经之书，皆圣人之所垂训，训释指归，皆儒先之所发明。平居暇日，端庄静一，游心玩意，不惑于异说，不逐于外诱，则湛然虚明，圣贤之心即我之心，儒先之见即我之见，而亦何有见闻之异哉？如文蔚者，鲁钝人也，惟少颇知学，虽亲先生长者，日多讲论，而未之有得，每切自讼其不敏。吾兄乡之老成，学缺行笃，众所推许，惟日加勉焉，使闻所未闻，得所未得，孜孜焉不知老之将至，则道在我矣，虽闻而知之，与见而知之何以异哉？《洪范说》良感枉教，大概多有所得，足以启发蒙陋，甚善！甚幸！但「皇极」以「皇」训「大」，以「极」训「中」，先儒虽有此说，似未通畅。文蔚闻之师训，谓皇即君也，极有至极之义，如屋极之极，四面合凑，来到此已无去处，自然是中。谓极在中则可，以极训中则不可。乃人君建立标准于上，使天下之人取则于是，故谓之「皇极」，如云皇建其有极，则文义晓然，不待训释而明矣。润下炎上从革，以例类推之，皆合作两意解释，详之可见。其他非面莫究，姑摭两条，以谢来辱，傥有未然，更相与讲之。

自昔圣贤相传，以至儒先达者，其教人之法，莫不以致知力行为序。于是后学诵习，以为修身之要者，莫不从事于是。然近世流弊，诵说胜而践履疏，体验者希而揣摩者往往皆是，有致知力行之名而无致知力行之实，文蔚私窃叹之。尝谓圣贤言致知，「致」之一字已极其精而无馀蕴矣，苟不深潜缜密而致察，实下穷格之功，则名为致知而非真知矣。圣贤以力行为言，「力」之一字已作其气而决其机矣，苟无果敢奋发之意，而犹溺于空言，则名为力行而非实行矣。诵致知之言而有真知之得，讲力行之学而收实行之效，则圣贤之域，庶几可以循序而进矣。文蔚兢兢焉日以自惧，恐堕言语之末而无反身之实，有负平昔之师训，则为名教中罪人。每思朋友辅仁之益，不谓于此得遇异邦之贤者，且谓游勉斋之门，得见是人，如见勉斋，喜可知也。但书贽之礼，褒借过当，非所敢承。姑诵所闻，以谢先辱。

文蔚与足下生同州里，相距数舍之遥，未降既见之心。比因友人周几道称贤德之美，谈野谷之盛，且传雅意，求记序。文蔚以未历其地，难乎其记，姑叙人生出处大概。意足下不耽泉石之膏肓，出可以仕，则亦无所固必而已矣，故序文及之。兹蒙惠书，情文腆缛，反复谛玩，足以见其领略之意。然大抵近世之弊，谈说胜而践履疏，外华侈而内省略，讫于无所成立而后已，如无源之水难以望其波澜，无膏之灯不可冀其炜煜，子张所谓「焉能为有，焉能为无」者也。盖吾儒之学，隐居以求其志，行义以达其道，所求之志即所达之道，所达之道即所求之志，体用一源，显微无间。足下无志于吾道则已，有志于吾道，须于宽地用功，则他日成就，未可遽量。但谓「王通、韩愈足以承孔、孟正统」，恐其言太过。二人谓后世豪杰则可，正统之承，须更商榷。草草姑谢来辱，未究所怀，幸察！

功业多成于年少，少年又在于立志。志之所向，燕越异趋，或志在古人，或志在当世，或志在一身。志在一身，无足言矣。然方当青阳，掉臂荣途，富于岁月。上班周行，下职州县，危言鲠论，以肃朝纲者，是志也；兴滞起废，以苏民瘼者，亦是志也，顾其所遇如何耳。予友赵君联卿，妙龄秀发，一战礼闱，即收上第。今将筮仕，平日之志，固以素定于胸中，予复何言。然培是志者，《诗》《书》也；坚是志者，师友也。予与联卿交游旧矣，可无一语以效古人赠言之意？况联卿西宾得士，偕之以行，自公之暇，从容讲切，原《诗》《书》之泽以培其根，奋激昂之操以厉其志，他时功业所就，殆如王良策骏，过都历块，一日千里无难也，联卿其勉之。绍定癸巳九月丁亥，上饶陈文蔚序。

先生气质刚毅，进道勇决，涵泳充养，纯熟深固。文蔚尝窃窥之，虽夙兴夜寐，终日应接，条理益精明，未尝有厌弃事物之意。虽曰禀赋之异，实亦繇学力之充也。以成就后进为己任，登门之士甚众，稍有意趣，百端诱掖，惟恐不至，各随所长，以成德达材，庶几善类寖多，斯道有托。尝以江西宪趋朝，道经上饶，文蔚侍行，止宿驿舍。有士人怀书贽，抵暮求见，已而自悟非进谒之时，逡巡退去。先生适自外至（时自早报谒，入夜方归。），望见其人，即车中呼典谒者，令与上谒，其人遂得见投书。洎其辞去，室中已烛矣，先生即庑下明处阅其书，其急于后进之意如此。先生持天下之正，其间不能无趋向背驰者，或以私意妄生诋毁，至其心平气定，则莫不愧屈，以当代之宗师归之。是虽秉彝之固，然亦理义足以服人也。先生造理精微，见于处事，权衡轻重，锱铢必较。是以于进退辞受之间，一处以义理之正。苟理所当然，虽圣人所行，不为苟异；理所不然，虽举世趋之，不为苟同。见其异者，徒议其激；见其同者，或疑其苟。先生之所为，众人固不识也。先生于圣人之学，真有所得。谓不知圣人之言，无以知圣人之心；不知圣人之心，无以知圣人之道。故于六经诸书，句句而求，字字而考，留心之久，玩索之深，不知年数于兹。融释脱落，有所默契。故见于训释诸经，则提纲挈领，以会于一原，缕析毫分，而各当其分。凡先儒所以开端启秘而未及究竟者，至此无馀蕴矣。是以于《易》则验阴阳之端，妙契于伏羲画卦之初；于《诗》则去小序之乱经，而得诗人吟咏情性之意；于《中庸》之书，大要欲学者于体要处正而不偏于事物之分，处之各得其当。体用兼该，精粗一贯，真得子思心传之妙。其指示学者功用，于戒惧、谨独二者，则尤为精约也。其教人，则欲其于六经诸书无所不读，古今事变无所不讲，天文、地理、礼乐、刑政、鬼神变化无所不通。谓始虽即此以为学，终不离此以为道，大惧学者屏弃事物，驰心空妙，入于异端之域而不自知。于戏，先生之意可谓勤矣！可谓至矣！学者期无负于先生可矣！文蔚虽获侍教，不能窥道德之大全，学问之体要。先生尝语文蔚：「某今都无说处」。岂先生所独到者，举世不足以知之乎？后有如先生者作，必有以知之矣。文蔚之所见，如饮河之鼠，何足以形容高明之万一。然亦不敢以浅陋之固而自隐，纂辑见闻，姑俟采择，庶几微尘之于泰山云耳。

潜斋为人，志气刚决。始游方外，为佛老之学，归而闭门敩学。闻晦庵朱先生讲道于建之五夫，欲从而就正，未果行。一日，先生有朝命，道过铅山，因见于永平驿，语不合，拂衣而去，人谓其不复来矣。先生辞免俟旨，宿留玉山道中，忽散其生徒，毅然而至。文蔚时侍先生侧，先生喜其徙义之勇，挈之偕至玉山，留止馀月，教诏甚详。自此凡一再登门，闻先生之绪论为多。自未见先生有静坐之课，既见先生，闻主一之论，益加粹密。繇是神凝志定，容止可观，酬酢多中。其于交朋友也，重信义，谨然诺，如阴阳寒暑之不移。尤不屈于物，稠人广坐中议论，必惟其是，虽贵人以势临之，语有未正，必辨其为非而折之以理，词色略不少沮。后生晚辈行于道路，不循长幼之次者，虽非其生徒，亦必毅然正之。其刚果正大，皆此类。初为高行，既从先生学，始知非儒者中庸之道。晚方欲就平实，而流俗反非之矣。

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：「仲尼焉学」？子贡对以「夫子焉不学，而亦何常师之有」？此圣人事也，学者所宜取法。盖德无常师，主善为师，善之所在，师之所在也。求师固当尔，取友亦然。孟子曰：「一乡之善士，斯友一乡之善士；一国之善士，斯友一国之善士；天下之善士，斯友天下之善士」。盖所期者大则所取者广，所取者广则终之所成就者亦不凡，理势然耳。希颜周君复久从予游，志之确而力之勤，予深望焉。今将去乡邦而游帝里，帝里人才所萃之地，宗谕叶兄，师门高弟，方官于彼。希颜之至也，当首见之，处之既久，当日近之。然叶之门，岂无从游之士？又岂无交游之友？又当从而薰炙之，庶几见闻益广，讲切益精，器业益充，而有以寿师门之脉，岂细事哉？予方离群索居，无所开益，幸有以观其光大云耳，希颜其无忽。绍定癸巳重九前二日，上饶陈文蔚序。

《孟子》之书，惟辨义利。首见梁惠王，王曰：「不远千里而来，亦将有以利吾国乎」？即曰：「王何必曰利，亦有仁义而已矣」。拔本塞源，正在于此。盖当时之人，惟知有利而不知有义，故一见孟子，便以利吾国为问。孟子之对，即黜其利而以仁义为对。使当时之人知有仁义，则不复言利矣。异时宋牼将之楚，欲说秦、楚之王而使之罢兵。孟子遇于石邱，问之曰：「说之将何如」？曰：「我将言其不利也」。曰：「先生之志则大矣，先生之号则不可。先生以利说秦、楚之王，秦、楚之王悦于利而罢三军之师，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利也。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，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，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，是君臣、父子、兄弟终去仁义。怀利以相接，然而不亡者，未之有也。先生以仁义说秦、楚之王，秦、楚之王悦于仁义而罢三军之师，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仁义也。为人臣者怀仁义以事其君，为人子者怀仁义以事其父，为人弟者怀仁义以事其兄，是君臣、父子、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，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」。夫休兵息民而以利言，疑若未为过者，孟子则深论其心术之殊，而极言其兴亡之异以为劝戒，然则后之君天下者，可不明义利以示天下乎？天下之人，可不惟义是趋、惟利是黜乎？又曰：「鱼，我所欲也，熊掌，亦我所欲也，二者不可得兼，舍鱼而取熊掌者也。生亦我所欲也，义亦我所欲也，二者不可得兼，舍生而取义者也」。夫生死相去亦远矣，义之所在，宁舍生而取义，则义之为义，岂可须臾离哉？孟子凡与人言，无非援仁义以黜利，义利之说不明，自孟子而明。今世之人非不知义利之辨，惟私心之胜，则义不暇计。有国则曰何以利吾国，有家则曰何以利吾家，有身则曰何以利吾身，凡有所事，无非为利。一事之成败，一物之得丧，惟利是计。止知利己，遑恤害物，天下国家何以不至于雕弊，士夫风俗何以不至于薄恶，而仁义之道不明于斯世者，职此之繇也。况学者学为仁义，乃不知自别，而与流俗混同而无间，岂不得罪于名教哉？白鹿书院，文公先生旧所兴复，群吏多士以教育之，规矩所示，非不明甚。学于此者，读其书，淬其心，切磋讲论，无非天理人欲之辨。何者为天理，何者为人欲，毫釐之间必有区别，如是则无非在先生规矩之中，不失先生教育之意，义利之分，不辨而明矣。文蔚粗知为学，气质昏暗，未能造理。部使者以久处先生之门，采取虚誉，误令暂入书院，以与诸友游。深愧无以为诸友告，诵义利之说，使先知所趋向，然后积习其功程，讲明其阃奥，以造圣贤之域，庶无负先生之初意。诸友其无忽！

某去腊入洞，尝以义利之说为诸君子告，今将别去，复有一说为诸君言之。盖孔门之所讲者，仁而已矣。不知仁而为学，是为学而不知本也。终日讲学而不知其本，是犹水之无源也，其可乎？孟子曰：「仁，人心也」。不知为学之本，是失其本心。人有一心而已，失其本心，何以为人？故乐与诸君评之，幸毋忽！

孔门之教，无非以仁。群弟子之学于孔门，无非求仁。然仁道至大，未易轻许。故孔子罕言仁，而凡有所问，止教之以为仁之方也，仁之全体，未尝轻许。盖仁者，天理之浑然，而此心之全德。在人则欲其无一毫人欲之私，而一息尚存，与生俱生，非圣人生知安行而纯亦不已者不能也。故孟武伯问仲繇、冉求、公西赤之仁，则各称其才之所长，而皆曰「不知其仁」。子张问令尹子文、陈文子之仁，则各举其一节曰「忠矣」，曰「清矣」，至于仁则曰「未知焉得仁」。夫仁者，当理而无私心。令尹子文，孔子知其为忠；陈文子，孔子知其为清，至二人之心事，则孔子有所不知。以其事而观之，知其为忠、为清耳，心之公私，未知其果何如也，故曰：「未知焉得仁」。仲由、冉求、公西赤三子之心，孔子盖深知之，如父之知子，瞭然无疑，故直曰「不知其仁」，一曰「不知」，一曰「未知」，一字之间，盖有深意。群弟子之中，止颜子告之以「克己复礼」。至如仲弓，亦告之以为仁之方而已，其他凡有所荅，皆非仁之全体。告子贡，直曰：「能近取譬，可谓仁之方也已」。曰仁之方，则仁之全体果何在焉？学者当默而识之。然微子去之，箕子为之奴，比干谏而死，则曰「殷有三仁焉」。伯夷、叔齐，则曰「求仁而得仁，又何怨」。观殷之三仁与夷、齐之事，则可以识仁矣。文公先生兴白鹿书院于废弛榛莽之馀，立正大规模于群居讲学之际。诸君日游其间，相与切磋，盖将以进德广业而同为圣贤之归，其可不知孔门之所讲求者乎？某老矣，求之而未有得，惟日从事于克己之学，孜孜焉死而后已。诸君幸用力于斯，毋徒曰力之不足。

文蔚驽钝之质，年迈而学不进。家贫亲老，未免假馆。读书工夫，多分于应接，良以为挠。今见理归计，次第年岁间可遂，誓当毕力钻研，以无负先师期望之意。顷闻有司直之命，继会直卿黄兄，窃知授江西运属。苟有志于为民，随处皆可自效。有朋友往来相与讲学否？文蔚切谓日用工夫，静中不能不动，却欲于发处察之。惟动中之静一节最难，须是于此用力见功，庶几天理流行，不至间断也。文蔚虽日以此自提，终未得力，因来有以教之是望！

人之生也，禀五行之气。而五行之气，实阴阳之流行。然阴阳之运，有偏有正，正则中，偏则过不及矣。得五行之中，斯为冲和之气。二气冲和而人生禀之，在九畴则为五福。反此不失之过，则失之不及，过、不及未免偏胜，而人生禀之，在九畴则为六极。此理之必然者。任君论五行，而以冲和为贵，盖得之矣。又能因常而推变，谓阴阳有流行，有对待，以二者参错而取之，亦尽之矣。虽然，气数定矣，又当验诸人事。前人有大器、凶人之戒，其在气数之外乎？适闻所论，亦既知之，予复何言？年月日上饶陈文蔚序。

昨者鄙说得蒙过目，至于反覆详辨，所以警发愚陋不少，甚善！甚幸！徐兄议论虽有未的当处，大槩却稳实。如来教首举数条，可见渠以天理圣德与诚滚作一片，盖嫌其称名而不践履，不知议论道理，须是还他色目分晓，岂可混然无别也。尊兄论之甚悉，文蔚不复缕缕。退之虚位之说，文蔚虽不闻先生之言，初亦意其如此，今得来教，始可释然。但来教引《大学》之说，有曰「彼乃以是而贼其性之天理」，语似未莹。盖性即天理之具于心者，性之天理，则性是何物？天理又是何物？言人心之天理则可，言性之天理则不可。尊兄诚思之，当知四字有病。如鄙说未然，却幸明以见教。所评《存存斋铭》，文蔚以闲邪寡欲未为用功得力处者，正以中无所主则人欲纷挐，念虑杂起。如程子言：「破屋中禦寇，东面一人来未逐得，西面一人又至矣，左右前后驱逐不暇，故须得一个主宰」。又言：「中有主则实，实则外邪不能入，自然无事」。此正与孟子「先立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」同意。今尊兄既曰「欲敬以闲邪寡欲」，则固得其意矣，夫复何言？如论「致知」一条有曰：「欲致其知者，要以寡欲为先」。文蔚亦谓：「欲寡欲者，要以敬为本」。程子曰：「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」。正尊兄言心静不杂者，其致思必专，其索理必精，而古人自其幼时涵养之术已具，盖皆以敬为本也，其论甚善。其他诸说皆精详缜密，真有发于《或问》，叹服！叹服！「鸢飞鱼跃自升沉」之句，文蔚盖状天理自然流行之意。《中庸》言「上下察也」，盖言此理无所不在。人之一心，泛应酬酢，无非天理。彼不能存者，固无有主宰，而外物用事。其或存得，不把持过当，失之急迫，则苟且岁月而堕于悠悠，故明道先生谓「鸢飞鱼跃」与「必有事焉而勿正」意同。文蔚顷荷先生教诲，谓苟能存得气象，自别群妄，自然退听，文蔚验之果然，真见其有森然不可诬者。故鄙句云然，亦不自知其果如此否，果有得于先生之意否，正赖朋友相与讨论，以求至当。不鄙而惠教之，乃幸！

来书见问《论语》所入处，尤荷警策。顷年访德修丈，因论《易》，以谓三百八十四爻，爻爻可入。大抵圣贤之书，固有归趣，惟学者潜心既久，一旦悠然有会心处，则可以触类而通矣。如张思叔读《孟子》，至「志士不忘在沟壑，勇士不忘丧其元」，因有所悟，意此乃思叔所自得者，他人不与也。文蔚于《论语》读之未熟，未能脱然有得，惟于「出门如见大宾，使民如承大祭」。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」之语，方将从事于此，以收放心而克私意，他则未之有得。长者之见如何，有以教之为幸！

文蔚于侪辈中早闻子融徐兄笃志力行，有意于古人为己之学，不与世俗浮沉于富贵贫贱、得丧祸福之中，恨未一见，以洗其凡俗之陋。比者率然趋造几席，愧不以礼，方欲修刺以谢过，遽沐左顾，且示《师尧说》一篇，于足下谦光何损，其如重不敏之咎何？孟子论乡愿之乱德，以谓「同乎流俗，合乎污世，居之似忠信，行之似廉洁，众皆悦之，自以为是，而不可与入尧、舜之道」，则知世俗儒者，外尧、舜以为学，则不可以入道矣。今足下启学者以师尧，虽有作者，不易其言也。然窃有说焉。道之在天下，盖出一本。所谓旁出者，果是根耶，虽森然日长，于本乎何害？非其所出耶，则此荣而彼瘁，彼荣而此瘁，势不俱长也。孔子曰：「恶莠，恐其乱苗也」。盖似是而非，使人眩于名实而不之察，圣人则深惧其阴中之害甚于显行，故尝加戒谨恐惧。观孟子答公孙丑好辩一章，其意可见。大抵归于杨、墨之道不息，孔子之道不著，亦犹韩愈氏曰不塞不流，不止不行。彼不息，此乌乎流；彼不止，此乌乎行。然则奈何亦曰剪其形，灭其影，翳之者去，则明期至矣。必以为本同而末异，是教之使附会，岂儒者之言哉？排之而或胜、或不胜，则系乎力量之大小。必曰去本之有远近，则此道所在不为尧存，不为桀亡。行尧之道，是尧而已。可以古今论者时也，不可以古今论者理也，不识高明以为如何。文蔚适在忧制，不暇他及，姑因来教以毕其说如此，傥有未然，愿因是而反覆之。幸甚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