公入谏省，时年尚少，以书白其大人，以为见事不言，非为臣之道。公之诸孙尝出以示仆，读之三复不能释手。呜呼，前辈忠厚之风不复见矣！此轴与昏氏家问，益见往来亲尔之意。其赞宾客公休致一帖尤可爱。丹阳洪兴祖书。

观蔡襄之书，如读欧阳修之文，端严而不刻，温厚而不犯，太平之气郁然见于毫楮间。当时朝廷之盛，盖可想而知也。自崇宁以来，以文章字画为天下主盟者，较之仁庙之时，贤否如何？人才盛衰，信乎其可卜治乱也。事至今日，但可恸哭耳。建炎三年己酉。

持笔如驭将，柔顺从指者皆非良材，而狰狞纵逸者亦不可制。要当兴伏抑按，每从人欲，而纸上戛戛，自有生意，然后为妙笔也。近世人多作无骨字，盱睢侧媚，有乞怜之态，故其所用者皆无心冗毫也。此笔才入手，则诸葛所制当为生硬矣。不能用诸葛笔而欲作字，如项羽弃范增而欲取中原也，其可乎？

墨以黑为体，以光为神。神采轻浮，不能深黑，譬如纨绮子弟。浓字大画，黑而无光，亦一田舍翁耳。眉山老仙谓陈瞻墨，潘生不逮。瞻何为者，敢冀潘耶？此论未公，吾不凭也。

研不必甚佳者。比尝见士人相矜曰：此端也，其色莹；彼歙也，其文致。不知文与色亦何与于墨乎？皆好奇之过也。大抵石在山者燥、在水者脆，脆者不能以制墨，而燥者又不行笔，二者胥失也。去是二病，虽凤咮足矣，亦何必近舍皇甫湜哉！

张长史脱帽露顶，抵掌于八仙之中。今物化数百年矣，每观其字，则恍然逸韵，犹在目前。颜鲁公作字端严可畏，张之屋壁，奸人胆落，与长史无毫发相类，而史氏谓鲁公独传其法，何也？盖字法三昧，当以神悟之。既悟矣，如嗣宗老宿，或以棒，或以喝，或作老婆态，种种不等，要之皆西来意也。

本朝评书，以君谟为第一，信嘉祐之间可以魁也。苏、黄继出，文妙天下，而书又能张其军，于君谟若无甚愧者。然君谟如杜甫诗，无一字无来处，纵横上下，皆藏古意，学之力也。苏、黄资质过人，笔力天出，其太白诗乎！深得其趣者，自当见其优劣矣。

米芾，楚狂者也。作字清远，有晋、宋气，所恨者但能行书耳。真如立，行如行，草如走，三者不可阙一也。若用《春秋》之法责备贤者，则米芾在所惜也。

丹霞赜师学余书未半年，亦有可观者。今来求益，吾术穷矣，姑使之择笔墨之精者以利其器，然后品藻古今能字者，以俾其自取耳。赜勉之，风韵不凡，他日所学当有不止于书者，吾将并得而告也。政和戊戌春，栟榈邓肃朝阳堂书。

闽中统八州之地，重山复岭，绵亘联属，而傍海城邑，亦居其半。大抵溪壑之交会，潮汐之吐吞，或汇为深渊，或激为奔湍，必曰蛟螭窟穴存焉。设有舟楫，乘险可虞，恶少椎埋，得以邀留行旅。自夏徂秋，飓母飘烈，瞬息暴至，固使人惴慄震悼。一旦雷雨晦冥，莫辨咫尺，凡问津者，皆病涉也。皇朝嘉祐间，莆阳蔡公君谟守温陵，始作石桥万安渡，雄盛冠于东南。丰碑岿然，大书深刻，邦人至今祠之。其墨本流传，常在人耳目，自尔所至，多取规模。然世间假修头陀行之流，往往藉此为奸，利囊橐，徒费岁月，迄无成功。如连江潘渡，本以姓著，先是里人林道夫等权舆其事，岁在乙卯，历四载，仅能凿石庀材。已而僧资逸辈嗣之，既再期，会计所醵金共不满二百万，皆废于索址，随筑屡毁，沙水荡潏，涨落崩腾，莫之禦也。道夫、资逸心志俱怠，辄弃去，又再期矣。前安抚使程进道适由永嘉移镇此邦，壬戌春二月也。渡有候馆，公少休焉，谓此渡实罗源、宁德、长溪三邑涂所自出，而车马如浙东、广右者络绎往来，念当积潦之患，与夫向所谓凡问津病涉者，诚不可无桥以济。锐意是举，召知县事阮侯朝瑞，俾经营之。侯思虑精密，善揣摩，用钩距，略不畀付胥徒，阴择所治号能住持僧数人者董其役。又得净安之思显，授以程度。思显坚忍通练，出纳惟谨，而畏督责，常踧踖救过不暇。予窃怪侯乃能从容三尺之间，独仰众人乐从，有成如此，不其难哉！然则是非毁誉，果可卜矣。时当终更，夤缘以书来，求予为之记甚力，予将何辞？姑缀缉本末。阮侯名圭，朝瑞盖其字，是亦莆阳人云。

姨弟赵德夫，昔年屡以相示，今下世未几，已不能葆有之，揽之凄然。汝南谢克家，癸丑九月十一日，临安法慧寺。

虞夏而降，制器尚象，著焉后世。由汉武帝汾脽得宝鼎，因更其年元。而宣帝于扶风亦得鼎，款识曰「王命尸臣，官此栒邑」。及后和帝时，窦宪勒燕然还，有南单于者遗宪仲山甫古鼎，有铭，而宪遂上之。凡此数者，咸见诸史记所彰灼者。迨魏晋六朝隋唐，亦数数言获古鼎器。梁刘之遴好古爱奇，在荆州聚古器数十百种，又献古器四种于东宫，皆金错字。然在上者初不大以为事，独国朝来寖乃珍重。始则有刘原父侍读公为之倡，而成于欧阳文忠公；又从而和之，则若伯父君谟、东坡数公云尔。初，原父号博雅，有盛名，曩时出守长安，长安号多古簋、敦、镜、甗、尊、彝之属，因自著一书，号《先秦古器记》。而文忠公喜集往古石刻，遂又著书名《集古录》，咸载原父所得古器铭款。繇是学士大夫雅多好之，此风遂一煽矣。元丰后，又有文士李公麟者出。公麟字伯时，实善画，性希古，则又取平生所得暨其闻睹者，作为图状，说其所以，而名之曰《考古图》，传流至元符间。太上皇帝即位，宪章古始，眇然追唐虞之思，因大宗尚。及大观初，乃效公麟之《考古》，作《宣和殿博古图》，凡所藏者，大小礼器则已五百有几。世既知其所以贵爱，故有得一器，其直为钱数十万，后动至百万不翅者。于是天下冢墓破伐殆尽矣。独政和间为最盛，尚方所贮至六千馀数百器。遂尽见三代典礼文章，而读先儒所讲说，殆有可哂者。始，端州上宋成公之钟，而后得以作《大晟》；及是又获，被诸制作。于是圣朝郊庙礼乐，一旦遂复古，跨越先代。尝有旨以所藏列崇政殿暨两廊，召百官而宣示焉。当是时，天子尚留心政治，储神穆清，因从琐闼密窥，听臣僚访诸左右，知其为谁，乐其博识，味其议论，喜于人物，而百官弗觉也。时所重者，三代之器而已，若秦汉间物，非殊特盖亦不收。及宣和后，则咸蒙贮录，且累数至万馀。若岐阳宣王之石鼓、西蜀文翁礼殿之绘象，凡所知名，罔间巨细远近，悉索入九禁。而宣和殿后又创立保和殿者，左右有稽古、博古、尚古等诸阁，咸以贮古玉印玺，诸鼎彝礼器、法书图画尽在。然世事则益烂熳，上志衰矣，非复前日之敦尚考验者。俄遇僭乱，侧闻都邑方倾覆时，所谓先王之制作、古人之风烈，悉入金营。夫以孔父、子产之景行，召公、散季之文辞，牛鼎象樽之规模，龙瓿雁灯之典雅，皆以食戎马、供炽烹，腥鳞湮灭，散落不存。文武之道，中国之耻，莫甚乎此，言之可为于邑！至于图录规模，则班班尚在，期流传以不朽云尔。作《古器说》。

建炎三年反正之始，枢密使张浚荐公可大用，申命前除。公辞，因致书宰相吕颐浩曰：「伏读四月八日赦书，首称遵用嘉祐条法，远方倾耳拭目，固以仁宗皇帝盛德大业跂望主上，而以魏国忠献辅佐勋绩，期于相公也。夫嘉祐政事，其大要本于爱民，始于审谋，成于果断。置宽恤司，诏均田税，募耕唐邓废田，收诸坊监及牧马馀田赋贫民，籍户绝田租，置广惠仓，出百万缗，赐诸路常平为籴本，弛江淮茶禁，通商收税。罢提点刑狱，武臣守令治有善最者，使久于其任。凡此数端，事方经始，必博采众谋，详究利害，立为条约，委曲周尽，故议成而举朝不异，令下而所至奉承，行久而弊端不见。至于军政修明，戎行辑睦，六军耸听而骄惰革，边方震慑而暴横消，则其政事本于爱民，审谋能断之明验也。今朝廷欲理兵政以强国，而官吏不知恤民以养兵，是欲稼之长而涸其水，欲木之茂而去其根，则与嘉祐本于爱民之意异矣。至于众谋纷纭而国论未定，命令交错而民听未孚，法制数更而下不知所守，其与嘉祐审谋能断亦异矣。夫审谋而不断，罔克有成，断果而不藏，必贻后悔。惟相公深究嘉祐政事本末，专务爱民。凡新旧法度与增添创置一切扰民之事，置司讨论，参稽众谋，穷极利病而后罢行，则政事可立，民心可安，军旅可强，雠耻可雪，宗社可宁矣」。朝廷遣使诣公所居，诏州郡以礼敦遣。寅时修起居注，上赐之手札曰：「卿父未到，可谕朕旨，催促前来，以副延伫」。公以建康东南都会，上既在是而眷待如此，行次池阳，会闻车驾移驻姑苏，将踰浙而东，公重感疾，遂具奏而返。是日亦敕下除公提举临安府洞霄宫。绍兴元年十二月，除中书舍人兼侍讲，公辞，因致书参政秦桧曰：「《春秋》大略贵前定，是故拨乱兴衰者，其君臣合谋，必有前定不可易之策。管仲相齐，狐偃辅晋，乐毅复燕，子房兴汉，孔明立蜀，王朴佐周，莫非策画前定，令出必行，故事功皆就。建炎改元，圣主忧勤愿治于上，大臣因循习乱于下，国制抢攘，漫无定论，玩岁愒日，寖失事几。于今五年，已极纷扰。天下之事未有极而不变者也。至于极而不变，则危者遂倾，乱者遂亡。考今民情，尚未溃散，犹可更张，虽事几已失，无半古必倍之功，而危可复存，乱可复治，无倾亡之患必矣。宜及时建白前定之计，振颓纲，修弊法，变薄俗，苏穷民，庶几观听有孚，以启中兴之兆。《春秋》序正官名而纲纪重事责归宰相，盖位隆则所任者大。上则启沃人主，经理朝纲，中则选用百官，赏功罚罪，下则兴利除害，阜安兆民。仰而深思，夜以继日，犹恐有不得者，而暇省文书接词诉乎？顷者，遵用元祐大臣奏议，合中书门下二省为一，而事不分决于六部，是循名而不得实，并与不并，无以异也。宜及时建白，令列曹尚书各得专达，各辟其属，久于其任，责以事功，而宰执不复亲细务，庶几奸蠹消除，渐可为矣。《春秋》以好生恶杀为心，犹于叛逆之党必诛而不赦，以用兵侵伐为戒，独于救患解纷，惟恐次止迁延而欲其速也，以此见圣人之情矣。盖乱常毁则赦而不诛，则天理必灭，贼虐无辜，视而不救，则人道必沦。故罪在五刑，上天所讨，大眚俱肆，《春秋》讥之。苻秦之世，凡叛逆者必加原宥，终复失邦，措身无所。比岁盗贼毒遍诸方，皆奸恶之徒乘隙肆暴，非迫饥寒，官吏不恤，弄兵潢池之赤子也。而谋国者尽用招安，不吝浓赏，遂使军民倾心健羡，远近纵横，莫之能止。宜及时建白，乘破李成、马进之锋，尽扫三楚绿林之聚，诛魁首，散胁从，庶几遗种馀民复得解衣而寝矣。《春秋》贵守土疆，耻于丧地，戒于失险。昔尚父周公以盛德大勋受封齐鲁，而俭于百里，虽列壤南面，而大夫必命于王朝。方伯虽得专伐，而遣将出师必请王命。昨建分镇，举河南、汝、孟帝都之地合为一镇，轻以授人。若此类可疑一也。废置僚属，事无待报，二也。足食足兵，专征阃外，三也。舍建康，栖东越，而以湖北为分镇，四也。诏令已行，诚难反汗，然有应机，无害于信者。宜申述前诏，得专征者谓攘外寇讨乱臣，如李成、马进之比，则当不拘常制，或无故举兵，自相吞噬，必以擅兴坐之。又别降指挥，以湖北一路与诸镇事体不同，当仍旧制，亦无失信之嫌。宜及时建白，保固形势，倚为基本，庶几有恢复之期矣。《春秋》大一统，遵王命，恶臣下分权，讳贱人犯上，历纪王正而不私朔，使举上客而不称介副，微者名姓不登于史册，所以严分正名也。比者虽命江表三省复归行阙，百司庶务决自天台，而宣抚重臣久居外服，诸方守将并假便宜。夫以便宜从事，本为出师，临机奏报不及，明有建炎赦文矣。诸路后来并不遵禀，或以察访为名而擅按他路，截留公赋，编营师臣，执杀郡守；或以节制为名，而擅兵外境，专斩命官，直转资秩，移易守将。或未被受指挥，先次便宜行事，或擅罢堂除监郡，自辟别路正官。凌蔑朝廷，于斯为甚。宜及时建白，收敛权柄，以弭分裂之形，严分正名，以遏侵凌之势，而后大经可正，民志可定矣。《春秋》恶以邪人塞言路，慎于遣使而重于用民力。台谏者朝廷纲纪所凭也，监司者外台耳目所寄也，守令者宣教条均赋役百姓所恃以安其生也。辨小事而不及大政，弹小吏而不及大官，三纲沦而不扶，九法斁而不救，则朝廷纪纲无所凭矣。漕臣理财赋而公私匮竭，宪臣理刑狱而盗贼公行，上下相蒙，莫知纠察，则外台耳目无所寄矣。惠泽壅而不宣，教条废而不守，暴虐百姓，与奸为市，贫穷孤弱冤苦失职，则田里无以安其生矣。宜及时建白，精选监司，刺举郡守，精选郡守，刺举县令；明诏台谏官，使论奏大事无入小言，则纲纪可肃，视听可用，赋敛可平，民力可裕矣。《春秋》戒失兵权而严于军律，以三纲为本，以民事为要，以赏功罚罪为先。昨者屡降诏书，专理军旅于行事，窃有所疑。伪楚篡逆之臣也，许录其亲属；金人不释怨之雠也，而遣使请和，其于三纲有未正也。河南江北，群盗啸聚，焚烧仓库，靡有孑遗，波汉之阳，外薄五岭，急征横敛，不务劝农，其于民事有未急也。误朝迷国之人，与尽忠死节之士，恤终赠典，略无差等，是赏未足以劝忠也。或擅兴专杀，或罔上奏功，罪状明白，典宪不申，是罚未足以惩恶也。然则，何谓理戎旅乎？本则不正，治于末流，虽力扼虎，气盖世，必无成功。而谓安定天下在于长枪大剑，此杨邠、史洪肇所以丧身及其国也，可不戒乎？宜及时建白，行《春秋》理戎之法，使天下心悦而诚服，则盗贼可弭，边土可拓矣。《春秋》尊严庙制，而谨于祀礼，故古者师行必载庙主，寓戎田猎，以乾豆为先，战而必胜，其有以乎？顷者南狩，神主豫选洪、虔，馆御荐享未肃，奉常有请，顾谓迁移穷僻，为已试之效，至乞更择五岭之西，迎奉前去者。时方涣散，格庙为本，奉先既隆，人心自属，而献议若此，如礼乐何？宜及时建白，尊崇礼祀，严致孝享，则人知所从来，而天下服矣。《春秋》不与公族大夫专政用事，而以亲贤为急。圣主屡诏诸方，津遣宗室，俾赴行在，优加宠奖，诚以昨者皇族北徙，枝叶已疏，必施茂恩以滋根干。宜及时建白，上稽帝尧明峻德、睦九族之义，中循周汉急亲贤之隆，下扫六朝孤立之弊，则王室益强，国势磐固矣。自崇宁以来，邪说盛行，公论废格，献言者以乱制为能，不期于定制；从政者以扰民为事，不务于安民；用人者以办事为才，不求于晓事；望治者以速成为策，不冀于美成。取快目前，积成后患，至于纲纪大坏，宗庙丘墟，皆此曹所致也。积习成风，至今未殄。夫欲拨乱世反之正者，必变衰乱之俗，欲变其俗者必去衰乱之臣。今衰乱之臣死亡无几矣，然犹内历华途，外典方面，间有废黜，寻复宠升，毁誉不核其真，赏罚不当功罪，使圣上忧勤愿治未有见效者，亦皆此曹所致也。天下有公，是非出于人心不可易者。今国步艰危，民情摇动，宜乘势更改，转败为功。不然，大势益倾，不可复振矣」。朝廷不许公辞，又遣使至所居，公遂行，以《时政论》先献之。《定计论》曰：「臣闻自昔拨乱兴衰者，必有前定不移之计，而后有举必成，大功可就。修内政，张四维，师帅不遣上卿，伐国不动大众，教民怀生，示信讨贰，此齐侯晋文前定之计也。取关中，据河内，大封同姓，以惩孤立，减省官吏，以息百姓，抑制将帅，保全功臣，此高帝、光武前定之计也。斩高德儒，叱宇文士及，以远佞人，赏孙伏伽，礼王、魏以开言路，宣示好恶，使民向方，薄赋轻徭，选用廉吏，此唐太宗前定之计也。陛下履极六年，以建都则未有必守不移之居，以讨贼则未有必操不变之术，以立政则未有必行不反之令，以任官则未有必信不疑之臣。奕者举棋不定，不胜其偶，况立国而不定乎？夫难平者事也，易失者时也，舍今不图，后悔何及？人主广览兼听，不可自专，宰相择才使能，不可自用。望赐咨询，佥定国论，谋所以前定者」。《建都论》曰：「立国者必建都，必据形势，握轻重之权，必居要津，观方来之会，如北辰在天，安于其所不可动也。陛下驻跸金陵，本以旧邸，号称建康，降诏为受命之符，传播天下，则可都者一也。自刘先主、吴孙氏、诸葛武侯一代英雄，周游吴楚，皆称建康王者之宅，则可都者二也。北据大江，外阻长淮，隔绝奔冲，难于超越，则可都者三也。有三吴为东门，有荆蜀为西户，有七闽二广风帆海舶之饶为南府，则可都者四也。诸路朝觐，郡县贡输，水陆舟车道里适等，则可都者五也。凡都北者必辟境于南，而都南者必略地于北。昨者銮舆时迈，狩于吴越，则王道所谓望实俱丧，而晋不果迁之地也；三省百司寓于南昌，则李煜避周，徙自秦淮，卒不能振之所也。国势一统，不可数分，国都一定，不可数动，与北人居穹庐，逐水草，无城郭宫室市朝者异矣。今宜还都建康，环诸路而中持衡，则人心不摇，而大事可定也」。《设险论》曰：「按《春秋》书晋师伐虢，灭下阳。下阳者，虞虢之塞邑也。塞邑既举，则虢已亡矣。圣人特书，以示后世设险守邦之法，故魏人都许，不恃方城而守襄阳；蜀人都益，不恃剑门而守汉中；吴人都秣陵，不恃大江而守荆渚。夫荆渚，江左上流也。北据汉沔，西通巴蜀，东连吴会，真用武之国。故楚子自秭归徙都，日以富强，近并谷邓，次及汉东，下收江黄，横行淮泗，遂兼吴越，传六七百年而后止。此虽人谋，亦地势使然也。后逮汉衰，刘表收之，坐谈西北；先主假之，三分天下，关公用之，威振中华；孙氏有之，抗衡曹魏。晋、宋、齐、梁倚为重镇，财赋兵甲当南朝之半。其为江东屏蔽，犹虞虢之有下阳也。今欲定都建康，而以湖北为分镇，失险甚矣。按湖北十有四州，其要会在荆峡，故刘表时军资寓江陵，先主时重兵屯油口，关公、孙权则并力争南郡，陆抗父子则协规守宜都，晋大司马温及其弟冲则保据渚宫与上明，此皆荆峡封境也。今割以与人，使跨长江，临吴会，犹居高屋建瓴水也，独无虞虢下阳之虑乎？臣谓欲保江左，必都建康，欲守建康，必有荆峡，然后地形险固，北可出秦甲，西可下蜀货，血气周流，首尾相应矣」。又曰：「昔人谓大江天所以限南北，而陆抗乃曰『此守国末务，非智者所先』，何也？杜预尝袭乐乡矣，胡奋尝入夏口矣，贺若弼尝济广陵矣，曹彬尝渡采石矣，则其险信未足恃也。虽未足恃，然魏武困于居巢，曹丕困于濡须，拓跋困于瓜洲，苻坚困于淝水，皆不得渡，则其险亦未可弃也。设险以得人为本，保险以智计为先，人胜险为上，险胜人为下，人与险均才得中策。方今所患，在于徒险而人谋未善尔。地有常险，则守亦有常势。当孙氏时，上流争襄阳而不得，故以良将守南郡与夷陵；下流争淮南而不得，故以大众筑东兴与皖口；中流争安陆而不得，故以三万劲卒戍邾城。邾城，今黄冈是也。今欲固上流必保汉沔，欲固下流必守淮泗，欲固中流必以重兵镇安陆。此守江常势，虽有小变而大概不可易者也。今强敌侵河朔，叛臣扰山东、淮北，京畿诸镇处危疑之地，大江设险，未可轻弃，若委任得人，则不特可保江左而已」。《制国论》曰：「凡制国者必周知山川形势，土地所宜，然后可与谋。荆州在江汉沮漳之间，水陆沃衍，乃足食足兵要地。江左六朝所以必争，而不肯失也。北为分镇，使法得自立，兵得自用，财得自理，官得自命，即与战国诸侯无异，而非上世封建之法也。宜有更张，独仍旧制，通荆湖宪漕二司治盗理财，而以襄阳隶湖北，岳阳隶湖南，鄂渚隶江西，则地理连属，形利势便矣」。又曰：「变更旧制，不稽今古，则事不可行。近岁荆湖变更旧制多矣，于国家形势初无所益，徒困两路之民耳。今既复南北两路，宜罢荆峡分镇，仍旧制帅司于荆南，一便也。公安军宜仍旧废为属邑，二便也。靖州置在崇宁元年，自鼎、澧应副，岁费二十七万。今此二州既皆残毁，宜仍旧废为渠阳砦，三便也。武冈军置在崇宁四年，自邵、衡、永应副，费亦不赀。今此三州既皆空乏，宜仍旧废为武冈县，四便也。四者仍旧，创添窠阙，悉从除削，省并官吏，裁损文书。有所谓刀弩手、博易务、营田司事，皆欺罔驱民为盗者也，宜依往年禁止保马茶盐法施行，以戒误国害民之贼，然后国制定民心安矣」。又曰：「昔祖宗宅都于汴，其势当自内而制外，是故置京西路，而襄州在汉水之南，则以制湖北也。置湖北路而岳鄂在荆水之南，则以制湖南与江西也。今建都江左，未能恢复中原，则当自南而制北。置于江西者治南昌，而分兵屯鄂；置于湖南者治长沙，而分兵屯岳；置于湖北者治荆南，而分兵屯襄，则东南之势全，恢复之基立矣。今安抚大使古州伯也，形势必相属而后能相援，有无必相资而后能相成。五岭之外，财赋盛于东南，兵马出于西北，宜置大帅一员，兼统二广以殿南服。荆湖残破，北路尤甚，若置大帅必兼领夔府。盖峡中有盐、米、耕牛而无旷土，荆渚有沃衍桑田而无馀田。若弛瞿塘之禁，懋迁有无，商旅自西而入，物货沿江而下，不越数年，荆州富盛，形势可成矣」。《恤民论》曰：「保国必先恤民，而恤民之事有五：一曰除暴，二曰择令，三曰轻赋，四曰革弊，五曰省官。近岁除外暴者主通和，竟为敌国所误，不敢用兵，而其流毒遍中国自若也。除内暴者用招安，竟为盗贼所误，不敢用兵，而盗贼毒遍天下自若也。为民父母安得若是恝又官爵之？其与成汤为童子报雠，不亦异乎？今刘忠残党蹂数郡，曹成反复劫帅臣，理无可赦。宜早加殄灭，肃清江湖，然后精择县令，一意抚绥，则民心安，邦本固矣。近岁此官冗滥已极，宜以五说稍革其弊，籍中外尝为台省寺监官，依仿汉制，分宰百里，俟有殊绩，即不次擢用。又增重事权，优假其礼，许借服色，厚给廪饩。凡军马驻本县者，并听节制；其经由者悉从阶级，以免将士陵辱，示百姓瞻仰之尊。则又据今县分户口赋入多寡轻重分为三等，上县朝廷选差，中县吏部注拟，下县帅臣监司通共奏辟，不得侵互，立为定格。仍用宋元嘉法，以六期为断，革去三年为任、两考成资与堂选数易之弊，使吏无苟免，民心有系。凡三等县皆以四条：纠正税籍，团结民兵，劝课农桑，敦勉孝弟。俟及三年考其事效，已就绪者就行旌赏，未有伦者严加程督。如此则民心安，邦本固矣。焚林而田，非不得兽，而明年无兽；竭泽而渔，非不得鱼，而明年无鱼。以近事验之，京东、西路岁入凡一千万，其馀山泽之利，在祖宗时捐以与民，不尽取也，百姓归戴，无有二心。及李彦等取为西城之租，穷竭民力。其时若有言罢此掊尅，然后国用足，则必指为妄言也。然百姓愁苦转而为盗，今此四路所入，不归王府五年矣。荆湖南北岁入凡五百万，其外岂无遗利？在祖宗时捐以与民，不尽取也，百姓归戴，无有二心。及部使者取之折变，则有一折、两折、三折，收籴则有均籴、敷籴、补籴，散引则有曲引、盐引、茶引，受纳则有一加、再加、倍加。其时若有言罢此诸色，然后国用足，亦必指为妄言也。然百姓愁苦转而为盗，今此两路所入，不归王府三年矣。乃知有若所谓『百姓足，君孰与不足』，信不诬也。今封境日蹙，赋敛日重，百姓日贫，田莱日荒，更临之以贪吏，困之以弊法，是为敌国驱民也。愿诏大臣，速讲轻赋恤民之事，为生财足用之源，以京东西、湖南北为至戒，则民心安，邦本固矣。凡为国以利不以义者，皆自小人始，为其所见者小，不知大体，法所以弊也。祖宗时以义为利，四海无困穷之苦，天禄永安，所利大矣。姑以盐法论之，行于西者与商贾共其利，行于北者与编户共其利，行于东南者与漕司共其利。大计所资，均及中外，所谓以义为利也。崇宁首变此法，利出自然者禁而不得行，则解池是也。利在编户者皆入于官府，则河朔是也。利通外计者悉归于朝廷，则六路是也。诸路空乏，乃复百种诛求，尤不能给，民穷为盗，遂失岁入常赋以数千万计，则盐法实致之耳。陛下宜鉴前失，有所改更，久而未也，天下望焉。略以湖南一路言之，昔日岁课一百万缗，本路得自用者居其半，故敛不及民而上下足。变法以来，既尽归之朝廷，则本路诸色支费皆出横敛，至如上供旧资盐息者犹不蠲除，民所以益困也。又略以道州一郡言之，岁认上供钱二万缗，往时本州岁卖盐息常倍此数，故敛不及民而上下足。今上供钱仍旧，而盐息不复有矣，乃至以曲引均科，此民所以益困也。又略以来阳一邑言之，有未变法前官所自运盐，有既变法后客所拘纳盐，封桩日久，既缘军期支用，而盐司必欲追索，朝旨亦令拨还，不知何自而出，岂得不取于民？此民所以益困也。以一路一郡一县观之，则他处可知矣。今榷货所入，岁以千万计，其利至厚，谓宜遍下诸路，一一检会，凡若此类，悉蠲除之，以活百姓，使稍安其业，不至为盗，长纳二税，存国家大利之原，不亦善乎？榷酤之弊亦极矣，略以道州言之。课额既高，岁有亏欠，即抑勒专知牙校，令兼管州仓，俾因受纳，取足于税户，其害为如何？此民所以益困也。又以邵阳言之，酒课岁约二万馀缗，而折税为糯者凡六千斛，糯贵于粳价几一倍，其他固未论，此民所以益困也。近者尝下诸路会计，而州县利此为造弊之端，不以实闻。固当断以必行，令凡系官监酒务，许百姓买扑，入纳净利，与转运司及本州支用。收官务年费米麦等，专以赡军，兼济公私，存活百姓，使稍安其业，不至为盗，长纳二税，存国家大利之原，不亦善乎？如此庶几民心安，邦本固矣。自崇宁以来，中外创添员局，重以滥赏，不胜其冗，蠹国生乱，至今未革，而又加甚。兵官旧系两员者，添差至于七员八员而未止也；监当旧系一员者，添差至于四员五员而未止也。其馀荒残州县，未有百姓，先置官司，凡是旧员一一填足，又多不应差注之人，其为民害，不异寇贼。考于《春秋》，以民为重，而大夫次之；考于《孟子》，以民为贵，而社稷次之。故养民者陛下之职也。愿亟行并省，以建武为法，既不病民，所省官吏使居閒散，稍捐廪禄养之，亦无失职之叹，庶几民心安，邦本固矣」。《立政论》曰：「人主宰臣必先明其所职，而后政可立。选择忠贤以为辅弼，任而不疑者，人主职也。荐进人才，布列中外，赏罚不私者，宰相职也。唐太宗既黜封德彝邪说，任房、杜为相矣，又敕尚书庶务并属左右丞，而责二公以广求贤人，随才任使。此委相臣以其职者也。陈平既不答文帝决狱之问，自谓所主佐天子理阴阳矣，而召河南守吴公为廷尉，吴公治平为天下第一，其能致民无冤可知。此使九卿各得其职者也，而政有不立乎？陛下以宰相不可非其人，频有选任，可谓得人主之职矣。然而政事未立者，窃恐所以责任异于唐太宗，而宰相所以自任未若陈献侯也。夫坐政事堂，受词决讼，弊精神于簿书，而进退人才，赏功罚罪，有未察焉，则失其职矣，政何由立乎？陛下以庶务决之六曹官长，皆得专达，并如元祐大臣所请，自非大事，不复资白，则中书之务简矣。然后专责宰相，以慎简六曹长贰、诸路帅守部使者，及上县令宰，咸得其人，而政治不建，未之闻也」。又曰：「三纲军国政事之本，人道所由立也。三纲正则基于治而兴，三纲沦则习于乱而亡。春秋宋华督有不赦之恶，齐、鲁、陈、郑同会以成其恶，受赂而归，天子不讨，方伯不征，咸自以为利也。未几，陈有五父之乱，齐有无知之乱，郑有子突亹仪之乱，鲁有叔牙、庆父之乱。数十年间，四国舛逆，几至丧亡，则以昧于坚冰之戒，不能辨之于早也。《春秋》备书于策，以明三纲之重，为后世鉴，深切著明矣。昨者张邦昌挟女真，僭名号，援契丹立晋为例，分遣使人布谕诸路，直下赦令，倍行恩赏，原其用心，与华督何异？陛下特施宽典，赐死于隐，而不尸诸市朝，已失刑矣。及敌骑南骛，乘舆渡江，黄潜善及其党事穷计迫，乃指邦昌为金人所立而迫之至死，遂以致寇，欲自解其误国之罪，至其宗族皆命以官。是训诱乱臣贼子，使利于为恶，此臧哀伯所谓『百官象之，又何诛焉』者也？于是不踰旬月，苗傅、刘正彦有今将之心，既伏大刑，而近臣乃有抗章，乞行湔洗，无所忌惮。故比日群盗所在焚劫，或有官吏乐为之用，末流至此，可不戒乎？愿特降指挥，昨在围城有职当守禦、视城垂破而端坐不救者，有草为表章、上诋君父取媚敌人受其妇女者，有起自閒散、特仕伪朝长其谏省者，有于苗、刘肆逆并建节旄、所除制命极意称美者，及乞用邦昌、傅、正彦之党者，审其轻重，不过数人，依法施之，以正人心，息邪说，则三纲不至沦胥，而军国政事得以时立矣」。《覈实论》曰：「政事纪纲，莫大于赏罚，而功罪是非，以毁誉为本者也，必要其真伪而后赏罚当。比下赦文，推美仁宗皇帝盛德大业，应举行政事，并欲上遵嘉祐。臣尝考其大要，特在于直言数闻、毁誉核实而已，必自大臣与台谏始。大臣定功罪施赏罚于上，台谏论功罪主毁誉于下，不可不先核也。仁宗皇帝信王曾之正，任吕夷简之才，终以富弼、韩琦为宰相，而余靖、蔡襄、贾黯、吕诲等迭居台谏，此真伪所由核也。故丁谓虽以奸邪当国而终投四裔，寇准虽以忠正远贬而终得辨明，范仲淹虽屡以危言获罪，欧阳脩虽以讥斥佞人招难明之谤，而皆终闻政事。是邪说不得乱毁誉之真，而直道行也。邪说息，直道行，则恶人有所惮而不为，善人有所恃而不恐，此所以致至和、嘉祐之治者也。昨者黄潜善、汪伯彦、范宗尹辈广引奸邪，颠倒是非，变乱名实。谏官郑瑴攻李纲以六不可贷之罪，验于奏议则无据，按于施为则无迹，特以撰造文致倾陷大臣，当时遂信行之，又以美官激劝之，是欲其乱毁誉之真而不核也。言官马伸击潜善、伯彦措置乖方，凡举一事必立一證，皆天下所共知见，不敢以无为有，以是为非，当时乃罢黜之，又置诸危地残贼之。是恶其乱毁誉之真而不核也，邪说何由息，公道何由行乎？今瑴虽已死，恤典隆厚，伸虽有诏命，不闻来期。按《春秋》治奸慝者不以存没，必施其身，所以惩恶也；奖忠良者及其子孙，远而不泯，所以劝善也。陛下必欲继仁宗之政，则按是非，明赏罚，使天下知所惩劝，亦何远之有」？《尚志论》曰：「帝王应时而造，必先立志。欲定大事，而志不先立则无本矣，焉能有成？靖康臣僚不知责难，劝渊圣笃于立志，而即安屈辱，城下结盟，此齐国佐、宋华元请合馀烬，背城借一，誓死力争，有以国毙而不肯从者也。当时国势何异厝火积薪之下而寝其上？宰相徐处仁遽进谀说，以为金兵出境，社稷再安，由圣德俭勤，致有天人之助，遂言今日可比唐虞，而臣主俱荣，抑何志之卑陋也！故庙堂聚讼，颠沛末流，未及期年，坐以失国。夫志则不立，急于事为，虽有远猷宏议，必格而不得施矣。陛下自初发愤，欲殄寇雠，当时亲信左右莫能辅道，乃至因循，坐消岁月，国日益削，六载于今。然上天所以启悟圣情，日跻盛德，陛下所以深惩既往，刻厉将来者，可谓卓然有立于万物之表矣。愿坚持此志，无复变迁，仍饬群臣，各致法家拂士之义，必志于恢复中原，祗奉陵寝，必志于扫平仇敌，迎复两宫，必志于得四海之欢心，以格宗庙，必志于致九州之美味，以养父兄。然后文武百僚、六军万姓，丕应徯志，而陛下孝弟之责塞矣」。《正心论》曰：「心者身之本也，身者家之本也，家者国之本也，国者天下之本也。能正其心则朝廷百官万民莫不一于正，安与治所由兴也。不正其心则朝廷百官万民皆习于不正，危与乱所由致也。然心有所愤怒而弗能忍，则不得其正；有所贪欲而弗能窒，则不得其正；有所蔽惑而弗能断，则不得其正；有所畏怯而弗能自强，则不得其正。正心之道，先致其知而诚其意，故人主不可不学也。盖戡定祸乱，虽急于戎务，而裁决戎务必本于方寸。不学以致知，则方寸乱矣，何以成帝王之业乎？陛下日亲典策，博考古今往行前言，固将畜德，又经变故，备尝险阻。外患益深，必无邪念，至诚所发，通贯幽明，固有人不及知而天独知之者矣。愿更选正臣，多闻识、有智虑、敢直言者，置之左右，日夕讨论，以克厥宅心，表正于上，则内外远近将各归于正，奚乱之不息乎」？《养气论》曰：「凡用兵胜负系军旅之强弱，军旅强弱系将帅之勇怯，将帅勇怯系人主所养之气曲直如何耳，盖人主将将者也。以真养气，自反而缩，则孟子所谓约，而狐偃所谓壮也，壮则强。以曲丧气，自反而不缩，则孟子所谓馁，而狐偃所谓老也，老则弱。纣师如林，武王数其不事宗庙，贼虐谏辅之罪，则商曲而周直，故周胜。项羽威震天下，汉祖数其弑义帝之十罪，则楚曲而汉直，故汉胜。凡曲直者兵家之大要，制胜之先几也。金人称兵，曲亦甚矣。陛下上皇之子，孝慈之弟，自大元帅入践宸极。比年以来，克勤听政，追赏直士，登用谠言，令问四达，可谓直矣。以直对曲，胜负已分，中国士气宜不待鼓而自强。然敌兵每动，四方震慑奔走，莫与抗衡者，以兵家之略、制胜之几，未有以明之也。今欲使人人知彼曲我直，以作其衰败不振之气，更在陛下强于为善，益新厥德，使无有曲失可得指议，则守为刚气，可塞乎两间，震为怒气，可以安天下。将帅必听命而不敢骄，军旅必畏威而不敢惰，不待对敌接刃，而百胜之算已坐决于九重矣」。《宏度论》曰：「人主以天下为度者也，明当并日月，不可私照临，德当配天地，不可私覆载。所好当遵王道，不可以私劳行赏；所恶当遵王路，不可以私怒用刑。其喜怒则当发必中节，和气絪缊，而万物育也，故能理其情而君道备矣。然人情易发而难制者，惟怒为甚，克己然后可以治怒，顺理然后可以忘怒。《书》曰：『必有忍，乃其有济』。此治怒不迁之法也。忍者，隐忍不发之称。迁者，自此迁彼之谓。能隐忍而不迁，则事必济矣。汉高帝忍于有故怨者而封雍齿，忍于数窘辱者而赦季布，忍于比己为桀纣者而用周昌。至如丁公免己于厄，可谓有再生之恩矣，及即位乃斩以徇，其不赏私劳如此，故能成帝业于五载之近。陛下圣度虚明，天心广大，固当不以私喜亲近谀佞，亦当不以私怒疏远正直。中外百执其有迷国误朝罪恶昭著、众所指目不可掩者，虽有私劳，愿陛下与众弃之，不使幸而得免，以致天下之疑也。其有抱忠守正犯颜逆耳、公论所归不可蔽者，虽遭谗谤，愿陛下与士共之，不使退而穷处，以失天下之心也。如此赏而必当，是谓天命；罚而必当，是谓天讨。施之一人，而千万人悦以畏矣」。《宽隐论》曰：「自昔创业兴衰与增光洪业之君，待遇臣下，恩礼虽一，而崇高严恪，常行于介胄爪牙之夫，以折其骄悍难使之气；柔逊谦屈，必施于林壑退藏之士，以厉其廉靖无求之节，乃能驾驭人才，表正风俗。故汉高祖之威行于暴秦强楚，而不行于四皓；世宗之威行于寻邑、王郎、赤眉、铜马、陇蜀之主，而不行于严光、周党。惟公孙述能行其威于李业等，然不能行于吴汉。是何也？威有所当加，势有所可屈。加于所当加以立威则强，屈于所可屈以忘势则昌。反是道者难乎免于乱亡之祸矣。陛下屡下诏书，详延遗逸，而群臣有不能钦承美意者，凡所宣召，或有未至，不原情实，即肆谗谤，以为违于君命召不俟驾之义，被以偃蹇之名，而欲加以不恭之罪。虽陛下宽容，不从其说，而侍从近臣不有忠言奇策，上动圣听，奋扬天威，殄歼强敌，顾请施于疾病退藏之臣，其意安在？夫召而不至者，其心岂乐贫贱而恶富贵哉，其必有以也。若听其所守，下全隐居之操，上有好善之美，两得之矣。四月八日所下赦书，首欲上遵仁宗法度。谨按康定间尝以词馆招张俞矣，辞而不受，至于四五，其后又以修起居注用王安石矣，辞而不受，至于八九。皆从其欲，又优奖之，以励风俗，未尝加以雷霆之威，而纪纲不缘此而不立，命令不缘此而不行，威加于西则臣服元昊，威加于北则削平王则，威加于南则扫荡智高。柔巽屈于隐士而德愈隆，刚克伸于四裔而威愈震，可谓知所用矣。此其所宜遵者也。望特降诏书，申明此旨，凡被召有不能赴者，悉从其欲，不强制之。独以威刑外施暴威之戎，内扫贪残之贼与悍骄不可使之将，谗说殄行，则天下归心而治道成矣」。其言反覆甚详，此其大略也。论既入，上即命再遣使促召。未至，复除给事中。

前辈居官不苟且，不作痴儿计，于书判可见矣。公楷法行草，为本朝第一。闻薛绍彭得公所写《华清宫记》，谓米元章曰：「请公放下人我担子一看」。其为名世之士爱重如此，师其珍之。

荔子，其先夏末隐居岩谷，读松柏后凋之语，乃曰：「吾鄙不若其自拔行间，不易其操。秀出畦疃，人誉其实，则悫然可全也」。子孙悉遵其范，后散居粤、蜀。汉初，远孙支因南越王佗去帝号，随使入贡，留居上林。司马子长引为章句，以赡赋律，人始知名。或梦曰「答遝离支」，寤而莫识其义，筮得卦之离䷝（离上、离下。），曰：「离，丽也。日月丽乎天，百谷草木丽乎土，吾根于土木之列，后世子孙其显于文明之时乎！今梦与卦符，当缘卦受姓」。因省丽为荔而氏焉。至子为人，颜如渥丹，内明洁若冰壶，鸢肩火色，人谓似马周。每宾客环坐，必摘实抵核，众美之不容口，曰：「与子语，端如挹云表之露、沆瀣之液，渴心洒然为之释去」。子素知养生，每对客健啖之馀，必以蜜为浆。人或问其故，曰：「蜜中边皆甜，吾服食多，用以疏利尔」。会尚食监奏子名于上，上即日召见，与语，咀味其旨，称善久之，曰：「惜卿居南方僻远之地，不近长安」。令待诏中元。妃殊喜其为人，谓子「清心玉莹，当备启沃」。上因时时召见，或出，则上与妃虚己以待，致驿使交驰，每从楼上望见，骑尘蔽天，妃必笑而识其来。丞相九龄荐其实曰：「君子有三变，惟子有是夫」。居益熟，宾从盍沓，争求邀置，上疑有贿，诏曰：「子门如市，何也」？曰：「臣门如市，臣心如水」。上益厚遇之。子昆季见子显，咸谓：「吾侪视青紫如拾地芥，岂久累累于时，必待子乃食于时君耶」？子为奏名于上，赐陈紫、江绿，令如所志。又荔非元礼，亦将兵居塞下，同列咸害其宠，乘閒谮于上曰：「荔子为人，性多热中，易以形见。既乏耐久之表，又多乾没于下，非大臣体」。上唯唯，未有以发。会子晚节多内重，上繇是疏之，乃以酂侯封于家。子没，后蔡君谟谱其世家，闽族方著云。太史公曰：荔之先既能禔身后凋，悫然于世，子又能纯白备于胸次，韫椟而藏诸，虽无甚功烈，其进退不踰于实，亦君子之致乎！然率德易变，盖中人之疵，其不免于谗口，又岂一朝一夕哉？

宗法之废久矣！近代盛时，虽号为世家大族者，其子孙往往散越与凡民等，而况衰乱之世乎！同郡端明殿学士君谟公尝有志于斯，中遭多难，未尝一日而忘。今创重屋，上奉得姓之祖，神主又南，像其祖之有封在祀典者，配以子孙之功德者十位。重屋之下，延师其中，聚人子弟同教之。时享月荐，买田以给费。合族人之尊而年长者祭，则高祖者主之，盖知本者，以明大宗之事，则小宗之遗意也。自祸乱以来，惟学士公作斯谱，建此堂，以尊祖敬宗，示将来以遗族人子孙者，可谓远矣！莆阳以忠节显名，皆在其谱云。尚书吏部侍郎同郡叶颙撰。

臣误蒙亲擢，承乏左史。自供职以来，检讨记注故事，窃见今之史职废坏者非一，其尤甚者有四焉：一曰进史不当，二曰立非其地，三曰前殿不立，四曰奏不直前。何谓进史不当？臣闻唐褚遂良知起居注，太宗问人君得观之否，对曰：「史记善恶以为戒，庶几人主不为非法。不闻帝王躬自观史」。魏谟为起居舍人，文宗遣中使取记注欲观之，谟谓：「史官书事以存鉴戒。陛下所为善，无畏不书；不善，天下之人亦有以记之」。帝止。遂良与谟可谓能守官矣。至国朝梁周翰、李宗谔为左右史，乃建言每月起居注，愿先奏御，后付史馆，国史书之曰：「进起居注，自周翰等始」。岂不愧唐二子哉？庆历中，欧阳修为起居注，尝论其失曰：「自古人君皆不自阅史。今撰述既成，必录本进呈。前事有讳避，史官虽欲书而不敢。乞自今起居注更不进本」。仁宗皇帝从之。厥后佞臣执笔，乃复进史，沿袭不革，遂至于今。欲望陛下遵仁宗之训，革周翰之失，自今记注不必进呈，庶使人主不观史之美，不专在于李唐二君也。何谓立非其地？臣按唐制，每皇帝御殿，则左右二史夹香案而立，善恶必书。其后许敬宗、李义府用事，动必怀奸，惧为史官所记，遂废左右史侍立之职，凡谋议皆不与闻。文宗复贞观故事，每入閤，命左右史执笔立于螭头之下，由是宰相奏事得以备录，故开成之政，详于史书。国朝故事，天子坐朝则记注臣立于御座之后，欧阳修以谓起居者当视人君言色举动而书，若立于后，则无以尽见，乃徙立于御座之前。至修罢职，修注者乃复立于其后。今立于殿之东南隅，言动未尝或闻，可谓立非其地，有愧于修多矣。臣又闻元丰三年修起居注王存奏，欲追贞观故事，使左右史得尽闻天子德音，傥二府自有时政记，即乞自馀臣僚登对，许记注侍立。神宗皇帝曰：「人君与臣下言，必关政理。所言公，公言之。自非军机，何必秘密？盖人臣奏对，或有颇僻，或肆谗慝，若史官书之，则无所肆其奸矣」。大哉王言！然未及施行，至今议者惜之。今史徒有左右之名，而不知天子言动之实，群臣奏对，并以无所得圣语关报。职记注者但不过录诸司供报公文而已，何名曰史邪？臣欲乞陛下复欧阳修侍立故事，庶几言色举动皆得以书。如宰执造膝之日，自有时政记，亦乞如王存所请，凡馀臣奏对，许令侍立，亦足以伸神宗之志也。何谓前殿不立？臣历观自古左右史未尝不侍立于天子之侧，亦未尝有前后之分。唐制但云左右史分立于殿下螭头之侧，和墨濡翰，皆就螭之坳处。有命则临陛俯听，对而书之，不闻后殿立而前殿不立也。又闻欧阳修奏请：「自今前后殿上殿臣僚退，令少留殿门，俟修注出，面录圣语」。以此知国朝旧制，前后殿皆侍立矣。夫人主之言，不独后殿有之而前殿无也。宰执奏事、百官进对之言，不独后殿有之而前殿无也。今独后殿侍立，而前殿不与，义果安在邪？夫后殿侍立，虽立非地，然独立焉，亦爱礼存羊之意。前殿不立，是饩羊亦去，而礼意俱亡矣。今左右史分日而立，无言动之异。臣欲乞于前后殿皆分日侍立，庶几一言一动皆得以书，以备一朝之典谟，光千载之史册，诚非细事。何谓奏不直前？臣闻唐文宗谓魏谟曰：「事有不当，毋嫌论奏」。谟对曰：「臣顷为谏官，故得有所陈。今则记言动，不敢侵官」。帝曰：「两省属皆可议朝廷事，而毋辞也」。故国朝左右史皆许直前奏事。虽以奏史事为名，而朝廷事亦可议焉，盖亦文宗命魏谟之意也。熙宁中修起居注，张号奏曰：「近日缘例须牒閤门然后上殿，窃见枢密承旨每于侍立处尚得奏事，起居注既得侍立，或有敷奏，乞便面陈」。诏从之。臣自领职之后，初欲直前奏事，閤门以臣不预牒却之。臣又尝预牒矣，又谓今日无班次。臣每见閤门奏事未尝以班次为拘。左右史职言勋，当日有敷奏，乃必欲预牒閤门，又欲必有班次，则事有当奏而不得奏，其为失职多矣。臣又闻皇祐中，御史唐介论宰相文彦博，仁宗怒之。时蔡襄为起居注，直前论救。事出一时，又曷尝预牒閤门与必俟班次耶？况今来后殿奏对，未尝无班次，如是则记注之臣虽有直前之名，而无可奏之时矣。臣欲乞自今左右史奏事，当令直前，不必预牒閤门及以有无班次为拘也。臣所陈四事皆近日记注失职之大者。臣滥居是职，敢不尽言！伏望陛下考古验今，循名责实，断然行之，不胜幸甚。

《诅楚文》三，《集古》所录不及亚驼，意秦诅楚时，名山大川皆有之，其出有先后耳。秦自殽之败，与晋为仇，通盟于楚，当自此始。古者，诸侯祭不越望。亚驼并州川属晋，秦楚结好以摈晋，乃越境而质之，何也？蔡君谟谓古篆或多或省，或移之左右上下，惟意所欲，今观此文信然。如「不」为「丕」、「康」为「庸」、「失」为「丕」「、甚」为「湛」、「者」为「诸」、「义」为「󶸳」，以文考之，于义皆允。然余以类求之，其曰「穆公成王是戮力相好」，「是」字似当作「实」也。《春秋左氏》「宋人来渝平」，《公羊》、《谷梁》作「输平」。杜预以「渝」为变，二传以「输」为堕，释音渝羊朱切，输式朱切。此文云「变输盟刺」，则「输」与「变」类，盖古渝、输字通，当读为渝。因知二传释经之不及《左氏》也。会稽姚令威推考此文甚详，多所釐正，谓余曰：「岐阳石鼓，世以为史籀所作，本无所稽，特见韦韩之诗。惟此文战国时书，石刻中最古，且笔法精婉，非后世所及」。令威好古博识，篆隶八分无所不工，而以此文为宗，其言宜不妄，观者考焉。

修撰公丰碑大字美矣，而简尺间小字尤自在可爱，宜醉翁以继君谟也。

忠惠公灵应昭格，血食梨山庙。逮今数百年，建人奉祠甚严。前此，郡将、监司上其状，既赐庙号，屡进封爵，功德昭昭，在人耳目，其名氏宜不可掩者。然历世浸久，庸人续出，臆见以乱其真。

天地至精之气结为石，负土而出，状为奇怪。或岩窦逶迤，峰岭层稄，凡弃掷于娲炼之馀，遁逃于秦鞭之后者，其类不一。至有鹊飞而得印，鳖化而衔题。叱羊射虎，挺质之尚存；翔燕鸣鱼，类形之可验。怪或出于禹贡，异或陨于宋都。物象宛然，得于髣髴，虽一拳之多，而能蕴千岩之秀，大可列于园馆，小或置于几案，如观嵩少而面龟蒙，坐生清思。故平泉之珍秘于德裕，夫馀之宝进于武宗，皆石之瑰奇，宜可爱者。然人之好尚，故自不同。叶公之好龙，支遁之好马，卫懿公之好鹤，王右军之好鹅，齐宣王之好竽，阮籍之好锻，虽所好自异，然无所据依，殆无足取。圣人尝曰：「仁者乐山」。好石乃乐山之意。盖所谓静而寿者，有得于此。窃尝谓陆羽之于茶，杜康之于酒，戴凯之于竹，苏太古之于文房四宝，欧阳永叔之于牡丹，蔡君谟之于荔枝，亦皆有谱，惟石独无，为可恨也。云林居士杜季扬，盖尝采其瑰异，第其流品，载都邑之所出，而润燥者有别，秀质者有辨，书于简编，其谱宜可传也。且曰幅𢄙之至远，闻见或遗，山经地志，未能淹该遍览，尚俟访求，当附益之。居士实草堂先生之裔，大丞相祁国公之孙。予尝闻之，诗史有「水落鱼龙夜」之句，盖长沙湘乡之山，鱼龙蛰土，化而为石，工部固尝形容于诗矣。读是谱者，知居士之好古博雅，克绍于馀风，不忘于著录云。时宋绍兴癸丑夏五月望日，阙里孔传题。