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：盖闻监于先王成宪，其永无愆，遵先王之法而过者，未之有也。仰惟祖宗以来，立经陈纪，百度著明，细大毕举，皆列圣相授之模，为万世不刊之典。朕缵绍丕图，恪守洪业，凡一号令，一施为，靡不稽诸故实，惟祖宗成法是宪是若。然画一之禁、赏刑之具犹昔也，而奸弊未尽革；赋歛之制、经常之度犹昔也，而财用未甚裕，取士之科、作成之法犹昔也，而人才尚未盛；黜陟之典、训迪之方犹昔也，而官师或未励。其咎安在，岂道虽久而不渝，法有时而或弊，损益之宜有不可已邪，抑推而行之者非其人耶？朕欲参稽典册之训，讲明推行之要，俾祖宗之治复见于今，其必有道。子大夫学古入官，明于治道，蕴畜以待问久矣。详著于篇，朕将亲览。

臣对：臣闻有家法，有天下法，人臣以家法为一家之法，人君以家法为天下之法。人君之与人臣，虽名分不同，而法有小大之异，至于能世守其法者，则皆曰权而已。人臣能执一家之权，守一家之法，以示其子孙，则必世为名家；人君能执天下之权，守其家法以为天下法，贻厥子孙而施诸罔极，则必世为有道之国。盖法者治家、治天下之大具，而权者又持法之要术也。今陛下亲屈至尊，廷集多士，访治道于清问之中，首以监于先王成宪、恪守祖宗之法为言，是则陛下欲守家法以为天下法者，固已得之矣。臣获以一介草茅，与子大夫之列，仰承圣诏，其敢不展尽底蕴，茂明大对，以为陛下遵祖宗、守成法之献邪？臣之所欲言者无他焉，亦曰揽权而已。尝谓君者天也，天之所以为天者，以其聪明刚健，司庆赏刑威之权而不昧也。君之所以为君者，以其能宪天聪明，体天刚健，司庆赏刑威之权而不下移也。天执天之权而为天，君执君之权而为君，故天与君同称大于域中，而君之名号必以天配。以天道而王天下也，则谓之天王；以天德而子兆民也，则谓之天子；居九五正中之位，则谓之天位；享万寿无疆之禄，则谓之天禄；五服五章者谓之天命，五刑五用者谓之天讨，就之如日者谓之天表，畏之如神者谓之天威。居曰天阙，器曰天仗，法曰天宪，诏曰天语。天之大不可以有加，君之大亦不可以有加者，以其咸能司域中之权而已矣。恭惟陛下蕴聪明之德，体刚健之资，躬亲听断，动法祖宗。一诏令之下而万民莫不鼓舞者，如天之雷风；一德泽之布而万民莫不涵泳者，如天之雨露。开众正之路，杜群枉之门，而万民莫不悦服者，如天之清明；为政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，而万民莫不拭目以观者，如天之运行而不息。巍巍乎，荡荡乎，固不可以有加矣。而臣犹以法天揽权为言者，盖陛下之德虽不可以有加，而臣子之心每以有加亡已而望陛下，此臣所以昧死尽言而不知讳也。臣伏读圣策，首以「监于先王成宪，其永无愆，遵先王之法而过者，未之有」为言，次及于祖宗立经陈纪，列圣相授之道，又次以今日奉行而不能无四者之弊为问。臣有以见陛下知致治之道，在乎守成宪，遵祖宗，欲革今日之弊也。臣切谓陛下能揽福威之权，率自己出，则成宪有不难守，祖宗有不难法，时弊有不难革，天下有不难治，凡所以策臣者，皆不足为陛下忧矣。不然，陛下虽勤勤问之，臣虽譊譊诵之，无益也。臣观自古善言治之人，未尝不以揽权为先；自古善致治之君，亦未尝不以揽权为先。「惟辟作福，惟辟作威，惟辟玉食，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」者，箕子告武王之言也。「天下有道，礼乐征伐自天子出，至于无道，则自诸侯大夫出」者，孔子垂戒后世之言也。谓「庆赏刑威曰君，君能制命为义」者，左氏记时人之言也。谓「堂陛不可以相陵，首足不可以相反」者，贾谊告文帝之言也。此臣所谓善言治之人未尝不以揽权为先也。三皇官天下者，揽福威之权以官之也；五帝家天下者，揽福威之权以家之也；三王计安天下而历年长且久者，揽福威之权以安之也。汉宣帝善法祖宗之君也，然其所以能守祖宗之法、致中兴之业者，无他焉，以其能革霍光专政之弊，躬揽福威之权而已。观其总核名实，信赏必罚，斋居决事，听断惟精，而神爵、五凤之治，号为吏称民安，功光祖宗、业垂后裔者，盖本乎此也。光武亦善法祖宗之君也，然其所以能守祖宗之法、建中兴之功者，无他焉，以其能鉴西京不竞之祸，躬揽福威之权而已。观其总揽权纲，明慎政体，退功臣而进文吏，戢弓矢而散马牛，建武之政号为止戈之武，系隆我汉，同符高祖者，盖本乎此也。唐明皇善法祖宗之君也，然其所以能守祖宗之法、致开元之治者，以其能革前朝权戚干政之弊，躬揽福威之权而已。初，明皇锐于求治，姚崇设十事以要说之，其大概则劝其揽权也。帝自谓能行，由是励精为治，责成于下而权归于上矣。宪宗亦善法祖宗之君也，然其所以能守祖宗之法、致元和之治者，以其能惩前日沾沾小人窃柄之弊，躬揽福威之权而已。初，宪宗锐于致治，杜黄裳惧不得其要，劝其操执纲领要得其大者，帝嘉纳之，由是励精为治，纪律设张，赫然号中兴矣。此臣所谓自古善致治之君，未尝不以揽权为先也。陛下惩前日权臣专政之久，收还福威之柄，运独化于陶钧，裁万机于独断，天下翕然称陛下为英主，凛凛乎汉宣帝、光武、唐明皇、宪宗之上矣。而臣尤劝陛下揽权者，非欲陛下衡石程书，如秦皇帝，而谓之揽权也；又非欲陛下传餐听政，如隋文帝，而谓之揽权也；又非欲其强明自任，亲治细事，不任宰相，如唐德宗，而谓之揽权也；又非欲其精于吏事，以察为明，无复仁恩，如唐宣宗，而谓之揽权也。盖欲陛下惩其所既往，戒其所未然，操持把握，不可一日而少纵之，使福威之柄一出于上，不至于下移而已。臣切谓陛下欲守祖宗之法，莫若躬揽福威之权，欲揽福威之权，又莫若行陛下平日之所学。五经泛言治道，而《春秋》者人主揽权之书也。陛下圣学高明，缉熙不倦，万机之暇，笃好此书，固尝亲洒宸翰以书经传，刊之琬琰，以诏学者矣。迩者，又命儒学近臣于经筵讲读之，是则夫子二百四十二年行事之书，固已默得于圣心之妙。至于其间可谓揽权之法者，臣请为陛下诵之。《春秋》书王曰「天王」者，所以为人君法天揽权之法；有书「王」不书「天」者，所以为人君不能法天揽权之戒。书朝、书会者，欲朝会之权必出于天子也；书侵、书伐者，欲征伐之权必出于天子也，书僣礼乱乐者，欲其收礼乐之权也；书僣赏滥罚者，欲其收赏罚之权也。权在诸侯，则讥之，如践土之盟之类是也；权在大夫则刺之，如鸡泽之盟之类是也。先王人而后诸侯者，欲权在王人也；内中国而外夷狄者，欲权在中国也。书「盗」一字者，所以戒小人之窃权也；书「阍」一字者，所以防刑人之弄权也。凡一字之褒重于华衮者，皆所以劝人君揽权以作福；凡一字之贬重于斧钺者，皆所以劝人君揽权以作威。臣愿陛下尊圣人之经，行圣人之言，以是正天下之名分，以是定天下之邪正，以是成天下之事业，则何患乎不能监先王之宪、遵祖宗之法、革今日之弊邪？臣伏读圣策曰：「仰惟祖宗以来，立经陈纪，百度著明，细大毕举，皆列圣相授之模，为万世不刊之典。朕缵绍丕图，恪守洪业，凡一号令，一施为，靡不稽诸故实，惟祖宗成法是宪是若」。臣有以见陛下谦恭仰畏，不以聪明自居，必欲行祖宗之法，以致中兴之治也。臣以谓陛下欲法祖宗以致治，又不可不法《春秋》以揽权。臣谨按《春秋》有变古则讥之之书，有存古则幸之之书，有复古则善之之书。经书「初献六羽」者，讥隐公不能守祖宗之法而轻变先王之乐也；书「初税亩」者，讥宣公不能守祖宗之法而轻变成周之彻也。此所谓变古则讥之者也。书「犹三望」者，讥僖公不郊而幸其犹三望；书「犹朝于庙」者，讥文公不告朔而幸其犹朝于庙。此所谓存古则幸之者也。襄公十一年，书「作三军」者，讥其变古也；昭公五年，书「舍中军」者，善其复古也。此所谓复古则善之者也。《书》曰：「无作聪明乱旧章」。《诗》曰：「不愆不忘，率由旧章」。汉惠帝用曹参，守萧何之法，而海内晏然。武帝用张汤，取高皇帝之法纷更之，而盗贼半天下。守祖宗之法者其治如此，变祖宗之法者其乱如彼，为人主者其可自坏其家法耶？我太祖、太宗肇造我宋之家法者也，真宗、仁宗至于列圣，守我宋之家法者也。先正大臣若范质、赵普之徒，相与造我宋之家法者也，在真宗时，有若李沆、王旦、寇准，在仁宗时，有若王曾、李迪、杜衍、韩琦、范仲淹、富弼之徒，相与守我宋之家法者也。侧闻庆历中仁宗出御书十三轴，凡三十五事，其一曰遵祖宗训。二曰奉真考业。三曰祖宗艰难，不敢有坠。四曰真宗爱民，孝思感噎。故当时君圣臣良，持循法度，四十二年之间治效卓然者，盖本乎此。又闻熙宁中，先正司马光于经筵进讲，至萧何、曹参事，谓参不变何法，得守成之道，且言祖宗之法不可变也。异日吕惠卿进讲，立说以破之，谓法有一年一变者，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；有五年一变者，巡守考制度是也；有三十年一变者，刑罚世轻世重是也。光随而折之曰：「布法象魏，布旧法也，非变也。诸侯有变礼易乐者，王巡守则诛之，王不自变也。刑，新国用轻典，乱国用重典，平国用中典，是谓世轻世重，非变法也」。观二臣之言，亦足以见其人之邪正矣。陛下自即位以来，固未尝不遵守祖宗成法。比年有出于一时申请，权宜而行者，致与成法或相牴牾。迩者陛下面谕群臣，谓国家政事并宜遵守祖宗，今又发于清问，以求致治之效。臣有以见陛下得持盈守成之道，真仁宗之用心矣。然臣复以揽权为言者，盖《春秋》讥时王失揽权之道，故诸侯遂有变法之弊。今陛下欲守祖宗之法，宜用《春秋》赏罚之权以御之可也。大臣有清净如曹参者，宜命之持循；忠正如司马光者，宜俾之讨论；变乱如张汤者，则诛之；异议如吕惠卿者，则斥之。如是则祖宗良法美意，可以垂万世而无弊矣，尚何患乎天下之不治哉！臣伏读圣策曰：「画一之法，赏刑之具犹昔也，而奸弊未尽革」。臣有以见陛下欲行祖宗之法，在乎明赏刑以革弊也。臣切谓欲奸弊之尽革，不可不法《春秋》以揽权。盖《春秋》之法，非孔子之法也，成周之法也，故杜预曰：「周公之志，仲尼从而明之」。经有书赏者，如锡命威公、锡命文公、锡命成公之类，皆所以讥时王之滥赏，非周公之赏也。有书刑者，如杀其大夫、放其大夫、杀其公子之类，皆所以讥时君之滥刑，非周公之刑也。时王失周公赏刑之法，不能革当时之奸弊，故仲尼以笔削之权代之，善劝而淫惧焉。我祖宗制赏刑之法，载在有司，画一之章，昭然可睹，创之者如萧，守之者如曹。未尝有滥赏也，而赏必当乎功；未尝有淫刑也，而刑必当乎罪。历世行之，弊无不革者，盖以圣祖神宗能揽权于上，而群臣能奉行于下故也。故司马光自为谏官及为侍从，尝以人君致治之道三献之仁宗，又献之英宗，又献之神宗，而其二说则在乎信赏必罚也。三宗既用其言，以致极治矣。光以清德雅望，执政于元祐之初，躬行其言以革时弊，进退群臣邪正之甚者十数人，天下皆服其赏刑之当，一时之弊亦无不革者。我三宗真盛德之君，而光亦可谓救时贤相也。今者陛下躬亲万机，一新时政，斥逐奸邪，登用耆旧，禁锢者释，告讦者诛，兹赏刑之至公而革弊之甚大者也。圣策犹以奸弊未革为忧者，岂今日朝廷犹有僭赏滥罚如春秋时乎？臣不敢不陈其大槩。夫人主赏刑之大者，莫若进退天下之人才。今陛下每进一人，必出于陛下素知其贤，亲自识擢可也。不然，则出于大臣侍从公心荐举可也。不然，则采于舆论而天下国人皆曰贤可也。苟不出于三者，而一旦遽进之，则议者必曰：「某人之进也，出于某人阴为之地也」。如是，则一人之滥进，有以损陛下作福之权矣。陛下每退一人，必出于陛下灼知其罪，震怒而赐谴可也。不然，则出于谏官御史公言论列可也。不然，则得于佥言而天下国人皆曰有罪可也。苟不出于三者，而一旦遽退之，则议者必曰：「某人之退也，出于某人阴有以中之也」。如是一人之误退，有以损陛下作威之权矣。昔舜举十六相，而天下说其赏之当；去四凶人，而天下服其罚之公。陛下苟能以祖宗制赏刑为法，以虞舜用赏刑为心，执《春秋》赏刑之权以御之，则何患乎奸弊之不革耶？若夫有某劳进某秩以为赏，犯某事得某罪以为罚，此特有司之职耳，非人主福威之大者，臣不复为陛下言之也。臣伏读圣策曰：「赋歛之制、经常之度犹昔也，而财用未甚裕」。臣有以见陛下欲行祖宗之法，在乎裕财用以经邦也。臣切谓欲财用之有裕，又不可不法《春秋》以揽权。谨按《春秋》书「臧孙辰告籴于齐」者，讥庄公不节国用，一岁不熟而告急于外也；书「初税亩」者，讥宣公不节国用，变成周什一之法至于履亩而税也。书「作丘甲」者，讥成公不节国用，至于以丘而出甲也；书「用田赋」者，讥哀公不节国用，至于用亩而出军赋也。《春秋》书「告」者不宜告，书「初」者不宜初，书「作」者不宜作，书「用」者不宜用。臣由是知《春秋》赋税之书，为人君节用裕财之训明矣。昔孔子对齐景公之问政，不曰「政在生财」，而曰「政在节财」；有若对鲁哀公之问年饥，不告之以生财之术，而告之以「盍彻」。臣又知裕国之术实在乎节用也。侧闻太祖皇帝有言曰：「我以四海之富，宫殿悉以金银为饰，力亦可办。但念我为天下守财耳，岂可妄用？古称以一人治天下，不以天下奉一人」。呜呼，大哉言乎！真可为万世子孙保国之训也。又闻仁宗圣性尤务俭约，器用止于漆素，衾褥止用黄絁。嘉祐间临轩策士，出《富民之要在节俭》以为御题，时吕溱赋曰：「国用既节，民财乃丰」。仁宗悦之，擢为第一。观仁宗取士命题之意，又真可为万世子孙保国之训也。又闻熙宁初，司马光、王安石同对，论及救灾节用事，安石曰：「国用不足者，以未得善理财者也」。光曰：「善理财者不过头会箕歛以尽民财，民穷为盗，非国之福」。安石曰：「不然。善理财者，不加赋而上用足」。光曰：「天下安有此理？天地所生财货万物止有此数，不在民，则在官，譬如雨泽，夏涝则秋旱。不加赋而上用足，不过设法阴夺民利，其害甚于加赋。此乃桑弘羊欺汉武帝之言，太史公书之，以见武帝不明耳」。司马光之名言，真可谓节用理财之法、聚歛毒民者之深戒也。陛下自和戎以来，兵革不用二十年矣，是宜仓廪富实，贯朽粟陈，如成、康、文、景时可也，而圣策乃以财用未裕为忧。虽臣亦切疑之，岂国家用度之际，有所未节乎，奢侈之风有所未革乎，不急之务、无名之费尚繁乎？今赋入不及祖宗全盛之日，而用度不减祖宗全盛之时。三年郊祀之礼所不可免者，而臣下赏赐之费有可得而省也。不得已之岁币所不可免者，而使命往来之费可得而省也。百官之俸所不可免者，而冗官可得而省也。六军之养所不可免者，而冗兵可得而省也。臣所谓用度之际有所未节者如此之类，不止乎此也。朝廷往尝屡有禁销金之令矣，而妇人以销金为衣服者，今犹自若也。又尝有禁铺翠之令矣，而妇人以翠羽为首饰者，今犹自若也。是岂法令之不可禁乎，岂宫中服浣濯之化，衣不曳地之风未形于外乎？臣所谓奢侈之风有所未革者，盖在乎此也。臣又闻之道路，谓远夷外国有以无益之奇玩，易我有用之资财者。池台、苑囿、车骑、服御有未能无所增益者，中贵外戚、便嬖使令、倡优伶官之徒有未能无非时赏赐者，臣所谓不急之务、无名之费尚繁者，盖在乎此也。昔汉文帝躬行节俭以化民，而海内至于富庶。臣愿陛下揽权于上而革众弊，以文帝及我太祖、仁宗恭俭为法，以《春秋》所书为戒，则何患乎财用之不裕乎？若夫自同于聚歛之臣，献生财之术，则臣不敢也。臣伏读圣策曰：「取士之科、作成之法犹昔也，而人才犹未盛」。臣有以见陛下知致治之道在乎得士，而欲人才之盛如祖宗时也。臣切谓陛下欲人才之盛，宜揽育才取士之权。臣谨按《春秋》书「作丘甲」，《谷梁》因论古者有四民，而以士民为首。范宁释之曰：「士者，治道艺者也」。又按经书「单伯送王姬」，《谷梁》曰：「单伯者，我之命大夫也」。范宁释之曰：「古者诸侯贡士于夫子，大国三人，次国二人，小国一人」。又按《公羊春秋》曰：「什一行而颂声作」。何休因论及成周之时，井田校室之制、大学小学之法、养士取士之说为甚详。又按经赦许止之罪，《谷梁》曰：子生三月，「不免水火，母之罪也。羁贯成童，不就师傅，父之罪也。就师傅学问无方，心志不通，己之罪也。心志既通而名誉不彰，朋友之罪也。名誉既彰而有司不举，有司之罪也。有司举之而王者不用，王者之过也」。《春秋》伤时王失育才取士之权，而默寓其意于笔削之际。《公羊》、《谷梁》、范宁、何休之徒，从而发明之，亦可谓有功于风教矣。我祖宗以来，取士于科举，是古者诸侯贡士之法也，养士于太学，是古者校庠序之法也。又有制科以待非常之士，是有取于汉唐盛世之法也。进士科或用诗赋，或用经义，虽更变不同，而未尝不得人也。大学之士或出于舍选，或出于科举，虽作成不同，而亦未尝不得人也。二百年间，名臣钜儒，建勋立业，背项相望，莫不由此涂出，可谓盛矣。陛下往者虽在干戈日不暇给之中，而亦未尝废俎豆之事。自偃兵以来，复兴太学以养诸生，其取士之科、作成之法，一遵祖宗之旧，恩甚渥也。而圣策犹以人才未甚盛为忧者，臣辄献揽权之说焉。今取士之科、作成之法虽曰犹昔，而人才非昔者，由福威之权下移于前日故也。夫法之至公者莫如取士，名器之至重者莫如科第，往岁权臣子孙、门客省闱殿试，类皆窃巍科，而有司以国家名器为媚权臣之具，而欲得人可乎？朝廷比因外台之言，例行驳放，士论莫不称快。臣愿陛下常揽福威之权以御之，严诏有司，谨取士之公法，而无蹈往年之覆辙可也。至所谓作成者，盖欲作成其器，如鸢飞鱼跃，涵养其平日之刚方，而成就其异时之远大者耳，非取其能絺章绘句，以媒青紫也。自权臣以身障天下之言路，而庠序之士养谀成风，科举之文不敢以一言及时务，欲士气之振可乎？臣闻嘉祐间，仁宗以制科取士，时应诏者数人，眉山苏辙之言最为切直，考官以上无失德而辙妄言，欲黜之，独司马光慨然主其事。仁宗曰：「朕以直言求士，其可以直言弃之邪」？擢寘异等。此陛下取士之家法也。臣愿陛下以仁宗为法，以前日权臣之事为戒，命庠序去谤讪之规，科举革忌讳之禁，有司取忠谠之论。将见贤良方正、茂才异等、直言极谏之士济济而出，如仁宗时矣，尚何患人才之不盛乎？臣伏读圣策曰：「黜陟之典、训迪之方犹昔也，而官师或未励」。臣有以见陛下知致治之道在乎得人，而欲官师之励如祖宗时也。臣切谓欲官师之励，宜揽黜陟贤否之权。谨按《春秋》隐十一年书「滕侯」，至威二年别书「滕子」，范宁曰：「前称侯今称子者，盖时王所黜」。隐二年书「纪子」，至威二年则书「纪侯」，范宁曰：「前称子今称侯者，盖时王所进」。臣切谓《春秋》时王不能黜陟诸侯，是必夫子以赏罚之权因其贤否而黜陟之也。又按经书，楚曰「荆」，《公羊》曰：「荆者何？州名也。州不若国，国不若氏，氏不若人，人不若名，名不若字，字不若子」。何休释之曰：「圣人因周有夺爵之法，故备七等之科以进退之」。臣是以知《春秋》实夫子黜陟之公法也。故为臣而知《春秋》者则必为忠臣，盖《春秋》以责忠臣之至，训迪天下之为人臣者也。为子而知《春秋》者则必为孝子，盖《春秋》以责孝子之至，训迪天下之为人子者也。我国家任官之法，上自公卿百执事，下至一郡一县之吏，无非以公道黜陟之，固无异虞舜三载考绩之法也。有学以教之于未仕之前，有法以禁之于筮仕之后，无非以公道训迪之，固无异乎成周训迪厥官之方也。故当时为官师者罔不勉励厥职。坐庙堂之上，与天子相可否者，是宰相之励其职也；立殿陛之前，与天子争是非者，是谏官之励其职也；言及乘舆，则天子改容，事关廊庙，则宰相待罪者，是御史之励其职也。百官励其职于朝，守令励其职于郡县，是以祖宗之世，内外多任职之臣，故其致治之效远出汉唐之上。今陛下任贤使能，以建中兴之治，黜陟之法、训迪之方无非遵祖宗之时，而圣策乃以官师未励为忧者，臣辄献揽权之说焉。今黜陟之法、训迪之方虽曰犹昔，而治效非昔者，由福威之权下移于前日故也。夫法之至公者莫大乎黜陟，而治乱之所系者莫重乎官师。曩者内外用事之臣，多出乎权门之亲戚故旧朋党，文臣或非清流而滥居清要之职，武臣或无军功而滥居将帅之任，贿赂公行，其门如市，郡县之吏，其浊如泥，是皆官曹澄清时可堪一笑者。至于一言忤意，虽无罪而亦斥，睚眦之怨，虽忠贤而必诛。其一时黜陟皆出乎喜怒爱憎之私，无复有唐虞考绩、李唐四善二十七最之法，求欲其尽瘁励职，可乎？若夫所谓训迪者，盖将以忠义训迪之，使其忘身徇国而已，非欲训迪其巧进取、善造请以事权势也。当权门炙手可热之时，搢绅相率为佞之不暇，孰有以忠义相训迪者乎？至于今日而官师犹未励者，以其承积习之后，而馀弊未革故也。陛下必欲官师咸励厥职，莫若大明黜陟于上，而以黜陟之次者付之宰相，又其次者付之吏部，又其次者付之监司可也。昔庆历中，仁宗黜夏竦等，用杜、韩、范、富以为执政，以欧阳脩、余靖、王素、蔡襄为谏官，皆天下之望，鲁人石介作《圣德颂》以揄扬之。此陛下黜陟之家法也。臣愿陛下以仁宗为法，以前日权臣之事为戒，执福威之大柄以为黜陟之法，明忠孝之大节以为训迪之方。如是，则尚何患乎官师之不励职如祖宗时乎？臣伏读圣策，谓：「奸弊未尽革，财用未甚裕，人才尚未盛，官师或未励，其咎安在，岂道虽久而不渝，法有时而或弊，损益之宜有不可已邪，抑推而行之者非其人邪？朕欲参稽典策之训，讲明推行之要，俾祖宗致治之效复见于今，其必有道」。臣仰见陛下愿治之切，思慕祖宗之深，欲聿追其盛德大业者，可谓勤且至矣。然臣已陈揽权之说于前，且以《春秋》，为献。抑尝闻先儒曾参有言曰：「尊其所闻则高明矣，行其所知则光大矣」。《春秋》之学，陛下既已深得之，复能尊其所闻，行其所知，揽福威之权以守祖宗之家法，则赏刑当而天下悦矣，奸弊不患乎不革；节俭行而天下化矣，财用不患乎不裕；取士公而贤能出矣，人才不患乎不盛；黜陟明而邪正分矣，官师不患乎不励。祖宗致治之效，又何患乎不复见于今邪？若夫所谓道虽久而不渝，法有时而或弊，损益之宜有不可已者。臣按先儒释《春秋》有变周之文、从周之质之说，又有商变夏、周变商、春秋变周之说。臣以谓《春秋》未尝变周也，特因时而救弊耳。又尝闻董仲舒之言曰：「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处，故政有眊而不行。救其偏者，所以补其弊而已矣」。我祖宗之法譬犹大厦，弊则修之，不可更造。苟不知遵守而轻务改更，臣恐风雨之不芘也，损益之宜有不可已者。臣愿以仲舒补弊之说为献，可乎？若夫所谓「推而行之，有非其人」者，臣按《春秋》书「乃」一字，如「公子遂如齐，至黄乃复」之类，《谷梁》释之曰：「乃者，亡乎人之辞也」。盖言任用不得其人耳。又尝闻荀卿之言曰：「有治人无治法」。夏商周之法非不善也，苟得其人，监于成宪常如傅说之言，遵先王之法常如孟子之言，率由旧章常如诗人之言，则夏商周虽至今存可也。汉唐之法亦非不善也，苟得其人常如曹参之守法，宋景之守文，魏相、李绛之奉行故事，则汉唐虽至今存可也。祖宗之法非不甚善也，苟得其人常如司马光之徒持守成之论，则垂之万世与天地并久可也。陛下既知前日推而行之非其人矣，则今日又不可不慎择焉。臣愿以荀卿有治人之言为献，可乎？若夫参稽典策之训，则有历朝之国典在焉，祖宗之宝训政要在焉，有司之成法在焉，朝廷之故事在焉。陛下宜诏执政与百执事之人参稽而奉行之可也。若夫讲明推行之要，则无若乎揽权。陛下提纲振领，而以万目之繁付之臣下可也。陛下终策臣曰：「子大夫学古入官，明于治道，蕴畜以待问久矣。详著于篇，朕得亲览」。此陛下导臣使言，臣不敢不尽言也。臣闻人主开求言之路，必将有听言之实。人臣遇得言之秋，不可无献言之诚。盖求言之路不常开，而得言之秋不易遇。今陛下开求言之路，而臣遇得言之秋，陛下有听言之实，臣其可无献言之诚乎！臣复有一言以为陛下献者，欲陛下正身以为揽权之本也。按《春秋》书正者，杜预谓欲其体元而居正。《公羊》又有「君子大居正」之说。谓正心以正朝廷，正朝廷以正百官，正百官以正万民者，董仲舒之论正也。谓人君所行必正道，所发必正言，所居必正位，所近必正人者，刘蕡之论正也。臣观自古人君能正身以化下者，莫如周文王，不能正身以化下者，莫如汉武帝。文王宅心于正道之中，其勤劳则日昃不遑暇食，不敢盘于游田，以庶邦万民惟正之供，故能刑于寡妻，至于兄弟，以御于家邦，见于《思齐》之诗。在位之臣皆节俭正直，见于《羔羊》之诗。人伦既正，朝廷既治，天下纯被其化，又见于《驺虞》之诗。文王能自正其身，而其下化之如此。若夫武帝则不然，其所以自治其身与其下应之者，皆不正也。帝好谀也，故公孙弘曲学以应之；帝好刑也，故张汤曲法以应之；帝好利也，故孔仅、桑弘羊以剥下益上应之；帝好兵也，故卫青、霍去病以拓土开疆应之；帝好夸大也，故司马相如作《封禅书》以应之；帝好神仙也，故文成五利之徒以左道应之。武帝不能自正其身，而其下应之如彼。臣愿陛下以文王为法，以武帝为戒，端厥心居以为化本，非正勿视，非正非听，非正勿言，非正勿动。其用人也不必问其才不才，而先察其正不正。是果正人也，其进则为治之表，其可以其才不足而不与之进乎？是果不正人也，其进则为乱之机，其可以其才有馀而使之进乎？其听言也必观其言之是与非，斯可以见其人之邪与正。有逊志之言必将察之，曰：彼何为而投吾之所好哉，是必不正人之言也，是言之有害于我者也，其可以其逊吾志而受之邪？有逆耳之言必将察之，曰：彼何为而犯吾之所恶哉，是必正人之言也，是言之有益于我也，其可以其逆吾耳而不受邪？左右誉言日闻必察之，曰：是必不正人也，是必阿大夫之类也，是必善结吾左右以求誉者也，退之可矣。左右毁言日闻必察之，曰：是未必非正人也，是必即墨大夫之类也，是必不善结吾左右以致毁者也，进之可矣。如是则一念虑无非正心，一云为无非正道，左右前后侍御仆从罔匪正人，殆见四方万里，风行草偃，莫不一于正矣。臣愿陛下以是为揽权之本，而又任贤以为揽权之助，广览兼听以尽揽权之美。权在陛下之手则所求无不得，所欲皆如意，虽社稷之大计、天下之大事，皆可以不动声色而为之，况区区四者之弊，尚何足以轸渊衷之念哉！臣闻主圣臣直，惟陛下赦其狂愚，不胜幸甚，臣昧死，臣谨对。

臣等误蒙亲擢，承乏左右史。自供职以来，检讨故事，窃见今之史职废坏者非一，其尤甚者有四焉：一曰进史不当，二曰立非其地，三曰前殿不立，四曰奏不直前。何谓进史不当？臣闻唐褚遂良知起居注，太宗问：「人君得观之否」？对曰：「史记善恶以为戒，庶几人君不为非法。不闻帝王躬自观史」。魏谟为起居舍人，文宗遣中使取记注欲观之，谟谓：「史官书事以为鉴戒，陛下所为善，无畏不书，不善，天下之人亦有以记之」。帝乃止。遂良与谟可谓能守官矣。至国朝梁周翰、李宗谔为左右史，乃建言每月起居注愿先奏御付史馆，国史书之曰：「进起居注，自周翰等始」。岂不愧唐二子哉？庆历中，欧阳修为起居注，尝论其失曰：「自古人君皆不自阅史，今撰述既成，必录本进呈，则事有讳避，史官虽欲书而不敢。乞自今起居注皆不进本」。仁宗从之。厥后佞臣执笔，乃复进史，沿袭不革，遂至于今。臣愚欲望陛下遵仁宗之训，革周翰之失，自今起居注皆不进呈，庶使人主不观史之美不专在于李唐二君也。何谓立非其地？臣案唐制，每皇帝御殿，则左右史夹香案而立，善恶必书。其后许敬宗、李义府动必怀奸，惧为史官所记，遂废左右侍立之职，凡谋议皆不预闻。文宗复贞观故事，每入閤，命左右史执笔立于螭头之下，由是宰相奏事得以备录，故开成之政详于史书。国朝故事，天子坐朝，则记注臣立于御坐之后。欧阳修以谓起居者，当视人君言色举动而书，若立于后则无以尽见，乃徙立于御坐之前。至修罢职，乃复立于后。今乃远立于殿之东南隅，言动未尝或闻，可谓立非其地，有愧于修多矣。臣又闻元丰三年修起居注王存奏：「欲追贞观故事，使左右史得尽闻天子德音。傥以二府自有时政记，即乞自馀臣僚登对，许记注侍立」。神宗曰：「人君与臣下言必关政理，所言公，公言之，自非军机，何必秘密？盖人臣奏对，或有颇僻，或肆谗慝，若史官书之，则无所肆其奸矣」。大哉王言，然未及施行，至今议者惜之。今史徒有左右之名，而不知天子言动之实，群臣奏对，并以无所得圣语关报，职记注者但不过录诸司供报公文而已，何名曰史耶？臣愚欲乞陛下复欧阳修侍立故事，庶几言色举动皆得以书。如宰执造膝之言，自有时政记，亦乞如王存所请，凡馀臣奏对，许令侍立，亦足伸祖宗之志也。何谓前殿不立？臣历观自古左右史，未尝不侍于天子之侧，亦未尝有前后殿之分。唐制但云左右史分立于殿下螭头之侧，和墨濡翰，皆就螭之拗处，有命则临陛俯听，对而书之，不闻后殿立螭而前殿不立也。又闻欧阳修奏请：「自今前后殿上殿臣僚退，合少留殿门，俟修注出，面录圣语」。以此知国朝旧制前后殿皆侍立矣。夫人主言动，不独后殿有之，而前殿无也。宰执奏事，百官进对之言，不独后殿有之，而前殿无也。今独后殿侍立，而前殿不与，义安在耶？夫后殿侍立，虽非其地，然犹立焉，亦爱礼存羊之意。前殿不立，是饩羊亦去，而礼意俱亡矣。今左右史分日而立，无言动之异，臣愚欲乞于前后殿皆分日侍立，庶几一言一动皆得以书，以备一朝之典谟，光千载之史册，非细事也。何谓奏不直前？臣闻唐文宗谓魏谟曰：「事有不当，毋嫌论奏」。谟对曰：「臣顷为谏官，故得有所陈，今则记言动，不敢侵官」。帝曰：「两省属皆可论朝廷事，而毋辞也」。故国朝左右史皆许直前奏事，虽以奏史事为名，而朝廷事亦可议焉，盖亦文宗命魏谟之意也。熙宁中修起居注张琥奏曰：「近日缘例须牒閤门，然后上殿。窃见枢密都承旨每于侍立处尚得奏事，起居注既得侍立，或有敷奏，乞便面陈」。诏从之。臣等自领职之后，初欲直前奏事，閤门以臣不预牒，却之。臣又尝预牒之矣，又谓今日无班次。臣每见閤门奏事，未尝以班次为拘，左右史职言动，当日有敷奏，乃必欲预牒閤门，又必欲有班次，则事有当奏而不得奏，其为失职多矣。臣又闻景祐中，御史唐介论宰相文彦博，仁宗怒之，时蔡襄为起居注，直前论救，事出一时，又曷尝预牒閤门与必俟班次耶？况今来后殿奏对，未尝无两班。如是，则记注之臣虽有直前之名，而无可奏之时矣。臣愚欲乞自今左右史奏事，当令直前，不必预牒閤门，及以有无班次为拘。臣等所陈四事，皆近日记注失职之大者。臣等滥居是职，敢不尽言？伏望陛下考古验今，循名责实，断而行之。不胜幸甚。

文以气为主，非天下之刚者莫能之。古今能文之士非不多，而能杰然自名于世者亡几，非文不足也，无刚气以主之也。孟子以浩然充塞天地之气，而发为七篇仁义之书，韩子以忠犯逆鳞、勇叱三军之气，而发为日光玉絜、表里六经之文。故孟子辟杨墨之功不在禹下，而韩子抵排异端、攘斥佛老之功又不在孟子下，皆气使之然也。若二子者，非天下之至刚者欤？国朝四叶，文章尤盛，欧阳文忠公、徂徕先生石守道、河南尹公师鲁、莆阳蔡公君谟，皆所谓杰然者。文忠之文，追配韩子，其刚气所激，尤见于《责高司谏书》。徂徕之气则见于《庆历圣德颂》，师鲁则见于《愿与范文正同贬》之书，君谟则见于《四贤一不肖诗》。呜呼！使四君子者生于吾夫子时，则必无未见刚之叹，而乃同出于吾仁祖治平醇厚之世，何其盛欤！夫以台谏之风采，朝士莫不畏其笔端，自侍从而下，奔走伺候其门者，纷然也。文正鄱阳之贬，余、尹、欧既与之同罪矣，蔡公乃于四贤相继黜谪之后，形于歌诗而斥为不肖，羞其见搢绅之面，而辱甚市朝之挞，则公之刚又可知也。某初见其诗于张唐英所撰《仁宗政要》，甚歆慕之。其后见公文集，乃没而不载，窃以为恨。乾道四年冬，得郡温陵，道出莆田，望公故居，裴回顾叹而不忍去。入境，访公遗迹，则首见所谓万安桥者，与大书深刻之记争雄，且深惜其有济川之才而不至于大用。登爱松堂、九日山，则又见公之诗与其真迹犹在，凛然有生意，如见其正颜色坐黄堂时也。盖公至和、嘉祐间尝两守是邦，至今泉人称太守之贤者必以公为首。求其遗文，则郡与学皆无之，可谓缺典矣。于是移书兴化守钟离君松、傅君自得，访于故家而得其善本。教授蒋君雍与公同邑而深慕其为人，手校正之，锓板于郡庠，得古律诗三百七十、奏议六十四、杂文五百八十四，而以《四贤一不肖诗》置诸卷首，与奏议之切直旧所不载者悉编之，比他集为最全，且属予序之。予曰：端明公文章，文忠公尝称其「清道粹美」，后虽有善文词好议论者，莫能改是评也，予复何云？然窃谓文以气为主，而公之诗文实出于气之刚。入则为謇谔之臣，出则为神明之政，无非是气之所寓。学之者宜先涵养吾胸中之浩然，则发而为文章事业，庶几无愧于公云。五年十月，永嘉王某叙。

问：孟坚序六艺为九种，列小学一家于其中，则知字学之有益于斯文也尚矣。古者八岁入小学，学书艺之事，故《周官》保氏掌养国子，教之六书。汉萧何亦著其法于律令，太史试学童而禄其课最者。唐选举之法有四，而楷法遒美居其一焉。夫书虽一技，然教于周，试于汉，选举于唐，参六经《论语》《孝经》而九之，学者其可忽耶？爰自科斗书废，篆隶迭兴，汉晋以来乃有草楷真行杂体之书。去朴归华，舒笺点翰，以相誇尚者，不知其几也。唐太宗历评晋人之书，而以王逸少为尽善尽美。先翰林苏公尝评唐人之书，谓极于颜真卿，又论近代之书以蔡君谟为第一。议者谓颜书本出于王，而蔡乃法颜而变者。然三人者各名家当代而咸造其极，使其同时而并驾，未知其孰后而孰先？诸君稽古之暇，游心翰墨久矣，其于晋唐宋三子将谁取法耶？抑所好不同，舍二三子而他有所尚耶？又岂得于心画之妙而不蹈前人之陈迹耶？愿评古人优劣之外，且自论平日之所以张吾军者，果出于自得乎，抑亦何所法也？幸详以告。

范蔚宗作《香谱》，蔡君谟作荔支、茶两《谱》，皆极尽物理，举世皆以为当。晦叔作《糖霜谱》，余闻之且久，偶获七篇，尽读于大慈之方丈院，将见与范、蔡之文并驰而争先矣。绍兴二十四年甲戌季春初六，卧云庵守元书。

文忠公手墨，世固多有之。二帖盖与原甫、君谟，皆平日至厚，周致委曲，情如家人，足以见前辈交友之谊为可宝也。称谢原甫，戒其用快，而颇讥其豪饮不可当。劝君谟以疮愈当治内，犹寇贼后修武备，所以禦后来之患，而自谓各有少病。其为药石之言，互相启发，又可宝也。淳熙二年八月壬午，颍川韩某敬观。

高伯祖丞相献肃公帅成都时，蔡忠惠公任寄省所寄书也。语简而意亲，无复世俗不情之态。前辈尺牍多类此，可敬而法哉！公以壬子正月庚子生，不知距蔡公为几日，书尾致吴茶，益见嗜好之不忘也。淳熙六年刻石婺女郡斋，七月壬戌，颍川韩某记。

眉州进士苏藻，献《苏元老文集》二十五册、柳公权等书画三轴。又彭州进士王偃献蔡襄、米芾书、黄筌、孙知微等画共一十五轴，望赐推恩。

荣膺宠渥，丕著嘉猷。雨露载新，暂偃股肱之郡；江山改观，已闻襦裤之谣。伏惟某官朝宁表仪，搢绅领袖。高文华国，词章追三代之风；伟论经时，谏诤得七臣之体。旋登政路，密赞君谟。忠良于以汇征，奸邪为之屏息。有谋猷则必告，成王方仰于君陈；非仁义则不言，齐君独推于孟子。将登庸于宰路，遽就免于兹宫。晋室之望谢安，何止成功于江左；汉帝之尊汲黯，犹烦卧治于淮阳。坐令驻跸之旧邦，复见岩廊之元老。民歌且舞，岂特无愁恨叹息之声；事简以熙，又将布劳来还定之政。谅无淹于旬月，行入秉于钧衡。某荷德惟深，登门最旧，久依馀润，更窃邻封。剖符之寄可堪，惟自虞于颠覆；《伐柯》之则不远，姑少励于驽骀。

吕密学溱，字济叔，扬州人。景祐五年进士第一，授将作监丞，通判亳州。康定中，献其所业，召试学士院。赋及诗三入上等，除著作郎，直集贤院，同修起居注。坐预进奏院宴饮，出知蕲、楚、舒三州。复修起居注。侬智高寇岭南，诏奏邸毋得辄报。溱言：「一方有警，使诸道闻之，共得为备，今欲人不知，此何意也」？进知制诰，又出知杭州，入为翰林学士。疏论宰相陈执中奸邪，仁宗还其疏，溱曰：「以口舌论人，是阴中大臣也，愿出以示执中，使得自辨」。未几执中去，溱亦以侍读学士知徐州，赐宴资善堂，遣使谕曰：「此特为卿设，宜尽醉也」。诏自今由经筵出者视为例。时蔡襄、韩绛皆相继出守，而欧阳修、贾黯亦求郡。知制诰刘敞疏论邪正进退之分：「正臣常难进而易退，邪臣反是。吕溱、蔡襄、欧阳修、贾黯、韩绛皆有真质，无流心，议论不阿，有益当世，诚不宜许其外补，使四方有以窥朝廷启奸幸之心」。而殿中侍御史赵抃亦上言：「近日正人贤士纷纷引去，忧国之士为之寒心」。上悟，颇留脩等，溱徙成德军。时方开六塔河，宰相主其议。会地震，溱请罢之，以答天戒。还判流内铨，知和州，坐言者分司南京，知池州、江宁府，复集贤院学士，加龙图阁直学士，知开封府。时为京尹者比不称秩，溱精识过人，辨讼立断，豪恶敛迹。尝以职事对，神宗察其有疾色，勉以近医药。已而果病，改枢密直学士提举醴泉观，遂卒，年五十五。赠礼部侍郎。帝悼念之，召中书曰：「溱立朝最孤，知事君之节，绝迹权贵，故中废十馀年，人无言者。方擢领要剧而奄忽沦亡，家贫子幼，遭此大祸，必至狼狈，宜优给赙礼，官庀其葬，以厉臣节」。敕其妇兄护丧归。溱开敏善议论，一时名辈皆推许之。

臣伏闻天圣以前，选用人才，多取北人，寇准持之尤力，故南方士大夫沉抑者多。仁宗皇帝照知其弊，公听并观，兼收博采，无南北之异。于是范仲淹起于吴，欧阳修起于楚，蔡襄起于闽，杜衍起于会稽，余靖起于岭南，皆为一时名臣，号称圣宋得人之盛。及绍圣、崇宁间，取南人更多，而北方士大夫复有沉抑之叹。陈瓘独见其弊，昌言于朝曰：「重南轻北，分裂有萌」。呜呼！瓘之言，天下之至言也。臣伏睹方今，虽中原未复，然往者衣冠南渡，盖亦众矣。其间岂无抱才术蕴器识者，而班列之间北人鲜少，甚非示天下以广之道也。欲望圣慈命大臣近臣各举赵、魏、齐、鲁、秦、晋之遗才，以渐试用，拔其尤者而任之。庶上遵仁祖用人之法，下慰遗民思旧之心。其于国家，必将有赖。伏惟留神省察。取进止。

宛陵先生遗诗及文若干首，实某官李兼孟达所编缉也。先生当吾宋太平最盛时，官京洛，同时多伟人巨公，而欧阳公之文，蔡君谟之书，与先生之诗，三者鼎立，各自名家。文如尹师鲁，书如苏子美，诗如石曼卿辈，岂不足垂世哉，要非三家之比，此万世公论也。先生天资卓伟，其于诗，非待学而工。然学亦无出其右者。方落笔时，置字如大禹之铸鼎，练句如后夔之作乐，成篇如周公之致太平，使后之能者欲学而不得，欲赞而不能，况可得而讥评去取哉。欧阳公平生常自以为不能望先生，推为诗老。王荆公自谓《虎图诗》不及先生包鼎画虎之作，又赋哭先生诗，推仰尤至。晚集古句，独多取焉。苏翰林多不可古人，惟次韵和陶渊明及先生二家诗而已。虽然，使本无此三公，先生何歉；有此三公，亦何以加秋毫于先生。予所以论载之者，要以见前辈识精论公，与后世妄人异耳。会李君来请予序，故书以予之。嘉泰三年正月己卯，山阴陆某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